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项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想请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凯出面收拾残局，于是与袁私交甚厚的杨度被委以重任。袁是出山了，但清朝却从此不复存在。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洋枪洋炮轰然炸开，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古老的华夏大地伸出罪恶的黑手，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就在对内一如既往地实行黑暗专制而对外却一味屈膝求和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1911年10月10日，湖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在武汉成立，武汉三镇宣布独立。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震动。清政府急命北洋军出兵镇压，不料军中一干将领都只认旧主袁世凯，悍然不听朝廷调遣。清政府无奈，只好决定请袁世凯出山。
当时，袁世凯正在河南彰德闲居养病，逍遥度日。不过，要请他出山，却并非易事。众所周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向慈禧太后出卖了光绪皇帝，直接导致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光绪帝也遭到慈禧太后的软禁。光绪因此恨透了袁世凯，据说他经常在纸上写袁世凯的名字，然后撕得粉碎。1908年，慈禧和光绪相继病故后，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为帝，溥仪的生父载沣代为摄政。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慈禧一死，载沣就想借机除掉袁世凯，为哥哥报仇。不过，由于朝中上下反对诛杀袁世凯的人太多，最后只好作罢，而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名目将他免去官职罢归乡里。
朝廷对袁世凯的猜忌，袁世凯又岂能不记在心里？国家无事时，对他要杀要剐，事到临头再来抱佛脚，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况且，以袁世凯的为人，碰上这样的大好时机，又岂能不趁火打劫，多捞点好处？
10月14日，清政府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希望他出山镇压武昌起义。而袁世凯则摆出“足疾未愈”的借口，谢绝出山，一方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两年前自己被罢官的事情进行报复，另一方面，他知道朝廷要想平息这次起义缺了他就如面墙而立、寸步难行，正好讨价还价谋取更大的利益。所以袁世凯在回复朝廷的奏折中虽然谢绝出山，却十分聪明地并不把话说死，而是留出了商量斡旋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症下药，决定请人前去游说袁世凯，慎重权衡之下，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就是生于1875年，当时任内阁统计局局长的湖南人杨度。
杨度比袁世凯小十六岁，两人相交甚深，袁世凯甚至让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和杨度结为金兰兄弟。杨度能以四品京官的身份进入清廷，就是得益于袁世凯和张之洞的联名奏保。1909年，袁世凯罢官离京之时，一干亲朋故旧或畏惧朝廷不敢出头，或势利相交一见他落难便报以冷眼，绝少有人前来火车站给袁世凯送行。而杨度在明知道朝廷必定派有专人监视的情况下，毅然赶来与孤单无助的袁世凯依依话别，以报答袁世凯对他的知遇之恩。杨度后来果然因为这件事遭受谗言，险些丢掉头上的乌纱帽，但他这份不以危难见弃的深情厚谊，也使袁世凯大受感动，铭记于心。
且说杨度得了朝廷的指令，风风火火地直奔河南彰德袁府而去。袁世凯欣然迎接，设宴款待一番之后，将杨度肃入内室，倾心长谈。杨度明白地告诉袁世凯自己是受庆亲王奕劻之托前来说项，同时却又推心置腹地表示了自己对朝政的不满，认为朝廷应该改革旧有的封建制度，尽快实行君主立宪制，组织责任内阁。
当袁世凯问杨度，觉得谁能够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职总揽朝政之时，杨度凑到袁世凯跟前，低声说：“内阁总理大臣一职，当然非袁大人莫属！最近我读外国人的报纸，上面就有不少文章对您大加赞赏，说当今中国真正有实力又有能力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您袁慰亭（袁世凯字慰亭）。”
这番话把袁世凯说得心花怒放。袁世凯的兴致一下子就上来了：“庆亲王（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除了会给自己捞钱，还有什么本事？还让他占住内阁总理大臣的位子，中国迟早要完！”
杨度见袁世凯心有所动，赶紧趁热打铁：“如今朝廷正是多事之秋，全国各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正需要有人力挽狂澜，稳定大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这么说我应该立即出马收拾残局喽？”袁世凯两眼发亮。
“恰恰相反。您现在应该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此话怎讲？”袁世凯有点不明白了。
杨度解释道：“出山是一定要出的，不过不必急在一时。区区一个湖广总督，料想大人您也不会放在眼里。当年被罢官免职险遭不测的事情，大人想必没有忘记。朝廷这次重新起用大人，显然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非出于真心。他日大人平叛成功，难免不会重蹈覆辙，又被朝廷一脚踢开。为免朝廷故伎重演，您在出山前一定要向朝廷争取到组阁之权，改变当今朝政有宪政之名而无宪政之实的状况，既为自己留条后路，也为挽救国家危亡打下良好基础。”
