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显然完全不适合于做帝国参谋总长那种复杂的政治工作，但他怎么又被选作帝国参谋总长了呢？对于局外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然而，对于了解英国陆军现状的人来说，这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仅仅表明，英国陆军上层可供选择的范围是多么狭小，而一场重要的战争又怎样能在短期内进一步缩小这种范围。布鲁克从1941年起任帝国参谋总长，到战争结束时，他已感到“非常非常疲倦”。他非常愿意接替即将退休的阿思隆勋爵，继任加拿大总督。接替他继任帝国参谋总长的，只有一个符合逻辑的人选——亚历山大。但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决定让布鲁克再留任一年。于是，亚历山大成为加拿大总督。因此，到1945年冬必须另选一个人于1946年6月接替布鲁克时，却没有一个完全适合的人选。韦维尔太老，现任印度总督。奥金莱克现任印度英军总司令，但他的主要经历又在印度陆军而不在英国陆军。此外，他们俩人都有失败的记录（至少公众认为是失败）。斯利姆在远东进行的战役似乎太遥远，他的部队已经是“被遗忘的部队”。此外，他还有对行政事务不感兴趣的名声，而行政管理却是参谋总长的分内事。
比较而言，蒙哥马利却是一个更为可取的人选。至少，他有指挥英国陆军在欧洲作战的丰富经验。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英雄。在欧洲战区，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被提拔到蒙哥马利之上而不意味着是对蒙哥马利的轻视。所以，蒙哥马利作为英国最受人欢迎的将军，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被选来担任帝国参谋总长的工作。
1946年5月2日，蒙哥马利调离德国后，即去欣德黑德休假。他的好友雷诺兹少校夫妇仍为他照料戴维。戴维当时已17岁，仍在温彻斯特念书。雷诺兹夫妇允诺他继续在欣德黑德住下去，直到他在别处为戴维和他自己安家为止。蒙哥马利从德国带回了他的指挥车，停在他们的院子里，由于要干的事太多，尽管是休假，他仍整天在指挥车里埋头工作。
为了一就任帝国参谋总长就能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建设英国陆军，蒙哥马利一回到英国，就开始起草《战后陆军问题》文件，并准备在出任新职之前，访问驻有英国武装部队的东地中海国家和印度，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6月9日，蒙哥马利离开伦敦，前往埃及访问。在埃及，蒙哥马利同埃及国王和首相进行了会谈，表示英国愿意尽早从尼罗河三角洲地带撤军，但希望能在埃及保有军事基地。首相表示同意合作，但国王对此不感兴趣，会谈几乎是毫无结果。
巴勒斯坦是蒙哥马利访问的第二站。这里局势每况愈下，他指示驻巴勒斯坦英军总司令伊夫林·巴克中将控制局势，重建英国的权威。
在去印度前，蒙哥马利飞赴安曼同阿卜杜拉国王共进午餐，交换意见。在去印度途中，他在巴士拉停留一晚，同驻伊拉克的英军司令官讨论了苏联在伊朗和其他地区推行的政策。
在印度，蒙哥马利就印度独立及其对军事的影响，同总督韦维尔和总司令奥金莱克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还就英军撤出印度的问题，同国大党领袖曼拉纳·阿扎德和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进行了讨论。
接着，蒙哥马利访问希腊，同英国大使克利福德·诺顿爵士和司令官克劳福德将军讨论了希腊的局势，检阅了希腊陆军，并被希腊国防部长授予英勇金质勋章。
意大利是蒙哥马利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他只在意大利逗留了18个小时，就在6月26日早上匆匆离开意大利，赶回伦敦就任新职。
蒙哥马利是在一个异常艰难的时刻就任帝国参谋总长的。当时，不仅后殖民时代的问题开始出现，而且苏联同西方盟国的冲突也变得日益尖锐起来。原子弹的出现和工党政府的上台，使得帝国参谋总长的工作更加棘手，因为原子弹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以前对战争的许多看法，而工党政府决定建立福利国家，就将不可避免地大幅度削减军费预算。
蒙哥马利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中认识到，与同级和顶头上司保持友好交往，对于有效地管理军事机构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来到陆军部后，蒙哥马利便努力与白厅的人打成一片，并尽力与其政治主子保持友好关系。在蒙哥马利任职期间，他不得不同他的顶头上司、先后三任陆军大臣打交道。
第一任陆军大臣是杰克·劳森，第二任是弗雷德·贝伦格，第三任是伊曼纽尔·欣韦尔。他同三任陆军大臣都相处甚好，与欣韦尔尤其如此。此外，他还同陆军部常务次官埃里克·斯皮德爵士每逢星期一定期共进午餐，以联络感情，便于工作。
刚到陆军部不久，蒙哥马利就顺利地解决了一起潜在的爆炸性事件。一位次官计划去海外巡视，便亲自命令副官长进行安排，并下达了如何款待他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我将随时视察部队，视察时不得有军官在场。
我的工作时间为早上9点到下午6点。
我喜欢同军官和士兵分别共进午餐。
不要为我安排仪仗队，不要为我安排检阅仪式，也不要设宴招待我，应视此为命令。仰各遵行。
我愿及早会晤所视察的部队之司令官……
我愿倾听任何一级官兵诉说有关军事方面的任何问题。……”
这个命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副官长求见陆军大臣请求辞职，要不就收回这个命令。然后，他来到蒙哥马利办公室，向他诉说整个情况。蒙哥马利听后，又好气又好笑，便亲自去见陆军大臣，告诉他决不允许任何外来人士在强令军官退出的情况下，向该军官领导的部队讲话。于是，次官的命令被取消了。
接着这位次官又要求总参谋部派一名军官陪同他巡视，并要蒙哥马利就他打算视察的军区，向他作一般的情况汇报。对这两项要求，蒙哥马利都拒绝了。但为了不使陆军部文职和军职双方暗生隔阂和矛盾，蒙哥马利还是为他的巡视作了妥善安排。这样，突然产生的矛盾便被蒙哥马利化解了。
