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大珩进入耄耋之年以前,几乎所有关于他的文字都是这样记载着:
王大珩,1915年出生于江苏吴县……
无论是《中国人名大辞典》,还是《王大珩略传》。
但王大珩并不是在吴县出生的,也不是在江苏,甚至不是在中国。
81岁时,王大J行才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了自已的出生地。他当时迟疑了一下说:“这件事我以前从没对人讲过,尴尬明显地写在老人的脸上,他说:“事实上,我是在日本出生的。”停顿了片刻,王大珩又解释道:“是不想招惹麻烦,过去那些年的事……”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出了两个字:“难说。”
1915年2月26日,在东京国家天文台附近的一所和式住宅里,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声破门而出。门外焦急等待的父亲浑身一震,迫不及待地推门而入,与刚出来的助产士碰了个正着。迎着父亲急切询问的目光,助产士满面笑容地躬身贺道:“王先生,恭喜您得了个儿子。”
“儿子”这两个字骤然撞击在父亲的心口上,父亲惊喜地呆立了片刻,突然转身扑通一声跪在了院中。面向家乡的方向,父亲颤抖着声音喃喃述道:“苍天在上。先父先慈在上,儿不孝。自王家门庭倾覆、祖业衰败之后,儿谨从父母遗训,数年来忍辱负重、悉心求学,无暇顾及后嗣之事。今儿已年近不惑,竟以三十有八之龄喜得一子,特禀告于父母,以慰先人在天之灵。”说罢,深深叩拜在地上,泪水喷涌而出。
王家的败落是从祖父去世开始的。
清末年间,在苏州吴县那个美丽的江南小镇上,王家原本是个数得上的殷实人家。祖父经营着一个“王大元米行”米行的生意很好做,一年两季,在收获时节把农家自种的稻谷收上来,再随时卖给那些不靠土地吃饭的人们。这期间的利润足以使王家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了。
按常理,祖父只要守住这份家业,把米行的经营之道悉心传于子孙,王家便可袓辈相袭寝食无忧了。但身为商人的祖父,思想深处却似乎有着极明显的重学轻商的意识。祖父最看重的不是怎样教后人继承祖业,而是儿子们的学业。因此,王家的男孩无一例外地都在髫龄时便被送入私塾读书。祖父似乎从没想过要培养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来经商,接替自已的米行生意。若非如此,王家的败落或许也不会来得那么快了。
最能体现祖父意志的是王家老宅中的那间书斋。祖父不仅专为王家的学子们建了这个习课温书的书斋,还亲手在书斋前栽植了两丛丹桂。这位身在商贾的王家先人,想必是要取其“折桂及第”的意思,寄望于王家的后人中能有人金榜题名,由学进仕,光宗耀祖。
据说,那两丛丹桂的确生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但祖父却突然辞世了。猝然撒手人寰的祖父,没来得及对家业妻儿进行一星半点的安排。王家立刻犹如天塌地陷般地陷入一片混乱。袓母是个丈夫在世时从不曾抛头露面的小脚女人,祖父去世之后,她强忍着丧偶之痛,独自艰难地支撑着局面。勉强处理完祖父的身后事,祖母就因忧伤操劳过度而一病不起了。因家中无人能接替祖父经营米行的生意,米行就此停业。不得已之下,最终只得将米行清理变卖了。没有了米行的收入,王家很快就坐吃山空,继之而来的便是债台高筑的日子。
这是父亲记忆中最为晦暗的一段日子。他亲眼看到偌大一个王家顷刻间家财散尽,门庭冷落;亲眼看到兄弟姐妹们衣食无着,祖母终日以泪洗面;亲眼看到袓父生意场上昔日的好友们一个个逐渐冷了脸子;亲眼看到亲戚们纷纷疏远王家的妻儿在饱经世态炎凉之后,父亲终于看懂了这个世界,懂得了人必须自立自强于世的道理。这个从前无忧无虑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男孩儿,在家庭变故的重压下突然间成熟了。他决意要靠自己的力量担起家庭的重负。祖父虽未教与父亲经商之道,但毕竟留给了父亲满腹经纶,一屋诗书。凭着始终博得的先生们交口赞誉的名声,凭着一直闻名遐迩的优异学业,父亲自己开设了私塾,从此设帐授书,教训蒙童,开始了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生活。
这一年,父亲年仅16岁。
此后的几年间,王家的衰败落到了最低点。父亲的一姐两兄相继夭折,祖母也凄然辞世。父亲曾在一首诗中含泪描述王家当时的悲惨状况:
户庭冷落雀罗张,
颠沛流离事反常,
并蒂花根方泣露,
惊寒雁字又分行。
一身以外孤无助,
十载之间两悼亡。
丁口阖门凋落尽,
难将因果问穹苍。
父亲永远忘不了袓母弥留之际的情形。
窗外阴郁的黄梅雨无休止地下着,凄厉地敲打着老宅那破旧的窗棂。袓母拉住自己最倚重的小儿子的手,眼睛固执地望着窗外,嘴唇艰难地嚅动着。
父亲俯下身,费力地辨认着袓母的声音:“……切勿……自误前……前程,莫忘考取……功名……”
循着祖母的目光向窗外望去,父亲看到了祖父亲手栽下的那两丛丹桂,心中不由一惊。在王家一片衰败的景象中,只有那两丛桂树竟依然故我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吐着惊心动魄的新绿。
再回头时,祖母已经合上了双目。这个深知丈夫心性的女人,在最后的弥留之际还挣扎着按照丈夫的意愿,把那个对王家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渺茫的嘱托留给了这个王家仅存的男儿。
清末秀才八年负笈走瀛洲
袓母去世后,父亲遵从父母遗训,怀着登科及第、兴家立业的梦想发奋读书,终于考取了秀才。按常理,在考取了秀才之后,父亲还应该接着考下去,在科举的道路上继续攀缘,直至重振王家门庭。但就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1894年9月,中日两国在黄海展开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海战,这场战争彻底摧毁了北洋水师,彻底摧毁了大清帝国的尊严,也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虽然历次都是以中国的失败和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但每当硝烟散尽,朝野上下在经受过一阵惊吓和经历过一番争吵之后,便很快就会恢复老样子,依旧是文恬武嬉,歌舞升平。而甲午战争则与以往大不相同。这场战争的对手并不是英吉利,不是法兰西,不是那些西方的庞然大物,而是历来被中国人瞧不上眼的“小日本儿”!在甲午战争中,蕞尔日本竟“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丧矣”!当甲午海战的最后一役——威海卫海战彻底失败后,当北洋水师残存的10艘战舰统统降下大清的龙旗被编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时,当“康洛”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等6具灵柩在汽笛的哀鸣声中凄然返回的时候,中国在剧痛中颤抖了。
