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对于“汉学”的推崇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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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乃晚清古文经学大家,其文字音韵之学、其以佛学解老庄,都非清学所能限,故梁启超称:“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梁氏述清学,连带提及“绩溪诸胡之后”的胡适之,称其“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一是“非清学所能限”,一是“有正统派遗风”,二者凸显了章、胡学术背景的差异。从清学冲杀出来的章太炎,与有意承继清学的胡适之,在评价清学时出现较大分歧,这一点也不奇怪,因各有各的“期待视野”。虽说都对小学、史学、哲学感兴趣,不曾真正治过经的胡适之,谈论以治经为主体的清学,难免有点隔阂。好在所谓“治经治子之争”,其实与经学关系不大,主要是讨论能否满足于像俞樾那样“用《群经平议》之例,为《诸子平议》”。

    就在与胡适争辩经学、子学方法之前一年,章太炎曾著文批评时人之“好言诸子”乃“务苟简而好高名”,并称治诸子比治经、治史还难:

    其训诂恢奇,非深通小学者莫能理也;其言为救时而发,非深明史事者莫能喻也;而又渊源所渐,或相出入,非合六艺诸史以证之,始终不能明其流别。近代王怀祖、戴子高、孙仲容诸公,皆勤求古训,卓然成就,而后敢治诸子。然犹通其文义,识其流变,才及泰半而止耳。其艰涩难晓之处,尚阙难以待后之人也。若夫内指心性,旁明物曲,外推成败利钝之故者,此又可以易言之耶?

    诸子学之所以难治,除了文义艰涩、流变不清,更因懂哲理者知其内不知其外,明兴废者识其外不识其内。章氏之强调诸子难治,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不无自我揄扬的意味。答胡适问时称王、俞以治经方法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并非一时冲动信口开河。出身杭州诂经精舍、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的章太炎,当然明白“通其文义,识其流变”的重要性,只是觉得此等入门功夫不必细说。针对时人之“好言诸子”,章氏突出“通其文义”;针对胡适之限于训诂,章氏又强调“内指心性”。“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的章太炎,兼有治诸子学必不可少的两大基本功;即便如此,也仍感叹“精理诸子,信其不易”。对于“少时治经谨守朴学”的章太炎来说,治子之“不易”,主要在“玄言”而不在“名物”。在《菿汉微言》和《自述学术次第》中,章氏将其从经史政术走向佛学老庄作为自家学术变迁的关键,且着力渲染领悟“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时的喜悦。这种对于“清谈玄理”的执意追求,其实包含着太炎先生的自我反省。1900年,正值学术转折关头的章太炎,称学者有二病,病实者宜泻,病虚者当补:

    鄙人夙治汉学,颇亦病实。数年来,以清谈玄理涤荡灵府,今实邪幸已泻尽。

    正因为对汉学家之“病实”有深切的感受,章太炎才敏感地意识到其时已名满天下的胡适之及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学术上的缺陷。

    胡适的情况恰好相反,若借用章氏的说法,大概属于“病虚者当补”。虽说考留美官费生得益于一篇考证文章,其实胡适从小接受的主要是新式教育,汉学并无根底。其留学日记中谈汉学之处甚至比谈哲学还多,就因为后者是主修,且正在做博士论文;前者乃自学,只能记下零星感受。胡适读书兴趣固然很广,但“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作为留学生,胡适之治汉学,只能说是“补课”。即便如此,也都甚为难得——尤其是在那“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年代里。故蔡元培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首先表彰的便是其“能兼治‘汉学’”;至于“哲学”,乃胡君所专修,似乎更不在话下。胡适大概也有这种想法,《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论哲学史写作包括“明变”、“求因”、“评判”三部分,可重点落在史料的搜集与审定,至于自家的哲学立场反倒没有认真界说。相对于朴学家出身的章太炎,胡适之的哲学训练应该说更系统也更完备。从早年“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的读书计划,到晚年喜欢说的哲学是我的“职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娱乐”,胡适始终以治哲学为第一选择。可世人谈论胡适的哲学史著,偏偏在考据而不在思辨上做文章。蔡元培指出《中国哲学史大纲》四大优点,第一点便是“证明的方法”,即考实年代、辨别真伪的汉学功力;冯友兰则称胡适此书“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胡、冯二位历来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大异,且冯氏此说出于几十年后;但排除意气之争,此说仍有合理处。讲哲学而偏重实证,且以“汉学”见称于世,与其归因于胡适服膺的实验主义哲学,不如追溯其借赫胥黎的怀疑说、杜威的思维术糅合中西考据学思路而形成的“科学方法”。

