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进交大

    珍珠港事件后，戴家回到常熟避难。当时的汪伪江苏省政府官员逼迫戴良耜捐献钱财，由于无力承担，父亲便被抓去关押在苏州，时间长达两年之久。戴家族人向来耿直正义，面对日伪伤天害理的行径，个个义愤填膺，有的便奋起反抗，加入新四军，当然免不了流血牺牲。那年正值日伪残酷“清乡”，有位新四军领导因事来不及撤退，便躲藏在戴家的小楼上。小楼既是秉衡的卧室，也是夜间秉读之处，不想成了小小避难所。窝藏新四军如被发现，必定大难临头。但是正直的戴家人心向新四军，用善良的胸膛遮挡起敌人的搜索。秉衡很喜欢这位新四军叔叔，天天上小楼给他送水送饭，门口放哨的姐弟们佯装做游戏，他们早已商量好一旦敌人到来的暗语。所幸的是宪兵队每次来搜查都化险为夷，一月之后这位新四军叔叔满怀对戴家的感激之情，乘着夜色安全撤离常熟。

    秉衡曾亲眼目睹日本军机轰炸常熟城，战争的残酷让他迅速成长，立志读书的心愿早已在胸，将来为疮痍满目的祖国贡献自身力量。面对残酷的现实，秉衡所在学校的师生同心协力，白色恐怖之中琅琅书声传遍校园。当时，班上有位叫黄复初的同学，暗中参加新四军，与敌人展开斗争。有天正在上课，突然校园里一阵骚乱，一支全副武装的宪兵队闯进教室，在一个汉奸的指认下，黄复初被五花大绑地押走了，原来他的行径被人告密了。面对触目惊心的现实，秉衡愈加发愤图强，弱小的他暗暗握紧拳头，期待有一天投笔从戎，报效祖国。

    中学时代的秉衡酷爱历史和语文，正值青春年少的他面对艰难世事，万籁俱寂时独坐小楼，在青灯黄卷中领略无数文史名著。得益于杨毅庵老师的辅导，他贪婪地汲取各种史籍诗文名篇的养分，同时不断尝试练笔。每当灵感涌动或有所领悟，秉衡便用笔一一记在本子上。他常把自己的习作拿给杨毅庵老师看，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开始给《常熟日报》等报刊投稿。15岁那年，秉衡便发表了人生第一篇散文——《春》，赢得学校师生的赞美。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谈扇》《爱山篇》《送毕业同学序》等篇章显露了出众的才华，堪称“少年才子”，在当地传为美谈。秉衡的点滴长进仿佛是暗夜中一盏明灯，也给家人带来无尽的慰藉。

    1944年高中毕业前夕，秉衡面临抉择。当时班里很多同学都报考理科，因为当时社会的风气是重理轻文，读理工科较容易找到饭碗；读文科在当时毫无出路，毕业就等于失业。秉衡原本铁了心要考文科，他最向往文史专业，国家越是穷困落后，他越加感到祖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几千年来的文粹深藏于字里行间，它独特的魅力让秉衡更加热爱祖国。在上海的初中生活让他念念难忘，再加上上海离常熟近，所以去上海深造是必然的。但是由于上海沦陷，许多名校都迁往内地办学，没有理想的文科大学，秉衡又不甘心在二三流的大学就读，面对现实他在最后一刻，狠狠心填报了上海著名的交通大学。

    但是交大并不是那么好考的，所以家人也替秉衡捏了一把汗，这个举动看似有点铤而走险。秉衡虽然喜欢文科，但他并不完全偏科，他的理工科成绩也算过得去。有了这点底，他便挥汗如雨地恶补功课。交大以理工科闻名，但对国文也有较高的要求。那年考交大的高考作文题目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需要考生自断标点行文，如果没有古文基础根本无从下手；英文考试是将《桃花源记》翻译成英文，难度更加大。拿到试卷，秉衡非常自信，他从容挥笔。1944年夏，秉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也算是当时吃香的专业。

