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考上了三所大学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王大珩上的每一所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是赫赫有名，都有一段可与人目说的历史。

    王大珩5岁上孔德学校读书时，孔德学校建校还不到三年。这所学校是蔡元培、李石曾和北大教授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学者于1917年创办的。当时正值“五四”前后，中国的教育改革方兴未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积极从事中法两国间教育事业的交流，试图为中小学教育注入新鲜血液，就与诸位志同道合的学者共同创办了孔德学校。

    学校的名字“孔德”，取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姓。孔德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他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又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思想理论当时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年轻时的居里夫人就曾深受影响。虽然居里夫人后来并没有走上社会学的道路，而是成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居里夫人一直自称自己是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学者们用孔德的名字来为学校命名，求“科学实证”之意，无疑表明了他们进步的思想倾向。蔡元培先生曾在一篇演说中阐述孔德学校的办学宗旨：

    我们是取他注重科学的精神，研究社会组织的主义来做我们的教育的宗旨。为注重科学的精神，所以各科教学偏重实地观察，不单靠书本同教师的讲授。要偏重图画、手工、音乐和体育运动等科，给学生练习视觉、听觉……

    得新文化运动之先，孔德学校的教育带有明显的民主科学的清新色彩，许多教育举措在当时都走在了前面。在北洋教育部1919年颁令国文改国语之前，孔德学校就已经开始使用国语教科书了。当时，沈尹默、马幼渔、钱玄同、陈大齐等北大教授，还以“新教育研究会”的名义为孔德学校编写了小学一年级学生用的国语课本。课本的内容有短语、儿歌、故事等，每个字都有注音，还配有徐悲鸿画的插图。在小学一年级国语课本中先教注音字母，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

    孔德学校堪称北大的子弟学校，蔡元培任名誉校长，主持校务的是北大中文系马九先生马隅卿，沈尹默则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务长。创办之初，北大的沈尹默、马幼渔、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等许多知名教授都曾在孔德兼课。当时许多北大教职员的孩子也都在孔德读书，其中有蔡元培的女儿、胡适的孩子、钱玄同的儿子、李大钊的儿子、沈尹默的儿子、周作人的儿子等。那时孔德学校拥有超过20亩地的校舍和藏书604万册的图书馆，连鲁迅都曾到这里来借书査资料。

    孔德学校的学生中后来很是出了一些名人，钱三强、吴祖光、启功、吴祖强、于是之、石评梅、陈香梅等都曾在孔德就读。仅王大珩的班上就有钱三强和启功。当时，王大珩和启功还同桌过。虽然王大珩是每天走路上学，启功是乘皇家的轿子上学，但并不妨碍这两个不同阶层的学生相安无事地坐在孔德的同一条板凳上。大概谁也不曾想到，当年孔德学校的一条板凳上竟会坐出两位中国当代大家：一个大科学家，一个大书法家加文物鉴定家。

    初中王大珩上的是北京汇文中学。

    汇文的历史更为悠久，创建于1871年的清同治十年，是中国最早的教会中学。王大珩上汇文中学时，汇文就已经建校50多年了。当时，汇文的登籍学生不仅遍布全国各省市，甚至远及国外，有日本、朝鲜、巴西、美国、英国、俄国等多国留学生。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就是在1918年由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及通州协和女子大学合并而成的。

    汇文起初一直是由美国人当校长，王大J行进汇文之前，曾有7位美国校长在汇文任职。王大珩上汇文时，校长已经由中国人高凤山先生担任了。高凤山先生就是汇文培养出来的，他曾在汇文读书’获汇文大学文科学士。后去美国’获美国西北大学文科硕士、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人们都说，凭高凤山校长的学历，他在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或者做买卖发财，是完全可以的。还说曾有朋友请他到美国协助搞实业，但被他拒绝了。高凤山是立志要在中国办教育，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任汇文校长长达23年，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在了中等教育事业上。

