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缘清史

    1958年这一年，青年史学家戴逸可谓三喜临门，首部代表作《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赢得掌声一片，并荣任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的学术秘书，同年搬进铁狮子胡同大院的教工宿舍。

    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铁狮子胡同1号）

    铁狮子胡同大院旧称“铁1号”，也就是后来的张自忠路3号，其中式大门与内部西洋古典建筑的完美融合，令人按捺不住地想探究深藏不露的历史烟云。抬眼处，红漆大门两旁蹲坐着大石狮子，雕梁画栋间透出昔日清王府邸的余威。清初，这里是康熙帝九子允禟的府邸，后来是乾隆弟弟和亲王弘昼的府邸。书法家启功是和亲王的裔孙，曾和戴逸开玩笑地说，你现在住的家正是我家的老窝呢！往事早已风流云散。清末新政，这里成了清政府的海军部与陆军部。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坐镇其间。其后，历史见证了大门外的血腥，段祺瑞政府在这里向和平请愿的群众开枪，屠杀了刘和珍等烈士，“三·一八惨案”的纪念碑永久性地矗立于此。以后，又是宋哲元二十九军的司令部。日寇占领北平，成为冈村宁次华北派遣军的司令部。正可谓“屡经风尘，历尽沧桑”。

    这里地处闹市，院子里却流淌着奢华的静谧。戴逸搬进新居后，每天回家就是钻进书房，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括清思路。夫人刘炎明眸皓齿，性格爽朗，她与戴逸原在解放区华北大学同时进修，当时并不在同一个部学习，进城后才相识相知，并于1952年结为伉俪。刘炎原先在党史组教学，后来成为一名哲学教授。刘炎以行动支持丈夫，成为戴逸在史学道路上前行的贤内助。1960年底，戴逸任北京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同时兼中国近代史专业组的组长，工作更加繁忙了。这样，照顾家庭的重担几乎都落在刘炎的肩上。那时，孩子尚小，彼此的工作都很忙，戴逸不仅要做学问，还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需要身体力行，在家的时间很少。但刘炎毫无怨言，以哲学家的眼光看待生活与事业的辩证关系，把一应琐事处理得恰到好处。为此，戴逸庆幸自己找到了善解人意的另一半，也更加可以甩开膀子奔跑于史学的道路之上。或许，这正是缘分使然。

    人的一生中，潮起潮落，恰如缘来缘去，一个“缘”字起着推波逐浪的作用。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后，戴逸与吴晗的交往更加多了。当时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又是学会的首任会长，之前戴逸参加了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的工作，所以彼此较为熟悉。吴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但无学究之气，早年史学巨著《朱元璋传》为他赢得声名，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从不端官员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尤其关心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戴逸非常敬重他，平时常在报章读到他的激扬文字。吴晗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撰写的很多脍炙人口的论著、短文和其他作品，使戴逸更加理解吴晗的治学和为人。当年在编委会时，戴逸是最年轻的编委，其才华深得吴晗欣赏。戴逸对吴晗像师长一样敬重，吴晗则把这位学术新秀当作忘年之交，开会见面不时谈话聊天。吴晗非常健谈，思维纵横，作为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他，想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古籍的整理、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的吴晗。

    文物的保护、明陵的发掘，乃至市政和中小学教育等工作的设想。戴逸认真听着眼前这位师长的谈话，有时自己也会说一些想法，这时吴晗会频频点头，并作交流。戴逸非常尊重这位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还记得在北大创办孑民图书馆募书时，曾与他有过难忘的一面之缘。

    那时吴晗同师生们一起回到清华园，住进了旧西院十二号。这是一所中式的院落，院子宽敞而幽静，门外正对着一片树林。当时北平的民主运动非常激越，这所独门独户的院子，也成了北平进步教师和革命青年聚会的地方。吴晗以学者、教授的身份，掩护着革命行动，院子里明朗的笑声、热烈的争论不时冲破着外界的黑暗。

