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爱官之人
钱谦益曾经坦称“我本爱官人”，但在明末激烈复杂的党争之中，命运似乎偏要与他这个爱官的人开玩笑。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他探花及第到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他为了进入官场，整日栖栖惶惶，费心尽力，却不断地被抛到政治圈之外，而且往往都是眼见着垂手可得，到最后却成为镜花水月，他出仕的希望是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可以说，这一阶段的钱谦益是一个落魄的政治家。
其实钱谦益做不了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文人。他身上有盖世的文学才华，但没有政治家的心机；有文学家的天真浪漫却没有政治家的城府；对于官场风云的瞬息万变，他只能是穷于应付而不知变通；所以他只能被一阵又一阵的政治浪潮打击得体无完肤。如果他就安安分分地在那写诗赋词，也许结果会好很多。当然，虽然在政治上节节败退，但他却也另有收获，那便是“领袖山林”，成为“文坛盟主、东林领袖”，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威望。有这个作为资本，他当然不会甘心，他要继续寻找复出的机遇和门径。
就在明朝北都覆亡的前夕，钱谦益虽然闲居山林，仅是一介文人，“赤手无寸铁”，但他仍自诩知兵，到处奔走，以期朝廷复用。他瞩望登莱巡抚一职，积极联络握有兵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此外，他还和福建的邓芝龙、武昌的左良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新到任的凤阳总督马士英率领部下黄得功、刘良佐二军于长江以北凤阳、安庆一带将张献忠的农民军击溃，解除了农民军队江南的威胁。消息传到钱谦益耳中，他极为兴奋地写下一首《驾鹅行·闻潜山战胜而作》给马士英作为贺词，诗中有两句：“督师堂堂马伏波，花马刘亲斫阵多。”将马士英比作东汉的马援，花马刘则是指的刘良佐。当柳如是问到诗中为什么只提马士英和刘良佐，而不提黄得功时，钱谦益的回答正表明了他内心的想法：“自崇祯五年山东登莱失陷清兵后，就不再设置州抚，直到去年才恢复了建制。登莱二州与辽东隔海相望，位置异常重要。最近听说中书沈廷扬向朝廷举荐我任登莱巡抚，操练水师，抵御清军的进攻。我对这个位置瞩望已久了。而这个花马刘当年在平定登莱的战斗中战功显著，如果我被起复任用，这样的人物一定要收到麾下，所以我才在诗里点明。”马士英在收到钱谦益的贺信之后也向崇祯皇帝推荐他开府江浙，扼守海道。这次马士英的推荐并没有实现，但这却为钱谦益后来在弘光朝廷中为了做官而谄事马士英、阮大铖埋下了伏笔。
崇祯十六年（1643）明王朝面临的形势愈发严峻了，南面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不但没能镇压，反而逐渐发展成燎原之势，东北的满清也分道入塞，对关内虎视眈眈。慌了神的崇祯帝忙命令京城戒严，同时号召地方兵马进京驰援。他还下诏让天下臣民举荐能督军打仗的将帅之才以供国家使用。这时吏部尚书郑三俊和刑部左侍郎徐石麒联合向崇祯推荐了钱谦益。钱谦益在前面党争的时候是有过前科的，甚至一度被逮捕下狱，用这样的人担当将帅，崇祯自然不会放心不下，之后他又特地召见了郑、徐二人并再三询问钱谦益之才到底堪不堪重用。崇祯帝尚在犹豫之中的时候，待在家中的钱谦益就已经得知自己可能被朝廷起复的消息，不禁兴奋万分，在他的内心里，他还是要做一个拯救国难的乱世英雄。为了打消崇祯帝心中的疑虑，同时拉拢朝中和地方的各种势力，钱谦益自己也在积极地表现。从这年四月起，他作《向言》30首，集中向朝廷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理论，主要包括为君之道、用人之策、救危之法等等。正是这30首集中体现其政治思想、治国方针的《向言》让崇祯看到了钱谦益的才能，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对其起复任用。