    上海交大的前身是19世纪末创办的南洋公学，学校一贯坚持“求实学，务实业”的宗旨。抗战时期，有部分教师迁往内地办学，但大部分教师都坚守在上海租界继续办学。交大不愧为名校，学风、校风严谨踏实，强调一年级新生需要接受各种名师思想的熏陶，因此给新生上基础课的都是名教授。名誉校长唐文治先生是国学大师，秉衡的国文老师陈柱尊教授是他的得意门生；教授物理的是物理学家裘维裕教授；还有教微积分的胡敦复教授、教化学的张怀义教授等等。班上按成绩排座位，成绩好的坐在前面。状元戴秉衡自然坐在第一排，同时担任班长，同学们都心服口服。当时授课除国文课和第二外语课，其他课程上课及考试全部使用英文。每堂课都要点名，如缺课到一定程度便被取消考试资格。试卷题目难度大，不易得到高分，并张榜公布每次成绩，不及格分数的红色给所有学生敲响警钟。在如此严格的校风及苛刻的考试制度面前，同学们都非常勤奋，你追我赶。每次考试前夕，同学互帮互助，自然形成学习小组。

    虽然秉衡每门功课的成绩都不赖，但是对所学的铁路管理毫无兴趣，对此他深感苦闷。他心里最喜欢的仍是文科，每次国文课他都听得入神，课后都会找老师切磋感想。他几乎每天都到学校图书馆查资料、看书、借书，节假日去旧书摊淘书，仍在一心营造自己的文史梦。想到前途两字，秉衡深感无奈，或许硬着头皮直到毕业，好歹能在铁路部门混个饭碗，也能接济家庭，此生似乎能看到头了。

    就在秉衡上交大的第二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遍全世界，沦陷区的人民欢呼雀跃，迎接胜利。秉衡和同学们走上街头，与普天下人民分享胜利的果实。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来年暑假。这年夏天，秉衡没有回常熟，他想呆在宿舍里做点事情。同学们大都回去了，只有极少的学生留在校园。在夏蝉无休无止的叫声中，偌大的校园变得空旷而令人静思。秉衡有自己的读书计划，简陋的桌前堆满砖头般的书籍，读书笔记本端端正正地记录着他的思考轨迹。

    这天上午，秉衡正在看书，忽然宿舍楼下一阵喧闹。中午出去吃饭时，看见墙上张贴着告示，近前一看，原来是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京，准备暑假在上海招生，考场就借用交大，更巧的是正好设在秉衡住的宿舍的楼下。只见有不少人正在布置教室，鲜红的招生横幅跃入眼帘。如灵光乍现，秉衡眼前一亮，热血往头面涌上来，这个送上门的好机会让他立马报了名。在报名表上写下“北京大学历史系”时，秉衡似乎看到了蜿蜒伸向前方的道路。接下来便是考试，国文作文题目是《船》，相比两年前考交大容易多了。

    没过多久，北京大学的入学榜单便张贴出来，戴秉衡金榜题名。这一消息让他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的才能被得到肯定，居然考上了历史系的正取生；忧的是自己在交大再读两年就可以毕业，要是上北大得从头学起，还要再读四年，似乎有点亏。秉衡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同学及友人，多数人劝他不要去北大，因为眼看交大就要毕业了，工作也容易找，今后文科毕业有没有着落都很难说。

    刚开始，秉衡确实很犹豫，家人及朋友的提醒确实很有道理，但思考再三，多年来对文史专业的喜爱，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仰慕，使秉衡想跨入北大。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最终让秉衡下了前往北平的决心。原来抗战结束后，从重庆沙坪坝迁回的交大学生被承认是正牌学生，个人不用花一分钱就能享受国家公费读书。沦陷区的学生则低人一头，竟然被称为“伪学生”，还须经甄别考试，考试合格才能成为正牌学生。这一歧视性的规定对沦陷区的学生很不公平，大家进行抗议。这种屈辱让秉衡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交大的学籍，因为北大一年级正取生名正言顺，入学就能享受公费，学习和生活都有经济保证。

