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笔耕不辍

    岁月流逝，历史的“斯芬克司之谜”，使得赋有国家、民族、历史责任感的史学家倾力奉献。步入花甲之年后，戴逸继续在鸦片战争前的清史领域中爬梳钻研，主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清代边疆开发上。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完成的伟大业绩，唯此中国辽阔的版图才得以奠定，国家的统一才更加巩固，边陲地区的经济文化才得到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清代对边疆开发的规模和深度，远远超过汉唐盛世。在戴逸的带领下，同仁们开始对清代的边疆和民族关系进行深入地研究，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的六五规划。在研究过程中，戴逸对乾隆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并以此作为接下来重点研究的对象。

    清高宗乾隆，自小在皇室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品学兼优的他立志以“仁义”陶冶教化天下。及至25岁登基，在其统治的60年的岁月中，清朝达到“康乾盛世”的顶峰，成为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乾隆帝一生经历丰富，博古通今，文才武略，勤理政事，身兼政治家、学者、诗人、旅行家、收藏家等多重角色。他改变了雍正帝的严刑峻法，宽严相济，在一定程度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又平定准噶尔、回部，加强与西藏的联系，无疑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其文治武功，业绩卓著，迎来了清朝的全盛时期。但晚年的乾隆重用和珅，政治渐趋腐败，又实行闭关政策，清王朝走向了没落。乾隆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某种层面上说，他是18世纪中国历史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塑造者。戴逸深感人物与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时代创造了人物，为人物提供了活动舞台，而杰出人物又以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反映了时代的特色，执行时代的要求，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他决定从时代特点与个人思想、性格作为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突破。

    为了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戴逸决定把《高宗实录》从头至尾认真通读一遍。《高宗实录》多达1500卷，占了整个《清实录》三分之一的篇幅。面对如此庞大的阅读量，戴逸安之若素，一页页细细翻看，读书笔记做了一本又一本。乾隆不仅是政治巨人，还是历史上创作最多的诗人，按《御制诗》《乐善堂全集》《御制诗余集》等所收诗计，总数达43000多首。这些诗作正是开启乾隆内心世界的金钥匙啊！戴逸一头扎进乾隆的诗文中，逐一沉浸在数万首诗和数百篇文章里，专题卡片做了一叠又一叠。此外，戴逸还通览了《清史稿》《清史列传》《东华录》等史料，兼涉笔记与野史，不一而足。因为戴逸心中有一杆秤，诚如《汉书·司马迁传赞》所言，“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也是历史和人民赋予史学专著的评判标杆。正是在广博的资料积累基础上，戴逸对乾隆一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对外关系以及北京城市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于1992年出版了《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这是戴逸的第四部代表作。

    面对历史，每个人都是需要学习和思考的孩子。戴逸谦逊地认为，《乾隆帝及其时代》不是一本乾隆帝的编年史传记，也不是一部关于18世纪中国史的全面叙述，只是自己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所思所得的零散杂乱的记录。《乾隆帝及其时代》1992年版封面戴逸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乾隆一朝进行条分缕析，比如，在书中充分肯定了乾隆帝平定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叛乱、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但同时指出其在平叛过程中滥杀无辜的历史局限性，堪称信史。比如，在研究《四库全书》的编撰时，将其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进行全方位比较，进而分析东西方在近代化进程上的思想差异，因而对《四库全书》的功过评价也更加深刻。18世纪是中国与世界的关键时代，乾隆帝80多年的生命之旅是世人认识当年历史大势的极佳视角，书中以严密的考据与优美的叙事相结合，并且引入世界历史的变幻节奏，在中外互动中给每一位现代人以历史感悟，让人认识到乾隆帝当时的天朝心态及其致命伤，进而在反思中华帝国晚期封闭格局的同时，引发现代人无限的遐想。

    历史的深沉缜密，也不免使人生出无限的遐思，戴逸研究乾隆帝，进而对18世纪这个跳跃、鲜活的时代感到极大的兴趣。在《乾隆帝及其时代》的前言中，戴逸对此有着意蕴深远的感言：

    ……18世纪是伟大的时代，无论对于中国或世界都非常重要。中国适当康雍乾盛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封建社会攀登到了峰巅，但这不等于说资本主义就在眼前。中国的经济状况、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曾创造和发展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它将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而不会按照西欧历史的模式，亦步亦趋。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明，各有自己的道路、自身的价值。如果没有外国的入侵，中国将循自己的道路继续行进下去。历史将在何时转轨？怎样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还难于作出判断。可能是在很远的未来，而且会和西欧国家的过渡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古代文明中有很多光辉灿烂、对今天仍然十分珍贵、十分有用的东西，我们要珍惜它。也有许多不适应现代生活、阻碍进步的东西，克服它、淘汰它，要有必需的条件，充分的时间和许多世代的努力。研究18世纪的历史常常会涉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遐想，现实是历史的延伸。研究18世纪的中国是认识近代和今天的途径之一。迄今为止，历史学界对于18世纪中国的研究还很不够，我这本书仅是非常粗浅而零散的探索与尝试，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一大片肥沃而辽阔的处女地有待历史学家们去开垦、耕耘。只要投入力量，必将得到报偿。严肃认真的历史研究总会加深人们对过去和现在的认识，总会增进智慧、加强力量，使我们满怀信心去迎接未来的挑战。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Ⅰ—Ⅱ页。