但这次钱谦益的运气仍然很背。就在朝廷下起复诏书八天后，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便攻入北京，推翻了大明王朝的统治，而崇祯皇帝自己也于万寿山自缢殉国。就这样，钱谦益前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又付之东流了，他自然心有不甘。
其实这个时候他如果能看透这些官场浮云，历史兴亡，于乱世之中寻找一片自己的净土，与夫人柳如是恩爱到老，也许留在历史上的钱谦益就不是如今这个尴尬的形象了。当然历史经不起假设，以钱谦益的性格他也不会选择隐退，对功名、权力的追求已经使他欲罢不能。所以在南京的弘光小朝廷向他招手时，他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他还想在这半壁江山上大显身手，建立恢复故明之大业。只不过当他被历史推到政治舞台的最前沿的时候，他这个带有文人气质的“政治家”只会输得更惨。
其实在刚接到南京朝廷补授其为礼部尚书的圣旨时，钱谦益的心里也是充满了犹豫。无疑，从心底讲他是想去南京就职的，因为这不但让他实现了十五年来重立于朝堂的梦想，而且还从从原来崇祯皇帝给他的侍郎官一跃而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官居正二品。但是他不得不有所顾虑，因为在当初南京选立新君的时候，他和东林党人是主张立潞王而不是福王，如今福王当了皇帝，自己此去南京会不会招来不测之祸呢？一阵犹豫之后，他还是不忍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最终决定带上柳如是一同到南京走马上任。
就在去南京的路上，钱谦益的对态度朝中弄权的马士英一伙的态度已经逐渐暧昧了起来。当他听到路人议论马士英等人在南京排斥、打击东林人士的种种行为时，不再像以前那样义愤填膺，而是竭力宣扬大敌当前应当消除门户偏见，和衷共济。这种对马士英态度的转变也预示了钱谦益入朝后可能发生的变化。
初到南京的钱谦益别的事还没来得及做，倒是先收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便是郑芝龙的儿子、后来的抗清名将郑成功。这个时候的郑成功刚刚考上南京国子监的太学，当他听说注明的学者钱谦益来南京主持礼部，便主动上门拜师，而钱谦益也是很乐意地收下了这个徒弟。此前，钱谦益已经有一个得意门生瞿式耜了。后来，他的这两个学生可以说为他挣足了面子。
其实一个礼部尚书并不能让钱谦益满足，他心里想的是要入阁执政，说白了，就是想当宰相。这个时候在南京朝中握有实权的是马士英，所以钱谦益想要当宰相，只能借助马士英。于是，他虽身为东林领袖，却逐渐和马士英站到了一边，而他送给马士英的见面礼就是他向弘光帝上的《矢愚忠以裨中兴疏》。
这个时候马士英正为了起用魏阉余孽阮大铖一事和东林党人争得不可开交，弘光帝将马的提议暂时搁置不议更是让他大为光火，而就在这个时候，这位东林的老领袖上了这道奏疏，替马士英诉冤。在这篇疏中钱谦益对马士英进行了令人肉麻的吹捧：“臣观三十多年来，文臣出镇专征，鲜不覆败。其绰有成算，克奏肤功者，孙承宗之后，马士英一人耳。”同时，他还为阮大铖喊冤叫屈：“钦定逆案诸臣，未免轩轾有心，上下在手。陛下既已赞导无据，拔阮大铖之用矣。”就这样，有东林领袖出来说话，阮大铖的出山成了“大势所趋”。钱谦益这次上疏的代价就是东林人士与之的决裂，他的行为也被看作是出卖东林的反叛之举，从此他在江南士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无疑，他又做了一次亏本的政治买卖。事后阮大铖对此事并不买钱的帐就更能说明他赔大了。
阮大铖一上台后便展开了政治上的反攻倒算，对朝中的东林人士大加迫害，他曾借僧大悲一案造出一个《蝗蝻录》，实际上就是他列出的一个所要清算的人物的黑名单，而在这份黑名单上钱谦益赫然被列在其中。这个时候，钱谦益正是出于一种进退不得的尴尬境地，应该说他已经耗尽了所有的政治资本。其内心对马士英、阮大铖的怨恨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开始骂马、阮为“狐群”、“蜮鬼”，说他们祸害朝廷，贻误国家。但这个时候他才出来骂马、阮似乎太迟了点了，反而给人有种依附不成而人身攻击的感觉。
为了做官，不惜自毁清誉，谄事马、阮，这是其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污点。
投降仕清，做了半年“贰臣”
