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在任“联总”主席时就逐渐认识到，西欧联盟防务组织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常规力量来对付苏联的威胁，原子武器已成为西方防务必不可少的手段。比原子弹的威力大得多的氢弹的问世，更坚定了他的这种信念。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西欧联盟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技术优势。1950年1月，他在向说英语协会发表演讲时，便把这个观点作为演讲的主题。到50年代中期，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与他任参谋总长时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55年10月，他在向皇家联合军种协会发表演讲时说，未来已显而易见地掌握在科学家手中。早在7个月以前，在北约的一次军事演习之后，他对记者们说，核武器将改变战争的节奏。常规力量不会被抛弃，但核武器将成为决定未来战争的参数。自1945年以来，核威慑战略便一直是西方用来阻止苏联使用其优势常规力量的主要手段。后来，蒙哥马利接受了核威慑战略理论，于是，他与北约和盟国大多数防务专家的看法趋向一致。看法的一致使他更易于同与他打交道的人保持和谐的关系。
但是，在接受核威慑的思想之后，蒙哥马利却把它推向了极端。他说，在一次全球战争中，只要对军方提出使用核武器的要求哪怕有一点点的迟疑，都会造成敌地面部队席卷北约国家领土的严重后果。一旦发生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用核武器。他的这番话曾使许多人非常担心。然而，他在1956年更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说得明确无误，他说：“如果世界上谁敢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应该对他们使用原子弹和氢弹，应该以我们所拥有的最厉害的武器和所拥有的一切武器，对他们实施打击。”
6月1日，丹尼斯·希利在下议院提出质询，问蒙哥马利最近在加拿太的讲话是否反映了北约的方针。10月11日，蒙哥马利在澄清他对政治家控制核武器的态度时说：
“就我本人而言，我会首先使用它们，然后再提问题。”
然而，人们对他这些可怕的说法并没有太认真，因为他已没有任何权力把他那多少有些天真的想法付诸行动。他的话可以被看做是北约参谋军官的个人意见，而被置之不理。现在，蒙哥马利已不能在英国政坛激起波澜，而只能引起小小的涟漪。他有关北约政治团结的坦率陈言，并没有在下议院引起多大反响，只有他的核威慑观点，才在那里引起了一些表面的惊慌。
可是，在上议院一次小小的争论中，蒙哥马利却成了中心人物。1945年，工党反对派提议，应该让蒙哥马利交出吕讷堡荒原的受降文件。丘吉尔坚决支持由蒙哥马利保存那份文件，因为是蒙哥马利元帅本人阻止了这份文件落入美国人之手。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持续了好几天，蒙哥马利只好孤零零地坐在那十分显眼的贵族席上。丘吉尔使出浑身解数为他辩护。他辩解说，如果未来的将军每俘虏200万敌军就让他们保留受降文件，这对他们将是十分有益的鼓励。最后，这个问题中止讨论，很可能是欣韦尔在暗中进行干预的结果。
北约组织机构臃肿，几个重要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多得远远超过和平时期的需要。文件之多，无以复加，时间都泡在看文件上，军官们大多没有时间思考，影响工作。蒙哥马利对此十分不满。有一次，他收到一份报告，随后便附上一张纸条，送给参谋长。他在便条上写道：
一、你读过这份报告吗？
如果我们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有大奖，我将给它一等奖和一枚奥林匹克金质奖章，以表彰它如此大量的陈词滥调、陈腐思想、绕来绕去的长句子、许多人都不明白的非常用词汇以及冗长和累赘。
二、不用说，为北约委员会写的文件必须表达清晰、语言简洁、紧扣主题。我们必须讲事实，并用事实来说明某种道理。重要的是文件内容的质量，而不是文件的页数。
三、当讨论这份文件时，我希望上帝能出席我们的会议。特别是剩下的465页如果也像这35页，我们肯定需要他的帮助。
蒙哥马利元帅
蒙哥马利的方法是，司令官提出一个简单的计划，然后由参谋人员制定出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过去作计划时一直使用这种方法，并且非常有效。在朝鲜战争期间，一份评估报告估计，苏联人可以在5天内抵达英吉利海峡。于是，参谋部准备了一个“短期计划”，但那个“短期计划”却是厚厚的一本书。蒙哥马利对计划人员说的第一句话是“它都说了些什么？把它写在一张纸上。”计划人员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蒙哥马利宣布，这份计划毫无用处，必须重新制定。这种刻意追求简单和明了的做法，对于纠正北约参谋部那种冗长、累赘的文风，是十分必要的。
蒙哥马利还认识到，如果西方世界要生存下去，西方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欧洲联盟的大陆国家怀疑英国是否坚定，害怕敌对行动一开始，英国就会尽快撤走它的部队。因此，蒙哥马利经常强调西方的团结和国际主义，这有助于驱散他们的恐惧心理。
蒙哥马利同美国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并经常去美国访问。这些访问反过来又加深了他在1946年给美国人留下的好印象。在访美期间，他拒绝谈论北约或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他总是以“那是政治家谈论的问题”把提问者拒之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要去参观药店和观看垒球比赛，并说他上一次访美时，没有发现美国文化的这两种表现形式。蒙哥马利同他的大多数美国上司相处得很好。艾森豪威尔、李奇微、格伦瑟和诺斯塔德都先后出任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统帅。虽然蒙哥马利与李奇微的个人关系不怎么好，但他俩在工作和策略方面没有发生过类似他与艾森豪威尔在1944年发生的那种冲突。实际上，他已不再处于能引发这种冲突的地位。他接受了核威慑战略便意味着他总是能与参谋部的其他人意见一致。
英军装甲部队正驶向前线
在他与美国人的关系中，惟一一次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在1954年。那年12月，蒙哥马利在美国访问。当时，为运载新一代战斗机而研制的巨型航空母舰“福莱斯特”号刚刚建成下水。蒙哥马利认为，这种大型舰只现在已经过时。由于他说话缺少策略，他的看法很快就被公之于众，结果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但是，当圣诞节过去时，整个事情已被美国人忘得一干二净。
蒙哥马利对北约的主要贡献在训练方面。他是训练部队的杰出大师，凡是他组织的演习，不论是为少数高级军官组织的室内演习，还是为大部队组织的野外演习，都能针对参演人员的问题找出他们的弱点。他对细节问题的关注有时简直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1956年4月，他举行代号为“CPX6”的军事演习，北约国家300多名高级军官参加了演习。在3天演习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似乎对军事问题不怎么感兴趣，但他却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已经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咳嗽糖，可以减少招待会上的噪音。参加招待会的人吃掉了成千上万的咳嗽糖，蒙哥马利也因此可以顺利地进行他的活动，而无需浪费时间去发布不准咳嗽的命令。