    汇文的校训很出名，“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个校训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1919年为汇文中学题写的。高凤山校长职掌汇文之后，又提出了“全人教育”的办学宗旨，要求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个完全人”据说，当年汇文学校的活动非常丰富，仅运动场里就有48种运动项目。每天下午4点到6点，所有的图书馆、自修室全部锁门，不让学生待在屋子里。高凤山校长有句名言：“Astrcmgmindinastrongbody(健全的头脑只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这句名言至今还被老汇文校友们津津乐道。

    汇文的学生果然如高凤山校长期待的那样，出了很多各界精英——彭雪枫将军就是汇文的学生。他1926年转入汇文读书，还担任过中共汇文中学党支部书记。从汇文出来的革命家中还有着名的佩剑将军张克侠和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汇文在学界的名人更多，其中有科学家、教育家、作家、戏剧大师、国文大师等。据说，仅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就有30多人，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王大衔。

    王大珩在汇文初中毕业时的成缋十分优异，算学和科学两科都考了第一名，顺利进入了汇文高中。但上高中后不久，父亲就调动工作去青岛天文台了。见父亲只身去青岛，家仍旧留在北平，王大珩心里很是高兴。终于可以躲开父亲，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了。但没有想到父亲却决定把王大衔也带到青岛去，让儿子跟在自己身边，以便继续督促指导他读书。王大珩打心眼儿里不愿意跟父亲去，但他知道自己拗不过父亲，知道在这个家里谁也拗不过父亲，只好怏怏地随父亲去了青岛，进青岛的礼贤中学去读书了。

    礼贤中学是德国人理査德？维尔海尔在1900年创办的，是青岛着名的教会学校。对理査德？维尔海尔这个名字，许多中国人都会感到陌生，但若提起维尔海尔的中国名字卫礼贤，中国人就十分熟悉了。卫礼贤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汉学家。他于1899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后，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

    在中国期间，卫礼贤一直从事慈善及教育事业，并与康有为及清末学者劳乃宣等人交往甚密。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着很深刻的理解，曾在劳乃宣的帮助下将《易经》翻译成德文出版。卫礼贤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后，曾对继弗洛伊德之后在西方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的心理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卫礼贤尊孔敬儒，因此取“礼贤”二字为自已的中文名字。在青岛创办的礼贤中学，就是以他的中文名字命名的。

    因了卫礼贤，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礼贤中学就很有了些不同。最显眼的是在学校的西花园中建有一座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卫礼贤为表达自已尊崇孔夫子的意思而执意要求建造的。藏书楼中珍藏着的大量古今中外书籍，为这所普通的中学创造了浓厚的治学氛围。卫礼贤提出的办学方针是“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要求“凡入校习德文的少年，必须精通中文”，这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清朝末年，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礼贤中学也因此成为北方一所知名的新型学堂。当年，清政府因卫礼贤办学卓有成效，还曾颁御旨赏给了他四品顶戴。

    王大冲在礼贤中学读书时，卫礼贤已经回德国去了，在任的校长是着名建筑师刘铨法。刘铨法也是个很值得言说的人，他从1923年开始担任礼贤的校长，在任30年竟从没拿过一分钱的俸禄。刘铨法靠建筑设计养家糊口，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上，把礼贤中学办得有声有色。当时礼贤是青岛最好的学校，师资力量极强，教师中多有外籍人士和留学归国人员。单就王大珩班上来说，教物理课的就是一位瑞士籍物理学博士，教化学课的是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而教地理课的则是一位德国地质学博士。还有一对德国夫妇负责英语教学，丈夫是博士，王大珩记得那位妻子的英语发音十分标准，是地道的伦敦口音。在这些教师中，王大珩最喜欢的就是那位教物理的瑞士先生。这是因为瑞士先生总是能想方设法为学生们做出种种有趣的物理实验，这在当时落后的教育条件下，是其他任何同类学校都无法比拟的。回想起来，王大珩就是从那时起，喜欢上了实验，养成了动手的习惯，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2年，王大珩于礼贤高中毕业。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一口气报考了三所大学：南开大学、青岛大学和清华大学。过了不久，报上陆续刊出了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他竟被这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了。在南开大学和青岛大学的榜上，王大珩都占据着第一名；在清华大学的榜上，王大珩排在第十五名。