存在了仅一年的南京弘光政权很快就在内忧外患中覆亡了。江南士人又面临着一次集体选择：是投降仕清，还是继续为恢复故明而斗争？钱谦益仍然没能吸取教训，又交上了一份令江南士子感到“可耻”的答卷，也是一份让他后半生不得心安的答卷。投降仕清是其政治生涯的第二个污点。
就在清军渡江要攻到南京城的时候，钱谦益的夫人柳如是也曾拿出绳索苦苦劝说钱谦益要宁死不受侮辱，并表示自己也愿意和他一起殉国，以保持节操。柳如是这样劝说他的夫君：“国破君降，以相公英名，应取义成全大节，以答谢天下。妾亦宁死不辱，愿随相公一起赴国难。”但此时钱谦益却是面露难色，久久不语。柳如是见状又说：“妾经常读相公写的《孙公行状》，高阳公从容就死，一门忠烈，难道相公不引之为楷模么？”但这个时候钱谦益的心里仍然有太多的舍不得，他舍不得眼前如花似玉的柳如是，舍不得自己满腹经纶的学识，舍不得年幼体弱的幼子，最重要的是他还没有实现自己的宰相梦。面对着丈夫的迟疑与退缩，柳如是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冲出房门，向院内的池中跳去，准备以身殉国。幸好门外有丫环仆人将柳拉住，这才没有造成悲剧。无奈之下，钱谦益向柳如是解释说大丈夫当能屈能伸，自己是要忍此须臾之死，留下有待之身，以联络各地起事的藩王和反清复明的志士。他还说自己的两个学生瞿式耜和郑成功将要举事，他要积极为他们奔走联络，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而且还指着池子发誓说“我若食言，必死此池为鱼鳖。”这样，柳如是方才勉强答应。
其实在降与不降之间，钱谦益也知道其中的分量，想到投降清朝的话千秋之后可能要遭后人唾骂，他的心里也很恐惧和战栗，只不过当时的局势已不容他想太多。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中旬，清朝豫王多铎率兵进入南京，在南京守城将领赵之龙的带领下，原南明的文武百官前往南京郊外举行迎降仪式，而此时，礼部尚书钱谦益也在其中。就为这个，钱谦益可谓是留下了千古的骂名，就连后来清朝统治者在列传的时候，也是将其列入《贰臣传》的，清代乾隆时期的文坛盟主袁枚更是以“官大降书占上头”的诗句对其加以讽刺挖苦。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儒家忠义的国家，不忠不义之人势必要遭到世人的唾骂和斥责，更何况他本来还是满嘴仁义道德的“东林领袖”。
钱谦益不是不知道这样严重的后果。清军进城，豫王多铎要召见南明投降诸臣，当钱谦益虽众人经过洪武门的时候，目睹这个满目疮痍的都城，他突然向宫闱四拜，然后跪下说：“我痛惜太祖三百年的王业毁于一旦啊！”接着便是嚎啕大哭，众人顿时惊讶不已，连忙将他劝止，以免遭来不测之祸。后来他见到。被押至南京的弘光帝时又是伏地而拜，放声恸哭，甚至哭到不能起来，只能由别人扶着送出去。
按照清朝的规定，明朝的降臣都要送到北京，然后委以新职。很快，钱谦益等就接到了顺治皇帝“着即来京陛见”的诏令，准备北上了。这次赴京，柳如是执意不肯随钱同去，她要留在南京，以表明自己与清朝保持距离。所以钱谦益只得孤身一人前往，临别前自是恋恋不舍。
顺治三年（1646）正月，已经薙发更衣、对顺治俯首称臣了的钱谦益被授予秘书院学士兼礼部右侍郎，充修《明史》副总裁。其实所谓的秘书院学士和礼部右侍郎都只是个虚衔，没有实权不说，也根本无事可干，而《明史》副总裁一职也还是他自己向朝廷讨来的。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根本不会像他们嘴上所说的那样，真的可以重用明朝降臣的，他们只不过被用来作个摆设，堵一堵天下人的嘴罢了。
但这个时候的《明史》修撰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钱谦益等人所作的也只是一些搜集图书资料的准备工作，随着清军继续南进，企图统一中国，朝廷根本无暇顾及修史一事，所以设局修史就被暂且搁置了，钱谦益在北京唯一可做的事情也没有了。没有事情做，他自然就要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了，这时，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