    就这样，戴秉衡挥别交大，坐轮船北上，跨入心仪已久的北大史学系门槛，了却心中多年的愿望。

    2．重考北大

    戴秉衡弃工学史，当时在他人看来不合时宜。但是他无怨无悔，认为这是命运对自己的眷顾与关爱。这个重大的抉择，改变了秉衡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从此走上了一条寂寞而清贫的历史学科道路。回顾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从学路，正是由于自己执著地爱好文史，才作出这个重大抉择。从小顽劣的他，在长衫租书人的书箱里寻找到了自己的爱好，并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小学毕业后未考上初中，后避难逃到上海，失学一年却激发了他对读书的渴望。重新考上初中后，又遇到优秀同桌的帮助，从而脱胎换骨，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高中时代又幸得杨毅庵老师的引导，学业日进，毕业时还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书库。高中毕业时虽然狠狠心报考了上海交大，但所学终归与自己的爱好相违……

    在拥挤的北上轮船上，三教九流，嘈杂不已，唯独有位青年坐在船舷边，静默沉思。戴秉衡的眼前像放影像一样，过往的记忆潮起潮落，似乎为自己冲刷出一条前行的道路。这条路曲折而漫长，却越来越清晰，让秉衡有一种任重而道远的感念。

    戴秉衡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北大，心仪的红楼就在眼前，简直有一种做梦的感觉。1946年10月10日，北大召开开学典礼。这天上午，秉衡和两千多名学生聚集在礼堂。讲台上，坐有胡适校长、法学院长周炳琳、文学院长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还有诸多博古通今的教授们。胡适校长穿着蓝长衫和黑马褂，戴着金丝边眼镜，他对着扩音机开始讲话。戴秉衡聆听着校长语重心长的讲话，聆听着北大的历史，当听到校长希望大家把学堂当做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贡献个人最大的贡献，他心里默念着，牢记心间。

    北方的气候干燥，学校食堂的饮食以面食居多，刚开始秉衡在生活上很不习惯。但是，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活泼的自由风气深深地吸引着他。经历过上海交大两年的学习，其严谨踏实的校风给戴秉衡留下深刻印象，也影响了他以后治学的道路。同时，北大洋溢着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息，同样深深影响着他，这两种精神相辅相成，为他今后治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这所学术殿堂里，学生可以选修很多课程，大多是跨系科听课，完全打通学科界限。课堂上老师从不点名，老师全身心投入讲学，学生自觉自愿，在看似宽松的学习气氛下，突显出良好的自律习性。北大跟交大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让名教授给低年级学生开基础课。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说的是大学真正的价值在于拥有一批具有创造力和学术魅力的大师，对刚刚步入大学殿堂的青年学子来说，大师的言传身教和现身说法，使学生在知识、学问和品德等方面都受到深刻的教育。

    郑天挺

    戴秉衡是史学系的学生，系主任是郑天挺先生，他开设的明清史课程非常精彩。郑先生学校事务繁忙，差不多相当于副校长，管理着偌大的北大，但他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他日理万机，与方方面面打交道并处理公务。每天早晨，郑先生坐三轮车从家里到学校，一下车便拎着公事包快步走向孑民堂办公。当傍晚的铃声响起，学生们三三两两走向食堂，他又拎着公事包离开学校。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展开，很多实际困难都需要他出面解决。此前他为北大复校奔波，如今又要照管全校几千人的学习、吃饭还有人身安全，工作十分繁重。在校园里，如果与郑先生不期相遇，可以看到他脸上的笑意，无论对谁都和蔼可亲。他诚恳、亲切的样子，早已深深刻在师生们的脑海中。

