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乱日本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朝廷上下一片震动。时年35岁的王国维由于挚友罗振玉的推荐，当时正在学部任职，业余从事学术研究。
革命的烈火在干枯已久的神州大地上，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反帝反封建运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武汉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湖北省宣布独立。没多久，湖南、江西、广东、山西、云南等一些离京城较远、中央集权的控制力量较为薄弱的南方省份相继发生起义，纷纷宣布独立。
大清朝这棵在华夏大地上屹立了两百余年的大树眼看着摇摇欲倒，栖居在树荫之下的猢狲——大清朝的文武百官们，一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革命军既然扯起造反的大旗，迟早是要打到京城来的，趁着燎原的战火还没有烧到北京，从王公大臣到名流巨贾，一个个处理好房屋田产，收拾起金银细软，夹着尾巴就往外逃。
罗振玉当时的官位已经是学部四品参事，算在今天，就是司局长一级，不逃出去的话八成要被革命党推出午门毙掉。而王国维虽然只是学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职员，革命党再怎么清理前朝官僚恐怕也清理不到他头上，但毕竟书生意气，对兵荒马乱战火连天的场景怕得要紧，于是也起了逃离京城、南下返乡的心思。
由于当时交通的承载量还十分有限，四处逃难的人又实在太多，罗、王二人等待许久，竟然买不到南下的船票。正在焦急无助时，与罗、王二人同在学部任职的日本人藤田丰八给他们支了个招：眼下的中国，哪里都不太平。那么多人乱糟糟地四处乱窜，未必就有多么安全。现在从中国去日本，旅费仍如往常一样便宜，人也不多，到日本之后一应的生活费用，开销也不大。何不去日本避避风头，等局势安定下来了再回国呢？
藤田丰八的建议不失为一个安全稳妥的好主意，不过，中国人素来恋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要带上一大家子背井离乡远渡重洋而且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重新返回，两人还是踌躇了好一阵子。然而，随着国内局势越来越混乱，南下的船票又迟迟买不到手，两人也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1911年11月的一天，北风萧瑟，寒气透骨，一艘商船从天津大沽码头缓缓驶出。在烟波浩荡的大海之上跌跌撞撞地颠簸了七天七夜，终于抵达了日本神户。王国维、罗振玉及罗的弟弟罗振常、罗的女婿刘大绅四家二十余口就这样来到遥远的异乡，继续他们被纷飞的战火烧灼得面目全非的生活。
在藤田丰八等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四家人在京都郊外的吉田町田中村安顿下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宁静村落，王国维的寓所坐落在吉田山的山坡上，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朝晖夕阴凭窗可见，山岚雾霭美不胜收。屋前屋后还有流水一湾，终日潺湲。如此美景，怎不叫人心旷神怡？不过，日本再好，终究还是异国他乡。漂泊流浪的况味，忧心国事的焦虑以及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的种种障碍和不便，还是让这几家子惶惶不安。
最初，罗振玉还怀着侥幸的心理回过北京一趟，谁知道形势非但未见丝毫起色，到1912年3月，宣统帝还在袁世凯的胁迫下宣布退位，大清朝既灭，罗振玉也只好再赴日本，一干人遥遥无期地居住了下来。好在他为官多年，家底殷实，没多久就斥资在吉田山下建起一座大宅，取名“永慕园”，园中有藏书楼一栋，为了照顾家境清贫的王国维，罗振玉请王国维在楼中整理图书抄写文稿，每月付王一百元。
虽然旅居外乡，好歹算是安定了下来。赖着罗振玉的帮助，只要稍加节俭，家中诸人衣食也可以无忧了。没有了后顾之忧，王国维又可以专心致志地埋头于他的学术研究了。王国维早年治学，在美学、教育学、西方哲学尤其是叔本华身上颇下过一番功夫，此外，诗词创作也占去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宣统帝退位之后，罗振玉深恐传统文化随着大清朝的覆灭和西学的风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日益衰微，极力劝说王国维从事国学方面的研究。王国维也感到自己过去的研究有些流于浮泛，不够深厚，于是接受罗振玉的劝导，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学研究上。为表从头开始的决心，王国维甚至把手头刊行于1905年的一百余册《静安文集》全部付之一炬。