蒙哥马利说：“英国陆军决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由于没有一种政策或作战理论，而毫无目标地漂流。”在他第一次参加的陆军委员会会议上，蒙哥马利提出了他在欣德黑德写成的《战后陆军问题》，要求陆军委员会原则上批准这个文件，以便作为陆军部制订计划的依据。大家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个文件附有关于战争的根本原则的意见书，同时还附有一个关于参谋组织的备忘录。蒙哥马利最后决定，如果英国陆军不采用参谋长制度，他就申请辞职，让首相另请高明。最后，陆军部同意了这一变革，英国陆军采用了参谋长制度。
蒙哥马利在向手下部置任务
蒙哥马利就任帝国参谋总长后，首先关心的是官兵的生活问题。在陆军部任职的未婚军官要自行解决膳宿问题，不仅难以找到住处，而且生活十分单调。蒙哥马利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作出安排，把在伍尔维奇的前皇家军事学院作为能容纳250名军官的宿舍，并建立了军官食堂，使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
解决了陆军部的问题之后，蒙哥马利开始着手解决部队在生活方面的问题。1946年7月26日，他在朴次茅斯说，不能让士兵脱离社会环境，英国陆军必须同国家的发展保持一致。8月，他又在讲话中强调，应该重新审查某些“小规定”，“熄灯”制度不应该被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宿舍不是兵营”。
当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他至少建立起由麦克米伦少将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英国士兵在营房里的生活方式，和提出在哪些方面应更适合时代的要求。
蒙哥马利特别注意提高陆军部工作人员的士气。除了关心他们的生活外，蒙哥马利还租用了附近的一家电影院，开始按他的习惯，经常把参谋们和文职人员召去听他演讲。他向他们概要地介绍建设英国陆军的总体计划，号召他们为改进陆军部的工作而共同努力奋斗。
他说，在陆军部工作是一种荣誉，因此建议所有军事人员佩戴一种特殊的标志。如果文职人员愿意的话，也应发给。此后陆军部的工作人员都开始佩戴那个标志。他提高士气的另一种做法，是对工作人员关怀备至。例如，一个叫温博的中士书记员患了心脏病，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不得不退出现役。蒙哥马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地方上为他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干了几个星期后，蒙哥马利发现陆军部在科研和武器装备定型投产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在研究了有关报告，和反复考虑之后，他规定正规军应在5年内（到1951年）拥有足以对付有可能发生的一切小型纠纷的装备。全体正规军和本土军应在15年内（到1961年），在装备、人力、弹药、储备等方面作好打一场大仗的准备。此后，必须时刻做好准备。蒙哥马利的决策得到了首相、陆军大臣和参谋长委员会的首肯，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自治领陆军参谋长也表示赞同。
蒙哥马利还发现，白厅的部一级人员和军界人士，对今后如何打一场大规模战争，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概念。陆军部曾把中东列为英国的“主要支援地区”，但首相艾德礼不同意这个提法，并在一次会议上反驳过这一意见。会后，蒙哥马利对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说，三军参谋长应就大规模战争中的西方战略草拟一个文件，递交首相。但他们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对未来武器的威力还缺乏足够的根据，参谋部没有时间。
但蒙哥马利决心草拟这个文件，于是向参谋班子下达了如下几条纲要，作为草拟文件的基础：
一、我们应作出计划，逐步加强可能与我结盟的欧洲国家的实力，建立一个强大的西方集团，保护西方世界的民族、领土和文化免受来自东方的任何侵略。我们自己应该做好准备，和我们的盟国一起，承担一切义务，在欧洲大陆作战。
二、我们必须确保使用几大海洋的自由。尤其是我们应为北非的海岸线而斗争，从而使我们经由地中海的交通畅通无阻。
三、我们必须为中东而斗争，因为中东和北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地群，使我们可以向来自东方的任何侵略者的领土发动强大的空军攻势。陆军应在中东保持一个军司令部，以便开赴任何地区处理紧张局势。
文件在一周内拟就，蒙哥马利将副本分送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虽然他们二位仅对第一点表示不能同意，但还是不愿意把它作为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递呈首相。这是蒙哥马利在白厅为获得大家一致同意的英国战略而进行的斗争的开始，也是参谋长委员会内部摩擦的开端。当1947年1月艾德礼再次反对三军参谋长关于必须固守中东的意见时，蒙哥马利问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是否准备和他一起辞职也不放弃这个地区，并说，不管他们是否和他一致行动，他都准备这样做。他的两位同僚表示愿意和他一起采取行动。艾德礼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最后，陆军部主张的战略终于被采纳。
蒙哥马利的许多海外之行，曾受到广泛批评，但这些访问并不是毫无价值的。1946年8月19日，蒙哥马利应加拿大政府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邀请，从利物浦乘船前往加拿大和美国访问。
蒙哥马利的加拿大之行访问了每个省的省会，和首都渥太华，会见了各省省督、文官、退伍军人组织负责人以及许多未担任公职的加拿大著名人士，受到了各个方面的热情欢迎。在渥太华，蒙哥马利同有关方面讨论了英、加、美三国的武器装备及作战程序的标准化问题，后将讨论结果向伦敦作了汇报，并建议同加、美举行高级会谈，以解决整个问题。当白厅回电表示同意时，蒙哥马利脑子里已有了更为成熟的想法。他认为，现在已到了英、加、美三国在所有防务问题上密切合作的时候了，讨论的问题应不限于标准化，还应该涉及整个合作领域，以及一旦战争爆发所应采取的联合行动。如果能和加拿大总理达成协议，他去华盛顿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于是，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蒙哥马利在赴美途中到了渥太华，会见麦肯齐·金总理。麦肯齐·金完全同意蒙哥马利的建议，并授权他转告美国总统。9月10日，蒙哥马利到达美国。他的美国之行，除了要访问几个主要的军事设施外，还要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和美三军参谋长举行会谈。
