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忏悔录”之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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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自述”,除了讲述“我”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面对自我、分析自我、反省自我。对“自我”的设计与要求不同,其自述自然也就千差万别。《林语堂自传》所表明的“分析我自己”的愿望,并没被大多数自述者所接受;即使以“林语堂,你是谁”开篇的《八十自叙》,也并非自省的理想之作。“一捆矛盾”的自我解嘲,虽则幽默可爱,毕竟代替不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除了开篇与结尾,林氏的自述,其实与茅盾等并无多大差别,都只是讲述“我走过的道路”。以“追忆”而不是“自省”为中心,乃现代中国学者自述的基本特色。

    古往今来被纳入“自述”框架讨论的众多作品,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这里包括宗教徒以“改宗”为中心的忏悔录、成功企业家的发家史、先行者的自我辩护词、政治家的回忆录,以及专家学者的经验总结等等。依其叙述角度,大体可分为“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两类:前者注重事件的再现,后者则突出心理的发展。现代中国学者的自述,其基本立场并非“向上帝忏悔”,也不是“与朋友推心置腹”,更不是“自己同自己的内心对话”,而是“对后代说话”,这就难怪其采取的主要是“外部视角”。这一点,对比常被现代中国学者提及的外国自传,若法国的卢梭、俄国的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意大利的契利尼、日本的河上肇等,更能显示其差别。其中,卢梭《忏悔录》在中国的命运,尤其值得关注。

    卢梭在20世纪中国,可称得上“声名显赫,影响深远”。以《忏悔录》为例,20—40年代,便有七种中译本问世。其中,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章独译本,附有大名人吴稚辉、蔡元培的序。周作人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已开始讨论《忏悔录》的得失;约略同时,吴宓、林语堂则在哈佛大学听白璧德(Irving Babbitt)讲授关于卢梭的专题课。有趣的是,如此绝好因缘,竟没能催生出众多模仿之作。

    《忏悔录》的叙述姿态,强调的是内心感受,而不是事变过程。以下这段关于著述“本旨”的论述,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显得相当陌生:

    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行了。

    对于希望借助查阅日记、钩稽文献来保证自述的可靠性的中国学者来说,只是“诉诸内心”,其“真实性”大可怀疑。周作人正是从此出发,将其视为“虚实淆混”的艺术作品,或者“只把它当作著者以自己生活为材料的抒情散文去读”。周氏撰写回忆录时,从早年《欧洲文学史》的立场后退,只强调《忏悔录》里“也有不少的虚假的叙述”,而不谈其“自写精神生活”,以及“即耻辱恶行,亦所不讳”。实际上,卢梭最让中国学者难堪的,也正是此如何面对并叙述自己曾经有过的“耻辱恶行”。

    《管锥编》中,钱锺书多有惊人的发现,其中之一,便是将《忏悔录》的发源地移回中国:

    相如于己之“窃妻”,纵未津津描画,而肯夫子自道,不讳不怍,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例,抑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

    此说虽激动人心,却不无可疑处。钱氏以《史通·序传》对相如、王充的批评为根基,在此基础上引申发挥。唐人刘知几认定琴挑寡妇为失礼、怨仇众多为可耻,这才有相如自污、王充不肖的批评。可是,倘若汉代文人司马相如欣赏女子夜奔、王充认同任侠使气,后人实在没理由对其《自叙》说三道四。既然相如没有表示“痛改前非”,其自述“窃玉偷香”,也只是表示傲世独立越礼自放;至于王充之不愿自高门第,更是“欲破时俗之陋见”,二者皆与今人所理解的《忏悔录》相去甚远。在我看来,关键在于自述者的态度,而不是后人的评价。必须考虑不同时代伦理道德标准的巨大差异。以“窃妻”为例,或风流自赏,或洁身自爱,其自述将是天差地别。即便承认此乃“恶俗”,撰写“忏悔录”,也当以自述者之“觉醒”为前提。否则,很容易将“大胆的夸耀”,误读为“深刻的反省”。

