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接待我们， 厂里已事先为我们在北厂安排了一间较好的宿舍， 房子里甚至有一个用暖气管烧热水的小浴池， 对比于那时不少家属宿舍没有暖气而是烧炕的， 我们这间宿舍， 可能是第一流的了。当晚到了北厂宿舍， 我们打开自己随身带去的行李， 带着终于到了新家的踏实感， 很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走20多分钟到南厂食堂吃了早饭， 就到厂里去报到。人事科的同志首先带我们去见了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汤钦训， 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知识分子老干部， 见了我们来厂， 有着发自内心的高兴和欢迎， 亲自向我们介绍了工厂的情况， 然后说你们五位都到技术科去工作。厂长办公室和技术科办公室都是小平房， 相距不远。到了技术科， 有两位副科长， 为首的是年已40多岁的工程师徐坚副科长， 另一位是部队修理厂过来的年轻的张万庶副科长。他们已事先知道我们的情况， 就当场把我们五人一分为二， 三个人在飞机组， 两个人分到发动机组， 而且立刻由徐科长郑重其事地把我们带到技术科的苏联专家办公桌前，向他介绍， 指着我们三人用洋泾浜俄语说：“3 TO CAMOJIET”， 指着另外两人说：“3 TO ДBИГATЕЛb”。我们第一次见到苏联专家， 就一一与他握手并用才学的俄语单词向他问候。看来， 苏联专家也早知道要来五个大学生了。
121厂于几个月前才成立， 由原来在平房区的炮弹引信厂和原在哈尔滨马家沟的飞机修理厂合并成立的。马家沟过来的人大部分还穿着军装， 显然带着一些优越感。
我们五人， 徐学榘和我是上海交大航空系毕业的， 芮荫棠是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的， 周峙衡是武汉大学机械系毕业的， 何寿轩是浙江大学航空系毕业的。芮、何二位分到发动机组， 徐、周和我分到飞机组。
我和小徐等同学是8月下旬离开上海， 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了中央重工业部的。为了搞好全国大学生首次统一分配， 上海市办了一个大型学习班， 把全上海的大学毕业生集中起来学习， 进行形势教育和政治教育， 然后让大家表态。那时正值抗美援朝， 青年学生政治热情高涨， 早已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了组织，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办完学习班， 绝大部分同学就按分配目的地分批出发。上海交大航空系同学都分到中央重工业部， 我们直接从学校出发， 集体坐火车去北京。小徐等外地同学都没有回家。到北京后住在东黄城根街的华北大学工学院里。各地分来的学生集中起来以后， 就由重工业部何长工部长做了一次动员报告。除再一次动员大家服从分配以外， 还介绍了重工业部的任务、现状和组织机构。我们第一次听说有个航空工业局， 真是十分兴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呀。之后， 部人事司又分批用卡车送我们到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名胜， 让我们首次领略了首都的风光， 几天之后， 我们20多人就分到航空工业局了。
当时航空工业局在沈阳， 在北京有个办事处， 我们先到办事处朱主任那里报了到， 过了几天才坐火车去沈阳。到了航空工业局，我们见到的第一位领导是段子俊局长， 他召我们20多人， 在大食堂的一个大饭桌旁集体谈的话； 第二位是一位保卫处长， 他向我们进行了保密教育， 这位处长身材魁梧， 随身带一只大狼狗， 很有些保卫的味道。我们住的是一个朝鲜旅馆， 离局里不远， 睡的是榻榻米， 也别有风味。过了几天， 即宣布分配方案了， 人事处的同志把我们五人找到一起， 指定由我带队， 分到哈尔滨的121厂， 并说在几个厂里， 哈尔滨的厂是重点， 因为离朝鲜前线较远且靠近苏联。
哪里都一样！ 离开上海的家时， 南北东西， 不知道中央重工业部会把自己分配到什么地方， 反正绝对服从组织安排， 没有任何个人的打算。分定以后， 只知道哈尔滨更北一些， 要冷一些， 到了哈尔滨， 国庆以后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冷的地方。
