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
六十年后，重新引述此段文字，几乎不必作任何改动。也曾出现不少显赫一时的散文家，但周氏兄弟始终是两面不倒的大旗。近百年中国文坛上，小说、诗歌群雄角逐，唯有散文双峰并峙——周氏兄弟的地位无可争议。可是，周氏兄弟的文章趣味又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从二三十年代起，论文者总喜欢以其作为“判教”的依据。周氏兄弟文章之或寸铁杀人，辛辣遒劲，或舒徐自在，清冷苦涩，与其思想倾向与文化性格大有关联，从阿英、郁达夫到近年的舒芜、钱理群等，对此都有精到的评述。这里希望提供思考的另一维度，即“文学史写作”与其“文章趣味”之间的互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周氏兄弟都曾积极鼓吹白话文。白话文运动成功后，二位又都有意识地引文言入白话，以其略带涩味、略显古奥的独特文体，征服了广大读者。几乎与此同时，二位所撰文学史著，也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波及文学潮流。
周氏兄弟虽曾在大学教书，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其文学史写作，颇有表明个人文学趣味的倾向。因此，其“言说”固然重要，其“沉默”同样意味深长。对“文章”的研究，鲁迅的目光集中在从先秦到魏晋，周作人则关注南北朝以降。鲁迅偶尔也会提及公安、竟陵，就像周作人之谈论庄周、孔融，远不及对方精彩。把周氏兄弟的目光重叠起来，刚好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散文史”（这里暂不考虑现代文类意义上的“散文”，与秦汉文或六朝文的区别）。1923年后的周氏兄弟，已经告别“兄弟怡怡”的情态，也不可能再有学术上的分工合作。正因如此，周氏兄弟对于中国文章的不同选择，大有深意在。讨论这一点，最好将其师长章太炎、刘师培的目光考虑在内。
鲁迅刚去世时，周作人撰《关于鲁迅》，介绍其学问上的贡献，开列九种著述，其中包括校订《嵇康集》（未刊）。二十年后，鲁迅对于嵇康的一往情深已广为人知，学界论及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必定在此大作文章，反而是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似乎有意回避“师心以遣论”的嵇中散。在四段谈论鲁迅读古书的文字中，周作人提及不少诗文家，而出现嵇康名字的，只有轻描淡写的这一笔：
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
对唐宋八大家及桐城古文的蔑视，固然属于周氏兄弟；将嵇康与陶渊明并列，却难以表现鲁迅的文学趣味。翻阅周氏兄弟文集，明显可以感觉到兄爱嵇而弟爱陶，各有所好，且都相当执著，还由此而引发“文坛风波”。兄弟虽失和，毕竟不愿直接对垒，诸多旁敲侧击的妙语，只有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方才明白其具体所指。
从1913到1935年，二十三年间，鲁迅先后校勘《嵇康集》达十余遍，并撰有《〈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嵇康集〉序》、《〈嵇康集〉跋》、《〈嵇康集〉考》等文。在鲁迅整理的众多古籍中，《嵇康集》算得上是最为劳心劳神、费时费力的。30年代初，鲁迅曾试图将此校本刊行，可“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终于未能如愿。直到鲁迅去世后的1938年，凝聚先生多年心血的《嵇康集》，方才首次收入《鲁迅全集》。
鲁迅之接近魏晋文章，得益于章太炎的提倡及刘师培的阐发。至于在魏晋文章中独重嵇康，则更能显示鲁迅的心迹与趣味。章太炎之推崇魏晋文，最著名的莫过于《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一段话：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
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自唐以降，缀文者在彼不在此。
在《通程》中，章氏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见：“魏晋间，知玄理者甚众。及唐，务好文辞，而微言几绝矣。”而在众多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魏晋文章中，太炎先生对嵇、阮大有好感：“嵇康、阮籍之伦，极于非尧、舜，薄汤、武，载其厌世，至导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庄，玄言自此作矣。”
章氏的好友刘师培，对嵇、阮文章之精彩，有进一步的发挥。嵇、阮历来并称，所谓“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正如刘师培所说的，乃互言见意。虽则诗文俱佳，嵇、阮实际上各有擅场：阮长于诗，而嵇长于论。在《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中，刘氏是这样比较嵇、阮之文的：
嵇、阮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若施以区别，则嵇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衡，托体高健，嵇所不及：此其相异之点也。
