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中国第一所光机学院

    在我国光学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自称是王大珩的学生。甚至不止是在光学界，许多与光学沾点边的领域也都认王大珩，没有人能真正搞得清楚王大珩究竟有多少学生。

    王大珩说这不好。他很严谨，他自已就从来不随便说某某某是我的学生，或我是某某某的先生。但人家却不管，人家就是愿意做他的学生，就是愿意自称是他的学生，就是认他，而且人家认也有认的道理，人家说学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那些他任教时的学生和他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及他亲自指导过的研究人员。而广义的范围可就大了，只要是听过他讲课的，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在他创办的学校读过书的，都可以说是他的学生。甚至还包括那些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受过他的学术影响的人。

    “他是一棵树！”王大珩的一位学生说。

    的确，王大珩的学生群英荟萃，成就斐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都是光学界各领域的带头人，许多人都已成为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王大珩就像一棵苍劲挺拔的大树，与枝繁叶茂的学生们一起，共同托举着硕果累累的中国光学。

    王大珩不是教育家，但他却亲手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以光学为主，光机电相结合的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长春理工大学前身)。

    创建长春光机学院是在1958年。那时候中国的光学事业已初见雏形，长春光机所正渐趋羽翼丰满，此时，光机专业人才大量缺乏的矛盾便显得格外地突出了。为了光机事业的长远发展，王大珩接受了龚祖同等人的建议，下决心利用长春光机所的有利条件，创办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王大珩以光机所所长的身份兼任了光机学院的院长。由于当时师资力量极度缺乏，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每人都必须兼授一门课。王大珩自告奋勇承担了教授基础物理课和技术物理专业课的全部课程。对长期脱离教学的科研人员来说，基础物理课恐怕是最难讲的了，它需要非常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清晰准确的阐述能力。至今，长春光机学院早年的学生们只要一提起王大珩讲课时的风采，还忍不住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王大珩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也从不老老实实地在讲台前面站着。他习惯于把教案握在手里，不停地在前面走来走去，边走边讲。有的学生戏言大珩先生的这个习惯是冻出来的，说是因为一开始时教室太冷的缘故。他们说刚建校时条件十分艰苦，是在临时借的教室里上课。冬天教室里没暧气，只好在中间支上一个煤炉取暧。但门窗都是破的，寒风便总能通畅无阻地冲进来，在教室里得意地肆虐盘旋。老师和学生们来上课，只好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学生们坐在下面坐长了冻脚，冻得受不了了就在地上跺一阵子，许多学生的脚都冻肿了，冻伤了。老师在上面写黑板写的时间长了冻手，冻得没法了，就把在炉子上烤热了的砖头用布裹着拿在手里暖一暖，暖过来再继续写。天底下有谁见过这样的大学？

    王大珩对学生很严，你可以不懂，但不可以装懂。你可以做得不对，但不可以不认真去做。如若让他发现在学习上耍滑或在实验中应付的情况，那他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他最痛恨的就是不诚实和不踏实。

    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考试了。王大珩考试绝对的与众不同物理考试出作文题！

    考试时，王大珩只在黑板上写下三五道论述题目，然后宣布几条：一、可以任意选择其中的一道题目；二、可以随便翻看物理书或学习笔记；三、可以在前两个小时交头接耳相互探讨研究。

    学生们先是大喜，这么宽松的条件岂不等于白送？但仔细琢磨下来立时就傻了眼了：没有一道题能在书上找到完整的答案，答案是渗透在整本书中的，你无论选答哪道题都得吃透整本书！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学生们只好沉下心来努力往里钻，钻进去了，搞明白了，一篇学术论文也就写出来了。这时候心中就会豁然开朗，突然觉得学过的东西变得格外清晰，突然觉得那厚厚的一本书变得很薄很薄了。

    这种方法对学生很有好处，但对老师来说却很辛苦，对老师的要求也很高。首先是出题难。要想把题出得好，出得巧，就需要老师具有很敏锐的目光和很高的涵盖能力。其次是判卷难。判这种卷不同打分，没有标准答案。老师得一篇篇地仔细阅读学生们的论文，从中了解他们各自对这门课程的掌握程度。且不说对每一篇论文做出分析评价要耗费多少心血，单是一下子阅读几十篇论文就要花费多少时间？！

