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治学境界

    后辈晚学常常会探讨学界名人的成功之道，它犹如一粒璀璨的钻石，其各个棱面都折射着锐利的光芒。戴逸所行的漫漫学术道路，大致呈现三大阶段：大器早成，中岁蹉跎，晚年达到巅峰。对此，戴逸的几位学生都有不同角度的解析：

    在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罗明教授眼里，“戴老师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两个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说他有非常结实的文史底子，阐发见识有厚度，青年时代就得到诸位史学前辈的赏识不是偶然的。通是说他学识广博，不狭窄，目前高校的学科教育就存在窄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任总编辑王俊义认为，“戴老师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方面的贯通，一是纵向的前后通，按史学界通行的划分，清史以1840年为界划归两端，之前为古代史，之后为近代史，以往是两批人分头搞，戴老师则前后都搞。二是从横向左右通，他编撰《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

    戴逸的女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深有感受，“戴老师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大家，他的旧学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旧学不一样，他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但又和我们这些在新中国长大的学者也不同，我们没有那种坚实的文史哲功底，这也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

    ……

    当戴逸本人被问及“成功法则”时，他认真思索后总结为“四字境界”：勤、苦、乐、迷，这四个境界贯通串联，循环往复，筑起一条成才之路。

    成才之路的第一种境界是“勤”。回顾治学的经历，戴逸认为做学问没有捷径，靠的是勤奋，“勤”字首当其冲。“书山有路勤为径”，古今中外学有所成的都是勤奋刻苦的有心人。“业精于勤荒于嬉”，说的正是做学问要爱惜光阴，全神贯注，摈弃干扰，不能以天赋来替代勤奋，坚持不懈才是最关键的。宋朝王安石所著的《伤仲永》，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没有后天的培养和主观的努力，长大后只能庸碌无成。可见，仅有天分却不用功不可能成才，而天赋平常若能勤学苦读，也可以在专业领域里做出贡献。做学问的四勤为眼勤、耳勤、手勤、腿勤：眼勤，要多看书；耳勤，要多听老师的教诲、同学的讨论、大家的意见；手勤，要勤于记录，勤于思考，勤于写作；腿勤，要勤于跑图书馆，勤于查资料，勤于参加各种学习活动。如此这般，才能打下扎实的基础，奠定攀登的基石。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和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成才之路的第二种境界是“苦”。“学海无涯苦作舟”，治学是在茫茫的大海中航行，坐在用“苦”字打制成的一叶小舟上，才能到达“乐”的彼岸。勤奋必然会很辛苦，书本啃不完，问题想不通，文章写不好，都会令人心神不定，苦恼情绪随之而来。这个时候就应该适当地调适身心，矫正一下情绪。但凡要学有所成，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比如娱乐活动、朋友交往、家庭琐事等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把别人用来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只有如此地“自找苦吃”，发扬“板凳需坐十年冷”的精神，才会进入另一种境界。只有忍受眼前种种困苦、寂寞，不危艰难，做出必要的牺牲，坚持到底，才能在学业上取得成功、成就学问。

    成才之路的第三种境界是“乐”。苦与乐是一对矛盾，两者相辅相成，读书之苦中有乐、苦尽甘来，正体现了苦与乐的辩证关系。古人说，“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这是因为读书自有一番乐趣，乐读于此中，可谓人生一大幸福。想想看，手执书卷，或吟咏、或默记、或回味，常年不辍，自然能心领神会，达到精神上的慰藉。譬如阅读历史书籍，一方书斋，青灯相伴，便可与古今中外的伟人们促膝谈心，感受他们不为人知的喜怒哀乐，感悟他们在人类共同面临的许多问题时所做出的思考和抉择，个中乐趣是不亲近书本之辈体会不到的。尤其当研究工作有所进展时，则会令人欢呼雀跃，被巨大的快乐所包绕，足以补偿曾忍受过的种种苦楚。做学问就要沉浸到书山之中，忘却身外之物，努力地追寻这样一种苦乐境界。也许，在他人看来是一种苦差，而自己却乐在其中，因为深知读书让精神更加愉悦，让生活更加充实，这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成才之路的第四种境界是“迷”。从勤于读书到艰苦读书，再到乐于读书，最后就是迷于读书，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迷是一种强烈的、深厚的感情，正是“乐”到极点，自然入“迷”。如果做学问对专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一往情深如痴如醉，每时每刻都惦念着，就像《诗经》所说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全身心都专注在学业上，忘却世间事，那样日积月累，自然在各方面都超越他人，就会有所成就，对社会做出贡献。