    孑民堂

    作为史学系的主任，郑先生很关心学生的学业和生活，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来对待。在开学选课时，他主动找学生谈话，指导大家在选课时应该注意的问题。郑先生开设的《明清史》，每次上课都座无虚席。他上课从不用讲稿，把历史讲得那么的清晰，又那么的有意思，让秉衡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道路。郑先生非常愿意跟学生聊天，听他说话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可以拓展无穷视野。没多久，郑先生便注意到了戴秉衡，他为这位好学且有独立见解的学生开出课外阅读书单。有一天，他把秉衡叫到孑民堂，递上一本《明元清系通纪》，嘱咐他好好读读。秉衡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并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课余跟老师交流。在郑先生的鼓励下，秉衡在课余时间还啃下了半部《明史》，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读厚重的历史书籍。在阅读中，秉衡记下不少心得和问题，经常去请教老师。每次，郑先生总是放下手头事务，兴致勃勃地跟秉衡谈史论古。就这样，秉衡慢慢地领悟到做好学问的方法和道理。同时，也慢慢领悟了胡适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一番讲话。为了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胡适校长当时针对性地提出两点希望，一是提倡学术研究，希望先生携学生多做研究，做独立的创见；二是对于学生，希望培养成能够充分利用工具，能够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才，这一方面是研究学问，另一面是做人。在跟郑天挺先生的接触中，秉衡深深体会到这两点要义。

    当时，史学系开设历史研究法系列讲座，不少学者都来讲课。胡适校长给学生上了系列讲座的第一讲，由于来听课的学生太多，只好移到大教室里。这个讲座深受学生的欢迎，激发了学生对历史研究的兴趣。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名家陈垣先生被请来讲“史源学”，他鹤发银须，超然物外地端坐在讲台前与学生讲今论古，令秉衡记忆犹新。

    沈从文

    刚入校门的秉衡有幸认识了许多文化名人，在课堂上聆听教诲，并为大师们的魅力所折服。当年教大一基础课的老师都是国内一流的教授，如国文老师沈从文，他用小说构造的“湘西世界”早已打动世人，他那带着湘西口音的低沉语音，更有着梦幻般的魔力，引领学生进入课文的意境，进入美的境界。哲学老师贺麟，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时任北大训导长，但对学生没有一点架子，讲课激情四溢，富有浓郁的哲理性，秉衡和同学常常去他家玩，在书房里无拘束地聊天。许德珩是社会学的老师，早年曾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他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听者踊跃。朱光潜的美学课让学生耳目一新，这位美学大师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中西方美学，同时以哲理的思考以及丰富的语言来感染学生。

    每一天每一堂课，秉衡课前课后都作着笔记，沉浸于广博的知识海洋里。史学系的任课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他们把历史讲解得细致入微且见解非凡，成为秉衡前行的导航灯。教授宋史的邓广铭，治学严谨，功底深厚。面对浩瀚的宋史资料，邓先生知难而上，日积月累地做着资料卡片，使得他的研究和讲课更加充实而生动。有一次，秉衡听他讲辽史的“四时捺钵”，有些问题弄不清楚，课后便写了一封长信请教。没过几天，邓先生在课堂上用了半个多小时讲解秉衡信中提出的问题，给了秉衡无穷的勉励。讲授元史的邵循正是从清华大学请来的教授，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元史是一门艰深的课程，经他一讲解，却魅力无穷。西洋史老师杨人楩，学识精深，每讲一课，先将课文内容娓娓道来，随后抑扬顿挫地念出一段精辟的总结，讲课带着手势，富有个性而有幽默感。他对古希腊特有感情，所讲的“希腊精神”具有真知灼见。赵万里先生是从北京图书馆请来讲目录学的，他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他的博大精深令秉衡深深佩服。

    1947年，北京大学留影（自左至右：王雨若、裘祖逖、戴逸、周大昕）

    这些名师专业不同，讲课风格各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注重启发、教育学生，从不照本宣科。他们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课堂内外师生们可以自由交流，各抒己见。他们不辞辛劳，用心血浇灌着学术园地中的禾苗，更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激励学生。