不难想象，研究国学，最需要就是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王国维既下了决心，从此抛却各种尘俗杂念，一头扎进了古代典籍之中。罗振玉的藏书楼对王国维来说不啻是个巨大的宝库，罗振玉确实是财大气粗，在他那个称为“大云书库”的藏书楼中，竟然藏有50万卷图书、数千件古器物铭识拓本、千余件古彝器及古器物！这一切，都给王国维国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便利。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王国维逡巡流连于那些古旧的书卷和蒙尘的器物之间，连一向钟爱的诗词创作都中断了下来。
俗话说，皇天不负苦心人。以王国维资质、才学，下了如此苦功，当然会有丰厚的回报。两年过去，王国维已然收获了好几篇卓有创见的学术论文。而与此同时，由于留日既久，除罗振玉每月一百元的工资外，又没有别的收入，王家的境况也一日不如一日了。台湾作家李敖曾归纳文人的几大毛病，拙于生计就是其中之一。王国维虽然才高学富，也摆脱不了这个通病。何况学术研究又占去了他几乎全部时间，哪还有心思考虑经济问题？
增加收入既然别无他法，那就只好节省开支。一家子勒紧裤带节衣缩食自不待言，长子王潜明正是应该上中学的年龄，可是王国维一看学费那么贵，毅然决定自己在家中零星辅导，剥夺了孩子上学的权利。好在王国维自己学问好，还做过师范学校的教师，教育起儿子来也算是得心应手。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而在国内，大清朝覆亡有日，时局虽未完全安定，比之当年罗王二人仓皇出逃日本之时，已然大有改观。1915年春，王国维回国扫墓，顺路走亲访友互通音问，同乡邹安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邀请他担任一个学术杂志的编辑，王国维一看待遇颇为优厚，就有些心动。回到日本，全家一合计，终于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上海岁月
1916年2月4日，海上春冰已泮，天空一片蔚蓝，王国维和长子王潜明在罗振玉等一干亲友的殷勤送别下，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正式结束了长达四年旅居日本的岁月。王家其他成员已于一年前返回海宁老家。
邹安给王国维介绍的工作，是为一个名叫哈同的英国人编辑学术刊物，并在哈同夫妇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哈同夫妇是典型的暴发户，自己没什么文化，有了钱之后急于掩盖卑贱的出身，想给自己贴上文化人的标签。于是附庸风雅，大搞学术文化方面的活动。又是办刊物，又是办学校。
为哈同管理学校和刊物的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男人，自己取名叫做姬觉弥，号佛陀，据说与哈同夫人有染。由于工作的关系，王国维不得不时常与姬觉弥打交道。此人胸无点墨，偏偏喜欢卖弄才学信口雌黄。王国维对他很是反感。王国维给哈同夫妇编《学术丛编》时，姬觉弥不掂掂自己有多少斤两，也闹着要参与编辑工作。结果王国维让他试校了一期刊物，姬觉弥从此就再不敢提起这事。
除了要终日应对姬觉弥这种谁看都不顺眼的人之外，让王国维烦心的事情还有一件。由于是私人办学和办刊，运作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工资发放上尤其如此，拖欠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而王国维除了靠工资吃饭之外，再无其他生财之道，对此当然很是不满。
尽管不能尽如人意，给哈氏办刊物还是颇有一些好处的。哈氏办了三个学术方面的刊物，其中《学术丛编》一刊由王国维任主编。所有稿件发表或不发表，都由主编全权决定。主编的月薪是200元，如果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还有额外的稿费。不得不说，王国维这个主编当得未免有些奇怪，或者说是过分。他一共主编过20期的《学术丛编》，刊行过的各类论著达54种，但其中却有24种是王国维自己的作品！这还没有把罗振玉的著作计算进去。也就是说，王国维这边拿着主编的工资，那边吃着刊物的大部分稿费，与此同时还为自己和罗振玉的著述找到了一个公开发表的园地。如此一举三得的好事情，别人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竟然让王国维撞上了。
