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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翩公子
中国思想界永远会记得1671年10月初七的这一天。
这一天，下着大雨，江西赣江波涛汹涌，方以智从容地在惶恐滩头自尽。他所使用的工具是一把小刀，但足以致命，90多年前，明朝另一位伟大的思想者李贽也是用小刀在狱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方以智这一年已经六十一岁，据说，他用刀刺进自己的身体并一纵身跃下涛涛洪水时，满头白发飞扬。这一年是康熙十年，满人已经绝对地定鼎中原。
方以智，字密之，安徽桐城人，明末崇祯进士。他年轻时就跟随在四川嘉州（今乐山）、湖北等地做官的父亲船只游走于江水之上，船上放置着各种书籍，方以智在船上做的事情就是站于船头，负手而立，或是躲在船舱中看书。
崇祯初年，方以智在他父亲所建泽园中，成立“泽社”。社中有他的堂叔方文（字尔止），妹夫孙临（字克咸），以及钱秉镫（又名澄之），周岐（字农父）等人。方以智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或赋诗作文，或读经、史，又关心“万物之理”，随时札记，积累了丰富知识，为他以后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方以智有两位老师值得大书特书，一个是白瑜，另一个是江西金溪人王宣。当时王宣已七十多岁，他对方以智的影响很深，方以智后来所写的《物理小识》就是受到了王宣所著的《物理学》的启发。
其实所谓“泽社”就是一青年团，这里有许多热血青年，都想报国，却无门。所以只好躲在这里用自己绰绰有余的朝气慷慨酣歌，论天下之事。当时的天下大事虽然还没有到生灵涂炭的地步，但崇祯一朝的乌烟瘴气已足以让这些读书人有得谈。在方以智后来的自述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话：“处泽园，好悲歌……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止。”
也就说，这些人就如同当年西晋遗民刚跑到江南，每天喝酒畅谈一样，悲愤自然有，慷慨大志更是不可或缺。于是，就形成了与当时东南一带的爱国会社一样的风格，社员不仅研究文学，还带着极强的政治色彩。
由于方以智的政治色彩要远远浓于其他社员，所以，他与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等被后人称为“明末四公子”。
被称为四公子之一，并没有给方以智带来太好的运气。其时，同样是一个学派的奸贼阮大铖，由于是魏忠贤阉党的余党，曾被崇祯列入“逆案”名单。方以智有个叫钱澄之的同学曾加入阮大铖退居养晦时所创建的江社，方以智知道后，就对这位同学进行了劝阻，在他看来，阉党的走狗即使学识再高，创建的团体也有腥骚味，即使爱国，也有私利在里。
经过他一番苦劝，他的这位同学立即就声明退出江社。不但退出江社，还去参加方以智的泽社，并且，凡江社的会期都辞谢不赴。要知道，阮大铖也是个读书人，并且书读得非常好，况且，在社团来讲，他是元老级的人物，被方以智这样一个毛头小子抢走了自己的小弟，他如何肯咽下这口气呢？于是，他就开始对方以智有了仇恨。
这为方以智以后在明末小朝廷不得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桐城发生“民变”，方以智不想参加这种刁民闹事活动，可又无法读书，只好移居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当时名扬四海的人，包括黄宗羲、吴应箕、顾杲、沈昆铜、陈梁等人。崇祯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这些热血青年跑到桃叶渡，跟东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兰、魏学濂等人喝酒谈诗，好不快活。
可阮大铖绝对不快活，这些人做的一切就等于在跟他示威。他当时也畏缩于南京，谈兵说剑，联络各方，希图再起。
阉党走狗再起，那热血青年岂不是要去上吊？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陈贞慧与吴应箕共同起草驱逐阮大铖的宣言《留都防乱公揭》。公揭以东林创始人顾宪成之孙顾杲以及黄宗羲为首署名，共计一百四十人。阮大铖受不了读书人的“偏见”，无奈之下，只好跑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躲了起来。
