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就馆长，只要能做事就成

    1950年秋，钱三强突然捎信约王大珩到北京来一趟，说有要事相商。

    王大珩知道，钱三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与了筹建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此时正担任中国科学院行政秘书长的职务，没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三强是不会轻易叫自已专程去北京的。因此，一接到三强的信，王大珩立刻匆匆赶赴北京。

    几年不见了，钱三强还像从前那样热情开朗，只是于言谈举止中增添了几分干练，几分老成。一见王大珩的面，钱三强就笑，是那种满心高兴的笑，意味深长的笑，直笑得王大珩莫名其妙。钱三强问，大珩，你现在好吧？

    王大衔说，好，当然好！

    钱三强说，让我们赶上好时候了，看着吧，今后会更好。王大珩说，是啊，真让我们赶上好时候了，今后当然会更好！

    不约而同地，他们想起了莎翁故乡那个美丽的湖，想起了湖上那次决定前途的谈话。他们很庆幸自己能及时回到袓国，亲眼看着新中国的诞生，亲自参加袓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王大珩对钱三强说了许多自己办应用物理系的事。钱三强兴致勃勃地听着，忽然转了个话题问：“大珩，还想搞光学玻璃吗？”

    20世纪50年代与中科院领导合影。左起钱三强、恽子强、王大珩、竺可桢、吴有训、丁瓒王大珩愣了一下，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想，做梦都想。”钱三强笑着又问：那你想不想得到个机会呢？

    王大珩立刻警觉地盯住钱三强。钱三强却笑而不语。

    “别卖关子了，三强。说吧，找我来有什么事？”王大珩单刀直入。

    “大事！”钱三强也紧盯着王大珩，说：“中科院要建立一个仪器馆，我想推荐你去挑这个头。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噢？”王大珩眼睛顿时亮了。

    “大冲，我认为你最适合做这件事。你本身是搞应用光学的，又在工厂干过。而且我知道你一直就想搞光学玻璃，想发展我们中国自已的光学事业，我想，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机会！这是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儿。人们总是在追寻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幸能得到机会。父亲就没有，父亲有才气有能力但却生不逢时，他苦苦地追寻了一辈子，最终却只能为怀才不遇而仰天长叹。现在，在经历了许多次的努力和失望之后，机会竟突然摆在了王大珩的面前。王大珩只觉得浑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子涌了上来，他尽量控制着内心的激动，轻声问了一句：“为什么叫馆？”

    “因为这个机构不仅要负责研究工作，还要担负制造任务，兼有研究所和工厂的两种性质。叫所或厂都不合适。”钱三强回答。

    “好！这种结构是最合理的。必须要有工厂，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还没待钱三强解释完，王大珩就兴奋地打断了他的话。

    钱三强笑着说：“就是名字不太好听——馆长。”

    王大珩目光炯炯地看着钱三强，毫不犹豫地答道：“馆长就馆长，只要能做事就成！”

    也是在这一年，35岁的王大珩有了自己的家。结婚仪式于1950年10月8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爱人顾又芬女士，上海人，毕业于上海第一医院。1949年从上海转道香港到达大连解放区，后任大连大学医学院小儿科主任医生。

    1951年1月24日，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任命王大珩为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仪器馆的筹备工作。王大珩领的第一笔筹建仪器馆的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按当时的行情计算，一斤小米7分钱，王大衔领到的1400万斤小米折合成现金约98万元。王大衍心里很清楚，用这点钱办仪器馆，实在是杯水车薪。但他也知道国家现在很穷，旧中国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千疮百孔，没有一处不需要修补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拿出这笔钱来发展应用光学事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余下的部分只能靠自己来解决了。

    怎么办？思虑再三之后，王大珩把目光转向了东北。东北当时是我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雄厚”。而且，由于东北地区解放早，所以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政府资金也比较充足。当时的东北科学研究所所长武衡很豪气地对王大珩说：“到东北来吧。到了东北，给你筹个五六百万没问题！”