在哈氏处工作的这段时间，王国维家中经济颇有好转，得以在学术研究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包括《毛公鼎考释序》在内的许多重要论文，获得了学术成果上一个不小的丰收。
有一句俗话，专门用来形容一味读书不同世务的书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王国维当时的生活，大抵如此。在王国维“朝访残碑夕勘书”，流连忘返于古碑残卷之中时，国内局势风云变幻，一刻也未曾安生过。1917年7月，在当时民国总统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鹬蚌之争中，安徽督军、前清遗老张勋钻了个空子，率领他的“辫子军”开进北京，振臂一呼，重新把废帝溥仪拥上皇帝宝座，搞起了复辟的把戏。
王国维虽然生活得比较隔绝，内心深处却是向着前朝的。听到这个消息，王国维当然是喜出望外，一改往常封闭隔绝的生活态度，密切关注起事件的进程来。不过，打从一开始，他对张勋复辟事件就持比较担心的态度，觉得这一伙子人前途不容乐观。果然，这一出复辟的闹剧仅仅上演了12天，就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和段祺瑞等的军事力量打击下草草收场。王国维刚刚高涨起来的情绪没多久像一支断了线的风筝，一头重重地栽在了地上。
这次短暂的复辟事件，王国维的老朋友、一代学术大师沈曾植也是参加者之一。由于王国维虽然心怀前朝，却向来不参加政治活动，沈曾植并没有邀请王国维参与其中。可见在满清遗老中，王国维也是个边缘化的人物。毕竟他辈分较小，在学术声望上还达不到沈曾植这样的地位，又没做过什么大官，当然容易被人忽略。不过，尽管如此，王国维内心的忠诚，却没有丝毫改变。王国维至死，脑后都留着那条作为大清朝象征的长辫。曾有日本友人劝他剪去脑后这个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障碍物”，王国维却对这个建议根本未加考虑，甚至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谈起此事时称这个日本人“特别可笑”。
这一年除了张勋复辟，国内还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两杆大旗在神州大地上高高飘扬。但这一切，对王国维的日常生活和研究，都没构成什么明显的影响。别人自去打倒旧文化，王国维却窝在逼仄的书斋里研究他的殷周制度。
时间在一片闹哄哄的声音中如流水般逝去，新年的钟声又敲两遍，1919年这个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来临了。春天，久居日本的罗振玉回到上海。5月，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的三女儿罗孝纯在两家长辈满意的微笑中走进婚姻的殿堂，结为连理。由于罗王两家居处接近，过从甚密，王潜明与罗孝纯早已互相熟悉，二人的婚姻既是出于父母之命，也颇有几分情投意合在里面，因此两口子的日子过得是相敬如宾而又温柔甜蜜。只可惜天公不作美，七年后王潜明抛下深爱的妻子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王潜明大婚之后考入海关部门，做上了政府职员，经济上渐可独立，王国维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而与此同时，次子王高明却不给父亲省心，因为在学校参与学生运动，竟然被校方开除。没有办法，王国维只好效仿当年在日本家中教育王潜明，让王高明以自学为主，而自己从中稍加点拨。家学渊源，当真不容小视。有王国维的从小熏陶和悉心教导，再加上王高明自己的勤奋努力，后来他也成为声望颇著的学术名家。名气虽不如乃父，算不上把乃父的学问发扬光大，但也自成一格卓有创见。
南书房行走
1923年，王国维47岁，已经接近他生命的终点。大半生治学，渐渐有了不小的回报。此时的他，已经是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