    不知道王大珩那几年是怎么干过来的。管着光机所的科研工作，兼着光机学院的院长，还担负着教授一门主课。只知道他常常利用出差时间在火车上备课，下了火车就直奔教室，给等候在那里的学生上课。

    长春光机学院创办后不久就创出了牌子，《光明日报》《吉林日报》相继发表文章加以赞扬。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都前来视察，给予充分的肯定。到“文革”前，长春光机学院已经小有名气，一度被人们盛赞为“小清华”

    如今，享有“中国光学英才摇篮”盛誉的长春光机学院，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光电技术为特色，光、机、电、算、材相结合为优势，工、理、文、经、管、法协调发展的吉林省重点大学。更名为长春理工大学之后，这所学校仍旧作为我国光机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不断地为光机事业培养人才，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最痛惜的学生蒋筑英

    电影《蒋筑英》中有这样一个镜头：

    王大珩正与许多人边走边谈，旁边打出了一行字幕：着名光学专家王大珩。

    年轻的蒋筑英极有兴趣地挤在人群中看着王大珩，突然兴奋地回过头挥舞着手臂喊道：“我就报王大珩了！”

    此时出现了画外音：1962年，蒋筑英报考了我国着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1982年6月15日，夜。

    北京友谊宾馆王大衔所住的房间内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王大珩拿起电话，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蒋筑英在成都病危！

    愣愣地放下电话，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紧紧地攫住了王大珩的心。不安地在房间中来回踱了几步，王大珩突然踉踉脸跑承地转身冲出了房门。近70岁的老人了，竟连电梯都等不得了，王大珩自己一口气爬上了五楼。五楼上住有长春光机所的人，他急于找他们了解蒋筑英的详细情况。

    王大珩心里急啊。昨天，他刚与科学院的领导探讨了破格选拔蒋筑英做领导工作的问题。在向科学院领导详细介绍了蒋筑英的情况后，王大珩说，我想推荐蒋筑英来挑光机所这副重担。蒋筑英现在的职务虽然只是代理室主任，职称只是副研究员，但这都是由家庭和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蒋筑英是我最早的研究生，我了解蒋筑英，他是一个既有组织领导能力又有科研平的难得人才。经过探讨，科学院领导已经基本接受了王大珩的建议，正准备对蒋筑英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没想到今天就传来了蒋筑英病危的消息。

    气喘吁吁地爬到五楼，却仍然没有明确的消息。王大珩让人立刻与成都通电话，请求他们一定要竭尽全力挽救蒋筑英的生命。电话终于接通了，但从那个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却是一个怎么也无法使他相信的噩耗：蒋筑英已经于几小时前病逝了。

    话筒从手中滑落的一刹那，泪便顺着面颊簌簌地滚落下来了。王大珩突然举起拳头一下又一下狠狠地敲打着自己的头，嘴里失声地喊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是从哪里说起啊？”这个从不肯轻易落泪的人，这个连失去父母时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的人，今天，却为失去学生而怆然泪下。

    那一夜，王大珩彻夜未眠，眼前不停地浮现出一个个不同的蒋筑英。一会儿是刚当研究生时的那个聪明而又沉稳的蒋筑英，一会儿是背负着沉重家庭包袱的那个艰难跋涉的蒋筑英，一会儿是人到中年的那个干练成熟但却日见谯悴的蒋筑英。这个孩子是太苦了，王大珩想到这儿，泪便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从24岁做他的研究生算起，蒋筑英已经在他的身边工作了20年了。他是看着蒋筑英从一个年轻学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的。20年来，他在蒋筑英身上花费了许多的心血。他喜欢蒋筑英，尽管他从不肯轻易地表露出来。他心里知道，以蒋筑英的能力和学识来看，他早就应该承担起更重要的工作了。但是……