    王大珩于是在东北各地进行考察，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把仪器馆建在长春市。

    1952年年初，王大珩出现在长春那清冷的街头。他身穿黑棉袄，头戴大棉帽，远看就像个普通的工人，走近后才会发现那个大棉帽下面压着一副很有学问的眼镜，只不过眼镜掉了一条腿，是用一根绳子挂在耳朵上的。只见他默默行走在寂寞苍凉的街道中间，不断地将若有所思的目光投向两旁那触目惊心的景象……

    这是一座没有树皮的城市。在几年前那场长达五个月的围承困战中，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饥饿的老百姓扒光了，吃掉了。

    先是从扒榆树皮吃起，待榆树皮扒完以后就不管什么树都扒都吃，到后来连吃死人肉的都有。至今，这座城市里的所有树木仍毫无遮掩地裸露着白色的肌肤，以一种怪异的悲壮姿态艰难地挺立于严寒之中，低声哭述着那个曾经发生过的悲惨故事。据说，那一次长春城里活活饿死了15万人。

    这是一座没有屋顶的城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拆掉了房顶的房壳子，走遍长春城也找不到几座完整的屋顶。房顶也是在那场围困战中拆掉的，没有烧的，人们只好把木制的房架子拆下来烧了。至今，那一栋栋破败的房壳子还如同一只只黑洞洞的眼睛，无助地望着头顶上的苍天，为那场着名的围困战做着真实的注脚。其实，当时烧掉的不只是那些房架子，所有能点燃的东西都找出来烧了，包括路边木制的路牌子，甚至包括沥青路面，统统都被抠下来烧掉了。据统计，全城共破坏了230万平方米的建筑。

    虽然无风，但空气中仿佛裹着无数坚硬的细针，不动声色地一下就刺穿了厚厚的棉衣，把严寒深深地刺进肌肤。王大珩停下脚步，紧了紧帽耳朵，抬起头向远处望去。远处是铁北区。铁北是长春市的工业区，工厂大都集中在那里。此刻，铁北区的上空一片寂静，只有铁北那只最大的烟囱还突兀地矗立在那里，于寂静中品尝着一份难挨的孤独。王大珩的目光在触到大烟囱的刹那间“砰”地溅出了一束火花，一种异常的兴奋立刻烧红了他的脸。突然，王大衔一把掀掉了头上的帽子，兴冲冲地对着长春城大声喊道：“我就要那个大烟囱了！”

    王大珩挑中的铁北区当时是长春市最偏最破的一处地方。

    那时的长春人少城空，军管会巴不得来人建设，好地方尽着王大珩挑。没想到王大珩金不挑银不拣，偏偏一眼就看中了铁北的那个大烟囱。王大珩兴奋地说，没有烟南建不起熔炼玻璃的炉子，搞不了光学玻璃，这个现成的烟囱能给我们节省下来6万块钱呢。结果，仪器馆就建在了长春人最不待见的铁北区了。

    很快，王大珩就带领28个人进驻长春，满身伤痕的长春城终于迎来了第一批雄心勃勃的建设者。

    谁能想象得到，仪器馆的建设竟是从捡弹片、填炮弹坑、清除破坦克开始的。铁北的那只大烟囱旁边到处是炸弹坑、碎弹片和被打烂了的废弃坦克。王大珩他们就在这块千疮百孔的场地上一锹一锹地挖，一镐一镐地刨，硬是为仪器馆平出了一大片平平整整的土地。当年的老工人说，王大珩那会儿哪像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呀。整天跟我们一起住破房子，吃高粱米饭，就大葱蘸大酱。天天干力气活，灰头土脸的跟工人一个样。不说话还看不出个啥，一说话就分出两样了。你知道为啥？因为他说洋话说习惯了，一时半会儿扳不过来，一着急就从嘴里往外蹦洋词儿。嘿嘿，咱哪听得懂呀。

    王大珩带着大家苦苦干了一年，仪器馆的筹建终于有了初步的模样。1953年1月23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正式成立。中科院院长会议决定，由王大珩担任仪器馆副馆长，代理馆长主持仪器馆工作。