王国维所拥戴的那个前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此时已经长大成人。根据1912年袁世凯要求清帝退位时，与南方革命政府商定的《优待清室条例》，溥仪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虽失了天下九州，却还一如既往地享受着荣华富贵温柔缱绻，在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唯我独尊。大概这位有名无实的年轻君主一时间心血来潮，想要表示一下自己的勤奋好学，这年4月，溥仪在蒙古贵族升允的怂恿和推荐下，下了一道诏书，选拔海内博学宏览之士入朝为南书房行走，教授溥仪中西文化。
入选的四个人分别是：杨仲羲、景永昶、温肃和王国维。杨、仲、温三人均是老派文人，已经不为今人所知。而王国维能在如此精心的全国范围的挑选当中入选，足见他当时声名之著。南书房又称南斋，从故宫乾清门进去西南边的就是，是皇帝读书的地方。“行走”，就是跑腿的意思。南书房行走，顾名思义，可以看出并不是什么要紧的职务，算是给皇帝帮闲助兴，伺候皇帝读读书吟吟诗什么的。不过，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也不可等闲视之。最大的好处当然是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有那乖巧伶俐的人借此机会讨皇帝欢心，不用在官场上一级一级往上苦熬，直接就飞黄腾达了。因为关系到皇帝的教育问题，被选为南书房行走的，在道德文章方面往往都是一时之冠。一般来说，入选者是要有功名在身的，在康熙、乾隆年间，甚至要求有进士、翰林的背景。
王国维成为南书房行走的时候，大清朝已经覆亡，规格当然就不像以前那么严厉。王国维早年屡试不中，不过区区一个乡下秀才，连个举人都没捞上，竟然也能够入选，除了感激涕零，再没有别的方式能够表达出内心的兴奋和颤栗了！
1923年5月，王国维辞去上海哈同夫妇处一应职务，安顿好家小，风风火火地开赴北京。
对于旧时代的文人来说，进京面圣无疑是巨大的荣耀。很多人做了一辈子的忠臣义士，为他们心目中英明神武的真命天子抛头颅洒热血，却连皇帝的影子也没有见过，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而现在，多年来埋头于书斋、其实没见过多少世面的王国维，就要进入紫禁城，成为皇帝的近身侍臣了。虽然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废帝，对于王国维这样一心向着前朝的遗老来说，区别显然不大。
紫禁城中的小朝廷，一应仪礼典制都如既往。面见皇帝，就得有相应的行头。王国维在溥仪诏书中被赐予的官位是五品，但是除了脑后那条长辫，需要用到的袍褂顶戴等物，他都没有。以他的经济状况，一时也买不起。没办法，只好到处找人借。好不容易拼凑齐备，战战兢兢地进了宫。
说来有几分滑稽，入宫觐见的几位臣子一个个都是一条夹杂着几许白发的长辫，身披黄袍的宣统帝溥仪由于接受了不少西方生活观念的影响，却剪了一个颇有几分时髦的短发。王国维看在眼里，很觉诧异，但也不敢贸然询问。
在被召的四位南书房行走当中，论起学问才识王国维或许当仁不让，但他年龄最轻、资历也最浅，所以只能伏低做小叨陪末座。应答之间，王国维表现得还算得体。溥仪谈话兴起，甚至还叫王国维今后每日入宫轮值。不过言谈之间，谁都难免说些不可能或者不打算实现的话，而且溥仪那时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君无戏言的规则实在没法在此落实。面圣之后，王国维满心期待着使出浑身解数好好报效皇上隆恩，结果等了一个多月，朝廷才降下谕旨，让王国维每隔六天进宫值班一次，值班的那天，也就是在南书房整理整理图书，未必见得着皇帝，此外再无他事。
王国维此次进京，只带了一名男仆，一干家小仍在上海。他在北京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没想到又揽上一个每六天才工作一天的活，日子真不知如何打发了。无奈之下，他只好靠写字来消闲。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为别人写了三十多个扇面，果真是无聊得可以了。
当然，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王国维虽然没得到溥仪的重用，没进入核心的遗老圈子，但南书房行走好歹是个五品官，在几乎无事的工作强度下，王国维的月薪竟然有600元！要知道，当时清华大学教授的工资也不过每月400元而已。有了这样一笔高薪，王国维开始考虑把在上海的家眷接来北京的事情了。他在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租得一套20间房的大院，一番折腾，全家老小终于在9月份抵达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如今卜居京城、供职于宫中，王国维也觉得对国家民族负有当仁不让的责任，就比过去更加关注国事和时局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他也希望能尽到自己的一分力。尤其是，1924年1月，溥仪还下了一道诏书，恩准王国维等三人“在紫禁城骑马”，更加刺激了王国维为国尽忠的心思。不要小看这个“在紫禁城骑马”，它跟赏赐黄马褂一样，是满清一朝赐予高官要员的特殊荣耀。王国维一介布衣，当然算不上高官要员。清王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以布衣寒儒之身获此荣耀者，王国维之外，也就只有康熙年间著名词人朱彝尊一人而已。