    1947年夏秋之际，据说有一批珍贵的图书和文件从解放区带来，要捐给孑民图书馆。作为孑民图书馆负责人之一的戴逸，苦于联系不上带书的同志，正在焦急之际听说吴晗知道来人的下落，便自告奋勇地去清华大学找他。通过一位熟人的介绍，戴逸与心仪已久的吴晗教授见面了。吴晗戴着黑色圆眼镜，儒雅而洒脱，非常亲切地握住戴逸的双手。戴逸他们说明了来意，并汇报了孑民图书馆的进展。吴晗非常赞赏孑民图书馆的名称，由此谈了不少蔡元培先生的学问及做人的故事，还非常坦诚地谈了对形势、战局和学生运动的不少看法。作为晚辈后学，戴逸很是仰慕吴晗，他谈了刚读过的吴晗的《朱元璋传》，并对一些感想进行交流。聊到后来，戴逸提到解放区的同志和所带书籍，没想到吴晗却声称一概不知，但一口答应自己给孑民图书室捐一批书籍。虽然这次拜访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但见到了吴晗教授并进行热诚交谈，大受鼓舞，自觉收获不少。临别时，吴晗关切地嘱咐说要他们小心特务盯梢。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北大学生已成长为青年史学家。有次闲谈中，戴逸跟吴晗提及往事时，吴晗仔细端详了好久，认出了当年找过他的北大进步学生。他不免哈哈大笑，笑当年的那位冒失鬼。吴晗当然知道解放区的同志和书籍之事，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为了顾全大局，只能说不知道了。戴逸这才知道事情原委，终于解开了多年的一个谜团，师生俩的关系更是进了一步。

    北京市历史学会下设十多个专业组，日常开展有关学术活动。当年，诸多史学专家负责各专业组的学术工作，如邓广铭任古代史组组长，翟良超是现代史组组长，张芝联是世界史组组长。戴逸担任常务理事兼近代史组组长，副组长由苑书义、王炬堡担任。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正经历困难时期，各种运动接连不断，全国的学术空气很沉闷。但吴晗直接领导下的学会团结一致，气氛活跃，做了许多工作，经常举行年会、座谈会、报告会，团结了北京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常务理事会主持学会会务工作，任务较为繁重，但戴逸乐此不疲。当时，戴逸正在进行《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卷的紧张写作，在洋务运动的错综复杂中倾尽心力。

    时值1961年的一天，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工作。会后，吴晗约戴逸留下来谈谈。办公室里只有他俩，一杯绿茶在茶几上透出春意，安静而友好。身着中山装的吴晗，笑吟吟地坐在沙发上，慢慢地说：目前，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考虑清史编纂工作，这是一项艰巨而庞杂的大工程。你看，明史的编纂花了将近一百年，清史的编纂也得用上几十年吧。当前，清史尚是一片荒芜的园地，治清史者甚少。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戴逸说：你是研究近代史的，近代史也就是晚清史，因此想听听你的意见，应该怎样开展清史研究工作，如何着手编纂清史。一听此言，戴逸不免沉思起来。

    “国可灭，史不可灭”。中国向有易代修史的传统，前车之鉴历来为后继的统治者重视，设立史馆、聘请专人、编纂前朝历史，以寻求治国的经验教训。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灭亡后，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曾将有人呈请设立国史院的建议，咨送参议院讨论。到袁世凯任总统时，便设立了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修纂班子名义上有600多人。1927年，历时14年、共536卷的《清史稿》终于面世。这是一部近代大型的重要历史著作，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史料。但《清史稿》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谬误，主要是参加编写的人大多是遗老遗少，对清王朝歌功颂德，反对革命、反对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编修清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厚重的二十四史正是源于中国修史传统的绵延不断，才为世人熟知。当时由于各种条件并不具备，所以没有正式开展。20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专门找到吴晗，谈及起草编纂《清史》方案的事宜。受此重托，吴晗开始着手宏大的规划，如成立清史馆、留意人才、起草方案等等。他自然想到京城诸多史学家，如郑天挺、任继愈等，还有年轻的戴逸。

    多年后，戴逸忆及吴晗当年请他谈清史编纂之事，内心仍怀有谦恭之意。因为在此之前，他只顾埋头治学，且根据工作需要，听从组织安排，从党史组到近代史组，根本没有起过要编清史的念头。他沉思片刻，便如实相告面前的师长，只说了说目前国内清史研究的情况。当时，国内具有精深造诣的清史专家有郑天挺、谢国桢、王钟翰、商鸿逵、李洵等，还没形成专家队伍。对于这项宏大的蓝图，戴逸觉得仿佛眼前打开一扇继往开来的窗户。吴晗一直在点着头倾听，他非常欣赏戴逸的才华，这位学术新秀的几部作品令他刮目相看。

