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文字狱惹的祸
清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733年1月27日），在历经四年的“调查、审判”后，清廷宣判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吕留良案”：
吕留良、吕葆中俱着戮尸枭示，吕毅中着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着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傥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吕留良之诗文书籍不必销毁。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变价充本省城工之用。
从判决可以看出，吕留良一家几乎是遭到灭门之灾，上至已经入土之尸，下至尚在襁褓之孩，皆无一幸免，或挫骨，或凌迟，或杀头，或流放，或为奴，其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处置之严厉，实在为清建国三百年所仅有。更为奇怪的事这时此案的当事人吕留良逝世已经将近半个世纪。是什么原因让清统治者对一个死人还不放过，仍要对其挫骨扬灰，将其子孙斩的斩，发配的发配呢？这一切都要从雍正六年（1728）的“曾静案”说起。
雍正六年（1728）九月十三日，时任清朝川陕总督的岳锺琪收到一封书信，送信者自称是“南海无主游民”夏靓（曾静的化名）的徒弟张倬（张熙的化名），而这书信也不是一般的书信，其内容是要策动岳锺琪武装反清。岳看事情非同小可，在看完书信后当即就将张熙拘捕。那这个曾静到底何许人也？为什么要来策动岳锺琪武装反清呢？
曾静，湖南永兴人。据清《大义觉迷录》记载，他家虽“十代积善”，却仍然是“家事单寒”；虽然他“入学文字原评为湖南第一卷”，却总是应试不第，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失意文人。在屡试不第后，他便愤而读书授徒，不再热衷功名仕途了。就在这时他偶尔看到了吕留良评点的时文选本，慢慢开始接受了吕德“华夷之别”等主张。与此同时，曾静在社会上听说雍正有害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色、酗酒等十大罪恶，于是便认为雍正是一个篡夺皇位、不仁不义的暴君，还要推翻这个暴君对汉族人的统治。但作为一个书生，他自己本人又不可能去推翻已经是江山巩固了的大清王朝，只好借助那些手中有权、有兵的人物来实现自己的“大业”，于是乎，他便瞄上了川陕总督岳锺琪。
曾静选择岳锺琪作为自己的策反对象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岳锺琪在雍正元年（1723）至二年（1724）曾辅佐过年羹尧平定青海罗卜蔵丹津叛乱，被封为三等公。而在雍正三年（1725）年羹尧被贬黜、处死后，他很快就升任为地位重要、握有重兵的川陕总督。所谓树大招风，跟他曾经的主子一样，岳锺琪很快就遭到朝中部分官员的攻击、陷害，说他是岳飞之后，想要报当年金灭宋之仇，后来这种说法又传到民间，于是雍正帝也对其起了疑心，想要削夺他的兵权，可以说也是处在危险之中。正是如此，曾静看到了他被策反的可能，于是就修书一封，令其弟子张熙送给岳，信上称岳锺琪为“天吏元帅”，而且说他“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也难怪岳锺琪要将张熙当即拘捕了，本来就因为这个岳飞后裔让雍正帝对自己起了疑心，万一这封信被别人知道了有口也说不清了，于是他一方面开始审讯张熙，想要揪出叛首，另一方面立即上书雍正，以争取主动。事实证明岳的做法是对的，只是可怜曾静、张熙师徒下错了赌注。
就在拘捕张熙的当晚，岳锺琪会同按察使硕色等人就对他进行了突审，起初是“命坐待茶，蔼言相接”，企图使其诱供，不料张熙咬紧牙关，始终不肯透露半点信息。之后，陕西巡抚西琳道来，三人同时审讯，他们见诱审无效，便对张熙严刑拷打，只可惜仍是一无所获。
