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为何自述

    自传与自定年谱

    “我与我的世界”

    “诗与真”的抉择

    “忏悔录”之失落

    “朝花夕拾”与“师友杂忆”

    “追忆逝水年华”，此乃古往今来无数圣君明相、文人哲士所无法回避的诱惑。不管是出于“自我不朽”的祈求、“文明延续”的领悟，还是功利主义的“以史为鉴”，“追忆”总是人类著书立说时的一大动力。至于追忆往事所使用的文体，可以是书信日记、诗文小说，也可以是随笔杂感、学术著述。反过来说，“追忆”之于各种文类，均有不容漠视的贡献。

    “追忆”并非简单的追溯既往、回到过去，而是用“今天”的眼光，赋予“往事”某种意义与逻辑。不只是因为时间的鸿沟，使得往事失落，无法完整呈现；更因为人们只能记忆其愿意记忆的，陈述其能够陈述的。在这个意义上，追忆既是一种呈现，也是一种掩盖；既在讲述真情，也在散布谎言。对此陷阱，不是每个追忆者都浑然不觉。大诗人歌德在谈及其自传《诗与真》时，便对一本正经追忆往事的价值表示怀疑：“生平有些或许算是好的东西是不可言传的，而可以言传的东西又不值得费力去传。”自传无法传达不可言传之“意旨”，但起码可以讲述激动人心的“故事”。因而，即便不乏歌德式的疑惑，“名人自述”仍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其创作与传播自然也就历久不衰。

    追忆往事，可以有两种策略：一以自己的生命历程为中心，穿插各种议论；一就某一主题发表议论，夹杂对于往事的回忆。此中差异，不妨以《往事与随想》和《随想录》作比较。70年代末，巴金译完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在后记中表达了拜师学艺的愿望。十年后，《随想录》合订本出版，体例却与《往事与随想》迥异：着眼点不在往事，而在对于往事的思考。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种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这座“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就其“是时代的艺术性概括”而言，与赫氏之作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便“同工”，因“异曲”而带来的诸多差别，仍不能等闲视之。本文将要探讨的，乃是赫尔岑式的“史中带论”，而不是巴金式的“论中夹史”。

    对于往事的追忆，诗人、政客、商家、学者，各有各的拟想读者，也各有各的叙述策略。“瞒天过海”固然是所有追忆的共同天敌，但必不可少的“腾挪躲闪”，使得各类“追忆”自然而然地拉开了距离。没有理由认定哪一类“追忆”价值更大，但就接受面而言，学者的追忆，大概最难获得公众的青睐。诗人的激情洋溢与文采飞扬，永远能够吸引广大读者；搏杀于政坛商海并获得功名利禄者，其纵横捭阖的技巧以及重大决策的内幕，对公众与专家同样具有吸引力。唯独学者的“追忆逝水年华”，很可能既乏浪漫情怀，也无惊险遭遇，以“质朴的文笔”，配“平淡的生平”，可想而知，很难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

    公众的相对冷淡，并不等于学者的追忆缺乏魅力。不管是着眼于史学价值，还是文章趣味，不少学者的自叙传，令人回味无穷。这里选择五十位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的“自述”（详见附录之“基本文献”），讨论其叙事策略及其背后蕴涵着的文化理想，在理解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同时，思考“文章”与“著述”各自的功能及自我超越的途径。

    在正式论述以前，有关选样标准，必须略作交代：一、王韬和谭嗣同均卒于上世纪末，之所以破例列入，乃着眼于其文化观念及文体意识对后世的影响。二、周氏兄弟及茅盾、郭沫若等，既是文人，也是学者，本文注重其后一侧面。三、选择的样本，半为古已有之的年谱，半为西方传来的自传，但为了尊重自述者超越传、谱鸿沟的努力，这里暂不作进一步的区分。四、学者自述，可能今夕完稿明朝刊布，也可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读者的锁定，自然会影响其叙述策略，但在召唤读者、渴望理解这一点上，二者并无根本性的区别；因此，将当初弟子秘藏的自定年谱，与传主生前刊行的回忆录，放在一起论述，并无大的妨碍。

