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回所写的，着眼在“我的世界”，至于“我”这一部分，只是用作串珠的线，可作交待之用就是了。
曹氏自称“颇想勾划出我们那一世代的生活轮廓”，故其所述，比《太史公自序》要“更广大一些”。以“我的生平”为中心，可又不囿于“我”有限的经历与见闻，这对于有“历史癖”的中国学者来说，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挑战。
蒋梦麟《西潮》第一部第一章有一句妙语，可说是代表了许多中国学者的趣味，也大致体现了他们的追求：
我原先的计划只是想写下我对祖国的所见所感，但是当我让这些心目中的景象一一展布在纸上时，我所写下的可就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
《西潮》共6部34章，其中第四部“国家统一”基本不见作者的身影，第七部“现代世界中的中国”，更是关于中日关系、中国文化特征以及现代文明命运等大题目的论述。在一部自述传里，三分之一的篇幅竟与作者本人无关，这确实是个大胆的尝试。曹聚仁将此书“看得跟李剑农先生的《近百年中国政治史》等量齐观”，自然是一种极高的赞赏。可太像近代史的自叙传，未免模糊了传主的自家面貌。偶一为之（尤其是写给外国人），自是高招；大量推广，则难免弄巧成拙。
“论世”当然有利于“知人”，但并非每个人的命运都能与伟大的历史事件直接挂钩。《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有云：“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今日述之，可谓家史而兼信史欤？”陈氏以家世故，自述生平时必须为戊戌变法立专章；而一介书生董作宾则完全有理由掉头而去，关注第二年发生的一件将改变其命运的“小事”：“甲骨文字发现于河南省，彰德府，安阳县，小屯村。”在我看来，如此叙述，各得其所。也就是说，在描述“我”与“我的世界”时，首先必须明确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比如，同是三十自述，王国维连哪一年出生都不说，只强调“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而梁启超的自报生年，则必须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作陪衬：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不难想象，梁、王心目中的“我的世界”，会如何天差地别。
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康有为、章太炎、郭沫若，与固守书斋的杨树达、吕思勉、黄云眉，各有各的“我的世界”。这种“自我意识”，使得其选择了不同的叙述策略。《康南海自编年谱》将一半的篇幅留给戊戌这一年；《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大讲民国以后的政治活动，并以“授勋一位”作结；郭沫若写了四卷自传，其中涉及学术研究的只有收入第三卷的《我是中国人》一文，而且着重在控诉日本警察的迫害。不以寻常书生自命，康、章、郭于是更愿意突出其经世才能与抱负。至于杨、吕、黄等，“性不喜谈政治”（准确地说，是既不为，亦不能），故转而集中介绍学界之是非，与自家著述之功过。
作为自叙传中的“我的世界”，历史事变太大，三言两语说不清；自家著述又太小，读起来不太过瘾。倒是教育制度的变革、新式学堂的崛起、留学生活的趣味、文化出版的运作、学术思潮的形成等不大不小的题目，容易在“学者自述”中得到最佳表现。比如，齐如山、周作人谈清末科举考试；容闳、赵元任谈留学生生活；蔡元培、钱穆谈大学教育；杨守敬、王先谦谈校勘古书；茅盾、王云五谈现代出版业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顾颉刚、侯外庐谈学术思潮与流派的形成等等，都是绝好的文化史料。倘若希望了解20世纪中国学术进程，这批“学者自述”，将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谈论学术史者，对以下这段文字大概都不会陌生：
宣统纪元，法国大学教授伯希和博士赁宅于京师苏州，将启行返国，所得敦煌鸣沙石室古卷轴已先运归，尚有在行箧者。博士托其友为介，欲见予。乃以中秋晨驱车往。博士出示所得唐人写本及石刻，诧为奇宝，乃与商影照十余种，约同志数人觞之。
罗振玉《集蓼编》中的这段描述，对于了解20世纪显学之一的敦煌学的形成，无疑是不可替代的。
考虑到北京大学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只要与其略有关联，一般都会在“自述”中有所表示。关于五四运动和三四十年代北大的追忆，无疑最容易引起作者与读者的兴趣。曾任校长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不用说，名教授名学生如周作人、马叙伦、梁漱溟、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都有十分精彩的证词。由于各自所处位置以及所抱持的理想不同，对“学潮”的叙述与评价大相径庭；落实在具体人物，除了蔡元培德高望重无可争议外，余者多众说纷纭。读《知堂回想录》，你会觉得当年北大的“三沈二马”儒雅博学，且性情温和；再读《顾颉刚自传》，“三沈二马”则成了专门躲在背后挑拨离间、刺激周氏兄弟出来骂人的阴谋家。此类截然不同的追忆，最好对照着阅读。或许正是这种观察角度的差异，方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