    接下来，吴晗激情四溢地跟戴逸聊了起来。其实在吴晗的头脑里，早已形成设立“清史馆”的设想，馆长得由一位国家副主席或副总理兼任，这样才能广泛调集专业人才，统一事权。纵观当前情况，吴晗考虑到首先要凝聚、培养研究队伍，要有充足经费才能把人才组织起来，这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办得到。接下来，则是清史资料的收集，全部清代档案的接管需要周密安排。还有工作计划的拟订，需要非常科学、具体，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要考虑到。吴晗侃侃而谈，还谈到清史的体例、满文档案和外文资料的整合等等。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他还谈到明史编纂中的经验与失误，这在编修清史过程完全可以借鉴。听着吴晗的宏伟规划，戴逸打心眼里佩服，他的内心涌起阵阵激动。作为后学新进，戴逸深感要向前辈学习，在今后的岁月里不断磨砺，才能对得起国家的培养和关怀。戴逸完全沉浸在谈话之中，不知不觉天色渐暗，他看到吴晗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这光芒穿越岁月的尘埃，为后人照亮前行的道路。

    看到前辈鼓舞的目光，戴逸对清史编纂事宜，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对于人才的培养，戴逸心里很清楚，当下国内研究清史的专家也就可数的几位，为了便于组建人才队伍，他提出不妨派人到全国各大学历史系，挑选有志于清史的优秀学生从头培养。此言一出，吴晗非常赞同，马上想到要在国内各大院校再找一批学生，翻译各种外文资料。吴晗认真地看着戴逸，笑着说：等队伍拉起来了，由你来当老师，教学生通读《清实录》《清史稿》，把基础知识垒实。当谈及想在北京市历史学会内设立清史专业组这一问题时，戴逸有不同意见。作为群众性学术团体，北京市历史学会下属成员只包括北京市各大中学和大学的教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若干历史研究所并不包括在内，鉴于这样的人员结构，重大的实质性任务似乎难以承担；再说学会内设置清史专业组，似乎难以归类及协调，事实上也很难凑成一个专业组，不如另起炉灶为好。这次令戴逸终生难忘的谈话，像火种播撒进心中，多年后想来，竟然指明了他后半生的研究方向。

    此后，在北京市历史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京密运河的治理工作时，吴晗又提及说：不久的将来，运河里船来船往，直通颐和园，我们可以在船上开会，一边开神仙会，讨论清史编纂的体例、计划，一边可以观赏两岸的秀丽风光。但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多工作都停止了，清史培训班的计划不提了，清史的方案起草工作当然也搁起了。只是，从此清史编纂成了戴逸魂牵梦萦的一个追求，一个毕生奋斗的目标。

    2．祸从文起

    在岁月的磨砺中，戴逸摸索着前行的方向。作为青年史学家的戴逸，在与史学界前辈们的交往中，受益匪浅。1963年初夏，

    郭影秋戴逸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史学家郭影秋。身为学者型的高层领导的郭影秋，解放后弃政从文，成为南京大学深孚众望的校长。

    这一年，周恩来总理应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的请求，又调郭影秋来北京，担任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主持繁重的日常工作。当时，戴逸要去范文澜那里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急需向校领导汇报，便有了一次难忘的会面。

    郭影秋也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国学功底自然了得，《李定国纪年》便是他在南大任职期间的研究成果。眼前这位新校长既有革命家的风姿，又有着浓郁的书卷气，温文尔雅的言谈中透着果敢。听了戴逸的汇报后，郭影秋跟这位青年教师坦诚交谈。虽然郭影秋来到人民大学上任不久，却对学校的情况非常了解，对于学校教师队伍、专业设置、思想工作等等都了如指掌，并对学校的前景规划有了深思熟虑的想法。戴逸静静聆听着新校长的谈话，惊讶于他的敏锐眼光。这时，只听得郭影秋询问道：你看，历史科学在文科大学中应占什么地位？对此，戴逸想得并不多，便简单地说了几句。只听得郭影秋继续说道：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成立历史系或研究机构，重要的是要办出特色，要重质量。当年，人民大学是没有历史系和研究所的，经郭影秋点明，戴逸感觉眼前忽然打开了一扇窗户。此后一两年间，由于戴逸借调在外，又加上下乡“四清”，所以一直没有和郭影秋单独谈话的机会，但他一直牢记着这番话，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人民大学设立和发展历史专业的发轫点。