    《中国哲学史大纲》当年之所以有“石破天惊”的震撼力,除了“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让“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大受打击外,更因其“排比时代比较论旨”等“系统的研究”,使得中国哲学显出“递次演进的脉络”来。正如蔡元培所说的,“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近人之治哲学史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著述形式。尽管世纪初就有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后者的《訄书》、《国故论衡》和《齐物论释》等更不乏精彩的哲学史论,但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却只能从胡适的大著说起。胡适批评前人著述“流于支离碎琐”,自称“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五四以后的学术著述,注重“脉络”与“系统”,鄙视传统诗文评和札记、注疏的“不成体系”,甚至有讥为“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过”的。这就难怪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特别注重“条理系统的整理”。古人很少“历史进化的眼光”,其学术思想及著述“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必须“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这种研究,以“构造”包括哲学史在内的“历史的系统”为归宿。也就是说,胡适所提倡的“现代学术”,不只涉及治学方法,还包括著述体例。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称两千年中国学术史上,只有《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国故论衡》等寥寥七八部体例严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的“著作”。对传统学人著书立说时之不讲体例,缺乏论证,只是“结集”、“语录”、“稿本”深表不满,胡适希望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新式史学”能为中国学界开一新天地。这种“新式史学”,除了胡适历来强调的文字浅显明白、思路条理清晰外,还包括著作分章分节、引文注明出处、使用标点符号、开列参考书目、“去据而用证”等西方学术论文的写作方式。从蔡元培和张荫麟对这两部开山之作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胡适的“尝试”效果甚佳;至于陈寅恪的批评治哲学史者过求“条理统系”而远离“古人学说之真相”,因牵涉到别的问题,留待下面再说。

    不知章太炎对胡适之的褒扬有何感想,这种著述体例“西化”或曰“科学化”的倾向,其实正是章氏所大不以为然的。1902年致书梁启超谈修“中国通史”事,章太炎批评日本人摹仿西方著作体例撰写的支那史“无关闳旨”,“要之彼国为此,略备教科,因不容以著述言也”。日本讲学时代,章氏更针对时人对中国史学“不合科学”的批评,反讥其开卷便是“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乃“油腔滑调”。在章氏看来,中西历史发展不同,著述体例自然也大有差异。西洋有“哲学史”,中国有“学案”;西洋有“文学史”,中国有“文士传”,很难说孰高孰低。只不过现在为了便于初学,必须编删繁就简、条理清晰的教科书;但不能说这就是理想的著述。本来“教科的书”就不同于“著作的书”,只求“简约”不求“繁杂”,故容易显得“科学”:

    若说合科学的历史,只在简约,那么合了科学,倒不得不“削趾适履”,却不如不合科学的好。

    章氏对新式教育颇多非议,以为远不及“搜徒索偶,以立学会”,故其平生于颠沛忧患之中,三次倡办国学讲习会,可就是不愿进大学教书。除了“幼慕独行”,无法“屈意去做提学使的属员”,以及不满学校成为“利禄之途”外,更重要的是鄙视学校的教学宗旨:

    制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

    这一攻击主要针对“最为猖披”的文科,因其谈论文学、哲学时只懂征引“远西之文”,而不懂“明道定性象山立大之术”;只懂写作条理清晰的教科书,而不懂“寻其根柢”,“提要钩玄”。这里暂时撇开两种著述体例和两种教育体制各自利弊得失的探求,单从学术思潮角度理解章、胡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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