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的哲学可称为生生哲学。“太初有指，指本无名，熏生力用，显情与理。”（《生生之德》）情与理是宇宙太初的原始显用。情可指向人生，理则指向宇宙。生命是有情之生命，充满着欲望和冲动宇宙乃有法之宇宙，万物各得其所，各显其用。虽然如此，情中含理，理中生情，二者并不是完全分割的。因为宇宙和人生，就其整体而言，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连续体。只言理而不言情，顶多是个蹩脚的科学家；只言情而不讲理，则沦为一个疯狂的艺术家；只有衡情度理，才称得上是个哲学家。
情与理虽有分别，但同时也应是合一的。情与理的合一，就合在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之中。人生而有情，情之发动便为欲望和冲动。满足欲望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然而人满足欲望的行为则不得不符合理。因为人亦是宇宙的一分子，若合理以求生存，则势必坠人“无明”深渊。只有含情契理，真善美的追求才能落到实处，人生才能是一充实完满的人生。
在方东美看来，中国传统哲学以其超越的形式，把人纳入到宇宙大化之中，把宇宙之理内化为人之情性，宇宙、人生合而为一整体，泯灭了物我的分化，高明而圆融，和谐而中道，远非西方哲学所能比，而其生生哲学便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体现。
方东美的哲学是向中国传统哲学的回归，是向《周易》精神的回归。他的生生哲学直接取源于周易。“宇宙乃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天为力生，万物资始，地为广生，万物咸享，合此天地生生之德，遂成宇宙，其中生气盎然充满，旁道统贯，毫无窒碍，我们立足宇宙之中，与天地广大和谐，与人人同情感应，与物物均调浃合，所以无一处不能顺此普遍生命，而与之全体同流。”（《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方东美认为，儒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乾元坤始所代表的“广大悉备的精神生命”。这种精神生命贯注于天、地、人。人由这种精神生命推己及物，与人相感通，与物相感通，与宇宙相感通，进而达至参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人与天、地平等，挺立起了自身的主体性，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人可称之为完人、圣人。方东美由此指出，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其本体论就是价值论，二者是合一的。
用这种价值视野去关照文化，便构成了其文化哲学的主体。方东美的文化哲学，目的是建构一个“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在这个蓝图中，物质世界是基础，向上是生命世界，最上层是心灵世界，三个层次形成一个次第上升的格局。生活在这个蓝图中的人，首先应该是艺术的培养，尤其是建筑艺术的培养，然后是道德品格的形成。透过艺术和道德，人的生命进一步提升到神秘境界——宗教领域。而这一切都是在物质基础上形成的。因此，物质世界是起点，是平台，人在物质世界中安顿自己的心灵。然而人不仅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物质世界，还应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的文化世界，或曰精神世界。这个文化和精神世界由艺术、哲学和宗教共同构成。其中，哲学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它经自身生命周流贯通全体宇宙，成为文化评判的标准；宗教处于最高层，人的最高理想就是要成就宗教性的全人、完人，即儒家所说的圣人。
方东美以其理想文化蓝图为基础，比较中西文化，鉴定其利弊得失，并提出纠偏补正的方法，其实质是以中国文化为宗，融摄各民族文化之长，以成就一种理想的文化形态。
他认为，希腊文化可以苏格拉底为界，在此之前以豪情运用正理，情理并重，表现出伟大的智慧。但自苏格拉底之后，知识成了判断宇宙真相的惟一标准，甚至以知识计量美德，理胜而情亏。在哲学上，将现象和本体二分，灵魂、躯体、物体三者隔绝。
欧洲文化则崇尚科学，人与自然对立，虽有创造精神，却起因于人的占有欲和征服欲，虽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却使人生沉沦陷落，宇宙倾覆幻灭，到头来仍不免为一场悲剧。
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妙性”，“要在契约归真”。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老子的道、孔子的元，墨子的爱，三者虽异而不隔，共同体现出中国民族文化的特征：中和。但自老子、孔子、墨子之后，中国学术开始走下坡路。“语道趣小不尽好，谈易人魔而堕障，说爱遗情而无功。”
通过考察分析，方东美提出了一个自救和他助相结合的方法。所谓自救，即“希腊人应据实智照理而不轻生，欧洲人当以方便应巧而不诞妄，中国人合依妙悟知化而不粗浅”。所谓他救是指，“希腊人之轻率弃世，可救以欧洲之灵幻生奇；欧洲之诞妄行权，可救以中国之厚重善生；中国之肤浅踏浇踏空，又可救之以希腊之实质妥帖与欧洲之善巧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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