“朝廷派你来做说客，你倒好，胳膊肘朝外拐啦！”杨度这一席话，句句都说到了袁世凯心坎里。见杨度这么为自己考虑，袁世凯哈哈笑了起来。
杨度正色道：“我这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原来杨度对清政府假意实行宪政实际上不过挂个宪政的幌子换汤不换药早有腹诽，他一心希望将早年从授业恩师、大学者王恺运那里学来的“帝王之学”（就是匡国致君经邦济世之学）付诸实践，并且认定袁世凯就是他生命中的真命天子，有心要辅助他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杨度感到他期盼已久的大展宏图的机会就要来了，那天夜里他在袁世凯家中奢华的客房里辗转难眠，思绪纷繁，过去、现在、未来种种，都在眼前一一浮现。恩师王恺运的谆谆教导、殷殷寄望，少年时代即深植心中的豪情壮志，以及长久以来华夏大地上的满目疮痍和普通百姓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涯，都在他心中翻江倒海、久久激荡。那年的杨度，已经有36岁，而立之年都过了一半，却一直没有什么大作为。只有到了这时，他才感到终于找准了自己的方向。
袁杨两人的热切交谈在第二天又达成了新的共识。杨度认为武昌起义的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朽专制，中国的百姓只有到了忍无可忍实在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与朝廷作对。革命党人虽然反对政府，心却是向着国家的，应该对参与者加以宽容，并解除党禁，允许自由成立各种派别的政治团体。
“这个建议很好！”袁世凯会心一笑，“革命党人要自由，我们就给他们自由。他们一高兴，就狠不起来了，局面就好收拾了。”的确，这么做既可以赢得革命党人和社会各界的好感，收买人心，又可以不动刀不动枪地平息事态，控制大局，称得上是一举两得。
杨度继续趁热打铁：“朝廷这次请大人出山，大人务必要好好把握机会。窃以为，大人最须在意的事情有两件：第一，抓好整个军队的指挥权，第二，设法从朝廷那里要到充足的军费。乱世之中，以军队为万事之本，得军权者得天下，失军权者失天下。大人能有今日，全靠北洋新军这个坚强的后盾，这股力量一定要牢牢抓在手里，好好加以利用。至于军费的重要性，更是无庸赘言，古往今来的精兵良将，因为缺乏粮草和军饷吃了败仗的，不胜枚举。”
杨度给袁世凯提供的建议，一条条都说到了袁世凯心坎儿里。杨度在袁府逗留数日，两人相谈甚欢，第三天，他就致信庆亲王，说袁世凯似乎嫌湖广总督职位太小，不愿意出山，自己一定继续做他的工作云云，实际上是给袁世凯争取更大的利益。
庆亲王奕劻找到摄政王载沣，两人一合计，除请袁世凯出山外别无他法，于是又派袁世凯的老友、时任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前去探袁世凯的口风。袁世凯觉得“前戏”已经做得足够了，就直接提出了六条要求，满足了这六条要求，他才肯出山。这六条要求如下：
第一，明年召开国会；第二二，组织责任内阁；第三，宽容参与此次武昌事件的人；第四，解除党禁；第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第六，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一石激起千层浪。袁世凯的六条要求就像平地一声炸雷，使得朝廷上下为之一震。傻子都看得出来袁世凯是要把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同时还在收买人心。若答应了，往后朝中上下还有谁制得住他？岂不是要任由他为所欲为？可是若不答应，武昌起义的声势如此浩大，清军前线已经是连吃败仗频频告急，与此同时湖南、江西、陕西等地的革命党人还在蠢蠢欲动，稍有不慎，大清朝就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权衡利弊，别无他法，清政府只好忍痛接受了袁世凯的六条要求，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令其进京组阁，同时兼管前线军事。
可以说，武昌起义后中国政局的变幻，和杨度的这次河南之行大有关联，它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中国政局的走向。
有官瘾无官缘
杨度为袁世凯出山掌权立下大功，凭借其才学捞个高官当当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但偏偏杨度命运不济，每一次许给他的官都与他擦肩而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次就够人受的，但偏偏在杨度身上就发生了四次。
清政府冒险启用袁世凯，原本是希望他能挽救清廷于危亡之际，哪里料到，袁世凯大权在握之后，竟然里应外合，与南方革命党人施行和议，密谋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如我们所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在袁世凯的胁迫下，清帝宣布退位，不久，袁世凯就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在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政府的议和活动中，杨度的调解和斡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杨度，袁世凯虽然凭借着宽容革命党人的态度赢得了一些革命党人的好感，但他要想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可不是件容易事。杨度早年留学日本时，曾任日本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也就是会长），交游广泛，颇有影响，他和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是也老交情，正是靠了杨度把孙中山介绍给黄兴，两位志同道合但从未谋面的革命志士才得以相识，华兴会和兴中会才得以合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不过，由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南方革命党人虽然同意由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但却要求他离开北京，到南京来就职。对此，袁世凯当然很不愿意。北京是袁世凯的老巢，是他翻云覆雨指鹿为马为所欲为的所在，如果去南京就职，显然要处处受革命党人的掣肘。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谁都不肯让步的时候，北京城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一伙军人不顾军法，公然抢劫商店。当时的中国，正是时局动荡混乱不堪的多事之秋，这点小事原本很容易被忽略过去。但足智多谋的杨度听说此事，却灵机一动，又给袁世凯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把袁世凯高兴得乐开了花。
