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只希望能留此余生，做完几件未了的学术工作。我不能做应付人、应付事的事业了。
可此后的事实证明，胡适多少还是得做“应付人应付事”的事业，比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之类。
明知自己缺乏从事实际政治的兴趣和能力，而且性之所近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可还是一次次地被卷入政治斗争漩涡，以至无法“了我十五年的学术旧债”，这对于当事人无疑是很大的精神痛苦。胡适不只一次表白如下心境：
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又积习已深，近年稍任学校行政，每苦毫不感觉兴趣，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
这话很能体现胡适治学的浓厚兴趣，可如果由此推论胡氏希望完全脱离政治关门著述，则又差之毫厘谬之千里。30年代中期，胡适办《独立评论》惹来不少政治上的麻烦，而且明显影响学业，周作人劝其少管闲事，多注意于学术。胡适在复信中一面忏悔其“好事”的性情妨碍其“讲学论学”，一面又做如下辩解：
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
为什么编杂志就能睡得好？因编杂志是议政，是介入现实政治斗争，是尽知识者对于社会的责任，因而“良心上的谴责减轻一点，上床时能熟睡”。在胡适看来，论学更多是为己，议政主要是为人；这种人我之分固然决定了他不可能全心全意投入政治斗争，可也使得奉孔仲尼、王介甫、张江陵为“我的神龛里”的“三位大神”，以天下为己任以“努力”为信仰的适之先生，终究不能完全忘情世事专心论学。对此，胡适颇为自得地称：“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倒不在乎这种“公家的事”是否可为，关键是需要这种“为公家做工”的自我感觉。之所以没“为公家做工”，就会有“良心上的谴责”，压力来自中国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这一传统使得历代士大夫推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而鄙薄闭门读书独善其身者。胡适无疑是自觉认同于这一传统的，早年的借黄宗羲肯定学生问政是“三代遗风”，晚年的强调读书人谈政治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都可见其价值取向。
在《黄梨洲论学生运动》一文发表之后三年，胡适又在一次演讲中发挥黄宗羲的见解，用“讲学与议政”来概括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
古时没有正式代表民意的机关，有之，仅有书院可以代行职权了。如汉朝的太学生，如宋朝朱子一派的学者的干涉国家政治，如明朝的东林书院等。可知书院亦可代表古时候议政的精神，不仅为讲学之地了。
正因为书院不只是讲学之地，更代表士大夫议政的精神，对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极为不利，故明清两代屡被查禁，罪名是“广收无赖，多聚生徒”、“摇撼朝廷，爽乱名实”。最能代表书院这一议政传统的，是明代的东林书院，《明史·顾宪成传》称：
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书院本以读书明理修心养性为宗旨，只因中国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才会衍变为议政的中心。这一传统对后世读书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以至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撰的楹联“日月两轮天地眼，读书万卷圣贤心”，或者张之洞为广雅书院拟的堂联“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移其行；以通经学古为本，以救世行道为贤”，都远不如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撰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广为传颂。除东林书院的名气外，还因当下的“国事”比往昔的“圣贤”更为时人所关注。
将学校办成议政的中心，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不是一件好事情。像黄宗羲那样“不但希望国立大学要干预政治，他还希望一切学校都要做成纠弹政治的机关”，那是因为在黄氏设计的理想国家里没有国会一类的制度，才需要学校执行国会的职务。正是基于以上想法，胡适才再三强调青年学生之干预政治是不得已而为之；若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中，政治清明，且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学校就应该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不应该再肩负议政的重任。可问题是政治是否清明，民意机关是否有效，往往因各自权势不同利益不同而见仁见智。就好像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可天下何曾真正合于“道”？因此，这话也就必然被解释为“天下无道则庶人议”。看来，胡适对学校功能的界说仍然相当模糊。不过有一点，当胡适力主学校不应办成议政中心时，并没否认知识者议政的权利与义务。相反，当年留学归国前夕，胡适作《别叔永杏佛觐庄》诗，其中述志部分有“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等豪言。终其一生，胡适基本上是信守这一誓言的。大概在胡适看来，求学时不当因干政而荒废学业，学成后则因“济时艰”而不免“讲学复议政”。