    “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这个新课题，范畴非常广泛，它包括18世纪历史中一切重要的方面，并且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中进行对比考察，甚至要跨越时间的界限，对18世纪以后的200年来的历史走向作一观察和研究。这项重大研究课题的主旨，正是戴逸与同道者审慎把握的关键。

    戴逸把18世纪的中国放到当时的世界去考量，在思考成熟之际，在论文中专题谈及“为什么要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是因为，“18世纪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从此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时西欧和美国等都先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跃进，开始了近代化进程”，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清朝的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表面上显得欣欣向荣。但如与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作横向比较，却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期，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期。康乾盛世貌似太平和辉煌，实则难掩其衰落的凄凉晚景。乾隆执政的60年，正值英国经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西方科学也在此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发展。但是面对西方文明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等新技术、新气象，晚年的乾隆却无动于衷，终与突飞猛进的西方世界擦肩而过。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实质在那时已埋下祸根并显露征兆。

    史学家有感于18世纪对中国与世界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如何从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进行对比研究中，深刻认识当时中国的国情，分析当时清朝统治者决策的得与失，从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当有重要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高度认识乾隆一朝的基础上，戴逸前瞻性地指出，“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连成一体，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割和孤立的研究习惯，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坐标系中去考察，才能给中国正确定位，而世界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离开中国，世界史不是完全真正的世界史”。而要将中国放在世界坐标系中去研究，就要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世界进行比较研究，既要看到“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共同性”，又要找出“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融会中西，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为对18世纪的中国历史展开全景式地论述，并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可比性方面进行比较，作出比较客观的、综合的历史分析，戴逸为这部9卷本丛书专门设计了《导言卷》，以作为丛书的纲要，其他有《政治》《军事》《边疆民族》《经济》《农民》《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卷。戴逸不遗余力，亲自撰写《导言卷》，以阐明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为开篇，又从中西各国对比的角度，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近代化问题，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区域、阶级、城市、政治、军事、边疆、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它以鲜明的主旨、丰富的史料、高度的思想性及严谨的理论性见长，令人见识史家风范。

    戴逸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及其亲自撰写的《导言卷》，成为国内史学界又一部开拓清史研究领域的鸿篇巨制。自1999年出版面世以来，迅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德国著名学者约翰·施洛巴赫，欣然为该书写了《序言》：“这是一件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这部著作定将为这个时期的研究奠定基础，并开创对其特征的充分探讨”。国内很多历史学家也都肯定该书的价值，认为它“选择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焦点定在18世纪的中国，但又不限于中国，而是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与西方各国从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这就不仅在史书的体例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经过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破解了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一巨大的历史课题”，因而本书“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加深对当代中国国情的认识和了解，并为探索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提供坚实的历史理论依据”。由此可见，《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在当时及至以后，其学术价值及影响都是重大而非凡的。

    2000年8月，中国史学会代表团戴逸一行十多位历史学家，在挪威奥斯陆参加了国际第十九届历史学大会。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已跟国际历史学界恢复往来与交流，成为国际历史学大会的正式成员。大会每五年轮流在世界各地举行一次，全世界约2000名历史学家济济一堂，共话全人类所关心的历史问题。每次前往，戴逸无不心潮起伏，深感要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及其研究，同时全面了解国际学术信息，以便更好地指导国内史学界的研究工作及方向。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历史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分量大大加重了。由于《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成功问世，引来国际同行的关注及刮目相看。

    21世纪初年的这次圆桌会议中，其中一个议题正是“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并由中国代表团主持，这在国际历史学大会是破天荒的。会议吸引了各国学者前往参加，当场提问、发表意见，场面非常活跃，大家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18世纪是整个世界酝酿着空前变革的重要时代，对这100年历史的研究早已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18世纪，中国和西方从古代相互隔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迅速地靠近、交流，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大碰撞。这个历史进程犹如原子弹爆炸，人类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失去了认识世界、追赶世界、发展自己的好时机。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和内部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所以，研究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从比较中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从而把握今后的机遇，帮助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好更快地前进。面对各国历史学者，中国代表团细致入微的思考赢得了极大的反响。

