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出之路

    1644年6月，南明的弘光小朝廷建立还不到一个月，时任内阁大学士的马士英就迫不及待地奏上一本《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共济时艰疏》。

    马士英此举的确可以称得上“冒罪”他提到的阮大铖并非是清白之身，本是崇祯皇帝钦定的魏忠贤逆党之一。如今，弘光皇帝登基以“为先帝复仇“号召天下，大仇未复却要首先推翻先帝的决策，马士英是不是吃了豹子胆？

    马士英是那个时代有名的小人之一，崇祯一朝，他就没少掀风作浪，到了弘光小朝廷，他第一步就是和太监、勋戚、江北的几个军阀形成伙伴关系。他的好朋友阮大铖在这个时候虽然不在朝堂，但已经做好了进入朝堂的准备。

    可这并非是马士英的必胜计，因为内阁和朝臣中的大多数都倾向东林党，他们肯定会以“先帝钦定“为由，要死要活的反对阮大铖复出。因此，此时还不仅仅是阮大铖能否复出的问题了，而已经演变成阉党和东林党在新形势下的又一场决斗，最终很可能影响弘光王朝将来的政治走向。

    事实上，东林党成员对阮大铖的复出是立场分明的。早在弘光登基以前、“监国“之初，勋戚刘孔昭就在朝会上提出应当起用阮大铖，后来成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铁青着脸站出来，朝刘阁下吼道：“先帝钦定的逆案，谁也不能翻！”刘孔昭正要争辩，史可法又来了句：“闭嘴！谁也不能翻！”刘孔昭只好闭嘴。表面看上去，这件事毫无进展，但风声既然已经放出去了，将来再提，就不会给人唐突感觉了。

    果然，弘光登基后，立即就有人提到此事。这一次是原任中都守备太监的卢九德，此时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此人从小就服侍弘光的父亲老福王，绰号“胎里红“，是福王一系的“自家人“，所以他才卖力勾结刘良佐等军阀和马士英，坚决拥戴弘光登基，也从此就成了马、阮安插在皇帝身边的内线。他趁着刘孔昭当年的温度，经常向弘光宣传阮大铖多么有才，再叫阮家戏班子进宫去演出《燕子笺》等阮大铖的剧作，让皇帝对阮大铖的才华有了直观的印象。这些铺垫工作做得非常好，后来一提到阮大铖，弘光皇帝眼前立即就浮现了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良臣。

    巧得是，不久后，史可法就离开南京去江北督师，马士英趁着这个机会抛出了这份推举“知兵之臣阮大铖”的奏章。

    阮大铖过得非常苦！他过得自己所谓的人不像人鬼不如鬼的日子已经十六年了，十六年前，崇祯皇帝将他与一些杂种打进了“永不录用”的地狱。他十六年来念念不忘、苦心谋划的就是希望可以复出，再做一回官。

    想不到机会就这样轻松的来了，这当然要感谢他的好朋友马士英和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同道们。

    经过弘光皇帝的许可，阮大铖见到了这位瘪三皇帝。阮大铖无疑是个处世上的天才，他一见到弘光皇帝，就趴在地上大哭不已，说了这样一段话：“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之仇未报乎？”何谓处世？就是触到对方的痛处，让对方感激自己的提醒。

    这句话的确让弘光皇帝心上一疼，说来，还是万历皇帝时候的事。弘光的祖母便是万历皇帝的郑贵妃。当初万历曾和郑氏密誓，想要册立郑氏的儿子福王做太子，但福王是老三，老大是恭妃所生，按照“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制度，太子应是老大，轮不着老三。当时一部分朝臣为了迎合皇帝心思，巴结郑贵妃，希图日后的富贵和现实的荣宠；另一部分朝臣则批评皇帝，要求他遵守祖宗成法，不应废长立幼，矛头直指郑贵妃及其兄弟。前一部分朝臣在后来演变成齐、楚、浙三党，最后汇入阉党，后一部分朝臣则渐渐演变而为东林党。

    万历皇帝迫于种种压力，最后只得立长子为太子，是为泰昌皇帝，也就是天启和崇祯的父亲。郑贵妃的儿子则封为福王，出居河南，崇祯十五年，李自成攻进河南，活捉到了这个胖子，发现他跟猪差不多，就把他的肉和鹿肉一道煮熟吃了，这头猪就是弘光的亲爹。