可惜张熙虽经受得住严刑拷打，却没办法跟这些人斗心机。第二天岳锺琪便换了副嘴脸来诱讯张熙了。他对张熙说：“你们这些游说之士的话我怎么敢轻信呢？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有人让你来试我对朝廷的忠心的呢？所以我昨晚不得不对你动刑，看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张熙回答道：“你昨天既然那样对我，我现在也是不敢相信你了！”这时岳锺琪又狡辩道：“那我也要将事情的利害说给你听，你昨天就不该当众将书信给我，更不该一见到我就含糊其辞，不说实话，引起了我的怀疑，所以我才对你动以刑讯。昨天我看带你视死如归，颇有大节，我这才来诚心与你谋划。你必须如实告诉我实情，这样我才能相信你。”此时张熙仍然还不敢相信，于是他又说：“自古以来，都是因为适逢乱世，天下多变，方有人起义谋事，而如今天下太平，并没有其他一省有所举动，而你的师父夏靓唯独让我陕西一省冒昧起事，那又有谁在哪接应？又有哪些人一起举事？如果真是要用并的话，这些情况你都说不上来，可见也没有什么远的见识！”张熙遂回答道：“这并不难，只要你有起兵的凭据就行。”接着就将曾静关于起兵反清的部署一一告知了岳锺琪。于是岳便假装答应举兵反清，此间他将此事详细奏明了雍正帝，雍正还给他出谋划策。接着，岳锺琪和张熙结拜为“兄弟”，并十分“内疚”地说前几次对其审讯时动以大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做给其他官员们看的，这让张熙很感动，随即说出了其师父曾静及其好友的姓名及住址。
根据张熙供出的名单，清廷很快就开始了抓捕行动，将所有涉案文人一一抓捕归案。但当对所有案犯审讯之后，朝廷才发现案情其实非常简单，也就是几个不怕死的书生在那活动，没有武装，更没有部队，远远不像先前预计的那样会是一个大的谋反案。
但雍正帝不想就这么罢休，他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文人，他还要好好整饬一下“绅衿士庶”的“不良”风气。因此，处于政治的需要，原本没有什么可说的“曾静案”逐渐牵出了满清第一大文字狱案——吕留良案。
上面曾说到，曾静在接触到吕留良评点的时文选编后，就逐渐开始接受了他的“华夷有别”的思想主张。他还曾经在雍正五年（1727）命自己的弟子张熙到浙江购书，这次张熙来浙江，就专门到吕留良的家中访求书籍。当时吕留良的幼子吕毅中见其上门求书，就很爽快地将其父亲平生所著的诗文赠与了张熙，而这些诗文中自然有很多“愤懑激烈之词”，同时，张熙还拜访了许多吕留良的弟子如严鸿逵等，也得到了不少吕留良的诗文书籍。于是这些书籍都被张熙带到了湖南曾静家中，而曾静从此也更沉溺于吕的学说之中。很自然，曾静案发后，这些吕留良的诗文书籍都被搜了出来，吕留良本人也被定为妖言惑众的“总头子”，雍正帝便要拿他一家“开刀”了。
当时曾静师徒为了自己保命，可以说又将吕留良一家往火坑里推了一把。曾静的口供说：“吕留良在其书中凡有讥讽本朝之处，都是假托《春秋》之义，借孔子的口说出来，这就让我们这些愚人不得不信。”其弟子张熙也说吕留良就是靠评点时文来向士子们宣传他的反动思想，而多数读书人也被其迷惑，通过那股妄评朝政。就这样，本来已登西方极乐的吕留良又被硬生生地给拽回来，卷进了一场前所有的政治斗争中去，成为了雍正帝的政治牺牲品。
“吕留良案”中受迫害人员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而曾静师徒二人却安然全身而退，转而成为一个现身说法、美化雍正及清王朝统治、鞭挞吕留良等人的政治工具，继续为雍正帝整饬士绅们的不良风气而效劳。只是好景不长，雍正死后，乾隆即位的第二个月就将这两个人凌迟处死了。
只是吕留良一家所受的不白之冤又跟何人去诉？
甲申前后
甲申之变发生的那一年，吕留良才十六岁，正是读圣贤书、考科举功名的年龄。他接受的是传统的科举教育，当时，读书人只有读四书五经，写制义八股，才有可能中各举人、进士什么的，以光宗耀祖，个人高升。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吕留良读了朱熹的《四书集注》，接触到了朱熹的学说，从此他便对朱学笃信不疑。他在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某窃不揣，谓救正之道，必从朱子……又窃谓朱子于先儒所定圣人例内，的是头等圣人，不落第二等。”直接说出了自己对朱子及其学说的信仰。在他眼里，读朱子的书，不一定能成为圣贤，但入果不读朱子的书，则是肯定成不了圣贤的。