    早在南京大学期间，郭影秋在个人致力于明清史研究的同时，还专门组织了一批明清史专家，成立《晚明史籍丛书》编委会，编辑整理晚明史籍。到人民大学工作后，考虑到学校在清史研究方面有较雄厚的实力，加之中央领导人的重视，郭影秋屡屡建议编纂清史。岁月有痕，郭影秋一直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为清史编纂创造条件，终于，设立清史研究所的事有了进展。

    1965年，在书房中

    1965年秋，铁狮子胡同1号大院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叩响了戴逸家的门。孙泱使劲握着戴逸的双手，郑重地宣布：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部长办公会议，专门讨论编纂清史事宜，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委员会由郭影秋领导，委员有关山复、尹达、刘大年、郑天挺、佟冬、戴逸等七人。一锤定音，郭影秋积极贯彻中央这一决定，迅即与人民大学党委研究部署，着手筹建清史研究所，并考虑让戴逸主持领导清史研究所的筹备及研究工作。决定一出，郭影秋便派孙泱亲自登门正式通知戴逸，并授意戴逸草拟研究所的规划，担任所长，所址就定在沙井胡同。亲耳听到孙泱副校长传达的中宣部的决定及郭副校长的意见，戴逸激动不已。想及几年前与吴晗的那次谈话，还有与郭影秋的单独会面，及至成为清史编纂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奉命筹组清史研究所，仿佛是命运女神的安排，一步步接近梦想的目标。

    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吴晗首当其冲，不时遭到言论的指责。作为当年受周总理嘱托筹划清史编纂的吴晗，当然不能再参加清史工作了，七委员内自然没有吴晗的名字，因为当时学术界的形势已经剑拔弩张。果然没多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场文化大灾难降临中国大地，无数人受到牵连和冲击。

    当时，中宣部组织了龚育之、邢贲思、林甘泉和戴逸四人成立写作组，撰写了《〈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的文章，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笔名“方求”。在方求的文章中，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采用了一年多前星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清官”》的观点，指出该文“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很好的分析。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论点”。

    说起《论“清官”》一文，是由戴逸执笔、集体写作的，1964年刊发于《人民日报》，笔名“星宇”。也正是由于这篇文章，戴逸被抽调来四人写作组。此文观点明朗，思路清晰，运用马列主义解释历史上的清官和清官现象。文章对清官的定义作了剖析，清官是地主阶级中维护法定权利的代表，但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豪强权贵追求法外权利，进行无限制地剥削；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清官又是同情劳苦大众，减轻普天下百姓的苦难，缓和了阶级矛盾，但其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方求关于清官问题的论述，采用了星宇的观点，却意想不到地得罪了姚文元等人。他们在方求文章发表不久，就在上海的报纸上着力地指名批判起星宇的文章来了。1967年4月，上海写作组以“康立”为笔名撰文点名批判星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时间国内报刊广泛转载。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批判清官的文章铺天盖地，气势汹汹。这些文章的观点认为清官更坏、更反动，因为贪官进行残酷剥削，能引发广大人民的反抗；而清官同情人民，对大众反而有欺骗性、蒙蔽性。说实话这种牵强的逻辑难以令人信服，却以洪水猛兽之势形成冲击波。以致后来方求的文章被“四人帮”认为是陆定一、周扬为了抢夺“文化大革命”的旗帜而撰写的，是对吴晗的“假批判、真包庇”。同时，他们还给星宇的《论“清官”》扣上一顶帽子，说它是调和主义、折衷主义的大毒草。