这场战争惊醒了父亲的科举梦,动摇了父亲继续走科举道路的决心。接下来发生在清末科举场上的两件事,又对父亲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康有为弃官变法。康有为在考取了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官职后,却拒绝到任就职,全力投入到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中去了。二是张謇弃官办厂。出身于农家的张謇是戊戌年间的新科头名状元,在经历了十几年寒窗之苦终于高中了之后,张謇却毅然弃官,回家乡南通筹办“大生纱厂”,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康有为和张謇都是当时最具才华、名气极盛的举子。他们鄙视清王朝封建科举制度的行动,强烈地冲击了封建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科举取士的传统观念。
他们各自所走的道路也集中地代表了知识分子们在甲午战争后纷纷选择的两个主要方向:一是变法维新,走促进社会制度变革的道路;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坚持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纤。
父亲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只身漂泊在外四处求学期间,父亲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也切切实实增长了许多见识,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就是在这时,父亲开始接触到了“西学”接触到了“西学”中的一些新的观念。父亲立刻就被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吸引住了,他对“西学”中的算学、物理学等自然学科尤为感兴趣。父亲发现,在中国人还在遵从袓宗的遗训亦步亦趋地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的时候,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父亲痛感自己袓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在父亲看来,中国之所以挨打就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
甲午战争激发了父亲的爱国热忱和忧患意识,也使父亲对“国盛家兴、国破家亡”的道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父亲由此开始对只重经学辞章不讲现代科学的封建“旧学”产生了怀疑,对自已努力跻身其中的科举道路产生了怀疑,进而对自已求学的目的产生了怀疑。父亲最终还是摒弃了兴家立业的个人奋斗目标,完全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下决心要留学东洋,向敌国学得一技之长,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这一思想转变在父亲的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父亲从此跳出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士取第光宗耀祖的狭隘囿制,把个人的奋斗与强国的目标结合起来了。
1907年,父亲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
清朝末年,中国相继出现过两次留学热潮。
第一次“留学潮”是在19世纪70年代,主要方向是美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部分地接受了中国人也需要“奉夷为师”向他人学习的现实,开始向美国和欧洲派出大批年轻的留学人员,先后派出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并陆续派出了80余名青年赴英国和法国等地学习军事技术。这批留学人员中后来涌现出了着名铁路工程学家詹天佑,着名煤矿、地质学家邝炳光,着名军事学家刘步蟾,着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第二次“留学潮”出现在20世纪初。这次“留学潮”的主要方向是日本。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知识分子中的忧患意识越来越强烈。面对国家衰败落后,备受外夷欺辱的现状,他们发誓要把“恨”与“学”结合起来,“习点本领,返救祖国”。为此,他们纷纷抛弃翰林进士出身,东渡日本留学,甘愿“忍耻含羞,就学仇人的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一次“留学潮”其特点就在于从这批留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赤诚爱国的革命者。大批爱国的留学生推动了20世纪初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准备了骨干力量。而留日学生始终是其间的中坚力量。在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中,留日学生的数量曾占90%以上。后来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李大钊、鲁迅、秋瑾、黄兴、邹容等人,都是20世纪初年的留日学生。
父亲刚好赶上了第二次“留学潮”,而恰恰又是赴日本留学。但父亲却似乎始终与“革命”无缘。
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是极为活跃的,留学生中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和政治团体。许多与父亲同样抱着科学救国信念的人,来到日本后都受到了这种热烈气氛的影响,纷纷加入各种组织和团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去,最终在科学救国思想的基础上朝前迈出了一步,走上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革命道路。但是,身处这种环境的父亲却一直未曾介入过任何政治团体。父亲近乎顽固地抱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不放,始终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他虽然早已对腐朽的清朝政府失去了信心,但却一直在心里存着一份幻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到袓国,以自己的所学为强国尽上一份微薄之力。父亲不相信除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有什么能使他的祖国强大起来。父亲的固执是十分惊人的,他终其一生远离政治,不肯加入任何组织。
