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里一切都是正常的， 远离战争， 当时称为“孤岛”。租界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公共租界， 实际上是英国人在管理， 又叫英租界， 一个是法租界是法国人管理， 除都有驻军外， 还分别雇佣他们的殖民地的印度人和越南人 （当时叫安南人） 当警察。租界四周用铁丝网和日军占领的沦陷区隔开。租界里安全， 但住房很贵， 父亲在天潼路租了一间弄堂房子的“客堂间”， 安了家。1938年初我就在竞立小学插入五年级上学了。
这时听到的战争， 一是四行孤军谢晋元团长率带八百壮士在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里坚守阵地， 一名勇敢的女学生不怕枪林弹雨给他们送去一面国旗； 二是陆续从远房亲戚那里逃进租界的人嘴中听到的战争惨相； 一家在南京的亲戚幸好早已逃离， 但住房全被烧了； 一家在无锡的亲戚， 有两个大姑娘被日军抓住送给当官的强奸， 其中一人试图从内河轮船上逃跑， 淹死了； 三是从报章杂志上看到日军残杀中国人民的照片， 提着军刀拎着人头哈哈大笑的……1939年夏， 我小学毕业后， 就考入育德中学。学校离家比较远， 当时大哥听说那是政府秘密在租界新办的三所中学之一， 教育比较正统些， 就让我去了。上下学都要走半个多小时， 所以中饭不能回家吃， 只能在学校附近买碗面条吃， 还要利用路上走的时间，背课文。
1939年， 我们家迎来了我的小妹妹， 她降生了， 比我整整小了12岁， 都属兔， 成为我们家里的老四， 而且是女孩， 大家都很高兴。父亲为她起乳名叫惠生， 纪念父亲在惠中旅舍工作10 年多了， 惠字也带有一些女性味。我们兄弟三个都有乳名， 大哥叫庚生， 二哥叫癸生， 我叫幸生， 大概1927 年我出生前父亲从绍兴到了上海这大城市感到了幸福吧， 平时习惯都叫我阿幸。很可惜惠生几个月即得病亡故了， 有病当然找医生， 那是一家私人西医诊所，打针吃药， 治不好， 父母也就认命。现在我分析， 小妹妹得的是脑膜炎， 头颈强直， 那时家里没有常识， 医生的水平也低， 如果经济条件好， 送大医院， 也许她不至于夭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口小棺材和母亲的抽泣。
1941年底， 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租界则是一夜之间被日军占领了， 英、法驻军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我去学校上课， 正像过去学过的法国人写的《最后一课》那样， 老师含着泪给我们上最后一课， 以后， 不少老师和一些高中同学， 纷纷秘密离开学校到内地去了， 学校也由育德中学改名为博文中学，其中细节， 我也没有弄清楚。
我们家也起了大变化。大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地下党支部遭到了破坏， 日军把经常来我家的姓姜的支部书记抓走了 （后来在狱中牺牲了）， 大哥是支委， 当天即撤离上海， 秘密转移去苏南。后来才知道中共商务印书馆地下党支部是个历史悠久的工人运动战斗团体， 1927年前后大革命时期支部书记是陈云同志。大哥逃走后， 留下不少进步书籍和他主编出版过的刊物资料， 由父亲和二哥整理后送到父亲单位的暖气锅炉里烧掉。二哥的学校上海苏州工业学校也停课了， 让毕业班提前毕业， 父母让17 岁的二哥非常仓促地随一个亲戚逃离已经沦陷的上海租界， 去了浙西内地暂时工作， 免遭迫害。由于大哥的事， 父母在家日夜提心吊胆， 晚上听到楼梯响， 都会惊醒。幸好这位老姜宁死不屈， 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 但我们当时是不知道的。
我们中学开始有了日文课。虽然没谈政治， 老师还是位年轻的女教师， 但是同学们总是有当亡国奴的感觉， 很反感， 只是对付着学。苏州河桥头等要害地方， 都有矮个子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站岗， 还有沙袋和铁丝网， 走过那里都觉得阴风惨惨。
