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守旧的“维新派”
清末腐朽不堪的朝廷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进步的团体、派别，比如说洋务派、维新派等等，面对着国家落后的现状，他们或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或主张效仿西方的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而此时的郑孝胥既积极投身洋务，又结交维新人士，表面上看来可谓是与时俱进的典型。
郑孝胥投身洋务是因受到时任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的赏识，他被张任命为洋务局提调，可以说成为了张之洞重要幕僚，而张之洞正是当时洋务搞的比较成功的洋务派人士之一。也正是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维新志士，这也促使他形成了自己关于维新变法的一些看法。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方的惨败而告终，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郑孝胥不禁“投笔而起”，“痛心”地说“吾今为虏矣！”可见此时郑孝胥的心目中还知晓点民族大义，还没有像后来做了汉奸那样不堪。他甚至这样议论李鸿章：“合肥入阁，乃渠一身之福。国家用合肥作北洋大臣二十余年，只算替日本用了，可叹！南皮为之失笑。”敢于对当朝权臣做这番尖锐的批评，这本身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只可惜他这张说别人的嘴没能说太久，他自己就走上了比李鸿章走得更远的“汉奸路”。
对于变法维新，郑孝胥也是双手赞成的，有时对维新还认识得颇为“深刻”。1898年8月，就在他在赴京受光绪皇帝召见的途中，他曾经这样跟张之洞谈论变法：“举世方共保护积弊，非变法之世也。今京师玄黄颠沛，是非混淆，观朝中士夫皆不足有成；两湖，天下之中，亟当养士、劝商、兴工、励吏，以待北方之变。”这年9月，在受光绪皇帝召见后，郑孝胥奉上谕“以道员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实际上也就是奉旨参与维新变法了。而与郑孝胥在同一天受到光绪皇帝召见的，还有刘光第、谭嗣同、杨锐、林旭等四人，他们被光绪帝赏四品卿衔，任为军机章京行走，构成了戊戌变法的主要力量，当时被称为“军机四卿”，当然，他们也是后来“戊戌六君子”中的其中四个。
虽然郑孝胥是奉旨维新，但从骨子里来讲，他却是一个十足的顽固派，他所讲的要“变”只是想让光绪皇帝夺回大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就在他被赏为候补道员的前三天，他还这样愤愤地说过：“今有数子，视纲常名教为迂阔，裂冠毁冕，悍然不顾，究其实际，毫无根柢，可笑人也。此曹不能成气候，而兴乱则有余，君其待之，胥当不幸而言中矣！”这段话中郑孝胥的立场再也明白不过了，他之所以要“变”，是出于维护封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礼法的需要，而非什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光绪皇帝“精心”挑选的维新变法队伍中居然有这样的“冷眼”之人，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中国自古有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但毕竟身在维新派的阵营里，必要的姿态还是要做的，就在变法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郑孝胥想光绪帝提交了一份《请设陆操公所折》，并草拟了一份《敬陈变法大要书》，只是未等这些付诸实施，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就已经被慈禧太后扑灭了。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大肆清算维新党人，也算是“维新派”的郑孝胥不得不匆匆离京。
可以说，表面上维新，暗地里顽固守旧的郑孝胥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是两面不是人，一方面慈禧认为他是光绪钦点的维新派，对其打压；另一方面维新派认为他不过是个表里不一的叛徒。他后来在围剿湖北自立军的时候曾审讯一个叫唐才常的犯人，这个唐才常就曾揶揄郑孝胥说：“你不是在戊戌年，皇上召见，赏给你一个道员，派你到总理衙门去的么？”郑孝胥只得撇嘴答道：“是的！”脸上却是一脸的尴尬，接着唐才常又慷慨激昂地向郑讲述了起事讨外贼的道理，话中还不时带有讥刺，郑孝胥只得让唐坐下，并表示自己没有资格对唐审讯，只有“陈明总督，声请回避”。