安顿下来以后， 生活中的第一件事是集体由工厂借钱买衣服。我们离开家时， 除带走平时在学校中用的铺盖和随身衣服、毛衣外， 什么也没有准备。那时我们同学间谁也没有想到要依靠家里做什么离家远行的准备。到了厂里， 才听同事们说， 哈尔滨的冷天来得快， 一直会冷到小便时要带一根棍子， 不小心会冻掉耳朵等。虽然对此半信半疑， 但是我们还是听从劝告立即动手， 第一个星期天就坐了火车到市里买了夹衣、皮帽、皮鞋。至于棉衣， 则是工厂里集体做的标准东北装， 一身黑布棉衣裤， 并且在国庆节前即发下来了。年底， 我在外边过第一个生日时， 还专门带了皮帽去市里照了一张相， 寄给父母， 骄傲地表示， 我已经是独立生活的东北人了。
我们技术科， 这时已有60多人， 当然大部分是年轻人。业务上， 什么修理技术都管， 从飞机到发动机， 设计、工艺 （那时叫施工）、冶金 （热表处理、理化试验） 全在内， 而飞机还包括特设仪表。除了理化试验的瓶瓶罐罐和一个小图书室， 在另外两间小房子外， 全科都挤在一间旧平房的大房间里， 包括科长和苏联专家。飞机大组的组长是英国回来的胡昌寿工程师， 我的顶头上司是齐志同志， 大家都叫他齐工程师。他分配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测绘一个金属油箱。当时科里有不少工程师， 我们是怀着尊敬的心情叫他们工程师的。但察觉得出来， 一部分部队修理厂过来的同志， 包括还未学得技术的实习生、年轻人， 则认为老工程师们 （实际也就30多岁吧） 是留用人员带有统战的味道， 包括对待徐坚科长。我作为第一批来的大学生代表， 很快就被选为团支委， 并被吸收进入科里的评薪委员会， 应该说， 开始时是比较受重视的， 哪里知道后来转化成了对立面了。
我们在学校学的主要是基础知识、书本知识， 见的飞机也不多， 究竟飞机是怎么造出来的， 不甚了解。工厂开始修理的是教练机和轰炸机， 苏联的一套， 从图纸的画法、文件制度、标准， 一直到公差、材料、热表处理， 对我们来讲全都是新的， 需要自己摸索。厂里有一部分修理用的苏联原文图， 但不全，修理需要制造配件， 有的需自己测绘， 修理图更需要自己设计。让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当设计员时发的图出过两次废品， 一次是焊接在铝油箱上的接管嘴， 材料弄成中碳钢了， 另一次是磁罗盘上的铍青铜弹簧， 我弄成钢弹簧， 当一堆我设计的废品放到我的图板上的时候， 我的压力真是大呀。
工厂的生产和抗美援朝的前线是连在一起的， 有的来修的飞机在朝鲜战场上被打穿了机体， 有的还喷有朝鲜人民军的军徽。眼看来的一架架破旧飞机修理后飞返部队， 我们在宿舍里常常自豪地议论， 我们实际上是不穿军装的战士。而且的确， 厂里也有些半军事化的味道。为了庆祝1951 年国庆， 下了班以后， 由科工会主席喊口令， 我们认认真真地练了一个星期的立正稍息、列队前进， 迈着整齐的步伐， 唱着“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的歌练国庆游行， 十分认真。到了国庆那天， 我们凌晨两点即起床了， 按照通知， 一律穿上新发的黑棉袄， 带上干粮， 用半个多小时走到平房火车站， 集中坐运货车皮的专列到了哈尔滨参加游行， 那个劲头真大呀。
在大食堂吃饭， 我们五个新来的单身有点特殊化， 早上吃高粱米、发糕， 我们还买来黄油抹上， 其实我们过去也没有吃过黄油，只是发现哈尔滨黄油便宜， 宿舍里又有双层窗中间的天然冰箱可存放。吃饭时， 我们每餐买肉菜吃， 而好多本地同志就吃五分钱的土豆丝。老一些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大都有家， 不在食堂吃， 听说活鸭子几毛钱一只， 也不贵。到了星期天， 特别是天冷以后， 我们懒得走几里路到南厂大食堂吃饭， 就事先带一些馒头， 在宿舍里自己烧肉吃。我们五个人中， 芮荫棠年纪最大， 且在老家结了婚， 烧肉的本领最大； 周峙衡是湖南人， 爱吃辣的， 那时就只能戒了， 没有辣的吃； 何寿轩一贯沉默寡言， 不挑剔； 小徐年纪最小， 但倒是积极分子。那时在平房只有南厂火车站附近有吃饭的小馆子， 而北厂宿舍区连小商店也没有， 天不冷时， 还有些小摊卖毛子壳 （葵花子）之类， 天寒地冻之后， 室外待不住了。有的星期天我们还找到老乡的小土屋去喝一碗唯一的甩袖汤： 有些鸡蛋、黄花菜， 用淀粉勾芡， 热腾腾的， 挺好喝， 名称也贴切极了， 那鸡蛋真如京剧里的水袖一甩， 一片片一丝丝， 看得见拿不住。还有那黑不溜秋铁蛋似的冻梨， 看起来吓人， 冷水解冻后吃起来倒真好吃。