要组织这些演习，蒙哥马利不得不经常东奔西走，访问每一个北约国家。但他喜欢这样忙忙碌碌，习惯于作某种非官方使节，在大多数盟国他都代表北约最高司令部。他总是同被访问国家的总参谋长讨论训练和军事问题，而让与政府有关的重要军事问题的讨论在另一个层次进行。当他每年大约在同一时间访问同一些国家时，他的任务已成为一种例行公事。在50年代，北约常用他那种非官方使者的身份推行北约的重要政策。1953年9月和1954年9月，他两度作为铁托总统个人的客人访问贝尔格莱德。尽管他们声称这些访问纯属私人性质，但它们明显地有着重要的国际色彩。这两次访问虽然没有讨论任何特别微妙的问题，但却清楚地表明，西方和南斯拉夫正在改善关系。后来，蒙哥马利建议去马德里访问佛朗哥将军，但北约对待西班牙的态度是复杂的，认为最高副统帅的访问不会起什么作用。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后，蒙哥马利显然有几分恼怒。
虽然他在“联总”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角色对他非常适合，但这并不是说某种职务会对他的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蒙哥马利是个不善于交际的人。频繁的旅行意味着他很少呆在枫丹白露司令部。当他在那里时，他也很少是大家的好伙伴。如果出去吃饭，他只愿意去英国大使馆，并且不常去。
1954年春天，蒙哥马利参加英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爱丁堡公爵出席了宴会，法国国防部长勒内·普莱文也应邀参加。当时，奠边府刚刚陷落，普莱文显然比较难过。晚宴安排在8点开始，但这在巴黎是少有的，因为那里的晚宴一般都很晚。普莱文很晚才到，因为他以为宴会是9点开始。大家在等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便开始吃了起来。谁知大家刚一开始吃，普莱文便赶到了。在这种庄重的场合迟到，使普莱文十分慌张。每个人对他和他的夫人都非常客气，十分礼貌，一切都十分顺利。突然，大家听见蒙哥马利那细而尖的声音说道：
“唉，普莱文先生，成为法国最不受欢迎的人的感觉如何？”
顿时，宴会上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难堪得简直透不过气来。显然，蒙哥马利对自己使别人陷入窘境并不感到内疚。另一次是在玩高尔夫球时，蒙哥马利和乔治·科尔联手对葡萄牙业余冠军。玩球时，蒙哥马利老是嘲笑对方：
“想想，你可是个专家！”
蒙哥马利的嘲笑使对方不断分心，不能集中精力。结果，被蒙哥马利和科尔远远抛在后面。后来，科尔告诉蒙哥马利他为他感到羞耻。蒙哥马利却回答说：“那有什么，我们不是想赢他吗？”
蒙哥马利在当“联总”主席期间，比后来在北约有更大的权力。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些最严重的个人冲突。他同欧洲地面部队司令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闹翻了脸。争吵的起因不是很清楚。1947年8月，德拉特尔为训练组织的“轻型兵营”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当蒙哥马利还是帝国参谋总长时，他们还于1948年7月在一起亲切地谈论西方的团结。在蒙哥马利把“联总”司令部移到白厅的多佛厅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便迅速恶化了。关系恶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贝尔彻姆误译德拉特尔的一封信引起的。贝尔彻姆把“我强调”译成了“我坚持”，蒙哥马利对这种措词的反应是可以想像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俩积怨为什么会那样深。在招待会上，德拉特尔拒绝同蒙哥马利说英语，蒙哥马利也绝不用法语同他交谈，这种尴尬局面是非常令人难堪的。
他俩个性都很强，完全不能互相理解。德拉特尔在1950年告诉利德尔·哈特说，他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蒙哥马利。利德尔·哈特的忠告是，不要对他太客气，对他强硬些，这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就蒙哥马利而言，他总是不知道该怎样调整自己，以适应另一个人的性格。他不是和别人相处很好，就是不能同别人相处，没有调和的余地。
德拉特尔去印度支那任职后，他俩保持着亲密的通信关系。当德拉特尔的儿子在印支战场上牺牲后，蒙哥马利给他写去了慰问信。德拉特尔的继任者朱安发现，他同最高副统帅相处也有许多问题，但他们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生个人冲突的机会，比在“联总”少得多。所以，朱安与蒙哥马利的争吵，没有德拉特尔与蒙哥马利的争吵那么厉害。
蒙哥马利最后10年的军队生涯过得轻松自在，无忧无虑。他不用担心提升，也没有肩负多少重大责任，生活过得舒适、安逸。他的年薪为5170英镑，此外，还有1000英镑的娱乐补助费。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伊辛顿磨坊的翻修工作已于50年代初结束，他现在已有一个舒适的家，并且配有陆军勤务人员。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定型。他过的是一种公众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
他与家庭成员（他的儿子戴维除外）之间的鸿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他对戴维仍然是保持一种冷淡的父子关系。蒙哥马利对他的亲属从来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可言，他对他们的疏远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贝蒂去世时，他拒绝让自己的妹妹温莎照顾戴维。在战争期间，他虽然曾答应要参加他弟弟布莱恩的婚礼，但在最后一分钟，却决定去看足球比赛而不去参加婚礼。
他的母亲仍然是他最不喜欢的人。当纽波特市决定授予帝国参谋总长蒙哥马利荣誉市民称号时，他的母亲决定去参加授称号仪式，于是给纽波特市政会写信，并受到了邀请，但他的儿子却不知道这件事。当蒙哥马利到达并发现他的母亲在场时，他非常生气。可是，他对此已毫无办法。但他却坚决不让他的母亲参加午餐会。他坚持要这样做，也就只好按他的要求办，这使非常好客的纽波特市政会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
1949年他的母亲去世时，蒙哥马利拒绝参加她的葬礼。很难说他母亲的死对他有多大影响。长期以来，他一直不喜欢他的母亲，当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也许他已经没有多少感觉。那个对形成他的复杂性格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女人，就这样悄悄地走出了他的生活。
蒙哥马利对其他的亲属也保持着距离。当他在多伦多访问时，他的堂侄到他下榻的饭店去看望他。蒙哥马利的反应是：“他想要什么？我不想见他。”他只是敷衍塞责地同堂侄交谈了5分钟。他的妹妹们同他的关系比他的兄弟们近乎些。但战争结束后，他认为她们对他感兴趣也仅仅是因为他获得了成功。