在中国古代，“士”本就同时承担学者与官僚两重角色，“讲学复议政”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士志于道”，所谓“有澄清天下之志”，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固是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可也跟其有可能成为“王者师”并干预朝政这一特殊地位有关。随着社会分工日益加剧，现代社会中知识者的角色和功能都受到很大限制，还能否保持先贤“志于道”的情怀和借“道”与“势”抗衡的气概，实在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中国知识者能否适应专业化趋势，真正走“学术救国”道路，也仍然值得怀疑。起码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者，还习惯于亦学亦政的角色。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就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不该“有做官发财思想”。第二年开学演说，蔡元培又强调大学为培养学者之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十几年后回忆在北大进行的这场教育改革，蔡元培颇为得意，称其为铲除“科举时代遗留下来之劣根性”。所谓“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只是针对混文凭的坏学生，更针对政学不分的旧传统。学而优不仕，不仅使学术成为学术，亦使政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术界这种独立自由态度，不是逃避社会责任，不是脱离政治，而是为了更好地支持（或制约）政治。贺麟先生对这一新趋向评价甚高：
好在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影响。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因此学术界多少保留了一片干净土，影响许多进步青年的思想，培养国家文化上一点命脉。
不管这种评价是否过于乐观，学术是否能够真正独立自由，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学者们区分政、学的意图值得注意。这与古已有之的区分“学统”、“道统”、“政统”、“治统”不大一样，关键不在于“道”、“势”之争，也并非以“学统”或“道统”的维系自命，而主要是适应现代学术专业化趋向的一种角色选择。当然，这种“选择”是有其意识形态背景的，而且也确实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效果——起码是对政治万灵“神话”的消解以及对政治权威的质疑。这里只限于其对学术界的深刻影响。
明确政、学殊途以后，对知识者来说，大致有如下四种选择：第一，弃政从学；第二，弃学从政；第三，托政治于学术；第四，“讲学复议政”。第一、二种选择相对单纯些，可在20世纪中国，养成“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的人格”，其实并不容易；第三、四种选择相对复杂些，选择者必须承担很大的精神压力，如何处置两股内心要求之间的紧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自称“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可又偏偏不能不涉足政治的蔡元培，显然也像胡适那样感觉到“一犬追两兔”的困惑：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腾出一两点钟看看书，竟做不到了，实在苦痛极了。
照老友吴稚晖的说法，蔡元培最后选择的是“托政治于学术，将恃以彻底救国”的道路：“学术所以救国，救国即为政治。”此种选择，决定了蔡元培主要以其事功及人格，而不以具体的学术著述“存之于人人之心”。
同样是既不能真正忘情于学术，又不想完全抛弃政治，胡适与蔡元培又自不同。前者比后者无疑更看重具体的学术著述。所谓“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并非只是一时戏言，胡适确实希望借著述“不朽”。朋友们认定胡适的最大长处在于“教书做书”，对国家的贡献对后世的义务不在谈政治，而是“完成那《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别的考据工作（《水浒传考》那一类）”；胡适也“深觉人生只有这几个十年，不可不趁精力未衰时做点能做又爱做的事”。可在答应“重做故纸生涯”的同时，胡适给自己留了个口子：保留“爱说闲话，爱管闲事”的权利，理由是“自恨‘养气不到家’，但实在也没有法子制止自己”。胡适虽不曾像王国维那样成为纯粹的学者，可相当推崇王国维的治学路向。至于蔡元培等的“托政治于学术”，胡适甚不以为然。1924年为古史讨论作总结，胡适强调研究的目的是“明白古史的真相”，应该追求如何“去伪存真”，而不是考虑是否“有害于人心”。四年后，有人邀请他参与发起“中国学会”，胡适拒绝了，理由是不赞成其借学术谈政治的会章：