首先他觉得自己不该来北京。整天无所事事，度日如年的生活当然比不得跟柳如是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而且每天还要面对以前被自己称作“建虏”的满人，与他们鞠躬作揖、应酬往来。最重要的是这与他所追求的高官厚禄、出将入相的生活相差太远了，这次理想破灭似乎也浇醒了他那一直沉迷于权势、官位的脑袋，渐渐地他感觉到自己疲惫了，再也没有精力去追逐功名利禄了。
再者便是内心因为变节所产生的恐惧一直在折磨着他。想想自己当年是在江南士人中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而今却成了万人唾骂的“贰臣”、“清狗”，他已没有颜面再去见自己的朋友，没有颜面面对江南千万士子。命运又一次将他推到了进退维艰的尴尬境地。
另外，他还要向柳如是兑现自己的诺言，挽回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他曾经说过，一旦时机成熟，就转身投入反清复明的活动，而眼下江南抗清烽烟四起，正是自己实现诺言的最好时机。
出于以上几点考虑，他最终以老迈多病为由，向朝廷乞假南归，而朝廷也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似乎也没有一点挽留的意思，这就更加伤透了钱谦益的心。就这样，在京做了不到半年的礼部官员之后，他落魄地回到了江南。
回到家中的钱谦益日子并不好过，四周的舆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根本不得安宁。有一天他走出家门，碰到一个生员，他们明着是对他进行恭维，实际上却是讽刺：“老大人许久未见，怎么看也不觉老！”在吴中地区“觉”和“阁”同音，“不觉老”自然也就是讽刺他没有当上“阁老”，钱谦益听了只能忍气吞声。他平时衣服为取方便，领子用的是明朝的式样，较为宽大，而袖子则是刚清朝的式样，较为窄小，有人见了便讽刺其为“两朝领袖”。
不堪忍受身边的冷嘲热讽，钱谦益想到了一死了之，不曾想当自己说出想死的念头时，夫人柳如是对其又是一顿呵斥：“相公乙酉不死，却在今日去死，未免也太晚了吧？”钱谦益听了更是哑口无言，柳如是继续说道：“相公难道忘了曾经发过的誓言了么？你不是要联络各地抗清义军，为恢复大明江山而奔走的吗？我已经派人与南面、海上联系了，很快就有消息。”
柳如是的这番话惊醒了钱谦益，他决定在自己的晚年与富人柳如是一起，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斗争中去，以洗刷自己人生的这段污点和耻辱。
两度入狱，铁了抗清的心
顺治四年（1647）三月份，从北京回来的钱谦益在家过了半年舒服的日子，此时他和柳如是一起等着派出的人和南方抗清义军的联络情况，然而就在此时，一场牢狱之灾又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这天柳如是染病卧床，钱谦益则坐在家中焦急等待消息，突然清廷江南行辕衙门的官吏冲进他家，不由分说就给钱谦益戴上了镣铐，要将其押解北上。卧病在床的柳如是听到钱谦益被抓，也顾不得带病之躯，向监押官要求道：“你们要逮捕我相公可以，但是我必须和他同行，否则我就先死在你们面前。”监押官被眼前这位妇人的果敢打动，遂答应了她的请求。就这样，柳如是做了简单的收拾就陪着丈夫北上了。
两年前，钱谦益要北上受官的时候，柳如是坚决不从，而如今丈夫要身陷囹圄，她却不离不弃，这位女性的大义、大节不得不让人佩服。
钱谦益这次被捕是受了山东卢世榷（以氵代木，下同）、谢陛等人的牵连。卢世榷是钱谦益的好友，在明朝官至监察御史，崇祯六年他刻成《杜诗胥钞》，就是请钱谦益为他的杜甫诗集作的序。崇祯十年（1637）钱谦益因张汉儒诬告而被捕北上路过山东的时候也受到过卢世榷的盛情接待，卢还特地写了《上牧斋先生》一诗表达自己对钱的仰慕和敬佩，钱谦益自然也少不得写了很多答谢的诗作。明末农民起义军建立大顺政权后，他率乡人谢陛顽强抵抗，并杀了大顺政权派来的官吏，并向天下公开发出讨贼的倡议。后来清廷见他“讨贼”有功，便授其原官，但被他以身体欠佳为由推辞了，此后便一直赋闲于山东德州老家。顺治三年（1646）钱谦益从北京乞假南归的时候也曾在卢世榷处逗留，然就在钱谦益离开之后，他便被人以“私藏兵器”之罪诬告了。清廷本来就对他辞官不受耿耿于怀，甚至怀疑他和当地的抗清活动有关联，于是就借着“私藏兵器”一案，把他给拿了。在抄家的时候搜到了不少钱谦益的手札、诗稿等物，所以这才将钱谦益作为卢的同党而给逮捕了起来。
