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暗杀风潮之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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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志士歌咏之游侠,其实多近于刺客。秋瑾《宝刀歌》:“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高旭《侠士行》;“荆卿歌市中,闻者肝胆裂;渐离击筑和,相乐更相泣”;柳亚子《闻万福华义士刺王之春不中感赋》:“君权无上侠魂销,荆聂芳踪黯不豪。如此江山寥落甚,有人呼起大风潮。”当初司马迁著《史记》,刺客和游侠分别立传,实不无深意。游侠以武犯禁,“时扞当世之文罔”,虽有“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的壮举,但并非政治斗争的得力工具。而刺客虽也被酒使气,但讲剑术报恩仇,一怒而天下惊,“流血五步,天下缟素”(《战国策·魏策》),成为列国争强的重要手段。魏晋诗人基本上还是游侠与刺客分咏,只是陶渊明的“抚剑独行游”中已出现“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象(《拟古》其八)。到了唐代诗人和小说家手中,游侠与刺客已混为一谈,不再界限分明了。晚清志士要让游侠死国事守大义,而不只是逞强恃勇睚眦必报,必然驱使其走上刺客一路。而晚清暗杀风潮的形成,与仁人志士对“游侠”的这一解读互为因果。

    暗杀从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只不过在晚清推翻清廷的革命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革命党人将其定为排满的两大途径之一(一为暴动一为暗杀),报刊书籍大谈暗杀的好处,而接二连三的暗杀案,也确实激励斗志振奋精神。以至当你思考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时,无论如何不该漠视暗杀的作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在与宫崎寅藏谈话中,大赞日本志士之游侠精神,“终乃漏其欲藉此等侠士之力,狙击西后之意”,被宫崎以不掠头功为理由拒绝。同属改良派的梁启超虽有《中国之武士道》和《论俄罗斯虚无党》之作,但对现实斗争中的暗杀影响甚微。晚清的暗杀活动及其宣传,大致皆革命党人所为。而按照时人的理解,“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

    从1900年兴中会会员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到武昌首义革命成功,中间十几年发生过许多起暗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赴死的刺客大都是热血沸腾的读书人,而不是秘密会党或职业杀手。而且,这些杀身成仁的“刺客”,有的甚至还在行刺之前或之后,就“暗杀”这一行为的意义与作用做过专门论述。如吴樾行刺前著《暗杀时代》,称“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二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温生才枪杀广州将军孚琦后被捕,针对“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的讥刺,慷慨陈词:“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先。”这是一批有清醒政治头脑的特殊刺客,或许只有俄国虚无党人的行为可以与之媲美。

    实际上,晚清志士之热中于暗杀,正是受虚无党人的刺激与启示。“慷慨苏菲亚,艰难布鲁东”(柳亚子《偕刘申叔……约为结社之举,即席赋此》),晚清歌咏苏菲亚的诗文小说可谓车载斗量。本世纪初,一批旅欧、留日的知识分子被虚无党人的纲领及奋斗精神所吸引,将其作为20世纪“执牛耳握霸权主盟全球”的新主义,介绍到中国来。1902年,马君武译《俄罗斯大风潮》,大赞“无政府党人者,各国政府之最大公敌也”;1903年,马叙伦著《二十世纪之新主义》,称“彼无政府党者,其宗旨高,其识见卓,其希望伟,帝国主义遇之而却步,民族主义遭之而退走”。其后,张继、蔡元培、金一、刘师培、李石曾等人都曾热心于无政府主义的介绍。对于晚清志士来说,虚无党人之值得钦佩,除了其“抱至高无上之宗旨,具无坚不摧之愿力”外,更因其“以杀戮官吏为正义者”这一手段以及“视死如归之精神”。也许是中国人崇拜牺牲,也许是中国人熟读游侠与刺客传,太欣赏“十步之内,剑花弹雨浴血相望,入驺万乘,杀之有如屠狗”这一斗争方式了,因此,虚无党人的政治理想远不及其“敢死的刺客”形象更广为传颂并深入人心。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张继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一书,对这一阅读倾向的形成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此书上编辑录革命党人和无政府党人提倡暗杀之言论,下编是截止到1901年各国无政府党人暗杀政府要人的记录。而燕客为此书写的《序》,更强调暗杀手段的有效性:“羡暗杀手段,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也神速。以一爆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已足以走万乘君,破千金产;较之以军队革命之需用多,准备烦,不秘密,不确的者,不可同时而语。”这一说法为不少革命党人所接受,在此后讨论游侠或暗杀的文章中可以不断听到其回音。

