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回忆当初革命思潮刚起之时势及所作的战略思考时说：“内地之人，其闻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然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其时的革命志士颇有主张慎用会党者，因其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且多桀骜不驯难以驾驭。如陈天华称“会党可以偶用，而不可恃以为本营”；就连长期在浙江联络会党且很有成绩的陶成章也承认：“欲得会党之死力也难。”但是否联络会党不是个理论是非问题，而是个斗争策略问题。会党标榜“反清复明”，与革命派之主张“革命排满”，宗旨大致吻合；另外，会党深入社会底层，有极大的活动能量，这一点是革命党人所望尘莫及的。在新军没有被感化改造以前，会党可以说是革命党人能够利用的主要武装力量。
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志士再也无法从上而下地实行改革，只好依赖下层社会力量。而1900年“自立军起义，乃是我国第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群，首次与下层会党群众在反清目标下的初步联合”。据周锡瑞统计分析，在有案可查的参加起义的六十四人中，二十二人是秘密会党头领，五人在军队里面（秘密会党力量的重要据点），三十七人为知识分子。此后革命党人的历次起义，大都与秘密会党的合作分不开。
自立军起义被镇压后，湖南巡抚俞廉三有一奏折，分析此次起义：“大抵此项匪徒中有二等：一系文人，皆曾在各处学堂肄业，及曾经出洋学生，与康有为等交往素密；一系痞匪，即内地旧有之会匪痞徒，贪利与之联合。”在他看来，“军营散勇无业游民”之“偷窃劫掠”本不足为虑，因其“手无利器巨赀，胸无远谋大志”；值得担忧的是此种“文人”与“痞匪”的结合。后来的事实证明，俞氏的担心颇有先见之明。不管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在努力争取会党的支持与合作。若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陶成章、秋瑾的浙江光复会等，都与会党携手，因而在反清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会社是天然盟友。两者都被宣布为亡命之徒，都由进不了传统社会等级的人组成，都憎恨外国人的统治”。曾朴先后写作的《孽海花》，都提到陈千秋奉孙中山命“联络各处会党”，以及哥老会头目表示愿“率江上健儿，共隶于青年会会长孙君三色旗之下”。至于联合的理由，据说是“内忧外患，岂可同室操戈”。其实，联合的根本原因在于会党需要“读书人”的新思想和财政支持，而“读书人”则需要会党的组织系统和军事力量。在二者联手开展反清斗争的过程中，革命党人不曾忘记用新思想逐步改造会党。陶成章称“其开导之方法，则多运革命书籍，传布内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改造会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过由于新时代交通及信息传播的发达，加以革命党人于所到之处登台演说民族大义，有利于会党中人增进知识开阔眼界，因此昔日散漫贪财的会党，有可能如秦力山预言的，成为“满洲之司命阎罗”。
冯自由在谈及会党在晚清的作用时称：“至戊戌庚子二次变乱之后，遂有革命志士乘时奋兴，日以联络会党为事，由是诸会党乃渐浸染民族民权两种思想，而满清末祚从此多事矣。”革命党人之联络会党，有两种不同的操作方式。一是因会党之势力“日见其强大，时势逼人”，而与之合作，“为之助其焰而扬其波”。具体做法包括提供武器与财政资助，怂恿其独立举事或联合起义。如1907年宋教仁赴东北联络大孤山“马贼”，表示“欲与公等通好，南北夹攻，共图大举”；黄兴则希望为北方之会党提供费用，促其举事，“以惊撼北京，此则为出奇者也。势虽不成，牵制北清之兵力有余”。这基本是一种利用会党制造社会动乱，分散清廷军事力量，以便乘机发动武装起义的策略。也就是说，以会党为偏师，而以革命党人自己掌握的武装为“原动力”。另一种方式则是由革命党人直接参加会党，掌握领导权，使其成为可以“依为心腹”的革命力量。1908年，远在巴黎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新世纪》，曾发出“去矣，与会党为伍！”的呼号，理由是“中国会党之力，实足为中国近代史上之伟观”；可在此之前，孙中山一派早就实行了这一策略。如孙中山之“令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革命派之运动会党，最为典型的当推浙江光复会的活动。