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之“逍遥法外”

    “中国之武士道”

    对于流血的崇拜

    暗杀风潮之鼓吹

    联络会党的策略

    大小传统之沟通

    1906年12月，章太炎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区分古今革命之不同：“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秀才造反的最大特点，在于舞枪弄棒的同时，不忘舞文弄墨：既宣传政治主张，又表达豪情壮志。这就为后人研究“造反者”的心态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我们几乎无法知道陈胜、黄巢或者李自成揭竿而起时的真实心态（尽管有一些传说、诗文和告示，但多涉及军事行动而非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而晚清志士则为此提供了大批文献。除了后者的革命获得成功，有关史料得到很好的保存；更因后者本来就是擅长舞文弄墨的秀才，有意无意地在造反的同时创造关于革命的神话。把“历史”与“神话”对照起来阅读，有利于把握这代人的特殊心态。当然，这么一来，涉及的史料，跨越一般的政治史和文学史两个不同领域。其研究思路，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心态史学与想象史学。

    时贤多注意到晚清知识界的激进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对此后近百年的中国政治运作影响甚大。本文之阐释晚清志士认同于中国古代游侠这一特殊心态，或许有助于世人对激进主义思潮的解读。

    晚清乃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变动时代，面对此国运飘摇风雨如晦的艰难局面，崛起一大批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这些人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彼此间有过咬牙切齿的论战与纷争。从政治学角度考察革命与改良两大派别的功过得失是必要的，而我更倾向于将这种论战视为策略（激进与保守）之争。在改良群治变革中国社会，推动中国历史近代化进程这一根本点上，两派宗旨大致相通。至于以身许国的志向，更不会因政治策略的得失而磨灭其光辉。有趣的是，这一代充满担当精神与悲剧意识的仁人志士，颇多以游侠许人或自许的诗文，而其生存方式与行为准则也有古侠遗风。

    如果只是“南社四剑”（剑公高旭、钝剑傅尃、剑华俞锷、剑士潘飞声）、剑霜、剑灵、剑侯或者公侠、孟侠、心侠、鉴湖女侠之类的字号，也许可以理解为文人好为大言的积习；可晚清报刊书籍中那么多以剑以侠自号或谈剑论侠的文人，不单坐而论剑，而且起而行侠，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谭嗣同的感慨，表达的是那一代人特有的共同心态。乱世英雄起四方，可时人不一定非炫耀侠骨不可。英雄与游侠虽然都是卓异之士，但安身立命之处不同，澄清天下之术也有异。晚清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其人却偏喜欢以豪侠相标榜。

    梁启超称谭嗣同“好任侠、善剑术”；陈去病称秋瑾“好《剑侠传》，习骑马，善饮酒，慕朱家、郭解之为人”。至于诗文中直接称壮士（烈士）为某侠者更比比皆是。“任侠”不分阶层与出身，不论是文人学士还是江湖豪客，只要投身革命，作传者似乎都喜欢强调其豪侠性情。1910年，光复会首领陶成章著《浙案纪略》，列传部分即突出诸烈士之侠骨。如陈伯平“专习剑击事”，“常语人曰：‘革命之事万端，能以一人任者，独有作刺客’”；马宗汉“祖道传，素任侠，贫民皆倚为重”；徐顺达“善拳勇，以信义推重于乡里”；余孟庭“喜技击术，有大志，不屑从事农商”；刘耀勋“虽曰办事愦愦，然其重然诺、轻死生之气概，有足多者”；徐象辅“以身殉友，为知己死，其即古聂政、豫让之流亚也与”。老同盟会员冯自由三四十年代撰写《革命逸史》，也渲染革命志士的任侠好义。如杨衢云“为人仁厚和蔼，任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秦力山“赋性豪侠，好与会党游”；李纪堂“性任侠，好与秘密会党游”；杨卓霖“少以任侠闻于乡，邑中秘密会党多乐与之游”；许雪秋“性慷慨，任侠好客，缙绅大夫江湖侠客咸乐与之游，有小孟尝之称”；王和顺“少负奇气，以行侠尚义闻”；王汉“觉亡国无日，愤慨而究兵书，讲剑术，结纳当代豪俊”；张百祥“少有大志，自负非凡，任侠好义，排难解纷，隐以朱家、郭解自命”等等。似乎不能简单归因于史家（如陶成章、冯自由）的概念贫乏，将“任侠好义”作为一句随意赠送的套语；因诸多后人视为大英雄者，也都喜欢弹剑论侠。