    谁让他是王大珩的学生呢？做王大珩的学生是常常要吃一些亏的。

    王大珩突然觉得有些悔，自已是不是对自已的学生太过于严格了？他依稀记起了一件往事，一件很早很早以前的事。那时候，蒋筑英正在读他的研究生，他给蒋筑英选定的课题是研究光学传递函数。光学传递函数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一种近代科学的新技术，这项技术的进展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光学设计和光学检测水平的高低。当时，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王大珩希望蒋筑英能填补这项空白，希望蒋筑英能成为我国光学传递函数方面的专门人才。蒋筑英果然没有辜负王大珩的期望，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刻苦钻研，终于研制出了一套先进实用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1965年，王大珩让蒋筑英带着这篇论文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光学检验会议。当时，母国光教授看了蒋筑英的论文后非常兴奋，他找到主持会的王大珩连声赞道：“这是个人才啊！”并立刻与王大珩商量要让蒋筑英在大会上做论文报告。听了母国光的赞扬，王大珩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但思量再三之后，他却决定不让蒋筑英在大会发言了。王大珩说：“他太年轻了，我不想把他一下子摆得太高。摆得太高了，容易头重脚轻，容易摔跟头。还容易给他造成不好的处境，与周围的人不好相处。还是让他一个一个台阶扎扎实实地往上走吧。”后来，大会按照王大珩的意见，安排蒋筑英在小组会上做了发言。小组发言后，蒋筑英的论文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好评。但王大珩却对蒋筑英说：“你刚刚做了一点工作，可千万不能有成就感，不能因此就认为自已有多么的出类拔萃了。你还年轻，这个领域里还有许多课题需要你去继续钻研，你得把标准定得更高一些。”王大珩不知道蒋筑英当时是否理解了他的苦心，但就是从那时起，蒋筑英果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中国的光学传递函数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最终成为国内这一领域中闻名的专家。看来自己对蒋筑英的严格要求还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心中还是有些悔呢？

    也许是因为职称、待遇？王大珩从不为自己的事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也不允许自已的学生在荣誉、待遇面前伸手。他对蒋筑英这点是最满意的。蒋筑英~”家四口常年挤住在~”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可是在所里准备调给他一套三室的房子时，他却要求把房子让给别人。他很诚恳地说：“给我两间行不行？我的孩子不太大，眼下有两间就够了，所里需要房子的人太多，把宽绰的房子给更需要的人吧。”1979年，所学术委员会准备把蒋筑英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大珩对提拔自已的学生历来十分慎重，但连他也认为蒋筑英已经完全具备了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没想到问题倒是出在蒋筑英自已身上了，他竟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辞，甚至从国外写信给他专门来谈这件事。蒋筑英在信中说：“还是先提其他的老同志吧，他们比我的贡献大！这样做对工作有利。”王大珩一下子明白蒋筑英的心思了，蒋筑英心里想的始终是怎样做才会对工作更有利！只要是对工作有利他宁肯什么都不要，宁肯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王大珩深深地感动了，他赞赏蒋筑英的想法，也同意了蒋筑英的意见。可是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已是不是有些太亏待了蒋筑英了？过去，他总觉得蒋筑英还年轻，后面的路还很长，还有许许多多的机会，但今天，蒋筑英却突然走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许多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只为蒋筑英争过一次，是争出国的名额。那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不久，为了解决我国天文卫星x光望远镜的检测问题，所里决定派人去联邦德国学习。在研究出国人选时，王大珩力主要派蒋筑英去。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出国的人员很少，名额也十分有限，况且蒋筑英还背着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沉重家庭包袱。但王大珩却一反常态地竭力坚持让蒋筑英去。王大珩说，这是一项在新的光学领域里进行探索的工作，必须要派业务水平高，接受能力强，责任心强的人去学习。我认为蒋筑英具备了这些素质，我认为他是最佳人选。这件事使蒋筑英很感动，他没想到组织上第一次派人出国学习，就能轮到他这种出身的人头上，他很感激导师为他创造了这个机会。