就在他想要平静地学习朱子之学时，动乱的明末时局却不会让他平静。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万寿山；四月清军入关，李自成北京称帝；五月，清军入据北京，建立清朝。不到三个月时间，江山易主，外族入主中原，大明三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吕留良听到“亡国”的消息后不禁失声大哭，哭声震天。有人劝他说：“庄生何太自苦？”他正色回答道：“今日天崩地坼，神人共愤，君何出此言也？”
这时候经历着亡国之痛的吕留良便开始思考文章为什么不能报国。虽然年纪尚轻的他不能想出根本的答案，但他已经开始看不起章句之学了。就在这一年，他尽焚少作诗篇，一心要做一个忠于大明的遗民。在那时候的江南，士子们看到抗清不断失败，复国逐渐无望，于是纷纷弃儒服，焚诗稿，或归隐，或逃禅，拒绝进入城市，因此吕留良焚诗作用意也是很明显的。
在这几年里最让吕留良伤痛的就是其侄子宣忠的英勇就义。宣忠曾以诸生身份授参将之职，跟随吴易的抗清队伍反清，后来还擢升为总兵，吴易兵败后，他便隐居在洞庭山中，不久因回来探望病重的父亲而被捕。被捕之后，他慷慨不屈，当堂不跪，并对堂上清朝的官员大加谩骂。堂上衙役“捶其膝至碎”，而宣忠仍然没有下跪，他大声说道：“大丈夫不能为国家做些事，即今死犹后。”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吕留良给他送行，叔侄两个谈笑风生，没有半点生离死别的颜色，宣忠还不时地向路边众人喊道：“今乃大明义士报国之日，诸君何不一观乎？”临刑时则大呼：“今日可以报先皇帝矣！”
宣忠死后，吕留良突然“咯血数升，几绝”。失去侄儿，让其痛不欲生。他在《手录从子谅功遗稿》一诗里就表达自己的痛苦心情：
比向当年一半遗，书成涕泪欲何为。甲申以后山河尽，留得江南几句诗。
当时满清统治者在江南强行推行薙发令，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同时统治者还在汉族士人中推行满族的官服，吕留良就曾在诗中感叹道：“风俗暗相易，衣冠渐见疑。”可见当时他仍穿着明朝的服饰出入，虽然已经渐渐变得不合时宜。吕心系旧明的不舍之情可见一斑。
一直到顺治五年（1648），吕留良的内心仍是极度苦闷，“霜禽号异域，露叶泣非时。遇物皆成叹，为心那不悲”，正是一个遗民心情的真实写照。
“失脚秀才”
明亡后，吕留良曾经焚烧自己少时所作诗稿，以表其作为遗民的心志，此后他也一直以明朝遗民自居，还写下了许多讽刺、抵抗清朝的诗作，但就在顺治十年（1653）他二十五岁时，却考取了清朝的秀才。后来他把这次考取秀才说成是他人生的一次“失脚”。
据张符骧《吕晚村先生事状》中记载：“先生悲天悯人，日形寤叹。而怨家狺哞不已，昵先生者咸曰：‘君不出，祸且及宗。’先生不得已，易名光轮，出就试，为邑诸生。”由上可以知道吕留良当时出来考秀才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而且还是化名为光轮参加的考试。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对其秀才的经历并没有加以太多的苛责，反而吕留良自己曾一度现在深深的懊悔和自责中不能自拔。
虽然现在已经不太清楚吕留良参加科举考试的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考试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长子公忠曾回忆说“每试辄冠军”，后来即使雍正也在《上谕》中说：“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吕留良的应试之才。
当然，吕留良在考试之前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他首先阅读了一些时文家的书稿，开始学习八股文的写作章法，继而自己整理笔札，研习“四书”，自己动手写作八股制义。正是这段时间对八股文的接触，使他和这种文体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评点诗文，出书、卖书，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播自己的思想，而他自己参加科举考试大获成功似乎也为他后来出评点时文之书做了一个活广告，当然这是后话。
