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之浮出海面，很大程度得益于新文学家之“重写文学史”。从革命者转为史学家，胡适等人对于五四新文学的论述，不能不发生很大变化。从强调“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到转而论证白话文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就因为“一千年来，白话的文学，一线相传，始终没有断绝”，只有短短五年时间。在胡适看来，汉魏六朝的乐府、唐代的白话诗和禅宗语录、宋代的白话诗及词、金元小曲及杂剧，以及五百年来的白话小说，分别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五个时期的白话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在有意提倡以及攻击古文权威这两点上，区别于此前的白话文学运动。如此叙述，自是基于其一贯遵循的“历史的文学观念”。1935年，胡适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撰写导言，依然认定白话文学运动的成功，“最重要的因子”，“第一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
为了“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胡适急于重写中国文学史。其具体策略是：从论证白话文学的合理性，转为力主“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这一转变的顺利实现，得益于教育体制的重建。1920年，教育部颁布部令，要求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课改用国语（白话），此乃白话文运动迅速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就像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所说的，教育制度的变迁，牵一发而动全身：初小改了，初级师范及高小就不得不改；初师动了，高师也不能无动于衷。一时间，如何从事国语教学，成了教育界的热门话题。教育部于是举行国语讲习所——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初稿，正是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1921）上的讲义。这与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乃据其在辅仁大学的演讲纪录整理而成，颇为相似，都是成功者的“传道授业解惑”，而不是基于尝试时的“立异恐怖”。
不同意胡适“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这一研究思路，周作人的基本主张是：“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依照“言志”与“载道”两大潮流之消长与起伏，周氏构建了与《白话文学史》不同的另一种文学史图像。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复古、主张自我，对应明末公安派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周氏于是得出一个相当大胆的结论：“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同样是为新文学运动“溯源”，不同于胡适的贪多求全——从汉魏乐府一直说到明清小说，周作人牢牢锁定在“晚明小品”这一特定朝代的特定文类，因而显得有理有据，易懂易学。如果说胡著主要着眼于历史阐释，周著则希望兼及现实写作——实际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出版，确实对30年代小品文的繁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推崇，20年代中期便已开始形诸文字；但是，1932年辅仁大学的系列演讲以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出版，仍是其学说大为普及的关键。林语堂之创办《论语》、《人间世》，提倡“性灵”与“闲适”，构成30年代中国文坛别具一格的“风景线”，此举与周氏的指点大有关系。尽管林氏后来上溯苏东坡、陶渊明、庄周，下及金圣叹、李笠翁、袁子才，入门向导仍是周作人“发现”的公安三袁。难怪其《四十自叙诗》称：“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
就在小品文大行其时、论战随之而起的1933年，鲁迅发表了《小品文的危机》，力主“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而不应该是“太平盛世”的“小摆设”。依此思路，鲁迅构建了另一幅文学史图像：除了强调明末小品“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更追根溯源，历数同样属于“挣扎和战斗”的晋朝清言与唐末杂文。
倘若将论题限定在“如何解释现代中国散文的成功”，胡适的禅门语录与白话小说，显得过于空泛；鲁迅的魏晋清言与唐末杂文，未曾认真阐述；林语堂的苏轼与庄周，只能算是明末小品的上溯。况且，鲁、林二说，乃是对于周作人明末小品说的回应。如此说来，影响最大且较有说服力的，还是当推周作人的假说。作为一种文学史诠释框架，借助于晚明小品来解读五四文章，自有其合理性。但有趣的是，真正谈得上承继三袁衣钵的，不是周作人，而是林语堂。周氏文章不以清新空灵为主要特征，其“寄沉痛于幽闲”，以及追求平淡、厚实与苦涩，均与明末小品无缘。周氏可谓明末小品的知音，却绝非其传人。强调公安三袁与现代散文有明显的历史联系，可并非佩服得五体投地：周氏的文章趣味，与晚明小品实有不小的距离。
如何解释这种文学史主张与个人阅读趣味的差异，不妨就从《风雨谈》中一则短文说起。钱锺书在评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对周氏提及许多文学史上的流星，偏偏漏掉了“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荣誉”的《梅花草堂集》颇不以为然。1936年，周作人撰《〈梅花草堂笔谈〉等》，正面回应钱氏的批评：