在访美期间，蒙哥马利给美国新闻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与艾森豪威尔在1944年至1945年间进行的“指挥结构”之争在美国人心中引起的不愉快，早已烟消云散。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受到十分热烈的欢迎。9月11日，他与艾森豪威尔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起英美盟军在1944年的争论时，他俩轻而易举地就转移了话题。蒙哥马利说：
“军人不善于处理政治问题。”
听他这样说，艾森豪威尔轻声笑了起来。蒙哥马利被笑得莫名其妙，便问：
“您在笑什么，艾克？”
结果，引起哄堂大笑。
抵达华盛顿那天，蒙哥马利收到白厅来电，来电极力主张他的会谈对象只限于三军参谋长，要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与美国总统提及他的设想，并说各部大臣都不知道他在美国的活动情况。这盆冷水使蒙哥马利大为扫兴，但并没有浇灭他对此事的热情。当他和艾森豪威尔单独相处时，便立即和他讨论整个事情，并把与麦肯齐·金的谈话内容全部告诉了他。
艾森豪威尔同意现在已到了坐下来研究和计划共同行动的时候了。要研究与计划的不仅仅是标准化问题，而且是与防务和战略有关的一切问题，并说陆海空军部长对时下正在暗中酝酿的局面已有充分的认识，现在就可以举行政府首脑级会谈。他希望蒙哥马利在第二天会见总统时当面谈一下。于是，蒙哥马利决定不顾伦敦的坚决反对，要同杜鲁门总统谈这个问题。次日上午，蒙哥马利在白宫会见杜鲁门总统，当时没有第三者在场。一开始，蒙哥马利就说，艾森豪威尔和他认为讨论整个防务领域的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随后，又把麦肯齐·金的看法全部转告杜鲁门总统。最后，蒙哥马利说，国家首脑只需批准一下，军事参谋人员便可立即办理此事。杜鲁门毫不犹豫地说：
“这很好，我同意，就这样办吧。”
离开白宫后，蒙哥马利回到艾森豪威尔那里，把与总统谈话的内容全部告诉了他。艾森豪威尔很高兴，立刻安排蒙哥马利与美三军参谋长见面。蒙哥马利把全部经过向陆军部作了汇报，并请他们转告首相。但他第二次收到了“泼冷水”的复电。接着，首相艾德礼来了电报，说他完全理解所提出的问题有重大的潜在价值，不反对就情况和方法程序进一步同美国人交换意见，但希望蒙哥马利不要承担任何具体义务。
9月16日，蒙哥马利登上“西奎亚”号游艇同美三军参谋长会见。美方的代表是总统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艾森豪威尔将军、尼米兹海军上将和斯帕茨将军。大家一致同意，讨论应尽早开始，内容应包括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的整个战略概念，以及解决武器标准化和联合行动的最有效的途径。
大家还一致赞成第一次会议应在华盛顿举行，加拿大的计划参谋也一起参加。蒙哥马利的美国之行虽然是一次私人访问，但却确定了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这个机构继续发挥作用，为英国三军参谋长干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1947年1月6日，蒙哥马利又应邀到莫斯科访问。当蒙哥马利的专机抵达莫斯科机场时，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领一大批元帅、摄影师和记者拥向机旁。机场上升起了英国国旗和苏联红旗，气氛十分友好。那天晚上，蒙哥马利和华西列夫斯基做了一番长谈，讨论了他在莫斯科的日程。蒙哥马利特别提出希望访问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斯大林机械化部队学院以及伏龙芝军事学院。他的要求一一得到了满足。
在莫斯科，每天都有宴会。午宴、晚宴，每次宴会决不少于12道菜。每道菜之间，都得站起来演讲一通。对于菜肴之丰盛和品种之多，蒙哥马利觉得很难对付，但不久便发现，除非真的想吃，你可原封不动。然而，每道菜上来，必得尝一下，不然就是瞧不起主人了。上菜后，过了一段时间，不管你吃了没有，盘子就被收去了。酒杯也是这样。每位客人面前有一排酒杯，斟满了各种酒或饮料，你只需选择你所喜欢的喝。当然，蒙哥马利只喝矿泉水。
蒙哥马利访问的高潮是和斯大林会谈。会谈是在1月10日，即蒙哥马利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进行的。蒙哥马利先向斯大林送了一箱威士忌酒和他的两部著作：《从阿拉曼到桑格罗河（第8集团军）》和《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第21集团军群）》。斯大林热情地道谢，然后说道：
“你送了我这些礼物，你希望我给你些什么呢？”
蒙哥马利正在察看缴获的德军88毫米高射炮。
蒙哥马利说，他不想要有形的东西，只希望对他要说的事给予帮助。蒙哥马利同斯大林谈到了英美军队的关系问题、军事同盟问题、英美加武器装备的标准化等问题，并建议英苏两国共同作出努力，在两国军队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蒙哥马利说，苏军现在就应该去英国访问英国军队，并告诉斯大林，他已邀请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科涅夫元帅和雷巴尔特科元帅于6月份访问英国。斯大林说，他已批准了这次出访。
蒙哥马利又说，第二步应是英苏各种军事院校军官的交流。语言障碍也许会限制交流人数，但必得开个头，哪怕只交流一两个人也好。今后，随着信任的建立，发生了兴趣，这个计划就会逐渐发展起来，那就更好了。但斯大林说，他觉得交流军官还不是时候，拒绝了蒙哥马利的建议。
蒙哥马利同斯大林谈了一个多小时，斯大林抬头看了一下钟。蒙哥马利意识到会谈该结束了，于是急忙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蒙哥马利说，战时，英国有些军人和文职人员娶了俄国妻子，他们希望把俄国妻子接到英国，但没有得到批准。这种情况在军人中只有7人，如果他把这7个人的名单交出来，不知能否请斯大林过问此事，给予帮助？斯大林说：“当然可以。”并保证他本人将过问此事。蒙哥马利便把名单交给了他。
