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恭亲王险杀袁世凯
据说当年光绪临终时曾向摄政王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酵亲王载沣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一道口谕，即“杀袁世凯”。但据后来溥仪回忆说这场兄弟会见根本是子虚乌有。很可能是以讹传讹，或是王室成员的演绎。但这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光绪死后王室内阁的确一度策划刺杀袁世凯。第二代恭亲王溥伟就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他甚至还要亲自出马杀袁。
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的确是事实，但是众所周知，袁世凯并没有被他们刺死，反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呼风唤雨，好一通折腾。这并不是说溥伟的刺杀失败了，而是这次刺杀行动根本就没有开始。因为受到了以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的拦阻。虽然详情几何不得而知，但是早被袁世凯贿赂，堪称袁世凯内援的奕劻必然尽心竭力阻挠这一行动。
据说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效仿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尽管正史野史对于这一段历史众说不一，但清廷内部大多知道，当年圣祖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只有三条腿，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险些摔倒，这就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因而被康熙拿下，这叫师出有名。但显然摄政王错误的估计了当时的形式。
第二代恭亲王溥伟也被称作小恭亲王，他和摄政王一起制定了这个计划。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恭亲王奕訢的白虹刀，这把刀似乎具有“尚方宝剑”的威力，可以先斩后奏。有人说这把刀曾杀过史可法，不过至今还没找到可信的证据。后来白虹刀传到溥伟手中。摄政王等王室内阁成员把这刀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因此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但是一切计议停当了，却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
当时朝廷内部可以分为两派，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除袁世凯而后快。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早在戊戌后就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因而朝廷内部形成了一股以奕劻为首的规模不小的“拥袁”势力。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完全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确切的说应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摄政王载沣、小恭亲王溥伟等人的一伙。但光绪帝死后没能杀成袁世凯却是源自保袁派的一句话。奕劻曾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这番话让摄政王很泄气，结果比慈禧更加昏庸无能的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终致放虎归山。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朝廷面临很大的危机，此时摄政王无力回天，只得被迫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重新起用了袁世凯。但此时的袁世凯今非昔比，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他摸透了北京的行情，知道此时局势对自己大为有利，正是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良好时机。因而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袁世凯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这时候的袁世凯不仅掌握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那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中也有了他的朋友。可谓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于是袁刚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当时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很好的招待。