他同戴维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他非常喜爱自己的儿子。当戴维在国民兵役训练中获得“荣誉武装带”时，他为他感到骄傲。但当戴维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时，他也不问青红皂白，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是他儿子的错。但他对戴维的爱是深厚的，儿子婚姻的破裂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父子关系。后来，戴维成为蒙哥马利在伊辛顿少有的几个探访者之一。
蒙哥马利在的黎波里接受意大利驻利比亚军事长官的投降
那些在战争期间了解蒙哥马利的人发现，他现在同过去一样，对人际关系十分淡漠。他仍然不能或不愿意同任何人亲近，或建立真正的个人感情。不论是在伊辛顿过简朴的舒适生活，还是周游世界，他都能发挥他那自封的军人政治家的作用。他经常给《泰晤士报》写信。1950年2月，他抱怨现代滑雪运动已经堕落。同年他规劝人们到威斯敏斯特剧院去看戏剧《旅行的终点》。1952年1月，他呼吁举办开放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同年4月，他要求对板球进行更多的控制，以使之更具吸引力。1956年他在一次晚宴上发表有关板球的演讲，把板球说成是一种需要领导、纪律和训练的运动。他经常看各种体育比赛，尤其喜欢看朴次茅斯队的足球比赛。
蒙哥马利还从对青年人的关怀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他喜欢青年人给他作伴，对此他毫不掩饰。他非常关心青年人的培养问题，但他所说的青年人仅指男青年，而不包括女青年。1946年5月，他在英国青少年俱乐部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是“青年需要引导”。他宣布说，当国家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将致力于训练青年人。在战后那些年的各种集会上，他都反复强调“青年需要引导”这个问题，并说他愿意给予这种帮助。他认为，国民兵役法将使英国青年得到很好的培养。
蒙哥马利总是乐于支持青少年俱乐部和其他青年组织，而且他给予的帮助常常是非常实际的。在任北约副统帅期间，他成为遍及西欧的野营活动“康科迪亚”的主席。他本人并不富有，但却常常为培养青少年的活动慷慨解囊，集资捐款。
然而，蒙哥马利对青年人的关心并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俱乐部和青年组织，他还同许多青少年保持着个人联系。一个名叫斯图尔特·怀特的10岁小男孩于1957年给他写信说，他想当海军陆战队队员。蒙哥马利当时身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副统帅，却亲笔给他写了一封回信，祝他运气好。蒙哥马利同拉德利划船队的8名队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该队在1952年举行的伊丽莎白女王杯划船比赛的半决赛中，击败了圣保罗队。蒙哥马利来到比赛终点，并让舵手去把发理了。那年9月，拉德利划船队在挪威参加划船比赛，当时蒙哥马利正在那里指挥一次军事演习。拉德利的领队卢埃林·琼斯问蒙哥马利是否愿意乘坐游艇跟一次他们的划船练习。蒙哥马利回答说愿意，并问那位舵手理过发没有。在土耳其访问时，蒙哥马利给他们寄去一些土耳其礼物，并亲手写好了邮包。他在随邮包寄给卢埃林·琼斯的信中说：“蒂莫西·雷克斯和汤普森（我想他们在比赛中得了第二名）现在在奥斯维斯特里，我已给他们寄去了包裹，你就不用再管他们了。我建议你给每个人一个盒子，给自己留两个。舵手在没有理发以前，不能得到他应得的那个盒子！’你们在奥斯陆都干得很不错，明年我将以极大的兴趣跟踪你们的情况。”蒙哥马利确实跟踪了他们的情况，当他们8个人中的一个后来成为牛津大学划船队队员时，蒙哥马利马上写信去问他是不是他所见过的那8个人之一，因为他很想向他表示祝贺。
在他喜欢的职位上，蒙哥马利能够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生活。他使一些人心存不悦（包括伊辛顿的居民，他们不喜欢他总是拒绝参加村里的活动），但他对此毫不在乎。1948年以后，他在工作中再也没有与同事们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实际上，他的生活是如此的舒适，以至于他都不愿意退休。也许他已经感到，假如没有经常的工作加以掩饰，他个人生活中的空虚感将难以忍受。50年代中期，他仍然非常健康，实际上比战争刚刚结束那些年健康多了。他遇到的惟一麻烦是作了几次小手术，除掉背上的痣。
1953年12月，开始出现他将退休的谣传，但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些谣传纯属子虚乌有。蒙哥马利一心要服满50年现役，半个世纪的服役期不满（1958年8月期满），他决不肯退休。但他拒绝退休引起了一些问题。理查德·盖尔将军为了能接替蒙哥马利的职务，特意延长了他任英国驻莱茵河军指挥官的任期。但蒙哥马利看起来好像要永远干下去，盖尔眼见无望，便只好在1957年3月先于蒙哥马利退休了。1957年9月，蒙哥马利终于宣布，他将在一年内退休。于是盖尔被从牧场请了回来，被任命为蒙哥马利的继任人。
1958年，蒙哥马利告别了他的军事生涯。在离开部队之前，他仍像以往那样精力充沛地组织军事演习。1958年4月，蒙哥马利为高级军官举行了“CPX8”军事演习。为配合演习，还上演了戏剧《玻璃走廊》。然而，蒙哥马利退休前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向北约各国告别上。5月，他在加拿大作告别访问。6月，他访问西德与荷兰。在西德访问时，他表达了把吕讷堡荒原的纪念碑（一块重15吨的石碑）运往英国的愿望，但他的愿望未能实现。7月，他访问葡萄牙。8月访问挪威。
9月初，蒙哥马利访问南斯拉夫，受到成千上万人的热烈欢迎。9月14日，他到尼斯参加丘吉尔的金婚纪念活动。9月15日，朱安元帅授予蒙哥马利军功奖章，并在巴黎为他举行了告别宴。第二天，蒙哥马利飞回英国。英国政府为他举行午餐会，邓肯·桑兹代表政府向他致谢。9月18日，英国陆军委员会在切尔西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
耳边回响着世界对他的欢呼声，胸前挂满各种奖章，蒙哥马利满身荣耀，衣锦还乡，回到了伊辛顿磨坊。
1958年9月，蒙哥马利退出现役。然而，直到1968年，他才放弃许多公职，取消出国访问活动。在这10年中，他过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生活。虽然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幅照片：蒙哥马利倚靠在草坪割草机上，旁边写着：“作者晚年在伊辛顿磨坊过得非常愉快”，但他在1958年9月肯定没有打算就在伊辛顿的花园中愉快地度过他的余生。蒙哥马利已经把他的整个一生完全献给英国陆军和军事事业，自从他的妻子去世后，他对军事以外的事情几乎毫无兴趣，除偶尔看看芭蕾舞外，他别无所好。要他呆在伊辛顿这样一个小天地里，整天侍候花草树木，那简直不可想像。他根本就不喜欢种植花草果木之类的事情。他指示花工把花园中的一切都弄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他的弟弟布莱恩写道，那些小溪小沟“被收拾得井井有条，纹丝不乱，凡是看起来有点脏或不雅观的石头都得搬走”。