生活每况愈下了。一方面市面经济萎缩， 物价飞涨， 父亲在旅馆做小职员的工薪相对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在日寇统治下控制越来越紧， 如粮食按户口配给， 叫户口米， 质量不好不说， 还常常缺货， 一来了米， 就要排长长的队去买， 而且硬性搭配上海人不喜欢吃的面粉， 老百姓叫苦连天， 后来电也限制用， 每户每月几度， 我常常只能在小油灯下做功课。每学期学校要交学费， 父亲负担不起， 就让我到社会上打听申请助学金来交， 记得常去申请的有《申报》助学金、绍兴同乡会助学金等， 我硬着头皮怯生生地自己去奔走， 总算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地过来了。
后来博文中学维持不下去停办了， 我转到住家附近的正中中学上学， 那已是高中了。在高中我遇到了一位书教得很好的数学、物理老师， 叫施汉章。他是浙江大学土木系的毕业生， 江苏人， 没找到对口的工作， 就在学校里当老师。在他的影响下， 我的数学和物理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 打下了我以后有机会上大学时学工科的基础。
这时我家早已搬到北海路的荣寿里的一幢弄堂房子里， 住的是间在亭子间上层的晒台搭出来的房子， 用层板隔成两小间， 中间过堂没有门。楼下各家生煤球炉子， 木柴烟气全往我家跑。这幢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里大约住着10 家住户， 原来的灶间早租给人住了， 炉子都放在走廊里， 所以也没有新鲜空气可言， 只是烟更呛人， 我们就在门框上挂个草席挡一挡。有一个星期天， 一个同学来找我， 在满是柴烟中憋着呼吸， 跑楼梯上来， 掀开草席找到我家，他的脸憋得通红， 我的脸也一下子全红了。贾谊的《过秦论》有句“陈涉瓮牖绳枢之子， 氓隶之人”， 我特别理解， 陈涉家的门没有轴用绳子系着， 恐怕是木柴门， 我们虽然在上海大城市里却连木柴门也没有。抗日战争胜利后， 父母才出钱请人用层板做了一个没有油漆的门。
大约1944 年初， 大哥的一个同志杨炎的妻子扮成卖菜的人，找到我母亲， 说上海又有一位大哥熟悉的同志被日本人抓走了， 要我们想法子尽快通知大哥。这时大哥已在苏州葑门外住下， 我去过， 于是这个担子落在我肩上。第二天， 一早我就坐火车去苏州通知大哥， 正好大哥的同志张琪也在他家， 他们对我的勇敢很是称赞。当晚我即返回上海， 返回时发生了惊险的一幕。苏州火车站站台上人挤得不得了， 车到后， 大家都往车门挤。对我来讲， 挤不上车， 不仅车票作废了， 大哥家离车站很远， 晚上也走不回去， 而且母亲在上海肯定不睡觉等着我， 所以非上不可。但我力气小又没有经验， 只踩上了一节车厢门口的脚踏板， 手拉住把手， 半个身子悬在车门口。那时火车门都不可能关的， 因为每节车厢门口都吊悬着人， 就这样火车开了， 过了几个站， 挤着的人群动都不动， 原来车厢里坐的全是日本鬼子， 中国人一个都不让进去。就这样， 我在呼啸的寒风中， 坚持拉着把手站到了上海， 手脚都僵木了， 稀里糊涂地在半夜到了上海， 不知道站了几个小时， 事后想起来还很后怕。
1945年初， 美国飞机开始飞到上海来轰炸， 是四个发动机的“空中堡垒”轰炸机， 可能是炸市区外的军事目标， 所以市区没有受到轰炸， 我们是又高兴又担心。我们家住得比较高， 可以看到高射炮烟火， 因为市区里有高射炮阵地， 只是飞机飞得高， 高射炮一团团爆炸烟火够不上它。这时， 市民开始紧张了， 菜场里黄鱼比较便宜， 母亲和邻居们都开始腌黄鱼， 以防以后没菜吃。
那年暑期前我高中毕业了， 上海正是乱糟糟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找什么工作。我在亲戚的小糖果店里做了一阵子店员， 又做了一阵子评弹剧场的售票的， 都不是长远之计， 正好舅父的一些朋友要到浙西内地去做生意， 又听说内地考上大学可以有公费， 于是父母决定让我跟舅父一家走， 既可能有些出路， 又可逃离即将到来的战乱。临别前， 虽然谁也不说， 但似乎有种生离死别的气氛， 母亲早坐在床边上抽泣了， 本来不大讲话的父亲， 更是紧闭着嘴， 只在提着行李送我到楼下上三轮车时， 呜咽地叮嘱说：“一路上要自己小心。”50多岁的父亲， 把孩子全送离了身边， 那时我17岁。