王国维没有学过兵法，也不太懂政治，他想报效朝廷，只能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出发，发发议论而已。在做南书房行走的短暂的几个月时间里，王国维给溥仪上了两道奏折，一道奏请在紫禁城中建立皇室博物馆，以便保护宫内各种国宝珍玩。另一道则十分迂腐地认为，只有施行周公孔子之道，中国才有获救的希望。第一道奏折没有引起溥仪的重视，至于第二道，显然更不可能获得溥仪的认同。要知道，当溥仪殿下群臣还拖着一条长辫一心想要恢复前朝的时候，溥仪本人已经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叫做亨利，并且剪了一个时髦的分头，在宫里骑起了自行车。喜欢阅读《新青年》的年轻人亨利，哪里会去理会一个絮絮叨叨学究气十足的老夫子？
报效无门，王国维也只好还把心思花到自己的老本行上面。这期间，他继续过去对青铜器的研究，校勘多年的《水经注》一书也于此时杀青。希望与失望交叠的日子，就这么过着。
转眼到了1924年11月。在混乱的军阀战争中，爱国将领冯玉祥趁北京兵力空虚，发动军事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冯玉祥的思想多少有些激进，控制北京城之后，他派人闯进紫禁城，要求修改十二年前制定的《优待清室条例》，实际上是要把以废帝溥仪为中心的小朝廷赶出紫禁城。
原本欢乐祥和的紫禁城，转眼陷入巨大的混乱和恐慌。景山上架起一门门大炮，炮口直指紫禁城。荷枪实弹的士兵来回驰走，一个个脸上冷若冰霜。
自从溥仪退位，小朝廷手中再无任何兵权，不过一个京城大户人家而已，碰上这样的阵势，还能有什么办法？在紫禁城里一片哀哭嚎啕声中，溥仪抖抖索索地在《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上签了字。大清朝最后一点屈辱的尊严，从此也化为乌有。这个世上少了几个徒有虚名的君王和臣子，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平民。
在冯玉祥军队的严密“保护”下，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缓缓开出紫禁城。王国维短暂的南书房行走生涯，就此宣告结束。
水木清华
1917年和1922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经两度邀请王国维到北大任教。考虑到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自己去后可能会多有抵牾，王国维最初没有答应。后来被北大的诚意所感动，才勉强答应担任北大国学门的函授导师，不到北大本部，仅以信函方式教授学生。1924年底，溥仪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王国维正在悲愤交加之时，却在报上看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的一篇指责清室出卖国宝破坏古迹等罪行的文章，矛头直指溥仪，这一下，王国维顿时忍无可忍，当即辞去北大函授导师一职，从此和北大一刀两断。
当时，小朝廷既灭，南书房行走这个俸禄优厚的职位也就不再存在，正是王国维生计全无着落的当口。可他的遗老脾气发作起来，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所幸的是，当年向蔡元培推荐王国维的北大教授胡适，并不因为王国维和北大断交而对他心怀怨恨，反而以无私的胸怀又向正在筹划之中的清华大学研究院推荐了王国维。王国维担心自己的遗老身份到哪都不受欢迎，而且必定诸多掣肘，提出要考虑一星期，胡适连忙致信强调一切行动听凭自由，校方决不稍加干涉。王国维还在踌躇，胡适干脆使出杀手锏，跑去溥仪那里把情况一说，请溥仪出面劝说王国维。
溥仪果然把王国维召到身边，给王国维下了一条命令。王国维终于有些动摇了，但还没有最终决定。在这个当口，后来担任清华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出马了。吴宓是哈佛大学的“海龟”，留学哈佛时，曾与陈寅恪、汤用彤齐名，号称“哈佛三杰”。王国维以为必定是个西装革履满口英文的假洋鬼子，结果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戴一副老式玳瑁眼镜的小夫子！
