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回到北京

    漫长的干校生活，终于迎来了令人兴奋的一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一批又一批的干校战友整理行装，回到北京。至1973年，人民大学教职工全部返回北京。戴逸下干校时带去的一套英文版毛选，早已熟稔在胸。与毛选一起塞进行囊里的，还有沉甸甸的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要离开这里了，不免有些怅然若失。几年猪倌生活的磨砺，使戴逸感受到人生之真实，留恋之情是难免的。但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那种不甘于屈从的傲骨，永远凛然于内心深处。诗人牛汉写于干校的《半棵树》，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干校生活的精神写照：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

    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

    像一个人

    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

    侧着身子挺立着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春天来到的时候

    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

    长满了青青的枝叶

    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到了它牛汉：《半棵树》，《牛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页。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正是戴逸思想成熟、精力充沛的黄金时代，却遭遇命运的冲击。期间有较长时间，一直与书本绝缘，中止了历史研究工作。在干校的养猪班里，虽然身边没有书籍，虽然远离学校、远离专业，但是心中的牵挂却丝毫没有减少，清史研究之路仍在心中延伸。所幸的是，春天的气息已悄悄来临。回到北京，原中国历史教研室的教师都被分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北师大内新建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戴逸成了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这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下，1972年经北京市委批准，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其中的一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另一半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档案、语文、哲学、法律等系。研究小组组长为郭影秋，其他领导成员为尚钺、罗髫渔、胡华、袁定中。

    组建清史研究小组，有着郭影秋为保存研究力量的一片苦心。“文化大革命”之际，清史编纂工作及建立研究所的规划不仅化为泡影，反而成为郭影秋抵制“文革”的一大罪状。郭影秋遭受非人的迫害，身患重病。缠绵病榻之际，他仍非常关心学校的前途，教职员工的工作去向，更坚定重修清史的使命，对成立清史研究所之事始终铭记在心。虽然1970年人民大学已被明令解散，教职员工都下放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但他仍向上级建议，将来如果人民大学的教师回到北京，一定不要分散分配工作，而要成建制的集中安排工作，一旦需要就可以迅速地集合起队伍。几年之后，这一前瞻性的建议被采纳实行，从干校回到北京的人民大学教师，都被成批、集中安排到北大、北师大、首都师大、财经大学等高校。这显示了郭影秋的高瞻远瞩，无疑为人民大学保留了一支优秀的教学和科研队伍。

    郭影秋一直没有忘怀“文革”前夕，中央委托他编纂清史的任务。1972年，他刚刚解除拘押审查，又拖着病体向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部门报告，提出建立清史研究机构，着手编修清史的建议。所幸的是，这一建议又被上级领导采纳，随后批准成立清史研究小组。同时决定，由郭影秋亲自挂帅，兼任研究组组长，直接领导制订研究规划，确定研究方向。这样，清史研究小组就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虽然名为清史研究小组，却被批准可有40个人员的编制，是国内首家清史研究机构建制，也是此后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在“文革”期间，清史研究小组得以建立，无疑为编修清史保存了有生力量，这反映了郭影秋的远见卓识，功不可没。

    清史研究小组的建立，使戴逸和志同道合的同仁得以聚集在一起，在郭影秋的直接领导下，在艰难的条件之下，开始了漫长而有意义的清史研究工作。“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在艰难险阻的时局之际，正是这样一种不甘于屈从的傲骨，使得有志于清史研究的知识分子坚持不懈，勇往直前。

    2．积淀学术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自由被无端践踏，学术规则被无情破坏，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一样，清史研究也出现滞步，甚至后退。回到北京，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整个国内大环境仍是动荡不安，“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运动恶浪此起彼伏。但是清史研究小组的成立，无疑凝聚了史界的精气神，开辟了学者研究历史的时间和空间。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从国际环境来看，当时距离珍宝岛事件时间不长，正值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牵扯到政权更替、战争赔偿等很多因素，因此中央希望史学界开展边界问题的研究，在最短时间内提出有力的历史依据，为谈判提供参考。

    中俄关系与国家统一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时代赋予史学界的现实使命。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随着领土争端的加剧，边疆冲突提到日程上来。史学界为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重点关注中俄关系的考察，尤其重视对中俄边界等问题的研究。其后，重要成果主要有两种，一是《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的出版，二是《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出版。

