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刘及周氏兄弟的选择，绝非只是简单的“隔代相传”，或者“以边缘挑战中心”；其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独取六朝，大有深意在，值得认真评说。
在具体论述前，有一点必须略作交代。废名撰于1936年的《中国文章》中，有一妙语：“我读中国文章是读外国文章之后再回头来读的。”读了英国哈代的小说，方才真正明白庾信文章之“美丽”、“善写景物”与“见性情”。此前，废名曾对周作人关于五四新文学乃“文艺复兴”，可与晚明公安派直接挂钩的著名论断做了如下补充：“西方思想给了我们拨去障碍之功”。像废名那样，可以直接说出哈代与庾信的联系的，或许不多；但晚清以降的中国文人，讨论问题时，无法完全摆脱其西学背景。章太炎以希腊文学“自然发达”的顺序，“征之禹域，秩序亦同”；刘师培称骈文之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都并非单一文化背景下可能具有的思考。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与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更是直接套用西方学说来解释中国问题。即便走出“杂抄文学概论”的困境，超越简单的比附，西学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依然潜在地制约着探索者的思考。当刘师培强调“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鲁迅渲染魏晋乃“文学的自觉时代”、周作人以不曾强求“载道”作为六朝文章的魅力所在时，显然都有其关于文学自主性的理论预设——鲁迅甚至称：“或如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
清末民初，最早接受西方文论的中国学人，如王国维、黄人、周氏兄弟等，都曾对“纯文学”、“超功利”之类的说法感兴趣，并以此批评传统中国的“文以载道”。比起小说论中排山倒海的“改良群治”说，周氏兄弟等人的声音实在过于微弱。可就在这最初的文论中，周作人已经开始了对“不切实用，故无取焉”的载道文学观的批判，并极力为建安七子和晋代清谈辩护。此举颇带象征意味：文学观的嬗变，迅速转化为文学史的重建，而最合适的时段，莫过于六朝。
六朝文章，此前因拒绝载道，沉湎于声色藻绘，而受到严厉的谴责。如今出现了“纯文学”的口号，但刘师培“骈文之一体，实为文类之正宗”的预言，依然没有得到实现。六朝文章的复兴，并不等于骈文派的胜利。姑且不说“纯文学”的想象，受到章太炎、梁启超以及后来的陈独秀、胡适之等人的狙击，而没能真正展开；落实在文学史层面上的重新阐释六朝，也与骈文派的初衷大相径庭。
与文学观的革新同样值得重视的，还有“文学史”写作的引进。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当然也有“史”的意识，但其著述体例迥异于晚清传入的“文学史”。比起“文苑传”和“诗品”来，“文章流别”算是比较接近“文学史”的。可也正是这“文章流别”与“文学史”的微妙差异，导致“六朝文章的复兴”逸出骈文家的视线。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对“中国文学门”的科目设计，有一醒目的变化：此前之“考究历代文章源流”，乃“练习各体文字”的辅助；而今则以“文学史”取代“源流”，以“文学研究法”包容“文体”。这就使得史家观察的角度，由“文体”转为“时代”。
讲“文体”，注重的是体制的统一与时间的连续；讲“时代”，关注的则是空间的展开与风格的多样。这里的以“时代”为考察单位，不同于焦循、王国维、胡适之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类的表述，着眼的是某一时代的代表性文类。唐诗无法涵盖有唐一代的文学精华，宋词更不足以穷尽宋代文学的魅力。同样道理，骈文也不能作为“六朝文学”的唯一代表。这么一来，史家撰写中古（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完全可以兼及骈散。孙德谦的《六朝丽指》不妨独尊骈偶，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则眼界要开阔得多，建安、魏晋、宋齐梁陈各有春秋，并不以任、沈或徐、庾为唯一归宿。