幸运的是，蒙哥马利很快就找到了一种非常适合于他的工作——做一名有真知灼见的政界元老。他健全的常识和局外人的身份，使他对许多问题都能一针见血地洞穿实质，而这对一般当事人来说，却是不易做到的。他能够对他经历过的许多历史事物，提供直接的咨询意见。他的主要贡献在外交和防务方面。但他肯定相信，他那直率而符合逻辑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对国内问题也有影响。
蒙哥马利离开北约时，对他的赞扬声不绝于耳，有些言过其实的赞扬，听起来有点令人倒胃口。1958年9月，阿瑟·布莱恩特在《星期天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把蒙哥马利说成是“一个非常和蔼、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对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可亲可爱的”。同年10月，曾在非洲沙漠同蒙哥马利作战的对手冯·海伦廷说，蒙哥马利一接过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非洲军团”就认识到他们的末日来到了。蒙哥马利接受了这些阿谀奉承，并且感到很对自己的胃口。也许正是这些赞扬声，使蒙哥马利备受鼓舞，以至于信心百倍地要做一个独立的国际事务评论人。
蒙哥马利与手下指挥官司在北非合影
蒙哥马利退休后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到各国访问，并就国际问题发表见解；二是撰写历史著作和去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向观众作演讲；三是参与国内政治。由于他常去上议院演讲，上议院已充分感觉到了他的存在。他对国际关系、历史和国内政治的研究情况，大多反映在他撰写的五部著作中：《回忆录》（1958）、《正确判断的方法》（1959）、《领导艺术之路》（1961）、《三个大陆》（1962）和《战争史》（1968）。
对蒙哥马利本人来说，他的新生活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出访世界各个国家。尽管他年事已高，但却表现出惊人的活力。1959年4月，他访问苏联。同年11月，访问南非。1960年，蒙哥马利访问印度、加拿大和中国。1961年，他再次访问中国，而且时间更长，然后，访问加拿大和中美洲。从1962年到1966年，他每年初都去南非访问。最后，他于1967年5月到埃及访问，故地重游，凭吊旧战场。
蒙哥马利对莫斯科的访问，在保守党政府引起一些抱怨。蒙哥马利后来写道，他想到莫斯科去弄清三件事情：俄国人是否已准备冒险发动核战争；他们是否害怕德国；他们是否害怕中国。他说：“对此事考虑再三之后，我最后决定访问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及其军事顾问商讨欧洲的安全问题。”当然，他曾于1947年1月访问过苏联。但从那时以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59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3月宣布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四国外长将于5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在这种特殊时刻，英国政府显然不愿意让蒙哥马利前去访问，因为蒙哥马利生性乖僻，难以预料，谁知会不会捅出什么漏子来呢。
然而，他们根本无法阻止他以平民的身份出国旅行。于是采取种种措施，使蒙哥马利的访问看起来完全是非官方的。英国驻苏联大使帕特里克·赖利准备推迟休假时间，以便与蒙哥马利的访问时间相一致。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马上告诉他不必为此操心，当蒙哥马利访问莫斯科时，他不应该呆在那里。麦克米伦在下议院和政府发言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蒙哥马利的访问纯属私人访问，英国政府对此毫不关心。4月9日，麦克米伦和劳埃德会见蒙哥马利达45分钟，警告他不要涉及敏感问题。这次会见在下议院引发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所有到苏联进行私人访问的人都曾同外交大臣会谈45分钟吗？喜剧演员吉米·爱德华兹最近飞往莫斯科以前，会见过外交大臣吗？
蒙哥马利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当他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时，他受到了热烈而友好的迎接，见到了老熟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第二天早上，他会见赫鲁晓夫，向他询问苏联对欧洲局势的看法。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赫鲁晓夫对此守口如瓶。当天下午，蒙哥马利在莫斯科到处闲逛，买了几个玩具。那天晚上，他说他需要时间考虑第二天所要讨论的问题，拒绝去剧院。第二次会见赫鲁晓夫时，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概要地介绍了他要求联合国解决柏林问题的计划，和建立核查小组帮助欧洲裁军的计划。赫鲁晓夫礼貌地听他讲解，但却没有发表任何重要意见。
蒙哥马利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毫无结果，至多只标志着缓解东西方关系的一种努力。然而，蒙哥马利却坚信自己一直处于国际大事的中心。他回到英国后对新闻界说，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冥思苦索，“在我深思熟虑之后，你决不会知道我将做什么事情。”他为《星期天泰晤士报》写了两篇文章，报道这次访问活动，并在《正确判断的方法》一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描述这次访问。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已深入了解苏联政府的最深层想法。他发现赫鲁晓夫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和“现实主义者”，苏联也像西方害怕遭到东方的攻击一样，害怕遭到西方的攻击。他相信，只要两方改变策略，苏联完全有可能成为基督世界的一部分。他说：
“我们必须停止要摧毁东方集团的威胁，我们必须停止炫耀我们的核力量和我们将如何做。各军种首长发表好战演讲没有任何好处。”
这与他3年前发表的核威慑演讲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蒙哥马利对中国进行的两次访问非常有意义。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是神秘的。蒙哥马利的访问有助于西方了解中国。1960年1月，蒙哥马利访问印度，同他心目中的伟人尼赫鲁住在一起。后来，他决定访问中国，于是从新德里向北京发出了这个信息。不出所料，他接到通知说，鉴于中印关系紧张，直接从印度飞往中国将不受欢迎。但是，为他作出了5月份访问中国的安排。5月20日，蒙哥马利到达香港。有人告诉他说，周恩来总理于前几天谈论了澳门和香港的最后前途问题。蒙哥马利反驳说：
“如果谁想夺取香港，那将意味着世界大战。”
南非军旅画家正为“沙漠之鼠”蒙哥马利画肖像