    如果真像孙中山先生说的,1900年史坚如的暗杀只是史个人自行决定,那么,1903年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以鼓吹、起义、暗杀为三大策略;1904年蔡元培组织光复会,“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便都是有组织有宗旨有计划的暗杀团。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暗杀活动更为活跃。参与暗杀清廷大吏的青年书生,虽也进行过一些初步的训练,但成功率不高,常令人有“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陶渊明《咏荆轲》)的感慨。但不管暗杀是否成功,都起了激励民气的作用,并对大吏要员形成某种威慑力量。这里不准备讨论革命党人采用暗杀手段在政治操作中的得失,而是探究促成其采用这一特殊手段的心态。

    革命党人之选择暗杀,首先是出于双方力量对比的考虑。虽说满清江山岌岌可危,但以其军事力量镇压各地零星起义还是绰绰有余的。蔡元培等人之所以“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很大原因是其时发动大规模暴动有困难,不单是人力,还有财力的困难。康有为、孙中山都曾因海外筹款未能及时运到,导致起义失败,因而受到同人严厉责难。梁启超分析俄国虚无党“何故不行暴动手段,而行暗杀手段”时,特别强调革命之成本:“凡暴动者必借巨款”,“啸聚草泽,其最少数亦必须千人以外”,故“暴动必兼赖他力,而暗杀则惟赖自力”。林獬在论及刺客容易成功时,也首先指出其“第一不要多花钱”。既然发动一次起义需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而派出一两名刺客相对简单多了,何乐而不为?黄侃解释“救民之道”众多何以独取暗杀时称:“夫孤身赴敌,则逸于群众之揭竿;忽得渠魁,则速于军旅之战伐。”汤增璧的意见大致相同:“去干戈而用爆弹,舍群团而取狙击,盖手腕捷,心志专,莫善于此。”黄、汤二文均刊于《民报》,而《民报》乃晚清倡导暗杀最力的刊物,各期所刊照片有一半以上与暗杀有关。只是革命成功不能单靠暗杀,这点谁都明白,即便最热心暗杀的人也都承认:“匹夫提剑,屠恶有限,殆非吾党之专策。”其时虽有“当急军人而缓刺客”抑或“刺客之与军人,相须为命,何有缓急之分”之类的争论,但决策的关键其实在于时机而不在原则。据说孙中山对暗杀问题“不为绝对之主张”,暗杀“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实行耳”。明知“革命断非一次就可以成功”,而人民尚未觉醒,要想唤起民众,“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起码可以起到“伸民气”、“铸国魂”的作用。至于是否会因此牺牲骨干或滥杀无辜,实无暇顾及。

    对暗杀活动的大力鼓吹,很大原因还在于晚清志士多为热血青年,而不是成熟的政治家。因而,他们更多考虑理想与信念,而不是实际操作。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的考察以及周密的计算;而晚清志士的政党意识、组织观念大都不强(章太炎甚至反对政党形式),政治理想也较为简单空泛,因而不免时时自作主张,意气用事。将“社会种种不进化的缘故”归因于一二政治家或贵绅、族长,不能说是高明的政治主张;而由此推导出“要想把众生拔出地狱”,“只有单刀匹马以做刺客为不二的法门”,也并非高明的斗争策略。不过,这一思维方式倒是更接近于古代独掌正义的游侠,而不是率兵打仗的战将。这也是他们在诗文、言谈中格外推崇古代刺客和游侠的原因。黄侃称“荆轲、聂政之事,盖胜于陈涉、吴广”;汤增璧则赞烈士刘道一“其心纯洁高尚,张良、豫让、荆轲、聂政,乌能比其烈欤”。而柳亚子以“胡尘遍中原,侠风久不作”开篇的悼诗,历数从史坚如到秋瑾诸多英烈事迹,并描摹了他们的共同心愿:“得当竟报汉,一击天地复”(《有悼二首,为徐伯荪烈士作》)。醉心于“流血五步,世界之幸福以进”的戏剧性后果,再加上对牺牲的崇拜,晚清志士当然推崇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刺客,而不欣赏现代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大军团的士兵或将军。游侠的个人魅力,经过千百年骚人墨客的渲染张扬,早就深深烙在这代人的脑海里。一方面是晚清志士用新的政治理想来重新诠释、改造古老的游侠作风和刺客精神,另一方面是充满神奇色彩的游侠梦始终制约着晚清志士的思维方式以及其对斗争策略的选择。

