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颜氏家训》因“篇篇药石，言言龟鉴”而广为流传。世人对于此书的理解与评价，多集中在事理与学问，如宋人沈揆《〈颜氏家训〉跋》称：
颜黄门学殊精博。此书虽辞质义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至辨析援证，咸有根据；自当启悟来世，不但可训思鲁、愍楚辈而已。
清人黄叔琳的意见大致相同：“人之爱其子孙也，何所不至哉！爱之深，故虑焉而周；虑之周，故语焉而详。”颜著之所以度越众贤，就在于“其谊正，其意备。其为言也，近而不俚，切而不激”。清人卢文弨强调其“委曲近情，纤悉周备”，此语为周作人《关于家训》所引，故广为人知。可卢氏注重的，依然是“家训”的启蒙意义：“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盖莫善于是书，人有意于训俗型家者，又何庸舍是而叠床架屋为哉？”也就是说，此书虽流传甚广，基本上是被当作“思想读物”，论者只及其世事洞明与学识渊博。直到今天，将《颜氏家训》作为文章阅读的，依然是少数。
章太炎及其弟子对《颜氏家训》的褒扬之所以值得关注，因其直接牵涉周作人的为人与为文，乃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关节。从嵇到陶，大约一百五十年；从陶到颜，又是一个一百五十年。借助于三百年间三个文人的命运及其思想史、文学史意义的思考，周氏兄弟完成了各自的形象塑造。
章太炎以其特有的敏感，在《检论·案唐》中首先提出颜之推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章氏认为，唐代因科举及政俗而过分注重华辞，“韩、李之徒，徒能窥见文章华采，未有深达理要、得与微言者”。对于主张“学贵其朴，不贵其华”的太炎先生来说，作为文人的颜之推，反而值得欣赏：“若夫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则可以无大过。隋唐之间，其惟《颜氏家训》也。”晚年讲学苏州，太炎依然不忘颜氏，在“文学略说”部分，称“之推文学之士，多学问语”，又引《颜氏家训》之“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说明“论感情，亦古人重于后人”：“非独爱别离如此，即杯酒失意，白刃相仇，亦惟深于感情者为然。”章氏承认《颜氏家训》“言处世之方，不及高深之理”，可欣赏其博于学且深于情。这一论述角度，与周作人颇为相似。
周作人喜欢列举其追慕的古人，谈孔丘、诸葛亮、陶渊明，取其人格及生活态度；举王充、李贽、俞正燮，注重的则是思想。至于兼及人格、思想与文章，周氏最欣赏的，很可能是颜之推。40年代中期，周氏曾表示，颜之“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乃是其理想的境界。
20年代初，周作人在孔德学校中学部教国文课，便选用《孟子》、《颜氏家训》、《东坡尺牍》作为教材。30年代中在北大讲“六朝散文”，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这部《颜氏家训》。半个多世纪后追忆，张中行、金克木都言之凿凿，前者更“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有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相对来说，柳存仁的描述更精彩。就在鲁迅去世的第二天，周作人照样挟着一册《颜氏家训》，走进北大的教室：
上了一点钟的课，沉沉静静的，大家既不开口发问或表示悼慰，周先生也单是念着书本讲话。忽然，下课的铃声响了，启明先生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点钟我不来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看了他的脸色的肃穆，沉静，幽黯，真叫人觉得他悲痛的心境的忧伤，决不是笔墨或语言所能够形容出的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象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捱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的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启明先生讲的是颜之推的《兄弟》篇，这可纪念的一课也是不rotten的。
如此合于礼，深于情，蕴藉温润，纯是晋人风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谢安的故事。不知是周氏刻意摹仿，还是作者妙笔生花。《颜氏家训·兄弟》有云：“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将数万之师，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亲也！”周氏兄弟由“怡怡”而“反目”，文艺界尽人皆知；选择兄长去世的那天，讲《兄弟》篇，实在太戏剧化了，或许是叙述者略加修饰，借以表达惋惜之意。