    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

    仪器馆虽然成立起来了，但王大珩面对的中国光学领域几近一片空白。可以说，那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应用光学，在这片偌大的国土上，王大珩找不到一处可供利用的光学基础，一切必须从头开始。现实注定了王大珩只能做一个拓荒者，只能在一片废墟中去开拓中国的光学事业。

    但这么大一桩子事，只靠王大珩一个人是不行的，他得集中人才，得有一批与他志同道合有志于中国光学事业的人，王大珩想到了龚袓同。

    龚祖同是王大珩的清华学长，年长王大珩整整十岁。王大珩入清华物理系的那一年，龚袓同已经是清华物理系的研究生了。研究生毕业后他又去德国留学了四年，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1938年回国。王大珩知道，龚祖同回国后一直在为研制光学玻璃四处奔波，他吃了无数苦，碰了无数壁，在昆明、贵阳、秦皇岛和上海之间奔波了十多年，最终还是一事无成。王大珩刚回国时，龚袓同曾邀请王大珩共同研制光学玻璃。那次见面给王大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从龚袓同那焦虑的目光和痛苦的神情中，王大珩看出这是一个对国家、对事业有着极强责任心的人，是一个与自己有着共同追求，能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王大珩马上提笔给龚祖同写了一封邀请信，真心诚意地恳请龚祖同前来担任仪器馆光学玻璃实验室的主任，承诺会为龚祖同提供研制光学玻璃的一切必要条件。王大珩相信龚祖同会接受邀请的，他相信单凭研制光学玻璃这一条，就会让龚祖同动心。

    果然，龚祖同接到信后立刻放下一切，举家北迁，前来就职了。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距第一次见面仅仅只有三年的时间，眼前的一切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年前是龚祖同邀请王大冲，而这一次则是由王大衔来邀请龚祖同了。三年前，龚祖同邀请王大珩的时候中国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呻吟，中华大地烽烟四起、遍地狼藉，人民水深火热、生灵备受涂炭；而三年后的今天，祖国已是处处莺歌燕舞，一派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了。相见之下，两人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王大珩立刻任命龚祖同为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把自已最看重的研制光学玻璃的工作交给了龚祖同。令龚祖同深感意外的是，王大珩竟然把自已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在英国带回来的光学玻璃配方也全部交给了龚祖同。龚祖同震惊了，他知道研制光学玻璃是王大珩的追求，知道王大珩为光学玻璃曾经放弃过国外的博士学位，也知道王大珩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多年的学术积累。他没想到王大珩会把这个机会让给他，更没想到王大珩会把配方和个人的积累都一并给了他。龚袓同感动得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知道自已来对了，相信与王大珩这样胸襟广阔的人共同奋斗，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龚祖同没说什么，只暗暗在心里下决心，一定要把中国的光学玻璃搞出来！

    龚袓同果然没有辜负王大珩的信任，他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光学玻璃的研制之中，一边风餐露宿同大家一起艰苦创业，一边亲自动手设计出了玻璃熔炉和光学玻璃的后处理设备。王大珩也没食言，他全力支持龚袓同，带领大家就着铁北那个大烟囱，一砖一瓦地砌起了第一个玻璃熔炉，盖起了一座玻璃熔制厂房。有了这些基本的条件，光学玻璃的研制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那段日子里，龚袓同几乎不分昼夜地守在玻璃熔炉旁。连龚袓同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付出了十年努力而不得的光学玻璃，竟会在短短的几个月间就研制出来了。

    那是12月里的一个最寒冷的日子，树枝上、屋檐下处处结着一挂挂形态各异的冰溜子，结着一片片晶莹剔透的冰凌花，美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睱接。当龚袓同把一块水晶般的光学玻璃捧在王大珩面前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黯然失色了。

    谁也没说太多的话，这是两个感情同样内向的人。此刻，话都在他们的眼睛里。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让中国苦思冥想了几十年的梦，注视着这个让他们吃了无数苦，花费了无数心血的结晶，两个人的眼里不由得都有了一些像水晶、像光学玻璃一样晶莹的闪动。