确定了他在这个复杂问题上的立场之后，蒙哥马利于5月24日启程前往中国访问。24日中午，蒙哥马利元帅在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的陪同下，乘飞机由广州到达北京。24日下午，蒙哥马利参观了北京站、民族文化宫和北京的其他新建筑。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接见了蒙哥马利，并举行宴会，欢迎蒙哥马利访问中国。25日，周恩来总理和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分别接见了蒙哥马利。此外，蒙哥马利观看了跳伞表演和滑翔机飞行表演，参观了北京第二棉纺织厂。
2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周恩来在宴会上表示，中国人民支持蒙哥马利元帅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相信蒙哥马利元帅这次访问，对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好，对改进两国关系，一定会有很好的贡献。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表示，他在返回英国后，一定马上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大家都应该同新中国保持友好。”他还说，他这次访问，使他能够纠正西方世界普遍持有的对新中国的错误印象。
5月27日上午，蒙哥马利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访问，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到机场迎接。中午，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设午宴欢迎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在讲话中感谢柯庆施市长对他的欢迎。他说，在亚洲来说，一个大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作为一个有理智的军人，他一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政府在北京，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下午，蒙哥马利参观了上海近郊的马桥人民公社。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了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
28日早晨，蒙哥马利元帅在李达上将和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抵达广州后，转乘火车经深圳，取道香港回国。
蒙哥马利在北京访问时，过得非常愉快，因此邀请周恩来总理到伊辛顿访问，但被婉言谢绝。然而，蒙哥马利却非常高兴地接受了1961年9月再次访问中国的邀请。
1961年9月6日，蒙哥马利再次来到中国访问。在这次访问中，蒙哥马利访问了更多的地方，会见了更多的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有了更多了解。9月9日，蒙哥马利离开北京前往包头、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地访问，参观了许多工厂、农村和学校，游览了一些著名风景区，于9月20日回到北京。在访问期间，蒙哥马利不仅受到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而且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陈毅副总理为他举行欢迎宴会，并陪同他参观故宫。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他，国家主席刘少奇于22日接见了他。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于23和24两日在武汉两次接见了他。通过这些访问与会见，蒙哥马利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上，蒙哥马利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全中国人民是坚强团结的，他们12年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
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提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这就是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我一向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蒙哥马利关于中国的见解，大多阐述在为报纸写的文章和他的《三个大陆》那本书中，比他要把苏联吸收进基督世界的看法要有趣得多。从1960年起，他一贯坚持认为，台湾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实在是荒谬之至。他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引起台湾报纸的一场反击，把他的看法说成是“一个遭到挫折而又被完全遗忘的人的悲嚎”。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分析中，蒙哥马利明显表现出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他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同残酷无情、侵略成性的蒋介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物。蒙哥马利承认，毛泽东可能对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死负有责任，但他说，中国的权力之争总是与这种屠杀紧密相连的，而受西方国家庇护的蒋介石则可能负有更大的责任。通过访问中国，和对某些问题的思考，蒙哥马利得出的结论在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在当时却是超时代的。
蒙哥马利最常访问的国家是南非，他喜欢那里的天气和那里的人。他赞同白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且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结果，下议院不可避免地对他提出质询。每次他从南非回来，总是逢人便讲不要干预南非的事情，让它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1961年他在德班对听众说：
“如果这个国家北部的黑人联合起来，如果他们能找到领袖人物，并威胁南非白人的安全，我本人将前来拔刀相助。”
蒙哥马利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相信只有遍布全球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拯救这个世界。他在《三个大陆》中描绘了这种梦想。这种梦想的基础，是他过低地估计了其他民族的能力。他认为，班图人生性懒惰，黑人太落后，没有白人的帮助他们难以生存。由于他如此地贬低黑人的能力，他在南非白人中颇得人心便不足为奇了。1965年11月，南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但他去那里访问并没有引起什么使人为难的事情。他只喜欢那里的气候，和南非的朋友。他在1954年给朋友T·E·B·豪沃思的信中写道：“我总是在想，为了适当而有效地治理这个世界，有必要造就一批杰出人物……”显然，他认为南非白人社会满足了这一简单的要求。