    倒是刘知几《史通·序传》中为“自叙”所下的定义,为后世无数文人学者所尊奉:

    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

    像扬雄那样“以夸尚为宗”,固然不太好;但自叙时除了“时亦扬露己才”,更重要的是“隐己之短”。借用隋代刘炫《自赞》的表述,即“自叙风徽,传芳来叶”,而且“薄言胸臆”,“使夫将来俊哲知余鄙志耳”。至于“耻辱恶行”,必须努力将其遗忘,绝不能在自叙传中出现。在中国人看来,恰如其分地表彰自己,短处则采取“不提也罢”策略;如此预留“空白”,让后人去揣摩填补,并没违背史家的“实录精神”。既然承认“人的素质不同,有狂有狷,有夸有谦,难免影响到自传的写作”,仍一口咬定自传保存了“真人真事的纪录”;这种自信,正是根源于古来国人对此文类的理解。

    现代学者中,多有深谙此道者。其自述,时见腾挪趋避、隐恶扬善的“高招”。《王先谦自定年谱》多处引录大吏或御史要求表彰的奏折,并再三表示“余读之惭赧”;七十生辰,众人以诗文为寿,一录便是近两万字,据说是“用志友朋厚谊”。祝寿文章,毫无疑问都是好话,且必定言过其实。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提及七十生辰时陈衍的“揄扬过度”,但不录文章,显得颇有“大将风度”:

    同年陈石老欲为余作寿序,再四辞之,乃集余所著书为总序,洋洋数千言,深可感激。惟揄扬过当,心殊不安耳。

    初读二谱,很想以王、唐为例,讨论对待“揄扬过度”的两种不同策略。《石语》的出版,提供了解读这段话的另一种可能性:唐之所以不录陈序,或许并非出于谦虚。据钱锺书记载,30年代,陈衍曾有言:

    唐蔚芝学问文章,皆有纱帽气,须人为之打锣喝道。余作《茹经室》三集序,驳姚惜抱考订、义理、词章三分之说,而别出事功一类,即不以文学归之也。

    倘因读出陈序的弦外之音,唐撰年谱时,故意含糊其辞,那确实是一着妙棋。

    在《积微翁回忆录》中,杨树达经常引录学界名流的表彰之语;而《蔡尚思自传》更附录若干高度评价自家著述的师友来信。这些引录,都准确无误,绝非作者杜撰。但文献的真实,并不保证评价的真实。对此,杨氏有充分的自觉,在回忆录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至奖藉之语,友人既在励余,余便姑取以自励;故卷中存者颇多。阿好之辞,自多溢美,非语语信为诚然也。

    明白此乃“阿好之辞”,每录奖藉语,必“惭愧”两声,此举虽略有做作之嫌,毕竟无伤大雅。反而是像缪荃孙或康有为那样不动声色地高自标榜,需要略作分辨。《艺风老人年谱》光绪元年条之自称《书目答问》出于己手,陈垣已有所辨正;《康南海自编年谱》之故意不提与廖平的会晤,以及称朱一新“既请吾打破后壁言之,乃大悟”,更是故弄玄虚,抹杀不利于己的证词。

    自扬雄以下,“自嘲”之作,其实代不乏人。只是此类文章,表面卑微谦恭,实则愤世嫉俗,主要是表达感伤、孤傲与不平。因此,“自讼”往往成了“自赞”。至于沈约等受佛教影响而作的《忏悔文》,与自述平生又关系不大。倒是清初的颜李学派,肯下功夫自省,自述生平时也颇为清醒。《颜习斋先生年谱》1666年(32岁)条有云;

