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姓名日后也许会列入一部《英国名人传记集》的上千篇文章里；因此我必须想到，要介绍我的一系列思想和行动，没有人能像我自己那样完全合格了。
一个半世纪后，罗振玉在其自述《集蓼编》的开篇，表达了另一种意见：
且自叙，语皆质实，较异日求他人作表状，以虚辞谀我，不差胜乎？
二人都认定其“自述”比后人所写的“传记”更有价值，可理由迥异。罗振玉担心的是，后人会把“学行远愧昔贤”的“我”说得太好（是否真如此，暂且不论）；吉本则害怕学究们的刻板介绍，会使“我”变成一个没有趣味的人。这里似乎隐含着东西方学者对“自述”的不同期待：前者强调“真实”，后者则更看重“有趣”。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学—学术传统里，作者的自许与读者的评价，很容易成为“共谋”。蒙田、卢梭、歌德以及吉本等人的自述，常被作为文章欣赏；而约略同时代的徐渭、叶天寥、孙奇逢、王士祯等人的自述，则只能归入史著。
不只是明清两代的自定年谱，汉人唐人的自叙，也因其能够入史，得到广泛而长久的赞誉。《史记》、《汉书》、《晋书》、《梁书》等之引录文人自叙，通篇照录或整段撷取者多注出处；至于片言只语，可就没必要声明来历了。文人通过自叙，有可能影响史家的见解，甚至让“自画像”直接进入正史，这无疑是个极大的诱惑。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史家，对于名人之“自述”，从不敢掉以轻心。大到历史事件的描述，小至少年生活的追忆，现代中国学者的自述，同样为史家所珍惜，并在形形色色的史著中，以各种面貌出现——或直接引录，或间接转述，或作为注脚。这种对“自画像”（尤其是学者的自画像）的充分尊重，当然是根于“自述”比“传闻”可靠的假设。
梁启超曾断言年谱中自撰者价值最高，“盖实写其所经历所感想，有非他人所能及者也”；王云五更想象不管自订、口述抑或门人故旧所撰，年谱“鲜有顾忌”，故“所述言行史实大都详确”。如此理想的自述者，不能说没有；可问题还有另一面：正因利害相关，故意隐瞒事实歪曲真相的，当更为普遍。清人章学诚区分一国之史、一家之史与一人之史，希望三者能够互相配合；但提醒史家注意，后者（传志或年谱）往往“私而多谀”。胡适则感叹中国人“多忌讳”、“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因而难以写出“可靠的生动的传记”。相对来说，梁、王悬的过高，只是标示了自传写作的理想境界；而章、胡的忧虑，牵涉到对现代中国学者自述的理解与评价，因而更值得注意。
由于文人自叙可能直接进入正史，时人及后世的评价，自然集中在是否“词不矜大而事皆明备”。像刘禹锡那样不讳言与王叔文的关系，或者像裴頠那样善于自嘲，可以博得满堂彩。至于冯道、江总“最堪连类”的两篇自叙，则只能换来一句“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进入20世纪，学者自述时，历史框架与文体意识均发生巨大变化，唯独对于“词不矜大”的追求没有丝毫移动。曹聚仁专门敲打那些勇于立言的“夸大狂”，嘲笑其自传“失之于浮夸，颠倒了轻重”；侯外庐承认“做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写回忆”，对史实之准确必须有更高的要求；杨守敬自称记忆可能有误，“然不敢虚浮妄作”；马叙伦则干脆声明：“我从得了神经衰弱病以后，记忆力日差”，言下之意，即使出现误差，也非有意作伪。追忆逝水年华，从来就不可能没有丝毫误差；中国学者需要如此再三表白，可见“真实性”在其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
“戒浮妄”成了自传写作的第一信条，这就难怪中国学者几乎千篇一律地在其自述的“前言”、“后记”中，表明“存真”的强烈愿望。有趣的是，这一优良传统，竟演化成对于“自述中的诗性”的恐惧。作为表征，不妨以对歌德自传《诗与真》的不恭为例。在《留德十年》的“楔子”中，季羡林阐述其不同于歌德的创作原则，那就是：“我这里只有Wahrheit，而无Dichtung”（季将歌德自传译为《创作与真理》，故此语应是“我这里只有真理，而无创作”）。这段话，与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后序》如出一辙：“里边并没有什么诗，乃是完全只凭真实所写的”（周将歌德自传译为《诗与真实》）。对于“诗”或“创作”的拒绝，使得周主张“据实直写”，而季则强调“实事求是”。与周、季二君对文学家自传的不满相映成趣的，是胡适撰写《四十自述》时的中途转向。据此书的《自序》称，作者本想写成“小说式的文字”，刚完成了第一篇，便因“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又“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学者自述时之选择“真”而排斥“诗”，不只是源于“史学训练”，更重要的是“文化趣味”；而趣味的养成，有赖于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为了表示言之有据，尽量排除自述时的虚构、造作与修饰，周作人、季羡林喜欢在回忆录中引录旧日记；杨树达则干脆将“回忆录”变成“日记摘编”。另外，胡适、吴宓等几十年持之以恒写作的日记，也曾在其自述生平时发挥极大的作用。《齐如山回忆录》第十四章中有一段话，颇能说明国人对于“有日记作根据”的自传（包括自定年谱与回忆录）的好感：