当晚8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蒙哥马利举行告别宴会。晚会后，蒙哥马利对斯大林说，他愿意穿戴上华西列夫斯基和苏联陆军送给他的礼服和帽子，像苏联元帅那样向大元帅致敬。斯大林非常高兴，一定要和蒙哥马利合影留念。照完相后，斯大林问蒙哥马利下一个节目喜欢什么，要不要听音乐或在他专用的放映室看电影或到城里剧场去看戏？蒙哥马利说，他想回家睡觉。当时已是晚上10点，第二天一早他要乘专机回伦敦。斯大林说：
“很好，让我们都回家睡觉去吧。”
在苏联的耳闻目睹，使蒙哥马利得到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道：
“我所得到的印象是，俄国已精疲力竭……我认为俄国根本不可能进行一场对付盟国联合力量的世界战争，对此，俄国人也是十分了解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以便恢复。我的结论是，它将非常仔细地注视形势，确保不因外交上的疏忽大意以致在任何地区‘越界’而触发一场它所不能对付的战争。我认为，俄国要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有取胜的机会，得在15年到20年之后。”
尽管蒙哥马利得出了苏联不会进行战争的结论，并感到可能与苏联达成某种协议，但他继续坚持建立强大的英国应急部队，以防来自东方的攻击。1948年1～2月间，面对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的直接反对，他还是强行通过了他的“大陆战略”，使之成为英国的官方观点。
1947年下半年，蒙哥马利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海外访问活动。6月21日，他应邀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在去澳大利亚途中，蒙哥马利于6月23日至25日顺便访问了印度，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确定了英军从这个次大陆撤走的计划；二是在印度独立后，就继续使用英国陆军中的廓尔喀部队一事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
蒙哥马利于6月25日离开德里，中途在锡兰住了一宿，次日飞抵新加坡。在新加坡，蒙哥马利建议把远东海军司令部从香港移到新加坡，与陆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同处一地，以便于协调。这本来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建议，但却捅了一个马蜂窝。当蒙哥马利把自己的意见正式报告给伦敦时，当时的海军也把他的看法报告了海军部。海军大臣勃然大怒，结果弄得在伦敦的俱乐部里，海军士兵甚至不同陆军士兵讲话。而在新加坡，陪同蒙哥马利访问的参谋军官也遭到海军总司令夫人的冷嘲热讽。鉴于这种情况，蒙哥马利坚持要把海军司令部设在何处的问题提请首相裁决。最后，蒙哥马利得胜了，远东海军总部终于从香港移到了新加坡。当蒙哥马利的专机在新加坡起飞时，海军总司令说：
“我希望这家伙不要再到这里来，他惹起的麻烦真够我们受的。”
6月30日，蒙哥马利抵达达尔文，次日去堪培拉。他的日程包括访问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州，其中当然有他度过童年的塔斯马尼亚。除了旧地重游和访问老战友外，蒙哥马利与澳大利亚政府的会谈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澳大利亚打算在太平洋地区安全防务问题上承担多大的义务；二是关于英军驻澳大利亚代表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澳大利亚要求首先建立某种合适的机构，然后运用这个机构逐步形成最后承担责任的范围。关于第二个问题，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英国三军参谋长应派一位三军联合代表，在这位代表下设综合的三军参谋机构，而不应像现在那样三军各派一个代表。蒙哥马利完全同意他们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意见，并向伦敦作了汇报，希望他们采纳澳大利亚的建议。但伦敦的答复是，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持不同意见，要国防大臣A·V·亚历山大裁决。但最终这两个问题还是按澳大利亚政府的意见解决了。
1947年7月16日，蒙哥马利乘飞机离开澳大利亚，同日晚些时候抵达新西兰。在半个月的访问期间，蒙哥马利访问了自治领南北两岛各大城市，会见了曾同他在埃及沙漠和意大利一起战斗过的许多老战友。关于军事问题，主要讨论了新西兰参与英联邦在这一地区的防务机构的方法。彼得·弗雷泽总理希望在防务上同澳大利亚密切合作，形成一个统一的防务组织。但他强调，在执行政策方面，新西兰政府必须有发言权，而与澳大利亚的防务一体化，则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关于这两点，没有任何困难，于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起了统一的防务组织。
1947年11月中旬，蒙哥马利离开伦敦作非洲之行，访问的地区包括法属摩洛哥、冈比亚、黄金海岸、尼日利亚、比属刚果、南非联邦、南罗得西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历时一月有余。
在访问期间，蒙哥马利同各阶层人士交换过意见，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英属非洲有丰富的原料资源并且完全可以开发，而这种开发足以使英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进行卓有成效的竞争。但遗憾的是，英国对开发英属非洲似乎没有“总体设想”，因而对殖民地也没有基本规划。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蒙哥马利指出，两项紧迫的任务看来应是：第一，尽快以所需的资金、资本货物、人才和人力开发当地的资源；第二，为使英属非洲实现联合，必须冲破现有的许多障碍，制定开发英属非洲的“总体设想”，而不能只在看来有油水可捞的地区进行开发，那样是无济于事的。当得知首相希望把他的报告抄件送给殖民大臣阿瑟·克里奇·琼斯先生和某些其他内阁大臣时，蒙哥马利知道殖民大臣会强烈反对他的报告，于是在报告上加了这样一段话来对付他：