    因为《海瑞罢官》，吴晗遭受史无前例的诬蔑和折磨，被扣上一个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被捕入狱，最终被迫害而夺去了生命。北京市历史学会以及中宣部主持下成立的清史编纂委员会，全都成了“黑帮”组织的“黑会”。灾难同样降临到戴逸的头上。由于《论“清官”》一文，且与吴晗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戴逸首当其冲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戴逸被打成了“黑帮”分子，天天写检查，交待思想，集体批斗。由于跟吴晗洗不脱的关系，戴逸自然被迫一遍遍地交待“事实”。交待到后来，又被迫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解放前在北大时，戴逸曾被捕三个多小时，后被胡适保释，这三个多小时让他说不清道不明，解放后入党时审查很久，直到1954年经由地下党作证才成为预备党员。这个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时也被拿出来当成罪证，让戴逸老实交待“被捕三个多小时”和胡适因何保释他的事实。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迅猛地蔓延开去，从北京到各地，一时间，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大搜查、大批斗。白天，很多“黑帮”分子被按倒在地，任由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耳光、拳头像冰雹似的袭来，口号喊得震耳欲聋，一天下来真是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戴逸因写《论“清官”》一文受周扬赞赏，而被戴上“清官”帽子游街示众。晚上，又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住所，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在无休止的批斗中受尽摧残和凌辱。

    所幸的是，在受到强烈的批判后，学校对戴逸还是较为理解，并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这使得他免遭了一些皮肉之苦。在无数个夜晚，当戴逸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到大院门口，猛然跟两只石狮子照面，来自历史的寒光令他不寒而栗。扪心自问，从当年的北大来到解放区，在华北大学的学习与实践让他投入党的怀抱，进城后至今，在人民大学历史教学的岗位上，有了很大的锻炼与进步。戴逸当时不太明白，自己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却要受到如此批判。难道造化弄人，在历史的隙缝间给自己开了个玩笑？清史研究所的筹组工作才刚起步，却又遭受扼杀，实在令人痛心不已。戴逸双手抚摸着冰凉的石狮子，不时拍打着、追问着，以整理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大院里静悄悄的，挨家挨户窗帘低垂，门窗紧闭。进得家门，妻儿都迎了上来，一天中令人慰藉的时光来临。及至后来监督劳动，甚至关进牛棚，周遭是熟悉或不熟悉的“黑帮”分子，黑压压的一片，戴逸心中已有一盏明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历史必将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温暖来自理性和良知，照亮前方的道路。

    3． 干校生活

    “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大学遭到极大的冲击。曾任朱德总司令秘书的孙泱副校长，被诬指为特务。紧接着，郭影秋副校长也被凭空捏造的所谓“二月兵变”诬陷，幸得中央老一辈领导出面澄清。400多名一向积极教学、科研工作的学校教授、干部们，都被一个个地揪出来，一夜间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在私立的所谓公堂里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在“四人帮”的挑动下，群众队伍遭到分裂，两派对立并武斗。人民大学被“四人帮”挑动起来，造反派们上演一出出打、砸、抢的闹剧。不仅校园遭受重大破坏，大批干部、教师也被施以酷刑，甚至被迫害致死。

    面对谙熟于胸的史册，重重困惑裹挟着人心。胸口的明灯来自亲人，也来自相知相识的师长。在牛棚里，戴逸又遇到了老上级胡华。自20世纪50年代初胡华遭到党内批判后，他领导下的革命史组的青年学术群体不得不解体。此后，戴逸调到中国历史教研室，跟胡华接触少了，但有机会还会聊天、谈心。那时，胡华仍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关心党史的研究工作，好多次跟戴逸谈到要为牺牲了的烈士写传记的想法。将英烈们的事迹传之久远，这是推动党史研究的一大举措，这或许可以说是胡华后来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缘起吧。60年代，胡华又一次在劫难逃，在思想学术界被点名猛烈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华又被打成“黑帮”。这场失去理性的疯狂运动，使很多人蒙受灾难。

    工宣队开进人民大学校园后，黑线人物大都集中在狭小的屋子里，每天像犯人一样劳动、写检讨、听训话、背语录，跟外界完全隔离开，没有丝毫自由可言。原本相熟相知的同仁，表面上也只能当作不认识，偶尔交换一下眼神，不敢公开交流。但彼此之间都心知肚明，一有机会也会压低嗓门，说几句贴心话，足以安慰人心。多年后想及，戴逸深深地被当年的牢狱之情所感动，自己已被批斗得体无完肤，但仍不忘用仅存的一点微热去温暖他人被冻得快要透凉的心，真所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面对历史的风浪，谙熟“水性”的革命者仍保持良好的心态，坚信眼前的混乱局面定然会过去，鼓励难友们勇敢地坚持下去。