辛亥革命后的奔走
对于一个竭力维护封建皇权和封建统治秩序的“老顽固”来说，维新变法尚不能接受，更不要说是革命了，但历史的大潮不会因一些人的不愿意而改变方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紧接着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到了次年二月，清王朝终于在这场风暴中寿终正寝了。也就是从这年起，郑孝胥成为了一名遗老。
对于国之大变，郑孝胥的内心也有着相当大的波动，在他眼里，革命有如洪水猛兽一般，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袁（世凯）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三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然则渔人之利其在日本乎？特恐国力不足以举此九鼎耳！必将瓜剖豆分以隶于各国，彼将以华人攻华人，而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他一方面寄希望于袁世凯等保住清朝，一方面极力否定革命行动，指责其为“扰乱”；同时他还看到日本伺机侵夺中国的野心，但又以日本国力不够自我安慰；最后他又预料到中国必要遭致外国瓜分，出现“以华人攻华人”的局面。
不得不说郑孝胥是有着比较锐利的政治眼光的，他对时局的分析和把握基本靠谱，除了寄希望于袁世凯保住清朝的希望落空之外，其他正如郑孝胥所料想的那样：革命党人无力应对纷乱的时局，最终革命走向失败；日本趁机侵夺中国；进而中国遭到各国列强的瓜分，出现“以华人攻华人”的局面。只是有一点他没想到的是，他后然竟投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以华人攻华人”的汉奸头目。当然，这是后话。
辛亥革命后，郑孝胥跑到了上海，寓居在上海的海藏楼，他想以清朝遗老没世，但他又不甘心：“未死之先，犹能肆力于读书赋诗，以横绝雄视于百世，岂能徜徉徙倚于海藏楼乎？楼且易主，而激荡悠扬之啸歌音响乃出于何处矮屋之中，未可知也！”这仿佛就是郑孝胥以遗老身份出山的一个宣言，也是这些卫道者们最后的挣扎。
寓居在上海期间，郑孝胥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动向，并且不断奔走，多方联络前清遗老，积极寻找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复辟帝制。
在清末的这些遗老中，郑孝胥是牵头谋划复辟“大业”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有资财、有名声、有野心、有手段。他办过洋务，在这过程中他积累了大量的家产，同时也使得他与清末诸多的封疆大吏、朝廷中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说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他还参加过维新，与众多维新派人士——后来转化为保皇派——走得很近，可谓是左右逢源。再加上他本人擅长诗词书法，文名很盛，在清末文坛也占有一席之地。
当时在上海虽然有很多的前清遗老，但真正与郑孝胥密谋复辟的只有姚文藻、沈曾植等一部分人，所以要想成事，他们不得不借助外界的力量。于是郑孝胥还积极与其他地方的遗老门联络密谋，如青岛的溥伟、劳乃宣，大连的善耆，以及往来于青岛和日本之间额升允等。与此同时，通过姚文藻的穿针引线，郑孝胥还得以同日本的军政人物、外交官员密切往来，而其长子，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郑垂，则充当其与日本人勾结的得力帮手。
1917年7月，北京上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史称“张勋复辟”，但复辟之初却让远在上海的郑孝胥激动不已，一度认为大清国又起死回生了。张勋，字少轩，在辛亥革命前任清朝的江南提督，率领巡防营驻守南京，是清王朝的铁杆拥护者。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南京屠杀民众数千人，顽抗革命军的进攻，失败后退至徐州一带。为了表示对清王朝的誓死效忠，他禁止部下剪掉辫子，所以时人称他的部队为“辫子军”。袁世凯死后，他便在徐州成立北洋7省同盟，不久他被调任安徽督军，将北洋同盟扩至13省，所谓同盟，就是阴谋要为清室复辟。1917年六月，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就是否参加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争执，即“府院之争”，张勋便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以“调停”为名，率领他的三千辫子军北上，进入北京，随即解散国会，逼走了黎元洪。