比刘师培的思路更具挑战性的，是章太炎的全面颠覆策略：六朝确有好文章，但并非世代传诵的任沈或徐庾，而是此前不以文名的王弼、裴頠、范缜等。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作系列演讲，论及“文章之派别”时，赞扬晋文华妙清妍，舒卷自如，平易而有风致。至任昉、沈约，“每况斯下”；到了徐陵、庾信，“气象更是不雅淡了”。“至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頠，著《神灭论》的范缜等；更如孔琳（宋）、萧子良（齐）、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景仰得很。”如此立说，整个颠覆了传统学界对于“八代之文”的想象。章氏这一惊世骇俗的高论，乃长期酝酿，且渊源有自。早在1910年的《国故论衡·论式》中，章氏便如此谈论六朝文：
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窥六代学术之本，惟欲厉其末流……余以为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
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章氏对有清一代追慕六朝最成功的骈文大家汪中、李兆洛表示不以为然，而格外推崇综核名理、清和流美的魏晋玄文：“观乎王弼、阮籍、嵇康、裴頠之辞，必非汪李所能窥也。”在章氏看来，文章的好坏，关键在于“必先豫之以学”。深深吸引太炎先生的，首先是六朝学术（或曰“魏晋玄理”），而后才是六朝文章（或曰“魏晋玄文”）。太炎先生一反旧说，高度评价魏晋玄言，称“真以哲学著见者，当自魏氏始”；清儒之所以无法致玄远，正因其“牵于汉学名义，而忘魏晋干蛊之功”。六朝人学问好，人品好，性情好，文章自然也好，后世实在望尘莫及——如此褒扬六朝，非往日汲汲于捍卫骈文者所能想象。直到晚年讲学苏州，太炎先生仍坚持其对于六朝文的独特发现。
章氏论文，讲求思想独立，析理绵密，故重学识而不问骈散。鲁迅独尊嵇康，周作人偏好颜之推，均背离传统文人对于六朝的想象，与太炎师的选择不无关系。周氏兄弟不治经学、子学，对太炎先生之欣赏议礼之文与追求玄妙哲理，不太能够领略。鲁迅赞美的是嵇康之“思想新颖”，周作人则欣赏颜之推的“性情温厚”，只是在重学识而不问骈散这一点上，兄弟俩没有分歧：辨名实，汰华词，义蕴闳深，笔力遒劲，深得乃师文章精髓。在1944年所撰《我的杂学》中，周作人曾表示“骈文也颇爱好”，但不敢贪多，“《六朝文絜》及黎氏笺注常在座右而已”。可接下来的这段话，似乎颠覆了以上自白：
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此语真实，唯诸书中我所喜者为《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此他虽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郑林，如《文心雕龙》与《水经注》，终苦其太专门，不宜于闲看也。
谈骈文而不举萧统《文选》、李兆洛《骈体文钞》，只将便利初学、偏重小品的《六朝文絜》置于座右，可见周氏的“爱好”其实不深。伍氏之《〈南北朝文钞〉跋》，撰于光绪乙亥（1875）年，经过周作人的反复引述，很容易被误解为已开章氏论说之先河。其实，一尊骈，一主散，二者立说根基大异。嘉庆年间彭兆荪之辑《南北朝文钞》，正如原书的“引言”所称，拟想读者是“攻选体者”，目的是“挽颓波而趋正轨”。伍氏希望扩大骈文家的视野，故建议将“亦均质雅可诵”的《文心雕龙》、《诗品》、《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勒为一书，与此编相辅而行，足为词章家之圭臬”。
骈文家的这种扩大眼界、更新趣味的努力，由既考经史又擅骈偶的扬州学人李详，表述得更为精彩。李氏当然推崇六朝俪文，可也称：
其散文亦为千古独绝，试取《三国志注》、《晋书》及南北两史，郦善长《水经注》、杨 之《洛阳伽蓝记》与释氏《高僧传》等书读之，皆散文之至佳者，至今尚无一人能承其绪，盖误以雕琢视之，而未知其自然高妙也。
李审言与章太炎、刘申叔、黄晦闻等，同为《国粹学报》的中坚，其《论桐城派》固然引起世人关注，《文心雕龙补注》、《颜氏家训补注》等更见学术功力。李氏以“选学”名家，且撰有《汪容甫文笺》，晚年著述多在章太炎创办的《制言》杂志刊行。像这样“初好容甫文，又嗜《文选》昭明之序，日加三复。阮太傅《文言说》，尤所心醉”的骈文大家，深知“以自然为宗，以单复相间为体，以貌为齐梁伪作为戒”的道理。正因其兼采散文，其论学书札不事雕饰，而情韵自见，钱基博评为“乃正萧散似魏晋间人也”。骈文家之兼采六朝散文，与章太炎及周氏兄弟之撇开骈文，专门欣赏六朝的子、史，显然难以同日而语。相对于被骈文家奉为圭臬的任、沈、徐、庾来，上述“无意为文”故骈散相间，或干脆纯用散行文字书写的“著作”，似乎更容易与现代中国散文接轨。