在这次考完试取得秀才的功名后，他便背着这个秀才的名分悔恨、痛苦了十几年，他在以后的诗作中多次以“失脚”来比喻这次出试，如：“万马搜山失脚来，每阅此图辄三喟”（《看宋石门画辋川图依太冲韵》），“失脚下矶今欲返，船过为报富春渔”（《喜高辰四至遂送之闽》），“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耦耕诗》）等，这些诗句中处处表现出诗人内心无尽的悔恨。
康熙五年（1666）春，朝廷里的学使者到嘉兴课试诸生，当时石门县的教谕是陈执斋，他陪同学使者一起课试当地的诸生，而吕留良作为石门县的一名诸生，自然也在被课试之列。这对吕留良来说正是甩掉背在身上十几年的包袱的大好机会。于是他早早地就跟陈执斋说：“我从此以后不想再做诸生了，请您把我除名吧！”接着他将事先写好的《耦耕诗》拿出来给陈芝斋看了，诗中既流露了当年一朝“失脚”的悔恨，又表达了自己如今宁死也要保守名节的决心。接着他又说即使我进去参加课试，我也不会写一个字，即使要受到杖罚，我也在所不惜。陈执斋了解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又看到吕留良如此坚决，只得感慨道：“这就是古代的圣人也很难做到啊，真遗憾我以前虽然知道你但并不了解你！”遂同意了吕留良放弃诸生的请求。
在得知陈执斋答应自己的请求后，吕留良欣喜万分，当即赋诗一首，其中有一句“古来好事何当比，驮得红颜大漠归”，将自己放弃诸生与当年蔡文姬归汉相比拟，十分巧妙地表达了自己脱离清朝科举藩篱的喜悦之情，同时又极具“华夷之辩”的色彩。
当时乡人得知他被除名，纷纷大骇，都替他惋惜，而只有他一人“怡然自快，归卧南阳村”。
他终于可以没有包袱地做他的遗民去了，其他人又怎能理解呢！
出书卖书的“儒商”
吕留良早在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八股文了，而真正对这种文体有所研究，并有意识地研究写作章法则是在他顺治十年（1653）准备考秀才的时候。他在考试中的突出表现说明他对这种文体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和运用能力，而他自己也注意并发掘了这方面的才能，因而为自己思想的传播找到了一个特殊的载体。
当然，吕留良一开始做评点时文并不是为了传播自己“华夷有辩”等思想的，而是出于对朱子之学的维护。
吕留良在参加完科举考试后，他参校了许多同试者的文章，通过阅读和对比这些文章，他发现了当时八股文中“人心忽异类，成群畔传注”的怪现象，而这也是当时学风的一个表现。所谓“传”即《程氏易传》，“注”指《四书集注》，“畔传注”自然就是叛“程朱理学”，这也是当时王阳明“心学”影响的结果。在吕留良眼里，只有程朱之学才是其笃信不疑之真理，八股文的本来要求也是要发挥朱子《四书集注》之含义，替圣人立言，而如今的学子们纷纷“离经叛道”，吕对这种风气自然很是不满，于是他要为改变当下学风做点什么。
顺治十一年（1654）冬天，其好友陆文霦创办文社，约请吕留良一起评选八股文，而此时清朝从入关以来已经开了五科会试。所以这次评点主要是评选前五科的文章，最后汇编成书，为《五科程墨》。
其实这类评点时文的书有点像现在考试的“教辅书”或“优秀作文选”，主要就是针对读书人的科举考试的，由于这种书的市场很好，书商们也十分乐意出这种书。但此时的吕留良还没有有意识地专门评点八股文，只是帮帮朋友的忙而已。但正是这段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乃至身后的命运。
他在评点八股文时曾感叹道：“道不明已经很久了，如今想要程朱之道恢复正统，除了眼下这些个识字的秀才，又跟谁去说呢？除了四子之书外，也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应该说正是有了这次评点的经历，他评点时文也从不自觉慢慢走向了自觉。他后来正式参加陆文霦的文社便是佐证。
文社本是由宣忠的老师、吕留良的忘年交孙爽组织，孙爽死后，文社活动便由陆文霦主持，但苦于文社工作琐碎，事情较多，于是陆多次邀请吕留良参与进来，一方面组织文社的活动，一方面继续评选社稿、时文等。顺治十四年（1657）吕留良正式开始负责文社具体工作，期间，他评选时文的工作一直持续。就这样，随着交际范围的扩大以及评选工作的持续，吕留良的名气也是日渐提升。而就在这个时候，因为陆文霦听信别人谗言，与吕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吕不得不退出文社，另寻他处。