7月1日，张勋把年仅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曾经的维新派、后来的保皇派领袖康有为则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在听闻张勋在北京成功复辟的消息后，郑孝胥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对张勋是称赞不已。不料7月12日段祺瑞便率领“讨逆军”进攻北京，辫子军很快失败，张勋本来也仓惶逃到东交民巷的荷兰使馆以求保全性命，溥仪则再次退位，仅维持了十二天的复辟丑剧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张勋复辟失败，郑孝胥感到万分沮丧，同时他开始骂张勋无能，怨升允失算，其实他这也是在泄私愤。郑虽然自诩为清朝遗老，以恢复清室为己任，但他却没能赶上参与张勋复辟的头筹，看到张勋拥戴溥仪复辟，他的心里自然是酸溜溜的，所以一看到张勋失败，他自然要站出来指摘一番。张勋死后，郑孝胥曾送给他一副挽联：使我早识公，救败岂无术；犹当歌正气，坐得桑榆日。面对已经作古的张勋，郑孝胥仍然唱着一副舍我其谁的调子，倒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了。
此后，郑孝胥便加紧了与日本方面的联系，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他自己的复辟大业。
1918年3月9日，郑孝胥会见了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教头森茂和新桥荣次郎，在谈话中他明确表示清室复辟和中国统一“非兵力不能”，“吾能为之，惜无力耳！”同时他首次向日本人要求提供帮助，“使日本能助我军械、兵力，则吾力可以渐展”。当日方表示“日政府究不知中国主张复辟者更有何人，何以助之”的时候，郑孝胥立即回答道：“此我之责也。……吾当求助于日本，虽不济，亦不以为耻。”他的这种表态却让日本人看到了他在日本侵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说白了，双方都是在互相利用。
成为溥仪的“智囊心腹”
辛亥革命后，根据民国政府和清王室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清帝溥仪虽然退位，但仍然住在紫禁城中，过着帝王一般的生活，用溥仪自己的话说，是“小朝廷的生活”。
但随着溥仪逐渐长大成人，他也慢慢意识到曾经作为皇帝的他失去了什么，并且渴望要把失去的东西夺回来。只是被禁闭在紫禁城的他根本没有施展的空间，于是他的老师庄士敦建议他还是现实一点，将紫禁城先整顿整顿。就在溥仪整顿紫禁城的运动中，郑孝胥得到了溥仪的赏识和重用。
郑孝胥得以进入紫禁城，是溥仪的两个老师陈宝琛和庄士敦联合推荐的结果。陈宝琛是郑孝胥的同乡，他在溥仪面前多次提到郑孝胥，说他曾数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做民国的官，不拿民国的钱；庄士敦的推崇则更显得有力，他在溥仪面前称郑孝胥氏他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最为佩服人，说到道德文章，以及办事的才干和魄力，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同时，溥仪还在报纸上看到不少颂扬郑孝胥的文字，说他十几年来以诗酒自娱，“持节不阿”，甚至称其为同光诗人的后起之秀。于是，溥仪决定召见郑孝胥。
1923年8月，郑孝胥第一次见到了他心目中的主子、皇帝溥仪。后来溥仪这样回忆两人初次见面的情形：
“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
应该说，这次见面，郑孝胥给溥仪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溥仪当即决定让他留下，请他施展抱负。这也让郑孝胥大为感动，还当场作诗一首以谢龙恩。
郑孝胥入宫之初任的是“懋勤殿行走”，官虽不大，但可以陪伴于溥仪左右，于是他开始向溥仪提出，要想成就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以提供财政上的保证，他还拿出了一套具体的整顿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内务府不仅可以节流，更有了开源之策，这也使得溥仪下决心放手让郑孝胥大干一场。
1924年2月，溥仪面谕郑孝胥：“将令尔管理内务府，将以金梁助尔。”3月3日，陈宝琛又向其传谕：“特派郑孝胥为总理内务府大臣，畀以全权，以资整顿。”“郑孝胥加恩赏头品顶戴。”就这样，身为汉臣的郑孝胥一跃成为清王室的总管家。