溥伟曾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于是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摄政王竟然没有敢对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就得到了释放，这个善于钻营的小人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汪精卫又转而投奔，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的长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这无疑使得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渠道源源不断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这许多新朋友，加上在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更加如鱼得水。在当时他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左右逢源的人物。
主战派企图力挽狂澜
袁世凯到北京后，清醒的认识到消灭异己的时机到了，其矛头直指摄政王。他也的确出手不凡，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小把戏，生生把摄政王挤出内阁，返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帮，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皇室亲贵们无不感到切肤之痛，皇室的财力本已经过外强掠夺、连年征战几近赤字，而今更是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接着，就是众所周知的袁世凯逼宫，授意驻俄公使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
隆裕太后被吓昏了，满朝宗室亲贵王公大臣也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们讶异于袁世凯的急转直下。因为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的是溥仪和隆裕太后。甚至袁世凯还曾公开表示要保存脑后的发辫，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也为之高兴，认为“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但是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当此争执不下之际，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远未解决，忽然袁世凯提出了要求清帝退位的问题，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使皇室大为震骇。
袁世凯此时对于清政府可谓是落井下石，也难怪，这时他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因而使得他更加有恃无恐，自己的野心再难掩盖。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可悲的是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好与袁世凯的理想一拍即合，于是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需要慎重考虑。这时袁世凯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生怕自己的帝王梦成为泡影。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无疑，这应该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相。
不久后袁世凯和太后见了最后一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再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钩、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可以说，此时任谁都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那些一度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当年小恭亲王溥伟就曾说过：“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人还有肃王善耆、公爵载泽等人，以及醇王周围的年轻贝勒们。在辛亥革命期间，满清皇族的最顽固最反动的集团，以良弼、溥伟、铁良等为首组成了宗社党，其目的是挽救清朝的灭亡，反对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反对议和。后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又策动冯国璋等发表通电，赞成共和，才被迫同意清帝退位，隆裕亦传谕，把它解散。宗社党解体之后，其中一些主要分子并不死心，分别投靠了帝国主义企图借外力来复辟。然而这种情势没有保持多久。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做了一些记载。有一次会议中太后问道：“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当时大约有四五个人立刻应声道：“奴才都主张君主，没有主共和的道理。”接着别人也表示了这个态度，曾经提出异议的奕劻和溥伦没参加，因而没有相反的意见。有人还说，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奕劻之流所惑”。太后叹气道：“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凯说的，革命党太厉害，咱们没枪炮没军饷，打不了这个仗。我说不能找外国人帮忙吗？他们说去问问。过了两天说问过了，外国人说摄政王退位他们才帮忙。载沣你说是不是这样说的？”