    但王大珩却实实在在地说，他并不是因为蒋筑英是他的学生才推荐他，他不是给蒋筑英争，他是从整个光学事业发展的角度考虑才这样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王大珩的选择是对的，蒋筑英的确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到联邦德国后的两个星期内，就掌握了所有的关键性技术，只半年时间就学成回国，在国内这种装置的建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筑英逝世后，他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共吉林省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相继做出了开展向蒋筑英同志学习的决定。蒋筑英被誉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成为全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在开展向蒋筑英学习的活动中，王大珩含泪为自己的学生写下了《学习蒋筑英，开创科技工作新局面》的悼念文章。

    许多年过去了，至今提起蒋筑英，王大珩心中还是觉得有些悔。每次去长春，老人都忘不了去看看蒋筑英的妻子，去看看那两个早早就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每次都不空手，或者拎去些水果，或者送去两盒中秋的月饼，有时候是钱，虽不多，却饱含着老人那片真挚的情意。

    但仍抹不去心中的悔。有时候，老人会突然长长地叹上一口气，没头没脑地说：“唉，真是苦了他了。他那时大学毕业就拿那几十块钱，一直拿了十多年，家里负担又重，营养上、身体上太吃亏了。你说我怎么就……唉……”那一声充满了自责的长叹，听起来沉甸甸的令人心碎。

    最尊敬的学生王之江

    有人告诉王大珩，科学界对王大珩有个公论，说他是属于那种永远追踪前沿科学，有眼光，有魄力的科学家。王大珩很认真地听着这些评价，又很认真地想了想说：“不完全是这样。

    我这个人思想里面还是很有些保守的东西的，所以有时候会因为我的近视而看不出某一新兴学科的前途。眼光不如自己的学生，不如年轻人的例子也是有的。”接着就很认真地举例说明。

    举的是我国早期开展激光研究时的一个例子。王大珩说，

    当时他的一个学生开始对激光领域发生了兴趣，提出了要研制红宝石激光器的设想。自己虽然不反对，还在解决其中的晶体与氙灯的结构设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力量开展激光方面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及时地看出激光发展的广阔前景，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精力都集中在大型国防科研项目“150工程”上了。后来，当这个学生研制出红宝石激光器之后，王大珩才意识到这一新兴学科具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王大珩提到的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我国着名光学专家、激光专家的王之江。

    王之江在王大珩的学生中是最着名的，也是在学术上贡献最大的一个。早在20世纪50年代，王之江刚刚毕业来到光机所的时候，王大珩就看中了这棵苗子。从那时起，王大珩就对王之江格外地倾心栽培。

    开始时，王之江因为自已的学习成绩优异而傲气十足。他是搞光学设计的，因为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画的图拿到车间常常做不出来。车间找他问，他却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管，我只管设计那几条线，做出来做不出来是你们的事。”为了培养王之江的动手能力，使他懂得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王大珩干脆把王之江放到车间去锻炼了一年，让他老老实实地从磨玻璃开始，学会磨出自已设计的那几条线。实践使王之江一下就开窍了。他明白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细微的误差，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双方共同研究解决的。大家都说，就是从那以后王之江才再也不“牛”了。

    都说王大珩在王之江身上花费的心血最多，这甚至在当年留下的批判材料中，都可以找到王大珩悉心培养王之江的例证。在一份光机所党委于1958年写的《整风后青年研究人员红专情况的变化》的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所长王大珩对王（指王之江）的才干更是欣赏，视为宠儿。从苏联带回的最新的技术资料就给王一个人看。在他们看来，有才就有德。因而在56年工资改革时，所长一再坚持把王评为八级助研（全所52年毕业生中只有王一人是八级）过后又给他奖励，选他为省先进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积极分子……