于是，袁世凯假意答应前去南京就职。等到南京政府派来迎袁专使团迎接他南下，袁世凯在北京宴请专使团并请他们看戏，正在专使们心醉神迷谈笑风生之时，忽听一阵枪响，呼喊吆喝之声四起，远处隐隐还看见火光冲天而起。专使们一个个吓得心惊肉跳，落荒而逃。后来才从袁世凯处得知，原来是袁的亲信曹锟部下军人闹了兵变，聚众抢劫。不多时，从天津、保定等地也相继传来士兵哗变，反对袁总统南下的消息。
这正是杨度向袁世凯献出的计策：借助军队制造北方混乱，然后袁世凯再以北方政局未定，需要总统坐镇以保平安的理由要求在北京就任总统一职。这一下，南京政府没有办法，只好让步。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过，南京政府对袁世凯毕竟还是不太放心，袁世凯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南京临时参议院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从原来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由总统、总理、内阁成员（称国务员）和法院共同行使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增设总理一职，本来是用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避免出现总统专制独裁的局面，但袁世凯却一意孤行，坚持总理由总统提名产生，南京政府无奈，只好再次让步。
袁世凯既已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接下来就该坐地分赃，利益均沾了。本来，在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的过程中，杨度可以说是居功甚伟，以他的才干和名望，也完全足以在新成立的政府中谋得一个顶尖的职位，实现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时运不济，造化弄人，在那样一个新旧更迭百废待兴，遍地都是机会的时期，满怀报国热情与个人雄心的杨度，竟然与自己心仪的职位一次次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最初，袁世凯在考虑总理一职的人选时，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把目光落到了两个人的身上，一个是在南北议和期间任北方全权代表的唐绍仪，另一个就是杨度。袁世凯自己委决不下，就向内务总管赵秉钧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征求意见。也合着杨度倒楣，赵秉钧倒还罢了，梁士诒可恰好是唐绍仪的同学兼老乡，而且还是通过唐绍仪的举荐才获得官职，袁世凯问到他头上，他胳膊肘还能往外拐？在梁士诒一番花言巧语天花乱坠之下，袁世凯最后把内阁总理的职位交给了唐绍仪，而把杨度安排去做教育总长。
不能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了，好歹还捞着一个教育总长，这也是万众瞩目的好差事啊，要知道，一个内阁总共也只设有十个总长而已。不幸的是，杨度这次又没撞上好人。在与杨度的角逐中，唐绍仪虽然侥幸胜出（当然有点胜之不武），心里却对杨度的才干颇为嫉妒，他看到在袁世凯开列的内阁名单中，十个部中有七个是由北方政府的人担任总长，只留工商、司法和农林三个不太关痛痒的闲部给南方政府，于是假意表示担忧，说南方政府必定会因此而大为不满，双方闹起来的话，恐怕不好收拾。唐绍仪暗示袁世凯，可以在分配给北方的七个部中让出一个。袁世凯权衡再三，觉得陆军、海军、外交、财政、内务和交通六部关乎国家命脉，决不能让，最后只好再次委屈杨度，把原本属于他的教育总长一职安排给了曾任南方政府迎袁专使团团长的蔡元培。
我们都知道，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之后又做了北京大学校长，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宗旨办学，给北京大学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深远影响，但可能没有想到，他之所以能成为教育总长，其中还有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内幕吧。
内阁名单正式公布之后，杨度当然大失所望。心灰意冷之下，他声称自己身体不适，连原来的内阁统计局局长一职也一并辞掉，决定暂时退隐，去青岛休养一段时间。袁世凯也觉得太亏待杨度，好言劝慰一番之后，又送了他一笔钱，一幢别墅，准了他半年的休假。
此后，到1913年，进步党（当时国会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领袖、杨度的旧友熊希龄出任内阁总理，在熊希龄开出的内阁成员名单中，杨度又一次榜上有名，而且比上一次更进一步，成了炙手可热的交通总长。不料，曾经害得杨度与内阁总理一职失之交臂的梁士诒再一次给杨度使了个绊儿，一句“杨度对交通事业为门外汉”使得熊希龄改变主意，决定让杨度还做教育总长。熊希龄自觉出尔反尔很对不起老朋友，就亲自出马找杨度好言商量，请他帮帮忙改任教育总长。结果杨度扔下一句：“我帮忙不帮闲。”拒绝出任教育总长。