“制定总体设想需要巨大‘干劲’，实际上就是要赶快动作起来。许多人会说这行不通，这种人应毫不留情地予以撤换。说自己肚子痛的人总是把病情说过头，必须不去理睬他。”
殖民大臣的“肚子痛”果然立即来了。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几乎逐条反驳了蒙哥马利的意见，并重申殖民当局既不缺计划，也不缺乏干劲。蒙哥马利很快给殖民大臣去了一封冷嘲热讽的复函，他在信中写道：
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阁下的备忘录。喜悉对开发非洲有一明确而为大众熟知的政策和地区性计划。然鄙人跑遍非洲大陆，却未曾发现有此类之物，或许是鄙人愚不可及的缘故！
在有关殖民地的问题上，巴勒斯坦问题也许给蒙哥马利带来了最大的麻烦。1946年6～7月间，巴勒斯坦局势恶化，在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暴力活动之后，陆军逮捕了哈格纳和犹太事务局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和一些嫌疑分子。10月底，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认为，如果释放被捕的领导人，并停止搜查武器，就会创造良好气氛，犹太事务局就会谴责恐怖活动，并号召一切正直的犹太人起来反对恐怖主义。
蒙哥马利在艾森豪威尔送给他的B-17专机前，与机组人员交谈。
于是，到11月初把被拘留的领导人统统放了，搜查武器的工作也停止进行。与此同时，驻巴勒斯坦部队在维持秩序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而英国士兵和警察却不断遭到杀伤。从10月1日到11月下旬，已伤亡士兵76名，警察23名。谋杀和破坏活动有增无减，铁路交通已全部中断。对于这种状况，蒙哥马利十分不满，于是向首相作了汇报，并说，如果不打算让陆军在巴勒斯坦维持法律和秩序，不如撤走了事，他不能同意大批士兵无谓地惨遭杀害。听了汇报后，首相要求早日对此作出报告。于是，蒙哥马利于1946年11月28日飞赴巴勒斯坦。
11月29日，蒙哥马利同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艾伦·坎宁安爵士和中东司令登普西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议，讨论总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陆军由于受到禁令之故，不能支援警察部队维持秩序，在巴勒斯坦没有采取恰当的军事措施。
当蒙马利还在耶路撒冷时，一天晚上6点半左右，一群武装的犹太人袭击了一所警察局，并在街道附近埋了许多地雷，封锁了这个地区。市政当局作出的惟一坚决而迅速的决定，却是取消那天晚上在政府大厦举行的宴会。蒙哥马利马上发电报向白厅反映意见说：“目下对付巴勒斯坦非法武装组织的办法软弱无力，荒谬之至，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946年12月29日，犹太人为了报复英军鞭打一名犹太活动分子，绑架和鞭笞了1名英国军官和3名士官。这件事使英国群情激愤，并且反映到1月1日专门为巴勒斯坦问题召开的会议上。首相大力支持蒙哥马利，殖民大臣被击垮了。结局是殖民部接到训令，要它和陆军部协商，起草一项新的指令给高级专员。散会时，殖民大臣让蒙哥马利起草这项新指令。于是，蒙哥马利在指令中写道：
“在巴勒斯坦建立和维持法律与秩序，必要时可动用警察和军队。……警察部队应对破坏法律者采取攻势，使英王部队确保主动权。……”这项指令经同意后立即下达给高级专员。
当时巴勒斯坦的斗争正处于高潮，各式各样的组织向英国人和建筑物发动了袭击。一个叫做斯特恩邦的人，甚至派遣一组人去欧洲，炸毁了英国在罗马的使馆。但有一天，蒙哥马利的副官在接电话时，听到对方说：
“是陆军部吗？我是斯特恩邦。”
副官回答说：“是的，你有什么事吗？”
对方说：“今晚要请陆军元帅吃颗炸弹。”
副官说：“谢谢，我一定转告他。”
对方说：“你在开玩笑吗？”
副官说；“不，我想是你在开玩笑。”
对方说；“哦，那也请你吃颗炸弹。”
说完后，对方挂上了电话。
1947年2月，英政府决定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但不附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1947年11月底，联合国投票赞成把巴勒斯坦分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部分，安排了一个委员会来决定这两个部分的疆界。由于这个决议，英国政府12月作出决定：1948年5月15日结束委任统治，8月1日前完成英军的撤退工作。后来又把撤军日期提前到7月1日。
从1947年12月起，巴勒斯坦形势急转直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打了起来。1948年4月下旬，雅法发生激烈战斗，阿拉伯人处于不利地位。雅法是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惟一港口，英政府要求蒙哥马利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在5月15日前不使该市易手。蒙哥马利据此下达命令说，如果犹太人攻下雅法，英军应将它重新夺回来。4月28日，中东总司令把部队和坦克送到雅法，在战斗机掩护下，赶走了犹太人，熄灭了该市的战火。蒙哥马利决定，在5月15日之前要坚守耶路撒冷、雅法和海法三个地区，部队最后从雅法撤走。
但是，有关雅法激战的报道，却在外交大臣厄尼·贝文和蒙哥马利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4月22日晚上7点半，蒙哥马利正要去梅逊大厦发表支持陆军军校学员队的演讲，首相派人把他叫了去。首相和贝文对报纸报道有23000名阿拉伯人被杀感到很不安，问蒙哥马利打算怎么办。蒙哥马利说，他不相信报纸，只相信将军的报告，不过尚未收到。只有获得确切的报告，才能决定怎么办。于是，他立即奔赴陆军部去获取急需的报告。
次日早上9点，蒙哥马利去见首相和贝文。他对他们说，到目前为止，收到的报告表明，整个局势已被大大地夸大了，陆军从来没有失去对局势的控制。贝文则说，陆军本来可以制止雅法的一切胡闹，屠杀阿拉伯人的事，弄得他在阿拉伯国家面前处境困难，他已被“陆军拆了台”。蒙哥马利听后十分生气，要他收回对陆军的侮辱，并把这件事报告了参谋长委员会的同僚，通知了陆军大臣，电告了中东总司令。蒙哥马利为这事同贝文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在首相的调解下才又同贝文言归于好。