    漫漫学术道路，戴逸从事着自己最喜爱的历史研究，读书、教书、写书，笔墨耕耘，乐此不疲。15岁就发表散文处女作的史学家，多年来以隽永的文笔、扎实的古文功底，把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历史，化作一篇篇、一部部作品，已出版有《履霜集》《步入近代的历程》《繁露集》《语冰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等论文集、随笔集，其中包括大量清史方面的专题论文。纵观戴逸的各类清史专著及一系列清史论文，足以反映了他对清代的各个领域均有精深的研究。此外，戴逸还担任了一些大型史书和工具书的主编工作，其中重要的有《二十六史大辞典》、《中国近代史通鉴》、《清通鉴》（与李文海共同主编）、《中国通史》（与龚书铎共同主编），后两种后来被荣获中国图书界的最高奖项——中国国家图书奖。

    2．源远流长

    戴逸在清史领域耕耘了大半个世纪，国内清史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领军人物。遥想当年，史学新秀戴逸被吴晗问及该怎样开展清史研究并着手编纂清史，这犹如当头棒喝，在岁月的长河里时时被追问。也由此，戴逸的眼前打开一扇继往开来的窗户。从这扇“窗户”里，世人看到了从1644年顺治建朝至1912年宣统帝被辛亥革命推翻而逊位，这268年的漫长清代历史。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重要地位和影响，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集大成和终结时期，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更与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戴逸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课题中，对身处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转折点上的有清一代，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要明晰当代中国的国情，势必要深刻地把握和科学地分析清朝的历史。显然，研究清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的史学家，当为此毫无保留地奉献一生。

    清史研究这片史家园地，虽然曾经荒芜，但仍离不开前人的执著。清朝灭亡之前，当朝的国史馆做了一些编纂工作，整理出《实录》《圣训》《方略》《会典》等文献，对一些历史事件、各种典章制度做了详细的陈述，同时收集、整理了不少政府档案，虽然不乏歌功颂德，但可视为清史研究的依据和史料。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开设的清史馆编纂的《清史稿》，可谓是一部较为详备的大型清史之作，它按照纪、传、表、志的史书体例叙述了清代的人物、史实、典章制度、艺文，同时搜罗了大量史料。由清朝遗老领衔编纂的《清史稿》当是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史籍，但是由于阶级立场、思想局限的原因，它并不是一部科学的清史著作。

    孟森

    《清史稿》之后，清宫中的大量档案流传到社会上，并被一些研究机构和严肃的学者做了保存及整理。比如，中国近代清史学科杰出的奠基人之一的孟森。孟森是戴逸的同乡，江苏武进人，世称孟心史先生。孟森学贯中西，曾赴日本留学，深受西方近代学术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他以花甲之年执掌北大明清史学讲坛，以高深的学养、深邃的佳作、诲人而不倦的精神，深受北大师生的爱戴。孟森致力于明清断代史研究，成绩斐然，他在清之先世考定、满洲名称问题、八旗制度考实、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清初史事人物之考辨等问题上，有着深入的研究。孟森治史态度谨严，可谓长久积累史料，深入探索实情，求明真相原委，堪称治史楷模。如他对清朝开国史的研究，清朝一辈对其开国史费尽心机，欲盖弥彰，而参与纂修《清史稿》的清遗老们，也竭尽全力为之掩盖真相。孟森所著《满洲开国史》一书，揭开了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的真相，实为酣畅淋漓。孟森对清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著有《明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等。这些著述深入地研究和考证了清前史和清史中的主要历史事件、人物、典制等，为中国清史研究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堪称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与孟森并称为中国清史研究的两大奠基者的萧一山，也是江苏人氏。自幼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萧一山，中学时期看到日本人所著《清朝全史》的中文版本，引以为辱，从此立志于清史研究。20世纪20年代，在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朱希祖的倡导下，北大建立了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组织力量对清代文献进行清理。这对于在北大求学的萧一山来说，不啻是天赐良缘。由此，他接触了大量珍藏多年的史料，内容涉及清代的地丁、漕米、旗营、军饷、垦牧、河政、盐行、课税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并为《清代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通过潜心钻研，年仅22岁的萧一山发愤写就《清代通史》上卷，深受史学前辈的高度赞誉，当年李大钊、梁启超、蒋百里、蒋梦麟等先生都纷纷为此书作序。《清代通史》不以传统修史体例来著述，而是以当代新式的通史体裁，对清代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评述，对清史学科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影响至今。萧一山师从孟森，他对清史前期和清代重大历史事件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考证，为清史研究的深入作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同样功不可没。在当时整理清代学术的热潮中，不少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徐世昌、冯友兰、胡适等都身体力行，尤以梁启超与钱穆的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集中而全面地论述了清代的学术思想，开后人研究清代学术之先河，在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开拓意义不言而喻。