    思《日记》纤过不遗,始为不自欺。虽暗室有疚不可记者,亦必书“隐过”二字。至喜怒哀乐验吾心者,尤不可遗。

    李塨依据颜元的《日记》编撰年谱,也取“功过并录,一字不为镘饰”的态度,为的是“守先生之教也”。轮到弟子为李恕谷修年谱,也取“记功过以策励习行”的策略,不敢漫为夸饰。

    现代学者中,像郭沫若那样,自述生平时拒绝忏悔,只是着力控诉社会的不公,固然也是一种选择;但更多的学者,还是愿意认真检讨过去的生命。容闳述及大学阶段最后一年意志消沉,乃出于对中国命运的关注;胡适提及上海求学时代曾因醉酒而入巡捕房,“心里万分懊悔”;吴宓详细描写少年时代性意识的萌现以及“与骡马狎”的过程。除了吴氏明显受卢梭影响,容、胡二位的叙述,强调的是“精神上的大转机”,而非品行的过失。侯外庐提到出版《中国思想通史》时,屈服于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没把韩国磐列为执笔者,此错误“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咬噬着我的心”。张岱年被错划为右派,反省年近五十遭此大厄,“实亦由自己狂傲不慎所致”;批孔时“不敢曲学阿世”,“但对于一些有意的曲解亦不敢提出反驳”。此类反省,说不上多么深刻;好处是没有事后充英雄,故意拔高当年的思想境界。

    卢梭曾这样评述蒙田的“说真话”:“蒙田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他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安德烈·莫洛亚为《忏悔录》法译本作序,将卢梭也归入“假装诚实的人”行列,理由是卢梭同样“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罢了”。此类近乎苛刻的挑剔,揭示了“说真话”所能达到的极限:自述时不妨暴露小的过失,以获取读者的信任;至于大是大非,则可能仍讳莫如深。对于大节有亏的学者,如何闯过这一关,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就像周作人所说的,“回忆的文章”境界之高下,关键在于“著者的态度”。胡适《四十自述·自序》所标榜的“赤裸裸的叙述”,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但真诚地面对自我,努力反省过去的生命,还是可以做到的。冯友兰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归结为“哗众取宠”,可又称“我当时自以为是跟着毛主席、党中央走的”;一代哲学大师的自我剖析,竟是如此轻描淡写,实在令人扼腕。无论如何,冯氏还算直接面对自己的过失;周作人则对抗战时的附逆采取“不辩解主义”。所谓“人所共知”的事实,不说也罢;因为一旦叙述,不免有所辩解——此等关于“不辩解”的辩解,即便拉上卢梭等人垫底,也无法掩盖周氏“隐过”的企图。自述者只能暴露“可爱的缺点”,与以“一说便俗”为由故意回避过失,二者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套用钱锺书为杨绛《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语,现代中国学者的自述,基本上都缺了“记愧”这一章。有一部《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着眼点主要落在“煦煦春阳的师教”,故“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但绝大部分自叙传,都以自我的功业为中心,即便愿意自省,也都是一笔带过。

    熟记孔夫子“吾日三省吾身”教诲的中国读书人,何以其自叙传中如此缺乏自我反省的精神?宗教背景、伦理观念、文化传统等,自是主要原因;可也不该忽略中国“自叙传”的文体特征与特殊功能。史家之直接采纳自叙、自传与自定年谱,使得文人自述时,托诸寓言者不妨海阔天空,讲求实录时则显得过分拘谨。一想到笔下的自我陈述,很可能一转便成了正史中的“盖棺论定”,无论如何不敢掉以轻心。对“自传”与“传记”的文体界限分辨不清,其结果往往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这就使得深知“证词”重要性的学者,自我反省时难得严苛,笔墨也无法潇洒。

    伴随着“回忆录”的迅速崛起,以及史家对待自述的态度日趋谨慎,开始出现虚实界限模糊、反省相对深入之作。而这,必然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话题:自叙传到底属“文”还是属“史”、如何协调“诗与真”的关系、“半部学术史”能否又是“一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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