此后吕留良便利用交游之余的时间自己评点时文并刊刻获利，长此以往，倒也获利颇丰。康熙九年（1670）六月江南发大水，天地被淹，吕留良的许多朋友因田亩尽淹，没有粮食，都来向吕留良贷金买米。其实这年吕家的田租收入也只能上交赋税，正式因为出书、卖书的收入，才让其即使遇到水灾，还能“优游度日”。
但是有很多朋友对其热衷于评点八股文是颇有些微词的，张履祥便是其中一个。张曾经称吕留良从事的这种时文评点工作“轻如鸿毛”，而且极其浪费时间和精力，所谓“无益身心，有损志气”，多次劝他停止这个工作。但此时吕留良评点时文的目的并不像以前维护朱子之学那么简单了，他是想通过评点时文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政治思想，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没有功名，也不可能出仕，自己又是一个文人，虽然曾经有过“卖艺”挣钱的经历，很快又迫于压力放弃了，所以不得不为生计四处奔波，甚至要求之于人。而现在他靠评点时文出书卖书，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计问题，偶尔还可以周济一下有困难的朋友，这样，既能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又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不至于求之于人，寄人篱下，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那么吕留良评点的时文寄托了他自己怎样的思想呢？在当时的士人当中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有没有达到他自己的传播个人学术、政治思想的预期呢？
在他评点的时文当中，主要表达了自己三个方面的观点：其一是对八股取士制度以及腐儒的批判；其二是对明末以来甚嚣尘上的王阳明心学的抨击；其三则是一些触动清廷忌讳的政治主张。这些思想如果单纯以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无疑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吕留良很难去大面积地直接传播这些思想。而将这些思想渗透到自己评点的八股文中来传播，则更多的是潜移默化而非灌输，这样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更容易达到传播自己思想的目的。
从实际效果来看，当时也的确有很多科举之人因读了吕留良的时文评点而高中的，其中还有不少人给他写了“感谢信”。如康熙十五年（1676）有一个进士许承宣就在信中写道：“惟足下能自振拔，芟除一切因仍苟且之习而独存正始之音，使文章一途，拨云雾而见青天，斯道之不亡，其功讵在禹下耶！”可见，吕留良的评点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荡涤学风的作用。后来其长子公忠能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高中榜眼，与其父亲的这些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吕留良已经不满足于做原始的供货商，他在这年亲自来到南京开拓市场，自己评点，自己雕版，自己发行，可以说更像是一个书商了。
在南京，他听说这里的士人对他的《程墨观略》赞不绝口，去年秋冬卖了一千多册。而在这年六月份，他的《程墨观略》、《大题观略》两本书在坊间更是随印随发，苏州、杭州、芜湖等地书商皆来索书，二书的畅销可见一斑。
随着吕留良评书的名气愈来愈大，当时任清朝太仆寺少卿的龚鼎孳委托徐方虎等传达其想邀请吕留良到北京评选房书的意向，并商量迎请之礼。但吕留良是打定主意不仕清朝的，又怎么会接受龚鼎孳的邀请呢？所以他写了一首诗婉言拒绝了龚德邀请。