过第一个哈尔滨的冬天是很兴奋的， 很有些革命的诗意。戴了皮帽子， 一路走到工厂， 帽边和眉毛都结成了白霜， 大家见了禁不住哈哈大笑。徐学榘他们为了保暖， 除了皮帽子还戴个口罩， 罩外全是霜， 说话的权利当然没有了， 我和芮荫棠都戴眼镜， 连戴口罩的福气也没有。办公室内是20多摄氏度， 室外是零下20多摄氏度， 内外差50摄氏度， 而且那时暖气是蒸汽的， 一来气， 热得毛衣都穿不住， 温度可能达到30摄氏度， 但是对不起， 棉裤总不能脱， 还得穿着。最有意思的是厕所在外边。小便虽还用不着用棍子打， 但尿水堆积成的冰， 两三尺高， 很是奇观。大便时则得有些勇气， 我们称之为屁股淬火， 必须速战速决。在上海， 我原来对雪的概念是一片片慢悠悠积成团随风飘下来， 在地上屋顶上树上逐渐积厚起来的， 从懂事的小孩时到长大， 对下雪总是有些神往的。但是在哈尔滨， 雪是面粉一样的， 干得很， 不黏， 在地面上也随风吹，被风吹过的地面或屋顶可以一点积雪也没有， 但兜风的地方则可以好几尺厚， 下雪时又常常伴着风， 没有飘飘然慢悠悠的天女散花似的诗情画意， 与南方下雪大不一样。特别是在风刮得厉害时， 棉衣、毛衣似乎全被吹透了， 这时才感受到赶大车的老乡， 臃肿地穿着老羊皮大衣， 脚蹬毡靴是多么的必要了。国庆以后开始下雪时，我们在上下班的土路上， 还常兴致勃勃地唱起《白毛女》中那个歌“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表现出勇气， 可到了真冷以后， 大家只有闭起嘴一路无话， 急忙赶路的份了。
平房北厂东边原来是日本帝国主义731部队的细菌工厂， 培养了很多老鼠繁殖鼠疫菌， 日本投降前夕， 为了掩盖罪证， 炸毁了细菌工厂， 许多老鼠跑出来在野地里繁殖， 所以每年要发动群众到野外挖地洞打耗子。1952年春天解冻后， 打耗子开始了， 并且全厂每人发一双白布长袜， 套在裤脚外边， 以防止跳蚤咬人， 而且男女都一样， 一律要穿上才能进厂， 这个景象， 后人很难想象了。
1952年4月， 121厂分为122 厂和120 厂了， 122 厂新来了厂长马真和、总工程师晋川。技术科也一分为二， 留在122 厂的我、徐学榘、周峙衡， 就和芮荫棠、何寿轩分开了， 但单身宿舍里， 我们还一起住了一阵子以后直到他俩住到南厂去了才分开的。
分厂时， 122厂才1000多人， 以后才从四面八方来人猛增的。1952年秋天， 大中专生分配来厂特别多。因为1953 年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 中央决定， 除今年正常毕业的大学生以外， 下一届的学生也提前毕业。9月份他们一来， 我们真有人丁兴旺之感。其中有一部分上海来的中专生， 提前于6 月份就到厂了。他们比较年轻， 不满20岁， 来了后一下子两地生活差别比较大， 而且从学校直接来这里， 思想准备不足， 有些人闹情绪。因我也是上海来的同乡， 新来的李秋乐同志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 我就和另一个团支委系统组长徐学榘同志一起找他们谈谈心， 做些思想工作。不料这竟捅了马蜂窝！ 我们科的党小组认为这是团支部工作闹独立性， 莫须有地说我们煽动青年闹事， 不容分辩地突然袭击组织批判， 厂团委书记还来宣布改选团支委， 稀里糊涂地把我们处理了。好在我心底无私天地宽， 没有在这一打击下倒下去， 除了抓紧飞机结构组长本职工作外， 就和小徐二人积极为青年工人义务上夜校课， 给他们讲看图纸、飞机的常识等， 以后这批好学上进的青年见到我都叫我屠老师。
事后才知道， 当时新的科里当权人物提出应怀疑我是国民党三青团分子， 是有意打进来的破坏分子， 并且由厂保卫部门组织了专案调查， 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幸亏我没有任何辫子可抓， 否则， 这一下很可能从此跌入深渊， 一蹶不振， 可怕啊！ 事情怎么会变得那么严重呢？ 原因是我的锋芒毕露， 冒犯了一些同志。比如他们把新中国成立前毕业的技术人员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旧人员， 虽有技术，但政治上不行 （他们也的确夹着尾巴做人）， 而我常流露出不同意见。分厂以前， 有一次他们在大会上发动小青年乱批徐坚科长， 我看不过去， 感到太欺侮人了， 就站起来公开提出谈问题要优缺点一起提， 不能把人看得一无是处， 如此等等。我们五个是新中国毕业的大学生， 虽是少数， 但是兼有技术上和政治上的两种优势， 政治理论也学了一些， 敢于说真话， 日积月累， 就犯忌了。分厂以后成立了新技术科， 部队来的新科长上任三把火， 要树他的权威， 枪打出头鸟， 我第一个被打哑了。
后来， 不知什么原因， 那位权威科长调走了。1953 年， 工厂成立设计科， 科长是齐志 同志。有了独立的党支部， 来了车工出身的支部书记陈正义同志， 情况才有了彻底的变化。