    对于勤、苦、乐、迷这四种境界，戴逸认为做学问只要循序渐进，就能依次进入其间，就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当然“勤”是最重要的，因为做学问没有锦囊妙计，唯其勤奋学习，才能达成后面三种境界。“勤”是前提，“苦”、“乐”、“迷”是由此而来的具体感受，这种感受势必起到推动的作用。从“勤”到“苦”，到“乐”，再到“迷”，入迷之后自会更加执著追求，更加勤奋努力，就又回到“勤”字，就像是螺旋形上升，这时的“勤”已上升为更高境界，是自觉自愿的“勤”。如此循环往复，从自身持久地产生前进的动力，不断奋进，永不懈怠，才能通往成功之路。无论沿途碰到多少坎坷、多少困难，只要明确学习的目标，誓不罢休。“立志高远，贵在坚持”，正是戴逸治学经验的毕生总结。

    勤奋是成才的必要条件，那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和能力呢？对此，戴逸曾专门著文细致入微地阐述自己的看法。前人曾说，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他把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虽然含义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只是这里有着我们新时代的考虑。“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采、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位史学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德高望重的史学家对此有深切的体会，这也是对每一位青年学子的具体要求：

    首先是资料。科学研究必须重视资料，重视知识信息，历史学家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对事实材料进行归纳、分析、综合，抽引出规律，而不是从先验的概念、定义或某种框架、理论出发，也不是单凭头脑玄想。没有丰富而确凿的材料，就不能进行科学的概括……但并非要研究者穷尽所有的资料。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识、资料无穷。因此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专攻某个学科的某门专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题目去读书、研究，去收集并积累资料。人类的全部知识，是由许多学者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的结果。人类知识日益丰富，专业分工日益细密，越来越难以出现那种精通许多专业的全能式的学者了。

    因此，需要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博”和“专”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对矛盾。学问越广博，眼界越开阔，才能够高屋建瓴地思考问题，博学才能深思。但个人的认知范围有限，时间有限，不可能穷尽全部知识，只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在某个窄小的专业范围内，要求研究者的知识和资料越多越好，对资料的占有最好做到“竭泽而渔”。因此，收集、整理和积累资料是很艰苦的工作，切不可灰心丧气，要不嫌麻烦、不辞劳累、不怕挫折，要有一股韧劲，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就是前面说的“勤”和“苦”，才能积累越来越丰富的资料，使你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其次是思想。收集和积累资料只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研究工作要运用分析推理，从资料中引绎出规律……对于刚刚在研究道路上起步的人，养成思考习惯、锻炼思考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思想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锻炼思考能力，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一是要发现问题，勤于提问，善于提问，勇于提问。提出问题可能是提出科学新说的先声，有了问题，蓄积于胸，以后就会为了寻找答案而力学深思，上下求索，从而取得研究成果。二是要善于发现矛盾，追溯究竟，从而得出有价值的成果。三是要学会辩证思考，从事物的发展和相互联系中看问题，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

    此外，经常阅读思想水平高的著作，是帮助提高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径。古往今来的哲人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深入的思考，精辟的见解，严密的论证。只要认真去读这些哲人的著作，就会被一种思想的力量所吸引，领会到书中所蕴含的高度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我们学习经典著作，最重要的不是其中的个别结论，更是其思想能力。

    思考能力的锻炼是循序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重要的是要重视这个问题，遇到困难和挫折，要鼓起勇气，树立信心，不要灰心丧气。当然，每获得一些思想成果，都会有收获的乐趣在里面，这也就是前面说的“乐”。