1962年，蒙哥马利在加拿大乘火车到处旅游，并且还访问了一些中美洲国家。他对在加拿大的旅行没作什么评论，后来的评论也不过是“加拿大的男孩太胖，他们需要更多的锻炼”之类的东西。在中美洲，倒发生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危地马拉和英国就英属洪都拉斯的部分领土发生了争执。蒙哥马利在危地马拉深受欢迎。危地马拉报纸把蒙哥马利说成是“访问我们国家的第一个英国绅士”。在他离开后，伊迪戈拉斯总统宣布说，蒙哥马利已经表示要在危地马拉和英国政府之间进行调解。在英国大使在场的情况下，蒙哥马利和伊迪戈拉斯讨论了争议中的领土问题。伊迪戈拉斯请蒙哥马利，而不是英国大使，把他们的讨论报告转送给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但这遭到了蒙哥马利的拒绝。实际上，英国不愿意就争议领土的前景进行讨论，蒙哥马利引发了一个外交部在当时不愿意提起的问题，简直是帮了倒忙。
蒙哥马利最后一次重要的海外之行，是1967年去埃及。当时他已79岁。这次访问是1966年12月宣布的，翌年5月进行。英国政府对此不怎么高兴，因为中东的政治形势非常微妙。蒙哥马利私下安排了这次访问，他想旧地重游。
这次访问显然具有历史意义。《星期天泰晤士报》派来了随行摄影师，并负责支付蒙哥马利的开销。当蒙哥马利一行到达赫利奥波利斯时，机场上彩旗飞舞，管乐齐鸣，蒙哥马利受到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他同埃及总统纳赛尔及其总参谋长举行了会谈。同往常一样，他相信这样就能使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他甚至让英国代办用密码向伦敦发了一份电报，说明埃及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并说纳赛尔总统只准备同工党政府的某位大臣进行谈判。
蒙哥马利在埃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沙漠中游览旧战场中度过的。他的时间表安排得非常紧，每天早上6点起床，随后就爬上直升机，观看那片土地最美丽的景色。随后，直升机在预定的地点降落。他们一行站在沙漠中，蒙哥马利一边对照他过去用过的地图和作战计划，一边把在场的人员用作标记，分布在沙漠中。他在埃及深受欢迎，部分原因是他毫不含糊地谴责了苏伊士作战行动。尽管蒙哥马利在这次访问中进行了这些充满生气的活动，但他的老态再也无法掩盖。蒙哥马利自己就说，这次旅行缩短了他1年的寿命。实际上，这是蒙哥马利进行的最后一次访问，这使得英国外交部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蒙哥马利与手下一起研究地图。
蒙哥马利喜欢这些毫无害处的短途游览。他坚信他能以提供意见的方式，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在很少得到英国政府鼓励的情况下，他非常乐意地就许多国际关系问题，向英国政府提供了咨询意见。作为一个非常关心西方团结的人，他却奇怪地反对与欧洲结成任何联盟。在60年代初期，他是阻挠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知名人士。1959年他甚至在普利茅斯说，在英吉利海峡修建海底隧道是危险的，不符合英国的战略需要。
随着他的著作的出版，许多人对他的战略思想的尊重开始烟消云散。读者很快就发现，他的思想前后不一致，充满自相矛盾。1961年2月9日，《泰晤士报》发表对《领导艺术之路》一书的评论。评论者写道：
这本书不过是一堆陈词滥调和高级将领鼓舞士气的老生常谈。
这种评论，典型地反映了读者对他的著作的批评性意见。蒙哥马利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尽管常常是混乱的，和自相矛盾的，但其基础却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必须接受冲突和战争，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减轻其影响。从这种实用主义观点出发，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总是着眼于从实际上缓和紧张局势，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道德价值观念。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考察国际事务的基础，它使蒙哥马利得出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见解。
蒙哥马利很早就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重要性，便是他严格的实用主义方法带来的直接结果。同样，这种方法也使他确信，虽然美国是欧洲的保护伞，但北美洲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可能引发世界大战。蒙哥马利强烈地谴责杜勒斯和肯尼迪时代的讨伐政治。他认为，美国人的态度总是很可能引起问题。如果美国不能正视并承认中国的存在，那就更可能引起问题。他还担心美国许多外交政策中固有的“珍珠港”情结。他认为，美国人非常害怕突然袭击，因为他们不能想像在一种长期互相敌对的形势下，这种威胁总有一天可能会消除。由于这种原因，美国人便把战略思想建立在对任何攻击都立即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基础之上。这种推理使蒙哥马利比许多观察家更早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行动。1965年，他告诉《每日快讯》的勒内·麦克科尔说，美国应该撤出东南亚，因为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不能停止在一个小国的边界上。
“世界有一半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他（指林顿·约翰逊）打算同所有这些人做斗争吗？”1968年7月，蒙哥马利以略微不同的理由，再次谴责美国的越南政策。他写道：
“美国违反了战争的第二条规则，即不要用陆军在亚洲大陆作战。第一条规则是不要向莫斯科进军。这两条规则是我自己制定的。”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过分自信，但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他的一些公开评论却没有那么深刻。1958年10月，在正式退休后不到一个月，蒙哥马利对北约进行了一次猛烈攻击。在向皇家联合军种协会作演讲时，他把北约说成是一个“复杂、笨重、人浮于事”的机构，并以其特有的形象化语言指出，世界可能出现一场“全面核竞赛”。英国政府和北约组织中反对蒙哥马利的人，马上抓住他的这些话大做文章，结果引起很大的政治反响。国防大臣邓肯·桑兹把整个11月份的时间都花在了平息这个事件上。
丘吉尔抵达北非视察英军