    王之江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勤奋钻研。但王之江孤傲耿直，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很容易在纷繁的政治运动中成为目标。肃反时，王之江由于出言不慎，被认为有反动思想而受到了批判。这边还批着呢，那边王大珩就火了，他一气之下跑到吉林市委，找宣传部长说他要以他个人的身份来担保，担保他的学生绝对没有问题！弄得一时间满城风雨。反右时，惯于坦诚直言从不包藏自己的王之江又捅了娄子，王大拓左袒右护’最后竟差一点儿把自已也折到了右派堆里。这些情况直到，还在一份题为《关于王大J行同志的历史和表现情况》的上报材料中被提及。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王大珩）在五反、肃反运动中认识模糊。在整风反“右”运动初期认识较差，表现右倾。对一些右派言论颇加赏识，一度在感情上同情某些右派分子。

    在对待激光的问题上，王大珩最初的确没有王之江看得准，是，光此有在速错能珩来为所存迅的子大以家把不并见原王所国不，差短到建，能睛误过看同晒提题不眼现犯有不这课珩的发地没江，研大误时外却之谓络科王失及例他王绿拖防。不能一是与据斯国望永些无但珩EH称的斯在那都，大恠猫性的存指坦门王楝调端大。不是斯大的尖极去就者因的析搜？的了J本智爱子分颂消型予作根的和原体成OT大寄概正福了具样，项大真瑟开做请“这金这上，卢敲应受担资在界者。兔还视接承的放世智人最况的刚次量投，的的福情他刚一大都者确整瑟体，所第了力库泊调卢具长机所入精远行？但所光机投的永进误广泛利用的可能性。他在1933年的一次演说中说：“一般说来，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这种途径来取得能量，这种生产能的方法是极端可怜的，效率也是极低的。把原子嬗变看成是一种动力来源，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爱因斯坦的回答更具色彩。当记者问到原子能是否有可能被实际利用的时候，他回答道：“那就像夜里在鸟类稀少的野外捕鸟一样。”他们都没能看出原子能时代已经近在咫尺了。可见，即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眼光也会有出现误差的时候。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发现并调整误差。

    当王之江研制出红宝石激光器后，王大珩立刻意识到激光是一门极有发展前途的新的光学领域。他当即就敦促王之江撰写文章，及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从此，王大珩开始密切关注和追踪激光研究领域。后来，在他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激光为主攻方向的上海光机所。此后，他又和王淦昌先生共同向聂荣臻元帅建议，在上海光机所建立了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英、法、日）才拥有的强激光联合实验室。1989年，他与几位老科学家一起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为我国激光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如今，王之江已经成为中科院院士，成为我国着名的光学专家，成为我国激光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了。作为老师，王大珩对自己这位成就卓着的学生所表示出来的尊重十分令人惊讶和钦佩。这种尊重是有目共睹的，它体现在师生共同出席各种场合之时，体现在先生与学生交往的言谈举止之中，也体现在老人人前人后对学生的高度评价和严格自省里。

    难得一位先生对学生的尊重，王大珩的高尚也便在此了。

    逼出来的学生姜会林

    对学生来讲，导师的前瞻能力往往是决定性的。优秀的导师由于其在科研领域中的敏锐眼光和对学生能力的准确判断，会不断地把学生推向前沿，迫使他们极大地发掘自身潜力，做出令他们自已也为之惊讶的创造性的成果。

    姜会林是王大珩“文革”后带的第一批硕士生。做硕士论文的时候，王大珩给姜会林出了三个难易不同的题目，让他从中选择一个。其中最难、最生僻的一个题目是“光学系统设计的经济效益问题”。王大珩对姜会林说，这个题目不太好搞，但很有意义，我倾向你选择这个题目，你自已再好好考虑一下。

    姜会林拿着这个题目憋了半年。这半年里，他与许多光学界的专家进行了探讨，竟没有一个赞同他搞这个题目。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效益对大家来说还是个很生疏的词。多数人的意见都是说这个题目没法搞。理由是，我们是搞技术的，不懂经济。连王之江都说题目太大了，倒是有意义，但不好做。”姜会林本想多找几个人探讨，好给自己坚定信心，没想到这一来反倒是泄了气了。他思量再三之后，下决心去找王大珩商量放弃这个题目，改做一个难度小一些的。