但是郑孝胥把这个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宫廷管家衙门估计得太低了，尽管有溥仪的支持和信赖，尽管他自己吹得天花乱坠，他在内务府也只待了三个月。
郑孝胥上任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辛亥以来成堆的积案。不过他快刀斩乱麻，先给内务府的大小官员们来了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让他的亲信佟济煦接任了这个重要的位置。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从此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没有，要东西也没有，有的只是一本“一无所有”的账本。
于是郑孝胥开始千方百计地拉拢下级官员，为了表示自己虚怀若谷，体恤下情，他还规定每个星期都要和下属们座谈一次，请他们为内务府的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有一位官员建议说，宫中各处祭祀供品向例需用大批果品糕点，所费实在太大，其实只不过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一样的庄重。郑孝胥对这个建议拍手叫好，立即下令执行，并将出主意的人官升一级。但这样一来宫里的那些太监就不干了，因为这些贡品一向是太监们的合法收益，于是这些太监个个都对郑孝胥恨之入骨。很快，郑孝胥在紫禁城中便人心尽失了。
但郑孝胥并没有收兵的意思，即便是收到了恐吓信。信上内容大致说：“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自己的脑袋！”于此同时，被溥仪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庄士敦也接到了同样的恐吓信，只是两人都表示不在乎。
此时郑孝胥的主子溥仪却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在溥仪刚任命郑孝胥为总理内务府大臣不久，民国国会里就又有一批议员提出议案，要求废止清皇室优待条件，由民国接收紫禁城。其实在更早时候，国会里就有过类似的提案，理由就是清室在民国六年（1917）闹过复辟，而且还不断地向民国官吏赐官赐爵赐谥，俨然凌驾于民国之上，显然是想图谋复辟。现在旧案重提，又多加了一条罪证，就是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授内务府大臣。
提案一经报纸登出，社会舆论便把焦点转向了郑孝胥掌管的内务府。一时间，内务府出售古玩给日本商人，内务府大臣荣源把历代帝后册宝押进四大银行等等这些过去不足为奇的事情都被披露出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不久，民国的内务部便颁布了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而定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
郑孝胥的开源之策中有一项是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也遭到了民国政府的阻止，书也被当局扣押。这时溥仪的父亲醇亲王找到溥仪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惹怒了民国当局，那以后就更不好办了。接着，原内务府大臣绍英又来到溥仪面前，说现在的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很不满意，如果郑再这样闹下去，民国再有什么举动，他也没有办法了。这下溥仪坐不住了，郑孝胥似乎也觉察到自己的不利形势，于是主动上奏溥仪，“恳请开去差事”。结果，郑孝胥还回到了“懋勤殿行走”的位置，绍英依然又掌管了内务府印钥。
这次整顿内务府失败，虽然让郑孝胥丢了“总理内务府大臣”的头衔，却让他逐渐成为了溥仪的智囊心腹。
1924年11月2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终于将溥仪逐出了紫禁城，溥仪等仓皇逃到了醇亲王府，此后郑孝胥便一直担任着“护驾猛士”的角色。经他与日军竹本多吉大佐交涉后，溥仪等人又逃到了日本使馆，并最终逃到了天津。到天津后不久，溥仪即下旨：郑孝胥、胡嗣瑷、杨钟義……皆驻津备顾问，并设总务处，著郑孝胥、胡嗣瑷任事。此时郑孝胥俨然已经成为溥仪智囊团的首席成员了。
溥仪和郑孝胥等人在天津等了七年，在此期间，他们企图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人的支持，也曾投靠过白俄将军谢米诺夫，为其效力，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加紧与日本历任驻军司令官、历任驻华领事联系，极力希望得到日本侵华势力的支持。溥仪甚至想亲自到日本游历求援，不过郑孝胥却劝他要“静观世变，养晦待时”，“去国亡命，自绝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则必为日本所留，复兴之望绝矣”。郑孝胥又一次表现出了超人的政治眼光，让溥仪避免了政治冒险。此后溥仪对郑孝胥更是形影不离，言听计从了。