钱谦益知道自己这回不妙，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因为他知道，自己乞假回乡，就是不愿替朝廷效力，那就是心念故明，朝廷已经盯上自己，如今又被牵连进了“私藏兵器”一案，朝廷刚好可以借此机会好好修理一下自己了。在被关押在监狱的四十天里，他见识了清朝牢狱的阴森恐怖，而自己就像一只“待割”之鸡，只能任人摆布。应该说这次牢狱之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二十年后作的《病榻消寒杂咏》一诗中回想起当年的这段生活仍然心有余悸。
幸亏有柳如是在狱外周旋应付，倾力奔走，到了这年冬天，已经被关在牢狱中四十余天的钱谦益终于被放了出来。正所谓危难之中见真情，出狱后的钱谦益对柳如是的一片真情十分感动，该作苏轼的《御史台寄弟诗》赠给她，诗中有云：“徒行赴难有贤妻”。其实此时钱谦益的原配夫人尚在人世，而钱诗中就已经对柳如是以“妻”相称，这也反映了钱谦益对柳感情的进一步加深。
祸不单行，尚未从丁亥之祸中恢复过来的钱谦益，在顺治五年（1648）又因黄毓琪反清案在常熟再次被捕，并转押至南京狱中。与上次被诬不同的是，这次是确有其事。
黄毓琪和钱谦益是旧友，两人在明亡之前就有往来，且关系非同一般。顺治四年（1647）黄在海上起兵，以舟山为根据地发展力量，预谋由舟山进入长江，攻克常州等地。钱谦益从北京被释后和他取得了联系，并且资助其召集义军，还让柳如是亲自到海上犒军，帮助筹集粮饷，以支持黄的抗清活动。不料在第二年，黄毓琪就被清军布在义军中的奸细抓获了，在黄处同时还搜到了钱谦益的“反诗”。铁证如山，清廷下旨以资助黄毓琪招兵之罪捉拿钱谦益。
在南京受审的时候，钱谦益则千方百计地掩盖事实，为自己辩护，他对当时审讯他的三省总督马国柱说：“我在此之前是朝廷的礼部侍郎，备受朝廷恩荣，报答朝廷尚且来不及，又怎么会有二心呢？再说我现在已经年近古稀，苟延残喘，行路都要靠人搀扶，哪还有精力去参加什么叛逆活动呢？”好在当时南京的遗民们见钱谦益是因抗清而被捕，遂不计前嫌，纷纷出力相助，再加上其夫人柳如是的聪明才智，最终马国柱终以“谦益与毓琪素不相识”为由释放了钱谦益。
由此看来，给了钱谦益后半生的，唯柳如是一人耳！
不过经历过两次入狱的磨炼，钱谦益逐渐认清了清政府的冷酷无情，内心的悔恨之情也是日甚一日，而他反清复明的决心亦是与日俱增。也许他是想用自己的余生去赎罪，但不管怎样，之后的钱谦益的确是以古稀之高龄一心投入了江南的抗清斗争，矢志不渝。这也是本书中要写钱谦益的原因之所在。
用后半生“赎罪”
顺治三年（1646）三月，在福建的隆武政权覆灭之后，丁魁楚、瞿式耜等人在广东肇庆奉桂王朱由榔为监国，十一月份即帝位，成为南明的第三个政权。朱由榔即位为永历帝后，晋封瞿式耜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此后瞿式耜留守桂林抗击清军进攻，一度收复了湖湘的大片失地，维持了摇摇欲坠的永历政权，更使粤西一带的斗争局面出现了有利于抗清势力的转变。而这个拥立永历帝的瞿式耜正是钱谦益的得意弟子。
就在顺治五年钱谦益从南京被释放的时候，江南的抗清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原是明降将的江西总兵金生桓、广东提督李成栋纷纷反正，李自成的旧部与明将何腾蛟联合抗清，桂林瞿式耜率湖、楚旧部击退清军，郑成功则起兵海上，图谋大业。这一切让钱谦益备受鼓舞，还写了两组《观棋绝句》，以观棋为喻，实则是分析当下抗清形势，预测抗清斗争的前途和未来。“重瞳（注：即项羽）尚有乌江败”，清军即使暂时得势，但很快就被同仇敌忾的抗清军民赶出中原，难逃西楚霸王失败的下场。紧接着，顺治六年（1649）钱谦益又向用力朝廷上了一封出谋划策的迷信，信中巧妙地再次以下棋为喻，替朝廷规划形势。
钱谦益是这样替永历皇帝策划的，他以“全着”、“要着”和“急着”提出了三项军事策略：“全着”是突出了荆襄的重要地位，唯有夺得荆襄，方可巩固东南、制服中原，因此要永历朝廷应当全力北上收复荆襄；“要着”说得则是湖南、四川的重要性，湖南有洞庭之险，是理想的建都之地，而占领巴蜀则上可控制关陇、下可收复荆襄；最后的“急着”则是眼下抵御南进清兵之法，即积极策动降清汉将归顺南明，壮大抗清队伍。
信中钱谦益还痛心悔过，表明了自己对明朝的一片赤诚忠心，其情真切感人。
