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者看来，现代社会中的“出入仕隐”，全都是一种深具意识形态意味的“姿态”，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特立独行，一切都跟政治斗争“自动挂钩”。在这里，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无足轻重，“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都无法改变这一“姿态”在政治结构中的意义。可作为人文学者，我还是希望窥测当事人持这一“姿态”时的“心境”。即便这一切对改变当事人的政治命运和历史评价毫无作用，但对展示现代知识者的心路历程却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更有意义。胡适在现代政治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固然值得斟酌；而更值得研究的是，在20世纪中国纷纭复杂的思想学术潮流中，胡适如何“立身处世”，以及支撑着这一独特“姿态”的内在动机。在某种意义上说，胡适的选择是一面镜子，从中不难窥见现代知识者在思考如何处理政治与学术关系时的困惑。这不是一个十分轻松的话题，也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答案，深入进去很可能只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对于职业政客或纯粹学者，这问题并不复杂；可对于既对政治感兴趣又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来说，这问题可就复杂得多了。胡适的内心苦恼，很大部分来自于他既想“保国”又想“著书”，鱼与熊掌难以兼得。
“保国”与“著书”并非对立的价值体系，本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问题。只是在20世纪中国政治斗争白热化的特殊环境里，才会出现这种不成问题的“问题”。胡适因其特殊地位（先是新文化倡导者，后又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北京大学校长），一辈子多次对学生运动发表意见。主要是劝说引导青年学生，可也有自我说服的成分。在所有论及学潮的文章中，胡适谈论的中心不是该取何种政治信仰，而是该如何处理问政与求学的关系。前期相对倾向于肯定学生的问政热情，后期则突出学生求学的天职。由于学潮乃现代中国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胡适此等学究气的劝说实际起不了多大作用，徒然被对立的政治集团同时曲解为“煽动学潮”或“镇压学潮”。从20年代到40年代，胡适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个变化过程。可有一点，胡适从不抽象地肯定或否定学生运动，即使赞赏，也不忘指出此乃政治未上正轨时的权宜之计；即使批评，也乐于承认学生的问政“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这种态度，与政治家处理学潮的策略颇有矛盾，因而往往两边都不讨好。讨论胡适与民国年间学潮的关系，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只是借用他论学潮时所使用的一对概念“问政与求学”（或曰“保国与著书”）来分析其学术取向。
五四运动第三年，胡适发表《黄梨洲论学生运动》一文，针对社会上对学生干政的攻击，除重复前一年他和蒋梦麟联合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学生干政是因为社会变态政府腐败而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的观点外，更引述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学校》中的几段话，说明学生运动乃三代遗风，没什么可指责的。黄梨洲认为学校的价值不只在于养士，还在于使得“天子亦遂不敢自以为非是”，故“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有趣的是，胡适对黄宗羲这段话的诠释，其实已掺和进自己的人生选择，而不全是介绍评价古今学校的功能或学生运动的作用：
我并不想借黄梨洲来替现在的学生吐气。我的意思只是因为黄梨洲少年时自己也曾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他著书的时候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他不但不忏悔他少年时代的学生运动，他反正正经经的说这种活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这样一个人的这番议论，在我们今日这样的时代，难道没有供我们纪念的价值吗？
文章本是引述黄宗羲言论为学生运动张目，可结尾处突然插入黄氏生平。看来在胡适心目中可供纪念的，并不只是这种学生干政的“三代遗风”，更是黄氏少时保国老来著书这么一种生存方式。没有老来著书传之后世以成不朽，不过是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而没有少时保国谋求政治清明，则不外皓首穷经的老学究。清初大学者和大思想家黄宗羲之令胡适叹服，就在于他将保国与著书（政治与学术）完美地统一起来。
现代学术史上，也有这种先从政后求学，而且做出很大学术贡献的人物，比如只比胡适略长几岁的黄季刚和熊十力，都曾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又都很快弃政从学。章太炎和汪东分别为黄侃做墓志铭和墓表，一称“季刚自度不能与时俗谐，不肯求仕宦”，一称“民国既建，君壹意学术，退然不与世竞”。而熊十力的自述更见真切：
吾少误革命，未尝学问。三十左右，感世变益剧，哀思人类，乃复深穷万化之原，默识生人之性，究观万物之变。