1910年内,东京的一家报章曾刊载过一条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新闻。据这条新闻报道说,东京物理学校有一名中国籍学生,初入校时几乎一句日语都听不懂。但仅仅一年之后,这位中国留学生就在第三、第四、第五学期的考试中,连续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使学侣及校方刮目相看,交口称奇。
这条新闻引起了驻日公使汪大燮的注意。汪大燮是清朝政府派出的最后一任驻日本公使,是个以明敏谨慎着称的极爱才惜才之人。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汪大燮曾竭力协助李鸿章与日本人交涉周旋,但最终却只得到了一个辱国签和的结局。汪大燮因此而每每痛生国弱人欺之感,不免寄希望于海外学子身上,望他们能存忧国之心而精于学业,日后可为强国安邦之才。看到报章上登载的这则消息后,汪大燮心中大喜,立刻决定见见这位让东洋人刮目相看,长中国人志气的学子。
但是,汪大燮公使遍査清政府派往日本留学的人员名单,却没有从中发现这个学生的名字。汪公使心中不免疑惑,决计亲自到东京物理学校寻访。当汪公使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中国留学生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学生已经穷困潦倒,正在做辕学准备呢。
当这个学生站在汪公使面前的时候,他的心不由微微一沉:面前的中国学生身材瘦弱,面色蜡黄,一眼望去便能看出他极度劳作的疲惫和长期缺乏营养的衰弱,只有双目似乎还蓄着精气,不时射出一道灼热的光。这是个自费留学生,而且是个没有任何家庭资助,全靠打工一边养活自已一边支付学费的穷学生。
汪公使与这个学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令他惊讶的是,这个学生对自己在日本的艰苦生活和目前的困境竟没有丝毫的抱怨。他说自已已经苦惯了。他告诉汪公使,当初自己为了积攒资金来日本留学,几近沦为乞讨的地步。有很长的时间,他是靠在餐馆捡剩饭来充饥的,他几乎整整吃了两年的馊饭。他说生活上再苦再难自己也能忍受,他最受不了的就是身为中国人要处处受到日本人的欺负。他说他吃得下苦,咽得下难,却独独忍不下那份民族自尊心的屈辱!说到动情处,留学生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汪公使也不禁动容了。同为炎黄子孙,他理解中国留学生内心的痛苦。同在异国他乡,他更了解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处境。1894年那场使中国遭受惨败的甲午战争,使偌大一个中华民族在日本人眼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日本人的大和民族优越意识开始迅速膨胀,他们再也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了。他们认为对沦为战败国的中国人是可以随意欺辱的。那时,中国留学生常常在街头被日本人追赶辱骂。日本人骂中国人是“支那崽”,称留着长辫的中国人是“膝尾猪”嘲笑中国人脑袋后面拖着的那根辫子是“猪尾巴”大批中国留学生就是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忍耻含羞,悉心求学的。他们年复一年地默默忍受屈辱,只为了有一天能以自已的所学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
与汪大燮公使的这次长谈改变了这个留学生的境遇。汪公使回去后,立刻为这个留学生申请补办了官费留学,使他终于得以摆脱始终缠绕着他的生存困境,能够专心致志地埋头于学业了。
一年后,这个留学生以优异的成绩于东京物理学校毕业,并在东京物理学校校长的亲自举荐下,进入了日本中央气象台,虹作边继续深造。
这个虽穷困潦倒却仍旧矢志不渝的留学生就是父亲。
父亲的生活安定下来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就把母亲接到了日本,夫妻二人难得地过上了忙碌而宁静的生活。就在这时,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日本。这个消息令父亲激动万分,看到那个腐朽的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了,父亲欣喜若狂,立刻萌生了回国的念头。虽然在日本的生活很稳定,但这里毕竟是异国他乡。有一种东西在心中涌动着,父亲知道那是激情,是渴望集多年所学,为自已的国家做事的激情。
1915年9月,一艘轮船驶离日本岛,向中国海域驶去。
王大珩刚满6个月,父亲就迫不及待地携妻带子回国了。在双脚踏上这块朝思暮想的陆地的一刹那,父亲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这就是那片让他爱之真切又恨之真切的土地;这就是那个曾给他带来无数痛苦,却又永远割舍不掉的家;这就是那个8年来令他魂牵梦萦,使他为之忍辱求学的祖国!
但是,脚下的土地却并不如父亲想象的那样坚实。就在父亲的双脚踏上国土的那个时刻,这片国土正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动荡:袁世凯正在紧锣密鼓地为自己登基称帝做准备,各派力量正在加紧扩张自已的势力范围,反袁武装正在悄然兴起,各系军阀也正在做着倒袁之后分享中央权力的准备……
父亲带着梦想回来了。此时父亲还不知道,在这片支离破碎的国土上,根本就无法实现他的梦想。
归国的失意
回国后的父亲始终郁郁而未能得志。
开始,教育部分配父亲去偏远的吉林一中当物理教员,父亲就去了,毫无怨言,干得有声有色。不到一年,有关方面又调父亲到北京中央观象台工作,父亲就来了,兴致勃勃,做得竭心尽力。当时,国内搞天文气象学的条件十分落后,由于国内科研及工业水平很低,没有能力自己制造精密仪器,使用的大多是一些人家早已淘汰了的残缺落后的仪器设备。为了改变我国天文气象学的落后状况,父亲就亲自动手,改进设备并自行设计研制各种仪器。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父亲想方设法竟成功地研制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风力计。