    听了姜会林的陈述后，王大珩思索了很久。看得出来，他一直在心里仔细地掂量着这件事。后来，王大珩就对姜会林讲了很多的话。他说，他也是从研究生走过来的，以他的经验来看，发明与创造往往就寓于疑难工作之中，解决了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就有可能做出突出的成绩，就有可能从中获得知识和学问上的最大收益。他说，他认为在研究工作中，那种自始至终一帆风顺，与开始所料没多少区别的课题，虽然做起来容易，完成顺利，但因为起点低，所以极有可能从中所得甚微，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好处的。最后，王大珩告诉姜会林说，他是考虑到姜会林的自身条件，才给他出了这样一个课题的。姜会林年纪比较大，参加工作多年，有很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他认为，以姜会林的经历和能力是能够胜任这个课题的。他说如果换一个缺乏经历的年轻研究生，他就不会给这个题目。说罢，便用殷切的目光职地望着姜会林。

    姜会林无法拒绝了。但姜会林说，他当时真是硬着头皮把这个题目接下来的，回去后也是硬着头皮把这个题目做下去的。一年后，姜会林才把课题的基本论述方法、主要论点和公式搞出了一个大概的总体结构框架。

    向导师汇报提纲的时候，姜会林突然觉得自已心中一点底也没有了。借着王大珩仔细翻阅提纲的机会，姜会林悄悄地观察着导师的表情，他注意到王大珩的脸上渐渐出现了赞许的微笑，心里这才稍微平静了些。没想到，王大珩看罢稿子后竟激动得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一把拉住姜会林的手，兴奋地对秘书说：“你看，我就知道他一定能做出创造性的工作！他这三个部分都很有意思，都有创造性的价值！”那一天，王大珩显得格外高兴，姜会林告辞的时候，他破例送下了楼，送到了院子里，又一直送到了大门口。走到大门口后，王大珩突然止住了步子，沉吟着说道：“我考虑，根据你现在做出的成就，你可以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交流了。明年有个国际镜头光学设计会议，我想推荐你去参加，把你的观点在会上讲一讲，介绍出去。”

    那是姜会林第一次出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记得离开会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姜会林突然被告知因外汇无法解决而无法办理出国手续了。王大珩知道后十分着急，他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国际交流的机会，姜会林不应该轻易放弃，应该尽最大努力去争取。他立刻给吉林省领导写信请求帮助。姜会林拿着王大珩的信找了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找了吉林省省长，找了吉林省外汇管理局、外办，终于把外汇批下来了。但这时候距离开会只有20天了。一般情况下，要在20天之内把去美国的一切手续办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王大珩硬是帮助姜会林办下来了。他们直接给美国会议主席拍电报，请美方向驻华领事馆说明情况，因此几乎立刻就拿到了签证，终于使姜会林如期参加了这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国际交往为姜会林开拓了眼界，扩大了视野，也使姜会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1985年，世界《光学学报》刊登了姜会林的文章。此后，在日本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光学学会，特邀姜会林前去做学术报告，并肯定了姜会林的文章是此项研究的“四大进展之一”。

    最令姜会林难忘的还是他在王大珩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的经历。当时，王大珩看了姜会林的论文后，不仅在其中用铅笔写下了许多的批注，还给他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长信。王大珩在信中虽然肯定了姜会林的论文总体不错，但认为目前还不能进行答辩。王大珩指出姜会林在关于光学公差这一章中所引用的一个观点在理论上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让姜会林一定要通过自己做来证实一下。

    对这一点，姜会林心里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曾参考了国外很多的文章，而且大多是在光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把这句话当作公认的正确论点，拿到自己的文章中加以引用的。姜会林私下里认为这句话不可能有问题，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加以引用呢？而且，这句话的引用使姜会林省略了很多的工作，如果现在一定要亲自动手证实这个论点的话，就需要重新回过头去做大量的计算工作。姜会林不想这样做，他找了很多美国人支持这一论点的资料送给王大珩看，希望导师能改变看法。但王大珩却坚决不同意。王大珩说：“你不要看有很多美国人在理论上都这样说，就人云亦云。事实上，学术界常有不负责任地引用论点的情况。看到一篇文章中有了结论，就不肯自已再去费力证实了，大家都图省事把现成的拿来引用，结果造成一错百错的情况。科学是十分严谨的，容不得丝毫的怠惰。在科学上面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地去做。”