方以智等人表面看上去是取得了胜利，但这只是表面。如果明朝不亡，方以智的前途虽然谈不到光明，但绝对可以一帆风顺。不过明朝灭亡了，他的倒霉日子就来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这是明朝遗民刻骨铭心的日子，李自成攻入北京。方以智正以翰林身份在北京城中“尽忠”。当他得知崇祯皇帝偷偷地跑到煤山上吊时，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了。可是，他并没有死，而是跑到百姓家躲了起来。
李自成倒很仁慈，把崇祯皇帝的尸体从山上搬下来，还为其设了灵堂。方以智得知后，立即现身，跑到崇祯灵堂前大哭不止，李自成的部队活捉了他。李自成用这种办法活捉了许多藏在百姓家中的明朝官吏。
当农民军知道他不过是一个三流的读书人，并且没有一分钱后，就对他看守松弛了。他趁机逃出北京，辗转到了南京。他的“报应”来了。
此时已经是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南京已经有了弘光小朝廷，而阮大铖夤缘通过关系成为兵部尚书，开始对大批东林后人以及泽社成员开始进行报复。方以智正好自投罗网，阮大铖是一个优秀的小人，他对满人并不愤恨，相反，正是由于满人的入侵才让他有机会翻身，他倒很感激满人。但对于本民族的人，他可不是一般的狠毒。方以智并无大罪，但阮大铖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他给出方以智必须死的理由是：当时崇祯皇帝已死，你在北京，却不跟着去死，这就是不忠。
这理由很充分，方以智毫无办法，只好狼狈而来，狼狈而走。据说，他是化装成老头模样的人逃出南京城的。
一代翩翩公子从此后，险些成为丧家之犬，不过朱明家族非常大，在南京有弘光皇帝，在广东肇庆就有永历皇帝。永历皇帝对这位满脸沧桑的翩翩公子很是看好，任命他为宰相。可方以智看出来了，永历皇帝虽然想振兴江山，可实力不允许。朝廷之上也是乌烟瘴气。方以智一面摇着头叹息着，一面离开广东，跑到广西街市靠卖大力丸为生。但卖药只是他的职业，他的事业是反清复明。为了这个事业，他到处联络反清力量，并乐此不疲。
反清的人很多，但谈得上力量的却寥寥无几。中原人一旦遇到外族入侵，并已成定局之时，就很难翻盘。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金人进中原，北宋立即灭亡。蒙古下江南，南宋也立即灭亡，还有这一次的满人入关。仿佛是历史几次三番的重演。
可方以智不知道这是历史的规律，他以为每一天都崭新的呢。这段时期，这位翩翩公子还没有准备向思想者的角色转变。他仍旧在坚持自己的本行：经、史、百家知识。他的这些知识基础可谓坚实无比：“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这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通雅》与《物理小识》就是他在崇祯十四、十六年分别开始了写作。
但他仍旧不是思想者，一个思想者至少要对哲学感兴趣。可当时他对哲学一窍不通。他主要在作诗、词和政治论文上有所建树。他主张“公”和“明”。《通雅》卷首中说：“治在君、相，人在师教，学在实讲，公、明而已。”《浮山文集》中的《中涓（指宦官）议》中又引证了朱熹的“惟公惟明，相道毕矣”。他认为“公”就是没有偏见，“明”就是“能好能恶”。这与一百年后戴震所强调的“去私”与“去蔽”的政治主张有相通之处。
一个有思想的和尚
清初，无数的明遗民都“出家”去撞钟，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多尔衮损毁汉人尊严的剃发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尚乃世外之人，政府不会经常来骚扰，这样，就方便了奔走四方，联络豪杰一起复兴明朝。
方以智成为和尚，是1650年的事，此时，顺治已经在关内做了七年的皇帝。这一年，他正在广西平乐，跟着他的是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生活窘迫，不过广西平乐仍旧是明朝的领土，他倒能做到以苦为乐。
守卫城池的瞿式耜与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面对数以万计的清兵和投降的明军时，只好以死报答明朝所有皇帝的恩情。城破之日，方以智被捕了。
有汉奸知道他是个人物，就鼓动清军招降他。清军就招降他，可他宁死也不投降。清将被他这种气节打动了，又因为他这样的人活着和死了都一样，不会给大清造成太多麻烦，就释放了他。但前提是，不要管尘世之事，去撞钟。
方以智宁愿去撞钟，而且，当时当和尚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苦。吃喝玩乐照样，不过，方以智这个和尚过得的确苦。
