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与回向

    保国或著书

    讲学复议政

    对于在中国领风骚达四十年之久的胡适之先生，唐德刚有个妙喻：“他底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它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注视还不算，还要评头品足；而时机一旦成熟，又随时准备将他拉出来“祭刀”。所谓“名满天下，谤随之至”，此之谓也。在胡适生前死后的诸多批评中，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音调：一是将其作为政治家来要求，一是将他作为学者来评论。这两种批评都有其合理性，胡适既非真正的政治家，也不是纯粹的学者。只是如果笼统地用“政治家兼学者”或“学者型的政治家”来为胡适盖棺论定，恐怕也不甚恰当。因为，在我看来，胡适不过是个关心世事因而爱谈政治的传统意义的“书生”。政治既非其所长，也不是其真正的兴趣所在，只不过因缘和合，一次次卷进政治漩涡，居然成了重要的“政治人物”。在胡适去世后的诸多祭文悼词中，北京大学同学会所撰挽联最有意思：“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以“大儒”“国士”誉新文化斗士胡适，表面有点滑稽；可称颂其以学术为重而又不忘天下兴亡，我以为是抓住了胡适精神风貌的基本特征。

    对胡适学术成就的评价历来天差地别，可对其在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则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适之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尽可对这位“中心人物”褒贬抑扬，可只有将其置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其价值和局限。尤其是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的身影，在20世纪的中国并不孤单；好多第一流学者都在类似的困境中挣扎过拼杀过，尽管最后选择的学术路向可能迥然不同。

    因此，在本文论述范围内，我不大考虑胡适的政治态度，而是关注他对“政治”的态度。前者决定了他对国共两党的亲疏远近，并惹来了许多褒美与斥骂，为研究者所普遍关注；后者不大为人所重视，可实际上它不只深刻影响了胡适本人的学术事业，而且凸显了本世纪几代学者一直没能解开的中心情结。

    在胡适一生中，有过多次不谈政治的誓言，也有过无数高谈政治的阔论。并非前后期兴趣转移因而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而是他自始至终拿不定主意。不是该不该关心政治，而是如何关心才合适。胡适本人一再表白：“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同是对政治感兴趣，可以只是表示关注，也可以公开议政，更可以直接参政。由于胡适在现代中国的特殊地位，这三种选择都适合于他。歧路亡羊，太多的选择余地未必一定是件好事。胡适的困惑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而又适应时代的需要。王世杰是这样描述胡适的“政治兴趣”的：

    他最关心政治问题，他的关心高于一般实际从事政治工作的人，但是他却不愿意做官或从事实际政治活动。

    倘若由此推导出胡适是位不屑于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政治理论家，未免有点过奖；至于说胡适在政治方面“知识非常丰富”，“认识极为深刻”，而且有一套独立而又完整的政治理论，则近于谀词。胡适之关注政治而又不愿直接介入政治斗争，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也有他对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的独特理解。

    留学时期，胡适不只密切关注国内政局变化，而且积极参加美国人的选举等政治社会活动，这点在留学生中并不多见。按照胡适本人的解释，这一切又都是顺理成章：

    余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不独与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附以吾所以为近是之一派，与之同其得失喜惧。

    “投身其中”的目的除便于观察外，更重要的是“可养成一种留心公益事业之习惯”。

    今人身居一地，若视其地之利害得失若不相关，则其人他日归国，岂遽尔便能热心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害得失乎？

    也就是说，青年学子胡适很早就下决心，归国后将从事“政治社会事业”。这从四册《胡适留学日记》中众多关于中国政局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记录中，可以得到证实。

    可就是这么一个热心社会活动的留学生，归国后一转而提倡“不谈政治”。不谈政治不等于不关心政治，而是觉得有比“谈政治”更要紧的事，那就是思想文艺的革新。目睹了国内“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

    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更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将思想革命（国民灵魂的改造）置于政治斗争之上，这种策略在晚清就曾颇为行时过。可政治斗争手段的不断升级，使得非政治的改革努力显得过于“平实”，很难吸引日益激进的中国知识者。代表中国思想界倾向的《新青年》，1919年以前基本上是赞同胡适的主张，“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陈独秀对此颇有怨言：“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只是随着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五四运动爆发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出现，中国知识者的政治热情骤然高涨，谈论陈独秀所说的“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才成为新的时尚和《新青年》同人关注的重心。

    即便在这个时候，胡适对谈论政治问题仍然很不热心。只是在因陈独秀被捕而接编《每周评论》时，“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可在胡适看来，1919年四论“问题与主义”，基本上仍是思想与方法的论争；真正公开讨论政治问题，是从1921年提倡“好政府主义”开始的。此后一发而不可收，议政成了胡适的一大嗜好。办《新月》杂志、《独立评论》、《自由中国》固然是为了议政，晚年寓居海外，仍然喜欢对大小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更足见其兴趣所在。

    从归国之初（1917）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到亲自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前后不过五年时间，何以对“政治”的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胡适自己对此有个大致合理的解释：

    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

    政府的腐败以及政客的无能，固然是胡适决心议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更主要的刺激其实是来自《新青年》团体的分裂以及《新青年》同人的日益“左”倾。“主义与问题”之争，有思想方法的差异，也有意识形态的分歧，胡适是明白这一点的。只不过在他看来，前者更带根本性：政治信仰可以自由选择，而怀疑的精神和“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却是每个现代人都必须遵循的。在实验主义者胡适看来，那些高谈主义者动辄夸口“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其实纯是“自欺欺人的梦话”。真正的社会进步只能依赖于不懈的努力和点滴的改良。

