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乃晚清古文经学大家，其文字音韵之学、其以佛学解老庄，都非清学所能限，故梁启超称：“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梁氏述清学，连带提及“绩溪诸胡之后”的胡适之，称其“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一是“非清学所能限”，一是“有正统派遗风”，二者凸显了章、胡学术背景的差异。从清学冲杀出来的章太炎，与有意承继清学的胡适之，在评价清学时出现较大分歧，这一点也不奇怪，因各有各的“期待视野”。虽说都对小学、史学、哲学感兴趣，不曾真正治过经的胡适之，谈论以治经为主体的清学，难免有点隔阂。好在所谓“治经治子之争”，其实与经学关系不大，主要是讨论能否满足于像俞樾那样“用《群经平议》之例，为《诸子平议》”。

    就在与胡适争辩经学、子学方法之前一年，章太炎曾著文批评时人之“好言诸子”乃“务苟简而好高名”，并称治诸子比治经、治史还难：

    其训诂恢奇，非深通小学者莫能理也；其言为救时而发，非深明史事者莫能喻也；而又渊源所渐，或相出入，非合六艺诸史以证之，始终不能明其流别。近代王怀祖、戴子高、孙仲容诸公，皆勤求古训，卓然成就，而后敢治诸子。然犹通其文义，识其流变，才及泰半而止耳。其艰涩难晓之处，尚阙难以待后之人也。若夫内指心性，旁明物曲，外推成败利钝之故者，此又可以易言之耶？

    诸子学之所以难治，除了文义艰涩、流变不清，更因懂哲理者知其内不知其外，明兴废者识其外不识其内。章氏之强调诸子难治，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不无自我揄扬的意味。答胡适问时称王、俞以治经方法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并非一时冲动信口开河。出身杭州诂经精舍、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的章太炎，当然明白“通其文义，识其流变”的重要性，只是觉得此等入门功夫不必细说。针对时人之“好言诸子”，章氏突出“通其文义”；针对胡适之限于训诂，章氏又强调“内指心性”。“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的章太炎，兼有治诸子学必不可少的两大基本功；即便如此，也仍感叹“精理诸子，信其不易”。对于“少时治经谨守朴学”的章太炎来说，治子之“不易”，主要在“玄言”而不在“名物”。在《菿汉微言》和《自述学术次第》中，章氏将其从经史政术走向佛学老庄作为自家学术变迁的关键，且着力渲染领悟“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时的喜悦。这种对于“清谈玄理”的执意追求，其实包含着太炎先生的自我反省。1900年，正值学术转折关头的章太炎，称学者有二病，病实者宜泻，病虚者当补：

    鄙人夙治汉学，颇亦病实。数年来，以清谈玄理涤荡灵府，今实邪幸已泻尽。

    正因为对汉学家之“病实”有深切的感受，章太炎才敏感地意识到其时已名满天下的胡适之及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学术上的缺陷。

    胡适的情况恰好相反，若借用章氏的说法，大概属于“病虚者当补”。虽说考留美官费生得益于一篇考证文章，其实胡适从小接受的主要是新式教育，汉学并无根底。其留学日记中谈汉学之处甚至比谈哲学还多，就因为后者是主修，且正在做博士论文；前者乃自学，只能记下零星感受。胡适读书兴趣固然很广，但“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作为留学生，胡适之治汉学，只能说是“补课”。即便如此，也都甚为难得——尤其是在那“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年代里。故蔡元培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首先表彰的便是其“能兼治‘汉学’”；至于“哲学”，乃胡君所专修，似乎更不在话下。胡适大概也有这种想法，《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论哲学史写作包括“明变”、“求因”、“评判”三部分，可重点落在史料的搜集与审定，至于自家的哲学立场反倒没有认真界说。相对于朴学家出身的章太炎，胡适之的哲学训练应该说更系统也更完备。从早年“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的读书计划，到晚年喜欢说的哲学是我的“职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娱乐”，胡适始终以治哲学为第一选择。可世人谈论胡适的哲学史著，偏偏在考据而不在思辨上做文章。蔡元培指出《中国哲学史大纲》四大优点，第一点便是“证明的方法”，即考实年代、辨别真伪的汉学功力；冯友兰则称胡适此书“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胡、冯二位历来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大异，且冯氏此说出于几十年后；但排除意气之争，此说仍有合理处。讲哲学而偏重实证，且以“汉学”见称于世，与其归因于胡适服膺的实验主义哲学，不如追溯其借赫胥黎的怀疑说、杜威的思维术糅合中西考据学思路而形成的“科学方法”。