吴宓一进门，就像过去学生拜访老师一般，弯下腰来恭恭敬敬的向王国维鞠了三个躬，这才递上清华研究院的聘书，殷勤相邀。
王国维终于被深深打动了。
1925年4月，王国维收拾好书籍器物，一家人搬进了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宿舍。他的工资是每月400大洋，比之南书房行走的俸禄虽然稍有不及，却也算得上高薪，一家人衣食无忧是能够保障的，而且大学校园最是清幽宁静，王国维又可以定下心来做他的研究了。
在搬进清华园之前，王国维去了一趟天津。当时溥仪已经秘密出京，在天津张园安顿下来。一帮遗老遗少闻风而至，在溥仪面前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争宠邀欢。王国维和罗振玉一同前去觐见了溥仪，结果却看到溥仪身边一干小丑上窜下跳，溥仪自己则整天花天酒地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两人都感到大清朝决然再无任何希望，一时间情绪颇为黯淡。
一入清华园，外界的喧嚣与扰攘就与王国维彻底绝缘。他开始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头扎进了书堆里。现实的污浊和理想的失落使得王国维的入世之心大大降温，书中的清凉世界成了他苦闷心灵的惟一寄托。
清华研究院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院长一职的归属颇费了一番周折。校方最初的设想，是由王国维来担任这一职务。但王国维一向只是埋头做自己的学问，于筹谋管理之事确实不太擅长，所以坚辞不就。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是吴宓坐上了院长的职位。
招生在即，受聘的老师们也陆续来齐了。开了几次会，相应的办学方针等工作事宜也逐渐安排妥当。众所周知，现在的清华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尤其是工科专业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文科优势不那么突出。但在当时，我们只要看看清华研究院的教师名单，就可以知道那时的清华在文科方面的实力有多强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人合称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李济。王国维和梁启超在才学上同为一时之冠，两人就职后，惺惺相惜，相处也十分融洽。吴宓虽然作了院长，年龄和资历却都还比较浅，凡有公事，多向王、梁二人就教。据当时在清华研究院上学的学生回忆，王国维那时的装扮仍如从前，简单，朴素，甚至有点寒酸，乍看还以为是个乡巴佬，绝对想不到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国维。当然，最吸引眼球的还是他脑后那条黑里透出灰白的长辫。要知道，清华大学当时是留美预备学校，很多学生都是西装革履洋腔洋调的新式青年。王国维脑后那个前朝的遗迹与长袍马褂加瓜皮小帽的经典搭配，无疑使他在清华园中备受行路的学生瞩目。好在王国维任教的研究院，学生主修的是国学，所以对此并没有大惊小怪，王国维的教学与生活，也就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王国维品性温良，对待学生自然平易和蔼亲切感人。他上课从不迟到，也不早退，寒暑如是，风雨如是，饥渴疾病亦如是。讲起课来踏踏实实，不抄袭不掠美，不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知道多少就讲多少。学生提问，必定倾囊相授，碰上自己不懂的问题，直接就说“弗晓得（海宁土话，意为不知道）”，决不绕着圈子避开。
当时的清华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加上年轻一辈的李济、赵万里，可以说是硕学宏儒济济一堂。群居切磋，如琢如磨，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梁启超为人通达显豁，见多识广，口才极佳，加上他早年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重大政治活动中形成的影响，颇有领导群雄之势，堪称研究院在对外交流沟通等活动中的形象代言人。而王国维性格较为内敛，他本来就不善言谈，再加上一口海宁土话，越发的吐字不清，但他潜心治学，在许多领域都卓有创见，梁启超也极为叹服，每有疑难，都会说：可以问王先生。王、梁二人的办公室毗邻而居，中间只隔着一道板壁，推门可通。遇有学术问题或其他公事，又或者别无他事只是串串门，都十分方便。