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为是难得罢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
不要说对“假风雅”的“山人派的笔墨”不以为然，就连屡受表彰的公安、竟陵，周氏也不无批评。一方面欣赏晚明非正统文人的“勇气与生命”，以为“里边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又对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表示怀疑：
我以为读公安竟陵的书首先要明了他们运动的意义，其次是考查成绩如何，最后才用了高的标准来鉴定其艺术的价值。我可以代他们说明，这末一层大概不会有很好的分数的……我常这样想，假如一个人不是厌恶韩退之的古文的，对于公安等文大抵不会满意，即使不表示厌恶。
也就是说，相对于世人顶礼膜拜的唐宋八大家，周氏更欣赏其反叛者；基于此文学史判断，晚明小品方才值得表彰。对于30年代出现的晚明小品热，作为始作俑者，周作人承认不无流弊，尤其担心“出现一新鸳鸯蝴蝶派的局面”。此前半年，鲁迅在《杂谈小品文》中，也曾讥讽不愿面对危难与感愤，一味提倡“抒写性灵”者，很容易变成“赋得性灵”。据鲁迅称，如此“性灵”，其“可怜之状”，“已经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鸳鸯蝴蝶派数等了”。对鸳鸯蝴蝶派的重新评价，并非本文的责任。这里只是借以窥探新文化人的基本立场：对于“轻佻”与“媚俗”，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晚明小品的提倡，由于得到林语堂等众多文人的呼应，很快形成热潮。就在晚明小品急剧升温的时候，周作人已经转而关注六朝文章的现代意义。1932年，周氏作《〈近代散文抄〉新序》，称：
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我很奇怪学校里为什么有唐宋文而没有明清文——或称近代文，因为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学的文章，现今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这个统系……
约略完成于同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其第二讲也曾述及六朝文章的魅力，只不过重点落在这“下有明朝”的公安三袁。至于对“上有六朝”的体认与阐发，有待此后几年的努力。
1945年，周作人撰《关于近代散文》，述及二三十年代在各大学讲授“国语文学”的经过，可见其构建文学史图像的进程。时人均由“现时白话文”追溯到四大古典小说，周氏觉得此思路“虽是容易，却没有多大意思，或者不如再追上去，到古文里去看也好”。于是从《儒林外史》的楔子讲开去，由王冕一跳就到了明清之际的文人，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去。“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记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至此，仍不过是新编《古文观止》而已。直到发现了可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直接挂钩的李卓吾、张宗子、公安三袁等，眼界豁然开朗，终于理清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氏此文，只讲到辅仁大学的系列演讲；其实，好戏还在后头。
此前，周作人已在孔德学校的国文课里讲起了《颜氏家训》；此后，周氏更在北京大学开设“六朝散文”课程。由“近代（明清）散文”而“六朝散文”，不只是课程设置的变更，更代表其文学史图像的重新修订。抗战很快爆发，周氏重写文学史的苦心孤诣，没能得到广泛的响应。不过，当年的老学生，若柳存仁、金克木、张中行等，都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及此别具慧心的“六朝散文”课。可见，周氏的自信不无道理：“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
周作人之追慕六朝文人及文章，有许多自我陈述，不待后人搜奇索隐。有趣的是，周氏一口咬定，兄长鲁迅与他同道，同样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或唐宋文。在50年代撰写的《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有四章（《鲁迅的国学与西学》、《鲁迅与中学知识》、《鲁迅的文学修养》、《鲁迅读古书》）提及鲁迅如何“看重魏晋六朝的作品，过于唐宋，更不必说‘八大家’和桐城派了”。称鲁迅读书“决不跟着正宗派去跑”，不喜欢韩愈、朱熹，而推崇嵇康、陶潜，这自是在理。可以下这两段具体叙述，可就有点离谱了：
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絜》，很精简的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
一般文人也有看佛经的，那大半是由老庄引申，想看看佛教的思想，作个比较，要不然便是信仰宗教的居士。但鲁迅却两者都不是，他只是当作书读，这原因是古代佛经多有唐以前的译本，有的文笔很好，作为六朝著作去看，也很有兴味。
之所以说“有点离谱”，并非否认鲁迅对六朝著作及汉译佛经的兴趣，而是这两段话，与周作人本人的自述，实在太相像了。
自从孙伏园记载刘半农赠送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联语，“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研究者论及鲁迅文章，一般都会兼及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倘若再将《汉文学史纲要》考虑在内，则鲁迅的“文章趣味”大致可以把握。一是欣赏人格独立，二是强调文采与想象，三是从文字到文章的论述思路。关于“文笔之辨”的叙述，以及对“文学的自觉”之体认，可见刘师培的影响；至于关注魏晋风度，尤其是为人的径行独往与为文的清峻通脱，则主要得益于章太炎。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直接引述的是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提及东京受业，怀念的是章师“战斗的文章”，而非“文笔古奥”，或者“经学与小学”。尽管如此，我还是认定鲁迅之发现魏晋，主要得益于太炎先生。同样，虽然有过《谢本师》的壮举，在学术思想上，周作人受章师影响也很深。单以文章论，褒扬六朝而贬斥唐宋，周氏兄弟的这种阅读趣味，明显带有太炎先生的印记。为了突出太炎先生“革命家”的一面，追忆二十几年前的东京问学，鲁迅称：