    这样看来，郑贵妃和福王还有弘光皇帝这一伙是和东林党誓不两立的，而他们的好朋友应该是阉党。可想而知，阮大铖这小瘪三心有多毒，手段有多辣了吧。他一见弘光，劈头第一句就叫他应为祖母报仇，弘光皇帝虽然昏庸，但不是智障，他当然能听得出来。

    阮大铖是希望他能分清敌友，最根本的就是，要把东林党清除出朝廷。

    明末清初之所以没有成为南北朝，就是因为做皇帝没有几个是人，都是一群饭桶和小人。试想，弘光皇帝离他那个猪一样爹和他的祖母已经过去了多少年，恐怕连他自己都忘了，如今，阮大铖一提，他居然就记起来了，并且真的就听了阮大铖的话。不久后，他任命阮大铖为兵部侍郎。

    弘光小朝廷有这样一个国防副部长，不亡，那可真就是没有天理了。

    当然，阮大铖想不报仇，也的确没有天理。阮大铖对东林党的仇可不仅仅是东林党人不让他入朝当官，在他被崇祯皇帝定为“逆官“后，他居住于南京，本想参加几个复社，如同今天的某某协会一样的组织，可这些人不但不要他，还讥笑他。这些人与东林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社员就是东林党人。阮大铖在南京的十六年过得很苦，确切地说，是很不得志。试想，他原本就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一旦翻身，怎么可能不报仇？

    说谎，也能杀人

    按理来讲，如果不是用权力或者是不光明的刺杀手法，仅凭着一张嘴就能把人杀掉，恐怕只有最优秀的瘪三才能干得出来。阮大铖自然就是这样的人，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杀人的手法有多么高明，而是他的对手不怎么高明。

    东林党人有着很鲜明的的强处和弱点：首先，他们喜欢讲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的文化告诉他们，遇事先讲理。善于讲理，并且把讲理当成理想的人，无论是谁，都很难在嘴巴上搞定他；而且他们不怕贬官不怕死。可他们的弱点也更鲜明：他们不讲策略而且不肯受辱。

    知道别人的弱点，取胜就容易得多了。而且，东林党人的弱点太突出，阮大铖攻击起来一点都不费劲。

    似乎是东林党人先动的嘴，然后才是阮大铖动的手。

    大学士姜曰广一直反对起用阮大铖，可阮大铖还是上来了。他就在内阁中钳制阮大铖的好朋友马士英，阮大铖怎么能放过他，先是自己起草了一份奏章，然后让一个姓朱的宗室具名出面，诬告姜曰广谋反、奸媳，再把史可法、张慎言和吕大器等东林高官统统牵连进来，企图一网打尽。

    如果放到今天，这样的“污蔑“对许多人来讲，简直是小儿科，因为阮大铖没有提出姜曰广谋反、奸媳的任何证据，仅仅就是“传闻“。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姜曰广被彻底给拿住了。这位好面子的大学士总不至于请出自己的儿媳和阮大铖对簿公堂吧，即使证明了无此事，那他受到的指点也够他受的了。

    所以，“东林君子“们面对阮大铖一伙的流氓无赖手段除了气愤之外，便只有依据典章制度参劾、发议论了。这简直就是可笑，当他们不分黑天白夜地在寻找讲理的依据时，阮大铖正在喝酒听歌。

    按典制，宗室参劾大臣，必须经过他那一房的亲王转达，而现在亲王不知此事，是谁把这份奏章送到皇帝手中的？他们因此要求对这个姓朱的宗室严惩。但是皇帝已经偏听偏信，反而严责大臣：朱某是我皇家的人，你怎么可以要求严惩他？大臣看到皇帝不讲道理，毫无办法，惟一的办法就是辞职抗议，阮大铖大笑。

    笑声未毕，他又用了诸如此类的造谣撒谎、污蔑诬陷等等手腕向东林党人发起进攻，四个月时间还不到，弘光朝廷中的东林党高官除史可法在外，基本上都被迫辞职回家去了，一批复社精英像陈子龙等人，也因由失望而绝望，托故请假或辞职不干了。

    到了1644年的十月，即小朝廷建立才不过五个月，弘光小朝廷已经姓马、阮了。

    说谎可以杀人，“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阮大铖可谓得此话之精华。其实造谣也是撒谎，所不同的是造谣用以攻击对手，而撒谎则用以粉刷自己。