    再是文采。研究的成果要表达出来，写成文章，这样就要讲究表达方式，力求写得通顺流畅、文采斐然。写文章发表科研成果，首先要写得明白易懂，要让大家容易理解你的研究成果，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地讲出来。文章本是写给别人看的，谁也看不懂的文章，大可不必写。现在有不少年轻人的文章晦涩难懂，这样即使你的文章很有价值，也会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没人愿意看。

    写文章是很艰苦的，一篇精彩的文章，读起来优美流畅，如行云流水，但写作时却要冥思苦想，惨淡经营。当然，才思敏捷的人也是有的，但要写出好文章，仅靠先天的聪慧是不行的，必须有后天的勤学苦练。我主张初学写作的人，对自己文章的质量要严格要求，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字斟句酌，精心推敲。写文章力求精炼，提倡写短文章。应该用简短的篇幅来表达丰富的内容，切忌用庞大的篇幅表达贫乏的内容。历史学家韩儒林先生有两句名言：“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说的是做学问要甘于清苦，甘于寂寞，甘于长期坐冷板凳；写文章要有内容，不要空话连篇。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治学的座右铭。

    还有道德。做人有做人的道德，其中即包括了做学问的道德，做学问要遵循学术行为的规范。人品和学问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衡量和评价学者的两把尺子，伟大的学者，其道德、文章均为世人所景仰。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强调。

    其一，治学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应把学术当做神圣的事业、崇高的责任，全身心地投入，不热衷名利，不畏惧困难，不追求功利，一心一意探索真理。从搜集材料、思考问题、讨论交流到撰写论著都要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不能马马虎虎，不可追逐时髦，不可趋时媚俗。引出一条史料，拈出一个证据，都要查清来历，注明出处，不信手转引，人云亦云。下一个判断，必须谨慎，证据确凿，证据不足，宁可存疑。历史学家重视的是客观事实，排除一切单凭主观的臆测和猜想，不可以为取得轰动效应而故作惊人之笔，不可以做毫无根据的翻案文章。至于有意的抄袭，剽窃，更是科研工作者所不容许的。

    其二，治学应有谦虚宽容的精神。学术上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这会妨碍自己的继续进步。真正有学问的人，总是虚怀若谷，胸襟旷达，骄傲自满就装不进新的知识。学问无止境，对自己的学问和成果，一定要清醒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充分尊重，认真听取，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使学术健康发展，不断进步。不要因为有人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而一触即跳，大发雷霆，即使有些意见听起来不甚有理，论证尚不充分，也应抱宽容的态度，允许它存在和发展。对旧权威的挑战和突破是科学发展的规律，骄傲、偏见、狭隘、保守是科学发展的大敌。

    其三，治学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研究学问是探索未知领域，追求客观真理。而真理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被大家所认同、所接受，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宣告未被大众所认同的真理会遭到许多人的误解，被斥责、唾骂，甚至遭到迫害。科学家要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为真理而献身。

    撰写历史，涉及许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常常会触犯某些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更会引起激烈的反对，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敢不敢面对事实，秉笔直书，这是对历史学家的严峻考验。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正是我国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应该抛开利害得失，排除一切干扰，坚持真理，坚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

    戴逸从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这四个方面，对历史学家提出了四项要求，只要从这些方面进行锻炼，加强修养，就可能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字字珠玑，句句真言，诚然是肺腑之言啊！戴逸还特别告诫青年学子：“一个国家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必然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历史专业的学生一定要牢记历史的意义和功能的所在，才能培养起对历史的感情，对历史的热爱，取得成就。”戴逸：《对人民大学历史学院06级新生入学的讲话》，转引自《我们眼中的戴逸先生》，2007年10月16日，人大新闻网站。