陈寅恪是在研究院成立一年后，也就是1926年的暑假期间搬来清华园的。他的住处是在工字厅，工字厅后的荷塘，就是一年后朱自清写《荷塘月色》的地方。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不太关心政治，两人的研究兴趣又比较接近，都喜欢搞一些音韵训诂方面的问题，两位大师凑到一块儿，当然要谈个不亦乐乎。王国维对这位小他13岁的后辈十分敬服，相互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王国维在投水自尽之前写下的遗书中，甚至将自己的后事托付给陈寅恪和吴宓一同办理。
学院生活总是于平淡中蕴含丰盈的快乐。倘若是在今天，潜心治学的王国维一定会在宁静的校园中安度余生，留下等身的著作和一届届学生由衷的爱戴。可惜，那是在风雨飘摇的二十年代，一颗像星星一样闪亮而又脆弱的心终究难逃坠落的命运。
自沉昆明湖
人生最悲痛的事，莫过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留。
王国维幼年丧母，青年丧妻，命运的残忍已经在他脆弱的心灵里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到1926年，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又因为伤寒在上海病逝，这对年老渐衰的王国维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且，王国维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王潜明的死只是个开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竟然糊里糊涂地使他和相交三十余年的挚友罗振玉陡生嫌隙，最后以断交收场。
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前文说过，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于1919年5月成婚，娶的是罗振玉的三女儿罗孝纯。王潜明在上海病逝后，王国维携续娶的妻子潘氏赶到上海帮忙处理后事。不想，潘氏小肚鸡肠，因为儿子夭亡，悲伤过度，竟然恶声恶气地责怪起罗孝纯来，经她一掺和，仿佛王潜明的死全成了罗孝纯的责任，都是因为罗孝纯照顾不周，这才导致王潜明病发之后救治失败。而罗孝纯年纪轻轻死了丈夫，又遭婆婆这般恼恨，当然满腹委屈，哭哭啼啼地跟父亲诉苦。罗振玉是个急性子，哪里容得下自己女儿受这般欺负，当下就把女儿接回天津居住。此时王潜明丧事未毕，罗振玉竟把罗孝纯接走，王国维当然很不高兴。于是两方面都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王潜明去世前在上海海关工作，王潜明既死，海关照例发下一笔3000元的抚恤金。王国维担心罗孝纯今后生活无着落，好心要把这3000元寄给罗孝纯。但罗家还生着潘氏的气，怎么也不肯收。为这事，王国维和罗振玉书来信往，因为双方心里都不太舒服，结果竟然把一件好事越说越僵。11月，罗振玉给王国维写了最后一封书信，此后，一直到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两人的生命再没有任何交集。
罗、王之交曾经是当时学界的佳话。罗振玉比王国维年长十一岁，王国维早年初到上海，一边工作一边求学时，即与罗振玉相识，并得到罗振玉的赏识和器重。王国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江苏等地教书，后又到北京学部任职，都得到罗振玉的鼎力相助。两人在政见上颇为一致，学术兴趣也较多重合之处。王国维治学，也得到罗振玉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全力支持。或群居切磋，如琢如磨，或数来信往，天涯比邻。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学问上，两人之间的交情都如同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那样和谐融洽亲密无间。然而，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样一对情深意重的莫逆之交，竟然因为区区一件家庭小事越闹越僵，最终分道扬镳，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