蒙哥马利在任帝国参谋总长期间，与政府发生了许多冲突，但最严重的冲突是关于国民兵役制和战后陆军的规模问题。英国政府不能确定他们在战后要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和需要多大规模的陆军。蒙哥马利则坚持认为，政治家应该决定英国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再根据所追求的目标计算陆军的规模。因此，蒙哥马利和政府之间便在国民兵役制和战后陆军规模这两个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
战争结束后，英陆军由于迅速复员而造成兵员严重不足的局面。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和平时期采用国民兵役制。1946年10月，蒙哥马利向参谋长委员会呈递一份综合性报告，说明在和平时期国民兵役制是十分必要的。经过一番争论，报告转给了政府。和平时期国民兵役制究竟有无必要，政府曾为此举行了好几次争得面红耳赤的会议，最后终于同意实施国民兵役制。1947年3月，政府向议会提出了国民兵役制法案，但遭到许多工党议员的反对。政府发现自己党内出现了分歧，于是决定把18个月的服役期减为12个月。蒙哥马利指出，18个月服役期是必需的，如果把服役期减为12个月，陆军非变更部署不可。不过，陆军可以接受把服役期减为1年，但条件是取消海外义务，并保证以后不再增添。1947年7月，服役期为1年的国民兵役法被议会通过，获得国王的批准，并将于1949年1月1日起实行。
1948年6月24日，苏军开始封锁西柏林，国际局势严重恶化。英国政府的反应是提议三军暂停复员6个月。蒙哥马利却对首相说，解决兵员不足的惟一最好办法，是从1949年1月1日起实行服役两年的国民兵役制，因此，政府应修改国民兵役法。最后，蒙哥马利发现无法使政府同意服役两年的建议，于是提出服役18个月的建议，并力争通过。
德军撤退时在战场上遗留的坦克
10月19日，蒙哥马利召集陆军委员会的军方成员开会，问他们如果政府作出的决定少于18个月，他们是否打算在他的带领下集体辞职，他们一致表示同意。蒙哥马利便把此事通知陆军大臣伊曼纽尔·欣韦尔。欣韦尔大吃一惊，立即向首相报告，说他控制不了陆军委员会。后来，政府于11月下旬作出决定，同意了18个月的服役期，这时蒙哥马利已离开陆军部，出任西方联盟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7年夏，关于英国整个武装部队兵力问题的讨论，开始引起了严重的反响。蒙哥马利取消了计划中的日本之行，急忙从新西兰赶回英国，支持政府同削减军事预算的压力做斗争。8月初，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宣布，首相希望削减三军总人数，国防开支总额削减到6亿英镑，其中海军1．6亿英镑，陆军2．7亿英镑，空军1．7亿英镑。三军参谋长据理力争，但仍无法阻止政府于1947年10月初批准这一数字。
10月27日，在下院的一场辩论中，亚历山大就三军发展的优先顺序发表看法说，国防研究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应是维持皇家空军的结构及其最初打击力量，第三位是维持海上交通，“然后尽我们力之所能考虑陆军的战力问题”。蒙哥马利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强烈抗议，要求在估计三军作用时，不要使用“优先”这个词。
1948年1月14日，蒙哥马利接到国防部通知，陆军在6亿英镑中所占的份额为2．22亿英镑，正规军人数为18．5万人，国民军人数为10．5万人，这使陆军各级组织进一步遭到大削大砍。蒙哥马利拒绝接受正规军为18．5万人的方案，说总数应为20万人。经过抗争，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由于蒙哥马利与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在战后陆军的规模这个问题上看法相左，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在1948年7月15日的一次令人特别恼怒的会议之后，蒙哥马利对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说，亚历山大是个“不中用的人”，要他们和他一起请求艾德礼首相罢他的官，理由是他们不信任他。他俩觉得亚历山大的态度不值得同情，便一口答应了。但后来经过考虑，他俩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宪法，而且对参谋长委员会的地位也有不利之处，于是打了退堂鼓。蒙哥马利发现自己已是单枪匹马，只好作罢。
9月10日，亚历山大又和三军参谋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起因是关于征募兵员的问题。特德要求政府给于更多的帮助，亚历山大却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不能这么做。特德火冒三丈地说，在这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上，政府从未帮过三军的忙，也从不引导全国了解武装部队征募正规军的重要性。亚历山大马上以三军薪饷条例和国民兵役制的例子加以反驳。这时，蒙哥马利在一旁火上加油地说，在陆军中，一提到薪饷条例，人人都要咒骂，它根本不是什么巨大成就，而是头等胡话；至于国民兵役制，谁都知道是他们争来的，政府在最后关头还“摇摆不定”。随后，当特德讽刺亚历山大只做小题而不承认有大事时，蒙哥马利又笑出声来，并且说他完全同意特德的意见。最后，蒙哥马利说，三军居然会被削减到如此危险的地步，“我们已沉到底了”。蒙哥马利与特德一唱一和，把亚历山大气得七窍生烟，有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后来，亚历山大对陆军大臣欣韦尔说，蒙哥马利是个非常难弄的人，他已开始考虑由谁来接替他。
9月21日，三军参谋长提出报告，说明皇家海军、陆军和空军的现状以及影响三军的一些主要因素。三军参谋长的报告最后说，目前部队的状况，引起了“极为严重的不安”。23日，亚历山大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宣布，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已采取步骤，“对三军整个人力和装备问题”予以重新考虑。