    胡华就是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他的双眼总是那么地坚定，透着温暖和关怀，令难友们感到暖流一阵阵地流过心头。经历过多年的被批判，胡华并没有消极，反而坚定不移自己的信念。面对黑白颠倒的现实，胡华一有机会就要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批判刘少奇，工宣队和红卫兵布置了任务进行学习，并要大家写学习心得。大家敢怒不敢言。有次劳动时，见旁边没有人，胡华低声跟戴逸交换了意见，并说了八个字：“造谣诬蔑，一派胡言。”胡华爱憎分明的个性丝毫未改，他甚至敢于和工宣队、红卫兵据理力争。每天的体力劳动风雨无阻，有的老同志年龄大、身体弱，明显吃不消这样的体力活儿。大家都很深感同情，可也无可奈何，只有暗中帮忙。胡华毫无畏惧之色，找到工宣队，要求减免有位老干部的活儿，在他的再三说服下，最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学校早已停课，教职员工何去何从，大家心里都没底。根据“五七”指示的要求，大学除了学文化，还要学农、学工、学军等，知识分子下到基层是最好的办法了，同时各大机关也要下基层。1969年，北京的各大机关、高等院校等积极响应号召，统一行动，铺开到全国各地落实“五七干校”的基地。如中央各部有去黑龙江的，有去宁夏的，有去河南的，三所著名高校如北大、清华、人民大学都去了江西。人民大学的“五七干校”设在江西余江县的刘家站。

    这一年，戴逸等“黑帮”分子被“半解放”了，虽然还要劳动、思想汇报等等，但行动有了相对自由，可以回家过平常日子。同时也恢复了党籍，当然人还在另册之中。此后，随着“五七战士”的一批批下放，戴逸自然也在下放之列。行将离别之际，最难以割舍的是妻儿老小。贤良的妻子连夜给丈夫准备行囊，妻子忙碌不已的背景，深深刻入戴逸的脑海之中，在此后分离的日子里温暖孤寂的心灵。在被打倒之后，抄家是免不了的，一书房的书籍总有损失。此番一别，不知何日再相逢，不知彼此再遭到何种待遇。重新打量这些伴随自己无数个夜晚的书籍，戴逸狠狠心，想把它们给处理了。他坐在书堆里，一本一本地摩挲着书的封面，有厚的、薄的，有横排的、竖排的，有线装的、平装的，一一在手掌间告别。最后，用麻绳将书们捆扎好，一捆一捆，从家里排到门口过道，煞是壮观。当将近两吨重的书籍运到废品站后，虽然它们的使命看似已然完成，但它们在人间的意义却传递给了一位历史学家，物质的消殒换来了书脉的永存。书生意气的戴逸让自己跟书籍作了一个了断，背包里塞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告别家人踏上南下的征途。

    自1969年冬天，人民大学首批“五七战士”开往江西后，接下来的两三年，共有八批1583名教职工和480户家属陆续来到余江刘垦农场劳动改造。当戴逸跟大伙儿挤上火车车厢，北京站渐行渐远，人的思绪也被抛得远远的。虽然经历了不公平的遭遇，但是戴逸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坚信经过时间的淘洗，历史将澄明透彻。人群中总有几双熟悉的眼睛，周遭的“反动权威”里，还有胡华这样相知的师长，令戴逸的内心颇感踏实。火车经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转入江西。一路过去，一路上的农村显得生机盎然，让自小长在江南的戴逸感受到别样的农耕画面。

    当火车缓缓停靠在余江刘家火车站，当双脚站立在广阔天地之间，眼前的干校正在修建、完善当中。安顿下来之后，大家便投入劳动，用握笔的双手开垦荒山、修公路、挖渠道、采石块、造房子，一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边发展农业生产。没有书本、只有农田的日子，大家深感苦闷。为了响应党中央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大多数人重新振作精神，无怨无悔地承受着人生的考验。第一次身披蓑衣、打着赤脚下田干活，星星点点的泥浆溅满双腿，有的腿甚至还趴着几条蚂蟥。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惯了，同时勤恳、虚心地向当地村民请教。起初干校的食堂只有咸菜就米饭，随着生产的发展，便自己养猪、种菜、种稻甚至种茶，生活上有了不少改善。大家发扬聪明才智，短短三年间，共建造仓库、食堂、水晶宫、医院、电影院、商店、发电站等房屋81栋，修公路5公里，开垦荒地630亩，包括橘园、良田、茶场等。仓库是干校的命根子，自给自足的粮食全都储存于此。南方雨水较多，防潮防水是要点，因此在建造上费了不少心思，柏油、泥浆、石灰里外三层的糊墙法，实属创新。仓库的墙壁上，劳动之余的感慨留在上面，正是：丰收季节，谷粒满仓；家家户户，喜笑颜开。有村民在墙壁上写了致一位老教授的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师生们的生活情景。诗中写道：昨日深更半夜，今日夜半三更；你爬书山狩猎，你下书海捕鲸；满头白发是书山飘落的雪花。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赢得了当地村民的尊敬。