    此后，致力于清史、经济史、满族史或清代学术的研究的学者，则有郑天挺、傅衣凌、王钟翰、杨向奎、商鸿逵等，称得上是清史学界的前辈。处于新旧时代交替过程的他们，以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运用唯物史观，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都卓有成就。他们的学术活动，从解放前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成果累累。如戴逸在北大的老师郑天挺，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以明清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内阁档案的整理研究做出了贡献。郑天挺主张研究历史应从客观事实出发，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求用，认为只有更多地占有资料，才有说服力。这种治学理念对戴逸影响极大。又如王钟翰，老当益壮，晚年出版了《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三部论文集，几乎涵盖了清史、满族史的各个领域，令学界钦佩。

    在清史研究领域中，以上各时期、各阶段的前辈学者，在清史的各相关领域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满族史、思想史等方面。这些辛勤耕耘的学者，论著丰厚，影响重大，都激励后学，为今天的清史研究起着先驱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他们尚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去构建全面而完整的清史体系，即能反映时代精神和风貌的大型清史。而戴逸从主客观方面来说，则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年作为北大的激进学生，戴逸改名后奔向火热的解放区，身受马列主义理论的洗礼，从此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也从此步入学术生涯。自幼嗜读古书的他，在人民大学校园里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充分吸收前辈们的学术成果，运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潜心研究，在时代的风云里起起伏伏，却终生不渝。及至百花齐放的新时代，戴逸更是焕发学术青春，同时汲取不少经过整理出版的各种新史料，使得自身的研究能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迈出更大的步伐，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担任清史研究所所长的戴逸，始终牢记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和前辈学者的嘱托，随着时间的车轮前行，时刻以编纂清史为己任。作为一名身负使命的清史专家，戴逸心中已经有了规划清史的蓝图。早在清史研究所成立之初，一篇激情洋溢的《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吐露出他的心声。戴逸主张这部史书可以包括清代通史、清代人物传、清史编年、清代专史、清史图表、清史书目等。他一方面着手招兵买马，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当年，戴逸曾向吴晗建议在高校挑选历史系的优秀学生集中培训，专攻清史，而清史所正使梦想成真哪！看到一张张渴求知识的面孔，看到一个个专注伏案的身影，戴逸认定要把历史的真知传递给学生们。与此同时，戴逸组织大家整理和挖掘清代的文献资料，为日后编纂做着准备，并产生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在如此浓郁的学术氛围之下，国内有关清史研究学者都纷纷著述，编写出版了清史各领域的专史、专题论著、人物传记及各种文献、档案、资料汇编，都为大型清史编修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通往清史编纂的路途遥远又崎岖，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来接续梦想，孜孜以求的梦想感染着更多的人，共同去追寻一个修史之梦。

    3．共襄盛举

    梦想的传递，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在历史的新时期，国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视提高到日程上来。1981年，中南海邓小平办公室给中国社科院转了一封人民来信，呼吁要求编纂清史，上面有邓小平的重要批示。对此，中国社科院非常重视，专门召集了郭影秋和戴逸开会，共商启动事宜。当时，郭影秋的身体已很虚弱，听闻此情，激动得热泪盈眶，言及诸多熟稔于胸的想法。作为清史所所长的戴逸，更是提出了用心血凝结而成的编纂规划。几代学人，促膝相谈，心中洋溢着浓浓的清史情怀。及至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讨论科研规划，《清史》编纂被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后被延至“七五”规划）。1982年的秋天，在戴逸的倡导和牵头之下，首届全国清史学术研讨会终于在北戴河举行。会上着重讨论了编纂《清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气氛非常热烈。由于当时国家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百废待兴，

    1982年，与周谷城（左）交谈国家财政情况很紧张，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编纂《清史》。同时，国内史学研究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修史的条件还未成熟。因此，《清史》编纂又一次搁浅。对此，戴逸深有感怀，弹指20年间，自己前后三次参与动议清史编纂，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深抱遗憾，可这正是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啊！虽然时机尚未成熟，戴逸坚信离梦想的实现，肯定又近了一步。

    几度春秋，在清史园地拓展的戴逸已然华发满头，却精神抖擞。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20多年的发展中，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也为清史纂修铺平了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综合国力显然呈几何级增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学术繁荣。正是在1982年，国家在制定“六五”规划中，第一次将社会科学列入发展规划，《清史》编纂正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项目。当时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先后给予清史研究大力的支持。90年代末，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清史确立为重点学科，在科研经费、人员配置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目睹国家的大好形势，面对清史学界的发展，戴逸心潮起伏。盛世修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对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进行总结，传之后世，应是当代人的责任，是时候了！

