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虽然积极参与政治，但其成名却是在学术上，特别是如前所述的科玄论战更使其名声大噪。张君劢认为，科学和人生观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而科学是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为因果律支配的、起于对象之相同的现象。所以，用科学来解决人生观问题，必然导致科学万能的破产。其好友丁文江，则站在科学的立场上，马上予以反击，很快发表了《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批判张君劢，说他是玄学鬼附身，并借机宣扬科学万能的思想。由此，科玄开战，并成一时之热闹。
在张君劢看来，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人生观是受自由意志支配的，没有客观标准。科学与自由意志相对，与此相应，中国的立国之本，也应该在于追求精神之自足，而不在于满足物质之逸乐。农业立国，虽不能达到物质的丰富，但至少能寡而均，贫而安；工商立国，虽能牟利，但却是多而不均，富而不安。相较于工商立国，农业立国虽有不足，但还不至于使人迷失本性，不至于使人成为金钱物质的奴隶。当人的价值尊严与物质富足发生冲突时，张君劢毅然选择前者。他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指出：“世界一切活动，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十九世纪以来，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人类，今思反之，宁可牺牲富强，不愿以人类作工厂之奴隶牛马焉。”
张君劢生活的那个时代，五四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不管提倡的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西方的国家主义、自然界之知识猛烈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面对此状，张君劢认为，要维持寡均贫安的状态，抵御外界物质的诱惑，必须反求诸己，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挺立起一主体的人。“所谓明明德，吾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之修省功夫，皆有至理存乎其中，不得以空谈目之。”张君劢特别推崇宋明儒学的修养功夫，“诚欲求发聋振聩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但复活不是复古，而是在固守文化本我的同时，发扬中国文化长于论道的优点，克服传统宋学短于理智，不识逻辑的不足，在中西文化交参互勘中，增益其所本无，光辉其所固有，以开出宋学之全体大用，从中国的道统中开出民主与科学，开出政统与学统。由此可看出，张君劢思想的落脚点，是从人生观人手解决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张君劢不仅为儒学复兴呐喊助威，亦为民主政治的实现而积极奔走。30年代，他创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提出了自己的建国纲领。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当然，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所讲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他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他的民主政治中，个人自由是第一个条件，社会公道是第二个条件。在政治上使人的自由和尊严得以充分实现，在经济上防止贫富悬殊，而这两者的实现都需要德，法作保障。认为中国的德和西方的法有机融合，德法合一才是理想的政治形态。并强调在德法合一中，德居于首位，是法之背后的价值源泉，是维系一切社会关系的终极根据，而法是德的延伸，是德的制度化，是对德的保障，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总之，无论张君劢的学术思想，还是其政治理念，都坚持了儒家德性优先的原则，都是站在儒家立场上为儒学张目的。作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君劢虽没有像熊十力、梁漱溟那样构建起一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但其对儒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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