    秉衡在名师的影响下，更加刻苦学习，一有时间便去北大图书馆。这间宏大的藏书楼让秉衡想起家乡的铁琴铜剑楼，幼年时随父亲去那里借书看书的情景历历在目。每次借书、还书，父亲都会展开一块蓝色的棉布，仔细地把书对角包裹好，父亲这种专注而神圣的神情给秉衡印象至深。在古里村的藏书楼里，秉衡看过很多书，与长衫叔叔的书箱一起，带给他美好的童年记忆。在中学时代，用零花钱积聚的近两百册线装书、平装书，成了秉衡的至爱。当他第一次走进沙滩图书馆的大阅览室，只见馆藏满架，可以自由取阅，看到许多从前听说过但从未见过的书籍，摆放在高高的书架上，心中欢喜无比，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境界。除了听课，秉衡从图书馆借阅大量的书籍，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对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甚至充满了探究的兴趣。

    秉衡在中学时代即经常给故乡的《常熟日报》投稿，处女作《春》的发表更是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少年才子文思泉涌，妙笔生花。到北大后，秉衡一边用功读书，一边仍坚持写文章，奇思妙想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主要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西南联大复员见闻》《故宫巡礼》《巫师娘》等散文和小说，时间均在1946年10月之后。后来，秉衡因忙于学生运动，才搁笔不写了。

    3．投身学运

    其实，复校后的北大校园并不平静。1946年底，发生了北大女学生沈崇遭美军侮辱事件。随即，北平发生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北大进步师生在北大民主广场张贴罢课斗争的布告和标语，但遭到特务学生的撕毁。当时，史学系教隋唐史的向达先生挺身上前制止，义正辞严，并自报家门。向达先生学识渊博，他平时讲课声音较轻，学生们总怕听不清，常常把凳子往前挪，直到把他围成一个圈儿。因为倾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学生愿随他进入一个博大辉煌的盛唐时代。事后，刚正的向达先生找校长胡适以辞职抗议，直到特务学生被开除才罢。为此，向达先生后来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戴秉衡和同学们深受名师人格魅力的感染，不一枚举。此后，许多热血青年学生都逐渐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潮流，又经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等一系列事件，北大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各种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孑民图书室开始筹建。

    孑民图书室的成立与北大的进步学生运动密不可分。1947年春天，学生运动正在兴起，部分文法学院的大一学生渴望读书，尤其想读到进步书籍和文艺书籍。当时的北大图书馆虽然藏书宏大，但象牙之塔只有圣贤书，却找不到具有进步色彩的新书刊，连一份普通的《文汇报》也没有订阅。对此，学生们非常气愤，多次向校方提议而无果。学生们虽然都很穷，但或多或少有几本心爱的书刊，于是集中起来互相交换阅读。这些书籍加起来大约有100册，归“大一学生会”管理。借阅手续很简单，只要在本子上登记一下就行了。暑假即将来临，戴秉衡和同学们就要升入二年级，“大一学生会”势必要解散。当时学生会的负责人名叫周桂棠（现名沙叶），是戴秉衡的同班好友，他委托戴秉衡暂时保管一下图书。平时，秉衡很钦佩周桂棠的人品和才干，在他的影响下，秉衡还参与过“大一学生会”的具体工作。于是，素爱读书的秉衡欣然答应，在沙滩红楼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清点了移交书籍。这里就是后来的孑民图书室的阅览室。暑假期间，秉衡的同学陈宗奇也来参加管理书籍，并说要办个图书馆。秉衡并未意识到这是地下党的决定，但他从心底里赞同这个建议，开始筹划、招兵买马，商议募捐书籍、筹措经费、建立机构的办法，大家分头忙乎起来。

    孑民图书室阅览室

    此时，内战已全面爆发，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使读者能够从书籍中汲取更多的养分，秉衡和同学们想尽各种办法，决定面向社会募捐图书、筹措资金。最初，秉衡负责去北大教授家募书，挨家挨户登门拜访。教授们听明来意后，都非常支持，当即赠予书籍。有的教授还多次捐书，甚至还捐款资助正在筹备中的图书室。在同学们的真诚感召下，许多作家、书店、杂志社及外国驻华机构都纷纷捐书给孑民图书室。不少北大老校友们伸出援助之手，慷慨捐资。许广平先生更是将自己珍爱的、有蔡元培先生题字的《鲁迅全集》赠予孑民图书室。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没多久捐赠书籍达到1000多册，其中还有不少进步书刊，更有解放区出版的书刊和毛泽东的著作，这些书刊让同学们欣喜若狂。