如果说这三次的事情，还是因为有人从中作梗，这才导致杨度愿望落空，那么1914年杨度又与政治会议议长有缘无分的事情，就只能说是命途多舛、天不从人愿了。由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引起了国会中许多议员的不满，这一年，在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时许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导致这一提案两次投票都未能通过。袁世凯恼羞成怒，竟然下令解散国会，由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能，并内定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这一职位相当于今天英国的上议院美国的参议院。杨度得到消息自然喜出望外，感到自己多年的抱负终于要实现了！可没想到的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正在这时，曾任前清云贵总督的名臣李经羲来到了北京。而袁世凯向来就有重视前朝官贵名流的习性，李经羲这一来，袁世凯就临时决定由他来担任政治会议议长一职。
已经送到杨度嘴边的肥鸭子，竟然又一次拍拍翅膀飞走了！天下之大，像杨度这么倒霉的人，还能数得出几个？
拥袁称帝
杨度早就认定了袁世凯，作为他生命中的真命天子，自从他得到袁世凯和张之洞的联名举荐入朝为官，他就一直为袁世凯出谋划策，竭忠尽智。袁世凯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也罢，做中华帝国的皇帝也罢，杨度就像忠贞不二的仆人一样，从来没有离开过袁世凯。
杨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信奉君主立宪政治的。所谓君主立宪制，就是将国王、皇帝手中的立法权、行政权过渡到以宪法为中心的国会中，但国家仍然保留君主，君主要么不具有实权，要么只有部分行政权。这种政治体制限制了君主的权力，避免了专制独裁局面的出现，相对于传统的封建制度来说是不小的进步，但由于保留君主，又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对封建势力的妥协。
杨度对宪政的研究在当时中国称得上独步一时，除了梁启超之外，再没有人能与他匹敌。早在1905年，清政府就派杨度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外国宪政，回国后交上来的考察报告，就是由杨度和梁启超代笔。此后，杨度与梁启超于1905年底在日本组织宪政会，杨度又被推为干事长。
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大权在握，为所欲为，还觉得不过瘾，终于决定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自己过一把做皇帝的瘾。当年清政府号称要立宪的时候，就对精通宪政的杨度颇为倚重，这回袁世凯实行宪政，当然更离不开杨度这个心腹智囊。
1915年3月，为给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支持，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通过杨度找到梁启超那里（不首先找杨度是因为杨度和袁家关系过于亲密，既然是制造舆论支持，当然还是尽量避避嫌），想请他写文章表示支持，结果被梁启超婉言谢绝。梁启超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复辟帝制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很难有善终，所以没去趟这个浑水。杨度见梁启超不肯出面，顾不得那么多，只好自己动笔了。更何况，袁克定也没白劳动杨度大驾，他为父亲几次想要对杨度委以重任都因种种事端而未果的事情做了诚恳而歉意的解释，并且信誓旦旦地许诺说，称帝一事如果成功，一定请杨度出任宰相之位。
杨度又一次心动如潮。不管失落多少次，少年时期在恩师谆谆教导之下培育起来的理想又岂会轻易泯灭？说不定，这一次，就真的功德圆满了呢！
杨度向袁克定拍了胸脯。袁克定给他十天时间，结果他只用三天，就把文章写出来了。文章的题目叫做：《君宪救国论》。袁世凯读此文，不停地击节赞赏，到酣畅淋漓处还情不自禁地随手抄笔在上面题下“至理名言，醒人耳目”、“所言极是”之类的批语。
《君宪救国论》大意无非说共和误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中国才有出路，而实行君主立宪，当然就要有皇帝，这一点才是关键！文章写成后，袁世凯下令印刷两万多份，要求各省市官员认真研读。为表示对杨度的感谢，袁世凯还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制成金匾悬挂在杨度家厅堂之上，这无上的恩宠，自袁世凯当政以来，还从未有人享受过。一时间，杨度成了北京城中炙手可热的闻人，人人都知道杨度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从原本关系淡漠的亲朋戚友到素不相识甚至从未谋面的谋生人，一个个都跑到杨度跟前示惠买好，原本门可罗雀的杨府，很快也热闹得跟集市和庙会一般了。
同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与孙毓筠、胡瑛三人去“为国家安全筹谋划策之意”组织起筹安会，又拉进刘师培、严复和李燮和三人，合称“洪宪（袁世凯称帝时使用的年号）六君子”，杨度任理事长，共同为袁世凯称帝的“事业”鸣锣开道，出谋划策。
筹安会组织起各式各样的请愿团，向参议院请愿，要求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共和制。凡参加请愿者，或饷以美味大餐，或直接赠送金银钱财，一时间闹得轰轰烈烈热闹非凡。最初是从地域上以各省民众的名义组织请愿，接着又扩展到遍及社会各界的请愿团。不独商界有请愿团，学界工农界有请愿团，就连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都冒出来了，简直是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12月11日，袁世凯在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军警们气势汹汹地把整个会场包围得严严实实。所有国民代表都被迫投票赞成君主立宪，并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推戴书送到总统府，袁世凯假意推让了一番，两天后接受百官朝贺，并决定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
沸反盈天的复辟活动和袁家父子的金口诺言，让杨度沉浸在虚幻的幸福中无法自拔。他以为多年的等待之后，他生命的春天终于要来了。