“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此乃日人大沼枕山的汉诗，为永井荷风所引录，更为周作人所激赏。六朝人的生命体验、玄学境界以及一往情深，为百代之下的中国人所永远追慕。首先是人格的美，而后才是文章韵味。美学家宗白华有一高度概括的评价：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史家陈寅恪也有类似的表述，而且将思想自由与文章之美直接挂钩：
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
对于六朝的评述，宗氏提及政治混乱但精神自由、陈氏指出思想自由故文章上乘。此前的周氏兄弟，则将两句并作一句，且使用因果而非并列句式。
对于“今人攘臂学六朝”，晚清重臣张之洞甚为不满，理由是：“神州陆沈六朝始，疆域碎裂羌戎骄；鸠摩神圣天师贵，末运所感儒风浇。”（《哀六朝》）周氏兄弟则对因战争引起的“思想混乱”，并不特别反感。鲁迅将魏晋文章概括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得益于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可其强调乱世中的思想通脱，如何有利于废除固执容纳异端，并使得文章奇崛、立意新颖，则多有引申发挥。周作人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于王纲解纽的时代。”只有在乱世，才可能处士横议，百家争鸣，那“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的“言志的散文”，才得到真正发达。比起明末来，六朝似乎更适合于作为王纲解纽故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故文章潇洒的例证。这也是周氏的兴趣逐渐从公安三袁转为陶渊明、颜之推的原因。
30年代中期，郁达夫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作序时，接过周作人的命题，做了进一步的发挥。郁氏称：“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而古代中国散文中，“富于个性的文字”，只能出现在个性比较活泼的“王纲解纽”的时代，比如两晋、宋末与明末。这里所述，只及于思想不定于一尊、文章不定于一格，尚非“妙品”、“神品”的充足条件。此外，还需要学识渊博，性情温润，“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并借杂糅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涩味与简单味”的“有雅致的俗语文来”。只是因缘和合，并非每个优秀的散文家，都能够或愿意领略“八代之文”的真正韵味。
现代作家对于六朝文章的借鉴，不再顶礼膜拜，而是有选择的接纳。王闿运、刘师培、黄侃、李详等雅驯古艳的骈文，经由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已经退居一隅，不再引领风骚。而太炎先生对于六朝文的别择，经由周氏兄弟的发扬光大，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经历一番解构、挑选、转化、重建，六朝文作为重要的传统资源，正滋养着现代中国散文。胡适曾断言章炳麟的文章“及身而绝”，但是，如果不过分拘泥、不局限于“古奥”与“艰深”，允许其接上鲁迅的“魏晋风度”与周作人的“六朝散文”，再连通废名所说的“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实即擅长借鉴“六朝文”的“新文学”），则成了现代中国文坛的一大奇观。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此乃苏轼称颂韩文公的千古名句。章太炎及周氏兄弟对于唐宋派及桐城文章的批判，对于六朝人及六朝文的表彰与借鉴，将随着历史的推移，日益展示其风采。
§§第九章 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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