但是,当时国家动乱、时局不稳。民国初年的几次政权变易,使各系军阀乘机兴起,导致连年军阀混战。在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经费匮乏的中央观象台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只能维持现状。勉强维持到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央观象台就窘迫地连职员的薪水都无力支付了。那年,为了使大家能过个年,中央观象台居然当掉了一台天文钟!观象台不得不关闭了。
父亲因此失业了。
对父亲来说,这一次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失业使父亲失掉的不仅仅是个饭碗,更重要的是父亲从此失去了心中那份最宝贵的热情。他之所以苦读寒窗十几年,之所以忍受了许多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之所以放弃在海外的优越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举家回国,就是想倾其所能为国家强盛尽上自已的一点微薄之力。他别无所求!然而,国家却不需要他了。父亲心中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现实,他的满腔热情终于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骤然熄灭了。
1929年,失业了两年之久的父亲转到青岛观象台工作,专司天气预报。此时,父亲已年过五十。在经历了命运的坎坷之后,父亲的思想上出现了一种躲避世事,听天由命的倾向。他开始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围棋对弈和诗词书画上。父亲在这时的诗中吟道:
子云老去不迁官,得失由天总达观。嗜弈也能忘理乱,吟诗并不碍穷酸。
表面上看,父亲在青岛的日子过得很是自得其乐,父亲参加了青岛倶乐部的围棋和诗词书画两个组的活动。每有余暇便沉浸在举棋对弈,吟诗挥毫之中。但是,即便从诗作中也能看出,父亲的内心深处并非如表面那样平静,父亲的“嗜弈”其实是为了“忘理乱”
毕竟,父亲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他通晓日、德、英三国文字,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基础,有丰富的天文气象实践经验。他以自己半生的辛苦积累起这些学识,原本并不是为了过眼前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的!父亲并不甘心就此消沉下去,他开始试着着手把学识用在着书立说上。那几年间,父亲花费了大量精力,陆续编译出了《近世地震学》《气象器械学》《数理气象学》《数理天文学》《地磁学》《质点及刚体力学》六部着作。但是,这些书稿几经周折,最终只有《近世地震学》和《气象器械学》两本书出版了。其他几部书稿均以销路不广为由,被拒绝出版而退稿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父亲再度失业。退稿和再度失业的双重打击,使父亲从此对一切都心灰意冷了。
生分的父子
王大珩跟父杂分得很,他不喜欢父亲,不喜欢。
父亲脸硬,不会笑,一副老式的圆眼镜冷冰冰地悬挂在脸上,把窄面孔遮盖得所剩无几,厚镜片上永远反射着一层凛厉的光,令人望而生畏。父亲脸上最触目的是几道级向的纹路,刀刻般的,很古板僵硬,也很深刻沧桑。
父亲在中央观象台工作时,还兼着北师大的课,讲天文气象学,也讲流体力学。因此父亲很忙,整日早出晚归、来去匆匆。王大衔巴不得父亲忙。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家最像家。可以满屋子乱串,满院子乱跑。可以毫无顾忌地说笑,无拘无束地吵闹。但只要父亲一回来,家就不是家了。所有的人都赶紧把小心揣在怀里,踮起脚尖走路,瞅着眼色说话。
王大珩最怕的就是父亲在一旁看着他写大字。父亲不说话,只森严地往后面一站,他便知道又有巴掌伺候着了,立刻如芒在背,浑身都透着不自在。父亲的巴掌殷勤得很,只要头稍微歪一歪,巴掌立刻就会准确地扇将过来,准能一掌将脖子扳直。若是拿毛笔的姿势不正或是哪个字没写好,巴掌也会毫不留情地及时劈将下去,准打得笔飞墨溅,满桌开花。王大珩还怕父亲给指点功课。父亲指点功课极缺乏耐心,凡他讲过一遍的东西就不允许记不住,凡他认为简单的东西就不允许听不懂。据说,父亲在北师大上课时,就常常因为嫌学生愚笨而在课堂上大发雷霆,常有一气之下索性掩卷拂袖而去的举动。自已的一群儿女,父亲一个也没看上眼儿,统统斥之为“丙才”。只有王大珩这个儿子,父亲还认为勉强算得上是稍具灵气,尚数可指教之列。
是母亲首先发现了王大衔的灵气。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苏州兰陵女学。与父亲结婚前,母亲曾在上海幼稚园当过老师。她知书达理,且弹得一手好风琴。起初,母亲只是在闲暇时随便教王大珩认几个字,却发现儿子竟过目不忘,没有多久就学会了上千个汉字和简单的算术了。母亲告诉父亲,父亲不信,把王大珩叫来当面考问,竟从容应对,无半点差错。父亲盯着王大珩看了一会儿,当即毫不迟疑地撇下了三个字:上学去!
这一年,王大珩刚刚5岁。
王大珩不敢不遵从父亲的命令,母亲也不敢。当儿子牵着母亲的手,怯生生地走进孔德学校的考场时,在场的人禁不住都笑了。王大珩长得实在太瘦小了,他看上去只有4岁的模样。
可是,待到考过了王大珩之后,所有先生都不由大大地惊讶了,这个小男孩儿几乎能对答如流,完全达到了小学一年级毕业的程度。校方当即决定让王大珩直接上二年级。
5岁的王大珩刚上学就大大地露了一回怯。第一堂是图画课,王大珩除了家里的小房子以外,什么也不会画,母亲没教过。王大珩看着面前那张白纸就想哭,就在心里把父亲恨了一回又一回。第二堂是算学课。算学课王大珩不怕了,但老师让王大珩上黑板答题。王大珩个子太矮,怎么也够不着黑板上的题,就有同学嗤嗤地笑。老师只好搬了个板凳,让王大珩站到板凳上去写,同学们就忍不住一齐哄堂大笑起来。王大珩难为情地被迫站到板凳上,一边答题,一边就又在心里把父亲恨了无数回。
王大珩不喜欢父亲还因为在父亲那里从来讨不到夸奖。父亲从不夸奖儿子,无论考试成绩多好,无论得多少个第一。父亲对儿子最满意的表示,就是表情生硬地吐出一句地道的苏州话:“考胚!”那意思分明是说儿子只不过是个适合考试的“胚子”而已。即便是考上清华大学和“庚款留学生”的时候,父亲也只是摆出这么一副脸子,赏给这么一句苏州话。王大珩始终也没琢磨透,在“考胚”这句话里,父亲的褒贬成分到底哪个更多一些呢?
小学四年级时,先生曾出过一道“鸡兔同笼题”这是一道中国民间传统数学题目。说的是一个笼子养了许多鸡和兔子,只知道鸡兔加在一起共有100条腿,问究竟养了多少兔子多少鸡?全学年的学生中只有王大珩一个人答对了。王大珩在同学中间出足了风头,意犹未尽地一溜烟跑回家,立刻兴致勃勃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父亲无动于衷地听完后,只吩咐儿子把计算方法复述一遍。待到儿子得意扬扬地复述了一遍之后,父亲的脸色已经阴沉地拧得出水了。
“不对!”父亲断然打断了儿子。
“先生说……”儿子刚想解释,父亲却一下子火了:“说什么?!告诉你不对,就是不对!”
儿子傻眼儿了,不知所措地望着父亲。
“你以为得数对了就是对了?!”父亲瞪着儿子问。
儿子没敢搭茬,但心里不服:本来先生就说对了嘛!