当时溥伟忿忿地说：“摄政王不是已退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奕劻欺君罔上！”那彦图接口道：“太后今后可别再听奕劻的啦！”溥伟和载泽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忠臣去破贼杀敌。冯国璋说过，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我真没有钱了！”太后摇头叹气。
溥伟当时拿出了日俄战争中日本帝后以首饰珠宝赏军的故事，劝隆裕太后效法。善耆支持溥伟的意见，说这是个好主意。隆裕却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不是也落不着了吗？”
这时优待条件已经由民清双方代表议出来了。溥伟则认为优待条件不过是骗人之谈，“就和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说罢，他就地碰起头来。可见内心的焦急和愤懑。
太后却显然缺乏信心，说道：“就是打仗，只有冯国璋一个也不行呀！”溥伟立刻请求说：“太后和皇上赏兵去报国”。善耆也说，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转过头，问跪在一边一直不说话的载涛：“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载涛此时连忙碰头回答：“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太后不做声了。停了半晌才无奈地说道：“你们先下去吧。”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们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袁世凯显然也早料到了这步棋，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的话：“这个事儿叫大伙儿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可就说不准了！”
于是太后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就不肯考虑了。尽管之前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就受了袁世凯早已喂饱的总管太监小德张蛊惑：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呵，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啦！”
于是，大臣们也都见风使舵，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溥伟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每次御前会议都无果而终。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只有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庭，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可悲的是堂堂大清重臣竟然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到他们国家去是不适宜的。问题已然很清楚，洋人已决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了。
此时后悔当年不杀袁世凯已然晚矣。溥伟在北洋军包围恭王府等清廷宗社党人的宅第的情况下，被迫逃亡青岛。溥伟曾经的豪言壮语：“我可以用这把白虹刀杀袁世凯。”成了泡影，因为清朝内部一时犹豫，袁世凯没有杀成，反而做了大总统。溥伟怕袁世凯报复，就跑到德国的租界地青岛去了。
复辟计划的破产
溥伟曾经手持白虹刀发誓称：“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一定不会亡”。但是大清朝并没有如溥伟所愿，历史依然毫不容情的淘汰了它。此后，溥伟成了一位清朝遗老，尽管逃离了北京，但他并没有隐居自守，而是一次次掀起和参与了不合时宜的复辟行动，企图逆天而行，其结果，不言而喻。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清室的封建官僚、王公贵族，竞相逃离了北京，到天津、大连、青岛等一些外国租界或外国侵占的地方避难。当时青岛是德国人胶澳租借的新市区，德国殖民者对封建遗老遗少并不排斥，一时间青岛成了这些“寓公”的“世外桃源”。
溥伟是顽固坚持封建统治立场的代表人物，在隆裕太后、宣统皇帝宣布“逊位”时，他仍力图阻挠，是当时的主战派。但无奈大局已定，溥伟无力回天，只得含悲忍辱地离开京城来到了青岛。
当时清廷倾覆后来到德人侵占的青岛的遗老，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巡抚、副大臣以上的就有18人，徐世昌、周馥、赵尔巽、张勋等均纷纷前来购地建房，躲避革命风暴的侵袭。