    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至于大失望。

    军阀政府无药可治，“新舆论界”又只会放言空论，自信对政治颇有研究的适之先生，于是只好亲自出马了。

    在促使胡适出而议政的诸多直接刺激中，丁文江的批评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丁氏反对胡适改良政治先从思想文艺入手的说法，认定“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故主张知识者“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照丁文江的说法，官僚腐败军阀专横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三十五年后回忆这段往事，胡适承认当年之筹办《努力周报》改谈政治，“实在可以说是在君这种精神鼓动起来的”。

    作为一个政论家，胡适在《努力周报》、《新月》杂志和《独立评论》上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时评和政治论文。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胡适议政的内容，而且是其议政的特殊方式（或称姿态）：首先，不愿加入任何政党，“只持政见，而不持党见”，永远只是作为“独立的政治批评家”发言；其次，主张舆论家的职责不是“自动组织政府”，而是寄希望于“国中的智识阶级和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能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最后，严守议政参政区别，只作诤臣，不加入政府，拒绝当官的诱惑。这三者其实互有联系，正因为无意参政，才会满足于监督并援助政府，才会否定在现代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党；至于是否借此就能保证其超然于党派之外的独立地位，则实在不容乐观。在胡适，真正的最后防线是只谈政治不干政治；可最后连这道防线也因抗战爆发受命出任驻美大使而被冲破。胡适后来曾自我解嘲：“以前我们是不谈政治的，结果是政治逼人来谈。后来只是不干政治。”至于抗战时出任外交官，“这是我立禁约的第二十一年，可算已超出于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期限”。

    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与国民党最高当局关系的日益改善，胡适有过很多次出任高官的机会，可都被他坚决拒绝了。除了一任驻美大使，胡适不再直接参政，也不再“做官”——在他看来，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都不是官。这与中国传统读书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颇有区别，毕竟显示了近代知识者不依附于中央政权不以当官为唯一出路的独立个性。不再是仕隐、朝野简单对应的两极，而是可能出现一批非仕非隐并作为朝野之间过渡的独立的知识者。学优而不仕，自甘处于政权之外，通过创造和传播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来影响社会发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者的一种新的人生追求。胡适之不愿从事实际政治，除这一大的思想史背景外，还有些非常具体的实际考虑。

    在众多辞谢各种官职的信件中，胡适不断陈述不愿从政的理由。除了因具体时地因素制约而略有增删外，经常强调的是如下几点。首先，胡适自认是“最没有政治能力的人”，勉强出任政治外交职务，“是用其所短而弃其所长，为己为国，都无益处”。这似乎不是自谦之辞，从他不断赞叹丁文江和傅斯年既能治学又能办事，是“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不像他“只能拿笔杆，不能办事”，可见他对自己的行政能力估计很低。干政治不单需要组织才干，更需要唐德刚所说的“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而所有这些胡适又都不具备。勉力混迹官场，确实不是上策。其次，胡适自命为自由主义的“舆论家”，希望保持无党无派的独立地位，关键时刻能为民众也为政府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因而自信“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一旦入阁当官，不只“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且“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或许最重要的是第三点：胡适其实对实际政治不感兴趣，所谓关注政治只不过是想保持一种发表政见的权利。说到底，胡适只是入世的书生，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家。或者借用他答记者的提问：“任驻美大使，也只是玩票性质。”以此种厌恶实际政治的心理，即便勉强进入政府“玩票”，“也不过添一个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的废物，于政事无补，而于学问大有损失”。

    胡适对自己关心政治而又拒绝从政的特殊姿态，有过一个颇为精彩的说明：

    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思想，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这亦非鄙薄实际政治，只是人各有能有不能，我自有我自己的工作，为己为人都比较有益，故不愿抛弃了我自己的工作来干实际的政治。

    承认“实际政治”也是一门专门事业，并非每个“业余爱好者”都能干得了；在从事“自己的工作”的同时，又想保持为国分忧为民说话的权利和义务——这两点正是近代知识者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之处。既非完全不问政治只管自己的专业研究，也非乱问政治以为真能凭常识治天下；这种心态在正常运转的现代社会中容易被认同，而在急风暴雨的革命年代里则似乎显得过于拘谨。可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为了某种虚幻的理念而抛弃自己的专业违背自己的本性而从事实际政治的“书生”，终于发现胡适的话既适应于政府也适应于知识者自身：“国家是一件重器，政治是一件绝大的事……没有计划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无力问政或无意从政，可仍然关心政治，这又正是中国读书人的本色。50年代，胡适在辞谢参加总统竞选时，再一次重弹“过问政治不一定要做官”的老调，不过添了这么一句：“读书人谈政治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从孔孟起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而他本人什么都可以改变，唯有“那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气质，从未改变”。纵观胡适色彩斑斓的一生，这一表白大致可信。尽管胡适本人喜欢卖弄他之用实验主义方法谈政治，学者也常被他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世界大同主义、和平非战主义等弄得晕头转向，可在我看来，胡适仍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这主要不是指他的政治信仰和他所选择的政治道路，而是指他对“政治”不够虔诚，也不够专业化。他不过是从反对避世隐逸、反对独善主义的角度，以一种普通知识者都应该具备的人间情怀，以一种佛家大慈大悲的“回向”心态来关心政治、谈论政治。也正因如此，胡适之议政虽不甚高明，但其“不以恶众生故，嫌恨退没，不行回向；不以难调伏众生故，退舍善根，不行回向”（《华严经·回向品》）的“姿态”，仍值得后人永远怀念。倘若描述胡适议政的“姿态”，不妨暂时借用其《回向》诗：

    瞧呵，他下山来了，

    向那密云遮处走。

    “管他下雨下雹！他们受得，我也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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