“知道吗,你的思路不对,计算过程错了。这说明你根本没搞懂,得数对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接着,父亲详细地为儿子讲解了这道题。看到儿子真正理解了之后,父亲便背着手边踱步子边开始了训斥。
“学子最忌什么你知道吗?”父亲厉声问道。见儿子羞得满面通红说不出话来,又接着训道:“最忌骄、躁二字!骄则浮华不实,躁则浅尝辄止。你小小年纪胸无点墨,还未学得一星半点学识,就先有了骄躁之气。如此下去,何以长进、何以长进啊?!”
儿子无言以对,惭愧地低下了头。
直到长大以后,王大珩才懂得父亲一直是有意压着自己。
王大珩虽然表面上文文静静的,似乎还显得有些懦弱,特别是在父亲面前,老实得简直就像个避猫鼠,但父亲知道儿子其实一点儿也不老实,儿子看起来挺蔫,实际上很淘,是那种典型的“蔫淘”。不压着点儿,儿子就常会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事。有一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自选题,王大珩不做作文,却可着卷子在上面画了一张老师的人头像,还强词夺理地说什么是老师让自选的,老师念他学习好才把他放过了。还有一次,王大珩淘气淘出了新花样,竟敢在上课前把糨糊抹在了门上,害得老师开门时粘了一手糨糊。这下老师可气极了,把王大珩叫到前面,二话不说,怜起戒尺就打了一顿手板。那时候,用戒尺打手板是对学生最严厉的惩罚了。王大珩在那以前因学习成绩突出一直被公认为是学校里的“小圣人”一般情况下,小圣人的名字在学校出现总是受表扬,大家都听惯了,因此“小圣人被打手板”就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在全校上下传得沸沸扬扬。上中学时,王大J行还曾因与同学们一起闹风潮,差点被学校除名,也是因了学习好,再加上父亲的交涉才得以平息下来。父亲明白儿子虽聪慧过人但很淘气,不压着点J识会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但似乎父亲始终也没明白,儿子的老实其实是被父亲压抑出来的,儿子的淘气其实也是被父亲压抑出来的。也许是因为在家里、在父亲面前太压抑了的缘故’王大珩一到外面就格外地喜欢向权威挑衅,喜欢在向权威挑衅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这实在题压抑的一种情绪发泄,题压抑的一种心理贩。
父亲开始关注儿子,是在发现学校的课程儿子根本吃不饱王大珩上学后不久,就做出了一件使他名声大噪的事。在所有课程中,王大珩尤其喜欢算学,也喜欢教算学的邵先生。邵先生主要教高小三年级算学,也兼一部分高小低年级的课,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王大珩很爱听。有一次,邵先生讲课讲到兴起之处,竟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高小的算学题,问哪个敢上来试着答一答。全班哑然,半天没人应声。沉默了一会儿,王大珩突然站起来,低声说自已想试试。在众目睽睽之下,王大珩踩着板凳上了黑板,竟然一点不差地把题做出来了。邵先生把个眼睛瞪得铜铃大,嘴里啧啧作响地赞个不停。他根本就没指望高小低年级有谁能做出这道题来!这道题是他给高小三年级出的,当时全班就没一个能做得出来!后来,邵先生仔细盘问原委,王大珩才吭吭哧哧地说,他嫌算学课讲得太慢了,自已总忍不住翻后面的书看。就这?邵先生问。就这。王大珩答。邵先生不禁唏嘘惊叹不已。
父亲由此开始关注儿子了。初时,父亲还只是根据学校的课程稍做一些指点,但发现儿子的确有极强的接受能力后,父亲干脆抛开学校的进度,完全根据儿子的接受能力单独给儿子上数学课。越到后来,父亲就越看重儿子的数学学习了。儿子进入高中以后,正逢父亲被调到青岛工作。当时,全家还留在北京,父亲独自一人在外,生活本来就多有不便,但父亲却一定要把儿子带在身边。他坚持把儿子转到青岛读高中,跟着自己继续学习数学。
但对王大珩来说,被父亲关注无疑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父亲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式教育方式。他讲解题时,你不能不听,也不能听不懂,更不能随便提问题。你得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稍有疏忽就会招致一顿痛斥。但父亲的讲解的确总是逻辑清晰,条理分明,深入浅出。父亲的数理基础惊人的扎实。直到上大学后,王大珩每有难题也总能在父亲面前迎刃而解,不论是最基础的定理还是最复杂的难题,从不曾难倒过他。至今想起来王大珩还常感到疑惑,那些林林总总的概念怎么像是深植于父亲头脑中了一般,总是随时可以信手拈来,而且永远都是那么清晰准确。
从初中到高中,王大珩的数学课程都是由父亲把着手亲自教的。初中毕业时,王大珩已经学到了高中数学。读高中以后,王大珩早早就提前进入了大学数学的课程。整个初中和高中期间,王大珩根本不用上学校的数学课,但数学成绩却没有一次不是满分。
初中毕业时,学校举办了盛大的毕业典礼,邀请学生家长参加。那天,母亲一大早就拉着外婆,兴致勃勃地赶到学校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上最激动人心的就是颁奖仪式了。每一科只设一个奖项,只有在这科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同学才能获此殊荣。奖品很诱人,是一枚闪闪发光的银盾。当颁奖仪式开始,几位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走上领奖台的时候,全场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外婆眼神儿不好,看不清台上的人。她发现有一个长得瘦瘦小小的学生,一个人竟得了算学(数学)和科学(生物)两块银盾。就一边使劲地拍着巴掌,一边赞不绝口地对母亲唠叨着说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也不知道这是哪家的小孩子,小小模样这么灵光,一下子就得了两块银盾哩?!不得了,真是不得了!”
母亲扑哧一下乐了:“哪家的小孩子?您仔细看看,那是我们自已家的小孩子呀!那不是大珩嘛?!”