但他的这些谋划最终也只能停留在纸上，桂王朝廷中没有人也没有资本去实现明朝的中兴了，虽有瞿式耜等人力挽狂澜，但终究力量有限。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清军陷广州，破桂林，瞿式耜抱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誓死决心，被清军俘虏后英勇就义。就义前，瞿曾赋诗一首，其中有“自分此生无见日，到头期不负门墙”一句，表达了自己要为师争光，不辱师门的决心，以报答老师钱谦益对其的教育之恩。其实这首诗中也表现了弟子对老师过去的一种理解和宽容，这和顾炎武宁死也不承认自己是钱谦益门生的态度可谓大相径庭，恐怕这也和瞿式耜和老师共同患难四十年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师生之情有关吧。
钱谦益在闻知爱徒的死讯后精神恍惚，放声恸哭，“哀音传粤地，老泪洒吴天”，当即创作一篇五言排律悼念，诗作情辞悱恻，催人泪下。但此时钱谦益的心中还挂念着复明大业。
瞿式耜一死，永历朝中一下子没了支柱，钱谦益不禁为朝廷的前途担忧。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仍在海上坚持抗清斗争的郑成功，他的另一个弟子。于是他立即建议永历皇帝转移到海上，希望郑成功能辅佐永历成就反清复明的大业。
在永历政权流亡海上的这段日子里，钱谦益主要做的事联络员的工作，为此他还建了个“情报站”。顺治九年冬天，他把家从常熟城内的老宅迁到了东城门外三十里的白茆港。白茆港是长江口岸的一个重镇，这里河港纵横交错，非常利于隐蔽，而且这里与松江、嘉定等地的遗民志士联系也相当方便。白茆港有个芙蓉庄，是其外祖父的家业，钱谦益移居到这里，芙蓉庄自然也就成为了当时重要的地下情报站。钱谦益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一做就是十年。
清顺治十六年（1658）六月，为了牵制清军进攻南明云、贵等地，郑成功、张煌言等发起了攻入长江的“北伐战争”。起初进军十分顺利，七月即打到了金陵城下，一时间东南人心震动，各地都秘密准备起义响应。顺治皇帝一下子也慌了神，甚至准备御驾亲征。面对着一片大好的抗清形势，钱谦益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认为恢复大业已经指日可待了。为了祈祷取得更大的胜利，钱谦益仿效杜甫的《秋兴》而作《后秋兴》，他用诗歌给郑成功、张煌言的进军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但天不遂人愿，由于战术上急于求胜，且由于轻敌而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郑成功进攻金陵的计划功败垂成，义军不但没有攻下金陵，而且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就在郑成功准备扬帆撤回海上的时候，钱谦益连夜亲赴郑的军营鼓励他回兵再战。并表示自己愿意来到郑的帐下助其一臂之力。这个时候钱谦益已经是七十六岁高龄了。
由于清军的疯狂反扑，郑成功的军队逐渐退到了长江口，而钱谦益果然也到了崇明，准备虽郑成功入海了。为此他还给家中的柳如是写了一组充满柔情的告别诗。而他在这一时期的诗作在结集他取名为《投笔集》，也说明了他有意效仿班超投笔从戎，要加入抗清队伍成为一名志士的意旨。
当然，郑成功是舍不得让自己的老师跟随他亡命海上的，毕竟他已是年逾古稀了。所以郑成功劝他继续留在芙蓉庄做联络工作，而钱也答应了郑的请求，并劝勉他不可放弃进取南都的计划。
但后来的发展也未能如钱谦益所愿，由于清朝已经基本上平定了西南，遂集中力量对付郑成功的海上力量。在进攻厦门、金门失败后，清廷在沿海地区实行了所谓的“平海五策”，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的沿海百姓向内迁入三十里，进行“清海”，这样郑成功便失去了经济支持和情报来源，其部队也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面对这种情况，郑成功下定决心收复海峡对面的台湾，在台湾建立根据地。但这一做法却让当时东南的抗清斗士大感失望，因为郑成功一走，他们最后的希望也就没了。