表面上嵇、阮不分轩轾，可同课还有正面表彰嵇康的文字。一是引述李充《翰林论》后称：“李氏以论推嵇，明论体之能成文者，魏晋之间，实以嵇氏为最。”一是评述嵇文之“析理绵密”：“嵇文长于辨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
鲁迅对嵇文的评价，与章、刘大体相同，只是更强调其性格上的独立与反叛。在鲁迅看来，所谓“思想通脱”，便是“废除固执”，“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为了坚持思想的独立性，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非汤武而薄周孔”。在《〈嵇康集〉考》中，鲁迅称：“康文长于言理，藻艳盖非所措意；唐宋类书，因亦眇予征引”；而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说的更显豁：“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嵇文之所以“析理绵密”，与其“思想新颖”有关；之所以能够“思想新颖”，与其不愿依傍司马氏更是不可分离。借用明人张溥为《嵇中散集》所作题辞：“集中大文，诸论为高，讽养生而达庄老之旨，辨管蔡而知周公之心，其时役役司马门下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读也。”此等独立不羁的姿态，自然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比起文章之高低，嵇、阮二人的不同遭遇，更为历来的论者所关注。同是德行奇伟，迈群独秀，为衰世所不容，可阮得以终其天年，而嵇则丧于司马氏之手，世人于是多喜就此大发议论。《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有云：“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连嵇氏本人都有此“自我批评”，世人于是更心安理得地认同阮籍之处世哲学。也有直接批评嵇之心高气傲，颇有将其归结为“性格悲剧”的，最明显的莫过于《颜氏家训》：“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宋人叶适则另辟蹊径。在我看来，《石林诗话》对嵇殁而阮存的解释，更具洞见：
吾尝读《世说》，知康乃魏宗室婿，审如此，虽不忤钟会，亦安能免死邪？尝称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为可师；殊不然，籍虽不臧否人物，而作青白眼，亦何以异。籍之得全于晋，直是早附司马师，阴托其庇耳。史言：“礼法之士，疾之如仇，赖司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马氏，未必能脱也。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籍著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乎裈中。籍委身于司马氏，独非裈中乎？观康尚不屈于钟会，肯卖魏而附晋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为嵇、阮，我每为之太息也。
叶氏的意见，更接近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唐长孺等的论述。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这么一句话：“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同文，依据传统的说法，鲁迅以为嘲笑钟会“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八年后，鲁迅撰《再论“文人相轻”》，重新阐释嵇康之死：
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弄是非，也总有人去搬弄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
作为曹家女婿，嵇康无可选择地处于司马氏的对立面。这种无法掩饰的政治立场，使得嵇康要不投降，要不对抗，没有装傻或转环的余地。读读嵇康的《家诫》，不难明白叶适所说的致嵇康于死地的“不屈”。《家诫》当然也有世俗的一面，开篇仍见其志向远大：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死守无贰。耻躬不逮，期于必济。
此等“口与心誓，死守无贰”的人物，即便意识到面临的危险，仍会坚持“师心”与“使气”。
正是在这一点上，周氏兄弟出现明显的分歧。从《摩罗诗力说》赞赏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到《汉文学史纲要》表彰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再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认同嵇康“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追求的是反抗与独立。博识儒雅的周作人，则更倾向于思想通达性情温润的陶渊明。至于嵇康的剑拔弩张，与知堂趣味相去甚远，难怪后者有意回避。周作人的远离嵇康，与其极力推崇的颜之推不谋而合。颜氏批评嵇康不善养生，身处乱世而仍有那么多的牢骚与不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林语堂的“幽默文章”《悼鲁迅》。以“儒家之明性达理”，来嘲笑“战士”之“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未免失之轻薄。