    古已有之的“学者自述”，在20世纪的中国翻新出奇，成为学界与文坛共享的小小时尚。对此“时尚”有促成之功者，首推新会梁任公和绩溪胡适之。梁、胡二君对传记以及自述均有极大的兴趣，且互相启迪。新型传记的鉴赏及写作，梁曾为胡引路；年谱体例的革新，胡则走在梁前头。同样欣赏西方的自传，梁氏转而发掘清人“实写其所经历所感想”的自定年谱，而胡君则更多提倡“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自传。在具体论述中，前者以自传眼光评说年谱，后者则在自定年谱中寻找中国的长篇自传。二者思路仍有共通处，那便是力图沟通古今中外的“自述”。就研究成果而言，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对年谱及自定年谱的论述，远非胡适的随感杂录所能企及；但胡适从早年的留学日记，到晚年的公开演讲，几十年间锲而不舍地提倡“传记文学”，并且身体力行，完成了《四十自述》及《胡适口述自传》，其影响力远远超过梁启超的专门著述。

    不管是梁启超还是胡适，其提倡自定年谱或自传，对撰述者并无阶层或职业的限定。表面上，自述生平，是人人俱有的权利；三教九流，男女老少，均可写作并出版自传。可实际上，自传是一种“最不平等”的文体。传主、谱主的功名业绩，对自传、自定年谱的价值认定及传播范围，均起决定性作用。胡适劝其写作自传的，都是“做过一番事业的人”；梁启超讲得更明白，“自撰谱谱中主人若果属伟大人物，则其价值诚不可量”。回忆录的限制相对小些，但也要求与“名人”略有瓜葛，方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金克木《天竺旧事·小引》对写作回忆录的困境，颇多调侃语：

    名人大抵常有回忆录，回忆的都是一些名人、名胜、大事或者与自己有关的亲切的人和事。名人往往进入别人的回忆录。不名之人也往往由回忆名人和大事而得名。

    这种文体的“势利相”，固然不曾剥夺“未名者”写作自传或回忆录的权利，却能有效地阻碍其流通。

    统而言之的“传记文学”，对作者的身份地位并不苛求；但基本上属于史学的自传及自定年谱，则要求作者有一定的“知名度”。因而，“学者自述”之能否大量产生并广泛传播，主要取决于其是否“知名”，是否有足够的“自信”。换一句话说，学者的价值是否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之所以二三十岁便写作并发表自传（如刘师培、梁启超），与社会转型期先觉者开天辟地的自我感觉有关。30年代的中国，撰写自传蔚然成风，除了胡适、林语堂等人的大力提倡，更因其时文人学者尚有充分的自信。到了五六十年代，大陆学者极少写作（更不要说发表）自传，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根本不敢“扬才露己”。至于其时大量涌现的“思想总结”和“自我批判”，乃迫于外界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自传来阅读评判。像吕思勉那样，将《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作为自传来写，而且基本上没有违心之论（正因如此，此“总结”三十多年后方才得以作为“自述”发表），实在是个奇迹。进入80年代以后，学者地位相对提高，这才有《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1987年，共10辑）和《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1990年，共11辑）中诸多学者撰写的自传。三联书店陆续出版的《我在六十岁以前》（马叙伦）、《三松堂自序》（冯友兰）、《韧的追求》（侯外庐）、《天竺旧事》（金克木）以及《吴宓自编年谱》等，对于恢复甚至提高学者自述的信心与兴致，起了很好的作用。到了1993年，远在西南的巴蜀书社，更打出“学术自传丛书”的旗帜，以每种五至十万字的篇幅，推出张岱年、蔡尚思、钱仲联等一批老学者撰写或口授的自传。