    以辛亥革命后曾任陆军总长的黄兴为例，诗文中不乏此类游侠口吻：“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挽刘道一烈士》）；“穷图又见荆卿苦，脱剑今逢季札贤”（《为宫崎寅藏书条幅》）；“不道珠江行役苦，只忧博浪锥难铸”（《蝶恋花·赠侠少年》）；“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和谭人凤》）。最典型的是黄兴为被孙中山称为“今之侠客”的宫崎寅藏所作的一首七律：

    独自苍茫自咏诗，江湖侠气有谁知。

    千金结客浑闲事，一笑逢君在此时。

    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气是男儿。

    关山满目斜阳暮，匹马秋风何所之？

    此诗若出于高旭、柳亚子之手，一点也不稀奇；可由职业革命家黄兴口中吟出，总觉得别有一番意味。因为，宋元以降，文人退居书斋，连游侠诗文也难得一见。晚清志士不但拔剑高歌，而且真的舞剑上阵，一时间“江湖侠气剑如虹”，创下了不朽功业。面对着这一代“最后的游侠”，后人可以批评其政治信仰、斗争策略，但对其飞扬踔厉的生命形态，或许只有品味而无评判的权利。

    只是什么是“游侠”，历来众说纷纭：急公好义趋人之急是侠，锄强扶弱借交报仇是侠，狂放不羁、慷慨好施是侠，被酒杀人、鸡鸣狗盗也是侠。侠之为名，可谓多且杂矣。表面上晚清志士歌吟赞叹的侠客，大都局限于《史记》“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的人物，似乎认可了司马迁对游侠的诠释。可实际上“侠”并非特定的社会阶层，“侠风”、“侠气”、“侠骨”、“侠情”的解说更是变幻不定，“侠”的观念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也就是说，千古传颂的“侠”，其实“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因此，讨论游侠文学或者游侠心态，着眼点应是这种“融合”的趋势与过程，而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凿的定义。探究晚清志士的特殊心态，所争不在所谓的“古侠”的真面目是否被歪曲，而是这代人如何在自己特有的期待视野中重新诠释“游侠”，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

    游侠“以布衣之细，窃杀生之权”，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所绝对不能容忍。汉人荀悦称游侠“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汉纪》卷十），近人梁启超论“中国之武士道，与霸国政治相始终”，兴起于春秋，极盛于战国，汉初尚有流风余韵，不过已成强弩之末，天下一统，封建绝迹，“此后亦无复以武侠闻于世者矣”。二者价值观迥异，却都是强调大一统帝国对游侠生存的致命威胁。经汉代文、景、武三朝的明摧暗残，“千百年养之而不足，数十岁锄之而有余”的游侠连同其代表的尚武精神，从此一蹶不振。“但每到统一集权政府崩坏而农民蜂起的时候，还是有相类的人物出现”。只要“制度不立，纲纪废弛”，原有的阶层划分和道德规范失落，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游侠就得以纵横驰骋。魏晋以降，不乏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年头，游侠因则得以大展身手。但如要讲侠风高扬，仍当推晚清。

    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忍甘枯槁老荒邱”（《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不只是“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史记·游侠列传》）者，格外需要游侠的拯救，侠客崇拜心理易于弥漫流播；更因只有乱世，才为侠客之磨剑与舞剑提供必要的舞台。晚清内忧外患，自是“制度不立，纲纪废弛”，更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志士之得以“仗剑远行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朝廷鞭长莫及的日本、香港以及国内租界的存在。“游侠”不再只是隐身江湖以逃避朝廷的捕杀，而是流亡海外继续抗争，这一侠客行游空间的拓展，对晚清侠风高扬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考虑到晚清最激进的言论和行为多出自海外（尤其是日本）留学生和流亡者，而孙中山等人也都将海外和香港作为输入革命的基地，你就不难理解这个时代的知识者反叛心理的特殊性。不必要揭竿而起落草为寇，只要踏出国门，你就可以放言高论，不把朝廷权威放在眼里。这对于此前的士大夫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孙中山回忆最早“致力于革命之鼓吹”时，“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此后虽有伦敦蒙难日本被逐种种困厄，但只要不入国门，清政府便不能将其“明正典刑”。