我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
正如胡适所慨叹的，“近时学者很少能了解此意的”。不只是政治家希望学术为政治服务，学者本身也不甘心于“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上者追求“经世致用”，下者可就沦为“曲学阿世”了。很可能并非耐不住寂寞坐不稳冷板凳，而是不忍风雨声中“闭门读书”。
同样有此人间情怀，同样关心民生疾苦、政局变幻，胡适宁愿在政论时评中体现其政治意识，而在学术著述中仍严守“实事求是”原则。“讲学”时不“议政”，“议政”时不“讲学”，真正让政、学分开，保持两者各自的独立性。这是胡适处理政学关系的特殊策略。作为学者，胡适追求学术的“纯粹性”，更多从学科发展和学术规范建立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作为公民，胡适则希望“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替人民说说话”。这本是正常社会中知识者立身处世的常规姿态，只不过在政治没上轨道，知识者要不不问政治、要不乱问政治的特殊环境中，胡适的选择才显得有点奇异。
在胡适一生中，最能体现这种“讲学复议政”理想的，是1922年5月创办《努力周报》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投身实际政治这十五年。在此之前，胡适力主“不谈政治”，目的是“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在此之后，或者出使美国，无暇“讲学”；或者寓居海外，无法“议政”。40年代末任北京大学校长和50年代末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议政”既不自由，“讲学”亦少闲暇。这“讲学复议政”的十五年，又可按所办杂志分为《努力周报》（北京）、《新月》杂志（上海）、《独立评论》（北京）三个时期。胡适曾非常感慨地回忆他20年代末在上海的三年半：
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
所谓“闲暇”，只是不当官，不从事实际政治。这三年半里，谈人权惹了大麻烦，虽说胡适以来文“含糊笼统”逻辑混乱为由退回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训令”，可这并非只是笔墨官司，没落得个“肉体解决”已属万幸。就在这积极“议政”（不惜触犯最高当局）的同时，胡适又确实潜心学问，这时期完成的《白话文学史》上卷、《菏泽大师神会传》、《神会和尚遗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等著作，都不是灵机一动就能弄出来的。1930年2月至8月，胡适除写作《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七章，14万字）外，还穿插作了好几篇短文，如此著述速度，确实当得上“努力”二字。其实，在办《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时期，胡适也是这样“讲学”、“议政”同时进行，互不干涉。《努力周报》还好说，才办了一年半，出版75期；而《独立评论》周刊可就不容易了，从1932年5月创刊，到1937年7月25日出完最后一期，五年间共出版244期。在此国难当头时刻议政，而且“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绝非易事。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政论和时评（涉及对日外交方针、中国政治出路、民治与独裁、信心与反省等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同时，胡适的学术研究也在积极进行。50年代拟议口述自传大纲时，胡适还特别提到这几年中他的四篇重要学术论文：《说儒》、《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醒世姻缘〉考证》和《颜李学派的程廷祚》。
至少从表面看，胡适政学分途、齐头并进而又“井水不犯河水”的策略是成功的：在那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他既尽了知识者问政的责任，也在学术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可这种成功其实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的；这点对胡适后半生的治学途径影响甚大。
为了强调政学分途，胡适不免过分突出学术的“纯粹”性。其实，“学术”不过是人类追求真理的一种特殊方式，其疆域的划定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假设”。什么是“学术”，什么不是“学术”，是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发展而移动变迁的。把这种人为的疆域凝固化，实际上限制了学术自身的发展，不是一种明智的举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从事思想文化革新，纵横驰骋，不问是学术还是政治，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一时期的胡适，对现代学术和现代政治的贡献都很大。到有意识地区分政治与学术时，其论政固是影响加大，可学术上则无形中作茧自缚：重历史而轻现实，重文史而轻社科，重训诂而轻义理，重知识论而轻价值论——后者都因可能接近现实政治而被视为“非学术”。这么一来，胡适治学的路子只能越走越窄，最后走到花二十年时间研究一部《水经注》。胡适治《水经注》有各种原因，其中一点是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学术”。