我就很后悔我从前没有写日记，现在想写点东西，有时记不清就不能写了，记不清的已经不能写，一点也不记得的就更不能写了，这是多堪追悔的事情，而别人还夸奖我记得的多，真是又悔又愧。
日记能够为“追忆”提供线索，减少不必要的失误，故历来为自述者所重视。清人所撰《颜习斋先生年谱》和《李恕谷先生年谱》，已经大量采用谱主的日记。周作人与胡适之强调只凭记忆不可靠，必须有日记作依据，不过将此传统发扬光大。至于那些没有日记可夸耀的自述者（如茅盾、侯外庐等），则往往突出渲染其查核报刊、博考档案以及咨询友朋。如此认真严肃的写作态度，使得“学者自述”比起“文人自述”，在提供史实方面，更具权威性。
不过，这种“权威性”，只是相对而言。学者自述时常常标榜的“只记事实”，并非无懈可击。尽管周作人表示不愿“自画自赞”，但这确实正是“自述”的文体特征；“好汉专提当年勇”，不该受到过多的嘲讽。任何一个自述者，都愿意而且必定从“最好的角度”来描述自己。在漫长岁月中选择某一时刻、在无数事件中凸显某些情景，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即使是那些最具自我反省意识的自述者，其追溯过去，也受制于今日的生存处境与文化追求。因此，其记录下来的“事实”，可能是真的；但被有意无意筛选掉的，同样也是真的。而且，并非所有的“事实”都能完整地呈现，思想学说的精微之处，便难以用言语传达。更何况“叙述”中包含“诠释”，而诠释的框架只能属于“今日之我”。像胡适那样“思想前后一致”，晚年自述时“没有进步”，对于自叙传的写作来说，反而是件好事。绝大部分自述者，则是立足于当下，重新结构历史并阐述自我。
“今日之我”的处境，必定影响“今日之我”的心情与自我评价。其“自述”，因而不可能只是“事实”。年少气盛的刘师培，“自言生平治学之法”时，未免夸大其词；处于思想改造状态下的吕思勉，对自家著述虽多有辩解，却必须检讨“马列主义，愧未深求”。最能说明生存处境对于学者自述的深刻影响的，或许当属如下二例。顾颉刚和吴宓都与鲁迅有过很不愉快的争执，自述生平时，这无疑是个不该绕过去的难题。以鲁迅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顾、吴自述时的尴尬可想而知。《顾颉刚自传》写作于50年代，还能自我辩解，而且语气相当强硬（即使到了90年代，发表时都必须有所删节）；《吴宓自编年谱》撰写于“文化大革命”中，可就没有这种便利了。其1922年则，专门提及《估〈学衡〉》一文，称“鲁迅先生此言，实甚公允”。接下来解释第一期登录邵祖平古文乃胡先骕之过，已属多余；下面这段话，尤其令人伤心：
而彼邵祖平乃以此记恨鲁迅先生，至有1951年冬，在重庆诋毁鲁迅先生之事，祸累几及于宓，亦可谓不智之甚者矣。
吴宓本性天真率直，如此惧祸，更显形势之严峻，实非个人能力所能抗拒。讨论学者自述时，倘若不将此类外在的压力考虑在内，难得同情之了解。
当下的心境，制约着“我”对于过去的叙述。反过来，过去的心境，又是如何在今日的著述中呈现的呢？学者自述，一旦跨越“有案可稽”的事件与著述，涉及言语对答与心理描写，就可能面临“悬空”与“虚拟”的诘问。其信誓旦旦的“真实性”，也将受到质疑。比如，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的《序》中所作的承诺，起码在逻辑上略有欠缺：
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
既然承认必须“偶添藻饰”，又怎能保证“切不因华失真”呢？包含心理描写与人物对话的自传，与自传体小说到底又有多大的区别？
将并不排斥虚构的自传体小说，与以真实性为第一诉求的学者自述相提并论，并非“天方夜谭”。钱锺书为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小引》，以及金克木的《天竺旧事·小引》，都提及清人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与王韬的强调“笔墨之间，缠绵哀感”不同，钱、金显然注重的是其自传体小说特征，因而才会在谈论回忆录时，将其连带述及。实际上，作为现代学者回忆录的《干校六记》、《天竺旧事》，与清人小说《浮生六记》，其分界处并非一目了然。
杨、金二作的文学色彩比较突出，在众多学者自述中，或许不够典型；但追忆往事时无法完全排斥主观想象，却由此得到了证明。在众多学者关于其自述“真实性”的自我评估中，我比较认同鲁迅和钱穆的看法。在《师友杂忆》的最后一章，钱穆有一妙语：
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
是否属于“生命之真”，主要取决于“意义”而非“事实”。或者说，只有在钱氏看来具有“意义”的“事实”，方才能被感知而且叙述出来。至于身兼学者与小说家的鲁迅，不只称《朝花夕拾》乃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而且承认，这些记忆中的故乡风景，“也许要哄骗我一生”。
至于追忆往事时的自我分析与自我反省，不只牵涉到是否“真实可信”，更与其所能达到的境界、所能实现的价值密切相关。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