    2001年初，戴逸凭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在《瞭望》杂志上撰文呼吁：“编纂《清史》，此其时也！”紧接着，在戴逸的倡导下，4月初，《清史》编纂座谈会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如期召开。参加会议的都是各研究领域卓越的学者，如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王忍之、朱家溍、蔡美彪等。一眼望去，鹤发童颜的学者们陆续走进会场，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令戴逸非常感动。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学者们都对清史编纂提出很多建议，大家都认为，清史研究所清史编纂的前期工程已经做得很扎实了，学术条件、人才条件业已基本具备，当前应该大力呼吁及早推动这项工作，必须有政府的参与、支持。推动这项工作，首先要成立领导机构，同时应对编纂的一系列问题，如体裁、体例、凡例等开展讨论，更要通过媒体呼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座谈会上，有学者还谈到一个引人深思的掌故。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有天晚上历史学家范文澜在窑洞外散步，正巧碰到毛泽东主席，闲谈间毛主席向范文澜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怎么就把华夏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200多年，其中道理何在？我很想研究清史，可是现在我没时间。这个掌故引起学者们的共鸣与深思，其实，关于清朝的建立、统治及至走向灭亡，也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所思考的问题，但以清史为专业的专家还是太少了。值得欣喜的是，近年以来，史学界的清史发展很快，各方面成就很大，只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再推进一步就可以了。座谈会济济一堂，众多学术前辈、名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意见，给予清史研究所极大的鼓舞和支持，相信大家齐心合力，努力地宣传、促进、呐喊、呼吁来推进，最后必定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共识。

    戴逸与学者座谈取得共识后，两天后又与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蔡美彪等十多位著名学者联名写信，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纂修清史的建议。仅仅一周，就收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要求组织学术界进行学术论证，提交纂修可行性报告和工作方案。不久，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等中央领导也作了重要批示。当江泽民考察人民大学与师生代表座谈时，戴逸当面向江泽民、李岚清、贾庆林等中央领导汇报了纂修清史问题。戴逸的带头呼吁，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2年8月，中央批准了纂修清史这项新世纪的重大文化工程。11月，清史编纂领导小组成立，共由14个部委组成。及至12月，成立了编纂委员会，标志着这项工程正式启动。戴逸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而此时的戴逸已经76岁了。经过多年的坚持与呼吁，在世纪之初终成好事，戴逸的心情格外激动。这幅多少代、多少人描绘的图景真的展现到眼前时，戴逸更加感受到肩负的重任。想想看，将近600年以来，国家易代修史仅有四次，第一次是在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清朝顺治二年，福临下令修明史，经康、雍至乾隆才得以完成；第三次是在北洋政府时期，下令修清史，14年修了一部《清史稿》；第四次就是眼下启动的纂修清史工程，实乃百年不遇的盛举，是21世纪最大的文化工程，是一代盛典。作为历史学工作者，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戴逸深感是莫大的幸事，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2年12月，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会议

    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戴逸很有信心地谈了五点工作展望，即建立和健全机构、组织队伍及调集人员、开展调查研究、组织体例规划的讨论及制定规章制度。为确保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清史》，确定主体工程是大约3000万字的书稿，时间为10年左右；同时展开基础工程，即搜集整理出版清代档案文献。从此，戴逸心甘情愿地戴上这只“紧箍咒”，与时间赛跑，与日月争辉。

    转眼过了元旦，元月28日，国务院组织召开由《清史》编纂领导小组、《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和部分专家参加的“《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其乐融融，李岚清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标志着《清史》编纂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作为新世纪的一项标志性文化工程，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重大理论问题与是非问题上讲政治，讲原则，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既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进行学术创新；既要讲清中国的历史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要以史实为依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观臆断。最终使这部《清史》，成为一部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史料丰富、文笔生动的高水平的史书，做到思想性、学术性与科学性较完美的统一，使其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佳作。这不仅体现了新修清史继承中华传统文化，而且体现了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意义深远。

    4．十年磨一剑

    挑起这副重担之后，戴逸首先调整了作息时间，几乎每天都要赶赴位于文津街的文津楼坐班。国家图书馆分馆文津楼是编纂委员会临时办公地点，为北京图书馆旧址。在这座开阔大气的办公楼内，戴逸有条不紊地召集会议，安排前期工作。编纂《清史》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犹如一座宏大的建筑，需要进行总体设计、规划及实施，很多项目需要齐头并进。在清史研究所成立之初，戴逸就给大家打气鼓劲，提出化整为零的战略理念，分期分批完成清史的不同部件，有待日后进行组装，给编纂清史奠立了基石。《简明清史》的编写出版，既理清了清朝300年的发展线索，探讨了各种重要问题，同时也成了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经过多年的致力研究，作为总指挥员的戴逸，虽然非常明晰清史工程的思路，但是工作头绪确实繁多。

    面对这项百年不遇的文化工程，戴逸领着大家在实践中描绘着一幅宏大的景象。他把300年的清朝历史比作一条万里长江，它源远流长，它波澜壮阔，它气象万千，它雄伟壮观，或许只有把它浓缩，浓缩成画在地图上的一条线段，才能看清其全貌。虽然长江的本来面貌并不是一条蚯蚓般的细线，但只有浓缩到地图上的长江，才能看清它的源头、它的入海口、它流经的省份和城市、它的支流，也才能相对看清它的漫长曲折，看清何处它是奔流的，何处它是拐弯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地图上的长江是最接近于长江的全貌。显然，为了认识全貌，浓缩是必要的。