    这个仅用了几个月就把东林党人赶出朝廷的人，到底出处何在呢？

    此人从小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出身富贵之家，喜欢舞枪弄棒，欺负弱小。邻居家的小孩经常鼻青脸肿，全都拜他所赐。不过，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阮大铖记忆力出奇得好，四书五经，只需要看过一遍，就能烂熟于胸。后来中进士，做了官，先是依着东林党人左光斗，左光斗被魏忠贤搞死后，他立即转向，投靠了魏忠贤，但没有风光几年，就被崇祯皇帝一笔定成了逆官。

    在复出后，报仇之余，他当然要稳固自己的位置，其实就是为自己刷去当年的“简历“为此，他写了一份《孤忠被陷之由疏》，此文洋洋千言，首先说自己和魏忠贤等阉党向来“冰炭之不相容“，俨然正人君子，称自己去涿州是为了看望“文字之交“冯铨，而魏忠贤既然在皇宫里，所以根本不可能和他在涿州会面，完全抹煞了魏忠贤奉旨去涿州进香一事。而此事却是刊登在当年的邸报中的。另外，冯、阮二人跪迎魏忠贤，当时也是万目共睹的事。主持编定《逆案》的崇祯朝大学士韩爌，明明已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全家殉难，阮大铖却白纸黑字宣称他“公然开门迎贼“。阮大铖的好友冯铨明明在当时已降清做官，阮大铖却说他是“合家殉难”的大明忠臣。阮大铖声称之所以和魏大中、左光斗闹翻，乃是因为自己维护弘光的祖母和老爸的声誉，而魏、左则倡“邪议“攻击他们。明明阮大铖在魏忠贤手中升了官，他却宣称自己在当年从未升官……

    如此种种，这种睁着眼睛就可以把瞎话说得很到位的技巧，实在让人惊叹。

    但是，弘光皇帝偏就相信了，他认为当年的所有人都冤枉了阮大铖这个忠臣，不久，阮大铖就不经内阁票拟，却由皇帝直接降旨任命他做了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既握兵符又管弹劾。阮大铖现在是如虎添翼，他手中已经彻底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了。

    事实上，这些权力他根本就用不着，只凭一张嘴，说点谎话，就能把对手打进万劫不复之地。可这些权力虽然对复仇没有太大用处，但别的方面，这些权力就大有用处了。

    卖官与杀人

    马、阮二人在弘光朝没有干什么好事是肯定的了，但到底干了哪些缺德事，实在是无法书写出来。他们真正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件是卖官，第二件就是杀人。

    明码标价卖官，这是经弘光皇帝批准的。弘光皇帝显然把自己的政权当成了公司，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来入股。他规定，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两千两，待诏三千两，如此等等。当时流传的“新民谣“唱道：“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卖官风潮，第一次大卖官发生在东汉灵帝时期。灵帝称帝不久，感到私财寒酸，帝威不高。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他颁旨在全国“大卖官“。圣旨一下，各地有财有势者踊跃认购官帽，官市兴旺，后宫库银很快爆满。灵帝敛财心切，在同年再度下令：将朝中“三公“重位按每职一千万拍卖，“只留帝位不市“。

    第三次大卖官始自清朝同治年间。由于镇压农民起义，朝廷军费开支浩繁，为此实行“捐赀“买官之策，只要花钱，即可买得四品以下的官位。

    第二次就是这一次。但这次与那两次有所不同：公开买到的官只有虚衔，那银子是归国库的；若想得到实缺，这就要走马、阮一伙的门路，私下孝敬了。

    谁也不知道，阮大铖到底靠卖官赚了多少钱，但肯定没少赚。据说，阮大铖自己的内室贴有一付门联，上书：“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这是不是真事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对联。

    关于大肆捕人、杀人，历来是中国奸臣的拿手好戏。阮大铖混迹东林时曾有一位姓雷的官员朋友，时隔多年阮大铖携酒前去联络感情，那姓雷的竟跳墙逃走。阮大铖进门一看，但见书桌上摊放着一册《钦定逆案》，气得他咬牙切齿发誓报复，便找个借口把姓雷的抓起来，折磨了几天后，就把他砍了脑袋。