但到了康熙十三年（1674），就在他从南京回来后的第二年，他选择了激流勇退，移居至南阳村东庄，不再选评时文，也不再远游，谢绝世务，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吕留良为什么突然放弃了评选时文呢？因为他评选八股文的书籍流传越来越广，当时社会上则以“选手”、“选家”来称呼吕留良，正是这个称呼激怒了他，从此撂笔不干了。他自己就曾说过“于选家二字，素所愧耻”，“选手二字，某所深耻而痛恨者”。他评选八股文就是想纠正之前“选手”们给科举带来的不正之学风，使士子们重新回到程朱理学上来，现在也有人将其与那些“选手”相提并论，他当然不干了。另外，评点时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是其搁笔的另一原因，朋友张履祥的忠告他不是没有考虑的。
与黄宗羲交游始末
在评点时文、出书卖书之外，交游也是吕留良遗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吕留良交游的朋友当中，要数和黄宗羲的关系最为密切，但遗憾的是这种挚友的关系却没能维持到最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原本志同道合的朋友走向了决裂？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黄宗羲作“匡庐之游”，随后渡过钱塘江到杭州，前往天长寺会见黄宗炎与高旦中，而这时吕留良也在此，于是两个人就向黄宗羲推荐了吕留良。此时黄宗羲已经是五十一岁了，要比吕留良长近二十岁，但初次见面之后，两人便结成了忘年之交。
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更是来到语溪吕留良的家中坐馆，教吕留良的子侄们读书。先是设馆于吕氏的梅花阁，后来又迁到了水生草堂，不久又迁到吕氏的私宅东庄。这段时间里，吕留良和黄宗羲，以及吴之振、高斗魁、黄宗炎等几个朋友经常聚会雅集、饮酒唱和，吕留良后来称这段时间是最为畅快的“文会时期”。应该说这段时间是两个人友谊的“蜜月期”，两个人在这段时间里还经常单独吟诗赋词，谈论时事，来抒发郁积心中的反清复明的政治志趣，志同道合让两个人的友谊一天天加深。
这年五月，黄宗羲三弟黄宗会病重，黄宗羲仓促间回余姚探视，吕留良即慷慨解囊，以自己心爱的砚台和沈周、文征明的名画出售，给黄宗羲带回余姚作宗会治病的费用。这一感人的事实，生动地表现了吕留良与其患难与共的真挚友谊。
黄宗羲自康熙二年到吕家教书，至康熙五年离去，在吕留良家待了四年。期间黄宗羲每次回家，吕留良都赠以礼品，并亲自送到杭州。在吕留良的诗集中就有多首《送德冰东归》诗，对黄宗羲的离去，他总感到怅然若失。
但没过多久，两个人之间便出现了一次纷争。当时吕留良和黄宗羲、高旦中一起去拜访好友董雨舟，当时董雨舟的一个孩子董采便以含山泉水为三位客人烹茶，不料这次饮茶却引起了三人斗诗。其实文人斗诗本来也没什么，但从斗诗之中两人的学术宗派的分歧也随之出现，这才是后来影响两人关系的重要因素。
起初黄宗羲喝了含山泉之后，写了三首诗，大意就是认为含山泉的水不如余姚的化安泉，吕留良则和了三首诗，仍推含山泉为天下第一，此时两个人的争论还仅限于是泉水。而第二轮争论就涉及到了人物。吕留良在答诗中提到了“江西”和“徽州”，所谓“江西”指的是陆九渊，实际上是在影射王阳明，而所谓“徽州”则指的是朱熹。两个人的学术宗派的差异正在于此：两人虽然都信奉宋明理学，但吕留良崇尚的是朱熹的“紫阳之道”，而黄宗羲尚德是王阳明的姚江学派，两者一个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一个是主观唯心主义，因此两方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也有很大不同。好在此时吕留良率先做了让步，将纷争的焦点又转到了泉上来，且针对黄宗羲所说的化安泉最上，他提出请黄宗羲到时带一些来大家品尝，在品尝之后再讨论孰优孰次，还让他们将含山泉的味道留一滴在舌头上，到时饮了化安泉再做比较，颇有点调侃的意味。
康熙五年（1666），绍兴澹生堂的藏书求售，吕留良就委托黄宗羲前往绍兴代为购买，而黄宗羲也以自己的束修“参股”，也买了一部分图书，但这次买书却使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可以说是两人关系开始交恶的转折点。