坐火车到杭州， 再出发坐船到桐庐， 步行一天穿过封锁线， 我们终于摆脱了日寇的阴影。我们一行在浙西淳安住下后不久， 日寇无条件投降了， 大家真是欣喜若狂， 没有想到抗战胜利那么快。不久， 我随舅父他们离开淳安， 坐船回到杭州， 之后又回到上海家中。混乱之中， 时机错过了， 便考入了上海临时大学先修班复习，准备1946年夏天考大学。1946 年夏各大学分别招考， 为保险计，我在上海先后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 （简称上海交大、交大） 航空系、清华电机系， 去杭州考了浙大化工系。那年考生特别多， 报考交大的有上万人， 因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年招生， 小日本被赶跑后， 历年积压失学的学生有了转机， 纷纷寻求继续复学。我在三个学校都发表录取后， 毫不犹豫地决定进交大， 因为我家在上海。这一年交大共录取了800名学生， 我们航空系学生即有40名。
交大是穷学校， 上边给的经费少， 新生入学， 住的宿舍花钱盖起来， 要收学生的钱， 我家没钱， 就走读。好在国立大学不收学费， 而且航空系属于建训班之一， 每月还给学生发几块钱公费， 够我作为上学的电车费。到了第二年， 才免费住入了学生宿舍电讯斋。宿舍里一个房间八张双层铺， 住16个同学， 空处挤满小桌子，供每晚做功课。
交大历来以功课紧著称。除作业必须认真做好以外， 大小考试严而多是一大特色。我原来念的是私立弄堂中学， 基础差， 学起来很吃力， 只有加倍努力。交大当时实行学分制， 每学期三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要留级， 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要退学， 而有的教授考试不是百分制， 是按一定比例的学生不让及格作基准的， 目的是为了有意淘汰一些学生， 以提高学校的水平。如有一年季文美先生的应用力学一次小考， 我竟考出了120分， 全班大惊， 原因是他是不按满分100分来计分， 而是卡多少百分比不及格来计分的。四年交大我身经几百战， 过来以后， 还有些心有余悸， 多少年后， 好几次碰着焦心事， 晚上做梦， 都觉得似乎在临考前夕， 功课没有准备好， 愁情万千， 心急如焚， 也算是一个后遗症吧。当然， 由于多年的考试锻炼， 久经沙场， 也就掌握了临场不慌、谨慎认真、先易后难、自我检查等方法。
正如校园执信西斋门前小池中的“饮水思源”校徽所象征的那样， 交大的校风是书本理论知识和工程实际紧密相连而又以工程实际为源头的。按陈石英先生的说法， 我们是搞手艺的。在学校实习课中， 老师就要求我们学好基本功， 从做好一名钳工、一名车工开始， 如何用榔头， 如何用錾子， 如何用锉刀， 如何车丝扣， 一直到如何和水泥， 如何烧安瓿瓶等， 反正要会动手。
在诸多课程中， 我感到最难的是微分方程， 课本很薄， 一个学期即学完， 老师讲的只点到为止， 习题很难。我最感兴趣的是听季文美先生讲应用力学。他讲得深入浅出， 概念清楚， 至今仍感到受益匪浅。学得最马虎的是经济学， 一厚本英文原版教科书， 当时感到与我们学工程的关系不大， 老师讲得也马虎， 我连课本也未认真念一遍。学的最终生受用的是机械制图， 老师从要求我们认真画一点一线写工程字开始， 一直到如何削好一批备用铅笔， 如何保持图面整洁等， 这些规范化的做法， 正是做好一个工程师的基础。我的毕业设计是杨彭基先生教的， 既设计一架完整的飞机又设计一个机体部件， 把过去所学的全用上了。按杨先生的说法， 现在学生是按一个总工程师的目标来培养， 但参加工作是从设计一个部件开始的。他的教学至理名言， 令我记忆犹新。曹鹤荪先生给我们讲应用空气动力学， 王宏基先生给我们讲热力学， 没用课本， 全是笔记，不仅教了我们具体课程， 而且由于上课时思想高度集中， 锻炼了我们边听边记边分析理解的能力， 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
当时交大曾有“东方的MIT”（MIT，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之称， 有的教授是从MIT留学归来， 令我对这全世界的理工科圣殿心向往之。40 年之后我曾两次去波士顿夜访MIT， 某种程度上是带着交大学子的特殊感情去朝拜的。