    无奈，姜会林只好老老实实地去从头论证，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计算出了结果。这个结果使姜会林大大地吃了一惊，实践证明王大珩的分析果然是对的，原来引用的那个论点确实存在问题！姜会林在王大珩的指导下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并把自已得出的新的见解充实到了博士论文中。后来，正是这篇论文中有关光学公差部分所具备的独特的新论点引起了光学界的重视。美国出版的《光学领域100年来公差方面最有建树的60篇文章》中收入了姜会林论文中的这一章。而这篇文章之所以被录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它否定了原有的定论，阐述了更新的观点。姜会林后来又把这个观点运用到实践中，并因此而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姜会林后来成了一位出色的光学专家，担任了长春光机学院院长的重任。他说，他是被导师生生“逼”出来的。如果没有导师的严“逼”，他就不会走到今天，不会取得这么多的成就。他说，他从导师那里学到的何止是学问！

    导师写给学生的一封道歉信

    赵文兴是“文革”后王大珩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赵文兴的情况与其他人有些不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是凭着一股子劲儿从农村里闯出来的。赵文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一下子考上了王大珩的研究生。他对王大珩十分崇拜，几乎崇拜到了畏惧的程度。第一次见王大珩时，赵文兴从头到尾始终直挺挺地坐在那，紧张得连话都不会说了。王大珩每说一句话，他都赶紧记下来，诚惶诚恐的像得了圣旨一般。

    越是害怕就越是出错。1982年，赵文兴要去联邦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这篇文章的整个观点都是王大珩的，是王大珩在英国时就想到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没有得到证实。王大珩把这个题目交给了赵文兴，赵文兴成功地做出来并据此写出了这篇论文。在赵文兴看来，自己只是按照王大珩的指点做了些具体的实验工作，证实了导师的观点。所以在署名时，赵文兴就把王大珩的名字放在了前面。王大珩只看了一眼，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已的名字改到后面了。赵文兴是个实在人，回去后越想越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又把名字的顺序改了回来。定稿时，王大珩看到自已的名字又写在了赵文兴的前面，脸一下就沉了下来。他严肃地对赵文兴说，学术文章的署名应该有科学的态度，不应该有长幼尊卑之分。这项研究从实验到论文都是由你来完成的，你的名字理所当然应该署在前面，请你不要再改动了。说着就又把自已的名字挪到了后面。

    后来，又是因为署名的问题王大珩朝赵文兴发过一次火。那是赵文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这篇论文也是基于王大珩的观点，由赵文兴做的实验，并写出了论文。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些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发表论文时赵文兴心里很有顾虑，生怕这篇论文会给导师引来麻烦。经过与副导师反复商量之后，赵文兴决定不署王大珩的名字了，只以赵文兴自已的名字来发表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之后，王大珩看了十分生气，他认为赵文兴在署名问题上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立刻把赵文兴叫来责问。

    那一次，赵文兴可真是害怕了。见素来温文尔雅的导师朝自己发火，赵文兴吓得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越害怕就越难以解释清楚。事后，赵文兴越想心里越窝囊，多少天都寝食难安，怎么也缓不过劲儿来。

    没想到，过了不久，赵文兴突然收到了王大珩的一封信。打开一看，竟然是写给他的一封道歉信。王大珩在信上说，赵文兴的副导师已经把情况向他解释清楚了，是自己错怪了文兴同志，自己当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了，希望文兴同志不要多心，还请文兴同志多多原谅。信中还言辞恳切地对赵文兴的论文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捧着这封导师写给学生的道歉信，赵文兴心中百感交集。许多年过去了，赵文兴一直珍藏着这封信。每每提起这件事，赵文兴都会感慨地说，自己从导师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学识，更重要的是导师那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正直无私的高尚品格。赵文兴说，能做王大珩的学生是自己的幸运，做过王大珩的学生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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