    2．难忘师德

    师恩难忘，戴逸常常跟人说起故乡的杨毅庵老师。杨老师慧眼识英才，他帮助青少年时代的戴逸奠定了文史基础，成为戴逸人生中第一位伯乐。其后，在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戴逸又被身边那些治学严谨、大家风范的名师身上闪耀的师德光辉所引导，鼓舞着行进在如山之清史中。诚然如此，戴逸在多年的教研工作中，在学生们眼里，则是一位谦和、仁义、真性情的教授，对年轻学子予以热情关注和支持，其师德光芒亦惠及他人之人生。

    王俊义是戴逸的高徒，早年的学生，后来又成为同事，在清史研究之路上亦师亦友。王俊义于50年代中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于中国革命史专业。在王俊义的印象中，这位年轻的老师行事低调、从容，不事张扬，在他身上看不出功成名就的感觉。其时，正值风华正茂的戴逸已出版了名著《中国近代史稿》，可以说在史学界已经非常有名气了。听戴逸上课是一种享受，他脸上永远挂着笑意，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很糯软，看人的目光很亲切，总有一种鼓励学生提问、交流的感觉。也难怪，他也才30出头，大不了学生几岁的，但是扎实的文史涵养令所有学生佩服。王俊义经常去请教戴老师，两人谈得很投机。毕业后，王俊义留校工作，在哲学系任助教，研读了很多中国哲学史经典原著，为日后研究清代学术打下坚实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各一方，此后清史研究小组又把两人联结在一起，在郭影秋的直接领导下一起参与了具体筹建工作。人民大学重新复校后，王俊义成为清史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员，根据自身特点，戴逸指明他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道路。在戴逸的指导下，日后王俊义参加了《简明清史》《清史人物传稿》《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等的编写工作，在学术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王俊义在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深受戴逸的教益，如今已是著名学者的他每当提起恩师，总是心怀感激之情。

    2008年，与82级第一届硕士生返校时合影

    另一位学生，则是新中国第一个历史学女博士黄爱平，担任过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瑶族女生黄爱平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戴逸。面前这位勤学好问的女生，身上有一股子韧劲，做学术靠的就是性格中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韧劲。根据黄爱平本身的知识架构，戴逸为她确定了清代学术文化史作为研究方向。导师的关怀和良好学术环境中，使得黄爱平如鱼得水。明确了研究方向之后，黄爱平对撰修《明史》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但又存诸多疑惑。她去请教导师，戴逸语重心长地说：“学术研究往往从疑问开始，既然发现了问题，就应该自己着手去把它们搞清楚。”一番话语让黄爱平豁然开朗，一时间，她废寝忘食辗转奔波于京城内外各大图书馆。获得硕士学位后，不满30岁的黄爱平又考取了清史所第一届博士研究生，仍师从戴逸。戴逸从严要求这位女弟子，最后商定把“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作为她博士论文的选题。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俨然是一座学术高峰，黄爱平知难而上。确定了选题之后，黄爱平开始广泛查找资料，以便拟订提纲再进行撰写。但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就说资料的搜集工作，非常浩瀚，又非常难求。《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帝掌控下进行编纂的一项大规模文化工程，因此其档案资料非常丰富。但是除了20世纪30年代初步整理出版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书外，更多的资料都尘封于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当时，有确切消息说，档案馆刚刚对这批档案进行了发掘和整理，编出了资料的初稿。征得该馆的同意，黄爱平得以第一个阅读这批珍贵的档案资料，摘抄了大量卡片。黄爱平研读过戴逸的名作《乾隆帝及其时代》，深知当年导师通读了多达1500卷的《高宗实录》，做了几麻袋读书笔记。在请教交流中，黄爱平知道导师对《四库全书》有相当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戴逸指点黄爱平从哪些方面去查找资料。更让黄爱平没有想到的是，戴逸把多年积累的有关《四库全书》纂修问题的资料卡片，都一并交给了她，以供研究参考。面对这一摞摞沉甸甸的资料，此中凝聚着导师经年的心血，却无私提供给自己，这样的慷慨相助令人感动至极。同时，黄爱平广泛翻阅了起居注、乾隆朝报销册、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卷宗，还有相关的文集、奏疏、笔记、函札、书目、年谱、传记、方志、实录、政书等等。正是做好了扎实的资料工作，为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给黄爱平创造良好的条件，戴逸为她写信联系学术会议，使她得以更快地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当初稿写成后，戴逸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提出了不少具体的修改意见。黄爱平每改一稿，戴逸都细心地审阅和严格地把关，这种无私的精神令黄爱平永远铭记在心。