儿子眼中的抠门老子
父亲也有让儿子喜欢的时候,但很少。其实,王大珩挺喜欢听父亲讲“事儿”的。父亲高兴的时候就给儿子讲些“事儿”。说父亲讲“事儿”,是因为父亲无故事,父亲讲的都是一些算不得故事的“事儿”。有天文地理的,也有物理化学的,父亲想起什么就随口讲点什么。
有一天,父亲叫儿子端来一碗水。父亲把一根筷子插进水碗让儿子看。
“看到了吗?”父亲问。
“看到了。”儿子说。
“看到什么了?”
“一根筷子。”
“看没看出来筷子有什么不同?”
“好像……好像有点弯。”儿子怯生生地回答。
50王大珩传
“准确点!到底弯没弯?”父亲有点不耐烦地说。
儿子又仔细地看了看,回答道:“弯了,是弯了。”
父亲伸手一下提起那根筷子,举到儿子的面前问道:“看看是弯的还是直的?”
“是,是直的。”儿子有点惊讶,以为自已刚才看错了。父亲把筷子又扔回碗里说:“这回你再看看吧。”
儿子刚看了一眼就傻眼了,怎么筷子又变弯了?
父亲对着发呆的儿子一字一顿地说:“看清楚了,这叫折射,是一种光学现象。”
儿子把那根筷子拿出来放进去来来回回地摆弄了半天,这是儿子此生第一次见到的光学现象。这就叫折射?这个叫折射的东西竟能把筷子弄弯?!儿子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太有意思了。儿子从此牢牢记住了“光学”这个名词。但他怎么也不会料到,他会与这个名词打上一辈子的交道。
但在王大珩的眼里,父亲仍旧很难说是个好父亲。对父亲最深刻的记f乙莫过于“抠门儿”了。
父亲把钱,而且把得死紧。家中的钱统统都攥在父亲一个人的手心里,他对谁也放心不下。每个月,父亲只数出一点点钱交给母亲,做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父亲算计得很精,他是把母亲的操持能力也计算在内的。父亲拿出的那点钱总是只有加上母亲的操持能力,才刚刚够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而且是最低标准的生活。家中的日子于是就过得十分清苦。餐桌上见不到荤腥,常年是棒子面窝头、咸菜臭豆腐当家。偶尔,母亲若领着孩子们到泡子河边去掐点野苋菜,包上一顿菜包子吃,孩子们就会乐得十天半个月合不拢嘴。
王大拓上中学以后,每天要在外面吃一顿中午饭。父亲只给够吃一顿“苦饭”的钱。“苦饭”就是最低标准的一顿饭。王大珩曾因为看到同学们都吃“一套”一个烧饼加一根油条,就仗着胆子,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也想吃那个“一套”没想到话音未落,父亲的眼睛已经立起来了:“什么一套一套的?想得美。没有!”儿子于是再不敢多出半句。
上学在外,常有急需零用钱的时候。但从父亲手中要钱太难了,王大珩便学会了省。每天只有一顿“苦饭”钱,王大珩还从嘴里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往外抠,慢慢地也积攒下了一点零钱。他想积少成多,手里有点零用钱以备在外急用之难,也可买点自已喜欢的学习用品。但父亲是绝不允许除自己以外的任何家庭成员手中有钱的。王大珩左掖右藏,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父亲的火眼金睛。父亲发现儿子手中有钱后,大惊失色,当即严加盘问。当儿子供认这些钱是从每日两角的午餐费中省下来的以后,父亲顿时勃然大怒:“贪污!”父亲说:“你知道吗?这是地地道道的贪污!”父亲毫无怜惜之情地痛骂了儿子一顿后,就把儿子从口中省下来的那点钱悉数没收,全部塞回到自己腰包中去了。
王大珩不敢在父亲面前说“不”但实在气不过,便忍不住悄悄地反抗一下。有一次,王大珩趁父亲还没回来吃饭,偷偷地把给父亲做的鱼吃了一面,吃过后又把鱼翻过来,摆得好好的像没人动过的一样。儿子等着父亲回来的时候,一想到父亲发现有人吃了鱼后的那副气急败坏、大发雷霆的样子,就禁不住激动不已,虽然心里非常害怕,但也荡漾着一种恶作剧般的快意和满足。父亲吃饭的时候,王大珩紧张地躲在一边悄悄地观察着,没想到父亲发现后却并没有气急败坏、大发雷霆。父亲愣了一下后,只悻悻地哪囔了一句什么也就算了。儿子多少感到有些失望。
父亲最大方的一次举动是在儿子上大学之后。王大珩上清华大学以后成绩一直很突出,父亲十分高兴。兴奋之下,父亲主动提出以后儿子每月的生活费由他来额外支付,不必再从全家的生活费中出了。母亲和儿子自然都十分高兴。在此之前,儿子一直是从母亲手中领取生活费的。母亲每月精打细算只能给儿子10块大洋,其中有8块大洋用来交伙食费,剩下两块大洋用以购买学习用品和其他开销。这在当时的大学生中已经是最低水准的了。父亲提出要为儿子支付费用,大家自然皆大欢喜。这样一来,不仅儿子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补贴,母亲手中那点全家生活费也可以宽裕一点了。好不容易盼到了领生活费的日子,王大珩立刻兴冲冲地赶到父亲那儿去领钱。哪知道,此时父亲却早已过了许愿时的高兴劲儿,正在心中暗自懊悔不迭呢。见儿子真来领钱了,父亲不能食言,又不舍得拿钱,便把手中的几块大洋扒拉过来扒拉过去。比画了半天,父亲才狠了狠心,极不情愿地把几块大洋扔到儿子手里。王大珩接过来一看,顿时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父亲使了那么大的劲儿,好不容易大方了一回,到头来却只给了自已9块大洋,比原来的生活费还少了一块!