    面对现实，身为严谨的历史学者，身为清史研究小组的一员，戴逸的民族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接受了研究和撰写尼布楚条约这一特殊任务。在干校几年，虽然与外界接触极少，但是陆续也能知道一些国内国际形势。建国以后，中苏亲密的国际友谊，随着苏联内部权力更迭的斗争而逐渐产生裂痕，在中国政府多年的克制忍让及严正抗议下，最终还是导致了不仁之战。来干校这一年，也就是1969年的春天，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就爆发了，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便是艰难的、拉锯式的国际谈判。在地图上，在高昂的“雄鸡”头部，很容易找到珍宝岛，它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当地居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与劳作，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里驻守边防，与岛上居民结下深厚的军民鱼水情。面对强权，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面对现实与历史的冲击，戴逸以饱满的民族热情，投入了繁重的研究工作。

    这一年，距离戴逸首部代表作、《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的出版，已有15年之久。第二卷于1964年完稿，并没有正式出版；第三卷才写到戊戌变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两部80多万字的书稿，经由时间的淘洗，使得戴逸有了不少新的想法与考虑。戴逸心中虽然非常想续写近代史稿，但是面对特殊任务，他欣然投入。重新投入历史研究，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此时的戴逸已过不惑之年，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他更加珍惜这义不容辞的责任。

    显然，研究命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戴逸尽可能地以科学的态度，清醒的头脑，客观的立场，力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弄清中俄东段边境的沿革。档案是研究学术最基本、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大的价值。面对近300年前的这项条约，戴逸打算首先从历史档案资料着手，着重搞清楚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俄国哥萨克入侵中国黑龙江的整个的历史背景，二是决定把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的情况、条约的文本和争议的问题等等，都给摸个一清二楚。

    多民族统一的清代，历时近300年。它以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在多年的统治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满文奏折及公文。及至清代中后期，满文大部分被汉字同化，并逐渐被人淡忘。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接收了明清两朝中央政府的档案1000多万件，其中满文档案200万件，这些档案内容广泛，包括内政、外交、民族、宗教、军事、财政、农牧业、交通、文化教育、天文地理等，而且都是原始档案，具有极其重要的利用价值和研究价值。20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幸得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抓满文事业。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下，满文档案资料的管理、整理、翻译及人才短缺问题，得以一定的解决，但随着“文华大革命”的到来只得搁浅。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紧张，尤其是在边界谈判中，边境划分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这本属历史问题，但中俄关系的历史资料多在清代，中枢机构与俄国来往外交文字全都是满文，包括《尼布楚条约》都用满文、俄文和拉丁文。于是，周恩来总理从“五七”干校调来人才，专门成立满文组，负责中苏关系的史料发掘、整理、汇编工作。

    沧桑的历史，被拯救的满文，戴逸在故宫博物院，在散发着陈年的刺鼻味道的档案、资料中，进行艰难的探索。历史就这样一点点被勾勒，密密麻麻地抄录在本子上，边疆问题像剥笋一样逐渐清晰。

    明末清初，风沙弥漫中，俄国侵略军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在血腥强占中国领土尼布楚之后，又占领了雅克萨，并在当地修筑城堡作为据点。清政府曾一度派兵收复过雅克萨，并曾多次敦促俄军进行谈判，可是俄方却置之不理。1685年，康熙帝命清军再次收复雅克萨。在凌厉的攻势面前，俄军被迫投降，但当清军一离开，俄军又偷偷开进雅克萨城重建据点。第二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城，俄军伤亡惨重，最终不得不接受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

    历史的书页往前翻阅，停留在清康熙二十八年的农历七月。此时，北京城暑热未消，东北边地尼布楚已迎来了漫长的冬季。辽阔的大地上，北风凄厉，像在宣告一场大戏即将上演。钦差大臣内阁大学士索额图一行200多人，被康熙皇帝委派为对俄谈判使团，在阴冷的尼布楚城外落定。此行担任翻译的，是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张诚和徐日昇。临行前，康熙皇帝一再重申了大清帝国的严正立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及一河一溪，皆大清属地。当时，清廷与噶尔丹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为避免清军同时与俄罗斯、噶尔丹两线作战，以免俄国公开支持一向投靠它的噶尔丹，是康熙皇帝力争尽早与俄方签约的一个重要原因。两国交锋，双方就雅克萨和尼布楚两城归属问题展开激烈辩争。俄国全权大使戈洛文具有多年的外交经验，是个资深的谈判老手。他一方面想多拖延时日，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方面也很担忧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正当两国谈判使团唇枪舌剑之时，尼布楚附近的喀尔喀蒙古人揭竿而起，反抗俄国的侵略。这一事件迫使俄使团不敢继续拖延，两国终于签订了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延续多年的中俄边界之争得以圆满解决。