陈去病为徐锡麟作传，谓其“运动绍属会党，尽交其酋豪，旁及金华诸府，由是草泽间往往知君名”，至开办大通学校，“绿林之豪，麇集其间，而势力亦益盛”。此大通学校的开办，据参与主持其事的陶成章介绍，竟是“遍招各处会党头目”，而且规定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于是大通学校遂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矣”。后来秋瑾甚至“编制各洪门部下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记号”，随时准备武装起义。
革命党人之运动会党，确是一高招。尽管在推翻清廷的最后一击中，新军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会党激发社会危机的作用，以及其在新军中的强大势力，都使它在晚清“革命排满”斗争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革命党人之所以能运动会党，除了共同的反清宗旨外，还由于其对游侠的一致推崇。也就是说，撇开政治理想与组织形式，单就个人气质而言，晚清志士和会党中人都可能赞赏或认同“仗义行侠”。
或许正因为这样，晚清志士颇能理解这些被“正人君子”所鄙视的草莽英雄。当初宋教仁为联络满洲“马贼”，致信其头领李逢春等，称赞其“集义辽海之间，以扶弱抑强，抗官济民为志”，并引为同志。这并非只是权宜之计。革命党人对民众参加会党的心理以及会党的性质见解相当通达，如孙中山称“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陶成章称其“会员之宗旨，专崇义气，取法刘、关、张；既崇义气，力求平等主义，故彼此皆称兄弟，政体主共和”。而吴稚晖等人主编的《新世纪》发表《去矣！与会党为伍》和蔡元培等人主持的《俄事警闻》发表《告会党》，甚至赞扬江湖好汉会党中人“视死如归，大有古武士风”；“个个像《三国志》里的张飞，《水浒传》里头的鲁智深”，是“军国民的材料”。至于侠民的长篇小说《中国兴亡梦》，干脆让红胡子党（“马贼”）的统帅大谈其如何“每喜拔刀助人”，“以此屡触法网”，俨然司马迁笔下的古侠。会党中人以“患难相扶”为主要宗旨，其讲义气求平等是受《三国》、《水浒》的影响，这一点已为现代学者所证实。
会党中人虽则大多愚昧放荡，但也可能因其粗豪脱略、讲义气守信用、喜打抱不平的性格，为晚清志士所赏识。孙中山物色到的第一个同志郑士良即“曾投入会党”，而吸引孙中山的正是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这一选择几乎带有象征意味：会党中的佼佼者很可能因其“豪侠尚义”而与同是“豪侠尚义”的晚清志士走到一起。并非每个晚清志士都天性豪侠，但能联络会党者，大都喜拔剑高歌使气任侠。
“好任侠，善剑术”，为“物色豪杰”浪迹天涯的谭嗣同，倘若不是早死，大概是联络会党的最佳人选。谭氏去世后，其“刎颈交”唐才常即“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邱”（《临难诗》），其重要策略正是联络会党举事。而唐才常等筹组自立军并以富有山堂统一长江之所以进展如此神速，除本人赋性豪侠易得会党中人好感外，更因其很早就意识到“兵乱将起”，故“于风尘中稍物色豪杰之士，而与之交”。在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工作中，浙江光复会成绩卓著，陶成章、徐锡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而“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秋瑾《满江红》）的鉴湖女侠秋瑾，居然也能统领、驾驭会党，更令人惊叹不已。这自是与其“不拘小节，放纵自豪，喜酒善剑”，“尤好《剑侠传》，慕朱家、郭解为人”的豪侠性格有关：“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秋瑾《对酒》）；“宝刀侠骨孰与俦，平生了了旧恩仇”（秋瑾《宝刀歌》）。也许，正是这种豪气与侠骨，慑服或倾倒了会党中人，才使得他们心甘情愿服从一个“女流”的指挥。
革命党人联络会党，一开始很可能只是一种斗争策略，可改造是双向的；尤其是在情感气质和行为方式等与政治理想距离较远的方面，革命党人实际上不可能不受其盟友的影响。既然在“豪侠尚义”这一点上双方找到了共同话语，就难保晚清志士不会因与会党结盟而强化其游侠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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