    “当然要上清华大学！”父亲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断然说。

    离家去清华上学之前，王大珩来向父亲辞行。父亲仍旧硬着脸，冷冷地端坐在自已的座位上，不动，也不出来为儿子送行。只是，父亲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儿子，就那样默默地看着儿子，看着儿子走出了自已的视线，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最崇敬的先生——叶企孙

    17岁的王大珩带着简单的行李，独自站在清华大学的校门前。

    他仰头看着门楣，对着出自清末要臣那桐之手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定了定神，这才迈步走了进去。进入绿荫浓重的校园，穿行在这座从前的皇家园林中间，王大珩忽然想起了考清华时的作文题目——《梦游清华园记》，不由微微笑了起来。这个题目出得好，王大珩想，它让那些渴望走进清华而又从未见过清华的学子们张开想象的翅膀，先在自己心目中的清华园里自由翱翔了一回。如今，王大珩终于走进了清华园，走进了这个自己曾经梦游过的地方，走进了这个托举自己梦想的地方。

    在报到处，王大珩看到有位先生正在接待想要上物理系的学生。每来一位学生，这位先生都是先査看分数簿，査完分数后再决定是不是给对方办手续。分数合适的简单问几句就给办手续了，看到分数不合适，就诚恳地劝说对方放弃，直言相告学物理会面临许多困难，不仅修完全部课程很难，毕业后也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结果很多想进物理系的学生都在这位先生的劝说下自动放弃了。也有个别不愿意放弃的学生，怀疑先生嫌自己分数低，缠着先生问分数。但先生就是不肯说出分数，只是一再劝说。很明显，那位先生是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学生的自尊心。王大珩忍不住悄悄问身旁的人这位先生是谁，当听说他就是叶企孙先生时，不禁十分惊讶。王大珩很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叶企孙先生，因为父亲对叶先生十分推崇，所以王大珩也一直渴望见到叶先生，没想到刚进清华园就遇到了叶企孙先生。王大珩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叶企孙先生，见先生一副文质彬彬的学者模样，说起话来多少有些口吃，但目光聪明敏锐，表情和蔼真诚。轮到王大珩时，他心里紧张极了，生怕自己会被叶先生拒绝，一时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没想到叶先生査看过分数后，只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问就给他办了手续！王大珩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才踏实下来。

    王大珩十分幸运。他进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时候，正是清华物理系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清华大学理学院集中了一大批包括叶企孙、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人在内的，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理学教授。这些教授大多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不仅授课有方、教学能力极强，还能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当时，如此强的师资阵容和能集教研与科研于一体的办学条件，在旧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实属凤毛麟角。但在清华物理1937年春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合影。

    系的所有师长中，对王大珩影响最大的还要数叶企孙先生。

    叶企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举人，曾在早期的清华学堂讲授过国学课程。叶企孙先生留学美国，获得过芝加哥大学理学博士和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期间，他就与导师合作测定出了普朗克常数数值，这一成果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了达16年之久。叶企孙是一位在学术上造诣极深的先生。他思维敏捷，教学方法灵活独到，讲课从不给学生们宣读书本上的内容。他虽有很重的上海口音而且又口吃，但却丝毫也不影响他把那些基本概念讲得清晰易懂。叶先生负责讲授的热力学是最难懂的课程之一，但他极善于把握关键，每当讲到重要的地方，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重复讲解，直到学生真正透彻理解了为止。叶先生讲课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他十分注重跟踪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注重开拓学生的眼界。他讲同一个课题，每年所举的例子都不相同，甚至不同班次的都不相同。因为他总是要在自已的讲义中随时补充进最新的例子和最近的发展成果。这种授课方式很接近国外那些高水平的教授。叶先生的考试也与众不同。他常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给学生出不同的题目。有一次考统计物理学时，叶先生给王大珩单出了一道题。他先给了王大珩一本德文版的统计物理学专着，让王大珩先把这本专着看完后，再根据专着中的论点写出一篇有自己见解的文章。接过叶先生递过来的专着时，王大珩心里直打鼓，他只在礼贤中学学过一点点的德文，凭自己那点可怜的德文底子不仅要读完这本专着，还要读出自已的见解来，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但叶先生却毫无通融余地。逼得没有办法，王大珩只好起早贪黑，整天抱着德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那本专着啃了下来。结果，这次统计物理学的考试使王大珩的德文水平在极短时间内上了一个大台阶，为王大珩打下了良好的德文基础。