我在上海上小学及中学时， 都没有体育场地， 故对体育没培养出兴趣。进了大学， 学习紧张， 体育活动更少了。交大有个体育馆， 二楼是室内篮球场兼体操室， 底层是游泳池， 从当时讲， 条件还是可以的， 但我没有去活动过。小时候在上海弄堂里踢小皮球，所以还可以踢几脚足球， 交大没有足球场。有一次， 我和同学王允昌、叶蜚闻等到一所中学去踢足球， 不巧一脚把球踢到了叶蜚闻的眼眶下， 叶叫痛不已， 这一脚也就成了我终生的最后一脚球。
穷学生生活， 也有很值得回味的事。我住过一阵子上院二楼的宿舍， 墙壁上石灰很多已剥落， 走路时地板嘎吱嘎吱作响， 拥挤的房间里， 你拉你的胡琴， 他打他的桥牌， 我做我的功课。学校不收学费， 但书和笔记本报告纸总要自己买， 于是有的旧教科书读过后就转让掉， 一年一年往后传， 上院和中院之间的墙壁也就成了贴满出让广告的市场， 除出让旧书外， 还有出让计算尺的， 出让生活用品的， 很是热闹。学校里吃的伙食差， 难得有时到校门口外边小店吃一碗牛肉面， 或到校内小餐厅吃一次“西餐”， 这所谓西餐， 除两片面包外， 就是两个荷包蛋和一碗罗宋汤， 但当时也吃得有滋有味， 算是打牙祭了。1947 年、1948 年那时， 交大的伙食极差， 8个人一桌， 没多少菜， 荤腥极少， 连饭也不够了， 吃饭如上战场，有的同学采取第一碗盛少一点儿， 快点吃完， 以便可盛到第二碗饭的战术。我在家里吃惯了， 相比之下， 吃饭比较斯文， 也就经常吃亏。有一阵子我每周从家里带一瓶猪油炼大酱， 以补充无菜可吃的局面。
学习紧张、营养不良、体育活动少， 这种种因素， 造成了当年交大流行的话： 第一年成近视眼， 第二年生胃病， 第三年生肺病，第四年进棺材。却不料到了第二学年， 我即超前完成， 只是没进棺材。
1948年5月， 我在学校胃大出血。这是一个可能经历生死的惊人一幕， 谁也没有经验啊， 我母亲和二哥有胃病， 可我从来没有感觉和迹象。5月的一天上午， 我在学校大便， 发现拉的全是黑油油的半稀大便， 以为自己吃了什么拉的。中午、晚上照常吃饭， 下午还在一个同学家吃了一碗馄饨。第二天早上， 我感到头晕， 起不来了， 请同学请了假， 躺在床上休息。上午又要大便了， 便起来下楼去厕所， 却不料便后便晕倒在厕所旁不省人事。经同学发现扶起来， 雇一辆三轮车送我回家。家里父母也不知道我生了什么病， 既不难受也不发烧， 躺一会儿再说。下午吃了几个枇杷， 就吐了， 吐出来的竟是半凝成块、黑中带红的血块， 而且坐起来即晕倒， 于是父母急了， 要送我去医院。正好我的一个比我大哥还大的远房侄子传洙来了， 商量之下， 背着我下楼要车， 去找我大哥的一个同志沈孟先， 他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工作，我就住进了医院。我这时出血过多 （我估计至少1000毫升以上） ， 站着照X光时就晕倒失去知觉了， 只好躺着照。医生说是十二指肠溃疡，紧急止血以外，当晚输了400毫升血。在X光检查时， 又发现我右肺上尖部有肺结核纤维化病灶， 只是已不是活动期了。那时肺结核是十分可怕的不治之症，医生说，全世界都知道， Once T.B Always T.B（一旦生结核病， 终生是结核病者）， 这对我真是双重的打击。
病房里有8张病床， 住得满满登登的。我先后眼看到边上一床和对角一床的病人死去， 那时内科住院似乎是不分科的。边上一床的年轻人生的是心脏方面的病，我看着一米多外的他， 嘴唇由红变黑， 最后医生来抢救翻身时，身体已经硬了。住在医院里， 白天黑夜， 人进人出， 的确很恐怖。我住了一个月院出院后， 期末大考是来不及了， 申请了补考。过了暑假， 去上大三的课，不到一个月， 又发现黑便了， 只是量不大。家里商量， 干脆申请休学一年， 在家休息。
1948年下半年， 在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大哥秘密回到了上海。做准备迎接上海解放接收上海市政府的工作。我们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 只是他常突然来家。好的是我们知道解放上海会很快了。我休息在家， 就帮他保管一些文件， 邮寄一些以上海工人协会（“上海总工会”是当时半公开的名称） 名义发给有关人士的公告等。他还经常来家开一些会， 同来的人有老周 （新中国成立后知道他叫毛齐华， 曾任中央劳动部副部长）、王粲 （真名纪康，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电力局副局长） 等， 还有一位送材料的姚英女同志， 她常带着一名小男孩做掩护。