    身在异国他乡，可以“无所忌讳”地讨论、计划革命，这对于酝酿情绪激动人心是至关重要的。虽有《民报》被封等等事件，但起码在日本骂清帝倡造反是没有生命之虞的，这与“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的乾嘉学子，真是天差地别。晚清学人之指点江山慷慨激昂，固然是民族情绪高涨民主思想汹涌的必然产物，可也与清廷无力像文、景、武三代对待游侠那样“绝其将衰者于现在，而刈其欲萌者于方来”有关。眼睁睁地看着反清志士一出国门即“逍遥法外”，在清廷是无可奈何，在士民则大受鼓舞。至于流亡者对游侠的认同，除了反抗官府外，可能也与“仗剑远行游”这一意象和四海为家所产生的漂泊感有关。真不敢想象当初若没有此等海外反清基地的存在（包括出国游学的自由），知识者是否如此勇敢，侠风是否如此高扬，革命能否如此迅速成功。

    章士钊在回忆1903年上海发生的《苏报》案时称：“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辞之间，略无忌讳，斥载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正如章氏所言，查晚清内地报纸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而《苏报》案中“主犯”章太炎、邹容等固然大有舍生取义的侠风，可如此案情如此判决，也只能发生在晚清的上海租界。孙中山曾述及此案当时的政治影响：“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及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不是清廷宽厚，只因涉及租界的治外法权，故屡欲置章、邹于死地而不得。章太炎事后追忆，颇有得意之色：“时清政府自贬，与布衣讼”，“闻者震诧”；“时清廷自处原告，故不得不假判决于各国公使，然自是革命党与清廷居然有敌国之势矣”。不再是独掌生杀定夺大权，堂堂大清帝国居然无力惩治政敌；对簿公堂，则成了“汉满两种族大争讼”。初时，清政府也曾以“大逆不道，煽惑人心，谋为不轨”的罪名，力争将章、邹“引渡”，以便处以极刑杀一儆百，只因公使团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只好改由会审公廨从轻发落。此案改由上海会审公堂审判，则“清官之绝望，党人之重生，皆意中必有之事”。因此案不只关涉章、邹等人性命，更直接影响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风气舆论。“向使清官既可以封报，又可以杀人，未尝不少沮国民之锐气；而今有一线之光明也。倘借黄帝在天之灵，幸而获免，则虽封苏报，而如苏报者既可以兴；虽捕党人，而为党人又可以脱”（《黄帝魂·苏报案》）。故时人特别看重此案的判决，审判结果因而也才会使得“民气为之大壮”。

    各领事及工部局所以不把案件移交满清政府，主要并非出于维持正义，而是保护租界的治外法权。这一点章太炎看得很清楚。就在公使团与清政府就是否引渡争持不下之时，章太炎作《狱中答〈新闻报〉》，称“吾辈书生”“相延入狱，志在流血”，“而租界权利为外人所必争，坚持此狱，不令陷入内地。此自各行其志，与吾辈宗旨不同”。说这话似乎很不领情，就因为租界的存在固然可以成为晚清志士宣传和策划革命的基地，但毕竟是中国的耻辱。两者虽则相关，可宗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一方面是外力入侵的基点，中国主权被剥夺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是西洋文化的橱窗，中国改革的借鉴，政治犯的庇护所。”此前此后，革命党人乐于利用租界不受清廷干涉这一有利条件，办报出书集会演讲，宣传政见乃至直接策划暗杀和武装暴动。对此，蹈海自尽以图警醒国人的陈天华在述及《苏报》案时，说了两句大白话：一是“报馆开在租界内，中国不能干涉，所以该报馆敢如此立言”；一是“那些志士，幸得在租界，稍能言论自由，著书出报，攻击满洲政府，也算不幸中之一幸”。正因为有此“不幸中之一幸”，章、邹等人才得以肆无忌惮地攻击满清政府。如此立说，并非有意抹煞志士之豪气，只是强调即使在内地，晚清志士之行侠，也比宋元明及清中叶以前之侠客多了个“庇护所”——这一“可能”的庇护所的存在，应该也是晚清“民气为之大壮”、侠风日益高扬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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