    叶先生终身未娶，多年来一直是独身一人生活，身边只有一个老男佣。王大珩和同学们无事时常喜欢往叶先生处跑。虽然叶先生在为人上书卷气很浓，从没有多少客套话和格外热情的表达，但却从不令学生有冷淡和生分之感。学生们对叶先生的人格、人品有一种很深的信赖，只要碰到困难首先就会想到去找叶先生。当年，于光远是王大衔的同班同学。同学们见于光远在生活上十分拮据，就跑去找叶先生，请他帮于光远想个办法。叶先生当时并没说什么，但之后很快就为于光远找到了一份到中学代课教书的差事，让他能挣点薪水补贴生活。要知道，清华当时是不允许在读学生去外面兼职的，要上上下下做多少工作，学校才肯对于光远网开一面。但事后，叶先生对自已的努力却只字不提。

    “七七事变”后，叶先生积极支持我党在冀中根据地的抗日承活动。他通过曾给他当过助教的冀中军区供给部研究所所长熊大缜，一面介绍清华大学学生到冀中根据地参加工作，一面筹集资金为吕正操部研制黄色炸药、购买电台和医药用品。蔡元培先生曾在日记中记载过叶先生四处筹款的活动。蔡元培先生写道：致孙夫人函，由企孙携去。……企孙言平津理科大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轰炸敌军通过之桥梁，有成效。第一批经费借用清华大学备用之公款万余元，已用罄，须别筹，拟往访孙夫人，嘱作函介绍，允之。

    “一二？一运动”时，叶先生以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的身份主祭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的四烈士。他亲自出面与当时的云南省主席、昆明卫戍司令交涉，要求保护学生，允许学生抬棺游行，并积极组织法律委员会处理惨案控诉事件，伸张正义。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派飞机到北平，准备把文化界的名人接到南京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叶先生都在拟接人员名单之内，但叶先生却没有和梅贻琦一起走。叶先生早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对共产党抱着深切的希望，他拒绝了国民党的邀请，毅然留下来等待北平解放。

    但后来，叶先生却在“文革”期间因熊大缜的冤案受牵连，被投入了监狱。

    熊大缜是叶先生的助教，清华有名的才子。当年熊大缜本来已经准备去德国留学了，但“七七事变”后，这个热血青年却放弃一切去了冀中根据地，参加了抗日的队伍。当时，熊大缜在吕正操手下当供给部部长，所需的很多人才和物资都是通过叶企孙先生帮助解决的。但1939年，熊大缜却在働奸运动中被污为特务杀害了，年仅26岁。叶先生与熊大缜情同父子，他了解熊大缜，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有才气、有活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叶先生从来就不相信熊大缜会是特务。

    叶企孙先生被放出来之后，王大珩去看望他。记得那是一个秋末冬初的夜晚，王大珩小心翼翼地敲响了叶先生那清冷的家门。等了很久，叶先生才弓着身子出来开门。与先生四目相望的那一刻，王大珩哽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许多年没见面，如今先生面容憔悴，表情木然，举止迟缓，目光中的灵动已全然不见了。王大珩知道先生这些年受了很多的苦，但还是没想到先生的变化竟会这么大。师生二人没有任何客套式的寒暄，只默默地相引着走进房间。