当时吕留良派人和黄宗羲一起去澹生堂买书，本来黄宗羲想买的《礼记集说》和《东都事略》两本书最后却被吕留良购得，去黄宗羲说，这可能是吕留良派去和他一起买书的那个人从黄那偷来的，而授意此人这么做的无非就是吕本人。于是在购书事件之后，黄宗羲便不再来吕留良家中教书了。但此时两人关系并未正式破裂。
康熙六年（1667）二月，吕留良见黄宗羲没能如期来到馆中教学，便作有《问燕》和《燕答》两首诗，其门人严鸿逵在《问燕》一诗后曾注道：“此以下三诗皆为大冲作也。凡浙东之馆浙西者，皆必以二月到馆。又其轻薄情事，有与燕适相类者，故借以为喻。盖自丙午子弃诸生，太冲次年便去，而馆于宁波姜定庵家。所以诬诉子者无所不至，此《问燕》《燕答》之所作也。又太冲所至，必诋旧交以示亲信于新知。后海宁令请讲学，至便诋姜，及往昆山徐氏，又诋海宁人士。此诗结语甚洞见其狡绘伎俩也。”这里严鸿逵很尖锐地对黄宗羲的为人进行了批评，虽有有失偏颇之处，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吕、黄二人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当然，吕所作的两首诗中虽有对黄宗羲的批评，但态度还算是比较温和的。
这年八九月份，高旦中从浙东来到吕留良家中。此前吕留良听从浙东来的人说黄宗羲有信给他，但他并没有收到，于是就问高旦中怎么回事，旦中回答道：“诚有之，不过责善意耳。”也就是说，黄宗羲确实写过一封批评吕留良的信，但没有将信寄给自己，这就让吕留良大为恼火，刚好又有人乘机挑拨说这是黄宗羲想要跟你绝交的表现。于是吕留良当即写了一封《寄黄太冲书》，信中批评黄宗羲不够朋友，还要求黄能对自己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就这样，两人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
康熙九年（1670）五月，吕留良的好友高旦中病逝，黄宗羲受其子孙之请给高旦中写了墓志铭，而吕、黄两人为高旦中墓志铭一事又再生冲突。吕留良在《与魏方公书》中对黄宗羲所写的《高旦中墓志铭》和《南雷文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尤其是高旦中的铭文，吕留良不惜与黄失和也要阻止将其刻于碑石。其实隐于墓志铭背后的，是两个人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的又一次尖锐对立。而这次正面冲突之后，两个人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此后的康熙十四年（1675），黄宗羲还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去杭州看望过一次吕留良，并且带了一封黄的书信和一把题诗的扇子，以表重结旧好之意，但吕留良在答诗中，虽流露出丝丝怀旧知情，但最终以“枯桐”自比，拒绝了黄宗羲复交的建议，两人从此断绝了书信往来，分道扬镳。
吕、黄两个人的关系以这种方式结束，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他们曾经由于共同的政治理想，抛弃了年龄、身份的差异，结成忘年交，后来却又因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的差异而分道扬镳，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遁隐山林，以“酒肉和尚”而终
吕留良是在康熙十四年（1675）他的评书、售书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选择遁隐山林的。为此他还贴了一个布告来显示其隐居的决心。其实他隐居之心早已有之，而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
早在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刚来到吕留良家中时，吕就曾将明末大画家宋旭的《辋川图》拿出来与黄宗羲、高旦中、吴之振等人欣赏，当时黄宗羲题了一首诗，吕则和乐黄宗羲一首，在这首诗中吕留良流露了自己想要仿效王维隐居山林的愿望，他宁愿卖掉《辋川图》，“纵横置屋数十间，左右可容吾友寄”，但并没有得到朋友们的响应。