    许久，王大珩才抬起头激动地对龚祖同说：“龚先生，谢谢你，谢谢你为中国光学事业做出了贡献！”没有遗憾，没有私念，只有真诚的祝贺和感激。

    中国科学史激动地记录下了这个日子——1953年12月。这一天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溶炼出了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为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后面，也永远地留下了一个人的名字——袭祖同。

    没东西就找王大珩要去

    作为拓荒者的王大J行，在人们的眼中留下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形象。

    从前那个文静、内向、略嫌怯懦的王大珩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干什么都急，走路都是一阵风的王大珩。而且爱发脾气，脾气还挺大，私下里大家都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大珩抓杯子把。”因为他讲话一激动就摸水杯子，摸到水杯子往桌子上使劲一暾，火跟着就发起来了。弄得大家一看他摸水杯子心里就打鼓，就知道事情搞坏了，他要发脾气了。

    但大家都知道，王大珩发脾气百分之百都是为了工作，而且从来不对工人发脾气，越是领导干部他脾气发得越大，绝不拐弯抹角，也绝不留情面。说实话，大家还真害怕王大珩发脾气，因为他总在理上。

    王大珩发脾气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上边要砍工厂。当时仪器馆不仅在长春有工厂，在上海也有工厂。那时候什么都时兴学苏联，科学院组织人到苏联去考察，有人看到苏联科学院完全是搞基础研究的，就套用苏联的模式规范自己，说仪器馆这种研究所带工厂的形式是四不像，应该分开。东北分院的领导把王大珩叫去谈，王大珩不同意，竭力阐述研究所与工厂相结合的必要性，反复讲离开工厂就做不出东西，干不了事的道理。没想到人家根本不听，任你怎么说，就是一句话：必须把工厂砍掉。王大珩一下就火了，拍着桌子喊道：“砍掉工厂我就不干了！”说罢，掉头就走。人家一气之下把状告到了东北分院院长武衡那里去了。没想到武衡听后竟笑呵呵地说：“我看王大珩讲得蛮有道理嘛，他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他愿意怎么干就让他怎么干去吧。”结果王大珩倒是赢了。

    王大珩的严也是有名的。对下面的科技项目论证，他总是一点一点地抠，有一点含糊其辞的地方都甭想过他那道关。管理也严，王大珩常到研究室、实验室东摸一把、西摸一下地检査有没有灰。要是让他在仪器上摸出灰来，那就谁也别想脸上好看了。有一次，王大珩到一个实验室去，无意中发现有人把钳子、螺丝刀等工具丢弃在测量平台上了。测量平台要求台面必须保持十分光滑平整才行，否则会影响测量效果，硬器放在上面极易损坏台面。王大珩看得心疼不已，这可都是费尽心思攒下来的家当呀。王大珩的脾气当即就上来了，把实验室负责人叫到面前，劈头盖脸地训了半个多小时。

    但在学术问题上，王大珩却没有脾气。虽然，王大珩在学术上很坚持自己的意见，喜欢跟人争论，常争得面红耳赤。实在争执不下的时候，王大珩也会说说气话，气呼呼地说：“我不看你了！永远也不看你了！”可大家谁也不把他这话当真，知道他说完了一回头就会忘个一干二净。知道他一旦发现人家有道理，就会转过弯子来接受人家的意见。也知道一旦他接受了你的意见，立刻就会向你承认错误，认认真真地告诉你说：“我想过了，还是你说得对，是我错了。”不管对方是年轻还是年长，是下级还是学生，态度都是那么诚恳自然。

    仪器馆的工作很快就有了起色。在成立后的极短时间内，仪器馆就迅速地把名声创了出去。中科院的各个研究所都开始注意到仪器馆，开始利用仪器馆了。只要需要科研仪器和设备，他们首先就会想到找仪器馆，找王大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科院的人都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没东西就找王大珩要去！

    金属研究所的师昌绪当时要做一个观察蠕变的实验。金属在高温下形变的过程称为蠕变。这种实验必须借助长聚焦镜头来进行观察，但是金属所没有长聚焦镜头，那时候这种东西又根本买不到。怎么办？师昌绪去找金属研究所所长李熏商量。