    戴逸一路摸清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来龙去脉，还找到了尼布楚谈判时的满文奏折。当时，苏联方面公布了大量的有关档案资料，包括俄方使臣戈洛文的详细日记，他当年在冰天雪地里的诡诈伎俩，都得以浮出水面。尤为重要的是，在谈判中充当翻译的外国传教士张诚、徐日昇的日记，国内也已翻译出来。当年，康熙皇帝针对这两位中方翻译颁布谕旨，赋予他俩和同行的大员们同等的尊荣，以协商这一重要外交事务。作为上帝的福音的传播者，他俩清楚地知道此行的目的，能够客观地了解真实情况，更具有谈判意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谈判的进程。戴逸比照着他们当年的日记，以客观的态度还原历史。此外，北京图书馆珍藏的有关善本书籍，也有助于研究的进展。

    寒来暑往，戴逸在繁重的研究工作中，迎来了1976年的春天。这是中华民族转折性的一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凝固的空气日渐自由，沉寂了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获得鼓舞与新生。这年9月，恰逢戴逸50岁大寿，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研究著述，也将接近尾声，心里也稍稍松了一口气。戴逸吃着夫人刘炎做的长寿挂面，两鬓冒出来的银丝，令夫人格外心疼。学术研究无疑与冷板凳相伴，刘炎在背后的默默支持成为戴逸学术事业的动力。

    1977年5月，《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研究《中俄尼布楚条约》的重要著作，也是戴逸第二部学术代表作。由于戴逸掌握了大量关于中俄谈判的具体细节，许多生动、具体且鲜为人知的情节得以呈现，这在史书中是罕见的。书中对该条约的八种主要文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认为各种文本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拉丁文本是最后的定本，是经过两国代表团签字交换的正式文本，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各种文本中的一切差异都应以正式的拉丁文本为准。书中以大量事实证明，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包括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从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有意思的是，由于《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在当时是内部出版物，苏联方面并不知道中国的学者已经对这个条约作了充分的研究。因此在谈判开始时，他们非常自信地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仍说自古以来黑龙江流域等地就是俄国的领土。面对中方递上的研究材料，苏联方面都傻眼了，原来在16世纪前满族早就在黑龙江流域生活居住了，而俄国人是在17世纪才来到这里的。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外交部在中苏谈判与交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成为清史研究中开拓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的重要著作。在忙碌和欣喜中，戴逸夫妇也铸就了银婚之年。

    3．领军清史研究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出版，意义重大。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部书披露了许多史书上所未记载、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澄清了中苏边界上有争议的问题，为中国政府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提供了翔实、有力的边界谈判依据。同时，随着该书的出版，也使国内的清史研究有了更加明确的研究方向。此后，戴逸把研究领域拓展到清代前期和中期。50岁之前研究中国近代史，当属晚清时期；50岁之后研究鸦片战争之前清史，当属清前期和中期。戴逸的治学可以说是逆向回溯，也就是由近而远，由今而古，一步一步往前推移回溯。

    忆及故人往事，戴逸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学者吴晗亲切的面容。早在60年代初，就怎样开展清史研究工作、如何着手编纂清史等重大问题，受中央领导重托，着手宏大规划的吴晗，曾语重心长地跟戴逸作过深入探讨。那天下午的交谈给戴逸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光阴荏苒中他依然能感受到前辈眼里鼓励的光芒，穿越岁月为后辈晚生照亮前行之路。也使得年轻的史学家，从此把目光投向清史研究领域，从此清史编纂成了他魂牵梦萦的追求，起起落落终不悔。

    还有学者郭影秋，为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一生在为清史编纂创造条件。当年他刚到人民大学主持日常工作，与戴逸便有了一次难忘的会谈。初次见面，郭影秋的一番对人民大学学科的设想，使戴逸顿时豁然开朗。这番话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晰，可见人民大学设立和发展历史专业的发轫点由此而来。其后那年的秋天，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亲自来到戴逸家中，传达了中宣部的决定及郭影秋副校长的意见，成为清史编纂委员会七成员之一，又奉命筹组清史研究所。但是命运弄人，所有的想法一时间都成泡影。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下，郭影秋尚在呼吁集中安排人民大学教职员的工作，保留了一支优秀的教学和科研队伍。接着促使清史研究小组成立，无疑为编修清史保存了有生力量。