    戴逸被分配在二连养猪班，凑巧的是跟胡华在一起当猪倌，还有吴树青、项充等国字号的“反动学术权威”。猪圈里共有20多头猪，每天早上起来，大家就忙着挑泔水、喂猪、清圈、做饲料，晚上还要值夜班。同时，白天还要开展“革命大批判”。大家都是生平第一次直接与猪打交道，主要任务是喂好猪栏里的这些猪，保证干校的肉食供应。当戴逸拌好饮料，拎着木桶来到猪圈前，那些猪一闻到饲料的香味，都哼哼唧唧地聚过来，那副摇头甩耳的样子令人啼笑皆非。饲料倒入石槽后，猪们便埋头吃将起来。一片稀里哗啦之后，便很满足地踱起步来，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但是养了一些时日，这些猪就是不肥。当时江西正在推广无粮喂猪法，不准用粮食喂猪，可一点不用粮食，猪无法催肥，老是养不大，一身的皮全是皱褶，活像小老头。猪倌们想尽办法，一起给猪做饲料。最好的饲料是砻糠，再加点黄豆，经过碾磨，就成了专用饲料。戴逸买来多本养猪指南，按照书上说的去实践。比如从地里摘来南瓜，洗净后切成块，猪们倒可以细嚼慢咽半天；又在糠里掺进白菜叶子，煮熟了给猪吃。田边地头的猪草非常茂盛，背着竹篓去河边、树下、沟旁，带回一篓篓的绿意。尽管经常琢磨，但这些“老头猪”不太争气，没有想象中的肥壮。

    白天除了干活儿还要开会，进行各种“批判”，人早已累得腰酸背疼，晚上往往倒头就睡。养猪班还要值班守夜，戴逸跟胡华搭档。要说体力，无疑是超负荷的，但精神的碰撞令人愉悦，暂时忘却眼前的烦恼，两人便天南地北地聊天。无数个夜晚，他们促膝谈心，从书本到现实，从历史到眼下，从国家到个人……多年的师生情谊化为汩汩暖流，温暖着心田。虽然身边没有书籍，但是一谈及专业，两人就有说不完的话。比如清史研究所的成立，其戛然而止倒是带给戴逸更多思考的空间。他跟胡华谈到一些具体实施的办法，商量如何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深感清史研究之路仍在心中蜿蜒，离学校、专业越远，心中的牵挂越多。胡华仍在思考如何给烈士写传记，很多想法已经很成熟了。在闲聊的当儿，听着猪们此起彼伏的呼声，偶尔传来乡村的狗吠声，夜空下的干校显得十分静谧。伏在门边的“小纠纠”在黑夜中值班，令人感到更加的安宁。但只要不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它便即刻竖起耳朵、直起身子，发出它警惕的叫吼之声。

    “小纠纠”是猪倌们养的小狗，是胡华从远处要来的，它全身毛头乌黑锃亮，额头上一撮白毛尤其醒目，非常机灵又讨人喜欢。刚来时，它瘦弱得皮包骨头，抱在怀里很温驯、很安静，悄无声息的样儿。在如此偏远地区，遭受不公命运的人们，忽然看到这样一个可怜见儿的，仿佛在荒原的深井里照见了自己，生出无比的怜爱之情。猪倌们给它搭了个干净、暖和的安乐窝，喂它吃东西，逗它玩闹，没多久它就强壮起来，也成了养猪班的看家狗。“小纠纠”也是养猪班的心肝宝贝，是大家快乐的源泉。白天，它跟在猪倌们身前身后，一有信息便跳将前去，帮着轰猪守门。晚上，它陪猪倌们值班查夜，成了大家精神上的慰藉。“小纠纠”跟胡华的感情特别好，由于经常一起值夜班，跟戴逸也很相熟。每当师生俩谈话酣畅之际，“小纠纠”趴在主人的脚边，一边听着两人的轻声谈话，一边懂事地竖起双耳，警惕周围的情况。