    李熏听了，二话没说，立刻指点他道：“找王大衔去！”师昌绪就去找王大珩了。原以为这种完全是让人家来配合自己的工作，这种纯粹是给人家找麻烦的事，多说点好话人家能答应就不错了。没想到王大珩十分热情，一口应承下来不说，还安排作为重要项目重点研制，很快就把长聚焦镜头做出来了。把师昌绪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仪器馆正式成立后的第一年就大见成效，不仅完成了光学玻璃、显微镜、水平磁力称、材料试验机等项目的研究，还初步建立起光学设计与检验、光学工艺、光学镀膜以及光学计量测试等技术基础。第二年，仪器馆就有五项科研成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荣誉奖励。到了1957年，仪器馆不仅在光学玻璃熔制方面可以基本满足制造光学仪器的一般需要，还试制生产出用于国防军工方面的特殊光学玻璃。在光学设计方面也已经能掌握当时国际上若干尖端技术的设计方法，并能创造性地做出性能优越的光学系统了。除此之外，还掌握了利用多层镀膜制备干涉滤光片的技术，并建立起精密刻画及精密机械制造工艺等技术基础。

    1957年4月，仪器馆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王大拓由馆长改任所长。

    毛泽东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王大珩曾经在1956年受国家科委的邀请，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当时王大珩负责起草光学、精密仪器发展方面的有关条款，他力主将发展我国仪器制造事业，提高我国仪器制造的科学技术水平列为重要项目之一，并提出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建议。但其间发生的一件事，使王大珩一直无法忘掉。当时，王大珩他们提出要把研制电子显微镜列入规划，但立刻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苏联专家轻蔑地打断他们的话，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他们说：“就目前中国精密仪显微镜！”这句话连同苏联专家那居高临下的神态和轻蔑的语气一起，深深地刻进了王大珩的心里。苏联专家的意见在那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提议因此没有被采纳。

    到1958年的时候，长春光机所经过几年的建设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基础，培养起了一支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科技队伍，

    王大珩也开始寻找新的科研发展方向。就在这时，光机所来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是刚从德国回来的电子光学专家，他毕业于美国富兰斯大学物理系，又获得了联邦德国杜宾根大学的应用物理博士学位。年轻人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研制中国自己的电子显微镜，年轻人希望能在光机所实现这个梦想。当时王大珩正在外地出差，接待年轻人的副所长听到他这个狂妄的想法很吃惊，就委婉地告诉他，说光机所短期内没有研制电子显微镜的计划，只有一个在五年内派人去民主德国学习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计划。听了副所长的话，年轻人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幸好副所长事后给王大珩打了个电话，把这个年轻人的情况向王大珩做了汇报。王大珩一听送上门来一个从德国回来的电子光学专家，立刻兴奋起来，说太好了，我们正急需这样的人才，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留下来！

    幸好那个年轻人还没离开长春。当天下午，副所长找到了他，见面就说：“你赶快回北京去把你的行李拿来吧。”见年轻人愣在那里不知所以，又笑着说：“国庆节之前你肯定是回不去了，你总得回去拿点换洗的衣服吧？快去吧，工作马上就开始了，国庆前就得拿出成果来。”

    年轻人这才明白过来，他研制显微镜的想法竟然被接受了！

    王大珩立刻赶回光机所，会见了这个年轻人。交谈中，王大珩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黄兰友，是创造了被国际上称为“黄鸣龙还原法”的着名的有机化学家黄鸣龙的儿子。那一次，王大珩与年轻的黄兰友谈了很久。他给黄兰友讲了苏联专家说过的那些话，讲了那居高临下的眼神、那轻蔑的语气，讲了身为一个中国科学家自已当时的难堪和羞愧，讲了从此凝聚在自己心中再也抹不掉的强烈愿望……