不过，借《颜氏家训》的阅读，凸显周氏兄弟的分歧，倒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周作人经常在文章中提及“思想通达”的颜之推，且将其与陶潜、傅山以及日本的兼好、芭蕉等相比附，可正面论述颜书的，只有《〈颜氏家训〉》（1934年4月）和《关于家训》（1936年1月）二文。其兄长鲁迅，恰好也有两篇谈论《颜氏家训》的杂文，可供参照阅读。鲁迅在1923年5月13日的日记中，曾记下“夜重装《颜氏家训》二本”，但未作任何评价。在30年代以前，鲁迅似乎从没对此书发表意见。只是有感于当时的社会思潮，鲁迅才在1933年10月撰《扑空》，1934年5月作《儒术》。鲁迅的杂文，直接针对的，是给青年开书目的施蛰存以及在无线电台演讲的冯明权；周作人则只是介绍自己何以特别喜欢《颜氏家训》。略为排比写作时间，仔细玩味言外之意，我以为，二者不无关联。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宣讲颜之推且广为人知的，只能是周作人。施蛰存给青年开书目时列入《颜氏家训》，绝非“独立的发现”。鲁迅当然明白这一点，这才有文章“并非专为他个人而作的”的表白。鲁迅称，“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这里所说的“思潮”，当然包括乃弟。本世纪30年代，颜氏名声迅速上扬，周氏堪称“始作俑者”。因为，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不为一般大众所了解，而苏州讲学又在日后，且传播面不会很广。《颜氏家训》之从“启蒙读物”上升为“经典著作”，周作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请看鲁迅是如何评说颜氏此书：
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
关于教子弟学鲜卑语事，鲁迅记忆有误，把颜之推的态度弄反了。好在鲁迅很快作了自我更正。在《教子》篇中，颜之推是如此对待齐士的热心介绍经验：
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对于颜氏在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骨气，后人多有表示赞赏的。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廉耻”则引录这段话后，有云：
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现实生活中的颜之推，与《教子》篇中所体现出来的，有不小的距离。这也是鲁迅在订正错误的同时，对“颜氏的渡世法”仍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原因。为严谨起见，鲁迅将齐士与颜氏合而为一，称为“北朝式道德”，并断言其“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
第二年，又有“时贤”出来宣讲《颜氏家训》中的《勉学》篇，其强调有学艺者，即使兵荒马乱，也能“触地而安”，尤为鲁迅所反感。联系到时局艰危，鲁迅感慨遥深：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虽则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最后一句体现出来的忧患，实在刻骨铭心，而且竟很快地“不幸而言中”。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鲁迅为何对颜之推持如此苛刻的态度。《扑空》中所称的“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除了“颜氏”一词有待修正，基本立论没必要改动。鲁迅当然明白“家训”这一文体的特殊性，《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对高傲的嵇康竟在《家诫》中教儿子“做人要小心”表示理解与同情；鲁迅愤怒的是世人对于《颜氏家训》的过分推崇，将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技巧”合理化，因而导致民心溃散、风雅凋零。
有趣的是，周作人撰于1934年4月的《〈颜氏家训〉》，同样提及《教子》篇中齐士教儿学鲜卑语事，对颜“俯而不答”的态度表示赞赏：“此事传诵已久，不但意思佳，文字亦至可喜，其自然大雅处或反比韩柳为胜。”同样拒绝齐士式卑微的处世哲学，周作人不像鲁迅那样嫉恶如仇且浮想联翩，反而强调身处乱世之艰难。言外之意，不满时人对颜氏的苛责：
六朝大家知道是乱世，颜君由梁入北齐，再入北周，其所作《观我生赋》云，“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注谓已三为亡国之人，但是不二三年而又入隋，此盖已在作赋之后欤。积其一身数十年患难之经验，成此二十篇书以为子孙后车，其要旨不外慎言谨迹，正是当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也。但是这也何足为病呢，别人的书所说无非也只是怎样苟全性命于治世而已，近来有识者高唱学问易主赶快投降，似乎也是这一路的意思罢。
最后一句，话中有话。参照《关于家训》之嘲笑“后世宣传家”写文章时极不诚实，“自己猴子似的安坐在洞中只叫猫儿去抓炉火里的栗子”，不难明白其所指。30年代周氏兄弟之间深深的隔膜，于此可见一斑。周作人出于对“宣传家”的反感，强调“说话负责任”，本不无道理；可由此转而怀疑鲁迅对社会思潮的忧虑，则显得“所见者小”。