    有一次，胡华请假回浙江奉化老家探亲，“小纠纠”便由戴逸照顾。戴逸走到哪里它便跟到哪里，十足的一个好帮手。就在胡华探亲的那几天，干校的墙上贴出了批判胡华的大字报，除了“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资产阶级”之类的陈年罪名，又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因蒋介石是奉化人，便说胡华回奉化探亲是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如此云云令人哭笑不得。那几天，“小纠纠”似乎也知道了，急得抓耳挠腮，吃饭都没心思。夜晚，它趴在戴逸的身边，在戴逸的安抚下才慢慢平息。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情不时发生在干校，所谓批判的警钟时时敲响。终于等到胡华回来了，“小纠纠”咬着他的提包呜呜叫唤。平素温和的胡华看过大字报后，马上找到写大字报的人，把那人驳斥得无话可说，这场“闹剧”也无法进行下去了。戴逸从这场“闹剧”中，感受到胡华的铮铮风骨。作为一介知识分子，面对此情此况，戴逸想到的是苏东坡的“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留侯论》的中心所在。苏东坡在成熟之年遭受诬陷，后顿然醒悟，印证了他年轻时写下的诗句。原来，人生路的坎坷当是一种必然，唯有坦荡的胸怀，才能在人生的风波内安定自在，达到得而不喜、失而不惊的心境。

    当时，国家的前途未可知，个人的命运难卜。大家虽有被人抛弃、任人宰割的感觉，但是想及前人的遭际及诗文，亦是一种任重道远的激励吧。历史善于开玩笑。1971年，中国发生了林彪“九一三”重大事件。它是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当时，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率先解放了很多被禁锢的老干部。好消息传来，干校里一片欢呼雀跃。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已被宣布解散，本来戴逸等干校学员们被定向就地分配，但江西方面视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是个重大“包袱”，“年老体弱工资高”，干不了力气活儿。几年来，这个“包袱”被推来搡去，终于在历史的拐弯点，最终仍由北京市接受安置。就这样，干校的学员们才得以陆续离开回城。

    人们沉浸在即将回城的喜悦之中，忙着给家人写信，盼望着团聚的时日。就在人人喜上眉梢之时，“小纠纠”低眉搭耳地，显得孤单落寞。两年下来，它出落得更加健壮，它欢快的身影跳跃着，成了养猪班不可缺少的一员。“小纠纠”的神情时而带着期盼，时而没精打采，它似乎对自己的命运有着预感。把它带回北京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留在当地，难逃被捕杀吃掉的命运。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谁能顾及一条狗的命运呢？！胡华和戴逸他们一直在为“小纠纠”担心，也想过送给哪家好心人，但江西农村吃狗之风盛行，最终难逃一劫。听任时间像沙子一样流逝，也无法挽回命运的安排。胡华要先回北京，临走前他一直在逗“小纠纠”玩，最后他嘱咐戴逸说：小纠纠的事，尽量安置一下，你最后瞧着办吧！那声长叹和那离去的背影，一直在戴逸眼前晃动。接下来的日子，戴逸一直照料着“小纠纠”，还时时提防着其他人的举动。当时，回北京的战友一批批地走了，或许是上天的安排，戴逸被排在最后一批。那几天，“小纠纠”寸步不离戴逸左右，它似乎知道大难临头。狗肉的香美总在诱惑着战友们，不少人动员戴逸把狗杀掉吃了。看到戴逸坚决反对的样子，战友们劝说道，与其留下给老乡吃，不如临行前饱餐一顿，也算是打打牙祭。他们天天软磨硬泡，最后戴逸一狠心，索性不管，随他们处置。他特意请了一天假，避开了杀狗吃狗的场面，但心里一直放不下“小纠纠”。

    在那个年月里，人的命运尚难以安定，哪有能力去庇护一条可怜的小狗呢，或许，只能是这样的归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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