父亲对自已也抠,他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除了买书以外,从不乱花一分钱。父亲攒钱只为了一件事:买房子。对漂泊了半生的父亲来说,房子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只有搬不走、跑不掉、能遮风避雨,可蜗居自慰的房子,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给父亲带来一点稳定感。父亲是男人,是丈夫,是有着7个孩子的一家之主,他不能不为这一大家人今后的生活忧虑,不能不为全家的生计做一个长远的打算。
父亲就只好拼命地赚钱,一边做着手头的那份工作,一边在外面四处奔波兼课,能多挣一份钱是一份钱。父亲也拼命地抠钱,从老婆孩子的嘴巴里抠,从自已的身上抠,能抠出一个子儿是一个子儿。每当攒够了一笔钱,父亲就买进一点房子。然后再去赚钱,再去抠钱,再用攒下的钱去买房子。渐渐地就有了几处房子了。虽然都是些破旧的房子,但修修租了出去,也就有了一些固定的收入。
那年代,父亲的房子的确使全家一次又一次地摆脱了困境。若没有那些房子,父亲两度失业期间全家将无以度日。若没有那些房子带来的固定收入,比肩长大的7个孩子将无以维持学业,不可能一个个都读完大学。
多亏了父亲的房子。
多亏了父亲!
但王大珩却仍旧无法喜欢父亲。毕竟,父亲抠钱抠得实在是太狠了。儿子永远忘不了父亲那冷峻苛刻的神态,忘不了母亲那终日操劳的憔悴面容。
在外面,父亲是个洋派人物,会说洋话,能写洋文,做的是洋学问。但在家里,父亲却是个典型的老派人物,绝对中国式的“老爷子”。那种坐太师椅,喝盖碗茶,说句话鸡鸭鹅狗噤声,踩下脚四壁门窗乱颤的老爷。至今王大衔还常感到纳闷,父亲的洋壳壳里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抖搂不尽的长袍马褂线装书。父亲骨子里鄙薄女人,男尊女卑得很。在父亲眼里,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依靠男人生活,就得低眉顺眼地服从男人、恭恭敬敬地伺候男人。父亲从没给过母亲以应有的尊重,他似乎从不记得母亲是个知识女性,也从没把母亲那点知识当回事。在这个家里,父亲是“天”。父亲独揽家中大权,大小事概不与母亲商量。
这就苦了母亲了。在这个家里,母亲只剩了从命的份儿,操劳的份儿。从嫁给父亲的那天起,从前那个在兰陵女学读书的充满幻想的女学生,那个幼稚园里的热情活泼的女老师就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王大珩眼里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劳累的身影,是一双永远忙碌的双手,是一副永远疲惫的面孔。吃饭,父亲吃小灶,每顿一个荤菜,因为父亲要在外面做事。母亲则不吃肉菜,不吃好菜,甚至不吃菜,常常只用一块臭豆腐下饭。穿衣,尽父亲先穿,撑着门面,因为父亲要在外面做人。母亲则顾了丈夫体面,顾了孩子们整齐,单单舍了自已。母亲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
这一切,父亲似乎都看不见,都不知道。
很多年以后,大妹用自己挣的第一个月工资为母亲买了一件毛衣和一串香蕉。母亲身上穿着的毛衣是父亲早些年就穿坏了的,上面打着许多补丁,已经看不出毛衣的本色了。母亲久久地摩挲着新毛衣,粗糙的手把毛衣刮得沙沙作响。母亲说,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穿上一件新毛衣。大妹扒开一个香蕉让母亲吃,母亲尝了一小口,立刻惊讶了:“哎哟,没想到香蕉有这么好吃!”就立刻不吃了,说:“快别给我吃了,怪可惜的。”大妹的眼泪就忍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滑落下来。母亲却一直摩挲着新毛衣,一直在笑。
母亲很温顺随和,她处处听从父亲的,从不与父亲发生争执。王大珩不知道母亲是否也有过委屈和抱怨,他只知道生性随和事事依父亲的母亲有一件事却固执得出奇:母亲始终坚持要让女孩子们读书。小时候,王大珩常见母亲身上背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极辛苦地教妹妹们识字。父亲当然不以为然。父亲语气硬硬地说,男孩子读书可以供到大学,女孩子顶了天只能供到高中!母亲低着头听了,抬起头后却依旧语气平和地对妹妹们说:好好学,替妈争口气。4个妹妹都在上学前就跟母亲学会了1000个字。后来她们又在母亲的支持下,大的供小的,一个供一个地读完了大学。妹妹们参加工作后,母亲继续包揽了她们生活上的一应杂事,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妹妹们不忍,母亲还是平和地重复着那句老话:好好工作,替妈争口气。后来,大妹成了国内外着名的整形专家,二妹当上了妇产科医院院长、着名妇产科专家,三妹是科学家、微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四妹是化工厂的总工程师。四个妹妹中有两个与哥哥一起被收入了《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中,只是这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了。王大珩不知道母亲是不是真的争到了那口气。有时候王大珩会想,即便妹妹们为母亲争得了那口气,母亲此生真的就再没有属于自己的遗憾了吗?
母亲临死前得了一种怪病,关节僵硬,两只手像鸡爪子一样佝偻着,什么也不能干了。儿女们都说,母亲这个样子是生生累的。母亲操劳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王大珩就一直在心里怨恨着父亲。怨恨父亲对母亲的漠视和寡情。直到有一天,王大珩惊讶地发现,在父亲的遗诗中竟有一首专为母亲而作的诗:
莺弦再续赋桃夭,
室有贤妻慰寂寥。
偶遇天寒衣已备,
若逢我病药亲调。
女红夜课针添线,
儿辈书声暮复朝。
儒素家门先务急,
不叫生计感萧条。
在这首诗的后面,父亲特地注下了这样一句话:余妻平日恒节衣缩食,历久不渝。故余频年无内顾之忧矣。父亲充满感情地说,操劳犹赖老妻贤,操劳犹赖老妻贤啊!