    图书室筹备开放前，编目问题必须要解决，同学们认为秉衡是负责此事的不二人选。为此，秉衡借来几本相关的书刊，还参考了北大图书馆的分类编目方案。为了应急，几天之内方案匆匆出炉。根据编目工作程序，同学们采用流水作业法，分门别类，每天开夜车，大家干劲十足。虽然这个编目方案很幼稚，甚至会发生乱点鸳鸯谱的笑话，又手忙脚乱地临时修改，但大家还是把一千多册书编成目录，可以开馆出借了。当然，此后又随着书籍的增加，又重新调整编目。

    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的支持和推动下，孑民图书室即将开馆。图书室用北大已故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名号“孑民”来命名，蕴含深刻。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又是国民党元老，在社会各界享有很高的威望，用“孑民”命名图书室具有很广泛的号召力。蔡元培先生当年创立北大时，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几十年来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这样，高举“兼容并包”的旗帜，既可以对外借阅革命进步刊物，又可以搜罗“反动”书籍，以避开特务分子的寻衅滋事，可以有力地保护图书室的生存和发展。

    开馆前夕，亟需办理向北大校方注册的手续，唯此孑民图书室才是合法组织，可以公开活动。秉衡和同学为此事多次找过校方，情况并不乐观。后来，秉衡找到郑天挺先生，从求学问业开始，两人就建立了师生情谊，成了忘年交。郑先生听后一口答应，还耐心听取学生要求，详细询问创办图书室的困难。由于房间阴暗，又缺少书架、桌子，还想多装几盏电灯，甚至总务科老是催着搬家等等，这些实际困难都得到了郑先生的暗中帮助。郑天挺先生当时是北大实际负责人，不好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但他对学生运动很同情，尽力保护学生不受反动派的迫害，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起着暗中保护的作用。为此，秉衡和同学们深受感动。

    是年10月21日，孑民图书室在红楼一层西侧167房间正式开放，接待读者。校长胡适担任孑民图书室名誉顾问，许德珩、冯至及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准等30多位教授被聘为图书室导师。孑民图书室虽然规模小、藏书量少，但它的影响和作用却很大。在民主爱国运动中，它为北大师生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被当时的学生称为“北大人的精神粮仓”。

    4．离开北大

    孑民图书室开馆前夕，秉衡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因误诊化脓，病情非常严重。郑天挺先生得知此事，便派人急送北大医院免费治疗，住院一个多月，才得以化险为夷。出院后，秉衡又回到图书室工作，看到孑民图书室蒸蒸日上，发挥着图书育人的作用，深感欣慰。不久，他被选为全校的学生自治会理事，和同学主管学艺股，学生工作重点转移，但仍兼任图书室常务干事，只是具体工作就不大参与了。

    当时北大校园有很多进步社团，大都拥有一间房子或地下室作为活动场所。此外，有一些非北大学生也住在校园里，他们大多是来自外省的思想进步青年，有的平时旁听北大的课程。进步学生经常在校园内集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特务分子的注意。为了驱赶进步青年，打击革命力量，有一次国民党党部一箭双雕地要求北大校方清理房产和闲杂人等，既收回学生社团使用的房子，也驱逐非北大进步学生，手段非常毒辣。消息一传出，秉衡和同学们就分头进行活动，希望阻止这一活动。秉衡焦急地去孑民堂找郑天挺先生，探问校方的想法。对此，郑先生非常坦率地告诉秉衡说：学校受到外界的压力，这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但决不会和同学们为难，请同学们谅解。此事是学校的内部事务，由校方调查、处理，决不让校外任何机关干预。凡是同学们正当活动的用房，包括学习、社交、歌咏、座谈、办福利的用房，只要登记一下，仍可使用，不必收回。听到郑先生这般诚恳的一番话，秉衡不免松了一口气。只听得郑先生继续说道：在某天，学校要派人检查和登记房屋时，希望同学们把违禁物品转移，以免引起麻烦；并且在登记、检查房屋时，如来人有粗鲁行为，可以向学校报告，千万别和来人发生冲突。听到这里，一股暖流流过秉衡心间，忐忑不安的心情这才渐渐平复。果然，有天学校派人来看了一些房子，也是走一下形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收回一间房子。一场风波就此消灭在萌芽状态，想必郑天挺先生和其他教授花费了不少心力和口舌。