    不久，阮大铖又认定《留都防乱公揭》是一个姓周的官员幕后策动的，这时也找个借口把姓周的抓起来弄死了，再派出缇骑赶赴外地抓捕陈定生和侯方域。《留都防乱公揭》是崇祯十一年，一些考试的复社中人在南京玩得开心之余，听说阮大铖阮过得颇逍遥自在，（此时，阮大铖正在南京写诗编戏。）这些人就愤恨起来，撰《留都防乱公揭》，以集体的力量来驱逐他。说白了，这个《留都防乱公揭》就是攻击阮大铖的一张大字报。

    阮大铖当然不肯放过制造这张大字报的人，捉住几个人后，他又准备捉其他参与此事的人，还编了两份黑名单，一份叫《蝗蝻录》，一份叫《蝇蚋录》，前者把东林党人比作蝗虫，把复社成员比作蝗虫的幼虫蝻；后者把附和东林、复社的缙绅士子比作成群起哄的苍蝇蚊子。这样一一开列名单登录，准备统统抓捕一网打尽，迫使东林、复社中的许多人都四下逃亡。倒是清兵的南下动作太快，这些人才没有被阮大铖给追到天涯海角。

    按理说，东林党人当初的确让阮大铖十分不好受。就是他的复出，东林党人也从中拼命作梗（阮大铖注），这样想来，他后来的报复行为其实并不是我们后人所想象的那样非常恶毒！

    我们应该感叹的是，东林党这群废物制造了阮大铖这个杂种。他们空喊口号，打倒小人，但如果皇帝也是小人，他们就彻底完蛋。但是，他们总不能汲取经验，依旧喜欢喊口号。当初，魏忠贤血洗东林党，全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对自己的敌人不加防范，到了弘光朝廷，仍旧如此。所以说，东林党是一群废物，就如同今天的啦啦队，叫得好与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从不参与战斗。

    南明灭亡后，有东林人士检讨当年对阮大铖持之过急，绝之过严。这种检讨有一半是对的，但另外一半就是：如果开始了，就必须要不择手段地将其结束。可他们永远都不善于着套，所以，在明朝，场上的皇帝多小人少君子的情况下，选择东林党，就等于选择了死亡。

    阮大铖之死

    弘光小朝廷不能给人以任何希望，皇帝是饭桶加瘪三，大臣是瘪三加饭桶。这样的朝廷即使清军不来剿它，它也会自行消亡。

    阮大铖“知兵“，据说，他小时候就能把《孙子兵法》倒背如流，与人辩论军事，总让人哑口无言。战国时赵国就有这么一个主儿，把自己老父亲辩论得脸红脖子粗，紧接着就把赵国的主力40万人送进了地狱。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这样唱高调说空话的军事小丑，阮大铖能名列其中，可谓是他把之中小丑扮演得太传神了。弘光在起用他的谕旨中说：“阮大铖前时陛见，奏对明爽，才略可用。“弘光皇帝的意思是阮大铖把他的军事谋略讲得头头是道，十分动听。这话如果是换一人讲，还可信。可弘光皇帝讲，那必须要反着来理解了。因为首先他就是个军事上的笨蛋。

    阮大铖在这种激励下，真把自己当成军事天才了，在当上兵部尚书以后，又连上两疏，名曰：《联络控扼进取接应四着疏》，《长江两合三要十四隙疏》，滔滔雄辩，并且慷慨激昂地表示：“臣白发渐生，丹心未老“，要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矢之天日“。

    结果呢？

    他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用到卖官与杀人上面去了。这种勤奋与努力，连弘光皇帝这个饭桶都看不过去了，降旨批评他道：“谕阮大铖：江上奸人出没，乱兵纵横，以致商旅梗塞，不可不严备。“

    这批评无疑等于让猪好好看家护院，阮大铖当然做不了看家护院的狗。不久后，大将军左良玉因为手下没有粮食吃，弘光皇帝又不给，他一激动就直奔弘光皇帝来了。马、阮连忙抽调江北的部队抵挡，可护到了脑袋却护不住屁股，清军趁此良机大举南下，扬州城顷刻城破，随即顺利渡江直扑金陵。阮大铖部长指挥的军队突然就消失了，但逃跑，他是知道的。由此，弘光小朝廷宣告结束，阮大铖离结束的日子也慢慢的近了。