用溥仪自己的话说，他和郑孝胥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到了慈禧和荣禄之间的那种程度”了。
伪满洲国的“傀儡总理”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场事变让中国东北三省的人民陷入了炮火战乱中，这也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但事变的发生却给蜷伏在天津的郑孝胥和溥仪带来了希望，他们顿时活跃了起来。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溥仪和郑孝胥立即派刘骧业奔赴大连，去面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接着又拍郑垂前往日本领事馆打探消息。此时积极奔走于日本各势力之间的，除了郑孝胥外，还有另一个人，那就是也与日本渊源甚深的遗老罗振玉。罗甚至自告奋勇地要求溥仪给他手谕，让他“便宜行事”。显然，罗振玉是在和郑孝胥争夺倚靠日本、图谋复辟的首功。
溥仪本人在听到东北事起的消息后，时时想亲自去东北与日本人交涉，此时郑孝胥异常“冷静”地劝溥仪说：“天时人事，辗转相乘，至有今日，愿以定静处之，躁进者进用，必损威名，宜以敬慎相戒。”郑孝胥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因此溥仪还是听从了郑的劝告。不久后，关东军便派人找到天津来了。
这次带领关东军来见溥仪的，不是别人，正是罗振玉。和罗振玉一起来的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住派来的上角利一。罗振玉在向溥仪请过安后，就呈上了溥仪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一封信。这个熙洽趁张作相回家奔丧不在吉林，便擅自做主开城门迎降了日军，而这支日军的师团长多门就是熙洽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师。在信中，他对溥仪说他们等待了二十年的机会终于来了，并请溥仪不要错失良机，立即到“祖宗的发祥地”来主持复辟大计。信中向溥仪展示了他们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满洲、再图关内的宏伟蓝图，并且保证，只要溥仪一回沈阳，吉林立即宣布复辟。
溥仪看完信后，罗振玉又进行了一番鼓动，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东北三千万子民盼皇上早日回去云云，再加上这几天从报纸上铺天盖地的“中国军队节节退让”、“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等新闻，溥仪真有点心动了，毕竟他是做梦都想重新坐上那把龙椅。
尽管心动，溥仪却没有贸然答应罗振玉一行的请求，他觉得还是和郑孝胥、陈宝琛等人商量一下为好。正是这一商量，又给溥仪泼了一头凉水。
首先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胡嗣瑷、陈曾寿等人，他们认为罗振玉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毛病，认为东北局势的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都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到刘骧业等人去东北探得真相后才能决定行止。已经八十四岁的老臣陈宝琛更是沉痛地劝溥仪道：
“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惟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溥仪仍心有不甘，他不想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更何况有熙洽的亲笔书信。于是他立即派人去请郑孝胥，关键时刻，他想听听郑的意见。
“展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郑孝胥沉吟了一下，继续说道，“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为妥帖。”
说白了，郑孝胥的意思和陈宝琛等人的一样，也是时机尚未成熟。
在经过仔细的权衡过后，溥仪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等于是拒绝了罗振玉。