    戴逸刚从干校回到北京后，跟老领导见面的机会自然多了，两人有说不完的话题，每次谈话都是掏心掏肺的。在摆满书籍的病榻前，郭影秋娓娓而谈，常常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谈话内容大多有关清史研究，以至于必得秘书过来提醒注意休息才行。郭影秋对明末清初的历史非常熟悉，对诸多历史人物都有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经常跟戴逸交流各种古籍善本，有的甚至闻所未闻。在老领导的影响下，戴逸按图索骥，随借随阅，极大地丰富了古本涉猎面，从中受益匪浅。言谈中，郭影秋最关心的是清史研究所的成立，就像园丁浇灌花草树木，时时观察其长势。他跟戴逸谈到探讨清史研究所的方向、规划等等，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征求部下的意见，令戴逸非常感怀。如此这样的亲切交谈，不仅指导了工作，也于润物细无声中，令戴逸受到无穷的教益。当时，戴逸正在研究尼布楚条约，他也更加清晰自己的治史方向。戴逸遇到学术上的问题，总是及时跟老领导探讨，也使得郭影秋对戴逸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支持。人民大学复校后，郭影秋考虑再一次选择由戴逸主持清史研究所的工作，草拟清史研究所成立的规划，可谓知人善任。对于戴逸来说，当是接续了早年暂时中断了的一个学术梦想。

    经过一段时期的拨乱反正，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以贯彻和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确立，中国随之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1978年，随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经教育部批准，在原清史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清史研究所。其目标，始终以清史研究、培养清史专门人才和纂修《清史》为工作重心。

    阴霾已然扫除，阳光临照简朴的清史研究所。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由衷之喜。简朴的会场里，也迎来了拄着双拐到会的郭影秋。年近70岁的郭老，虽然百病缠身，精神头却很好。他代表校党委宣布研究所的领导班子，勉励全所人员努力钻研，为早日编出大型清史而努力奋斗。作为清史所所长的戴逸，深感任重道远，他想起郭影秋当年提倡的“欀木”精神，肃然起敬。当年郭影秋任南京大学校长时，正值国家自然灾害时期，高校师生的生活和工作、学习面临许多困难。在迎接1962年元旦的讲话中，郭影秋号召大家发扬“欀木”精神：

    欀木的伟大在于它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顶着万钧的压力，使无数的矿工得以自由，使广大人民获得丰富的矿产……如果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像欀木一样，把自己所应当顶住的困难顶起来，每一个支部，每一个党组织都把困难顶起来，那么中央的困难就减轻了。转引自潘忠哲、包仁娟：《郭影秋校长在南京大学》，郭影秋：《往事漫忆》附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欀木，是支撑屋架的一个部件。清史研究所的建成，正需要大家发扬“欀木”精神。诚然，多少年来每一个有志清史工作者，都朝着这个宏大的目标进军，顶着万钧的压力，像欀木一样，把自己所应当顶住的困难顶起来，那么中央当年的倡议就得以落实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每一个以清史研究为毕生追求者所应担当的责任。

    清史研究所建成后，有了明确的工作方向，因为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纂修大型清史。但是浩瀚三百年，谈何容易呢！在郭影秋的关心和指导下，作为学术领头人，戴逸深思熟虑，有着战略家的治史眼光。戴逸深感，做学问需要发扬“坐冷板凳”的精神，清史领域需要研究耕耘，要有志于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同时，戴逸提倡“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他设想把编纂清史前期工程化整为零，分期分批完成清史的不同部件，以待日后组装。路遥知马力，这需要研究所的同仁拧成一股绳，争取在几年内拿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考虑到当时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戴逸向郭影秋建议，不妨先编写一部简本，以便梳理清朝三百年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戴逸的这个想法与郭影秋不谋而合，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代史，和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要了解当代中国的国情，就离不开对清史的深刻把握和科学分析。因而，研究清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早在解放初期，戴逸在专注于革命史专业研究的同时，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他笃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有可能理解清代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而复杂的历史演变，才有可能认识当时各阶级、各派系产生的经济基础以及它们思想和行为的真实原因，才有可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不被历史的迷雾所困惑。这是写作《简明清史》的前提及指导思想。

    戴逸领衔主编《简明清史》，组织清史研究所的生力军，开始着手《简明清史》的编写。面对浩如烟海的清史资料，需要沉下心来，以铁棒磨成针的非凡勇气，进行搜集、整理，进行必要的排比、考证和诠释，这是研究者必须承担的一项艰巨任务。然而，长时期以来史学界对于清史的研究十分薄弱，因受时代的限制和个人的局限，尚未能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在研究范围方面也比较偏窄，或局限在某一领域，但其贡献和成就都嘉惠后学，为当代的清史研究起着先驱的作用。戴逸充分吸收这些前辈们的学术成果，又沐浴时代精神，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同时，他借鉴了当下大批经过整理出版的各种新鲜史料。戴逸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同时，考虑和研究了清史涉及的很多问题，逐步廓清历史的脉络，认识其本来的面貌。