    某一时段学者自传大量涌现，最多只能说明其时社会对学者的关注，并不保证这些自述的史学或文学价值。后者取决于学者自述的动机、体例、策略以及欣赏趣味等。这里先从“动机”入手，讨论学者为何在专业著述以外，还要撰写自传或自定年谱。

    学者对其为何自述生平，而且公开刊行，大都有所解释。清人自定年谱中，多有追念平生，聊示子孙，俾知起家不易之类的说法。这种过于私人性的叙述姿态，基本上不为现代学者所取（罗振玉除外）。对于那些身前便已公开发表的“自述”，再强调“聊示子孙”，未免显得矫情。

    有了《论语·卫灵公》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感叹，自认怀才不遇的文人学者，其自我表彰便显得理直气壮。“去冬咯血，至今未愈，日在药炉火边作生活”的王韬，撰《弢园老民自传》，理由是“老民盖惧没世无闻，特自叙梗概如此”。“未入中年”的刘师培，也都因“百感并合”而赋《甲辰年自述诗》：

    恒子著书工自序，潘生怀旧述家风；

    廿年一枕黄粱梦，留得诗篇证雪鸿。

    虽也有“年华逝水两蹉跎”的抑郁与不平，但更多的仍是踌躇满志。其实，所有的自述，不管其姿态如何低微、谦恭，骨子里仍透出一股傲气。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开篇自称“无可记录”，可马上又是“身历十六省，著书二百卷”，不妨“略志雪鸿”。不管是感叹“平生所怀，百未一偿”，而“忽焉老至”（罗振玉《集蓼编》），还是将人生比作一次“壮游”，只是希望“留一点迹爪”（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姿态万千的学者自述，其实都脱不开“自鸣”的基本特征。

    学者之所以愿意自述，借用卢梭的话来说，便是自信“除了他本人外，没有人能写出一个人的一生”。因为，“真实的生活只有他本人才知道”。为了“不愿人家把我描绘得不像我自己”，卢梭创作了《忏悔录》；基于同样的理由，现代中国学者写下了各种各样的自叙传。这种“我最了解我自己”的假设，不见得每个自述者都坚信不疑；或许，《钱仲联自传·前言》中的提法，更容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当然自己写自己的事，近似回忆录，总比他人根据传闻而写的要可靠。”即便诚实、严谨的学者，其自述也并非天衣无缝，仍大有可质疑处。这一点，留待下面论述。此处只想指出，认定“自述”比“传闻”可靠，乃支撑起大量学者自传及自定年谱的理论根基。

    正因为自述“可靠”，往往被史家视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有“历史癖”的作者和读者来说，写作自叙传，因而是个极大的诱惑。钱穆在《师友杂忆·序》中称：“读此杂忆者，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而自称阅读过五百种以上的传记文学专集，且促成周作人撰写回忆录的曹聚仁，在其《我与我的世界·代序》中更如此表白：

    从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把第一手史料保留起来，也真的“匹夫有责”了。这是我决定谈谈过去经历的主因。

    比起钱、曹诸君“补正史之阙”的自信，《知堂回想录》之故作低调，自认琐碎，要求读者“姑且当作‘大头天话’（儿时所说的民间故事）去听，或者可以且作消闲之一助吧”，反而显得不够真诚与坦率了。因为，《缘起》所说的“消闲”，与《后记》再三强调的“只知道据实直写”，明显牴牾。实际上，周氏希望提供的，乃“信史”，而非“闲书”。