    2003年6月，新修《清史》会议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会上，戴逸抛出了这个形象的比喻，作了详尽的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的报告，即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戴逸提出了新修《清史》的总体设计，内设8卷本《通纪》，拟写300万字，约占全书十分之一的容量。《通纪》实际是把300年清史划分为8个历史阶段而设的，即满族兴起和清朝建立；清朝入关和确立全国统治；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康熙之治；雍正改革和乾隆统一全国；清朝中衰；外国武装侵略和国内农民战争；清朝自强运动及其失败；清末改革和清朝覆亡。《通纪》与《典志》《传记》《史表》《图录》这五项，合为主体内容，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通纪》是全书的总纲、全书的核心，是重中之重。这样设置的五个部分，一方面集成了传统史书的体裁，另一方面也吸收了20世纪以来新的体裁。新修《清史》主要采用传统史书的传统体裁，发挥其包含量大的优点，从各个方面反映清代历史内容，体现历史发展演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又考虑到20世纪以来盛行的章节体的优点，它能凸显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可以对历史进行连续性的、立体式的、重点性的编撰，因此在这五个部分里面，其中四部分运用传统体裁，另一部分即《通纪》则采用章节体写法，以此把清代300年的历史加以扼要的叙述，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当代历史观，阐明清代从崛起到发展及鼎盛时期，到衰落以至于灭亡的全过程。《通纪》能够全方位地反映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内容，包括阶级、民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这8卷是宏观叙述，既不能过于简略，也不能内容过多，相当的内容要由纪、传、表、志分别承担。这样的比例安排，是经过反复考虑以后才定下来的。如此，清史才有鸟瞰式的全景，才浑然一体。

    2003年正是“非典”时期，但这并不影响编纂委员会的工作进度。眼下关键的是编纂体裁体例、编纂人才、文献档案、写作立项管理等工作的安排落实。为此，编纂委员会抓紧时间，统筹安排，首先是分门别类，成立编纂委员会的若干个工作小组，以此为整个文化工程服务。编纂体裁体例关系到整个工程的成败，是清史编纂工程的重中之重。因此，体例体裁调研小组的成立是当务之急。编纂委员会编制好“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大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3次召开了大规模的全国性座谈会，在北京、上海、沈阳、广州以及台湾的台北、宜兰等地，广泛征求清史学者的宝贵意见。同时，向社会发出了设计严密的1000份问卷，回收916份，集思广益，以期最终确立编纂体裁体例。最终，编写出《清史》目录，经过6次修改后大体定下来为92卷，共分5大部分，即《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

    在关键的2003年，经过多次充分的讨论、研究及反复修改，清史编委会设计了清史纂修的主体部分和基础部分的十年总规划，大体上确定了新修《清史》的框架，制定了《清史》目录。纂修新《清史》，是当代中国一项世纪性的文化学术工程，是学术界百年宏图大业，在广大史学专家的团结协作、艰苦劳动之下，正踏上漫漫征程。

    可以说2003年是体例体裁年，接下来就进入第二个工作阶段，即分解项目、选拔作者、进行试写。为了能够确保编纂好一部高质量的《清史》，在坚持唯物史观的思想指导下，戴逸主抓几个关键性的环节，环环相扣，严谨把关。首先是专门成立项目中心，把各个项目落实到人，实行责任制，并制订《编纂手册》，立规矩，定制度，必须人人遵守。其次是严把稿件质量关，先期写好样稿，以规范体例；中期严格检查，如发现质量问题，赶紧调整人员；最后由评审委员会进行鉴定验收。戴逸最重视的是《清史》的编纂质量，在他的心中，质量就是生命，要确保清史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

    人到用时方觉少，人才库的建立刻不容缓，如此才能担纲重任。为充实编纂队伍，广泛吸收国内优秀的清史研究人才，清史研究现状和清史研究人才调研小组也同时投入工作，对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清史研究人才及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调研摸底。俗话说独木不成林，编修清史不是靠几个专家、几家科研机构就能做好的，是要在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全体学术界的团结协作才能共同完成。只有挑选到优秀的专家学者，才能担得起编修重任。因此，必须把国内从事清史研究的优秀人才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到编纂工作中来。由于清朝历史时间跨度长，涵盖的领域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科技、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除了发动清史专家参与外，还要邀请其他领域的专家参与，充分发挥各种专业职能部门的作用。尤其是清史的《典志》部分，涉及科学技术、水利、天文、工农业、交通、运输、邮电，以及经济、法律、军事、民族、文学、艺术等多学科领域，需要获得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的支持。