1962年还发生了另一次引人注目的争吵。那年3月，蒙哥马利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谈论德国问题。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与他分析国际关系的实用主义方法完全一致。由于苏联和西方国家都不允许一个统一的德国属于另一个阵营，在东西方紧张关系解决以前，就不可能考虑德国的统一问题。因此，蒙哥马利坚持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承认东德。但问题是，西德政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于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蒙哥马利说：
“阿登纳博士需要一剂除草剂。他已是风烛残年，过分敏感，很小的剂量就能解决问题。”他告诉参加会议的军官，对他的讲话保密。但他却不能担保这种话不传出去。他这番话的结果之一，是他收到德国右翼极端分子给他的一封信。除了惯常的咒骂外，那封信还说，“你是英国最可怜的家伙。必须尽快把你干掉，你将很快被干掉。”政治家的反应不那么强烈，但同样持反对态度。
退休后的清闲生活，使蒙哥马利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不过，他对历史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撰写《回忆录》、《战争史》和一些广播、电视演讲稿上。1958年底，蒙哥马利开始为英国广播公司录制回忆二战战役的系列节目。从一开始，他就非常喜欢在看不见的观众面前演讲。节目导演布里斯多尔发现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讲家，一点儿不紧张，一点儿不结巴，语言简明、精练。实际上，每次录音结束后，蒙哥马利总是尽可能久地坐在闷热的录音室里，聊天、喝茶。他对整个录音制作过程十分感兴趣，到第一套系列节目结束时，他已成为录制广播节目的大师。对于一个决心在公共事务中度过余生的人来说，广播电视自然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舞台。蒙哥马利对自己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他对他的第一套系列节目评论说，那是“我是这个行业的新手时”制作的。此外，蒙哥马利还录制了1959年同爱德·默罗的讲话，和1966年伯纳德·莱文对他的采访。
蒙哥马利的《战争史》是对军事历史的一般性介绍，而且大部分是由他的助手写的，因此并不深刻，也不鼓舞人心。他私下对这本书的评论是：“读头两章和最后四章，那是我自己写的。”在公众场合下，他却没有那么谦虚。他在一个名为“荒岛探胜”的节目中说，除《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外，《战争史》是惟一一本他愿意带往荒岛的书。
1958年，蒙哥马利出版了完全由他自己亲笔写成的《回忆录》。他只用了3章来描写他1939年以前的生活，并且没有提到他声名显赫的祖先——父系的罗伯特·蒙哥马利勋爵和母系的法勒大主教。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只想记录他曾参与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在40年代和50年代，蒙哥马利常拿《从阿拉曼到桑格罗河》和《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这两本书送人。这两本书按时间顺序详细地记叙了蒙哥马利所指挥的历次重大战役，是由蒙哥马利及其参谋军官在1945年编写的。但战争结束后不久，曾在第21集团军群任参谋军官的R·F·贝尔彻姆少将却在写给爱德华·巴德少校的信中声称，他是《从阿拉曼到桑格罗河》和《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这两本书的惟一原作者。蒙哥马利认为，这两本书的最大优点是准确，而他的《回忆录》则主要是阐明一些重大问题的真相。
但是，许多人认为，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记述的某些历史事件不够真实。阿伦·查尔方特写道：“他常常承认他可能错了，给人一种他在进行自我批评的表面印象……实际上，他在用这样一种方法暗示他很少有错，他有一种改写或重新编造历史的高超本领。”
蒙哥马利后来与艾森豪威尔失去了联系，也许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早在1959年1月，蒙哥马利便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他曾送给艾森豪威尔一本他的《回忆录》，但反应一直是“沉默，沉默。我给他寄去一张圣诞贺卡，所用语言比我给任何人的语言都更为热烈，结果仍然是沉默……如果我已经失去了这个伟大而善良的人的友谊，我将感到非常痛苦”。
艾森豪威尔虽然在公众场合非常有节制，但在私下却并不那么和蔼可亲。他在去世前不久，曾对科尼厄斯·瑞安说：“他（指蒙哥马利）为了突出自己，就说美国人，特别是我，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与那场战争毫无关系，我只好同他断绝联系。我对同不讲真话的人保持联系不感兴趣。”
蒙哥马利不仅对国际关系和历史研究比较感兴趣，而且希望对国内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他相信，他分析问题的严密逻辑和他的军事知识，会使他在国内政治中发挥宝贵作用。然而，他有关国内问题的意见，特别是他在上议院的演讲，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上议员，蒙哥马利首先是同保守党结盟。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从当帝国参谋总长时起，就明显地不同情工党。蒙哥马利非常敬慕麦克米伦，并深受其影响。蒙哥马利认为，麦克米伦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大师，应该给他整顿欧洲秩序的权力。麦克米伦的实用主义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认为他已找到一个用他本人的方法分析国际形势的人。
蒙哥马利以过分强调的方式，表现了他对保守党的忠诚，结果很快引起一场风波。1958年10月5日，蒙哥马利宣布他决定成为保守党人，并说，考虑到英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和麦克米伦首相已经得到证实的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任何投票支持工党的人，“绝对是愚蠢的，完全是疯了”，应该把他们看做是国家的威胁，而放到疯人院里锁起来。他那样说完全是出于他本人的经验，因为工党政府没有凝聚力，根本不能推行某种坚定的政策。
赫尔萨姆勋爵对保守党又增加了一名新兵感到十分高兴，并说，蒙哥马利以不同的方式得出了与他相同的结论。赫伯特·莫里森和贝伦格则说，工党对蒙哥马利元帅在当代政治辩论中使用“真实性值得怀疑的启示”作为弹药，感到震惊。10月11日，蒙哥马利就他的评论发表声明说，他对大家“没有把他的话当作一种玩笑而感到遗憾”。但他的声明既没能阻止波尔顿郡委员会的48名工党委员联合抵制会见蒙哥马利，也没能阻止伊曼纽尔·欣韦尔说蒙哥马利在政治上“完全是个孩子”。
蒙哥马利讲话不受约束，在上议院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使他非常高兴。1968年，蒙哥马利给他的弟弟布莱恩邮去一份英国议会议事记录，并在上面附了一张条子：
亲爱的布莱恩：
你也许愿意读一读上周三我在上议院国防辩论中的发言。上议院挤得满满的。下议院的议员们挤在他们的特殊席位上，王位的阶梯上挤满了枢密顾问官！
祝好！
伯纳德
显然，蒙哥马利没有意识到，在严肃的政治事务方面，人们已把他看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有分量的国际事务评论家。