罗王断交，是在1926年11月。此时离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只有大约半年的时间。
进入1927年，国内局势更加纷纭复杂动荡不安。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直系皖系奉系军阀混战、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迫害共产党员以及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都使得王国维的内心感到深深的恐慌。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介书生，虽然因为因缘际会，也曾起过酬答圣主报效国家的念头，但在这样纷乱的时局中，也不能再有更多的奢望，一间平静安稳的书斋，对他来说已经足够。
然而，这样微小的愿望竟然也不能满足。随着北伐军越来越逼近北京，京城学界一片惶然。王国维听到许多北伐军如何在行军途中侮慢知识分子的传闻，又得知罗振玉已进入东郊民巷某国大使馆，一干前清遗老也纷纷出国逃难，心里顿时如受烈焰烘烤，自觉大难临头。有人劝他剪去脑后的长辫，或者还有可能幸免于万一，王国维踌躇了许久，始终下不了决心。
5月30日，曾同在溥仪小朝廷任职的旧友金梁来访，两人谈论时局，都感到复辟之事已经很难再有作为。溥仪自己只知享乐不思进取，身边又聚集了一帮争名逐利的无耻小人，前途实在不容乐观。言谈之间，王国维悲愤交加，不能自抑，几乎落泪。临别时，两人谈及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说了一句：“今天最干净的土地，只有这一湾清水了。”金梁当时听了没有在意，后来回想起来才感到，王国维那时候可能已经决心自杀，所以连地方都选好了。
叫嚷着要死要活的人，一般不会真的去死。真正对自己下狠心要死的人，就决不会让别人有所察觉。
6月1日，因为暑假在即，清华研究院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在席间宣布自己即将回天津家中暂避风头，而研究院的一个学生何士骥则带来北大教授沈兼士和马叙平的口信，邀请王国维到他们家中避难，同时劝说他将辫子剪掉。研究院师生同声附和，但王国维并不立即应允，只是淡淡答道：“我自有办法。”
当晚，学生谢国桢聚会结束，又再上门拜访。王国维一切如常，照样对他谆谆教诲，言之切切。只在谈到时局时，表现出些许悲观失望之情。
6月2日一早，王国维与平常一样来到研究院办公室，处理好一些杂事。在与办事员侯厚培交谈一番之后，向他借两块钱。侯厚培没有零钱，给了他五块。王国维拿着借来的五块钱坐上一辆洋车奔向颐和园。上午十点左右，王国维来到颐和园石舫前，在湖边坐了很久，又吸了一支烟，突然纵身一跳，没入湖中。附近的工作人员听到声音，迅速赶来施救，但已经晚了，两分钟的时间，王国维已经停止了呼吸。由于落水时头朝下，王国维被湖底厚厚的淤泥活活憋死了。
在王国维的内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封事先准备好的遗书，封面上写的收信人是他第三个儿子王贞明。遗书主要内容是安排自己的后事，开头处则是十六字悲怆心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遗书字迹端正，下笔清晰，可见早已抱定必死之心，而非出于一时冲动。
王国维这一辈子，为人温柔敦厚，行事循规蹈矩，治学沉稳踏实，是典型的书斋型学者。他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不像那些名士派的文人学者那么有故事供人品题。如果不是昆明湖畔那震惊世人的一跳，从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到现在，恐怕都很少会有学界以外的人知道他的存在。王国维的一生，是寂寞的一生。在一个崇尚西学追求新进的时代，他研究所及，却都是些常人所不熟悉的老古董。他既不容于共和制度，在追慕前朝崇尚旧制度的遗老团体里又不被看重。在新旧转换的夹缝里，他就像一方远离极地的冰块，随时都会在火热的历史进程中化为乌有。然而，寂寞不也正是一切成大境界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所必经的磨练么？没有那些与世隔绝的愁寂，没有那些远离中心的苦闷，王国维就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王国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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