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学家到战略科学家

    托马斯？赫胥黎曾说过一句名言：在科学界一个60岁的人的作为只会弊多利少。

    但王大珩在60岁之后，却由一个光学家，一个我国光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发展成为一个国家战略科学家，以其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思考为国家高层提供科技发展思路，在我国发展高科技的许多重大决策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王大珩的这一转变是从他到中科院工作后开始的。1980年，在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大会上王大珩被选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到技术科学部工作后不久，王大珩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具有最高科学咨询能力的中科院，竟很少发挥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咨询的作用。王大珩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一方面反映出政府部门对科学思维在决策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还缺乏一定的认识，不主动向科研部门寻求咨询；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科院各学部本身也缺乏咨询意识与参与意识，不主动向决策部门提供科学咨询，致使咨询功能退化，导致所谓国家最高科学咨询机构几乎变成了一句空话。

    王大珩对此深感忧虑，他知道，科学咨询历来在国家决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所了解的美国的国家研究委员会、英国的科学政策顾问委员会和苏联的科学院都是各自国家的最高科学咨询机构，一直在为政府提供科学思路，对许多国家重大决策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二战”时期，王大珩在英国就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当时，英国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要依赖船只运进英伦半岛。但是，运输船经常被德军潜艇击沉，这给英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向科学家征询意见。一位数学家依据数学中的概率原理提出了走船队，重点保护的方案。按这个方案实施后，果然情况出现了极大的好转，大大降低了损失率。这个科学家因此而为英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据说，后来还由此而发展起了一门新兴学科，这就是现在的运筹学。

    这种科学成功地影响战争、影响政治的事例在“二战”时期简直数不胜数。另一个也发生在英国的更具说服力的事例，就是英国在战时设立的“蒂泽德委员会”。蒂泽德委员会是一个空军防卫科学研究委员会，其宗旨是“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技术知识以加强目前的防御措施，防止敌人的空袭”。委员会成员除空军部长H.E.维姆伯瑞斯外都是清一色的科学家。主席亨利？蒂泽德爵士是化学家、大学校长。两个最着名的委员A.V.希尔和布莱克特都是卓越的科学家。其中希尔是世界最着名的生理学家之一，1922年曾获诺贝尔奖；布莱克特是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学生，当时只有37岁，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秘书A.P.罗维是个年轻的科学家，他后来以英国战时研究机构中最着名、最有成就的无线电通讯研究机构的总指挥而闻名于世。蒂泽德委员会被称为是历史上规模最小而效果最大的委员会之一。它在雷达的研究还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果断地做出了研制雷达的决定，并为推进雷达的研制进程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沃森？瓦特的雷达研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使得英国在后来的大不列颠战争中抵御住了纳粹德国的疯狂空袭。

    王大珩深知在当前世界进入高科技发展的时代，科学思维必将在政府决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是个做一天和尚就必须要撞一天钟的人。到技术科学部后，他开始接触到许多涉及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问题，强烈的责任心使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对科学咨询问题的思考又促使他下决心要打破这种僵局。王大珩想，如果我们改变被动等待咨询的态度，主动向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提出建议，就可以打破这个僵局。一来能及时地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扩展思路。二来也可以引起政府部门对科研咨询的重视，使他们看到科研咨询的作用，进而唤醒他们主动向科研机构进行咨询的意识。于是，王大珩率先在技术科学部提出了变被动咨询为主动咨询的口号，鼓励科学家结合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积极向有关政府部门提供情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很快，科学咨询便在科学院内部形成了风气。科学院把科学咨询纳入了议事日程，在各学部中都成立了科学咨询委员会，要求各学部积极主动地向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咨询。科学咨询工作逐渐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对高层和决策机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这是王大5行从学科科学家到战略科学家转变的重要过程。从这时起，王大珩开始从局部思维走向全局思维，开始站在国家科学战略的高度，紧密关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主动为政府、为决策机构提供科学咨询。

    晚年之后，王大珩曾提出过很多有利于国家科技发展的建议，其中大多数建议都引起了决策部门的重视并最终被采纳：

    1986年，王大珩执笔，联合四位老科学家给邓小平写信，促成并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863计划”

    1988年，王大珩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应恢复政协中科协专组的意见》，后在会上得到通过，在政协中恢复了“文革”前的科协组。

    1989年，鉴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进展，王大珩与王淦昌共同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此项建议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后实施。

    1989年，在王大珩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我国颜色标准委员会，最终制成了我国国家级的颜色标准样册，其间还为我国国旗制定了法定颜色标准。

    1989年，王大珩和七位学部委员提出了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提案。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王大珩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再次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工程界盼望已久的中国工程院遂于1994年正式成立。

    1993年，王大珩提出了加强原子、分子尺度上的纳米技术研究。

    1996年，王大珩与几位科学家联名建议并协调促成了设立在清华大学的单原子分子测控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