周作人之追摹陶渊明，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十年的艰苦磨练。从“在文学上寻求慰安”的《自己的园地》（1923年）出发，经由“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的《雨天的书》（1925年），再到声明“闭户读书”却仍隐含忧愤的《永日集》（1929）和《看云集》（1932），终于，在1932年所撰致俞平伯信及《〈杂拌儿之二〉序》中，周氏表达了实现转变之自信：“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消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这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之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和成功的一种人生观。”十年间，周氏的思考日渐成熟，其自我定位也日渐清晰。而1934年《五十自寿诗》的发表并引起极大争议，更使得其“现代隐士”的形象深入人心。
就在世人纷纷评说周作人之“渐近自然”、“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以及陶渊明式的隐逸时，周氏本人也开始大谈陶令之如何“高古旷达”。1929年的《麻醉礼赞》中，周氏也曾提及陶诗之三句不离酒，但并无精彩的发挥。撰写于1931年的《〈苦茶随笔〉小引》则不一样，开始强调“古代文人中我最喜诸葛孔明与陶渊明”：前者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确是儒家的精神，但也何尝不即是现代之生活的艺术呢”？对于后者，“我却很喜欢他诗中对于生活的态度，所谓‘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似乎与孔明的同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法”。周氏关于陶渊明的引证与评述，集中在1934至1936年，且以《归园田居》、《自祭文》、《拟挽歌辞》等为中心，推崇其“看彻生死”，“乃千古旷达人”，其“以生前的感觉推想死后况味”，“大有情致”。周氏称，此种“婉而趣”的生活态度，正是自家追慕的“闲适”，亦即“大幽默”。
对于隐者，周作人“向来觉得喜欢”，就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于是只好当隐士去了——举出来的例子，恰好便是陶渊明。可在具体谈论陶的诗文及人格时，周氏从来只提情致与闲适，而未及其被埋没的“一肚子理想”。即便提及陶诗里的刑天舞干戚案，也只谈校勘，而不及志向。直到已经物换星移的50年代末，周作人方才承认《读山海经》之“慷慨激昂”，显示陶令也有“很积极”的一面，并反过来批评“古来都当他作隐逸诗人，这是皮相之见”。后一种说法明显受鲁迅影响，也是30年代的周作人所不愿接受的。
不能否认历代文人赞叹不已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于“久在樊笼里”者有极大的感召力。可陶渊明并非永远平淡恬静，《拟古》中的“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已经让人刮目；《读山海经》之“猛志”与《咏荆轲》的侠情，更为历代读陶者所关注。萧统《陶渊明集序》已称“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所谓“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令不纯为世外高人，其赋辞归来、高蹈独善乃别有幽怀。朱熹更是一语破的：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140）。
在回答陶渊明与韦应物的区别时，朱熹的说法非常有趣：
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韦则自在，其诗直有做不著处，便倒塌了底。
顾炎武同样谈论陶、韦，称其诗“何等感慨，何等豪宕”，足证其人“非直狷介，实有志天下者”（《菰中随笔》）。《咏荆轲》之“凌厉”，绝非“平淡”二字所能描述，历代评陶诗者没有异议；倒是《读山海经》常被解读为“词虽幽异离奇，似无深旨耳”；“皆言仙事，欲求出尘”，“总是遗世之志”，很少像鲁迅那样，从“金刚怒目”的角度立论。
陶潜不只“把酒”，也曾“抚剑”，这一点，并非现代人的独特发现。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舟中读陶诗三首》，便将陶潜与屈原、孔明相提并论，强调其豪情与侠骨，甚至认定其性情磊落远在杜甫之上：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
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陶潜磊落性情温，冥报因他一饭恩。
颇觉少陵诗吻薄，但言朝叩富儿门。
唐宋以降，陶令确实主要作为隐逸诗人而受到尊崇。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其“带气负性”，历来不乏解人。当然，渲染其“平淡”，抑或突出其“豪侠”，很大程度取决于读陶者的志趣与心境。
正因如此，当曹聚仁评述《五十自寿诗》，并以陶渊明比附周作人时，语调相当克制：
周先生近年恬淡生涯，与出家人相隔一间，以古人相衡，心境最与陶渊明相近。朱晦庵谓“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陶渊明淡然物外，而所向往的是田子泰、荆轲一流人物，心头的火虽在冷灰底下，仍是炎炎燃烧着。周先生自新文学运动前线退而在苦雨斋谈狐说鬼，其果厌世冷观了吗？想必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