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试图扭转其方向的人，往往都被碾得粉身碎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上下一片骂声。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倡义举，打起反对袁世凯的大旗。紧接着，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积极响应。全国各地反袁活动一时间风起云涌，云南、贵州等省纷纷宣布独立。四面楚歌声中，袁世凯忧愤交加，竟然一病不起。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两个多月后就在国人的耻笑声中永别人世。
杨度的真命天子就这样匆匆离去了，年已不惑的他，又该何去何从？
浪子也风流
杨度与袁世凯相交多年，也合作了很多年。这在杨度，是将自己的君宪理想付诸实践，但到了旁人眼里，却未必如此。
1915年底蔡锷（他是杨度的同乡兼好友）在云南起兵反袁，就把杨度列为应该诛除的所谓“十三太保”（指积极参与袁世凯称帝活动的十三个人，包括筹安会六君子和号为“七凶”的朱吟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之首。次年3月袁世凯发表撤销帝制令后，通缉惩办帝制祸首的号召再次被提出，“十三太保”多有仓皇逃窜者。袁世凯死后，大靠山没有了，杨度等人的处境就更加岌岌可危。7月14日，继任总统黎元洪发布正式通缉令，杨度仍然名列榜首。
不过，由于“十三太保”与当时官贵名流牵丝绊藤多有瓜葛，通缉令一出，找黎元洪说情的人就络绎不绝。有的人面子实在太大，黎元洪不能拒绝，渐渐地，通缉令上的人员就越来越少，“十三太保”只剩了“五太保”。黎元洪也觉寒碜，于是大笔一勾，匆匆加上几个人凑数，其中就有杨度的同学、老乡兼密友夏寿田。说来好笑，黎元洪大张旗鼓地通缉所谓的帝制祸首，而袁世凯的长子，也是复辟事件的主要策划者袁克定，竟然像被政府遗忘了一般，从未有人提起，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可以向黎元洪说情，免去了张镇芳和雷震春的通缉令！除了袁克定之外，所有那些有钱有势或者手中握有兵权的将军、将领们，无论当初如何积极地支持袁世凯称帝，这时候也没有一人被纳入到黎元洪的通缉令当中。
可见当时的所谓法律，不过是实现弱肉强食的一种工具罢了。杨度在天津看到报上登载的通缉令名单时，一度悲愤交加，要上北京投案自首并与政府理论，在夏寿田的劝解下才作罢。
袁世凯在世时，杨度虽然一心拥护他，但袁世凯称帝失败，也给杨度带来了不小的困惑和冲击。或许，君主立宪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已经不可能再有皇帝了？以袁世凯的实力和手腕，尚且称帝失败，数遍全中国，还有谁做得了这一国之君？
1917年发生的事情，再次证实了杨度的疑惑。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段祺瑞则成为内阁总理。两人谁都看不上谁，同时也谁都治不住谁，再加上许多利益纷争，不免时常闹些摩擦。发展到后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负气出走，在天津组织起一支力量准备以武力解决问题。黎元洪惶恐之下，电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没想到张勋进京之后竟然不顾舆论反对，拥戴前清废帝溥仪再次玩起了复辟的把戏。
张勋入京之前，曾经多次邀请杨度探讨君宪问题，复辟王朝在京成立，张勋又电邀杨度出任复辟朝廷官员。但杨度看出张勋并非要实行君宪制，他不过想复辟前朝旧制，借以为自己邀取声名、扩充势力而已。杨度拒绝了张勋的邀请，同时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通电孙中山和上海《时报》，指出此次复辟事件诸多错谬，警告张勋和积极参与的康有为“及早收束，速自取消”。
幸亏杨度没有参与张勋复辟，否则身上的罪名又要加重一层了。成王败寇，自古如此。张勋的“辫子军”很快就被段祺瑞击溃，张勋也成了通缉犯。
虽然只是个旁观者，经此一役，杨度益发觉得世事无一可为，对时局更加灰心失望了。幸运的是，到1918年，北京政府就发布特赦令，不再追究杨度作为帝制祸首的罪责，杨度得以回到北京。此后他在工商界活跃了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作出什么足可称道的成就。他闭门读书，闲时写作些抒发不平之气的诗歌，后来又跟着老乡同时也是王恺运弟子的齐白石学习国画，通过齐白石，还结识了书画家陈师曾和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与艳名重于一时的京城名妓花云仙那段温柔缱绻的爱情故事。
杨度是通过梁启超认识的花云仙。那是在1912年的10月间。当时，花、梁二人已经在一起相处了有一段时间了。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以及花云仙花钱过于大手大脚，两人之间实际已经颇有隔隙。杨度上门拜访梁启超，看到花云仙，眼前为之一亮。而性格偏于热情奔放的花云仙，厌倦了沉静而至于令人气闷的梁启超，也被杨度的翩翩风度所折服。花云仙不独貌美如花，歌也唱得很好，杨度不仅气宇轩昂，而且口才极佳，出口成章。两人互相吸引，很快便堕入情网。
梁启超本来已在为花云仙的事情发愁，这时候乐得顺水推舟，也就欣欣然将花云仙拱手相让。两人一起度过了一段十分美好的时光。幸福的狂喜甚至使得一向理智的杨度头脑也发了一回热，当杨度的母亲得知儿子在外狎妓而不知节制，冲他大发了一顿脾气勒令两人断绝往来时，杨度竟然甘愿背上不孝的罪名，也不肯和花云仙分手。不过，花云仙终究是过惯了一掷千金的公主式生活，杨度手头虽然还算阔绰，时间一长，也禁不住她的折腾。有一次，杨度在金钱问题上微微表现出一丝吝啬的意思，花云仙竟然负气出走，跑到上海嫁给了一个车站站长。
但两人之间的浓情密意并没有因为花云仙嫁人而就此断绝。后来杨度才知道，花云仙负气出走是假，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她不想杨度因为自己而背上不孝的罪名，这才决定毅然离开以成全杨度。虽然不再明着在一起了，两人的关系却开始细水长流，涓涓不断。即便在杨度成为帝制祸首遭到通缉的那段时间里，花云仙也从没有嫌弃过杨度，反而给他更多的关怀和照顾。
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红颜知己若此，夫复何求？
援手孙中山