    2001年，王大珩与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重视。

    2003年5月，温家宝到王大珩家中看望王大珩对大型飞机的研制。2003年春天，再一次就此问题亲笔上书温家宝总理，恳切陈词地提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大飞机，要以大承飞机的研制发展带动众多领域的高技术产业和诸多基础学科的发展，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

    2004年，王大珩以九旬高龄回复《关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发展纲要》，为国家科技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晚年的王大珩仍旧毫不落伍，他始终紧密关注世界科技的前沿发展，密切关注科技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影响，站在这个高度积极主动地为国家高层决策提供科学咨询，在我国科技发展的许多重大决策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是最伟大的人

    19世纪的着名物理学家瑞利晚年时，他的儿子问他对赫胥黎所说的那句话“在科学界一个60岁的人的作为只会弊多利少”有什么看法。瑞利想了很久以后回答说：“啊，我想如果你只做你所理解的事，不和年轻人发生矛盾，就不至于一定会像赫胥黎说的那样赫胥黎之所以那样说，就是因为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到了晚年之后，往往会故步自封，失去了对新事物的敏感，容易与新的思维发生冲突。所以端利说，他只做自已理解的事，不和年轻人发生矛盾。

    曾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在谈到瑞利的回答时说：“我认为爱因斯坦、狄拉克和海森堡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爱丁顿肯定说不出这种话的。端利说的话中，含有某种谦虚的精神。……我认为在理解大自然的过程中具有某种谦虚精神，是持续进行科学探索的先决条件。”

    能持续地进行科学探索是每个科学家的愿望，但能始终追踪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持续保持科学探索的能力其实很难。如果没有钱德拉塞卡所说的在理解大自然的过程中具有的某种谦虚精神，就不可能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汲取营养，永远保持活力。

    科学界对王大珩有个公论，说他就是属于那种永远追踪前沿科学，有眼光，有魄力的科学家。说他之所以能始终站在科学前沿，就是因为他正如钱德拉塞卡所说，在理解大自然的过程中具有某种谦虚精神。

    晚年后，王大珩为了让自己能掌握更多的信息不落伍，甚至俯身向学生求教。有一次，王大珩的学生赵文兴来北京看望导师。师生俩亲亲热热地唠了一会儿后，王大珩突然对赵文兴说：“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助一下。”赵文兴不由得一时有点发愣，不知道导师有什么事情要自己办，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办。没想到，接下来王大珩竟十分诚恳地对他说：“我有很多年对材料不接触了，在好多事情上不如你们年轻人了解得多，你现在是光材部主任，掌握材料信息的来源多，我想请你以后有这方面的新的东西，无论是新材料、新信息还是新工艺都能给我一份。让我也能多看一些，多了解一些。”说罢，又笑着补充道，“年纪大的人有时候是需要向年轻人请教的。就是字要大一些，我这眼睛可是越来越不行了。”赵文兴默默地望着自己的导师，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那一刻，这个山东汉子的眼睛突然湿润了。赵文兴说，能对自己的学生说出这种话的人，是最伟大的人！

    研读王大珩的另一位学生姜会林也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80年代时姜会林正读王大珩的博士生，有天晚上去王大珩家里谈课题。进门后，姜会林见王大珩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书，看姜会林来了，王大珩就把书扣着放在桌子上，笑着问他：“你猜猜看，我刚才是在看什么书？”姜会林猜了好一会儿也没猜到，

    王大珩就乐了，他笑着把书翻过来举到姜会林面前说：“你看，是《BASIC语言》。”看到姜会林惊奇的神情，王大冲感叹了一声说：“很遗憾，我现在还是个计算机盲。我已经70多岁了，精通恐怕是来不及了，有时间就扫扫盲吧。”这件事给了姜会林很大的触动，他没想到德高望重的导师会为自己不懂计算机而苦恼，更没想到已年逾古稀的导师还能下决心从“BASIC语言”学起。姜会林说，导师之所以在晚年之后还能始终保持前瞻性的目光，总是言之有物，总是有新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从不故步自封，始终追踪前沿科学的发展，不断接受新事物。

