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人自作年谱日记者颇多。年谱尤近西人之自传矣。
如此神来之笔，日后在胡适关于“传记文学”的提倡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以司马迁、王充的自叙，来配弗兰克林、斯宾塞的自传，确实不成比例；可倘若引入明清两代著名学者的自定年谱，所谓东方传记“太略”、“多本官书”、“静而不动”等指责，可就落空了。30年代，胡适终于找到了“确证”，正式将自定年谱与自传挂钩。断言《叶天寥年谱》“可算是一部好的自传”，得益于周作人的提醒；认定《罗壮勇公年谱》“在自传中为第一流作品”，方才属于胡适的发现。前者的文章趣味，其实与适之先生相左；后者的史料价值，无疑更合胡君的口味。晚年在台北介绍“中国最近一二百年来最有趣味的传记”，胡适将《叶天寥年谱》替换成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原因是后者可让人“了解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也正是着眼于史料，胡适在表彰汪、罗之作后，称其父胡传的《钝夫年谱》“是自传中最难得的好作品”，并准备“加上他的日记”，以凑成一部完整的自传。将日记看做“自传的一部分”，并非胡适个人的独好。清人李塨编《颜习斋先生年谱》，多依据谱主日记；近人杨树达作《积微翁回忆录》，更是日记的摘编。
这里暂时避开日记与自传、年谱的关系，着重讨论西人自传传入后，中国学者如何自述生平。大致而言，比较传统的学者倾向于年谱，而相对西化的学者则喜欢自传；清末民初年谱占了上风，而近年则是自传和回忆录的天下。这种闭着眼睛也能想象得到的“大趋势”，掩盖了更值得关注的“小问题”：自定年谱与西人自传的对话，以及由此而来的互动。
之所以谈“自传”而强调出于西人之手，并不是说中国古来无此文体；恰恰相反，“自传”在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此等汉人已有先例的“自传”，并不构成对于自定年谱的巨大挑战，也并非20世纪中国学者自述生平时取法的主要目标。劳乃宣《题自订年谱后》十六首，最后一则云：
回头往事已成烟，聊记鸿泥旧日缘。自序敢希班马笔，愿随五柳传同传。
将不同源流的自定年谱与自序、自纪、自传等相提并论，如此“文史不分”，很难说是“偶然的过失”。不管是文人气的徐渭、王士祯，还是学者型的孙奇逢、钱大昕，都不会将其自定年谱，比附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或者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因为，在古代中国，这是两类截然不同的著述，一属文章，一归史著。劳氏不辨源流，乱攀亲戚，如此充满创造性的“误读”，其实很有意思。现代读者认同的，很可能正是劳氏的“谬见”：所谓“自序”、“自传”与“自定年谱”，其渊源与体式固然大有区别，但既然都是“自述”，也就具备可比性。
这种打通自序、自纪与自定年谱的思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人自传的输入。述过“欧美名士，多为自传”，而后方才是司马迁等人“附于所著书后”的自序，以及孙奇逢诸君的自定年谱——梁启超的这一论述策略，并非空穴来风。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氏都是用欧美的自传，来统驭并诠释古已有之的自序或自定年谱。照梁氏的说法，同属自叙传，由自序过渡到自定年谱，“势子自然很顺”；可为何后者“起得很晚”，梁氏却没有深究。称孙奇逢为撰写自定年谱“最早的一个”，自是失考；可从汉人的“自序”，一跳而为清人的“自定年谱”，如此大的历史跨度，无论如何不能说是顺理成章。
自定年谱除了谱主自撰或口述，更重要的特征是“排次事实，系以年月”。因而，其最为直接的渊源，应是年谱，而非自序。清代学者论及年谱一体之创立，多归功于宋人。其中，尤以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的论述最为精彩：
年谱之体，仿于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
以谱主的生平岁月为经纬，这一叙述体例，凸显了文人学者之“用功先后”与“学问变化”。因而，“系以年月”，成了此类著述的关键。尽管明清以下，不时有人提出将《论语》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那段有名的夫子自道，作为最早的自定年谱；近年更因云梦秦简中出现喜这个人物的编年记，年谱溯源之争，有可能再燃烽火。在我看来，目前能够找到的史料，只能证明先秦已偶有为个人而编年纪事；至于从编年、纪传、谱牒等演变而来的年谱，其创立之功，似乎仍只能判归宋人。
宋人之“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岁月”，主要是为了知人论世，并“得以究其辞力之如何”。因此，关于文人学者的年谱，数量最多，体例也最为完善。在已知一百四十余种宋人所编纂的年谱中，至少有两种属于自撰，那就是刘挚《刘忠肃公行年记》（已佚）和文天祥《文山纪年录》。明清两代，自定年谱数量逐渐增加，但其与年谱的关系，依然是“剪不断，理还乱”。最明显的例证是，不少自定年谱乃谱主提供大纲或亲自口述，而由门生整理补注（如《孙夏峰先生年谱》、《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李恕谷先生年谱》等）。年谱与自定年谱的界限不太明晰，正好说明二者的因缘极深。