一个人经历的事情太多，遭受的幻灭太深重，往往会生出人世虚幻的感觉，容易被佛、道等的宗教力量所俘获。杨度看到了大清朝的毁灭，也看到了袁世凯的覆亡，官场百态、世情冷暖都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大约从1916年起，杨度开始深入持续地阅读佛家经典，不仅佛学功底大为长进，还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佛学的独到理解。杨度给自己取了一个法名，叫做“虎禅师”。“虎”就意味着像老虎一样生气勃勃浑身是劲，可见杨度学佛，并没有堕入消极遁世一派，而且他不剃度，不吃斋，也不戒绝凡尘俗事，如他自己所说，是“修心不修身。”
或许正因为杨度事佛还不够彻底，不能完全忘怀世事，这个世界也便没有抛弃杨度，而选择在某个特殊的时候，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把杨度重新召唤到纷纭的世界中来。
1922年6月的一天，杨度家冷落的许久的门庭被一位不速之客轻轻叩开。来人名叫刘成禺，宾主寒暄之后，来人说出来意，杨度闻言悚然心惊，原来是孙中山先生有难！恰好此时与杨度同为“帝制余孽”的好友薛大可来访，杨度把事情一转告，三人于是细细商量起计策来。
事情是这样的：1921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军政府，与北方的军阀政府分庭抗礼。第二年6月，孙中山挥军北上，希图统一全国。不料被孙中山一手提拔起来的陆军兼内务总长陈炯明中途叛变，炮轰孙中山府邸，并且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妄图两面夹击，消灭北伐军。陈炯明的力量原已不可小觑，如果再加上吴佩孚，北伐军很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
“一定要阻止吴佩孚的部队南下，否则后果不可设想！”刘成禺把情况介绍清楚之后，没有逗留多久，赶快启程去了北京，设法通过北京政府疏通斡旋。而杨度和薛大可则于次日清晨来到保定，直奔曹锟督府衙门，找到了旧友夏寿田。知道二人来意后，夏寿田颇为踌躇了一番，终于毅然决定倾力相助。
当时直系军阀的头头是曹锟，吴佩孚是仅次于曹锟的第二号人物。曹锟十分看重吴佩孚，但吴佩孚仗着自己是秀才出身，颇有几分不把曹锟当回事，至于曹锟所器重的部下三师师长王承斌和参谋长熊秉琦，当然就更看不上眼。三人商议了一番，决定就从直系军阀的这一内部矛盾入手解决问题。
计议已定，就由夏寿田向曹锟报告杨度来访的消息。杨度当年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而曹锟生平最佩服的就是袁世凯，所以杨、薛二人受到了曹锟的盛情接待，曹的得力干将王承斌和熊秉琦也同为座上之宾。杨度鼓动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把曹锟比作袁世凯，一会把曹锟比作曹操，把曹锟乐得晕头转向。酒酣耳热之际，杨度渐渐转入正题，仿佛不经意的样子提到了陈炯明。曹锟随着表示正打算与陈合力消灭孙中山的北伐军，随口就问杨度对此事有什么高见。
杨度一听，正中下怀，赶紧答道：“大帅请听我一言。大帅想出兵南下，若能消灭北伐军，当然是一大奇功，只是其中如果另生他变，后果如何恐怕难以预料。”
曹锟好奇地瞪大了眼：“此话怎讲？”
杨度循循善诱：“方今天下，南有孙中山，北有段祺瑞张作霖，大帅虽然把持着北京政府，一旁虎视眈眈的人可多着呢，大帅恐怕没有一日不战战兢兢如临深履薄吧？依我的看法，孙中山本不足虑，何况现在又闹出陈炯明的事情？要小心的是北方的段祺瑞、张作霖。如果大帅贸然出兵南下攻打孙中山，如果段、张趁虚而入，大帅有把握挡得住他们么？”
曹锟的眉头微微皱起。
杨度趁热打铁：“况且，我素来听说大帅您以仁义治军，这一点袁慰亭袁大人在时就曾极力赞赏。如今陈炯明以下犯上，以怨报德，大帅您还出兵支持，那岂不是公开鼓励此等无耻兽行了？如此，大人今后如何约束部下，如何确保他们不效法陈炯明对大帅恩将仇报？更何况……”话说到一半，杨度忽然住了口。
曹锟正在频频点头，这时不由一愣，急忙催促道：“怎么停下了？往下说往下说！”
“说错话得罪了人，我可担当不起！”杨度知道曹锟已经上了套，不怕他跑了，干脆再吊一吊他的胃口。
“但说无妨。这里都是自己人，有事我担着。今天这里讲到的事情，谁都不许说出去！”曹锟给杨度吃了一颗定心丸。
杨度做足欲说还休的姿态，缓缓说了下去：“更何况，玉帅（吴佩孚字子玉，人称玉帅）如今拥兵洛阳，请日本人训练新军，军事政治力量都在不断增强，其在军中的威望，亦不在大帅之下。洛阳以南，知有玉帅而不知有大帅者，窃以为恐怕不在少数。此次南方内乱，玉帅趁机南下，他日南方平定，玉帅如果甘心臣服大帅，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但如果玉帅别有所图，效法陈炯明拥兵自重，后果如何，可想而知！大帅是个明白人，此中利害，也不必我赘言……”
杨度越往下说，曹锟脸上的神情就越发凝重了。良久，曹锟都没有说一句话。
王承斌和熊秉琦平日里早就看不惯吴佩孚飞扬跋扈的劲头，这时眼见曹锟神色如此，赶紧各自表态，声明自己一定反对吴佩孚出兵南下。曹锟听了，眉头这才渐渐舒开。
杨度知道自己这趟算是没白来，形势既定，就把话题引到别处去了。
在第二天举行的秘密军事会议上，曹锟、王承斌、熊秉琦三人果然极力反对吴佩孚出兵支援陈炯明。吴佩孚虽然惊怪恼怒，却也无法可想。而陈炯明失去吴佩孚的支援，孤军作战，没多久就被北伐军击败了。
由于杨度巧妙斡旋，北伐军这才有惊无险地渡过了内乱的难关。对此，孙中山自然感念于心。8月，孙中山赴上海，邀请杨度到上海相见，孙中山一番感谢之后，杨度对自己过去的政治生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检讨，他对自己曾经虔诚信奉过的君主立宪制产生了怀疑，并表示愿意跟随孙中山加入革命者的行列。孙中山顺势邀请杨度加入国民党，他有意给杨度安排一个重要职务，但同时又希望杨度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检讨过去的政治错误，以便使党内的人心服口服。可是这时候，杨度的自尊心却忽然作怪，结果就没有答应。
孙中山不便勉强，杨度入党的事只好缓行。