蒙哥马利发现参谋长委员会这个机构总是不能协调一致，效率极低，其根本原因是国防大臣不得力，国防部秘书处不中用，三位参谋长互不协调。在人力物力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三军各为自己打算。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由一个大臣级委员会来审查白厅的防务组织，主张设立总参谋长并由总参谋长担任参谋长委员会的常任主席。但由于海军大臣、空军参谋长和国防大臣的参谋长官都激烈反对此种审查或改变体制的做法，蒙哥马利的建议被打人了冷宫。但10年之后，即1957年，蒙哥马利的主张终于变成了现实。
蒙哥马利在任参谋总长期间，还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据说，有一次在海上旅行时，蒙哥马利和乔治·科尔中将曾“伏击”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当时他们在一条船上旅行，但葛罗米柯谢绝会见蒙哥马利。葛罗米柯习惯于清晨起来到甲板上散步，蒙哥马利和科尔就事先藏在通风装置后面，当葛罗米柯走上甲板，科尔引开他的保安人员，蒙哥马利就走上前去同葛罗米柯交谈。
在另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中，蒙哥马利做了一个大蛋糕庆祝自己的生日。他每天邀请几个人去喝茶，吃蛋糕。一位富有的美国女商人问，她是否也可以享受这种特权。她被告知说，只要她向蒙哥马利指定的慈善机构捐赠一笔款，她就会受到邀请。第二天，蒙哥马利要求她预先开出支票，于是，女商人退却了，她的财产分毫无损，但蛋糕也没有吃成。
当1946年9月访问加拿大时，蒙哥马利决定收集他签过各种文件的钢笔（通常是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的文件）。有些城市的长者对他们价值昂贵的钢笔以这种方式得到“解放”心存不悦，在哈利法克斯就明显如此。到访问结束时，帝国参谋总长的行李中已经有了11支非常漂亮的新钢笔。
当然，蒙哥马利也不可避免地在公众场合制造了一些令人扫兴的尴尬局面。有一次，300多名军官在伯明翰大饭店举行团聚晚宴。宴会进行了一些时间以后，蒙哥马利站起来要求大家安静：
“当乐队演奏的时候，你们大家都聊得非常愉快。现在，我请乐队演奏另一支曲子，但这一次，你们必须保持绝对安静。”
结果，整个宴会马上失去了自发的欢声笑语，热烈气氛一扫而光。更令人尴尬的事件发生在斯大林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为了打破席问有点呆板乏味的气氛，蒙哥马利决定跟莫洛托夫开个玩笑，他问起莫洛托夫在纽约的生活，并说：
“显而易见，你早上的时间是花在盘算如何在上午挫败对手方面，下午的时间则用在挫败对手的活动中，晚上则跳舞和饮酒。所以，很显然，政治家们并不工作。”
这番话使斯大林非常高兴，却使莫洛托夫如坐针毡。
在陆军部工作期间，蒙哥马利在威斯敏斯特有一套间，但他却喜欢住在郊区。经过一番勘查，他在汉普郡看中了韦河旁的伊辛顿磨坊，于是便把这座古老的磨坊及其周围的草地和两侧的田地一并买了下来。磨坊的主要建筑很结实，里面全是机器，从不住人。水、电、煤气等得从远处接过来，最近的电源线也远在1英里之外。蒙哥马利决定保持建筑物的外壳，但把内部改装成住家。
战后头几年内，建筑材料和劳力都极为缺乏，一切住房都由卫生大臣严格控制。蒙哥马利向磨坊所在地区办事处申请许可证，但遭到拒绝。蒙哥马利便给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写信，请他出面干预。但比万说，这在法治方面将使他处于困境，他也是爱莫能助。最后，蒙哥马利向首相呼吁，才领到了许可证。当得知蒙哥马利修建家园有困难时，塔斯马尼亚送来了橡木、山梨木，加拿大政府送来了雪松板，澳大利亚政府送来了一座车库，新西兰政府送来了家具。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自治领的鼎力相助之下，蒙哥马利终于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家园。
1948年9月20日中午12点45分，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召见蒙哥马利。他告诉蒙哥马利说，他已提议任命蒙哥马利为西方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主席。9月27日，西方联盟五国国防大臣（部长）在巴黎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对蒙哥马利的任命。于是蒙哥马利在同国防大臣、其他内阁成员和参谋长委员会的不断争吵声中，结束了他的帝国参谋总长的任期。
被英军俘虏的德军士兵
1948年3月17日，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五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宣告西欧联盟成立。一开始，这个条约仅限于经济事务和促进民主等。苏联于1948年6月封锁西柏林后，西方国家认识到，必须考虑制定西方防务计划。于是，布鲁塞尔条约国的五国国防大臣（部长）和三军首长开始讨论人员和装备问题，并于1948年9月决定建立西欧联盟防务组织，草拟联合行动计划，以对付一旦出现的袭击。蒙哥马利被任命为西欧联盟各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委员会的常任主席。
蒙哥马利几乎是不可能拒绝这个任命，因为一方面英国政府迫使他接受，另一方面这也完全符合他的一贯主张：西方国家有必要建立一个互相协调的军事司令部。因此，蒙哥马利说，如果这是政府、参谋长委员会中他的同僚和西方联盟中别的政府的一致愿望，他就接受此项任命。不过，他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他仍是一名英国军官，他的名字仍应留在陆军部的花名册上，不把他的个人事务转给某个国际组织；另一个条件是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下，不由他出任最高统帅。他的两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