    一个小人一旦失去了所依靠的权力，他的下场就可想而知。失去了权位的阮大铖自然而然成了人人喊打的丧家之犬：浙东的鲁王不要他，他要去朝拜，人家坚决不肯；福建的隆武皇帝是难得的一个好皇帝，不但不要他，还要捉他问罪。无奈之下，阮大铖只得在浙西一带流窜，最后投了与他的同学朱大典。朱大典也在弘光小朝廷中担任过要职，两人都是贪赃枉法的小人，自然气味相投。所不同的是朱大典此人早已拥有一支私人军队。因为南都失守前，他逃回家乡金华，在当地招募义兵，扩充实力，占山为王，同时接受南明鲁王的任命，担任东阁大学士，督师浙江。

    朱大典的确够朋友，阮大铖很欣慰，可两人还没有度过蜜月期，就有人不同意了。金华的士绅和义兵们坚决希望阮大铖滚蛋，并且宣称他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朱大典被迫只好送阮大铖去另外一支防守钱塘江的部队。

    混入江防部队的阮大铖也不怎么受欢迎，他开始谋新出路。但当时的新出路，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讲，只能是做汉奸。做汉奸其实很容易，也不容易。首先要得人介绍，其次，必须要有一定的功劳，否则，即使到了汉奸群里，也会被人看不起。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的渠道，总之，他联系上了清军，并且开始给清军做奸细，一年后，他所在的这支江防部队很轻松地被清军打垮，清军顺利地渡钱塘江而南，进逼曹娥江。

    阮大铖及时地跳了出来，带着一批奴才到了江边拜见新主子。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关系联系到的清军。当时，清军贝勒把他叫到跟前，阮大铖就从自己衣领中出纸一条，有字数行。原来是他的好朋友、被他在《孤忠被陷之由疏》谎称已“合家殉难”的降清官员冯铨，向南征的清军贝勒“特荐“了阮大铖，那纸条便是他写给阮大铖的密信。

    这样，阮大铖便在这支南征清军中“以军前内院从政“，也就是帮忙做地方工作。阮大铖很积极，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军事天份，他跟清军贝勒说，自己愿意打前锋，攻破金华以报国恩。

    清军当然很高兴，立即应允了他。

    守卫金华的他的好兄弟朱大典还不知道自己快要完蛋了，当初，阮大铖在他军中时，他经常把城的弱点指给阮大铖看，如今，阮大铖正是利用了这份信息，在围攻金华时，集中所有的炮火轰击西门，由于西门是薄弱之处，所以，很快被攻破。阮大铖进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放火，他说，要以大烧大杀来报复金华人张贴檄文声讨和驱逐他之仇。好朋友朱大典则在城破时引爆弹药库自尽，阮大铖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好兄弟的将来。

    对老朋友是如此手腕，而对新主子阮大铖则是另一副嘴脸。我们可以引用《爝火录》里的一段文字，来看看这个走狗的面目：“是时，大清兵所过，野无青草，诸内院及从政官无从得食。“

    也就是说，大部队一路烧杀抢掠，把地皮都刮光了，他们这些做地方工作的人跟随在后，连饭都吃不上了。可是阮大铖每到一地，“必罗列肥鲜，邀诸公大畅其口腹。争讶曰：‘此从何处得来？’”

    阮大铖回答道：“小意思！我乃军事天才，用兵如神，不可测度！”不但如此，阮大铖还“夜驻帐，则执板唱昆曲以侑酒。诸帅北人，不习吴语，乃改唱弋阳腔，皆称善。曰：‘阮公真才子也。’”（《安庆地区志·阮大铖传》）

    是的，是真才子，一个奴颜婢膝到让有脸的人听到就想去死的才子。

    据说，阮大铖的精力非常好，与满人聊天，非要把这些人聊到不睡就得死掉的时候。第二天一大早，他却起得最早，又找人聊。

    这份精力如果去搬山，恐怕泰山也被搬动了。可他偏偏用这份精力来做奴才，也的确做到了奴才无人可及的境界了。

    他的死是半年后的事，当时，这支清兵攻占衢州，有一天早上起来，阮大铖突然发现面部浮肿，带兵的贝勒就劝他留下养病，等到部队攻占福建后再派人来接他。阮大铖大惊：“我没有病！我虽已经六十，但能骑猛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我仇人多，此必东林、复社诸奸徒潜在此间，您千万不能扔下我！”清军贝勒以为他真是为大清着想，就越发觉得他难能可贵，非要他留下来养病不可。阮大铖这才说出实情：‘福建巡抚已在我掌握中，您让我留下来，难道是想让别人来当这个巡抚吗？“