1924年10月的一天，刘成禺突然来到杨度家里，对杨度说，孙中山要在南方政府中给杨度安排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孙中山不久就会来京，与杨度具体商谈此事。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不日即从广州启程，取道上海，迂回至日本长崎、神户，12月4日抵达天津，沿途四处发表演说，宣传革命主张。此时孙中山年事已高，由于不堪旅途劳顿，加上沿路事务繁多，抵津当晚即因肝病发作卧床不起。18日，孙中山在病床上得知段祺瑞为了一己私利，竟然承认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气之下，病情愈加恶化。31日，孙中山强撑病体进入北京，受到京城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孙中山仍然忧心国事，日理万机，全不为个人健康着想，终于在次年3月12日因肝癌去世，享年59岁。
听到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杨度不禁痛哭失声。一代革命先驱就这样离去了，而中国革命的道路，又在哪里，通向何处？孙中山说要给杨度安排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究竟是什么职位？可怜杨度这一生，竟然一次好运气也不曾撞上过！命运的喜怒无常和变幻无端竟然每次都以同一种方式折磨这个可怜人。如果孙中山不是恰在此时辞世，展现在杨度眼前的是不是就会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一条迥异于往常的路径？以杨度早年的独特经历，孙中山在世之时尚且不能令国民党内没有芥蒂地加以接受，孙中山既死，杨度要想在国民党内再有一番作为，也就再无可能。
在光明中飞升
杨度因为不同意孙中山要他写政治检讨的要求，没能加入国民党，但那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第一次友好合作，孙中山顺道就向杨度介绍给了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李大钊。杨度早闻李大钊之名，未见其人，心中也颇为思慕，听说李大钊与自己的同乡兼密友章士钊相熟，就没有麻烦孙中山，而是直接跑到章士钊家里，让章士钊把李大钊约了出来。
杨度向李大钊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对中国前途的迷惘和担忧：旧有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极度腐朽没落中遭到毁灭，他所信奉的宪政又屡次三番地行不通，而共和制度施行以来，国内局势也未见多少起色，那么，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
李大钊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虽然成就斐然，但却忽视了极其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唤起民众、发动民众，让广大民众亲身参与到革命实践中来，建立起一支人民的军队，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推翻旧社会，走向新生活。当然，社会上层工作也必不可少，军阀政府那里也必须有人，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更快更稳更远。
由于李大钊临时有要事需要办理，这一次的谈话并没有持续很久，但李大钊的思想已经在杨度心里激起了别样的火花。在李大钊的引导下，杨度开始阅读《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他像一个在暗夜里摸爬滚打了许久的行路者，在漫长的期盼之后，终于看到了一颗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星辰，万水千山的辛苦跋涉顿时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遵照李大钊的指示，杨度凭借他的特殊身份，打入军阀政府内部担任各种职务，在“帝制祸首”这一原本被他引为耻辱的名目掩盖下，暗中为中国共产党收集情报，制造对革命有利的形势。他在做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总参议时，劝说张宗昌投奔广州国民政府援助北伐军夹击孙传芳的部队，不就又鼓动曹锟除掉吴佩孚，可惜都因种种原因未能奏功。到1927年，杨度被张作霖聘为政治讨论委员会专门委员，频繁出入于官贵名流的沙龙、聚会，接触到许多军阀政府中炙手可热或者正在用事的官员，工作起来更加方便了不少，为我党解决了许多十分棘手的问题。
1927年4月，在一次上层聚会中，杨度偶然得知了张作霖准备于次日晚搜查苏联使馆，抓捕当时藏身其中的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消息，大惊之下，赶紧派人把消息送到了苏联使馆。我们知道，一国的使馆在别国的土地上享有特殊权利，即便是像张作霖这样权势熏天的军阀，若敢跑到使馆抓人，也是违反了国际公法，要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因此，李大钊等人躲在苏联使馆内原本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杨度送来的消息反倒叫他们左右为难了。若信了这消息吧，万一它是张作霖使出的诡计，想把他们诱出使馆然后逮捕怎么办？可是如果不信，张作霖要真来使馆抓人，公然践踏国际公法，国际舆论的谴责再怎么强烈，毕竟也对他构不成什么损害。权衡之下，稳妥起见，李大钊决定走中间路线，姑且信了这个消息，但不是一帮人一窝蜂地往外逃，而借助使馆专用的轿车（根据国际公法，张作霖也无权搜查使馆的车辆）分批撤离。轿车小，这样一趟一趟地往外送人，速度就慢了许多。李大钊又坚持最后离开，结果还没来得及撤离，张作霖的人马已经赶到，李大钊不幸被捕。
李大钊在押期间，包括杨度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想方设法要把他营救出狱，杨度甚至耗尽全部积蓄，并且把房子都廉价卖掉了，最后却都没能成功。28日，李大钊等十九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处以绞刑。
杨度感到万分痛悔。他抱怨自己没有早点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自己早就是党员，是完完全全地地道道的自己人，李大钊接到消息时就不会将信将疑，浪费宝贵的脱身机会了。杨度因此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不过李大钊一死，杨度就没有认识的共产党员了，入党一事，只好等待将来的机会。
