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命题的现代诠释

    “具有广博学识”的专家

    “博学的人”与“国人导师”

    从“开山斧”到“绣花针”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胡适始终是个“问题人物”。学术史上评价时高时低的人物有的是，可像胡适那样一下被抬上天，一下被打入地的学者毕竟不多。开始是新旧学派拿他当战场，后来是左右文人拿他做台阶；轮到学术史家上阵，胡适已是百孔千疮。撇开那些纯属政治偏见的褒扬与谩骂，对一代学者胡适的评价仍然是见仁见智。没人怀疑胡适是开风气的人物，争论在于胡适到底有多大学问，做出多大的学术贡献。在世人眼中，胡适当然是个大学问家；可听某些专门家评说，胡适又似乎没什么学问。胡适最初以介绍杜威哲学和从名学角度治中国哲学史名家，金岳霖却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胡适自认对禅宗史的研究有“原始性的贡献”，梁漱溟则批评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胡适治学以讲方法论著称，殷海光却讥其大谈“科学方法”为浅薄且不长进。胡适好歹写了上百万字的文学史论著，可刘文典说他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批评者都是一时名家，而且都是盖棺论定式的全称判断（而不是针对某本书某个观点），这就令人不能等闲视之。倘若胡适真的在哲学史、佛教史、文学史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都站不住脚，那这“学问大家”的真假可就很成问题了。好在推崇胡适学问的也大有人在，而且不乏权威人士；故胡适学问之大小恐怕一时难有结论。有趣的是，赞赏者往往是就“学者”胡适立论，而批评者则大都就“哲学史家”或“文学史家”胡适立论。两种评判眼光显然有很大区别，一是用来衡量“通人”，一是用来衡量“专家”。而胡适的学问路数，恰好是在“通人”与“专家”之间，评判时自然很容易上下其手。或许问题就出在这里：生在一个学术分工日细的时代，却居然成为“学术界十项全能的杨传广”。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近百年中国的学术，“始终是停滞在‘发展中学术’（developing scholarship）这个阶段之内”，胡适的学问正是他那个时代的“恰当学术”；正因为是了不起的“恰当学人”（appropriate scholar），胡适才可能成为“朱子以后，对中国学术思想，继往开来，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此说对胡适评价是否过高可以商榷，但论者将其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转折关头来考察，却无疑是一种卓识。考虑胡适何以在“通人”与“专家”之间徘徊，远比单纯争论胡适学问之大小有意思；因前者实际上是古今中外学术思想交汇的一个特殊投影。

    “中西学术比较”这样的大题目，在胡适看来可能是“不通”，因为无法“拿证据来”。可实际上胡适也常常谈论此类“不通”的话题，比如以不同时代不同学科的中西治学方法相比较。说好听是“触类旁通”，说不好听则是“方法谬误”。当论者泛言空谈古今中西学术时，自然不能不将思路大大简化，否则无法满足两极分化、二元对立因而简洁明快易学易用的理论需要。当年胡适谈中西治学方法是如此，半个世纪后钱穆谈中西学术传统也是如此，只不过钱氏把胡适也捎进来批一通。其实，两人话语虽不同，思维方式却相当接近。胡适提倡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学术传统断裂，学者们不再求“融通体会”，而是“治学则务为专家，惟求西化”。钱穆做这一判断时，基于两个理论前提：一是“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二是“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后者涉及个人的学术选择，可以存而不论；前者以“和合”与“分别”、“通人”与“专家”概括中西学术的不同倾向，虽则新鲜有趣，却是个有待证实的“大胆的假设”。

    就表面现象而言，钱穆的如下说法大致不错：

    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

    可这种“通人”与“专家”的区别，到底是中西之歧，还是古今之异？亚里士多德、狄德罗、歌德都并非只是某一方面的“专门名家”，而乾嘉学派也谈不上推崇“通人”。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家之学”逐渐占上风，这点中西同例；只不过当20世纪中西学术交汇时，由于各自社会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学界显得更为注重“专家之学”罢了。