    2004年的首要任务是立项，立项工作是根据2004年中央三号文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推行科研工程项目制，以项目制为纽带，以项目主持人为龙头的科研体制。立项的主要任务就是选择项目的主持人，组织写作梯队，明确写作任务。编纂委员会把第一阶段制订的框架分解成为200多个项目，通过招标、委托的方式，对项目主持人的学术水平、工作态度、对课题论证等进行评审。《清史》是个大项目，下面设有二级项目、三级项目、四级项目。要把92卷的主体工程分成具体的项目，非常复杂，要综合考虑各卷的实际情况。年初以来，戴逸和编纂委员们一直忙碌着。

    2004年5月，在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上春节刚过，“《典志》组第一批委托项目立项会议”就召开了。戴逸考虑得非常周全，在会上他着重强调立项之后工作步骤的安排，提请大家宁可前紧后松，不能耽误一卷，否则影响整个工程。同时要求出成果，除了写好每卷35万字，还要提交附件，即工作大纲、工作计划、资料长编及考异等。紧接着，其他组也陆续、分批立项。

    千头万绪中，戴逸时刻关注着清代历史的点滴信息，即便在休闲的间隙，也敏锐过人。比如，百年中国、留美幼童、中国近代铁路，是中央电视台十频道播放的几部关于清代的精湛历史短片，还有《清宫秘档》这部珍贵资料片，都给戴逸留下了深刻印象。戴逸及时告知《图录》组，要求把这些资料完整地收集起来，并调查各省市是否也有类似的重要资料影像。联想到晚清以后，来中国游历的外国人用照相机拍了很多老照片，戴逸提醒大家一定要设法寻找此类西文图书，可以找编译组协助工作。戴逸的一番苦心令大家进一步开阔眼界和思路，使得《图录》组的立项工作受益匪浅，力争建立一个容量达10万张左右的图片资料库，从中精选出具有历史意义，能够反映清代历史的图片上万张，边收集、边编写，争取花4年时间完成。收图入史是新修《清史》的一大创新，其作用在于以图明史、以图补史、以图证史，即以图录反映人文历史，用图录补充文字历史，用图录形象地表现历史。而以往的“二十四史”没有一部是含有图录的。当然，能够收入其中的应该是具有历史价值、有代表性，并且是纪实性的舆图、图画、照片、文物遗址图像，能够反映清代的历史生活、社会风俗，从而强化新编《清史》的形象性与真实感。

    《清史》除了三千万字的主体工程，还有规模浩大的基础工程，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国内的档案整理，一类是国内的文献整理，一类是国外档案文献整理。戴逸非常重视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这可是整个清史工程的半壁江山啊！对此，戴逸考虑得很远很周全，好比要打造一艘航空母舰，除了庞大的航母，还需要配备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等等，以期形成一个战斗群，这样才能铸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这样做，是为了修好《清史》，能够拥有坚实的资料依据；也是放宽眼界，抢救保护珍贵的档案文献，实在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业！

    编纂《清史》需要利用档案、结合档案来进行修史，这是清史研究的基础，可以提高《清史》的质量，而纂修《清史》又可以带动文献档案的整理，两者相辅相成。因此，文献档案组的调研工作也在按计划展开，为清代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做准备。清史资料浩瀚如海，50年来整理了一大部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整理。许多档案在时间的流逝之中被损害，有的已经揭不开页面了，急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抢救，光搜集资料就已是一项大工程了，因此亟须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同时，国外的档案文献对编纂工作甚为重要。早在2003年7月的编译工作座谈会上，戴逸就诚邀研究世界史的专家，专门作了《清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的讲话。

    2005年6月，戴逸向外国学者颁发证书（左一马大正，左二朱诚如，左五成崇德）2004年10月，更是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进行研讨会，戴逸作了《开展清史研究加强国际合作》的讲话，表达了研究清史要有世界眼光，要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观察中国的历史进程，以此得到国际同行专家的合作和帮助。抓好档案文献的多方搜集整理，利用投标的形式申报整理项目，按评选结果进行整理出版，正是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

    在戴逸的带领推进下，经过一年多时间，至2005年6月已开了8次立项评审会议，确定立项191项，绝大多数项目已动工，最早的一批项目中已经提交了不少成果，各组准备进行检查、评估。这样，第三阶段即项目阶段性成果的评估工作开始了。戴逸坚持质量重于泰山，质量就是生命。评估就是要保证质量、提高质量，以使《清史》达成精品，是很重要的环节，也是长期的工作重点。戴逸与几位副主任、项目中心和秘书组的一些同志，对评估的办法连着讨论了好几个月，方案出了一个又一个，总算定下了评估暂行办法。评估的原则是观点正确，内容全面，材料确凿，史事正确，文笔流畅，并按审读、评议、修改及验收四个环节进行工作。因为《清史》撰写过程是边写稿、边评估、边修改，所以编纂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要了解各项目的进展程度，及时了解存在的问题，并在各项目之间及时进行沟通、协调。在编纂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议上，戴逸对评估工作作了重要讲话，对存在的问题作出指导。当然在实际操作中，