将是否“系以年月”放在第一位，而后才区分自撰或他撰，这是因为，“时间”乃年谱的第一要素。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盛赞司马迁、王充、刘知几等人附在书后的自序与自纪，“尤能以真性情活面目示吾侪”，而对自撰墓志铭等“文人发牢骚之言”，则颇有微辞。自序、自传以及自撰墓志铭等，提供的史料或多或少、或真或伪，但都属于“文章”；而年谱和自定年谱，即便附于文集刊行，也只是被作为“史籍”阅读评判。对于后者来说，体例谨严、考证翔实，便足以成为传世之作。而对于前者，读者更多地要求文章趣味，至于所述是否“真实可信”，反倒不是最要紧的。
西方自传的传入，无意中化解了自序与年谱之间的紧张。“传记文学”的提法，更是凸显了沟通文史的意愿。借用胡适《四十自述》的表白，写作自叙传，追求的是“可读而又可信”。自序之“可读”与年谱之“可信”，在理想的自叙传中，将得到完美的结合。王韬及其友人蒋敦复之自述，虽也有“文人发牢骚之言”，但已兼具史学意味。蒋、王二君长期“与英吉利人游”，是否受西方自传影响，没有确凿的证据。丁福保称其《畴隐居士自订年谱》“谓之自序可，谓之自订年谱亦可，谓之言旧录亦无不可”；此说极富魅力，可惜从体例到笔法，丁谱并无任何革新。
倒是俞樾的《曲园自述诗》，无意中打破了年谱与自序的界限，在内在精神上，更接近于西方的回忆录。以诗撰谱，俞樾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只是均不若其声名显赫。《曲园自述诗》成于己丑五月（1889），凡199首，诗下以双行夹注，补出事实。十二年后，作者又作《补自述诗》80首，体例一如前作，述至83岁止。自述诗的排列，虽依年代先后，却并非各诗均“系以年月”。记载著述或科名者，大都有明确的纪年；至于描摹民俗风情，可就没有确定时间了。年谱通常只记大事，“自述诗”则必须兼顾诗意盎然的日常琐事。就以日后俞平伯（僧宝）追忆为“九秩衰翁灯影坐，口摹笘帖教重孙”的画面为例，请看曲园先生如何“自述”：
娇小曾孙爱似珍，怜他涂抹未停匀。
晨窗日日磨丹矸，描纸亲书上大人。（小儿初学字，以朱字令其以墨笔描写，谓之描纸。“上大人孔乙己”等二十五字，宋时已有此语，不知所自始。僧宝虽未能书，性喜涂抹，每日为书一纸，令其描写）
正是此等不避琐事，多记闲情，使得自述诗与自定年谱拉开了距离——后者容易趋于正襟危坐。而这两者的区别，很像回忆录与自传的差异。
“自述诗”之叙事，毕竟有很大的限制，对于注重史料的学者来说，尤其不能容忍其本末倒置的“以诗带事”。但是，晚清以降，即便史学意识很强的学者，其自述的体例与策略，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明显的标志，便是自定年谱与西式自传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康南海自编年谱》之定名《我史》，还只是在题目上变花样；《吴宓自编年谱》插入了许多有趣的社会风情、旁枝细节，明显是作为文章来写作。廖平撰《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如此专业化的著述，竟自称“聊以当年谱耳”；杨树达自述生平，明明按年月日排纂，偏偏不叫“年谱”，而叫“回忆录”。
最有趣的，当属《〈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和《三松堂自序》。单看题目，不难明白其渊源所自。一称喜欢读“带有传记性的序跋”，一赞“传统体例，有足多者”，顾、冯于是做起现代人的“自序”来。只是顾颉刚之尽情挥洒，已非司马迁所能范围；冯友兰的“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未来”，写成一部二十五万字的大书，更非刘知几所能想象。顾、冯二位都是史学大家，其撰写“自序”时的“下笔不能自休”，并非不明体例，而是以西方文人学者的“自传”为凭借和潜在样板。
更能说明现代中国学者的自述，与西人的自传密不可分者，莫过于如下事实：不少为国人所赞叹不已的自叙传，原本是用英文写作，而后才译成中文的。比如，容闳的《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蒋梦麟的《西潮》，以及《赵元任早年自传》、《林语堂自传》和《胡适口述自传》等。不难想象，这些以西方人为拟想读者的作品，其追摹的，自然只能是西人的自传。据说蒋梦麟之用英文写作，就因为防空洞里既无桌椅，又无灯光，用英文写作，“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画下去”。如此戏剧性的描述，依然没能消解以下假设：选择英文写作，也就必然选择了西人自传的趣味。
蒋梦麟等人用英文撰写自传，大都心态自如，笔墨潇洒。另外一些学者则不然，埋怨“自传”这一体式过于冠冕堂皇。鲁迅自称“不写自传”，却又抵挡不住“思乡的蛊惑”，于是以回忆录形式，写下了独具一格的《朝花夕拾》。蒋维乔也嫌自传“体裁比较严谨，材料也要丰富”，故宁愿以《我的生平》为题，录下若干早年的记忆。蔡元培对撰写自传，似乎也有畏惧心理；不过他所选择的《自写年谱》，也不是轻松的文体。孑民先生的解释是：“自传因头绪颇繁，不适于旅行中之准备（参考书既不完全，工作亦时时中辍）”。其实，自传与自定年谱，哪一种更潇洒、更随意，纯属个人感觉，与各自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这里有个例外，教西洋文学的吴宓，偏偏选择了“自编年谱”。可略作品味，便会发现，吴谱之纵横恣肆，妙趣横生，与明清两代众多言简意赅的自定年谱，还是大异其趣。
“自序”与“自定年谱”壁障的打通，同“自传”与“回忆录”的引进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现代中国学者的自叙传，之所以异彩纷呈，得益于西学东渐的大趋势。可仔细倾听，学者们之强调“我与我的世界”、回避“忏悔”与“诗”，突出“朝花夕拾”与“师友杂忆”，又依稀可辨古老中国悠扬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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