在这群倒行逆施者中溥伟身份独特，地位重要，因而德国当局对他格外重视，甚至网开一面，准许他在德人集中居住的会前街建造了很有气派的“恭王府”。尽管如此，溥伟也并没有过上退隐闲居的安逸生活。他仍旧时刻不忘复辟封建王朝，他与不甘失败的刘廷琛、劳乃宣、徐世昌、吕海寰等往来尤为密切，在遗老们所称的“恭邸”内策划于密室，暗中共谋推翻共和政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而被推翻的清王朝却不甘心于这种命运，所以前清王朝遗留下来的孤臣孽子围聚在清废帝溥仪周围，伺机“恢复祖业”，“光复旧物”。这些以旧贵族、旧官僚为主的清室复辟人士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是以张勋为代表的武装复辟势力；第二是以善耆、溥伟为代表的王公遗族势力；第三是以劳乃宣，刘廷琛等为代表的逊清遗老；另外还有被称为“文圣”的康有为。这些人利用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局势，先后发起了三次复辟活动。
第一次就是癸丑复辟。这次复辟活动由溥伟亲自策划。1912年溥伟曾与铁良、善耆等人组织了“宗杜党”，还一度联系到了蒙古贵族，企图进行武装反抗民国军队。
1912年夏季，溥伟、刘廷琛、陈毅、王宝田、温肃等人会聚青岛，商谈有关武装复辟事宜。溥伟感觉光复大清的时机到来了，显得尤为兴奋，并竭尽全力推动这一复辟进程。他先派王宝田和恽毓昌进入张勋幕，积极运动张勋，希望手下有一万多辫子军的张勋能加入到这次复辟活动中来。为了筹措军费、溥伟将自己书画文物中一部分卖给日本人得款40万日元，又计划将其在北京价值200万两白银的土地押给日正金银行，以借款50万两白银。他们决定癸丑年，即1913年3月1日在济南举旗起事，计划由张勋、田中玉率兵北上。
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这两人都是清末亲贵集团中的死硬派。在辛亥革命中，清廷举行“让国御前会议”，溥伟在会上再三表示誓死反对皇帝逊位，拒绝革命党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坚决反对共和；同时，也反对将大权委于袁世凯。在清王朝土崩瓦解已成定局之际，溥伟避居在青岛和大连的租界里阴谋策划复辟。虽然此时的溥伟已不再是恭亲王，不再是内阁重臣，他和善耆都没有多大实力，但他们凭借日、德帝国主义的支持和他们自己较高的声名地位，居然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仅皇族亲贵中的死硬分子升允、铁良、金梁等人被网罗在他们旗下，而且还招罗了一批前清遗老。
这些前清遗老中很多人曾经担任过前清朝廷的太傅、大学士、尚书、部臣、翰林院编修、大学堂监督，还有一部分人曾经在地方担任过总督、巡抚、布政使、提学使。他们在前清出身于进士，居位于高官；在民国初年又摇身一变成为“文人学士”，具备了充当封建卫道士的“合法”身份。在这批遗老中，活跃分子有：前清学部副大臣劳乃宣、吏部主事胡思敬、学部副大臣刘廷琛、刑部侍郎陈毅、翰林院编修章梫、署理安徽巡抚沈曾植、湖南布政使郑孝胥、江宁提学使李瑞清、翰林院编修胡嗣瑗、吏部主事陈三立等等。因而他们所凝聚的社会影响也是不可小窥的。
以满清皇室贵族为核心的复辟集团，他们进行串联、密谋、举事的主要地点集中在上海和青岛。胡思敬甚至企图要制造国际影响，赢得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此外复辟分子、遗老遗少们的串联、密谋，还借助“诗社”等形式的组织，进行有组织的活动。1912年，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名曰“超社”的组织。超社的发起人是沈曾植、瞿鸿禨、陈三立等。从这些诗社的组织者来看，大体上是被前清遗老所控制的，因而它们是复辟分子集结密谋的场所，是复辟分子策划“反民复清大业”的政治舞台。
恭亲王溥伟是这场复辟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青岛是满清皇室贵族从事帝制复辟的重要基地。在溥伟的组织、号召下，前清遗老在青岛的复辟活动与上海遥相呼应。据载，寓居青岛且与恭亲王溥伟有密切联系的满清贵族、前清遗老有：前军机大臣吴郁生、两江总督张人骏、兵部尚书吕海寰、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北京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两江总督周馥、余则达、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云贵总督李经羲，以及胡建枢、李经迈、朱镇琪、徐世光、萧应椿、李家驹、周学熙等人，均与恭亲王有着密切的往来。
但是这些复辟分子也料想到以己方目前的实力，实难完成此项大业，必须加紧同国际反动势力勾结，以壮大反动声威。早在1912年，溥伟逃到青岛后，就加紧同德国帝国主义联系，乞求支援复辟。10月德国皇弟亨利亲王来华访问，在青岛逗留多日，恭亲王溥伟等皇室贵族以及前清遗老与之“往来活跃”。亨利亲王曾当面向溥伟等人允诺：“他的皇兄陛下和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其时，在德国统治下的青岛，“成为许多旧政权拥护者及厌倦新政府的官僚的避难所”。到了张勋复辟时，德国更是在经费与军火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直接地明火执仗地干涉中国内政。次年，德人“中国通”魏礼贤积极“协助”寓居青岛的遗老们创设“尊孔文社”，建立“藏书楼”，并特请劳乃宣“主持社事”。魏礼贤在中国活动的七八年间，主要就是参与到满清皇室贵族和前清遗老复辟活动中来，并为之出谋划策。