    那时候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做电子显微镜。王大珩以他的胆识和魄力大胆地把研制电子显微镜的项目确定下来。当时，光机所已经定下了七个攻关项目，王大珩不仅又纳入了研制电子显微镜的项目，还把它作为重点排在了第一号的位置。他全力支持黄兰友，为黄兰友配备了得力助手，协调了各方面关系，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几十年后，已经是我国着名电子光学专家的黄兰友先生回忆起当年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情形时仍旧感慨万千。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大吃一惊，说这么一个大型仪器要两三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在几个月里做出来呢？……通过参观，讨论，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我，他们完全有能力做电子显微镜。我暗中敬佩领导这个大所的王所长。他聚集了这么多的有各方面专长的人才。

    他们充满热情和信心，他们思路清楚，判断准确，干事果断。……许多重要的信息交流和决定都是在我们站着谈话中进行的。你一言我一语就把问题讨论清楚了：

    “要金属扩散泵？不好办！”

    “扩散泵？我们有。”

    “我记得原子能所做过。”

    “极靴材料？”

    “金属所会做。我打电话去问。”

    “微米级加工？不成问题。”

    如此等等。

    所里把电镜排为第一号任务，我们提的要求更能迅速得到满足。……光机所八个献礼大项目同时在所里转，都要机械设计、要加工、要器材等，而且每个项目都是以前没有搞过的新东西，免不了都有大量的返工。在我看来是一团乱哄哄的事，光机所是怎么组织得如此有条有理，让各个辅助部门按期把各个项目组要的东西保质保量地交给他们，对我一直是个谜。

    光机所的人才是多方面的，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器材处的小姑娘。我第一次和她接触是在电话里。她从上海打长途问我，我提的“软接头”是什么。提器材时我不知道波纹管的中文名字，周围的人也都不认识这玩意，所以，我就写了“真空软接头”。我在电话里大致形容了一下波纹管的形状和用途，心想，她怎么可能根据这几句话在大街上买到这么一个真空专用的元件呢？不料，没过几天一位身材苗条的上海小姑娘把波纹管放在我的书桌上，问我：“是这个吗？”她说她是在汽车配件商店里买来的，是汽车刹车系统中用的。

    1958年8月19日凌晨2：45，我们在荧光屏上得到了第一个电子显像，是一个海洋古生物硅藻土的像。那天新华社记者给我们照了相。等我们把这台电镜基本功能调整好，截止时间巳经到了。

    1958年，在越来越响亮的“大跃进”的口号声中，王大珩领导长春光机所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技术攻关。两次技术攻关期间历时不到四个月，就攻下了一批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这号称为“八大件，一个汤”的科研成果立刻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民日报》以头版篇幅刊登了长春光机所的突出成就；国家科委、国务院规划委员会纷纷来电致贺；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劲夫、吴有训等亲自到长春光机所参加科研成就祝捷大会，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光机所在全国放了一颗耀眼的科技卫星。

    与那些昙花一现的粮食卫星和钢铁卫星不同的是，这颗科技卫星经过后来的反浮夸风运动的检验，被证实是切实可靠的。在那个科学向蒙昧低头、真实替谎言作证的疯狂年代，能取得这样扎实的成绩实属难能可贵。

    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来到中国科学院举办的“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的展厅。毛泽东饶有兴致地观看着各种科技成果，信步走向了占据着最为醒目位置的一台精密仪器。

    “这是电子显微镜。”工作人员赶忙上前介绍说。

    “噢？”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下，突然回过头问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我记得东德曾经送过我们一个嘛。”

    “对。”郭沫若回答说：“那是一台静电电子显微镜，是东德IECK总统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代表科学院出面接受的。”“这么说现在我们自己也能造喽？”毛泽东问。

    工作人员立刻详细介绍道：这是一台电磁式电子显微镜，比东德的那台静电电子显微镜更先进，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在“大跃进”中做出了一大批突出的科研成果，号称“八大件，一个汤”这个电子显微镜就是八大件中的第一件。除了它还有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共八种有代表性的精密仪器。这“一个汤”，是指他们研制出的一系列新品种的光学玻璃……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介绍，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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