只是由于周氏本人以及诸同道对于“平淡”的过分推崇，越说越玄虚，引起左翼文化人的反感，这才有鲁迅揪住一则短文大发议论的“轶事”。
1935年12月，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六十号上发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此文系答复夏丐尊关于钱起这两句诗“究竟好在何处”的提问，本是卑之无甚高论。可朱君不愿就诗论诗，希望借此发挥其别具心得的“静穆说”。于是有了以下这段被鲁迅揪住不放的妙语：
“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朱氏学有根基，将“静穆”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自成一家之言。只是其言必称希腊，靠“打杀”屈原、阮籍来“垫高”自家的美学理想，为鲁迅所不齿。即便如此，鲁迅反应的迅速而强烈，仍远远超出对一篇通俗文章的“斧正”：
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这篇《“题未定”草（七）》，是和《“题未定”草（六）》同时初刊于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1936年）的，二文题旨相近，可互相参照。后者同样提及陶渊明，同样强调其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表面上一讥朱光潜“摘句”，一批施蛰存“选文”，涉及的是读书方法以及文学批评的原则。可为何又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分明是施、朱之外，另有所指。考虑到其时周作人正大谈陶渊明，追随者也喜欢以陶说周，而同属“京派”文人的周、朱，关系又非同寻常——后者还曾专门撰文，赞赏前者之“能领略闲中清趣”。种种迹象表明，鲁迅对于陶潜形象的修正，与乃弟大有关系。
在众多关于《五十自寿诗》的评述中，曹聚仁的《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最值得重视。称“周先生十余年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二百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此语可与前一年刘半农为《初期白话诗稿》所撰《序目》相参照：
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
与刘半农的思路不同，曹聚仁强调的是周氏的“备历世变，甘于韬藏”，其以隐士生活自全，乃时势所逼，不得不然。只从时势变迁着眼，而不考虑新世代的崛起与思想潮流的转移，未免低估了周氏“隐逸”的象征意义。尽管如此，曹氏还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线索：从孔融到陶渊明。
正如鲁迅所说的，“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同处风云际会而又遍地荆棘的易代之际，孔、陶的生存策略大有差异。“孔融作文，喜用讥讽的笔调”，而且专与最高当局过不去，难怪曹操要将其杀掉。陶潜虽“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故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曾以孔融的态度和遭遇自比”，可想而知，对“悠然见南山”的陶征士，鲁迅不会特别感兴趣。《“题未定”草》之六、之七辨白陶潜并非浑身静穆，《隐士》、《病后杂谈》等，更干脆拿陶令之“雅”开玩笑。可惜的是，周氏兄弟之谈论陶渊明，多及其政治态度，而很少将其置于思想史背景来考察。
依照史家陈寅恪的观点，陶渊明的“平淡”与“自然”，并非“落伍”，而是一种独立的思想创造。既不同于尚老庄是自然者之“避世”，也不同于尚周孔是名教者之“进取”，更不同于名利兼收的“自然名教两是之徒”，而是别创一种足可安身立命的“新自然说”：
惟其仍是自然，故消极不与新朝合作，虽篇篇有酒，而无沉湎任诞之行及服食求长生之志。
寅恪先生强调，陶氏的新自然说与魏晋之际持自然说最著之嵇康、阮籍血脉相连，同样涉及家世姻亲及宗教信仰，而且隐含着反抗与激情。而其“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实外儒而内道”，“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若此说属实，则陶氏不愧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陶氏是否“大思想家”尚可商议，可将其“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思想史现象来审视，寅恪先生的眼光大可借鉴。
可惜，30年代的中国文人，面对新文化运动退潮后同人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局面，无力深入到思想史层面探讨，大多只在是否坚持知识者的批判立场上作文章。局限于道德判断，不但容易持论过苛，而且可能漠视学术史、思想史上的突破与创造。正因如此，在我看来，曹聚仁等虽找了个好题目，借“从孔融到陶渊明”来解读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却没有真正做好这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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