1954年5月， 在设计科我被第一个吸收入党。感谢兼职支部书记陈正义同志和解放军骑兵排长转业来厂的资料员王兴库同志（他身材高大， 我们大家习惯叫他大老王）， 是他们二人介绍我入党的。我可能是全厂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入党的。第二年是全厂唯一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当上了哈尔滨市劳动模范。后者我想这主要是齐科长的推荐。这时全国调集一些地方地县级干部支援国家144项重点建设， 设计科里来了一位曾是县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的马天巡同志担任副科长。1955 年5 月我和金娥相恋4 年后结婚了， 下半年走上了设计科的领导岗位， 1955 年底我正式任设计科长。1956 年3月我和徐学榘一起被航空工业局批准为助理工程师 （北京的9级工程师）， 进入了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
122厂除了继续修理 俯冲轰炸机、YTB轰炸教练机， 仿制 后机身等部件之外， 还修理了不少伊尔 -10 强击机。伊尔-1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专门打德国坦克的， 从机头到整个前机身， 全由防弹钢板做蒙皮， 有两门向前的航炮， 炮弹与螺旋桨有同步机构， 还有一名向后的机枪手。应空军的要求， 我们自行改装了若干架伊尔-10 的教练机， 我分工设计了把向后的射击舱改为向前的教员舱的活动舱盖。1955 年开始为部队试修40 号新机（伊尔-28喷气式轰炸机） ， 主持复制了全套设计图纸。此外还仿制了歼5的副油箱、40号机的发动机延伸管等。1956年10月， 航空工业局下达了工厂要仿制米-4 直升机的任务， 我正在消化刚到厂的俄文资料， 11 月航空工业局要调我去沈阳飞机设计室的调令来了， 12 月我离开122厂。以后才知道， 1958年周峙衡和芮荫棠二位分别被错划为右派。徐学榘也在1958 年被调离设计工作岗位， 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都大大地倒了一阵子霉。1956 年7月我介绍他入党， 支部大会通过之后， 一直未被党委批准。拖到20 世纪80 年代初，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才被批准入党。我们的小徐， 对党的感情始终不渝， 也够我钦佩的。以后他当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总算平了反。
1985年我在北京出差， 住在航空工业部第一招待所， 偶然碰到周峙衡， 他后来搞冶金技术， 我们业务上没多少接触， 我说：“老周， 怎么好久没见到你了？”他苦笑了一下之后对我说：“你还不知道我被打成右派？ 打成右派之后就被弄到市里一个小厂劳动去了，1978年才摘帽平反， 回了122厂， 20多年工资一直只几十元， 苦啊。”我知道他一贯是老实巴交的人， 也不活跃， 我说：“你怎么会是右派呢？ 开会都不吭气的。”他说：“大鸣大放时我实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 但冶金科支部书记把我算了一个， 可能是地主家庭出身吧。”我说： “你怎么不申辩一下呢？”他说：“不敢申辩呀， 否则就要当极右分子了。”那天晚上， 我好久也没有睡着。
想不到就这一次老周那更为木讷的湖南腔， 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在离开哈尔滨30年之后， 1986年， 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差去哈尔滨， 一打听， 老周已在几个月前过早地因病去世了。无独有偶， 我到南厂打听在120厂的芮荫棠， 才知道也是右派平反后， 前不久去世了。见到了徐学榘， 他已调离航空工业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教书了。
我已无法重温当年我们五个大学生满腔热情地在冰天雪地里去上下班的旧梦了。
（1990年9月10日初稿， 2009年8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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