近百年中国，风云激荡，热血青年罕有不投身政治斗争的；而从政后因不谐时俗，或者自度非事功才，转而专心治学者大有人在。只是胡适少年得志，未免过高估计了自己的适应能力。从一开始议政，胡适其实就认准自己的名山事业在学术（思想文化）而不在政治。不过学有余力，参预一点政治活动，也是公民不容推卸的职责，何况其时胡适已是全国思想界的领袖，根本不可能完全躲进书斋。当胡适自称“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时，他每周花在办杂志写政论的时间只有一天。可随着名声的增长，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所占时间越来越多，胡适这才日益感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更重要的是，政治与学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游戏”，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则”；同时使用两套规则交叉进入两种游戏，本身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弄不好两场游戏都可能失败。既然意识到这种困境，而又无法激流勇退，以其中之一为终生事业；也就只好在议政的同时努力强调学术的价值，并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学术研究上来。
30年代中期，胡适对青年学生之频频使用罢课作为政治斗争手段日益不以为然，强调“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是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这话虽是老生常谈，跟政府反对学潮的腔调似乎也没多大差别。可在胡适，说这番话是有其理论依据的。除了坚持社会进步只能是点滴改良，不可能靠激烈手段根本改造外，更突出其对“政治解决”效果的怀疑。青年学生凭一腔热血闹学潮，在胡适看来，虽有所得（推动政治改革），但得不偿失（荒废学业）。所谓得失的权衡，其实受制于论者的价值尺度。胡适之所以强调对于学生来说，求学远比问政重要，潜在的心理动机是将思想革新置于政治斗争之上。即便在大谈政治的时候，胡适也仍“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
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
到谈政治“真可谓止了壁了”之时，胡适更是主张：
我们还应该向国民思想上做一番工夫，然后可以谈政治的改革。（着重号原有）
也就是说，胡适心目中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思想文艺革新，既有其独立的价值，又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胡适晚年多次将五四运动称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因为“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是值得赞许的；可如果以为这种主观意图就能保证这一运动不与现实政治发生任何关系，则又未免过于天真。身为史学家而又幻想有一种不染“政治”尘埃的“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实在令人惊讶。这里用得着胡适本人1922年说的一段话：
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
新文化运动之思想启蒙性质，决定了其不能不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其实，胡适也是津津乐道于孙中山曾在《为创设英文杂志印刷机关致海外同志书》中对新文化运动之政治效果大加颂扬，只不过五四运动后思想文化界日益“左”倾，这一点令胡适深恶痛绝。胡适考虑问题当然不会没有政治倾向，可我还是希望从学理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当胡适谈论“思想”、“文化”、“学术”时，都是从与“政治”（实际政治）相对应的角度着眼。前期的注重“思想文化”与后期的强调“学术”，其内在思路是一致的，都是主张“学为政本”。在这方面，胡适的见解相当固定，有时甚至近乎迂腐。比如，他会指责今日之“新政客”的最大毛病是“不做学问”，而中国的最大危险则是“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这话搁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纯属“痴人说梦”。不过，倘若将历史尺度放大，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之得失，则此等“说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当年参与“说梦”的并不限于胡适一人，好多第一流人才都有此类“学术救国”的设想。民国二年吴稚晖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近日余与孑民、石曾、精卫等聚谈，皆确然深信：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
学风变则民风变，民风变则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这种说法，与张之洞《劝学篇·序》中对学术的尊崇基本上是相通的。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如此扬学抑政，读书人听起来自是十分过瘾。可我怀疑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远非“表里”、“体用”、“本末”之说能够概括。徐复观先生对政学之间关系的描述或许更可信：
从历史上看，学术思想若与现实的政治处于分离状态，则其影响力常系局部的，慢缓的。若与现实政治处于对立状态，复无有力之社会力量加以支持，以改变当时之现实政治，则现实政治之影响于学术思想者，将远过于学术思想之影响于现实政治。若在本质上系与现实政治相对立，而在形势上又须有某程度之合作时，则现实政治对学术思想之歪曲，常大过于学术思想对现实政治之修正。学术思想的力量，是通过时间的浸润而表现；现实政治的力量，则在空间的扩张中而表现；所以学术思想常无法在某一空间内与政治争胜。
你可以断言学术比政治更永久，可无法说学术比政治更强大。现实生活中政治几乎主宰一切——尤其是在政治未上正轨的社会中；而学术的影响则是潜在而久远，很难收功效于一时。近百年多少有远见的思想家、教育家力主“教育救国”、“学术救国”，虽说成效不大明显，可说了不会白说，做了不会白做，这一点历史将会证明。