王大拓突然明白了,其实父亲什么都知道,其实父亲什么都看在眼里,父亲的心里什么都有。只是即便知道了、看在眼里了、心里有了,父亲却仍旧还是那个中国式的“老爷子”,父亲的洋壳壳里还仍旧少不了长袍马褂线装书的老瓤子。
父亲是一部尘封的线装书。
自题挽联抱憾而终
父亲直到晚年才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春天。
解放以后,父亲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此时社会安宁,生活稳定,儿女们也早已各自成家立业,父亲终于可以心无挂碍地颐养天年了。但父亲却常常郁郁不乐,他在诗作中感叹道:“……而今一事犹惆怅,学业荒芜两鬓丝。”父亲对自己此生不能学而有为始终在心中存着一份深深的遗憾。
1956年初春的一天,突然有一位客人来家中拜望父亲。拜访者是我国着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顾颉刚是母亲的外甥,他此行是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专门请父亲出山,担纲为中科院编译校正中国古历法和古天文学的重任的。
中国的古历法和古天文学源远流长,但其中很多名词与现在不对应,有些数据不同,计算方法也不一样。而且,经过历代人的刻简转抄,书中留下了很多勘误,这些都为现代人研究古历法和古天文学带来了诸多不便。编译校正这些古籍之人,不仅要具有极好的古文基础,还要有精深的天文历法及物理知识。但这两者兼而有之的人并不是很多。顾颉刚因此想到了自已博学多才的姨父,向中科院推荐了父亲。
听罢顾颉刚的来意后,父亲沉吟了许久没有说话。
顾颉刚的心中不免忐忑。一者,他深知老人个性极强。在日伪时期,老人宁肯失业也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曾使出面请他执教的社会名士十分难堪。再者,中科院已明确聘的是兼职研究员,说白了就是只做工作而不付薪水报酬的人。对此,老人能不做计较吗?三者,老人已年近八十,进入享乐天年之龄。他能愿意耗费晚年的心血,去做这种无名无利之事吗?想到这里,顾颉刚就觉得心里毫无底数了。
沉吟了一会儿后,父亲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他一把抓住顾颉刚的手,使劲地晃动着说:“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你为我觅得这样一个机会!”说罢,仰天长叹道:“我能在晚年为国尽微薄之力,则死而无憾矣!”
父亲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充实的那段晚年生活。每天早上,父亲四点钟准时起床,在黎明的静谧中便秉烛执笔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用现代科学解释古代的东西,是一件十分繁杂艰苦的工作。那些天文历法中的数据计算起来非常麻烦,常常需要计算到小数点后的几位数。父亲便抱着算盘,一连几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核算数据。每一个数据都要反复核算许多遍,直到准确无误方才罢休。无论寒冬酷暑,父亲房中那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却总是准时响起,从未中止过。
从79岁到85岁,父亲用了6年时间对各史律历志中的历法部分进行了注解,并把其集结成册,编译出《中国古历通解》一书的初稿。在此期间,父亲还撰写了许多天文学方面的论文,其中一篇曾被1961年召开的全国天文学会采用。这篇用文言文写成的学术论文,后来由父亲的学生翻译成白话文后,在学术杂志上刊载出来。
1960年,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为了表彰父亲在天文历法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为父亲颁发了一面大锦旗。锦旗上写着: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科学史研究工作奋勇当先,
无条件地贡献全部知识和力量,堪称社会主义模范老人。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谨赠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曰
授旗的那一天,是父亲此生最盛大的节日。父亲第一次在儿孙们的簇拥下来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全家福。照片上,锦旗置于中央最醒目的位置,父亲和母亲端坐在锦旗两侧。父亲的脸微昂着,脸上流露出自信的神情。
《中国古历面》一书编撰完成以后,父亲发现有必要再写一本书,对《通解》中的许多未尽事宜进行“补遗”。父亲毫不迟疑地立刻开始着手“补遗”的准备工作。但是当“补遗”所需一应材准备纤,正要开始动笔的时候,父亲却突然病倒了。
住院期间,这位87岁高龄的老人始终念念不忘“补遗”,他在一首自寿诗中写道:
八七高龄食报施,
壮行厄运反心期。
老残年事诚哉是,
消化机能甚矣衰。理数决疑将率算,死生有命不谁欺。苍天许我微延寿,历法成书做“补遗”。
父亲还满怀希望地在诗后注道:
今幸天假吾年,得在北大病院治愈此疑难症候。俾得完成这项重要之“补遗”工作,以尽式微之贡献,未始非余晚年意外之收获。不禁欣喜若狂,爰为之特记于此诗内。
父亲重病在身之际,想的还是报效祖国。他自知死生有命,无意长生不老,只想祈求苍天能稍微延长他的寿命,让他写完《补遗》一书。父亲把“补遗”看得很重很重。在父亲看来补遗”是自己晚年的一个意外收获,并有可能成为自己此生最重要的一部着作。一生从不肯屈尊求人的父亲,竟在这里苦苦地乞求“苍天许我微延寿”希望自己能抢得时间来完成“历法成书做补遗”的工作。但苍天不解人意。父亲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了。
1964年1月5日,自知回天无力的父亲,在病榻上提笔为自己题写了一副挽联,表达了自己“补遗”不成,难以瞑目的深深遗憾之情:
人谁不死,唯晚岁虽成通解未作补遗,殊难暝目。
我赋曰归,愿儿曹各业专门稳登岗位,饶有信心。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更生老人自挽
一个月后,父亲带着深深的遗憾溘然辞世。
父亲的名字叫王应伟,字硕辅,晚年自号更生老人。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恰巧是儿子的生日。在生与死共处的这个曰子里,两个生命完成了自已的交接仪式。父亲临走之前,一定是把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那部分割舍下来,留给了儿子,留给了延续着的生命。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