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求学时所接受的具体知识，或许真的是“一句也不记得了”，可学术趣味的潜移默化，却顽强地有所表现。鲁迅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沟通了与清儒的历史联系，以及晚年仍念念不忘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在在体现章太炎的影响。好长时间里，周氏兄弟不但没有亦步亦趋，甚至颇有反出师门的意味，之所以判定其文章趣味有所师承，原因在于，章氏复兴魏晋文的努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来说，刘师培主要延续清人的思路，而章太炎及周氏兄弟则更有创造性的发挥。
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太炎先生自称先慕韩愈为文奥衍不驯，后学汪中、李兆洛，及至诵读魏晋文章并宗师法相，方才领略谈玄论政舒卷自如的文章之美，逐渐超越追踪秦汉文的唐宋八大家以及追踪唐宋文的桐城派，又与汪、李等追摹六朝藻丽俳语的骈文家拉开了距离，形成兼及清远与风骨的自家面貌：
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然于汪、李两公，犹嫌其能作常文，至议礼论政则踬焉。仲长统、崔实之流，诚不可企。吴魏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者也。而汪、李局促相斯，此与宋世欧阳、王、苏诸家务为曼衍者，适成两极，要皆非中道矣。匪独汪、李，秦汉之高文典册，至玄理则不能言。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观乎王弼、阮籍、嵇康、裴頠之辞，必非汪、李所能窥也……中岁所作，既异少年之体，而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不欲纯与汪、李同流。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十五岁”则，有这么一段话，可与上述总结互相呼应：
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然正得唐文意度。虽精治《通典》，以所录议礼之文为至，然未能学也。及是，知东京文学不可薄，而崔实、仲长统尤善。既复综核名理，乃悟三国两晋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渐变。
这段“文章渐变”的自述，针对的是《訄书》的文体探索。比起“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的“论事”，章太炎更看重自家“博而有约，文不奄质”的“述学”。最能体现其“文实闳雅”的述学风格的，章氏列举的正是《訄书》。
《訄书》、《国故论衡》等对于三国两晋文辞的借鉴，须与太炎先生此前此后对于六朝文的阐扬相结合，方更能显示其转化传统的意义。周氏兄弟作为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两大散文家，在继往开来，拓展章氏的创造性思考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30年代以后的散文家，追摹的不再是章太炎，而是周氏兄弟。世纪末回眸，构建现代中国散文的谱系，其中借助于六朝文章而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很可能是如此描述：章太炎、刘师培——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废名、聂绀弩——金克木、张中行。这一谱系的中心在于周氏兄弟，章、刘作为先驱，自是功不可没；至于周氏兄弟的弟子及后续，只是为了便于叙述而“举例说明”。
借用鲁迅的概念，或“药·酒”，或“女·佛”，魏晋文与南北朝文，其实颇有差异。只是相对于“如日中天”的秦汉文与唐宋文，六朝文的独立品格方才得以确认。这里暂不分疏各位作家与六朝文的具体联系，而只是粗枝大叶地描述此“大趋势”。同样是“举例说明”，不妨先以废名的一篇短文作为“楔子”：
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为最不可及。我尝同朋友们戏言，如果要我打赌的话，乃所愿学则学六朝文。我知道这种文章是学不了的，只是表示我爱好六朝文，我确信不疑六朝文的好处。六朝文不可学，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的生长着，诗有盛唐，词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脉也。在我们现代的新散文里，还有“六朝文”。
此文表明周作人及冯文炳师徒对于六朝文的强烈兴趣，至于其谈论现代中国的“六朝文”，举的竟是以译介并摹拟英国随笔著称的梁遇春。梁氏散文之“玲珑多态，繁华足媚”，以及“芜杂”与“深厚”，确与六朝文有相通之处；至于将其径称为“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则只有学佛的废名，方敢如此直指本心。相对于梁遇春，更适合于作为“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来把握与阐发的，其实应该是周作人、废名师徒。
讨论“从文言到白话”，胡适的溯源章回小说，颇有说服力；探究“从白话到美文”，周作人的追踪明末小品，更是风行一时。至于描述周氏兄弟文章的典范意义，上串下连，六朝文的面影于是逐渐浮现。“重写文学史”时对于六朝文的日渐重视，与“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的迅速成长，二者密不可分。只是具体分疏时，最好将“三国两晋文辞”与“南北朝文钞”分而治之，因其牵涉到现代中国散文两大主将的不同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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