    在戴逸的指导和启发下，黄爱平的博士论文《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终于写好了。面对厚厚的论文文稿，面对来自同行、专家、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赞誉，黄爱平深知它凝聚着导师的心血。此后，黄爱平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增补成书的同名专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出版后同样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国内外多家报刊都先后发表书评，称之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四库全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力作”。同时，该书还先后获得多种奖项，黄爱平本人也因此而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直至现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仍然广受好评，并被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四库学”领域学风转变和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对此，多年以后，黄爱平还提到导师戴逸的恩情，不仅把自己领进了学术研究的殿堂，还为自己的成长和发展铺就了一块块厚重的台阶，并总是鼓励自己去不断追求新的目标。

    正如黄爱平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发自内心地把“老师的教诲”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这种无私的教诲，在清史研究所这个大家庭温暖着每一位学子。许多在清史研究所跟戴逸读硕士、博士的学子，都在短短几年中，在学问和人生的道路上取得了重要的收获。这种收获并非仅仅是学术上的丰收，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得益，学会更好地珍惜光阴，更深入地体悟人生，更忘我地投入学业。除了必修的公共课程外，学生们更多的时间都是泡在各大图书馆里，为所学专业增添养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为他们深记导师的话语：“‘博’和‘专’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对矛盾。研究者应更多地浏览书籍，尽可能广博些，用各种知识武装自己。……‘博’能够促进‘专’，提高人的研究能力。……在某个窄小的专业范围内，要求研究者的知识和资料越多越好，对资料的占有最好做到‘竭泽而渔’。”戴逸：《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页。

    戴逸从不会按课程表的设计为学生机械地授课，在铁1号他的办公室里，一种放松而有的放矢的谈天说地，深入人心。可能不经意间，灵光一现，成了学生们研究的新的起点。正如有的学生所说，大家更多的是一种感受，感受导师那睿智的谈话，感受那满头的银丝，感受那琳琅满目的书屋，大家最渴望的就是这种感受，让你如沐春风，潜移默化。在清史研究所工作和学习的学子们，一边完成自己的研究，一边参与所里的各种项目，这种经历很锻炼人。有时，学生们在铁1号资料室里苦读苦干，废寝忘食，隔壁房间的导师同样在里面看书著述。忙碌中，鹤发童颜的戴逸会请大家去家里聚餐。当大家兴高采烈地拥进导师家门，师母刘老师在保姆的配合下，已经摆出了一桌大餐。大家围桌而坐，在一片飞舞的筷子中，其乐融融，成了多年以后的经典记忆。

    戴逸立身处世的方式和内在的心理结构，是浓重的儒家底色。他对学生宽松、宽忍，“认为宽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美德，人都有优点缺点，就是讨厌的人也有优点”。不少调皮的学生都在他的面前感化。这位令人尊敬的导师，使得学子们毕业以后，无论多忙再忙，只要出差北京就一定去看望他。每次在导师家里，坐在客厅的黑皮沙发上闲聊，学问、工作、生活无所不谈，吃饭、喝水、抽烟无所顾忌。近距离地跟导师面对面，甚至贴着他的耳朵说话，或者干脆拉着他的手说笑，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无上的幸福。其实，大家真正想念的，是那一个催人砥砺奋进的环境，那一段使人难以忘怀的时光，那一位让人毕生铭记的导师。