只是当罗振玉遭到拒绝后离去不久，郑孝胥就改变了一贯谨慎的态度，由主张观望转而反对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很明显，他这是在和罗振玉“赛跑”。
10月11日，本来就急于复辟的溥仪，背着陈宝琛等人，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家庭教师远山猛雄持他的亲笔信回日本，呈交给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头面人物，以探寻他们对自己复辟的态度。此后，便是漫长的等待。
好在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11月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夜里来到天津会见溥仪。在会见之前，郑孝胥对溥仪说：“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长，乃关东军之要人，果来迎幸，则不宜迟，明日以告领事馆。”而当土肥原与溥仪正式会见时，土肥原以关东军代表的姿态，希望溥仪做即将成立的“国家”的“元首”，并且表示这个国家当然是“帝国”。这样的消息立即让溥仪兴奋了起来，他对郑孝胥也是更加信任了。
其实在是否投靠关东军的问题上，天津内部仍然存在分歧，陈宝琛仍然是激烈的反对派，但此时他一人的反对已经没有什么效果，郑孝胥更是催促溥仪道：“毋失日本之热心，速应国人之欢心。此英雄之事，非官吏、文士所能解也。”估计他的同乡陈宝琛听到这话会给气死。
终于，在土肥原和天津的日本驻军以及日本租界当局的策划布置下，溥仪和郑孝胥父子于11月10日夜里由日本军人上角利一等人护持偷渡白河，逃出天津，在大沽口外登上了日本商船“淡路号”，并于12月3日到达营口。
在营口，郑孝胥和溥仪没有看到他们想象中的欢迎场面，只是由一个日本宪兵大尉将两人从营口带到了海城汤岗子温泉，而罗振玉、佟济煦等人已经在这等候多时了。到了这里后不久，他们发现自己被日本人封锁了起来，几乎与外界切断了联系。在汤岗子住了一个星期后，他们又被转移至旅顺的大和旅馆。
其实这个时候日本自己的国际处境也是极为不利，而且日本人政府和关东军在怎样设计傀儡政权，以及如何利用溥仪这个问题上，都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溥仪这边，郑孝胥和罗振玉之间争夺主子的斗争却进行的不亦乐乎。
先是在汤岗子，罗振玉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溥仪和外界的来往，阻止溥仪和郑孝胥与关东军的直接接触，以保障他自己的“独家包办”。可是到了旅顺，郑孝胥不再那么乖巧了，郑氏父子也积极和日本的各方面发生关系，凭着和日本侵华势力的渊源，他们很快就斗败了罗振玉。从历次郑、罗之间的斗法来看，罗虽然与日本也有旧，在甲骨古董方面也是造诣甚深，但是搞起政治来，不论资历、手段，还是与溥仪的关系，都不是郑的对手。
迫于国家上的压力，日本开始处理中国东北的问题了，但处理的结果却远远不是像溥仪和郑孝胥料想的那样。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共同制定《满洲问题处理方案纲要》，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石原莞尔等人召开“建国幕僚会议”，对建立所谓“满洲国”进行具体的策划。2月16日，在三宅和板垣等人的操纵下，又纠集了东北的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举行“四巨头建国会议”。次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由张景惠出任会长，18日发表所谓的“独立宣言”。在旅顺苦等了三个月的溥仪等来的就是这一纸宣言，压根就没有他什么事。
眼看自己复辟称帝的梦想濒于破灭，气急败坏的溥仪连忙召见郑孝胥，并写了十二条意见要郑带给在奉天的板垣。所谓意见，无非是哀求关东军允许他复辟称帝。郑孝胥在接受任务时，也信誓旦旦地向溥仪表示，一定要为主子讨来这个皇帝做。只是当郑孝胥真正见到板垣的时候，却并未将主子的十二条意见交给板垣。其实精明的郑孝胥知道，拿出来也只能碰一鼻子灰而已，日本人先求的是自保。于是，在奉天的两天，郑孝胥仅仅是到处看看新成立的“行政委员会”的各种“官制”及“法律”。在回到旅顺向溥仪复命时，便开始竭力劝说溥仪“当借力试行”，也就是让溥仪接受板垣关于“满洲国”的设计方案。
板垣关于“满洲国”的设计方案大致是：立国制度名曰民本制，国曰满洲国，君主曰临时执政，年号曰建国。在这个方案中，最令溥仪不能接受的就是民本制和君主为临时执政，因为这两项与他要苦苦复辟的帝制是背道而驰的。于是当板垣拿着这套方案来见溥仪时，他仍坚持不放弃自己皇帝的身份，并表示担任临时执政“以一年为期”。溥仪的态度让板垣很不满意，他也当即表示，日本军部的要求不能更改。
