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建议有志史学者，从编纂年谱入手，理由是“做传不仅须要史学，还要有相当的文章技术。做年谱却有史学便够了”。一般说来，编纂年谱，确实不需要“有相当的文章技术”；但传世的年谱中，不乏值得欣赏的文章片段。清人章学诚在提及案牍的整理、谱牒的利用以及方志的编撰时，要求当事人“能文学而通史裁”。大概只能将章氏之说，作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理想境界。现代学者的大部分自述，也都只能从史学角度阅读。杨守敬、罗振玉等人的自订年谱不用说，近年出版的《学术自传丛书》，也因其面面俱到的整体设计，而很难具有可读性。

    也有虽为年谱，却可作为文章阅读的。这种兼具文史价值的自述，不外三种原因：一是作者极富才情，无意为文，笔下却能摇曳生姿。最合适的例证，当举《康南海自编年谱》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二是年谱中引录文章，结构上自然也就成了“史中有文”。王先谦、丁福保毫无节制地引录长文，将年谱作为“文存”编纂，实在不足为训；蔡元培、吴宓之摘录旧作，只是偶一为之，且以不破坏年谱的整体风格为前提，故可以接受。三是以诗篇作年谱，最著名的莫过于《曲园自述诗》；另外，黄云眉将历年所作旧诗中“与余历史思想有关者”，与著述相并列，“以资互证”，也是这个思路。不过，总的来说，要求年谱兼具文章功能，不大可行。

    学者自述，逐渐从编纂年谱转为写作自传，文章趣味，方才日益浮现。“传记文学”的提法，便是明显的表征。回忆录因其体裁灵活，视角多变，可以化整为零，更容易成为“文章集锦”。蔡元培、蒋维乔、鲁迅、周作人、马叙伦、胡适、赵元任、顾颉刚、林语堂等人的自传或回忆录，都曾在杂志（尤其是文学刊物）上连载，可见其“文章化”的倾向。

    谈论这种可分可合、可文可史的著述体例，不妨以蔡元培、周作人为例。为纪念蔡元培百年诞辰，台湾《传记文学》10卷1期（1967年）推出《蔡元培自述》，并附有编者说明：“本刊特将此三文合编为蔡先生自述，如视之为蔡氏自传当无不可。”同年，传记文学出版社刊行《蔡元培自述》一书，兼收黄世晖、高平叔、蒋维乔等文。其实，将诸多文章汇编而成自传，这一思路，蔡元培30年代便有所表述。在1938年11月7日复高平叔函中，蔡氏自称重写自传“提不起精神来”，建议“不妨用集体式”。其开列的篇目，与后人所编《蔡元培自述》大同小异。至于周作人撰写回忆录时，将早年文章巧妙地编织进去，更是广为人知。若“日本的衣食住”、“小河与新村”、“北大感旧录”等，都曾大量采用旧文；1944年所撰长文《我的杂学》，更是被“仍照原样的保存”，化作《知堂回想录》中完整的十节。

    学者自述之所以能够走出专业圈，成为大众欣赏的文章，很大原因在于其着眼点，由“书里”转为“书外”。不是关于著述的评介，而是从事著述的契机、过程、心态以及成功的喜悦。注重“人之常情”，学者的自述，因而能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至于干脆撇开专门著述，只是“追忆逝水年华”，那就更容易作成好文章了。歌德撰写自传，之所以止于26岁，据说一是因为青少年乃人生“最有意义的时期”，一是为了表示感恩，追想今日的成就“怎样得来”、“从谁得来”。中国学者之撰写回忆录，其策略与歌德大同小异。套用鲁迅和钱穆的书题：或“朝花夕拾”，或“师友杂忆”。

    对于以表彰功业为主的年谱来说，少年时期无关紧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29岁前一笔带过，可谓深明史例；像《吴宓自编年谱》那样，尚未开蒙进学，已有诸多议论，乃是以回忆录笔法作年谱，只能称为变体。回忆录当然仍以“我”为主体，只是除了自述生平，还可以观察世态、描摹人情。暮年回首，儿时生活最容易成为追忆的目标。学者的“朝花夕拾”，与其专业著述距离最为遥远；再加上对于“故乡”、“童年”的诗意想象，因而也最容易获得审美效果。