    3．读史有味身忘老

    粉碎“四人帮”后，重新焕发学术青春的戴逸，在事业上更为忙碌，故乡常常在梦中相会。母亲年事已高，终是离不开常熟，那里扎有她岁月的根。旅居京城多年，偶或借开会南下之际，抽空去看望母亲。那是1979年，戴逸在四川参加会议完后，回了趟常熟，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回到故里。目睹熟悉的景物，耳闻亲切的乡音，踏在故乡的青石板路上，游子的心中激情澎湃。名人辈出、书香飘溢的故土，是戴逸心中永远的挂念。解放前，戴家和瞿家是东门大街的斜对门邻居，解放后两家先后搬到小步道巷，毗邻虞阳小学，仍然是斜对门的邻居。岁月不饶人，瞿良士遗属陶桂芬早已白发苍苍，生活艰苦，以靠卖自来水为生。戴逸看到老人佝偻着背脊，风里雨里地辛劳，心里很不是滋味。

    戴逸记得小时候，自己常跟父亲去瞿家借阅书籍，还去古里村寻访著名的铁琴铜剑楼。作为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风雨飘摇中，历代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瞿氏兄弟继承家学，维系着几代书人的心血，悉心整理藏书，抄录、校跋、刊刻古籍，精心护书，不惜重金购置书籍，尤其是战乱时散失的瞿氏旧藏。私人藏书家向来不愿将藏书公示于外，但瞿氏却让图书得其所用，供读书人前往浏览、校勘、转抄、参观，翁同龢等学者当年曾在此酣畅叩问古籍。而且瞿氏独具人文关怀，不仅允许人入楼参阅，还另辟专室，供人坐读，备茶水膳食。对此，海内的有识之士更是倾心铁琴铜剑楼。解放后，瞿家第五代传人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三兄弟将历数百年精心保存下来的宋、元、明善本，全部无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化私为公，传为佳话，文化部专门颁发奖状予以褒奖。藏书之家的美德令后人肃然起敬。

    戴逸想到自己的学生乌兰其其格的父亲，正是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向他反映情况想必是最好的办法。回到北京后，戴逸马上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托乌兰其其格递交给她父亲，信中如实陈述了铁琴铜剑楼主人的历史贡献及其遗属的生活现状，希请他设法关心。乌兰夫对此非常重视，在信件上作了亲笔批示，并批转给江苏省委统战部。常熟地方上接到批文后，马上按要求进行妥善安排，给予老人每月40元的生活补贴。老人得知是戴家的儿子在帮助自己，心中甚为感激，并向戴逸的母亲表达衷心的谢意。过了几年，戴逸去苏州开完会，又顺路回常熟探亲。他了解到虽然这几年老人生活暂时得以安定，但是随着物价的上涨，原有的生活补贴显然不大够用。还听说老人目前身体不好住在医院里，自费看病，都要从生活补贴里抠着用。戴逸急他人所急，回到北京后便去找了老朋友、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戴逸向任继愈娓娓道来当年铁琴铜剑楼传人将珍藏图书捐给北京图书馆的详细经过，并说明当年北图对瞿家献书只支付了运费，其他并无分文报酬。这些可都是镇馆之宝哪！任继愈马上决定，由北京图书馆每月补助400元，直至老太太去世。

    得知老太太能够安度晚年，戴逸的心里也得到了无穷的慰藉。诚然是，书香与墨香相辅相成，化作心香瓣瓣，化作读书人的大喜悦，糅入读书人的血脉里，成就读书人的高尚情操，犹如汩汩历史，奔涌不息，源远流长……

    有道是“书山有路勤为径”，戴逸一生与书打交道，如今已届86高龄的他，仍每天看书、做笔记、写作，这已成了多年来的习惯。家里的书房，东面整面墙都是书柜，一眼望去塞得满满的，地上也堆满了一摞摞的书。一张经年的书桌上，摆放着一应办公用品：电脑、打印机、读书笔记、资料卡片、稿纸信件、摊开的书本等，2006年，在家中看得出老人随时工作的状态。还有好多好多的书，前些年家里实在书满为患，都堆放在院子另一处的“借来斋”里，去查阅也很方便。书房朝南，沙发旁、窗台上，君子兰。