    2005年6月，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会上讲话内容的交叉问题始料未及，各卷之间、前后之间的矛盾、重复及遗漏现象很多，这也是由《清史》的结构本身带来的，因此协调工作非常艰巨。正逢酷暑，经济类的14个“志”需要在成都开协调会。戴逸很想亲临会场，但家人、同事不让他去，毕竟年事已高，几年前出差途中又受过重伤，再说天气也实在太热了。面对大规模的集体工作，总指挥员戴逸时刻关注各组会议的情况，进行统筹协调。

    时针指向2007年，10年编纂时间已经过去了4年。在几年内阶段性的各组开会中，发现存在有不少项目进度未完成现象，比例达50%以上。为此，81岁的戴逸心里感到很是沉重，食不甘味、寝难安枕。春节前夕，专门召开了解决项目超期问题的重要会议，研究解决办法，缓和并扭转严重的下滑的形势。戴逸分析说，除了研究进行中发现许多新问题，以及主持人生病或去世，项目管理不善和主持人投入不够应引起重视。他语重心长地提出几点想法，如逐个排查全部项目，逐个分析、解决；加强二级项目组联系人的责任；启动经济机制；增加力量，等等。戴逸的忧患意识得到大家的重视，会后各组着手进行调整。

    领衔旷世巨著后，戴逸深感编纂工程最大的挑战和困难仍是质量和进度。这个系统工程由300个项目组成，其中主体工程有160多项，非主体工程有130多个，正传中要写传记的就有3000多人物。项目制的采用，使得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各地1500名专家，把学术优势纳入到清史工程上来。在不断送上来的稿件中，质量尚好的占60%，但仍需要加工修改，另有40%的稿件需要重写或修改。

    戴逸的时间被会议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指挥若定，精神抖擞，满头的白发，缜密的思绪，和蔼的笑容，那股干劲连年轻人也叹服。多年来，戴逸心中一直绘着一幅绚烂图画，它不仅凝聚着心中理想，更倾注着国家与民族的自豪感。为此，戴逸经常念想到干将、莫邪的故事。相传春秋时代，干将、莫邪夫妇为铸两口利剑，采五山之铁、六合之金，当日月同照大地，开炉冶炼却金铁不熔，于是双双舍身跳入冶炉以助火力，感天动地，终铸成传世宝剑。热爱清史工作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呕心沥血，在所不惜，所面对的，是自己的魂魄所寄，是自己的情感所系。

    虽然焚身炼剑只是神话故事，但其中所传递的敬业精神，却令人动容无比。戴逸甘愿以这种精神投入未竟之清史研究大业，带领全体埋头工作，希望能够在2012年拿出一部像样的送审稿。

    时间的车轮向前行，在紧张的初稿审改阶段中，文献整理业已出版了8亿字的丰硕成果。2800万字的《李鸿章全集》、800册影印《清代诗文集汇编》，清朝全国的职官名录和上万科举人物的资料，清代粮价表，清代高官、商人、学者的文集日记，各种稿本抄本、谱牒、人物志、家族著述、乡镇旧志、商团档案……暗绿色封面的清史《文献丛刊》，在资料室高高的书架上，一本本整齐地排列着，向世人呈现它古老又崭新的面貌。2010年，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上它们凝聚着清史专家们无尽的心血，不仅为学者梳理往事、解析历史真相提供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还抢救、保护、开发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增添了丰富的清代典籍。在已立项的65项文献整理项目中，目前已完成近半数。如遇规模较大、标点耗时，而工程又急需的文献，便采取影印出版的方式；更多的文献则是通过版本选择、校勘、标点、注释、补遗等，进行全面归整。这些成果不仅通过现代排印和影印技术出版，同时进入数字化库，做到真正的代代相传。

    在清人文集中，除了《李鸿章全集》，还先后出版了陈宝箴、汪中、黄遵宪、翁同龢、张之洞等名人的文集或全集，袁世凯、祁隽藻、章炳麟、张謇等人的文集也在紧张地整理之中。还有清人日记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如《清史丛刊》中的《恽毓鼎澄斋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而清史文献整理的最大项目《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启动，更是史无前例，《清代诗文集汇编》已全部影印出版，共800册收录包括皇帝在内的清代3400多人的诗文集4000余种，总计4亿字。《清代诗文集汇编》所收书目，都是在清代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具有很大影响或极具史料文献价值的个人诗文，囊括诗词文赋、传记碑铭、书启奏议和题跋赠序等各种体裁，非常之全面；所收书籍绝大多数是首次公开出版，有些抄本、稿本经过抢救才得以面世，弥足珍贵。

    清史工程非常浩大，10年的编纂时间实在太短了。修改、打磨，再修改、再打磨，最终出版92卷本的《清史》巨著精品，是清史学家戴逸的心愿，也是每一位清史工作者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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