    挥毫

    晚年后的王大珩很愿意帮助和提携年轻人。现任国家科技部部长曹健林当年博士毕业回国后，想申请“863计划”中的几个光学方面的科研项目。他和两位也是刚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年轻科学家一起去找王大珩，想请王大珩支持他们，帮助他们申请下来这个项目。但当他们凭着一股热情跑到王大珩的门口后却犹豫了。他们自忖三个人都不是王大5行直接带出来的学生，与王大珩都没有太深的接触，他们拿不准这样贸然闯去找王大珩是不是太唐突了，担心以王大珩的名气，肯不肯会见他们这几个无名小卒？还担心即便是会见了他们，以王大珩的高龄，能不能有耐心听他们的阐述？更担心即便是耐心听了阐述，以王大珩的身份，愿不愿意支持、帮助他们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在王大珩的门前一圈又一圈地转着圈子，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打气，很久，才鼓足勇气忐忑不安地敲响了王大珩的门。进王大珩那个门之前，曹健林他们以为自己把一切都想到了。但当他们走进了王大衔的门之后才发现，竟有那么多的没想到在那里等着他们。他们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亲切地欢迎他们，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认真地倾听他们的阐述，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耐心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真切地理解他们，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热情地支持他们。而最最令他们没想到的就是，王大珩在了解清楚情况之后，不仅十分痛快地答应帮助他们，而且当即就提笔给他们写了五封推荐信！揣着那五封推荐信，曹健林他们就像是怀里揣着一把火。他们申请的这个有关X-射线膜层方面的研究课题，人家花了几十万都没有搞出来。曹健林说：“我只要一万元，保证把这个课题做出来！”结果，他们真的只用一万元就把这个项目拿了下来。曹建林也因此成为我国X-射线膜层领域的专家。

    2005年，第二十届国际光学大会在中国长春召开。90岁高龄的王大珩以大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王大珩操着流利的英语，一口气讲了40分钟的话，介绍中国光学的发展和近年来在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他的讲话思维敏锐、头脑清楚，拥有的知识与国际光学技术完全同步，使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的讲话所折服，外国同行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表达他们对这位科学老人的钦佩和尊敬。

    请不要叫我“中国光学之父”

    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界的同仁为王大举办了一场《庆祝王大珩教授从事科研活动55周年》座谈会。

    尽管王大衔一再叮嘱大家不要大事声张，要尽量缩小惊动范围，但消息却不胫而走，迅速传开了。虽然只发出了为数不多的邀请，虽然临时又把会址从醒目的科学会堂改到了偏远的友谊宾馆，但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地循着消息找到了这里。其中许多人都是不请自来，一听到风声就立刻放下一切兴致勃勃地M了。

    来的人很单一，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科技界朋友。但又很杂，差不多囊括了科技界方方面面的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和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等科技界着名人士来了，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领导单位的代表来了，中国科协和中国光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代表也来了，甚至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的代表都赶来了。

    也许是第一次，这些科学界不同领域的人能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共同面对这个老人，共同谈论这个老人。一个接一个地即兴发言，逐渐为人们展现出老人一个又一个不尽相同的侧面。

    这些发言都是很随意很零散的，每个人都只是根据自己的了解，从一个侧面来评价老人在某个方面的功绩。但是，当这些评价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当老人的形象完整出现的时候，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大地吃了一惊。人们突然发现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这样全面地看过这个老人，人们突然发现这个老人竟能同时在诸多科学领域中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些领域计有：

    光学领域；

    激光领域；

    精密机械领域；仪器仪表科技领域；计量科学领域；

    标准化技术领域；

    国防科技领域；空间遥感技术领域；信息技术领域；高科技产业化领域；教育领域；科普领域。

    以上这些仅指他深入其间并做了很多工作的领域，还不包括只简单介入或只关注其发展并为其呼吁过的那些领域。

    在一片惊叹声中，卢嘉锡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凡是跟高、精有关系的，我看大珩同志总是要插一手，不只插一手，而且做出成绩！”

    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激动地概括说：“我想，可以这样说，大珩先生是我们国家光学、机械行业之父！”

    话音未落，王大衔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不能这么说。”王大珩声音不高但却十分恳切。他说：“我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在我的前面还有严济慈先生，钱临照先生，龚袓同先生。”

    2009年12月，召开中国光学科技馆论证会。此时王大珩已经94岁，不能出席会议，便委托他的秘书蔡恒源给会上带来了一份特别的嘱托。王大珩让蔡恒源转告大家，说自己这几年虽然身体不太好，但一直关注着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只是有件事他始终放心不下，就是很多人都把他称作是“中国光学之父”或“中国光学泰斗”。王大珩认为这样不妥。他说：“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王大珩说：“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所有经历的事件和变迁，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在经济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王大珩多次恳辞“中国光学之父”的头衔，显示出他过人的谦逊精神和崇高的人格风尚。

    梦回昂昂溪路

    2011年7月30日清晨，长春这座城市早早就醒来了，人们奔向车站，默默地在站台上等待，等待着北京开来的那列载着王大珩先生部分骨灰的列车。

    7月21日，王大珩在北京逝世，只9天他就匆匆地赶回来了，回到了这个他居住了30年的城市——长春。对长春王大拓有着特殊的感情，这里是他起步的地方，也是中国光学事业起步的地方，这个城市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这个中国的光学之城，王大衔的名字将永远与这个城市联结在一起，他是这个城市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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