    相对于饱经沧桑、功成名就者的“八十自述”，初出茅庐、志气远大者的“三十自纪”，可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然也会略述行谊与经历，但更多的是感慨岁月蹉跎，壮志未酬。《林语堂自传·弁言》所说的借写自传“分析我自己”，在此类著述中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谭嗣同、梁启超的“平旦自思”，虽则真诚，可惜略嫌空泛；远不若王国维的自我分析深入。王氏的两篇《三十自序》，一述“数年间为学之事”，一述“为学之结果”。后者的辨析学说之可爱与可信、哲学与哲学史，以及“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移于文学”，都是博学深思后的悟道之语。此类借自述清理思路，确定重新出发的路径，另外一个成功的例证，可举出顾颉刚为《古史辨》第一册所写的《自序》。顾氏自认“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之所以“贸贸然来做这种自传性的序文”，除了总结研究古史的方法，更想分析面临的困境，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王、顾二君日后学术上的进展，与其“自述”所表达的意愿，大致吻合。

    学者之所以热衷于“自述”，因其不只提供史料，本身便可能是成功的著作。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题辞》称自幼喜读先贤年谱，方才“志气发扬，更慨然以建功立业为事”。由此推论：“立德立功者，必以前贤年谱为先路之导。”正是基于此“有益后学”的想象，不少著名学者方才讲述“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或“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罗尔纲《师门五年记》的《自序》说得更清楚：“我觉得我这一段从师故事，或许可以使青年人领会得到一位当代大师那一条教人不苟且的教训，去做治学任事的信条吧。”林语堂也承认自传“确是一种可喜可乐的读品”，不过加了个限制，那就是文章必须“涵有乖巧的幽默，和相当的‘自知之明’”。一着眼道德教诲，一强调文章趣味，合起来，方是自叙传独特的魅力所在。

    为后人提供有益的读物，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与功名心，固然可钦可佩；可学者自述，不只为了他人，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对于具有诗人气质的学者来说，自述乃留住春梦的唯一策略。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有云：

    东坡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但又云，“九重新扫旧巢痕”。夫九重之旧巢亦梦也。旧巢之旧痕既可扫，则寅恪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岂可不记耶？

    清人汪辉祖的自定年谱题为《病榻梦痕录》，序言中也引东坡诗句，但“不敢视事如梦”，仍希望子孙读此而“知涉世之艰，保身之不易也”。寅恪先生则无一语及于教诲，在提供历史证词的同时，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据说撰稿之初，先生曾对助手言：“此书将来作为我的自撰年谱。”晚年心血所寄，可惜只存零星残稿，年谱全貌因而无从揣摩。即便如此，三十年后拜读遗文，仍能感觉到先生沉入历史深处时的神情与风采——那定然是充满惆怅而又洋溢着欢乐的时光。在某种意义上说，追忆往事，乃阅历丰富者“自我娱乐”的最佳手段。

    学者愿意自述，其实不一定非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可。抚今思昔，乃人之常情；饱经沧桑的长者，更有理由沉湎于过去的回忆。这一点，茅盾说得很坦然，也很实在：

    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一时都如断烂影片，呈现脑海。此时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者写出来的意念。

    对于学者来说，将“追忆往事”作为正业来从事，确实是“百感交集”。既是对曾经辉煌的“过去”的思念，也是对百无聊赖的“老年”的感叹。这也是许多学者倾向于将自叙传留待晚年来完成的原因。“自知来日无多”，于是希望借助“自述”，使自己的学术生命得以延续。问题在于，真正的“读书种子”，往往“不知老之将至”。需要某种契机，方才促使其中断长期从事的学术研究，沉入对于往事的追忆。清人自定年谱，往往是谱主病中口述，命弟子或儿孙作记；钱大昕57岁那年大病一场，“自谓必不起矣”，于是方才“病中自编年谱一卷”。现代学者中，也颇多像陈寅恪那样，深感“今既届暮齿，若不于此时成之，则恐无及”，因而从事自述者。其中最具戏剧性的，莫过于杨守敬的笃信三十年前推命，认定“今年命将尽”，于是从弟子请而“追述生平”——事实上，杨氏也只比预想的多活了三年。

    倘若承认学者的“自述生平”，也是一种独立的著述；那么，除了了解学者自述的动机，更应该追究其自述的体式，如何成就并限制了这些历史证词兼自我评说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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