此后几年间他仍一直想着过隐居生活，在平时与朋友交谈时也会经常提出一起到南阳村隐居，过上耦耕生活的建议，但也还是一直得不到众人的响应，于是他便写下了十首著名的《耦耕诗》。在诗中他表达了自己想隐居和得不到朋友响应的孤独、落寞与失望。
其实吕留良想隐居，还有另一个原因，他想弥补当年“失脚”的过错。“谁教失脚下渔矶”，可以说是这十首诗的中心，也突出反映了吕留良当时痛苦懊悔的心境。此时距离他考秀才已经有十三年了，这十三年来他对自己一度的“失节”一直耿耿于怀，“心迹年年处处违”，可以说是备受煎熬，而怎样才能让自己从这种自责、懊悔中解脱出来呢？唯有隐居，做一个遁隐山林、不问世务的大明遗老。遗憾的是他的朋友们没有一个能理解他的苦心，而且他们各自也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很难与吕留良一起躬耕南阳的。
就这样，吕留良的归隐大计一直拖到了康熙十四年（1675）才得以实施。
隐居乡间之后，由于不再评选时文，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吕留良就和朋友张履祥一起编辑朱熹的遗书。朱熹的思想、学说大部分都在其弟子所编的《朱子语类》中，但朱子语类是汇编性质的书，没有经过朱熹本人的编订，于是这二人决定重新采辑、审定《朱子语类》。然就在初稿完成之后，张履祥便突感身体不适，很快就去世了。而这本书后来也一直拖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才正式出版。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下诏修《明史》，黄宗羲虽然自己没有直接参与修史工作，但他支持自己的学生和儿子参与修史，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可以说是对新朝合作的一种变通。吕留良则不同，当黄宗羲送自己儿子去修《明史》的时候，吕留良却将自己儿子送到南京做商贾。当然，他虽然让孩子们入贾经商，但始终提醒他们不可一日忘记读书、不可一日废弃文章。也正因如此他的长子公忠后来才得以高中榜眼。
第二年，清廷又大征天下山林隐逸，这下又打破了吕留良宁静的隐居生活。由于早年评点时文，吕留良早已是名声在外，故自然在朝廷征召之列，当时的嘉兴知府也竭力向朝廷举荐吕留良。而他在闻讯后吐血满地，卧病于床，不久他就在病床上削去头发，披上袈裟，对外宣布出家为僧，取僧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他在《自题僧装像赞》一文中曾这样描写自己出家的情形：“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谓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既谓之俗。不参宗门，不讲义录……有妻有子，吃酒吃肉……”虽是自我调侃，却又是充满无奈，为了躲避清廷的骚扰，他在晚年还不得不剃发出家，做一个“酒肉和尚”。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吕留良的身体已是大不如前。但纵有疾病缠身，痛苦不堪，他还始终坚持每天补辑手头上的《朱子近思录》和《知言集》这两本书。也许他感觉到了自己时日无多，所以他经常叹息道：“傥不成，则辜负此生耳。”于是更是手批目览，日夜不辍。其弟子门人都曾劝他注意身体，等病好点再作不迟，但都被他喝退了：“一息尚存，不敢不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十三日，吕留良病逝在家中，年仅五十五岁。
吕留良面对自己一生，曾这样评价：“吾行年五十有五，然计来生此世，只可二十年耳。自甲辰以后，所为方可谓之内省不疚，无恶于志。从前三十年，行事愧怍，不可胜悔也。”正是从康熙三年（1664）年以后，他最终确定了以提倡程朱之学为己任，笃行不移，直至生命最终一刻。至于他身后仍受“挫骨扬灰”之奇冤，后人也早已还给他一个公道了。
蔡元培先生曾撰一联：“为民族争存碎尸无憾，以文章报国没世勿谖”，可以说这正是吕留良一生的业绩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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