在许诺清军出家后，方以智先是去了梧州，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两年。云盖寺当时已不是纯正的寺院，俨然成了明遗民的避难所。但凡不想做清朝官的人都跑到这里，名声响一点的就做主持，名声不怎么响的就撞钟。
方以智在这里并不开心，他没有做主持那么大的名声。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八月，他和已是清朝官员的好友施闰章去庐山，庐山景色也并没有让这位和尚高兴起来。这年元旦，他从庐山回到安徽桐城浮山白鹿湖，和父亲方孔炤见面了。后来，终于有人发现，他之所以要在梧州当和尚，就是想回家乡看看老父亲。在《象环寤记》中，他也这样说：“以祗支（袈裟，表示为僧）为退路，即为归路。”
当安徽地方官想要这个和尚为政府做点事时，他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就是佛家那一套：“匹夫不可夺志，出世人安往（往何处），不得涅盘也？”
谁都能听得出来，“祗支”和“涅盘”只是他的遁词和借口。他这个和尚私心杂念并没有消除，不然，他怎么会跑回来看他老爹呢。
在回来的路上，他似乎对自己的名字非常不满意，先是改名弘智，字无可，然后就是不断地改名：大智、药地、浮山、愚者大师等等。
要知道，一个人从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流离辗转的苦行僧，这种改变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方以智从红灯绿酒到黄卷青灯，从入世到出世的这一过程并非是他想要的，可是时代却让他必须要完成这一转变。在这一阶段，对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无从实现，于是全部精力转入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活中。在流离中缺乏图书资料，他自己说“作挂一漏万之小说家言，岂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读书亦有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还是完成了《物理小识》，《切韵声原》，《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等书。
从安徽桐城浮山回南京后，有人推荐他去了南京天界寺，这里有一位著名的和尚，叫觉浪。觉浪是福建莆城人，俗姓张。清军进入南京后，本来要学禽兽大肆焚毁的，可和尚觉浪却用自己的声名使南京城安然无恙。此人能有如此大之名声和他本人的才学分不开，据说，明末清初的诗坛，觉浪必占有一席之地。另外，在崇祯皇帝上吊，明朝灭亡后，觉浪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才华卓著的明遗民。这些遗民对他的崇拜如滔滔江水，在1659年，他离世时，许多遗民痛不欲生。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觉浪的人品是聚集人气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遗民就如同是被遗弃了的孤儿，而觉浪就仿佛是他们的养父，他们不但给了他们物质上的接济，还给了他们精神上的安慰。
方以智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到天界寺后，他“闭关”于看竹轩，在这里，他开始潜心写哲学著作。明亡清兴这一重大事件足以让一个有气节的人成为思想家。在天界寺，他不可能不接触佛教，不但是他“闭关”的地方有佛教书籍，就是每天早上听到的钟声也会让他想到和尚的无边佛法。
我们无法猜测他当时的心灵是否是孤寂的，但身体肯定是倍受清苦的。天界寺的和尚要守规矩，清规戒律一个都不能少。方以智在这样的条件下，粗衣淡饭，不知是否会想起当年肥马轻衣的日子来。著名遗民陈贞慧的儿子，清初著名词人陈其年在给方以智长子方中德的诗作序时提到：“当时秣陵全盛时……密之先生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人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
“曾几何时，而先生已僧服矣。崧再过竹关（指金陵天界寺）而先生念故人子，必强饭之。饭皆粗粝，半杂以糠秕，蔬菜尤俭恶，为贫沙门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啖自若，饭辄尽七、八器。回思金陵时，时移物换，忽忽如隔世。”
这段文字主要写崇祯末年方以智少年时在南京是一个家门鼎盛，仆从喧阗的乌衣子弟，而从两广北归在天界寺皈依觉浪以后成为一个自甘淡泊，特立独行的面壁头陀。方以智对夹有糠秕的粗饭和俭恶的蔬菜，不但自己能“尽七，八器”，而且强要“故人之子”（指陈维崧）与他共同享用。