    以童年故事为主体，并非学者自述的“正路”。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对于儿童读物以及民间美术的兴趣，固然蕴涵着日后的学术意识；而在《赵元任早年自传》里，我们也能强烈感受到传主对于语言的特殊才华。可是，将自述终止于学术生涯开始之前，实在难以体现作为著名学者的风采。可也正因为作不成“自撰的学案”，很容易往文学方向漂移。与廖平专门介绍其经学思想的自述截然相反，齐如山、鲁迅、周作人、赵元任、胡适、梁漱溟等之讲述童年故事，充满感性色彩，多细节描写，甚至平添几分小说意味。正如赵元任所说的，“回想到最早的时候儿的事情，常常儿会想出一个全景出来，好像一幅画儿或是一张照相似的，可是不是个活动电影”。“童年故事”在作者脑海里呈现时，场面完整，且充满诗情画意，但互相之间缺乏逻辑性，很容易分割成各自独立的篇章。《朝花夕拾》最为典型，十篇文章构成一个整体，可各篇之间其实只是遥相呼应，并无统一的布局。齐、周诸作，兼及“师友杂忆”，不若鲁迅的专注于童年故事与故乡风物，也不若鲁迅之将其作为“诗的散文”来经营。就文章风韵而言，绝大部分学者自述，实难与《朝花夕拾》比肩。

    同样讲究文章的情调与韵味，堪作“美文”欣赏的，还可举出杨绛的《干校六记》、金克木的《天竺旧事》以及季羡林的《留德十年》。这三部回忆录，恰好都只切取人生的某一片段，浓墨重彩，大大渲染一番，而后戛然而止。正因为不承担全面介绍传主的责任，取材随意，笔墨从容，更容易将其作为艺术品来“创作”。

    对于学者来说，“师友”无疑是最值得追忆的。徐渭《畸谱》述过生平，专列“纪师”与“纪知”，以表示对于曾经提携或启迪自己的师友的感激之情。黄宗羲撰《思旧录》，也是为了追忆“其一段交情，不可磨灭者”；全祖望称此等“托之卮言小品以传者”，实“取精多而用物宏”，可与如山如河的《明儒学案》相参照。“师友杂忆”之所以受到作者与读者的普遍关注，就因其最容易体现“学案”与“文章”的融合——就像全氏对于《思旧录》的评价那样。在严谨枯燥的述学外，添上师友切磋学问时的情谊，不仅是为了感恩，更可使文章温润。齐如山、周作人、马叙伦、钱穆、曹聚仁等人的自述，将“朝花夕拾”与“师友杂忆”合而为一，兼及史学价值与文章趣味，最值得称道。

    自述时之“幽默”与否，系乎个人性情，不足以作为通例；但《林语堂自传·弁言》提到的“自知之明”，却是自述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学者的自叙传，大都完成于功成名就的“烈士暮年”。有了丰富的社会阅历，再加上长期的学术训练，学者的自述，一般思想通达，文字雅驯，较少滥情与夸饰。而老人的怀旧，与“少年不识愁滋味”迥异，自有不可及处。即便语调感伤，也有洒脱的心情作后应，不至于一发而不可收。再加上不以文学为职业，落笔时不做作，少卖弄，偶见风神逸韵，反而更令人回味无穷。

    尽管有“传记文学”的提倡，现代学者之撰写自叙传，主要着眼于“史”，而非“文”。强调周作人、钱穆等人的自我描述别具风韵，将通常所理解的“学案”，作为“文章”来阅读与欣赏，既基于对“自传”必然比“传闻”可靠的怀疑，也蕴涵着重新融合“诗与真”的期望。另外，还有对于纯粹的“文人之文”的不满。古代中国人所标榜的根底经史熔铸诗文，晚清以降备受嘲讽。“文”与“学”的急剧分离，自有其合理性；但对于文章（散文、随笔、小品、杂感等）来说，却是个不小的损失。时至今日，谈论可以作为文章品味的“述学”，或者有学问作为根底的“美文”，均近乎“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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