进交大第一学年， 1947 年5 月， 学生会组织了五四晚会， 在体育馆开， 我虽走读， 也去参加了。同学们演出了《袁世凯》《茶馆小调》等节目，《袁世凯》用窃国大盗袁世凯影射蒋介石搞独裁卖国，《茶馆小调》则是从不谈国事引起的对国家大事 （反内战）的议论。晚会上钟兆琳先生还上台独唱了毕业歌， 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山那边呀好地方》那几首歌， 似乎也是那晚会上唱出来的。之后， 交大学生开始了护校运动， 反对教育部要停办航海、轮机两个专科， 谈判不成，学生会发动同学去南京请愿， 我从家里带了铺盖去参加。在校园坐一大队卡车出发到北站， 我坐的这一辆被当时的市长吴国桢拦住了， 学生纠察队好不容易把他拉开， 才浩浩荡荡到了火车站，以后同学自己调了机车开火车，在路上自己接上被临时卸掉的钢轨， 一路开到了真如， 目睹了朱家骅、吴国桢来谈判……紧接着， 交大学生响应南京中央大学的反饥饿运动， 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活动。《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这些进步歌曲， 鼓舞着每一个进步的交大同学。这年冬天， 我又参加了救饥救寒运动和1948 年全市学联在交大大草坪召开的五四营火晚会等。我作为一个群众不断地接受了形势教育。我病倒休学的那一年， 正是上海解放前夕学校斗争最激烈的一年， 我十分焦急。1949 年5月上海解放后， 我尚未办复学手续， 即主动联系去参加了下厂实习， 那是一个已经军管接收的军用吉普车修理厂。复学不久， 我参加了青年团， 以后又参加了支部和总支的工作， 从一个死读书的学生成了系级干部。
我入学时， 航空系一班共40名同学， 到了毕业时只剩下10名同学， 这变化是很大的。这中间有淘汰退学的， 有各种原因离校的， 也有解放后 （1950年） 参干的， 但大多数是中间转系的。为什么那么多转系的呢？ 原因是进校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后， 从形势看来， 似乎航空事业需要也应有大的发展。我报考航空系就是有感于抗日战争时亲眼看到的日本鬼子的飞机空袭轰炸我们的惨状和后来抗战胜利后美国飞机的威力， 笼统自觉到中国没有自己的航空事业是不行的。但是1947年、1948年那两年， 蒋介石只管打内战，没有搞自己的航空工业， 航空系的毕业生， 毕业后最好的出路是进两个航空公司 （中航和央航）， 大部分是毕业即失业， 或去找一个中学教书， 没有什么前途。再加上交大进步学生运动出了名， 后来两航宣布说不要交大的学生。这样， 在校正在学航空的纷纷转系，改学机械、电机、造船等去了。留下了死心眼地执着要学航空的就不多了。
我原来的50级同学，1950年毕业时十几人全部参了军被吸收到人民空军去了。我1951年毕业时， 正好航空工业局 （四局） 成立了， 于是我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国家分配至航空工业局的大学生， 有幸成了行业的见证人。只可惜的是， 我的这两个班的同学， 虽然都受到交大四年严格的培养， 在以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个个能力都是很强的， 但由于种种原因， 不少人没有机会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一番应有的贡献， 从航空事业这个局部来看， 太可惜了。回忆往事， 能不感慨万分？
（1993年及1999年初稿，2009年8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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