乱世，让一个吃香喝辣的贵公子变成了一饥不择食的头陀。但同时，也让他由一个文人变成了一个思想家。
在《自题游山小影》一诗中，他就有了成为思想家的悲愤潜质：“自来自往，一叶指掌，浑身苍苍，日出眉上。踏碎青天，众山自响，何不归欤？问臃肿杖。”“奇不奇，痴不痴，大地无寸土，曳杖何所之……游戏还登临，老病路险巇。不如一笔扫落五岳十洲之烟云。”
这是自我写照，同时，也将他的思想情况完美地刻画了出来。“大地无寸土”一句反映出明亡后普遍存在于土大夫思想中的一种民族意识。“老病路险巇”是料及此后道路的不平坦。“踏碎青天”“一笔扫落五岳十洲之烟云”等句，以恣肆放纵的笔调写出壮怀不已的心情。
看来，方以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和尚了，他已经让生活和时代锻造成了一个倔强坚毅，不为环境所左右的生气勃勃的有志之士，同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泰然自若，追求理想的思想家。
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方以智在当时的生活细节和对生命的抗争情景。但从侧面，诸如许多人写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和尚思想家的佛门生活。
很了解方以智的遗民李世熊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据说，他在自家客厅的桌上放了一杯清水，一盏油灯，客人来到后，要是懂得把杯里的清水倒在地上，把油灯点燃，就会受到主人的加倍欢迎。这两个动作含了一个哑谜，正是：反清复明。
他在其著作《数度衔》中谈到方以智时，说：“密之（方以智）先生遭变出世，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乃集三世大成，仔肩圣学，继往开来，俾益方世，岂偶然哉。”
他的老友古文家和诗人，清朝官员施闰章这样写道：“无可大师，儒者也，尝官翰林，显名公卿间。去而学佛，始自粤西，遭乱弃官，白刃交颈，有托而逃者也。后归事天界浪公（即天界寺觉浪道盛）闭关高座（指天界寺）数年。刳心濯骨，涣然冰释于性命之旨，叹曰‘吾不罹九死，几负一生，古之闻道者，或由恶疾，或以患难，类如此矣’。盖其先父廷尉公（方大镇）湛深周易之学，父中丞公（方孔炤）继之，与吴观我太史（方以智外祖吴应宾）上下羲、文，讨究折衷，师少闻而好之。至是研求，遂废眠食，忘死生。以为易理通乎佛氏，又通乎老庄。每语人曰：‘教无所谓三也。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譬之大宅然，虽有堂奥楼阁之分，其实一也，门径相殊，而通相为用者也。’”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方以智当时的思想变化过程和他三教合一的思想主张。方以智后来把早年家传的周易象数之学与佛、道思想综合起来，“通相为用”。他晚年，杂揉了《周易》，《中庸》，京，关，邵，蔡的象数学以及佛教和老、庄的思想资料，形成所谓方氏独创的“中五说”和“公因反因说”。又编定了父亲方孔炤的《周易时论》十五卷，自己又创作《周易图象几表》八卷。两书合称《周易时论合编》共二十三卷。
由和尚到思想者，方以智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艰辛。但我们不要被这一假象所迷惑，至少，方以智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者，因为反清复明一直就是他的志愿。
最后人生
方以智在天界寺注定就不会“老实”，因为那个叫觉浪的主持就是一仇视满洲的典型。作为佛教曹洞宗的前辈，在一篇文字中，他称朱元璋为“太祖高皇帝”。清政府将其捉到狱中后，由于各方舆论压力太大不得不将其释放，后来有人称，觉浪和尚的那篇文章是明亡以前作的。天界寺里明朝遗民太多，并且是有组织地在一起谈时政谈复兴。
方以智到天界寺后，就引见了“易堂九子”之一的曾灿和觉浪的门徒大汕一起到过安南（越南），所谓“易堂九子”是指当时在庐山山中，以魏禧为首的九个人结庐读书讲学，人称“易堂九子”。
他们去的目的就是试图搬取救兵；大汕行事豪迈、夸张，被安南国王封为国师，据说，他一次就授戒1400余人。方以智为了反清复明，可谓不遗余力，在寺院中，他的三个儿子都在从事一些隐秘活动进行联络和沟通反清人士。
方以智的二儿子方中通也被他派到楚地去，在一年多之后，他二儿子回来，欣喜地向父亲汇报工作：“楚国逢遗逸，人人感至今。云沾王父泽，聊慰老亲心”。