    其实，这种“通人”与“专家”之争，在中国“古已有之”，不过“于今为烈”罢了。“古之学者，博学虖六艺之文”（《汉书·儒林传》），自是无所谓专家与通人之分。秦始皇焚书坑儒，“六学从此缺矣”；及至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方才出现“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专家。有死守一经离章析句的专家，也就有但通训诂遍习五经的通人。班固本人是“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后汉书·班固传》），自然重通人而轻专家；不过《汉书·艺文志》中对中国学术史上这一重大转折的描述还是大致可信的：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司马迁提及“通人达才”，但未作界定（《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班固描述了这一古今学术分途，但未拟专名；到了王充，才将“能说一经”的“儒生”与“博览古今”的“通人”并举（《论衡·超奇篇》）。王充所论的“儒生”，近乎后世的“专家”；而他所论的“通人”，则与后世“通人”有别：因其博闻强识弘畅雅闲但未必能“精思著文”，故不若“文人”与“鸿儒”等第高。即便如此，学界中专家与通人的分野大致就此确立；此后学风代变，历朝历代都有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

    讨论为什么在某种历史氛围中“专家之学”（或“通人之学”）占上风，是个很有趣而又很复杂的学术思想史课题，并非单凭常识就能解答。这里只想指出，胡适面对的是个古老的论题，这个论题由于西学东渐而显得更富挑战性：今日学术界期待的通人，不只需要“古今兼通”，更需要“东西兼通”；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当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还是大有人在，起码胡适就是一个。钱穆批评胡适开启了注重专门之学的现代学术传统，其实是过奖了；综观整个学术生涯，胡适始终在“通人”与“专家”之间依违徘徊。其学问缺陷在此，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在此。

    几乎在留学时期，胡适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选择的学术路向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陷阱。《胡适留学日记》中翻来覆去讨论“博学与专精”的关系，即便再三“自省”、“立誓”，也无法掩饰其时内心的矛盾。对许多留学生来说，读书与择业是顺理成章的事，用不着费心思捉摸；而略有汉学根基但又充满报国热忱的青年胡适，却踌躇满志地忙于学术上的自我设计。1914年初，胡适作了一番痛切的自省：

    余近来读书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足以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后此宜痛改之。

    可同年年底，胡适又对这种专才教育的价值表示怀疑，似乎又倾向于追求博学多才：

    若终身守一物，虽有所成，譬之能行之书橱，无有生趣矣。今日吾国学者多蹈此弊，其习工程者，机械之外，几于一物不知，此大害也。

    晋人葛洪以“藏书之箱箧”喻博涉群书而胸迷苍素者，胡适则以“能行之书橱”喻学虽有成但了无生趣者，也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毕竟正在受严格的学院式训练，胡适当然明白现代学术的专业化趋向。第二年开春，胡适的观点趋于折中，既求精也求博：

    学问之道两面而已，一曰广大（博），一曰高深（精），两者须相辅而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

    这话绝对正确；可就因为太正确，谁都懂，也就没有多少信息量。十年后，胡适把这个意思编成两句粗浅的口号：

    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这两句格言之所以流传甚广，与其说传授了什么治学秘诀，不如说道出了读书人共同的苦恼：博与精何曾能“相辅而行”？学者只能根据自己更希望成为“专家”或“通人”，而选择“精”或“博”为主攻方向。

    胡适无疑是明白这一点的。当他自称“余失之浅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时，显然是以“专家”的标准要求自己。起先还计划“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后来发现这样安排骛外太甚失之肤浅，决心“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专治哲学”的决心刚刚下定，胡适又兴致勃勃地研究诗词进化的规则和白话文的发展趋向去了。不断的忏悔自省，并不能保证胡适成为治绝学的第一流专家，徒然显示出学院派背景给他造成的沉重的心理压力。终其一生，胡适都在这种心理压力下“紧张”地工作。就志趣与性格而言，胡适倾向于“通人”；而就训练与才情而论，胡适则更接近于“专家”。因外在环境的改变，胡适治学的兴奋点不断转移；可“务精”兼“务博”这一悲壮的努力一直没有完全放弃。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