胡适就有这种自信，自信他所从事的思想文化事业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故不屑于与新旧政客大小官僚争一日之短长。这也是胡适不愿从政的主要原因。“我不相信有白丢了的工作……我平生的经验使我深信，我们努力的结果往往比我们预料的多的多”；“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这种“信仰将来”的不是宗教的“宗教”，始终激励着胡适在思想文化界“尝试”、“努力”。
有历史癖的适之先生，当然热切希望自己能名垂千古。虽说曾试图用贱者微者与英雄圣贤同不朽的“社会不朽”论，来修正中国古代三不朽学说；但其实胡适深知“三不朽论的影响和效果是深厚宏远而不可估计的”。“这古老的三不朽论，两千五百年来曾使许多的中国学者感到满足”，因为它赋予中国书生一种安全感，即借立德立功立言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少年胡适显然曾被此三不朽论所慑服，以至五六十年后仍牢记当初那种阅读印象；而这种印象很可能一直是其奋斗的中心动力。立德、立功、立言虽界说模糊，胡适还是很清楚他之可能“不朽”，不在“立德”与“立功”，而在“立言”。这一点促使他屡次表示希望脱离政治摆脱杂务专心著述；而晚年回首往事，更是突出学术著述而淡化政治活动，撰成一部别开生面、自成一格的学术自传。
在胡适看来，不是所有形诸文字的东西都能称为“著述”，比如政论时评之类不可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者就不配称为“著述”。这一偏见在编辑出版自己的文集时，表现得十分突出。1921年《胡适文存》一集出版，卷四收入若干讨论社会问题的杂文；1924年《胡适文存二集》出版，卷三收入若干讨论政治的文章，不过《自序》中做了如下说明：
卷三的政治文字，大都是迁就朋友的主张，勉强编入的。《这一周》的短评，本无保存的价值。因为有朋友说，这种体裁在今日或以后的舆论界也许有推行的必要，所以我暂时留在这里。
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政论文章只收入一篇《名教》。到1935年，干脆将近年所作文章中关于学术思想部分抽出来编成《胡适论学近著》。“因为有许多讨论政治的文字——尤其是我这三四年来讨论国际政治的文字——在这个时候不便印行了。”其实不只是时过境迁或不合时宜，而是胡适本人看不起论政文字，以为不足以传世。50年代《胡适文存》四部出版合集，胡适不单不增添历年论政文章，反而将二集卷三的政论文字全部删去，理由是“稍稍节省排印费”。由作者本人删去《我们的政治主张》、《我的歧路》、《人权论集序》等在现代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文章，而保留一些相对零碎的论学文字，此事可见胡适对政论的态度。难怪时人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胡适本人后来也表示“颇悔删节之多”。
不过，从其对论学文字的珍视，我们反过来考察胡适一生，才能更好理解其“保国”与“著书”之间的矛盾。1938年7月下旬，胡适在法国连续收到蒋介石三电，催请其出任驻美大使；7月30日胡适给妻子江冬秀去信，解释他为什么背弃“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誓言，准备复电允任驻美大使：
那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会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誓：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
如果不考虑江冬秀一直不希望胡适走政治路，不考虑胡适本人对学术近乎痴迷的执著，以上这段话很可能给人“矫情”的感觉。可我相信，胡适发此誓言时是真诚的。同一天，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上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万不得已，我只能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
四年多大使任内，胡适不曾做过一篇纯粹学术文章，不免技痒难忍；一旦卸任，迅速转入学术研究，“希望能有二十年的岁月得专心于思想史研究”。
此后二十年，胡适真的拒绝各种从政的诱惑，“专心著述”。当然，胡适生性爱热闹，再加上为盛名所累，再“专心”也是不够专心。不过，胡适确实是在感觉到老之将至，考虑“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日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时，首先希望写出《中国哲学史》下卷，其次完成《中国白话文学史》，第三判决《水经注》疑案，第四才是如果国家有事，尽力而为，但“不一定担任什么公职”。这一订于1951年的“生日决议案”，后来不断被提及，成为督促胡适著述的一大动力。晚年的回台北定居以及拒绝从政，都以此为理由。可惜即便如此，胡适的三大著述计划还是没能真正完成。
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学者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时间流逝老之将至而自己竟然学业无成。自知没能力达到某一治学目标是一回事，本有能力达到而因各种琐事缠扰半途而废，这种悔恨自是铭心刻骨。胡适在学术上自视甚高，因此更对各种可能打扰学术研究的行政琐事不胜其烦。晚年反对数学家林致平出任学校行政，怕“毁了一个好科学家”，或许正是有感于此。对学者专心治学因而对实际政治口出怨言这一现象如何评价是一回事，但没必要将这一切意识形态化。“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题诗，并非表示跟共产党势不两立；国民大会期间“我今天已经报到了，还不够吗”之类的怨言，也不表示对国民党有多大意见。这些所谓的“政治寓言”，至多表达一种不得已从政干政的复杂心情，硬要从中发掘微言大义，似乎牵强附会——可惜此类说法至今仍很流行。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