    大批文人投身革命并舞文弄墨提倡(歌颂)暗杀,固然使得革命党人慷慨赴难杀身成仁的光辉形象广泛传播,但也使这种最为血腥惨烈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化了。不少诗文不大注重暗杀的实际政治作用,反倒有欣赏其审美价值的倾向。史家多从政治斗争的策略以及英雄史观的偏颇来谈论晚清的暗杀风潮,其实还必须关注这批志士的知识结构以及心理特征。并非久经考验的职业革命家(如孙中山),大部分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者,既有献身精神与浪漫激情,又因对语言文字的过分沉迷而容易冲动与兴奋。暗杀之所以形成风潮,除了政治家的有意引导,还有时人对暗杀意象(而非实际手段)的迷恋。其时谈论暗杀的文章,绝少论及刺客的命运,似乎守大义死国难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革命高潮中,像吴樾那样真心相信与其“奴隶以生”,不如“不奴隶而死”,或者如陈天华那样“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者,当不在少数。可我还是觉得晚清志士游侠诗文中体现的轻视生命的倾向,与其用审美眼光来看待“死亡”这一意象有关。汤增璧在《崇侠篇》中呼唤“匹夫提剑”刺杀专制魔王,文章结尾处特别渲染易水悲歌这一场景的美感:“且易水萧骚,落日荒凉,亲朋咽泪,至以白衣冠饯送,而酒酣拔剑,击筑高歌,怒发上指,气薄虹霓,大丈夫不稍短气,近儿女沾巾之态,此古之侠风,则有然矣,宁独不可再见于今日耶?”此等颇具文采的宣传鼓动文字,对于绿林豪杰或许丝毫不起作用,可晚清志士不乏因此而悲歌一曲慷慨赴死的。最让他们醉心的,还不是临危一击的实战效果,而是“酒酣拔剑,击筑高歌”的意境,于此可见其文人心态。

    这原也不无道理,晚清志士注重的是“烈士精神”,而不是技击本领。暗杀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偶然性太大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因此,晚清志士之大谈刺客,不少只是希望在国民中养成一种随时可以赴国难的“烈士精神”,而并非真地想鼓吹或实行暗杀。英雄建功立业得益于天时地利,而刺客则特立独行不借他力;前者取其才智,后者扬其精神。而在时人看来,“得一英雄诚不如得一烈士”,因为“英雄罕能真,烈士不可伪也”。英雄不一定死国难,而刺客几乎注定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故曰刺客之道,必死之道也”。对于崇尚牺牲的晚清志士来说,刺客因而远比英雄更有魅力。

    千古文人谈游侠、刺客而怦然心动者大有人在,而晚清志士更是感慨良多。康有为《读〈史记·刺客传〉》诗云:“迁史愤心尊聂政,泉明诗咏慕荆轲。要离有冢谁能近,博浪无槌可奈何。”康氏还只是叹惜“羞甚苍生四百兆,岂闻一客剑横磨”,章太炎则以身作则,1914年冒险入京力挽狂澜时高歌:“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时危》)。只不过康、章二人之采用刺客典故,只是表示报国情怀与必死信念,而并非真地准备采用暗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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