    叶先生告诉王大珩，自已因为熊大缜的牵连，被怀疑是国民党CC特务，在监狱关押了一年多。现在虽然释放了，但仍处于继续接受审査的阶段。

    王大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熊大缜是王大珩的学长，他虽然不了解熊大缜，但这位当年名满清华的才子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王大珩至今还记得熊大缜那英俊开朗的容貌，记得他在校园各项活动中活跃的身影。与叶先生一样，王大珩也不相信熊大缜是特务。他不相信一个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的人会是特务，不相信一个为救国而甘愿放弃个人前途的人会是特务，不相信一个把自己的先生、同学都吸引到抗日阵营中的人会是特务。听说熊大缜在被处死前竟提出不要枪毙他，他宁肯被石头砸死好省下子弹去杀日本鬼子。王大珩怎么也无法相信做出这种壮举的人会是特务！

    师生二人相对而坐，许久无言。

    正是秋冬之交的落寞时节，窗外瑟瑟的秋风把枯叶操纵得漫天飞舞，初冬的寒意趁机推搡着门窗，从破败的缝隙中哄挤进来，肆虐地占据了一切空间，心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拥堵得满满的。

    冷，他们都感到了一种沁入骨髓的冷。

    离开叶先生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走出大门外，王大珩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黑暗中久久地伫立着先生那郁郁的孤独身影。先生是明显地衰老了。那一刻，王大珩心里突然有些惶然，他为先生担忧，不知道先生独自一人能否平安地走过这个凛冽的严冬，不知道前面等待先生的还有些什么。

    那以后，有关先生的消息就越来越糟糕了。有传言说先生的精神越来越差，甚至干脆就说先生疯了，说看到先生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后来，就得到了先生病逝的消息。

    叶企孙先生的问题至死也没能搞清楚。直到1986年，有关方面为熊大缜平反昭雪，叶先生的问题才随之得到了解决。只是此时，熊大缜已默默含冤九泉近半个世纪之久，叶先生也已故去几年了。

    81岁时，王大珩在接受采访时曾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在您一生中，哪位先生对您的影响最大？

    叶企孙叶先生。

    他对您的影响是否主要是在治学方面？

    不！不仅是做学问，更主要的是做人。

    做人？

    对，做人。叶先生做人真诚正直，不温不火。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从不哗众取宠，也绝不趋炎附势。

    您最钦佩叶先生的是什么？

    他有一颗诚挚的爱国之心。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倾尽自已全力去做，而且无怨无悔。我常记起与叶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即便在那个时候，即使是面对我，叶先生也没有一句怨言。

    最要好的同学一钱三强

    在清华的所有同学中，王大珩最要好的就数钱三强了。王大珩与钱三强相识70载，两度同窗，终生相交。在王大珩一生中的几个关键的转折时刻，钱三强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他们两人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80年代以后，王大珩从长春调到北京。当时，中科院有两处宿舍可供王大珩挑选。一处在三里河，一处在中关村。两处相比，三里河地理位置好，离市区近一些，房子面积也大。都以为王大珩肯定会要三里河的房子，没想到王大珩却同老伴商量说，就住中关村吧，三强他们都住在中关村，离三强近一点，互相走动起来方便。就把家搬到了离市区较远，房子较差的中关村。

    每当提起这件事，王大珩的老伴常温厚地笑他说：“纤是这个样子的，恋群，恋老朋友。恋得很呐！”

    上大学后，直到三年级以前，王大珩和钱三强两人还谁都不知道，他们以前就曾经做过同学。大三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了。有一次，他俩坐在窗台上闲聊。聊着聊着，两人突然发现，他们都曾在孔德学校读过书，而且是在同一个班级！他们不由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同学几年，互相会没有一点印象呢？说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问题出在他们各自的名字上。钱三强的名字是后改的，他在孔德学校时的名字叫钱秉1936年夏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合影。

    穹。后来，是他自己为了自励自勉，执意更名为“三强”的。王大珩自然不会知道钱三强就是在孔德学校时坐在后面那个高个子同学钱秉穹了。而王大珩在孔德学校时，是一直被同学们错称为“王大行”的。王大珩名字中的“冲”字太生僻，初上学时，同学们都不认识，就随便读作了“行”。反正名字已经叫开了，王大珩也就将错就错没去纠正。因此，在钱三强的印象中，他的孔德同学里当然只有一个叫王大行的年纪最小的同学，而没有一个叫王大珩的了。