日本自然不会放弃分一杯羹的机会，他们也同德国人一样看到“复辟”将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利益，因而辛亥革命后，宫房次郎一流的反动分子，也参与了帝制复辟活动，为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鼓噪。1912年，宫房次郎以“朝日新闻社”访员的名义，来华活动。宫房次郎尤其热心于同前清遗老来往，很快便于他们建立了密切关系。此时的溥伟等人正急需外援，因而对于这么一位“积极分子”尤其看重。宫房次郎一方面向劳乃宣自明其志，“笃志孔孟之学，将访求遗老，传述于故国以维纲常也”；另一方面则积极鼓励前清遗老们“匡复旧朝”。民间力量往往是政府行为的基础，也是窥测政府行为动向的依据。在民国初年，日本朝野内外，从首相、公使、驻天津武官到财阀、黑龙会分子纷纷出动，与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在财政、军事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溥伟、善耆、升允等策划的复辟帝制团体“宗社党”，就是中日反动势力聚合的产物。
溥伟等人为了壮大声威，蛊惑人心，便高举孔子思想的旗帜，又以孔子偶像为号召，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1913年春，在前清遗老们的策动下，江苏扬州“尊孔崇道会”在孔庙举行祭祀典礼，到会之人“大半苍苍白发，豚尾犹存，其行礼时均三跪九叩首”。在8月下旬又迎来了更大规模、更为热闹的祭孔活动。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孔教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8月24日下午到9月1日上午，历时七天整。会议的内容主要还是祭孔与讲经。这次祭孔大会的盛况，是晚清以至民国所罕见的。据载，“尊亲孔圣，举国同情，赴会者竟异常踊跃”，“与祭者二千余人”，除了孔教会的各省代表外，全国各界也派人参加。此外，还有港澳地区的代表参加行礼，若干外国记者也到会观礼。虽然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以及前清遗老支持了这次在曲阜举行的轰轰烈烈的祭孔盛典，袁世凯复辟集团也给予襄助，但是，抬着孔子偶像招摇过市，把孔子思想吹得震天响，无疑是对民主革命力量的一次示威。既聚合了复辟势力，又扩大了复辟运动的社会基础，的确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此后溥伟等人更加紧锣密鼓，抓紧筹备，1912年的夏天，溥伟、刘廷琛、陈毅、于式枚，以及分别从山东兖州和天津赶来的王宝田、温肃在青岛的“潜楼”密议：利用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统治还不稳固的时机，决定于1913年4月7日，在济南起事。依靠张勋的“辫子军”，发动武装复辟。由张勋率兵从兖州出发，顺津浦路北袭济南，作为活动的第一步骤，然后再直捣北京，拥逊帝宣统复位。他们已经起草了复辟中的各项文书告示，拟定了成功后的人事安排，会后，溥伟派王宝田和毓昌进入张勋幕府，专门负责筹划武装起事事宜；另由陈毅和于式枚预先草拟复辟檄文。不过，由于田中玉将计划暗告袁世凯，这次阴谋很快被泄露，而檄文也很快被袁世凯得到，袁闻讯后马上作出部署，派冯国璋作迎战准备，济南方面也及时地加强了戒备，一时之间风声鹤唳，气氛紧张。袁世凯同时诱许张勋高官厚禄，授上将军之衔。张勋见状，便不敢再轻举妄动，转而责备靳云鹏，矢口否认有欲起兵的事情。这次“癸丑之春举兵济南”的复辟就此以失败告终。
与帝位四次擦肩而过
溥伟的复辟没有成功，张勋的复辟同样是以失败收场。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来到青岛拜见满清遗老溥伟，溥伟请康有为吃混沌，康有为写诗做谢。当时的溥伟仍旧对恢复帝制，恢复满清抱有希望。可以说这是一个极端热衷复辟的顽固份子。事实上他之所以热衷帝制，这与他自身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溥伟的一生曾经有四次当皇帝的机会，可是造化弄人，命运没有眷顾他。每次他都与皇帝的宝座擦肩而过。
奕的长子载澄被称为“澄贝勒”，由于载澄死时无嗣，奉太后懿旨，把载滢的长子溥伟过继给他。奕去世后，溥伟便袭了亲王的爵位，成为第二代恭亲王。溥伟其人风度翩翩，擅长辞令。1908年秋，光绪帝病危，溥伟第一次当皇帝的机会就这样来临了。当时的慈禧太后着急过继子嗣，选立新帝。本来按理应选“溥”字辈最年长的侄儿溥伟，当时溥伟29岁，在皇族近支溥字辈中，他年龄居长。而且溥伟的祖父老恭亲王奕是咸丰帝的六弟，且功劳很高，和慈禧交情也非同一般，曾协助发动过北京政变并造成“垂帘听政”的局面，可以说是慈禧的良助。因而溥伟本以为自己称帝十拿九稳。没想到慈禧却偏偏挑中了光绪帝的弟弟载沣的长子溥仪，当时的溥仪只有3岁。之所以选这么一个黄口小儿，其原因有人猜测是慈禧自认为身体还好，找个小皇帝便于她摆布，如次便能继续把持朝政。另外，溥仪的祖母是慈禧的亲妹妹，母亲又是慈禧头号亲信荣禄之女。因而，慈禧选帝自然是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因而又怎么会选择独立自主，意气风发的溥伟呢？当时，溥伟守在宫外，满以为懿旨一下自己便能身披龙袍，可一见溥仪被抱进去，就知道一切已成定局。一时间愤恨难当，失望到了极点，忍不住大骂了半天。如此“咆哮宫门”的不赦大罪，本应处以重刑，但许是慈禧看在他祖父的面子上，加之心里的确有愧才隐忍不问。到了11月中旬，光绪、慈禧竟然在两天内双双死去，新皇帝的登基大典只好由新太后、光绪的妻子隆裕和自己的小叔子载沣一同扶持年幼的溥仪举行。
溥伟为此忿忿不已，竟然日久生疾，病势汹汹，长久不愈。只好在家安心养病求医问药。据说某些宗室显贵还在私下嘲笑他：“这是患的心病啊，恐非石膏一斤、知母八两不可。”另一个补充道：“哪里，只须皇帝一个、江山一座足矣。”可见溥伟的不满和失落，在皇族内尽人皆知，所以宣统一朝，他受到醇亲王一系的疑忌，连溥仪对他也不十分信任，致使溥伟未能跻身于权力中枢，只当了一个挂名的禁烟大臣。但他继承了恭亲王府的庞大家业，被称为小恭亲王，仍一度安享着富贵荣华。