西欧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的总部设在法国枫丹白露，联合总部简称“联总”。蒙哥马利被任命为联盟各国司令委员会主席后，即去枫丹白露附近住下。他和同僚们走遍西欧，研究各种问题，并制定了对付侵略、保卫西欧的计划，没有一个计划能够实现，因为这些国家都不愿意提供必要的、经过专门训练的、有健全的指挥机构和可靠的通讯联络系统的部队。更大的困难是，没有真正的团结一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共同利益牺牲任何主权。
蒙哥马利认为，这些国家强调经济复兴，不了解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都是必需的，而且必须平衡得当。只有以军事实力作后盾，政治才能有力量，实力是最重要的。但西方联盟如果不在政治上意见一致，要想实现经济合并和建立军事实力，是十分困难的。外长们在表示友好与团结的宴会之后，围着桌子坐下来签署条约是一码事，回国后要求各个政府根据条约行事又是另一码事。
当了几个月主席之后，蒙哥马利得出结论：如果要在西欧组织防务，防御布局就必须包括西德。但当时的状况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连能否守住莱茵河这条线都靠不住。于是，他于1949年1月去见外交大臣贝文，请他采取措施，使西德加入西欧联盟，并最后使它加入正在讨论中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贝文对蒙哥马利的建议感到十分惊讶。1949年11月，蒙哥马利又去美国向美国三军参谋长、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宣传这一思想。为了把西德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纳入西方阵营，蒙哥马利不断地作出努力。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蒙哥马利加快了使西德进入西方阵营的步伐，马上向西欧联盟各政府送去有关此事的书面报告。1950年9月，北约理事会讨论了德国参加西方防务的问题，但遭到法国的激烈反对。随后，北约国家为此争论了4年之久，直至1954年8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否决这个计划为止。最后，西德终于在1955年5月9日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
1949年4月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后，西欧联盟防务组织被吸收进这个由美国人统治的新体系。1951年4月2日，艾森豪威尔出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统帅，接管了所有北约部队的作战控制权。蒙哥马利成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副统帅，先后在4位美国最高统帅手下工作，一直到1958年9月退休为止。
在国际舞台上的这10年，是蒙哥马利一生中较为轻松愉快的一个时期。在这10年中，由于他那难以改变的个性，蒙哥马利虽然难免同周围的人产生摩擦，但却极少发生大的争吵。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他远离了决策中心的缘故。英国政府让他出任西欧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常任主席，实际上是对他明升暗降。尽管蒙哥马利有金光闪闪的头衔，但他那个职务并不比一个协调员好多少，真正的权力，仍掌握在各国政府手里。当北约成为军事实体时，蒙哥马利又戴上了“最高副统帅”的头衔，但他的作用却更显得无关紧要。艾森豪威尔1951年3月12日给蒙哥马利的指示阐明，艾森豪威尔不在时，由蒙哥马利负责全面指挥。但他作为副统帅的职责却使他的权力受到限制：“你担负的主要日常责任，是对打算今后拨归本司令部的各国部队进一步做好编制、装备、训练和战备工作，并通过同下属司令官紧密合作，对已经拨归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部队履行同样的职责。”
在履行这些职责时，蒙哥马利的控制是间接的，“为了帮助你做好这件工作，你可通过参谋长支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整个参谋部。当然，给下级指挥官的一切行政命令，应当通过参谋部颁发。”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统帅的真正副统帅是参谋长——开始是格伦瑟，格伦瑟成为最高统帅后，是斯凯勒。蒙哥马利的角色只不过是一个东奔西走的军事演习组织者。
因此，他再也没有力量去影响决策中心的各种关系，但他发现新的工作比当帝国参谋总长更合他的口味。在西欧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他致力于确保盟国部队能有效地进行防御。尽管他承认，不断地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源可能使某些外交部长烦恼，但这些外长们至少没有像亚历山大那样，接到那么多并不需要的忠告。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副统帅这个职务，似乎是专为蒙哥马利设置的，没有任何实权和责任，一点儿也不使他着急，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追求过半军事领域中那种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权力。对他来说，权力意味着向参谋人员和下级指挥官发布命令的能力。他知道，他不善于处理战后欧洲军人与文职政府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作为最高副统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人物之一，他依然享有巨大的声誉和很高的威望。由于他现在不处于北约机构的中心位置，他能够对许多事情进行批评而不至于引起太多的怨恨。他主管训练，而训练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不得不在欧洲东奔西走，忙于检阅各国部队，而这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副统帅的位置对他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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