方以智虽然是和尚，但人际关系很是复杂。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明亡前曾任湖北巡抚，是曾与绰号“曹操”的农民军罗汝才一起八战八捷的明末名将。后仅因一次失利就被下狱，楚地和粤地多散落有方孔炤的军事旧部。在广西时，他们还曾想推举方以智出任军事；这样的“身份”和经历，纵使匿身寺庙，清政府当然不会对他掉以轻心。
在1664年，方以智五十四岁，迫于清政府的压力，他只好离开天界寺，去吉安青原山净居寺当了主持，从1664年到1671年，这七年时间，方以智虽然在思想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反清复明这一主题上也并没有松懈。
在这七年里，他写了《禅乐府》，并有《愚者智语录》，而主要的成就是继续啸峰大然编成《青原志略》。这儿应指出，在江西西部，赣江东岸的这个青原山，除了是佛教胜地相传是所谓七祖道场（七祖指唐开元时的弘济禅师）外，又是明代王学江右学派理学家讲学的中心。山中有“五贤祠”，所祀就是王守仁、邹守益（东廓）、聂豹、欧阳德、罗洪先（念庵）等五人。除了潜心抒发他的思想外，就是他的交际了。
一位遗民叫魏禧的对方以智晚年交游太广，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曾提出了婉转的讽喻。在方以智遭难去世前四年，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年）魏僖在《与木大师（方以智借名墨历，又名木立）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方当时的活动，是探索方以智晚年思想行动的史料：“迩者道誉日盛，内怀忧谗畏讥之心，外遭士大夫（指官吏），群衲（指僧众）之推举，于是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形迹所居，志气渐移。”
王夫之谈到方以智交游广泛时，也说过这样的话：“（方以智）乃披缁以后，虽住青原，而所延接者皆清孤不屈之士。且复兴书院，修邹、聂诸先生之遗绪。门无兜鍪之客。其谈说借庄、释，而欲檠之以正，又不屑遣徒众四出觅财。”
还有一位遗民肖伯升对方以智待人接物态度的评价是：“行处则乎实，待人则春风”。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他学佛在深山古寺，但仍是与各方面诗文往还。虽然交游广泛，但“门无兜鍪之客，又不遣徒众四处觅财”。这些说明他一如既往，不结交权贵，而忠实于自己的学术与理想。一方面无可奈何，静耽禅说，一方面广通声气，壮志犹存，这就是晚年的方以智，一个矛盾的方以智。
或许正是他的交友广泛，最终引起了清政府的疑虑。于是，康熙十年（1671年），大祸临头了。正准备回桐城老家主持浮山佛事的方以智，因列名“粤难”，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这对于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来讲，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是一个极为严酷的打击。为了不牵累亲友，他带病到庐陵“自首”，随后就被押往南昌。他的二儿子方中通想用他自己来换父亲一命，可惜清政府觉得这是不等价交换，不但不换，反而也将他捉了起来。许多方以智的朋友都在为他奔走，但无济于事。
清政府不久就下了命令，方以智作为粤案的要犯，将押到岭南。十月初七，囚船在南赴途中到达了万安惶恐滩。
惶恐滩之所以非常有名，一是因为它处于赣江十八滩中最险要的地段，二是文天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诗句一出，这里就成了遗民的圣地。当方以智走到此地时，他非但不悲伤，反而很高兴。
这一高兴，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确切地说，方以智在汹涌的江水中，得到了永恒的解脱。
方以智死后，被时人冠以“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的美名，但这毫无意义，清朝已经坐稳了江山，这位思想者的这些美名不过是为那个王朝的背影叹息了一声而已。
天地会大哥
天地会，通称“洪门”，外称天地会，因会内成员“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姊”而得名，载于正史的有着“三点会”“添弟会”“小刀会”“袍哥会”“哥佬会”等十多个异名，是近世华人世界最大的民间社团组织，青帮也只是天地会的一个分支。
许多人都无法把这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体与方以智联系起来，但历史事实却证实，天地会，尤其号称三点会（∴符号是方以智设计出来的）的这一组织，开创者正是方以智。