    最初引起王大珩注意的是钱三强那不同于自己的灵活的学习方法和活跃的思维能力。上大学后，王大珩一直是班上公认的好学生，书读得扎实，考试成绩也好。钱三强的成绩虽然不及王大珩，但钱三强读书多，知识面广，思维十分活跃。第一年普通物理课程结束时，先生从下一步将要学习的课程中找出了几道难题，让学生们自己去琢磨推敲。开始王大珩一头钻进了死胡同，思路一直打不开。正在王大珩死抠死算怎么也解不开这几道题的时候，碰巧钱三强与王大珩谈起了他最近读到的几本相关的书，谈起了书中最使他感兴趣的一些论点和自已的体会。虽然，钱三强谈的问题与王大珩所做的题目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的思维方式和论点却提醒了王大珩。与钱三强谈过话后，王大珩发现自己的思路仿佛突然间打开了，很快就把那几道题做了出来。从此，王大珩十分喜欢与钱三强在一起。他觉得钱三强身上有许多自己所不具备的优点。

    大学三年级时，全班10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读书会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准备一个课堂以外的题目，拿到读书会上为大家讲解。王大珩经过认真地准备，从经典材料中选择了一个热力学中与辐射有关系的题目。他的题目做得很出色，在读书会上讲得也很成功。王大珩本来觉得自已还不错，但听了钱三强做的题目后，他立刻发觉了自己的差距。当时，核物理学的研究刚刚开始，钱三强选择的就是这一先进学科中有关人工放射性方面的题目。仅从各自不同的选题上，王大珩就看出了自已与钱三强的高下之分：钱三强的眼睛总是盯着前面新的东西，热衷于了解新学科的发展方向。而自己更多的则是死读书，喜欢抠书本，钻研过去的理论。很多年以后，王大珩每当谈起这件事时，还总是真诚地说你们看看，我就是个死读书的人。

    三强比我强。三强书读得多，读得活，看问题具有创见性。”

    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往往就在于他总是能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并从别人的长处中反思自己的不足。聪明人之所以聪明，还在于他总是能及时地割舍掉自已的缺点，迅速地从别人身上吸取更多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大珩就是极聪明的一个。王大珩通过钱三强那不同于自已的新鲜、活跃、无拘无束的学习方法中，看出了自己思维中的拘谨、保守倾向。他开始认识到了父亲封建家长式教育给自已留下的阴影。

    王大拓的父亲和钱三强的父亲同为一代知识分子，又都是留日归国学生，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却截然不同。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他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编委，一直积极从事国语运动和语文改革活动。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钱玄同就与鲁迅相识，他们曾作为同学在一起听章太炎先生讲授文字学。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应钱玄同之约为《新青年》撰写的。钱玄同属于同代知识分子中思想比较活跃，对旧传统观念的反判意识比较强烈的那一部分人。因此，钱三强的家庭中的学术氛围和民主空气就比较浓。而王大冲的父亲在同代知识分子中却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传统观念和封建色彩比较浓厚的一类人。在钱三强的家里，父子可以对话，可以在一起平等地探讨问题。但在王大珩的家里，父子间是不对等的。父亲对儿子采取的是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始终在儿子面前保持着绝对权威。这两种不同的家庭氛围和教育方式必定会造就出不同的人。

    能悟出这一点，对王大珩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从此，王大珩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封建式家庭教育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可以说，这一思想的觉悟是王大衔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使王大衔能够反思家庭为自己带来的思想樊篱的束缚，使王大珩有可能突破自身的局限，为今后在科学的无垠空间里展翅翱翔打下了基础。而在这一思想的觉悟过程中，钱三强对王大珩的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1992年钱三强病逝。噩耗传来，王大珩不胜悲哀。是夜，

    对着茫茫穹宇、满目星辰，王大珩夜不能寐，思绪万千。与钱三强70载相识之情如昨日风景，历历在目。思念中，三强兄忽英姿勃勃谈笑而来，忽默默无言抽身而去。不知不觉间，清泪尽垂衣襟。少顷，王大珩翻身而起，含泪提笔，一挥而就，写下《沉痛悼念钱三强同志》诗一首，以寄哀思：