眼看谈判要陷入僵局，郑孝胥赶忙让儿子郑垂向溥仪建议，让他不要与日本军部争辩。在郑氏父子的反复劝说下，溥仪最终接受了日本方面的建国方案，并将“一年为期”改为“暂时维持”。这才让板垣满意而回。
就这样，经过日本关东军的策划导演，1932年3月1日，以张景惠为首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了所谓的“建国宣言”，接着张燕卿、赵仲仁等汉奸又以“各界代表”的身份到旅顺“恳请溥仪出任执政”。3月5日，经过这些人的“再三恳请”，溥仪终于同意出任执政。次日，郑孝胥和板垣商定了参议府河国务院的名单。到了8日，溥仪、郑孝胥一行终于起身赶赴长春“就职”了。
“满洲国”的“建国”典礼以及“执政”的就职仪式是在3月9日进行的。傀儡政权的策划者、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高级参谋板垣、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等纷纷专程赶来祝贺“执政”即位，郑孝胥则代溥仪宣读了“执政宣言”，一切都煞有介事地进行着。就在同一天，对“满洲国”的建立功不可没的郑孝胥也被“特任”为“国务院总理”，做起了“傀儡总理”。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连郑孝胥的两个儿子郑垂、郑禹，也都被“特任为执政府洋文秘书”。
这个结果对郑孝胥来讲，虽然有违他辅佐“宣统皇帝”复辟的初衷，但毕竟被“皇军”扶上了总理的宝座，也不枉自己十余年的苦心了。他之所以要死心塌地地扶保“宣统皇帝”重登大宝，不就是想自己也好跟着入阁拜相么？某种程度上讲，他得到的实惠可比主子多多了。
于是，初登宝座的郑孝胥有些得意忘形了，他在公布的一份“国务院布告”中说，他和溥仪执政要以“仁义道德”立国，要把东北变成“王道乐土”。只是，他们的日本主子真会让他们这样干吗？必然不会！
就在“满洲国”成立后不久，日本便开始一步步对其实施控制了，直到1933年8月，日本内阁讨论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将“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的权力都完全置于关东军的严格控制之下，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已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事实上的殖民地。
这个时候郑孝胥终于认识到，不论是“满洲国”的“执政”溥仪，还是他这个“国务院总理”，都是由日本关东军一手安排和操纵的。他们想要保住既得的位置，就要完全顺从日本人的意志，甚至还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欢心。
就这样，郑孝胥以一个前清遗老的身份完全踏上了这条“汉奸”路。
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龃龉
郑孝胥陪着主子溥仪从天津跑到东北，本来是想替主子向日本人讨个皇帝来做的，但最终未能如愿，溥仪只得很不情愿地做了个“临时执政”，而郑孝胥自己则风光地做了“国务院总理”，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当上了“执政府秘书”，这难免会让他的主子心里有想法。更重要的是，现在郑孝胥的主子不再是溥仪一个人了，日本人已经成了郑的大主子了，某种程度上讲，溥仪自己也成为了日本人的奴才。所以，郑孝胥只得夹在这两个主子之间周旋。
两个主子，郑孝胥在哪一个面前都要有所顾忌，哪一方都得罪不起，于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挥洒自如了，加上溥仪心中的那个疙瘩始终解不开，主子和奴才之间开始有了一些龃龉和争吵。
日本关东军在任命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国务院总理”的同时，还任命关东军的统治部长、特务部长驹井德三为“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实际上这才是在“满洲国”中掌握实权的“太上总理”。这个驹井德三十分狂傲骄横，由于实权在握，他根本就不把溥仪和郑孝胥以及那些傀儡“总长”们放在眼里。1932年3月12日在第三次“国务会议”上他决定任命日本人为局长、处长时，熙洽、张燕卿等人纷纷表示不满，驹井德三对此根本不加理会。后来，因为日系官吏的薪金明显高于满系官吏，熙洽又来跟驹井争辩。熙洽自恃与关东军的关系很深，而且献降吉林有功，于是也毫不示弱，甚至对驹井出于不恭，没想到被驹井厉声喝止。驹井的骄横可见一斑。
郑孝胥对这样的“太上总理”自然也有意见，比如他就曾对国务院中日满官员的比例严重失衡表示过不满，但他的心机要比有话直说的熙洽深很多，在驹井面前，郑孝胥即使心怀怨恨也从不明言，表面上仍是百依百顺的。相反，他仗着与关东军的特殊关系，在溥仪面前倒有点倚老卖老起来了。