    清军贝勒无奈，只好让他随行。当时，这支部队要翻越仙霞岭，别人都骑在马上缓行登山，只有阮大铖牵着马，走起来仍旧飞快，一面走还一面吹牛，指着一年轻士兵说：“我精力百倍于你！”但是，这种卖力的精神与逞强好胜的本性却让他提前付出了代价，由于过度卖力，突然一口气缓不过来，大约犯了今人所谓心肌梗塞或者脑溢血症，趴在一块岩石上，立即就死了。

    他的家仆好久才赶上来，见到主人在岩石上做死亡状，慌忙扑上来，仔细一看，是真的死了。仆人倒还算忠心，急忙转下岭去买棺材。但此时，居民都躲避清军去了，谁还会开张。到了第三天才摘下一扇门板抬上岭来，当时正是六月份天气，当他们达到岭上时，阮大铖先生的尸体已经腐烂，尸水横流，仅剩腐骨了。

    成为汉奸，谁之错

    阮大铖本来是东林党人，也曾名列《点将录》，绰号“没遮拦“。我们从上面的叙述中已经看出，阮大铖成为汉奸的过程十分简单，似乎一切都是注定的。

    但事情如果深究，似乎没有那么简单。阮大铖与东林党人交恶，起于一个官位的争夺。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出缺，东林党要人左光斗通知正在家泡病号的阮大铖速速来京递补。但东林党的另两位领袖更属意于魏大中。经过二对一的表决，当阮大铖兴冲冲赶到京城时，魏大中已经在那个缺位上了。

    东林党人自然不知道阮大铖是个官迷，就随便那么一说，解释了不是理由的理由，总之，大致意思是，下次有，记得叫你。

    阮大铖怒不可遏，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他哪里受得了。于是，他投靠了魏忠贤。但并非如其他人那样，他只是希望魏忠贤能给他个官做，至于做出多么丧尽天良的事，与那些魏党人相比，阮大铖还真不值得一提。

    崇祯皇帝上台后，阮大铖到了南京。他背着一个“阉党余孽”的罪名，所以，东林党人当然瞧他不起。有一次，阮大铖在家里请东林党周钟等人吃饭，周钟的弟弟后至，一语不合，就推翻饭桌，砸坏坐椅，而周钟并不觉得需要为他弟弟的行为说句道歉的话。

    阮大铖当然生气，但不好发作。崇祯十四年时，东林推周延儒出任首辅，需要一大笔活动经费（给司礼太监的贿金），阮大铖二话不说，就拿出了一万金。东林党人呢，用了他的钱，然后继续压制羞辱他，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受不了。

    这样看来，是东林党人把他一步一步地逼到了后来那个地步和那些手段。

    在明亡后的历史中，阮大铖无疑是个具备了那一时期汉奸与小人特色的人物。一方面，他以小人的模样出现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上，另一方面，他又迫不及待地投靠了满清。你若说他看清了当时的大时势，全是在为他的智商高寻找借口。事实上，他的汉奸之路，是被逼出来的。东林党人肯定是容不下他，人民的唾沫当然也不肯放过他，自然，他选择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投靠这些人的敌人——满清。

    但这绝对不是他做汉奸的理由，做汉奸，无论是什么理由，都不是理由。汉奸本身就是一种无耻行径，无耻行径当然没有理由，即使是不正当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阮大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位戏剧家，他是位集编、导、演于一身的戏剧奇才，一生写有传奇十一种，七种散佚，传世的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会》和《双金榜》四种。时人称赞他的剧作“簇簇能新，不落窠臼“，“大江南北，脍炙人口“，“梨园子弟，争演出之“；稀罕的是，他还拥有一个高水准的家庭戏班，自个也参与其间，粉墨登场。

    但是，他死后，他的家乡安庆却不认他。不但“不认其籍“，连户口都无处上。这就是成为汉奸不需要苦衷，更不需要理由的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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