胡适对考据有特殊兴趣，其学术著述也以考据见长，以至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赞其“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一开始胡适显然不满足于清儒的考证训诂，希望能再推进一步，“走向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综合贯通的途径”。直到30年代中期，胡适还是企图走戴震的路子：“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章学诚《朱陆篇书后》）。这一学术思路，从他专门为清代学术史上两位奇才戴震与章学诚分别撰写专著，而且盛赞其不以考据为最后目的，可以看出来：
考订只可以考订为目的，而不可谈义理：这是当时一般学者的公共心理。只有戴震敢打破这个迷信，只有章学诚能赏识他这种举动。
在胡适看来，清儒治学的长处是重证据，能“据守”，短处是大家都“埋头做那‘襞绩补苴’的细碎功夫，不能继续做那哲学中兴的大事业”；而要“建立有系统条理的哲学思想，只有力求通核一条路”。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时，胡适颇有“通核”的气派；而到治《水经注》，则只有据守的份了。
从主张“通核”讲求“义理”，到推崇“据守”只求“考据”，胡适30年代中期学术路向的转变，有其学理上的考虑，也有政治环境的制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当生活中离政治越近时，胡适在学术上离义理就越远（越非政治化）。40年代末期的中国，国共两党两军大决战，炮火连天中，胡适忙于考辨《水经注》疑案。在1948年11月28日致顾起潜信中，胡适不无自嘲道：
在天翻地覆之中，作此种故纸堆生活，可笑之至！
其实一点也不可笑，正因为“天翻地覆”，才更必要“作此种故纸堆生活”。这正是胡适处世治学的诀窍。1947年10月，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在沪对记者发表讲话，其中有一句后来屡遭批判：“学生要解决思想苦闷，惟有埋头研究学术。”这话当然有压制学潮的意图，可在胡适并非存心骗人，起码他本人是喜欢借“研究学术”来“解决思想苦闷”的。在兵荒马乱中撰写一篇篇研究《水经注》疑案的文章，除了佩服胡适的学问癖之外，还得承认这种研究对其稳定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其心理调整功能不下于其学术价值。这点胡适本人或许心中有数。
留学期间，胡适偶然读了《歌德年谱》，深为“歌德之镇静工夫”所慑服，以后多次引述此例说服急于用世的友人：
德国文豪歌德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故当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物。
第一个被说服的是其女友韦莲司：1914年韦莲司感愤于欧洲战事之起，准备放弃学画，投军当看护妇，胡适“以歌德之言告之”，“女士以为然，今复理旧业矣”。第二个被说服的是德国鲁温斯坦亲王：1941年底鲁温斯坦亲王要求到中国参加抗战，胡适复信中又引述歌德不大为常人理解的“有意置身于当时大事之外的态度”，希望亲王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十九年后重逢，胡适方得知当年的劝告大见成效，“此君得我回信，颇受感动。后来他竟继续作教授生活”。或许是中国国情不同，同一番话却没能让中国学生大受感动并改弦易辙。1925年8月胡适在天津写了《爱国运动与求学》，照样引述歌德的例子，告诫学生“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而必须“立定脚根，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在日益高涨的学潮中，胡适的劝告毫无作用，徒然提供了批判的靶子。
不管劝告是否有效，胡适说服的对象都是试图弃学从政者，这与他所引述的歌德的例子实际上仍有距离。歌德本就是文人学者，并没因战事临近而投身政治或改换职业，而是靠调整研究对象来摆脱现实政治环境造成的心理压力，在一种相对稳定平静的状态中继续从事自己所擅长的工作。真正接近歌德这种在政治上不愉快的情形下，选择远离现实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者，不是别人，正是胡适自己。
靠远离现实政治并排斥“义理”来维持学术的独立和尊严，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均很成问题。一个起码的事实是，“埋头著书不问政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在现代社会中，谁也无法保证学术不与政治“自动挂钩”。胡适晚年之集中精力研治《水经注》疑案，其良苦用心值得充分同情，只是这一特殊经验未必适宜于推广。
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何以二三十年代还能“讲学复议政”，到四五十年代就只能“单打一”？到底是胡适老了精力不济呢，还是天地窄了施展不开？
§§第四章 专家与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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