    《中国哲学史大纲》当年之所以有“石破天惊”的震撼力，除了“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让“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大受打击外，更因其“排比时代比较论旨”等“系统的研究”，使得中国哲学显出“递次演进的脉络”来。正如蔡元培所说的，“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近人之治哲学史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著述形式。尽管世纪初就有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后者的《訄书》、《国故论衡》和《齐物论释》等更不乏精彩的哲学史论，但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却只能从胡适的大著说起。胡适批评前人著述“流于支离碎琐”，自称“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五四以后的学术著述，注重“脉络”与“系统”，鄙视传统诗文评和札记、注疏的“不成体系”，甚至有讥为“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过”的。这就难怪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特别注重“条理系统的整理”。古人很少“历史进化的眼光”，其学术思想及著述“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必须“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这种研究，以“构造”包括哲学史在内的“历史的系统”为归宿。也就是说，胡适所提倡的“现代学术”，不只涉及治学方法，还包括著述体例。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称两千年中国学术史上，只有《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国故论衡》等寥寥七八部体例严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的“著作”。对传统学人著书立说时之不讲体例，缺乏论证，只是“结集”、“语录”、“稿本”深表不满，胡适希望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新式史学”能为中国学界开一新天地。这种“新式史学”，除了胡适历来强调的文字浅显明白、思路条理清晰外，还包括著作分章分节、引文注明出处、使用标点符号、开列参考书目、“去据而用证”等西方学术论文的写作方式。从蔡元培和张荫麟对这两部开山之作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胡适的“尝试”效果甚佳；至于陈寅恪的批评治哲学史者过求“条理统系”而远离“古人学说之真相”，因牵涉到别的问题，留待下面再说。

    不知章太炎对胡适之的褒扬有何感想，这种著述体例“西化”或曰“科学化”的倾向，其实正是章氏所大不以为然的。1902年致书梁启超谈修“中国通史”事，章太炎批评日本人摹仿西方著作体例撰写的支那史“无关闳旨”，“要之彼国为此，略备教科，因不容以著述言也”。日本讲学时代，章氏更针对时人对中国史学“不合科学”的批评，反讥其开卷便是“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乃“油腔滑调”。在章氏看来，中西历史发展不同，著述体例自然也大有差异。西洋有“哲学史”，中国有“学案”；西洋有“文学史”，中国有“文士传”，很难说孰高孰低。只不过现在为了便于初学，必须编删繁就简、条理清晰的教科书；但不能说这就是理想的著述。本来“教科的书”就不同于“著作的书”，只求“简约”不求“繁杂”，故容易显得“科学”：

    若说合科学的历史，只在简约，那么合了科学，倒不得不“削趾适履”，却不如不合科学的好。

    章氏对新式教育颇多非议，以为远不及“搜徒索偶，以立学会”，故其平生于颠沛忧患之中，三次倡办国学讲习会，可就是不愿进大学教书。除了“幼慕独行”，无法“屈意去做提学使的属员”，以及不满学校成为“利禄之途”外，更重要的是鄙视学校的教学宗旨：

    制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

    这一攻击主要针对“最为猖披”的文科，因其谈论文学、哲学时只懂征引“远西之文”，而不懂“明道定性象山立大之术”；只懂写作条理清晰的教科书，而不懂“寻其根柢”，“提要钩玄”。这里暂时撇开两种著述体例和两种教育体制各自利弊得失的探求，单从学术思潮角度理解章、胡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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