李大钊一死，杨度痛恨张作霖的心狠手辣，不愿再在他手下工作，于是辞职去了上海。此时他没有固定工作，凭着早年跟着齐白石学来的本领，杨度开始公开出售自己的书画作品，卖墨为生。杨度把自己的作品价位都定得很高，照理说肯定要滞销的，但很奇怪却经常有人来买，而且往往都不讲价。有一次，杨度终于忍不住抓住一个人，问他眼见定价如此之高为什么都不讲价？那人答道：“杜先生说，杨先生的字画，你买一幅，五年后我杜某愿以十倍价钱收购。若有半句虚言，我就不姓杜！”
杨度这才明白原来是有人暗中相助。这人所说的杜先生，就是号称“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另外两人是黄金荣和张啸林）。杜月笙是流氓出身，靠鸦片生意起家，当时已经是上海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他喜欢结交名流，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因此杨度一到上海，杜就开始向他示惠买好。过不多时，在一个名流聚会上，杨度和杜月笙正式结识。杜月笙盛情邀请杨度到他府上一聚，没几天就送了杨度一套豪华别墅，每个月还按时送上500银元的“月敬”。杨度在上海的生活，就这么安定了下来。
没多久，杨度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中国一个化名“王老九”的湖南老乡，杨度见到了后来成为中共著名将领的陈赓，后又辗转结识了共产党员潘汉年、夏衍等人，1929年还得到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同志的接见。杨度的思想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主张等都有了深入而细致的了解，他追随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也愈加坚定了。这年1月，在潘汉年和周恩来的介绍下，杨度终于实现自己的心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不要小看杨度这一行为，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公产党员的时候，杨度以54岁高龄甘冒杀头的危险加入共产党，绝对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因为有杜月笙的极力推重，杨度在上海上层社会中如鱼得水，收集起情报来也十分方便。凭着特殊的身份，杨度一次又一次十分出色地完成了党交托下来的任务，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为中国革命献上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比如1929年11月，共青团中央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任弼时以赤色嫌疑犯的身份被捕入狱（真实身份没有暴露），是杨度请来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律师之一潘震亚，使任弼时得以无罪释放。又比如，1930年2月，一名从江西中央苏区来上海工作的红军干部不慎被捕后叛变投敌，为避免该叛徒给我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党决定找机会将其击毙。不幸的是，首次狙击未中要害，该叛徒住院后敌人又派重兵严加看管，很难找到机会下手。正是在杨度及其挚友董健吾牧师的帮助下，我党特工才得以轻而易举地越过敌人的警戒，出其不意地将该叛徒杀死，保护了我党的安全。
岁月如流。不知不觉间，出生于1875年的杨度已经进入他生命中的风烛残年。1931年6月，杜月笙在上海大操大办，举行杜氏宗祠的落成庆典。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平日里杜月笙对杨度已经称得上是以国士相待了，逢上这样的特殊时刻，杨度当然要有所回报。自庆典前一星期开始，杨度就开始为各种事情忙忙碌碌起来。他撰写了两幅贺联：“大江以南推为望族；明德之后必有达人”以及“叙天伦之乐事；贻祖考以令名。”此外还作有《杜氏家祠落成颂》和《杜氏家祠记》两篇文章。当然，这样大的场面，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情报获取上难免又会有不小的收获。毕竟，谁都想不到作为帝制祸首的杨度，一个已经白发满颠老头子，竟然会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即便有人不小心走漏了消息，也绝对怀疑不到杨度的头上来。
轰轰烈烈的庆典活动终于把杨度已经老迈的身体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发了两次病之后虽然貌似已经痊愈，实际上积劳成疾老病不堪，已经不是药力所能挽回了。
1931年9月10，杨度从病床上爬起，勉力来到桌前为自己写下一幅自挽联：帝道真如（真如，佛教用语，意为如实反映），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17日上午，杨度停止了呼吸，咽气前还嘱托董健吾替他交最后一次党费。
综观杨度一生，忧心天下、为国为民是他生命的主调。从早年鼓吹君主立宪，不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到后来相助孙中山，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青年时期在恩师王恺运的谆谆教导下形成的理想：辅助一代明主，成就千秋功业，在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同时，也为自己创下足以彪炳史册的声名。他的雄心壮志，也许还算不上如愿以偿，而只实现了一小部分。他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成为所谓的“帝制祸首”，他混迹于流氓头子与军阀政客之间的行径，也惹来时人及后人的种种非议。不过，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毕竟在黑暗的长夜里找到了一条闪烁着熹微晨光的大道。他的生命，因此而变得别具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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