    2001年，给孙子上课

    凤梨等花卉植物静静吐芳，窗外绿树成荫，是戴逸研读书籍的安然之处。这间书房，已陪伴了戴逸走过50多年之久，十多个书架都是超龄服役，在层层叠叠的书籍的重压之下，腰扭肩斜、站立不稳，幸好书架们相互支持、相互支撑，济济一堂不至于轰然塌倒。随着研究的深入，书籍肯定越积越多，桌下床边典籍遍地、书卷纵横，家中小孙儿直把书籍当堑壕，变形金刚、玩具手枪出没于书山、书城之间，一场战斗结束，书们与玩具东倒西歪，倒真像战场一样狼藉。如今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各忙各的，回忆当年书房遭遇的种种“灾难”，倒成了晚年戴逸夫妇的温馨话题。

    晚年的戴逸，继续穿行于历史的烟云之中，精神抖擞，乐此不疲。要是问他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想必他会呵呵一笑说，着眼于未来，做好当下事。这种淡泊宁静的心态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足见良好的心态决定生活的质量。

    前些年，戴逸在去外地出差途中曾遭遇车祸，头部伤得最厉害，牙齿全部被一次性更替了，耳朵也受到重创，原本不好的听力更差了，腿部也骨折了。当时单位和家人都非常担心，来医院看望的人很多。医生制定了治疗方案，但毕竟是70多岁的老人了，如此重伤实在令人担忧。没想到，戴逸反过来安慰大家，说要相信现代医学，只要通过治疗、调剂及锻炼，这些情况都会改变的。最担心的当然是夫人刘炎，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她了解在学术上玩命的戴逸，尤其是常年开夜车，身体透支得厉害，现在这个样子不知会怎么样呢？但是大家的担心是多余的，老人的生命力真是顽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理，他逐渐恢复，身体各方面情况都有所好转。要说有什么法宝，那就是读书和散步，这也是戴逸多年来的养生之道。

    中国古代对读书益于养生的问题早有研究，汉代文学家刘向甚至把书比作良药，“善读之可以医愚”。自幼爱书的戴逸，跟随父亲去对门的瞿家或者铁琴铜剑楼借阅图书，那份由书籍带来的大喜悦令他动容至今。还有那种抄书的感觉，专用的抄书纸印上墨格，书的版心印有“恬裕斋”三字，小楷落笔，内心顿时归为宁静，铁琴铜剑楼给予的正是这种大喜悦。确实，聚精会神正是养生之大法，平心静气地读书，把身心调节得恰如其分，是有益于健康的长寿之道。设想一下，静心读书时，世界仿佛安静下来，好像和良师益友在促膝谈心，心里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得到解答，足以安抚人心。当人终日拥有一种好心情，那比吃什么山珍海味都要强百倍，当可延缓衰老。

    1996年，在读书

    “读书有味身忘老”，南宋大诗人陆游对此深有感慨。对戴逸来说，真乃是“读史有味身忘老”啊！进入老年之后，戴逸专嗜清史，几乎不看其他的闲书，推掉无数的稿约，一门心思专务清史、专写清史。他自喻为一叶小舟，在浩瀚广博的清史知识海洋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养分。但是生命短暂，面对广阔无垠的大海大洋，只能弱水三千掬之一瓢。他谦虚地认为，或观其大体态势，或测其某个角落，并不能达到全真和全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在几千年前面对苍穹宇宙，发出如此感喟，也是戴逸积极面对生命的一种达观。他以自身生命之境界，阅读和研究清史，展示三百年封建王朝的际遇和命运，匆忙地奔驰过兴、盛、衰、亡的轮回，从盛世的辉煌走向末世的凄凉，其间的无数经验教训，正是历史学家需要总结留给后代世人的。戴逸对清史通透达观的理解，不正是他对生命本质的参悟吗！