我们暂且看下面这两件带有疑点的事件。
1658年，方以智为父守墓期满回到江西后，在建昌府周围四处走动，惹得议论纷起，这时的议论大都指向他交友广泛，其间有闲杂人等；还有他长达一年之久的武夷山之游也给后世留下谜团……这一年，他去了哪里，谁也无从知晓。
如果这只是猜测，那么，发生在清中期接连查获的会簿中留下著名的“木立诗”事件就是铁证了。当时，天地会会众中多有“木立斗世知天下”、“木立斗世六十年，太子十三来结义”之类的歌诀流传，还有“攻打木阳城”的入会仪式，考古界在据信为天地会发源地的福建漳州碑亭上也发现有“木立斗也清皆绝，万里和同再复兴”的模糊碑文，多处提到“木立”。
方家和广东、福建沿海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天地会就在这附近活动频繁，而且，晚年方以智变幻无常的名号中，正有一个“木立”。再联想到天地会的暗语“三点暗含革命宗”，“木立斗世知天下”正是说天地会开创者木立知彻宇宙人生，敢于逆立斗世！
我们再从方以智的化名联想到重重云遮雾罩的天地会传说中在襄阳“万云山万云寺为僧的万云龙”，方孔炤曾任湖北巡抚、明亡后粤地和楚地又多散落有他的军事旧部等历史事实，“万云龙”未必就不是“方”氏去点为万、入云成龙的另一“马甲”。
我们把目光拉到19世纪中叶，天地会“洪船”出海，成为近世中国最早的华侨；天地会对中国近现代史走向发生过深远影响：孙中山先生1904年去美国檀香山，经叔父钟水养介绍加入洪门。辛亥革命中的同盟会员很多同时也是天地会会员（洪门成员），“黄花岗起义”死了72人，其中有69人是天地会门徒。所以，有人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黑社会当家作主的革命。
其实，就算方以智不去犯粤案，但远在千里之外的粤案未必就不会来找他。历史上清楚地记着，东南复社文人屈大均，在1653年北游南京、北京、山海关等地后，不久就被查出曾参与导引郑成功、张煌言部攻入长江，曾遭到通缉。
方以智临死前恐怕是不相信有来世的，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应该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这个世界是没有鬼的，那些相信死后有鬼的观念是由于心理作用产生的，是走机欺骗走机，看到人死后的可怕样子就疑神疑鬼。这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他被称为思想家的原因之一。
我想，在他死之前，一定想过，自己的死会给明朝遗民留下向上的动力。这种向上在他看来就是誓死也不愿跟清政府合作。但是，他错了。事实上，所有的明朝遗民都错了。
我们把目光放到康熙19年，这一年，著名的遗老黄宗羲71岁。他写信给朝中高官徐乾学，在信中这样说到：“又小孙黄蜀，余姚县童生，稍有文笔。王公祖岁总科考，求阁下预留一札致之，希名案末。”他的意思是想让走机的孙子去考秀才，请徐乾学给主考官一信，使小孙子榜上有名。
四年后，康熙23年，北方大儒傅山，在儿子傅眉死后，就在自己也要死掉的时候，他给当时的朝廷大员魏象枢写了封信，信中说道：“两孙孱少，内外眷属无可缓急者……（请求您）使此两两孱少得安田亩间……”同时还给李振藻一信云：“愚父子怛焉长逝，特以两孙为托。孱弱无依，穷鸟不能不投长者之怀也。”
黄宗羲和傅山的信都说明了一点：遗老、贤士，不管多么清高孤傲，但是那种态度和处世方法，只能用于一时。也就是说，以刀兵相见，义旗招展的时候可以。但当满人定鼎中原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呢？遗民也要吃饭！全家活，子孙活，柴米油盐、住家耕地，官司税务，你免不了就要托人办，或讨一个公道公平。还是那位傅山，有一次，他家中来了一位亲戚，玩秋千，突然就猝死于秋千架下。有人觉得他这个亲戚死得不明白，就去告他，傅山慌了，急忙找人。找谁有用？只能找官员，而那些官员是清朝的。
所以说，遗民只是个时间问题，并没有永远的遗民。他们不过是前面一个帝国留下来的孤儿，要么死去，要么被人收养。至于死去还是被人收养，绝对是个时间问题。
方以智从和尚到思想者的过程是明朝遗民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所言所行从来没有一致过。一方面，他说出世，另一方面，他却入世去反清。在整个遗民史上，方以智绝对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的确用“出家”的方式保住了自己的晚节，并且矢志不忘复兴大明，由此而创建了天地会这一反清复明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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