《颜氏家训》之《勉学》篇，不及道德精微，只讲利害得失，本就有“取便”的意味；其批评“嵇叔夜排俗取祸”，更因强调“全真保性”，而很容易滑入“偷生”。《养生》篇有云：“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而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这句可圈可点的“见道语”（黄叔琳批），虽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作为补充，仍不改其“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初衷。比起后世“道学家”的虚假与骄矜，颜氏的低姿态叙述自有其好处，起码是“深明世故”，“懂得人情物理”。
30年代中期的周作人，讲情理，重常识，求节制，主要体现“得体地活着”，不再“知其不可而为之”，故“温润”有余，而“勇猛”不足。1934年夏访日，周氏花二十钱烧了一只小花瓶，题上杜牧《遣兴》诗句：“忍过事堪喜。”第二年，在《杜牧之句》中，周作人解释为何喜欢这句诗：“我不是尊奉它作格言，我是赏识他的境界。这有如吃苦茶。”借“吃苦茶”这“大人的可怜处”，论证“忍辱”之微妙。由“苦雨”而“苦茶”而“苦住”，周氏未免过分重视“苦”过之“甜”、“忍”后之“喜”了。两年后，就在北京城沦陷前夕，周作人撰《桑下谈·序》，重引杜牧的“忍过事堪喜”，称：“这苦住的意思我很喜欢，曾经想借作庵名”；“反正在中国旅行也是很辛苦的，何必更去多寻苦吃呢。”如此谈论“隐逸”，已经没有丝毫“带气负性”的意味，纯为“苟全性命于乱世”。难怪论者怀疑其不断宣讲“忍辱”，乃是对于自己日后的命运“有所自觉或预感”。
从“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转为力求“全身保性”的颜之推，周作人论说对象的转移，固然是“乱世”阴影的压迫日渐严重，可也跟其趋向于屈从与忍辱大有关系。博学通识的周氏，又一次找到了“合适”的话题。正因为对《颜氏家训》这一话题背后的意味十分了然，力主独立与反抗的鲁迅，才会如此反感。倘说鲁迅对于陶诗的辨正，还有学术争鸣的姿态；评说颜著时之声色俱厉，则只能读出对“北朝式道德”泛起之高度警觉。
正如周作人所说的，“古人的家训”，“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诚实的”，从汉人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晋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到明末清初的傅青主《家训》、冯钝吟《家戒》，均通达人情，少有伪饰。而在众多家训中，颜氏的著述之所以鹤立鸡群，最为后人所称道，就因其“宽严得中，而文词温润与情调相副，极不易得”。这种兼及思想与文辞的评判，方是周作人的独家秘诀。
《夜读抄·〈颜氏家训〉》中有一段话，常常出现在周氏关于六朝文章的论述中，只不过略有增删而已：
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这所说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原来只是史或子书，例如《世说新语》、《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以及《颜氏家训》。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以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
这里讲的是，“文章以外”，很可佩服的，“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风雨谈·关于家训》则反过来，强调“见识情趣皆深厚”之外，还有“文章亦佳”：
《颜氏家训》成于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见识情趣皆深厚，文章亦佳，赵敬夫作注将以教后生小子，卢抱经序称其委曲近情，纤悉周备，可谓知言。
周氏十分喜欢伍绍棠的《〈南北朝文钞〉跋》，曾在文章中多次引用。遗憾的是，伍跋遗漏了这情文俱佳的颜著，《关于家训》于是表示一点小小的不满。将《颜氏家训》作为“六朝文章”来解读，此乃周作人品味独特且过人处。
在《立春以前·文坛之外》中，周作人称其理想是达到《颜氏家训》的境界：“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可惜的是，此文写于1944年12月5日——此前半个月，周氏参加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公祭汪精卫大会；此后一年，周氏因汉奸罪而锒铛入狱——这一写作背景，使得其倾心“思想通达”，很难被公正对待。至于“文词渊雅”，更是被视为“末务”，未曾引起足够的关注。其实，谈论本世纪中国“六朝文章的复兴”，章太炎之推崇王弼、裴頠与范缜，鲁迅之追慕嵇康，以及周作人之发现“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的颜之推，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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