    面对一沓沓送审的稿子，戴逸戴着老花眼镜，逐章、逐节甚至逐句进行修改。稿子上红笔圈圈画画，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有的几乎重新写定。笔记层层叠叠，草稿堆积如山，朴素的办公室里，戴逸终日埋头伏案，甚至东方吐白。从当年解放区华北大学培训结束之际，填写表格时在志愿一栏里写下“历史研究”四个字至今，倏忽已经30多年了。这些年来，戴逸在行使着自己对国家、对历史、对自己的承诺，这承诺在命运的风雨中闪闪发光，永不言悔。岁月的风霜虽然爬上了额头和双鬓，却深邃了史学家的双眼，透过层峦叠嶂的历史迷雾，思绪追溯到满族的先世和满族的兴起，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对有清一代的历史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

    80年代初，《简明清史》第一册、第二册先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6章、72万字，是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专著，不仅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清朝从兴起、发展、繁盛以至鸦片战争前中衰的历史，而且对经济发展、阶级关系、边疆统一战争、农民起义、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加以重点阐述，书中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观点。《简明清史》以简洁明快的语言，丰富典型的史料，较为广阔的视野，构建了清史体系，成为专业人士、历史爱好者等的必备书籍。这部书前后花费7年时间，凝聚着戴逸的无穷心血，他终日临窗伏案的身影化为书香缕缕，

    使其成为一部研究清代历史的权威性著作。《简明清史》出版后，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大学文科教材，还先后被评为国家教委的全国优秀教材，并荣获北京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吴玉章优秀教材奖，且多次重印，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明清史》第一册、第二册封面《简明清史》对于促进清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推动和开拓清史的教学与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也是戴逸的第三部代表作。

    对此，年过半百的历史学家有着深远的思索：

    这上下三百年，包含着多少人物和史事，兴衰隆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现代，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国家，有众多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有无穷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我成天和这段历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热爱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它。有时感到，我和这段历史如此贴近，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复杂情态，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有时，我又感到和这段历史相距如此遥远，它纷纭复杂，深奥多变，使人难以揣摸，给人留下了众多的重大疑团。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达到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中国有没有走一条更加便捷、畅通道路的可能？历史学家们寻遍资料，搜索枯肠，但尚没有得出一致感到满意的结论。岁月流逝，历史学家将探索下去，探索这一斯芬克司之谜。戴逸：《我的学术生涯》，《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9—190页。

    这一“斯芬克司之谜”，令戴逸痴迷执著，一路耕耘，从不停息。戴逸用7年时间主编《简明清史》，摸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同时主编了《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个人因素的偶然性相作用，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因此，历史研究必然要对一个个人物进行具体的研究。如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其《史记》详尽地记载了许多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开创了纪传体例。其后有二十四史，内中绝大部分都是人物的传记，为各个时期、各种人物的大量生动丰富的记录。历史学家的职责，正是研究历史人物个人的生活经历、言论行事和品格特征等，因为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剖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清代的历史。在清代历史的舞台上，活跃着很多人物，纵观下来恰如一场生动无比的历史剧。帷幕拉开，有的是时代的先锋，为历史的航船掌舵；有的刚强不屈，甘为国家和民族而献身；有的矢志革新，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为己任；有的独具创新精神，造福后代；也有的卑鄙肮脏，成为历史的小丑和民族的罪人……作为史学家，正是要通过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列传，记述和研究人物的经历、行事、思想、贡献以及品德、才能、趣味等等，才能给世人启发及借鉴，从中透视有清一代的历史。

    1987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戴逸的带领下，研究组同仁在汗牛充栋的清人传记中，吸收精华、剔除糟粕，所收人物的时间，起于努尔哈赤在东北兴起，止于辛亥革命、清朝覆亡，网罗和记述这三百多年间比较重要的各方面人物约2000人左右，篇幅暂定20卷。全书分为上、下两编，齐头并进，分别出版。这部人物传稿，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力求真实地、公正地反映历史人物，做到“求实”和“存真”，秉笔直书，言必有据，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同时以文词的优美、记述的生动取胜，使其成为优秀的历史传记。

    清史研究所的同仁们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非常了解这位满头银丝、极具亲和力的当家人。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大家谨慎从事，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工协作，与众多的、各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参加编写，共同构筑、绘制这一漫长、丰富而绚丽多姿的清代历史人物的画廊。80年代中期以后，戴逸又把研究重点转向清代边疆开发及乾隆时代，其后又主持编写《清通鉴》、《清史编年》、《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重要著作。戴逸以饱满的精神，笔耕不辍，走向历史的纵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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