    当然，久读、久坐、久视必会伤神。对此，戴逸用散步的方法来消除身体的倦怠。熟读古书的戴逸，深谙古人散步养生的道理。《黄帝内经》倡导“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主张顺应季节，并结合个体进行适宜的散步；清代养生家曹廷栋赞成平日“散步以养神”，睡前“绕室行千步，始就枕”。确实，对脑力工作者来讲，轻快的步行可缓解神经肌肉的紧张，起到镇静的功效。同时，走路能加快身体的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有助于增强思维能力。难怪历史上有许多名人都有散步的爱好，也留下很多散步养生的诗，如唐代诗人裴度有诗曰：“闲余何处觉身轻，暂脱朝衣傍水行。鸥鸟亦知人意静，故来相近不相惊。”裴度：《傍水闲行》，《全唐诗》，彭定求等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761页。宋代文学家王安石有诗曰：“春山撩乱水纵横，篱落荒畦草自生。独往独来山下路，笋舆看得绿荫成。”王安石：《台城寺侧独行》，《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11页。宋代诗人陆游则写道：“淡日轻云未快晴，涓涓沟水去无声。为怜一径新苔绿，别就墙阴取路行。”陆游：《雨后散步后园》（二首其一），《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83页。无论是漫步河边、田野还是雨后的花园，面对潺潺流水，蒙蒙青山，令人遐思万千，那份轻松快乐溢于诗外。当然，散步养生也要尊崇内心的召唤，贵在长期坚持，正如曹廷栋《养生随笔》所言，“须得一种闲暇自然之志”。

    每天傍晚，戴逸都会在居所附近散步，每次半个多小时，已坚持多年。散步能使人净化心灵、消弭俗念，具有养神安眠的功效，改善了老人常年开夜车以致白天头晕，晚上靠安眠药入睡的状况。除了散步，戴逸还爱去离家不远的北海打打太极拳，融会到众多的锻炼身体的老人们中间。但由于工作忙碌，清史编纂委员会每周至少要开一次会，便只能隔三岔五地去打上一套。工作间隙，更多的是走下楼来，在院子里的小花园赏花抚草，听听悦耳的鸟叫，舒展一下筋骨。

    此外，戴逸还有不少爱好，比如京剧，不仅拉得一手好京胡，兴之所至时，也会在家里自娱自乐，低声吟唱一段。比如围棋，尤其爱看别人下围棋，棋盘上黑白变幻、玄机灵悟，别有一番意境。当然，业余高手的他，对于老同志“炎黄杯”和“陈毅杯”的不俗成绩从不提及。平时在饮食上，戴逸像多数老人一样，口味清淡，从不吃辣，也极少吃油炸食品，偏爱吃鱼和新鲜蔬菜。老人也从不吃补品，因为不大相信，只是粗茶淡饭，平常生活。

    相濡以沫一辈子，夫人刘炎始终是戴逸的精神支柱，也是丈夫的“全职保姆”。刘炎理解丈夫的执著，理解丈夫的工作，以她哲学家的眼光看来，一辈子耕耘于清史园地，也是命运使然。她只有尽全力做好后勤工作，衣食起居样样考虑周全，只有这样丈夫才拥有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身清史工作。

    2010年，与夫人、子女合影

    一头华发，笑容可掬，每天傍晚在铁狮子胡同附近，人们都会看到有位老人背着手，悠然散步。他在这里已居住了半个多世纪，路过的人，只当他是普通的退休老人；熟悉他的街坊，当然知道老人响亮的名头。暮色中，老人的身影还是很硬朗，他为自己谱写了一曲难忘的清史人生：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站在高山之巅，凝视先人们走过的那段路程，有喧嚣的朝市，血洗的战场，也有崎岖的山径、冷漠的村庄，一幕又一幕不同的历史场景显示在眼前。

    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漂荡在汪洋大海之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生活众多的浪潮奔腾澎湃，一个个像雪花似的喷溅，缤纷多彩，目不暇接。

    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谛听一曲优美的交响曲，有金戈铁马之雄健，有缠绵悱恻之哀怨，有勇往直前之奋进，有神态自若之淡定，各种情感交替迸发，交织映现。

    ……

    戴逸的心中唯有清史，“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所言，正是谦逊的史学家心向往之的清史境界。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