    幼自更名志气先，人道少年非等闲。四载清华攻“牛爱”，一朝出国成大贤。纷纭战火历辛苦，难得何姐结良缘。

    诚赞华夏有居里，祖国革命换人间，计穷顽敌施细菌，两研纵横继往业，原子大事奠基业，十年动乱耐磨炼，霞光照晚红灼灼，须知继业满桃李，相识七旬称莫逆，

    袖核三分创新篇。英才驰骋有地天。敢邀正义揭凶焰。一院科学展宏颜。春雷一声秉穹轩。响应改革志趣坚。赢得国际好名衔。荣哉奋拓半百年。哀悼挚友痛心弦。

    那些报国无门的颠沛曰子

    1936年，王大珩以优异的成绩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毕业时，王大珩在叶企孙先生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光学方面的论文。从表面上看，这个毕业论文似乎与王大珩后来从事光学事业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它与王大珩幼年时从水碗中看到的光学现象一样，毕竟都是王大珩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点。而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就由这许许多多看起来仿佛毫无联系的点连缀起来的。

    毕业后，王大J行先是留在清华当了半年助教，后来因考上了“史量才奖学金”，就转而读研究生了。“史量才奖学金”是当时的上海《申报》老板史量才为研究生设立的，清华大学每年只给两个名额，物理系当年只有一个名额。王大珩考得了“史量才奖学金”后，立刻转到赵忠尧先生门下读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按一般规律，王大珩今后的发展方向就是核物理学了。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王大珩理应成为一个核物理学家的。但就在这时，发生了震惊中国和世界的“七七事变”王大珩和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命运因此被改变了。

    “七七事变”的当天，王大珩正在实验室里，与赵忠尧先生一起做一个核物理中有关中子方面的实验。这突然而至的消息，如同中子弹爆炸一般，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王大珩中止手中的实验，匆匆走出实验室后才发现，华北的天空早已阴云密布，北平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蓄谋已久的日本人趁着卢沟桥头未烬的硝烟，正在迅速地从东北调集大批增援部队。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军队开始大张旗鼓地向华北集结，杀气腾腾驴扑北平。

    北平危在旦夕！华北危在旦夕！中国危在旦夕！北平城中一片混乱，商店闭市，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们四处投亲靠友，纷纷设法逃离北平。火车站、汽车站到处人山人海，车厢里、站台上挤满了急于外出逃难的人群。书是无论如何也念不下去了。王大衔与家人商议后，决定随周培源先生一起，去南方寻找出路。

    南下的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人们在过道里、甲板上席地而坐，脸上带着极度的恐慌和疲惫。上船后，王大珩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直默默地望着波涛翻卷的海面。

    正是日落时分，太阳沉重得如同灌了铅一般，正缓缓地向海面沉去。在即将被海水吞没前的一刹那，太阳突然挣扎着跳了一下，把最后的一腔热血喷射出来。一瞬间，天空明亮如昼，海水猩红似血。太阳随即便彻底沉入海中了。四周一下子暗淡了。甲板上的人们突然安静下来，很久没有人说话。沉默中，一种深切的悲痛悄悄地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人轻声唱起了歌。王大珩抬头看去，是几个东北流亡学生。那充满着忧伤的歌声一下子就把王大珩的心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接着，歌声突然激昂起来：“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当听到“流浪，流浪，整日价在流浪。……亲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你的身旁？！”的时候，王大珩眼中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泉涌般地流淌下来。

    歌声停止时，船上的人们已经哭成了一片。这首歌立刻在人们的心中唤起了共鸣。人们随着东北流亡学生唱了一遍又一遍，哭了一回又一回。那一夜，船上的人几乎一夜没睡。整整唱了一夜，哭了一”夜。

    王大J行随周培源先生全家跟着逃难的人流从天津到青岛，从青岛到上海，又从上海来到了宜兴。一路上，王大珩思绪万千，想了很多很多。过去，他只是从父亲的嘴里听说过惨烈的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屈辱，听说过A国联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但那时毕竟只是听说，没有切身的感受。现在，他亲眼看到了外夷侵略的现实，亲身体验到了亡国的威胁，这一切强烈地冲击着王大珩，父亲早年有意无意地播在他心中的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在这强烈的冲击下猛然觉醒了。