蒙哥马利的私生活相对平静，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伊辛顿度过的。1968年，他在当地找了一户人家照顾他，他几乎没有什么来访者，但却有大量信件从世界各地寄来。有两件事打断了他的平静生活。1960年10月，洪水淹没了他住宅的一楼，到第二天，洪水才退去。由于地毯和家具已被搬走，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更为严重的事件是，他的住宅于1967年11月17日晚被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蒙哥马利离开伊辛顿去参加切尔西皇家医院院长为他举行的生日晚宴。蒙哥马利家中所有的金、银饰品和钻石被盗贼偷得一干二净。他的丹麦大象勋章和陆军元帅权杖也不见了。幸运的是，吕讷堡荒原受降文件原封未动。后来，蒙哥马利把它赠给了大英帝国军事博物馆。
英军士兵在德军尸体前
在蒙哥马利的家人和亲近的朋友看来，高龄似乎使他变得和蔼可亲。快到70岁的时候，每年年初他不再去瑞士，而是去伯恩茅斯的卡尔顿饭店过新年。利德尔·哈特常常同他在那里聚会。1965年他曾主动帮助巴兹尔·利德尔·哈特一个多小时。当然，他也一定注意到了凯思琳·利德尔·哈特穿的是什么。但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厌恶女人的人来说，这绝没有下流的意思。
上了60岁以后，蒙哥马利也许开始感到需要更为亲密的人际关系。他似乎比在50多岁时对家人更亲近了一些。但有个明显的例外——他的儿子戴维·蒙哥马利。最后，就连戴维也得到了他的原谅，使他与全家人的关系得到了弥补。1969年，蒙哥马利参加了布莱恩·蒙哥马利的银婚纪念活动，弥补了没有参加他的新婚仪式的遗憾。1971年，蒙哥马利离开伊辛顿，作最后一次长途旅行，到埃克塞特去参加他的妹妹温莎的第二次婚礼。可是，他的个人生活仍然像军事行动一样受到严格控制，没有多少可以随意的地方，一切都根据仔细制定的计划进行。1968年圣诞节前10天，阿瑟·波里特（蒙哥马利以前的随军医生）收到蒙哥马利发来的一封长电报，邀请他和他的夫人到伊辛顿去，同他一起过圣诞节。波里特夫妇非常着急，因为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他们又把电报读了一遍，才发现蒙哥马利指的是1969年圣诞节。
托卜鲁克战役后，黑压压的一片被俘的轴心国军队的士兵
虽然蒙哥马利的性格已不像过去那样古怪，但他的自信却丝毫未减。1961年，当他驾车误人单行道时，发生了撞车事故。他在向警察报告事故时说：“单行道上没有标志，我非常肯定这一点。我带了一个乘客，他可以作证。”这种固执己见的声明毫无用处，但他却感到有必要那么做。如果他不能按自己的意见行事，就很容易生气。1967年在帕斯的第51高地师联欢会上，蒙哥马利刚要开始向新闻界发表演讲，一个播音员通过公用讲话系统进行介绍。蒙哥马利大声叫道：
“我连自己讲的话都听不见了。在外面说话的那个人是谁？把他弄走。”
几个军官出去叫那个播音员赶快停下来。但对蒙哥马利来说，他们的动作还不够快。他怒气冲冲地问：
“撵走捣乱分子的人到哪里去了？”
这个小小的插曲弄得他十分不愉快，演讲结束时，他不让新闻记者提问题。他说：“我把一切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因此，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即使像蒙哥马利这样出奇健康的人，也不能永生不老。1967年他的住宅被盗时，他度过了他的80大寿。1968年，他已经开始显现出老年的痕迹。1964年做的背部手术使他变得虚弱，但他在南非得到了很好的恢复。然而，1965年他却只好不去参加阿拉曼联欢会，因为他感到不舒服。1965年以后，还患有轻微的心脏病。1968年初，他正式宣布他将放弃大部分公职（例如各种学校的校长），不再进一步参与公共事务。1968年7月，他宣布，根据医生的命令，预定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行被取消；8月，医生告诫他不要去德国访问，因为有加重他的轻感冒的危险。
英军士兵伺机进攻。
1968年初，蒙哥马利由于健康状况不好，被迫放弃了最后的一点儿事业，完全退出了公共生活。从他离开北约回到伊辛顿，到他完全退出公共生活这10年间，蒙哥马利过得非常愉快。他相信，他能够理解，甚至能够影响世界重大事件。
说服蒙哥马利最终离开公共舞台的事件，发生在他最喜欢的豪华而庄重的场合。1968年，英国国会举行隆重而庄严的开幕仪式，81岁高龄的蒙哥马利要求带国剑参加开幕式。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姿态。国剑长而重，必须笔直地拿着它，通过皇家画廊走到上议院。女王讲话时，必须把剑拿得笔直，并且纹丝不动，然后再把它带回更衣室门口。携带国剑是功勋卓著的英国军官的一种荣誉，但即使对一个健康的现役军官来说，这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一个年过80的退休陆军元帅来说，就更是力所不及了。
那天，上议院辩论厅的场面非常热烈。勋爵们按身份和地位亲密地坐在一起。法官和主教坐在前面，身后是穿着鲜红貂皮长袍的其他贵族。女贵族着传统而又多少有些不协调的晚礼服，戴着各种冠状头饰。外交使团却身着千奇百怪的服装。大家都坐在那里静候女王及其随从的到来。女王一行庄重地走进会场后，女王派黑棍侍卫的传令官召来了下议院的议员。会场一片寂静，女王开始念她的讲话稿。突然，蒙哥马利手中的国剑难以觉察地晃动了一下。接着，国剑又显而易见地摇晃起来。随后，那个身穿元帅服的瘦小身材也跟着摇晃起来，几乎跌倒在地。女王那有节奏的讲话略带关切地顿了一下。王室司库特赖恩勋爵冲上前去，接过国剑。人们轻轻地把蒙哥马利扶到旁边的一把椅子里坐下。几分钟后，蒙哥马利几乎在没有人察觉的情况下，慢慢地走出了上议院，走出了公共生活。
1976年3月25日，蒙哥马利走完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弥留之际，恍惚中他看到了爱妻贝蒂，贝蒂天使一样的笑容在召唤着他，蒙哥马利微微扬起颤抖的手，喃喃低语道：
“贝蒂，我来了！”
说罢，安静地、慢慢地合上了双眼。一颗璀璨的将星，就此陨落。
蒙哥马利死后，英国当时有人这样为他写道：
战争时：坚强刚毅；
挫折时：顽强不屈；
胜利时：宽容敦厚；
和平时：友好亲善。
在蒙哥马利身前身后，围绕对他的评价一直是很复杂的，高唱赞歌者不乏其人，批评诋毁者也大有人在，褒者大送褒扬之词，贬者极尽贬抑之能事。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在谈到蒙哥马利时，轻蔑地说道：
“只是个三流将军而已。他也从未于出什么名堂，别人打不赢的战争，他也没有打赢，更不必说打得比别人更好了。”
一个在战时和蒙哥马利共事过的美军参谋，也曾这样刻薄地评论他：
“他不是一个很机智的人，也没有什么背景，他是一个混蛋，他是靠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
然而，富有趣味的是，包括在北非沙漠被蒙哥马利打败的隆美尔元帅在内的许多德军将领，却认为蒙哥马利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在考虑过他所掌握的巨大优势实力之后，他是个非常谨慎小心的人，”但却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元帅。”
所有这一切，蒙哥马利在生前一笑置之，毫不在意，死后，在九泉之下，他就更听不到了，是是非非，任由他人指点评说……
蒙哥马利与其他将领一起研究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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