顺治十八年（1661）除夕，钱谦益带着怅然若失的心情从白茆港迁回了常熟城内，失望、沉重之情溢于言表。次年，即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在缅甸捕获永历帝，并绞杀于昆明，明朝灭亡的败局已定。钱谦益闻知噩耗，不由嚎啕大哭，老泪纵横，但他又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而永历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台湾后，郑成功也是悲愤交集，染上疾病，在痛苦和悲愤中英年早逝，年仅39岁。
只是钱谦益再也没有机会替自己赎罪了。这年著名遗民诗人阎尔梅来看望他的时候，问他最近可好，他只能长叹一口气说：“八十老朽，余年几何？当年错走一步，铸成千古之恨，给自己绝下了罪恶的深渊啊！”说完又是一阵失声痛哭。
最后一段落魄的岁月
康熙元年（1662），刚好是钱谦益的八秩之期，毕竟岁月不饶人，此时的他已经是风烛残年，衰老不堪，满身的疾病更是将他折磨得形容枯槁，到了次年，便只能卧病于床了。可以说这个大半生都在追求荣华富贵的人晚年却过得非常落魄。
钱谦益晚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经济问题。钱谦益家本来是有一份很大的家业，但是明清更替，江南陷入兵荒马乱有十几年之久，每年田地减产，市井萧条，再加上屡次出资帮助抗清义军，再大的家业也会耗尽。此时钱谦益唯一的谋生手段也就只剩下卖文了。他曾经对友人程金如这样说：“弟年来穷困已极，多无人理，盗劫年荒，催征交欠，如困在风箱中之鼠，两头受气，是天地间第一穷人，他人不知也。”话语之中充满了无奈，却也实在。
就在他死之前不久，他还要受人所请，或应酬，或卖文，用得来的稿费支付家里日常开销和自己的医药费用。康熙三年（1664）夏天，钱谦益的病情开始恶化，他自己也知道所剩时日不多，而此时他最担心的事情却是自己的丧葬费用还没有着落。恰好此时有人向他求文三篇，润笔费是一千两银子，他当即就应了下来。但此时的钱谦益已经是体力衰竭，连执笔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只好请乡里的一个贡生陈式代他写作，可是当陈式把写完的文章拿给钱看时，他颇不满意。好在这时黄宗羲、吕留良、吴孟举等人为《宋诗钞》一书来到他家，这才替他解了围。当时他听说黄宗羲等人来找他，急忙让人请来相见，一见黄宗羲他便说道：“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我曾使人代草，不尽称意，固知非兄不可。”黄宗羲本想宽限几天，但这次钱谦益却催得甚紧，他在安顿好他们之后，随即把黄宗羲反锁在房间里，让他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写出了这三篇文章。拿到文章看完后，钱谦益拍手称好，随即又拱手拜谢，这才解决了自己的丧葬费用。最后黄宗羲等人要离开常熟的时候，钱谦益还托付黄宗羲替自己写墓志铭。遗憾的是他的儿子钱孙爱在父亲死后竟违背了父亲的意志，请了当时清朝的大吏、时任左都御史的龚鼎孳写了祭文。
悲哉，牧斋先生苦苦追求了一生，就连最后的小小遗愿竟然也没有实现。
这年五月二十四日，钱谦益终于结束了自己坎坷、曲折、充满了是非的一生，其实对他来说，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他的后半生活得太累太累……
就在一个月后，他的夫人，一代风流柳如是也追随其而去，年仅46岁。
钱谦益作为一个朱明王朝的旧臣，一个深受儒家忠义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在道德与生命的交叉口，他一度做出了有失民族气节的行为，从此，他没有了生命的支点，没有了立身的根基。他后来全心投入反清复明的斗争，就是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洗雪自己的耻辱，不求别人对自己的宽恕，但求能让自己心安，能让自己找到存在下去的理由。
只是他后半生的努力并没有换来世人的原谅，他甚至连和洪承畴并提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至少洪承畴在降清后是一心一意为主子卖命的，而没有像钱谦益那样反复。
也许，我们应当给钱谦益一点宽容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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