同是自述，学者之不同于文人、政客与商家，就在于其不只提供“史料”，更愿意贡献“史识”。像蒋梦麟那样，真地将“自叙传”作成“近代史”，借总结百年中国的“西风东渐”，来探讨现代文化出路的，其实不太多；绝大部分自述者，更喜欢提供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判。容闳对其接触的前后三位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比较，寥寥数笔，却很有见地。康有为关于变法前后君臣关系的描述，章太炎对孙中山处世为人的评价，不见得都在理，但毕竟“成一家之言”。不过，话说回来，熟读《世说新语》的学者们，其月旦人物，主要还是集中在学界同人。
正因为是同行，相互之间知根知底，容易相亲，也容易相斥。1942年，吴宓被教育部任为西洋文学部聘教授，当天的日记称：“此固不足荣，然得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两兄并列，实宓之大幸矣！”1951年，杜国庠在中山大学演讲时盛赞陈寅恪和容庚，远在长沙的杨树达闻知，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两句：“官吏尊重学人，固大佳事。然以容配陈，有辱寅恪矣！”第二年，大学评薪，杨树达被定为最高级，但仍耿耿于怀：
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不应将此等快人妙语，一概视为文人相轻或意气之争。限于著述的体例，吴、杨并没有展开对陈寅恪等人的评价，但一称“大幸”，一曰“侮辱”，不难发现论者的学术取向。至于钱穆称“适之于史学，则似徘徊颉刚、孟真两人之间”；冯友兰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可就带有学术史的味道了。学养丰厚者的自述，其中涉及学界同行，评判时往往一针见血。而且，因其多为晚年所作，“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真的是肆无忌惮。此等寸铁杀人般的品鉴，即便带有明显的偏见，作为同时代人的证词，也都值得充分重视。
学者自叙传中的“自我鉴定”，更是历来为研究者所尊重与珍惜。具体著述的评判倒在其次，学术思路的酝酿与展开，几乎只有本人最清楚。1888年康有为上书失败，沈曾植“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于是有了《广艺舟双辑》之作；1890年梁启超年初见康有为，被其“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1902年，章太炎因“综核名理”，由追蹑秦汉，转为取法三国两晋，“于是文章渐变”……诸如此类学者治学过程中关键性的“转折”，倘若不是本人道破，旁人即便穷搜博考，也都很难准确把握。至于具体的著述，也有许多压在纸背的甘苦不为人知。学术成果的鉴定固然重要，但治学过程的描述，或许更有人情味，其文也更可读。像《吉本自传》述及写完《罗马帝国衰亡史》那一瞬间的感受，实在是美不胜收。现代中国学者中，如冯友兰之完成“贞元六书”、钱穆之撰写《国史大纲》以及侯外庐的三译《资本论》，都是书之外有事，书之中有人，颇具传奇色彩。即使作为“故事”阅读，也都值得再三品味。
时刻准备“为王者师”的士大夫，一转而成为学院里的专家学者，难得再有康有为那样波澜壮阔的人生。缺乏戏剧性，使得学者自述时更多关注自己学术思路的演进。自传与年谱的写作，因而可能日趋专业化。常常劝朋友写自传的胡适，对其学生罗尔纲所撰《师门五年记》极为赞赏，理由是：
尔纲这本自传，据我所知，好像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
只字不提日常琐事，专讲五年间师生的切磋学问，这点令同样书生气十足的适之先生非常感动。以致日后在美国口述自传时，竟也毫不犹豫地舍弃了红尘十丈的“世俗人生”。
其实，胡适与罗尔纲不同，不仅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而且也曾介入现实政治，写自传时完全撇开这些，实在有点可惜。胡适愿意“自囿于‘学术范围’之内”，写成一部“别开生面、自成一格的‘学术性的自传’”，除了时间紧迫外，更因其对“神圣”的学术痴情未改。这点，恰好与郭沫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二位都是学有所成，而又身兼社会活动家，轮到自述生平时，郭着意强调其政治生涯，而胡则更欣赏自家的学术贡献。单凭这一点，胡适便能博得后世无数学人的好感。不过，更重要的是，“适之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其《口述自传》撇开政治上的“传奇故事”，大谈“青年时期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以及“现代学术与个人创获”，不只是成就了一本“夫子自道的‘胡适学案’”，更几乎构成半部现代中国学术史。
严格说来，每个从事自述的学者，都在写作其心目中的“学术史”。当然，这里所说的学术史，命里注定，必是“残缺不全”（世上固然没有完美的学说，但却有相对完整的陈述）。除了每个学者只能提供“一面之辞”，更因其未必真能充分了解自己、陈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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