    1948年，北京大学南北社三人当选学生自治会理事志庆（左起施政、华惠珍、戴逸）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全国民主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北大师生越来越多地投身进步活动。作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秉衡发挥着个人的才干，积极组织各种进步活动，在校园内张贴揭露国民党黑暗腐败的大字报、标语等。对此，国民党反动派掌握了详尽情况，准备发动武力镇压。4月的一个夜晚，宁静的北大校园四周突然吵吵嚷嚷，一帮杀气腾腾的特务分子闯进校园，到处乱撕壁报，乱砸师生宿舍，捣乱校园。同时，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取缔华北学联，指名逮捕进步学生，声称如不交出必将武装冲进北大进行搜捕。

    面对此情此景，北大师生紧急动员，连日集会抗议国民党的暴行。面对磨刀霍霍的敌人，为了人身安全，师生们先把桌椅叠起来，抵住宿舍和教室门窗，并分组进行警戒巡逻。同时，他们想方设法联络校外力量，进行坚决斗争。面对剑拔弩张的严峻形势，自治会同仁统一策略，既要团结全校师生，也要争取学校当局。作为自治会理事，秉衡焦急去找学校当局及许多教授进行交谈。那时胡适校长不在北京，秉衡在郑天挺先生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支持。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郑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与北平警备司令部周旋、交涉。那几天，郑先生的眉宇之间都拧成了一个“川”字，但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决不交出一个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同时，郑先生紧急召集北大全体教授会议，共同发表宣言，决定罢课几天以示抗议，声援进步学生。北大全体教授的信念是一致的，那就是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保卫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大家不可推诿的职责。由于北平各院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又由于社会各界的有力声援，国民党政府惮于事态扩大的后果，只得暂时退让，没有武装入校，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秉衡和同学们从这次斗争的成功中，深深感受到北大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和对祖国后辈的爱护。后来，北大学生自治会赠给郑天挺教授一面“北大舵手”的锦旗。

    但是时隔几个月，国民党反动派伺机反扑，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制造了“八·一九”大逮捕事件，这也是反动派行将覆灭前夕的一次垂死挣扎。这一天，北平各报刊登了一则重大新闻：北平特别刑事法庭“奉命清除潜伏匪谍”，拘捕11所大学“职业学生”的公告，同时公布了准备拘捕的250名学生名单。随即，国民党军警、特务开始大肆进行抓捕，封锁、包围了各大校园。北大的大批学生被列上黑名单，以“共匪嫌疑”刊登在全国报刊上，指名通缉。

    这时，秉衡正在家乡常熟度暑假，对北平和学校里发生的这些事情一无所知。有一天，秉衡正翻看报纸，忽然一则新闻映入眼帘，定睛看下来，原来自己已上了被通缉的名单。隔了几天，父亲忽然收到北平来信，展开一看原来是郑天挺先生写来的，告知秉衡被通缉的消息，并说他是好学生，相信他是没有问题的，要秉衡在家乡暂时避避风头。从信中可以看出，郑先生非常关心秉衡的安危，这是秉衡在被通缉以后从北平得到的第一个信息。

    面对如此形势，秉衡拧紧眉头开始思索自己的前途命运。在北大两年里，尤其是参与了孑民图书室的筹备工作，他接触了很多进步社团，读到了很多进步书刊，在担任学生自治会理事，并经历一系列的学生运动事件后，更从思想上对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认识。作为被通缉的学生，北大定然是无法存身了。当“离开北大”四个字现于脑际时，秉衡心里已经做好了取舍，他的眼睛被琴川河夏日的流水慢慢灼热，轻声喃喃着：离开北大，离开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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