    到宜兴后，周先生准备携全家在老家宜兴暂住一段。临分手前，周先生问王大珩下一步有什么打算？王大5行脱口就说：“我要去兵工厂！”看到周先生询问的神情，王大冲解释说周先生，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现在正值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我们不是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为国家做点什么。想来想去，我能做到的可能也只有用我所学的那些东西在兵工方面尽点力了。我想请您把我介绍到兵工部门去！”王大珩的话音刚落，周培源先生一下子抓住王大珩的手，连声说道：“好！好！我这就写信！”周先生当即提笔给自己熟悉的南京弹道研究所丁所长写了一封信，推荐王大珩去那里工作。

    告别周培源先生后，王大拓匆匆赶到南京，找到了南京弹道研究所的丁所长。虽然，丁所长见了周先生的亲笔推荐信后欣然接受了王大珩。但是，仅仅一个月后，日本人就逼近了南京。王大珩还没来得及参加工作，弹道研究所就撤退了。王大珩只好随撤退的人流一路风尘转到了武汉。

    来到武汉后，王大珩暂时留在兵工厂工作。但在当时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兵工厂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眼看自已致力于兵工事业的想法付诸东流，眼看着江河沧丧却报国无门，王大珩心里十分痛苦。就在这时，传来了赴英国“庚款留学”开始招考的消息，王大珩立刻就报了名。

    赴英“庚款留学”两年招考一届，每届招收20名。1938年这一届共有400多人参加了报考。这一年的物理专业只有两个名额，一个是理论物理专业，一个是应用光学专业。王大珩因为毕业论文做的是一个光学方面的实验，又由于自己向来对物理实验极感兴趣，便报考了其中的应用光学专业。

    考场设在汉口，考试共持续了两天。一走进考场，王大珩就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很久没进考场了，他喜欢考场里那严肃认真的气氛，喜欢在考卷上挥洒自如的感觉。他甚至想起了父亲那句硬硬的苏州话：考胚！

    一展开卷子，王大珩的心立刻就平静下来了。他审视着卷面上一道道的题，从不同的出题方法和内容上，他几乎毫不费力就能猜出哪些题是出自哪位先生之手。普通物理题一定是吴有训先生出的。而光学题则肯定出自严济慈先生。……王大珩满怀信心地抽出笔，俯在考卷上沙沙沙地一路顺利答了下去。

    刚考完试，王大珩所在的兵工厂就离开武汉撤退到衡阳乡下了。衡阳的乡下很闭塞，住在那里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消息进不来，王大珩被困在乡下干着急。他心里明白，如此下去，即使自己考上了也会因为得不到消息不能按时报到而失去这个机会。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王大衔几乎彻底失望了。就在王大珩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同事突然从武汉来了。一见面，这位同事就笑呵呵地朝着王大珩嚷嚷道：“请客！请客！”说罢，塞给王大珩一张登载着录取名单的报纸。只看了一眼，王大珩就一屁股坐了下来，长长地吁了口气~他考上了，距报到时间只剩一个星期。

    王大珩离国时的情景与30年前父亲离国时的情景几乎毫无当年，父亲是在甲午战争炮火的敦促下走出国门的，如今，王大珩是在“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撼下离开祖国的。

    当年父亲所去的日本和如今王大珩所去的英国，都是近代史上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

    当年父亲所抱的理想和如今王大5行所怀的志向，都是忍辱求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当年，没有一个亲人来为父亲送行，父亲是孤身一人登上渡轮，告别祖国的。如今，王大珩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他已经与亲人们失去联络很久了，他甚至不知道陷于日寇占领中的亲人们是否依旧活着，不知道他们即便活着又该怎样生存。

    与30年前的父亲一样，王大珩俯在船舷上，默默地望着眼前那片渐渐远去的土地，默默地望着还在战火中呻吟着的祖国，泪水一下浸湿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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