第二次有机会当皇帝是在溥仪宣布退位之时，当时王公里面的少壮派欲拥立溥伟为帝。但当溥仪正式下诏退位后，溥伟便隐居于青岛。显见当时的局势并不乐观，不仅是溥伟，整个大清王朝都没有力挽狂澜的实力。
第三次是在袁世凯当政的1913年，也就是溥伟密谋拉拢张勋等人想通过武装复辟的时候，无疑如果此次复辟成功，那么作为复辟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溥伟很可能当上皇帝。无奈事机不密，复辟失败。
最后一次就是“九·一八”事件以后，日本人拟推出溥伟做皇帝的“明光帝国”，这是溥伟当皇帝的最后一次机会，但结果同样是劳而无功。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侵华全面展开，在东北势力呈现逐步稳固之势。日方为达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积极拼凑省、县级伪政权。试图组建伪满洲，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日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政权”首脑人选，甚至包括张学良东北政权中的张作相，原北洋军阀中的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等等。后认为张作相既是张学良亲信，又“昏庸无能，不孚众望，对统辖东北的整个局势，难以胜任”。日方在天津等地拉拢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时，消息泄漏，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纷纷致信这些人不要沦为傀儡。这些人对袁世凯、张作霖等的下场也非常清楚，因而大多对日方的拉拢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加上日方本身也并不认为这些人是最佳人选，此事便不了了之。
恭亲王溥伟这位位高地尊的满清遗老也自然受到了日方的重视，甚至一度想把扶植的重点转移到他身上。溥伟早就有复辟思想，辛亥革命期间，他与良弼、铁良等组成了“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反对议和，企图竭力挽救清朝的灭亡。后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溥仪被迫退位。但“宗社党”中一些不死心的复辟势力仍围绕在溥伟周围，阴谋策划继续利用“宗社党”建立“明光帝国”。溥伟曾在天津向溥仪夸口说：“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一定不会亡。”1931年10月24日，日方把溥伟从大连弄到沈阳，就任“四民维持会”会长。他以“救济”之名大出风头，极力宣扬“满人治满”、“永远与日本人合作”，为伪政权制造舆论。1931年10月26日，日方策划溥伟率亲族旧臣到沈阳北陵隆重祭祀，强迫沈阳各市民团体参加，并找喇嘛数百人在陵前诵经。日方还特意赠送了花圈。溥伟在祭文中宣扬道：四省之民，怀彼遐方可还，应仰遗绩于往时，尽诚意于当世，永享和平安乐之福祉……此际仰仗祖宗灵威及日本正义，推翻盘踞廿年之仇敌，臣今后当竭其心力，恢复祖宗之基业。似乎从表面上看，日本已确定了溥伟的“皇帝”地位，但是也有说法认为，此时日方真正确立的傀儡皇帝是溥仪，之所以有此做法，完全是为了逼溥仪早日潜往东北继位称帝。溥伟不过是个诱饵。
10月30日，急于筹建新政权的关东军方面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新政权准备会，旧日王孙、地方代表和土肥原等十人出席。在讨论谁当“明光帝国”的首脑及新政权的国体和政体时，梦想自己登上宝座的溥伟不赞成推举废帝溥仪，但“辽宁省地方维持会”委员、前清内务大臣金梁等坚决主张“非溥仪出头，弗能号召”。
除了领导人的问题，关于新政权的国体和政体到底是帝制，还是共和制，双方同样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始终没有结论。到了11月12日前后，溥伟又召集辽宁省各县镇商会会长到沈阳开会，准备签字公推其为皇帝，打算悬挂龙旗，与中国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但此举遭到各商联会许多重要人员的抵制，不得不再次宣告失败。
随后，伪“辽宁省政府”日本顾问金井，又以溥伟的名义在沈阳南满站公记饭店举行“建国座谈会”，溥伟临时拉拢一些人冒充各团体代表参加。日方的目的，只不过是利用这次座谈会进行建立新政权的宣传，因此会上溥伟并没有如愿以偿地被确定为“皇帝”。
实际上，这时日方已经决定抛弃溥伟，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在天津日本租界内的爱新觉罗·溥仪已然彻底控制在手了。溥伟的皇帝梦，或者说是复辟的梦想彻底失败了。
溥伟的一生是可悲的，他为了复辟几乎散尽家财，为了恢复帝制他先跑到青岛想投靠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与日本人建立联系，企图依靠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当上皇帝，可惜连日本人也抛弃了他。在穷困潦倒中这位昔日的恭亲王仍对“亡国”一事耿耿于怀。1936年1月，溥伟在贫病交加中，死在长春的一家旅社里，终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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