本庄繁在离任的时候曾找郑孝胥在两个协约上签字，协约的内容大致是要求“满洲国”的铁道、水道、航空等归日本代管，收入的钱则给日本军队充当军费。这项协约当初也是本庄繁和溥仪在汤岗子的时候商定的，现在只是实践当初的约定罢了，这本也无可厚非。只是这次签字之前，郑孝胥没有再向溥仪请示。
溥仪在得知郑孝胥私下与本庄繁签订协约之后非常恼火，就在这个时候，素来对郑孝胥父子不满的胡嗣瑷又趁机向溥仪煽风点火，说郑孝胥专横擅断，根本不把主子放在眼里，甚至想取而代之云云。这些话恰好戳到了溥仪的痛处，溥仪要采取行动了。
于是，溥仪一方面派人到东京打探日本军部和政府对“满洲国”的政策和态度，同时准备以臧式毅来代替郑孝胥。不想溥仪想要替换郑孝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郑垂的耳朵里，他独自闯到溥仪那里，以半探问半威胁的口吻问溥仪是否真有此事，这就更增加了溥仪对郑氏父子的不满。
郑孝胥见势不妙，于是在9月2日“主动”向溥仪提交辞呈，辞去了“国务总理”之职。更让郑孝胥恼怒的是，就在他辞去总理职务的第二天，驹井德三便通知他说郑垂的秘书职务已被撤销，郑禹也被改任总务厅秘书。郑孝胥听到消息后愤愤地对驹井说：“郑垂和郑禹都是执政府的秘书，我担任总理，执政又特意任命其为总理秘书，谁能撤掉他们？既然我已经辞职了，我的两个儿子也将和我一起辞职，用不着你们改任了！”事后他对驹井又是一通大骂。
郑孝胥本来是日本人忠实的奴才，他们父子的辞职必然会妨碍到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于是，在《日满议定书》签字后，经过日方武藤与板垣的多次调解，郑孝胥继续当“国务院总理”，郑垂被任命为航空会社总裁，而国务院总务长官一职被废除，驹井德三降为“参议”。这样，主奴三方之间的纠纷才宣告平息。
但不管怎样，溥仪和郑孝胥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缝，这就为他后来的下野埋下了伏笔。
继续编织复辟帝制的梦
尽管日本人只给了溥仪一个“临时执政”的衔，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皇帝梦。而日本方面，虽然经过两年多的经营和殖民统治，“满洲国”的“执政”和“国务院总理”已经完全成为他们手中任意摆布的傀儡，但是为了进一步对他们加以安抚，使他们更加死心塌地服务于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最终决定把“溥仪”由“执政”升格为“皇帝”，“国务院总理”则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帝国元勋”。
1933年10月19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与郑孝胥商谈溥仪登基后的尊号问题，12月19日，菱刈隆代表日本向郑孝胥传达：“满洲宜为帝国，请执政以明年三月朔即帝位，百官劝进，上尊号曰大满洲国皇帝”。按照日本方面的意思，改“执政”为“皇帝”并不是大清的复辟，尽管这样，郑孝胥还是满意地接受了这样的意见，虽然他也担心那些一心想复辟大清的遗老们根本就不屑这样的“皇帝”。
在得知日本方面同意改“执政”为“皇帝”的消息后，作为一个遗老，郑孝胥曾这样表明自己的心迹：
“（溥仪）颠沛流离逾二十年，我等痛心腐骨，复辟之谋未尝暂辍。幸日本援助，满洲建国，一年以来，国内渐安。今议即位，于我等诸臣已恨其晚矣！”
对日本的感激之情已经是溢于言表了。接着，以郑孝胥为首的一班遗老们很快就忙碌起来了，拟“诏书”，议“年号”，备“祭天”，拟“劝进”，制“玉玺”，为了筹备“登极大典”真可谓是“煞费苦心”。郑孝胥、罗振玉、宝熙、胡嗣瑷等人光年号就拟了十余个，最后还是由溥仪自定为“康德”。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身穿龙袍祭天之后，又着“大元帅”服，在关东军首脑和前清遗老们的簇拥下“登极”称帝。于是，“执政”改为“皇帝”，“大同三年”改为“康德元年”，郑孝胥的“国务总理”也改称为“国务总理大臣”。至此，郑孝胥辅佐溥仪复辟大清的“大业”也到达了顶峰。
3月22日，这位刚上任的“国务总理大臣”便开始了他的首次访日之行。在日本访问的一个月里，他除了向日本天皇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等朝拜外，还遍访了日本军政各界的要人，大肆宣扬所谓的“日满协和”和“门户开放”理论，甚至十分露骨地表示“当使日满亲如骨肉，乃足以报其亲善之诚意”，其汉奸嘴脸在这次访日之行中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此时的郑孝胥自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他甚至想自己能活到一百岁，而“总理大臣”也至少要做到八十五岁，然而这仅仅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下野后的傀儡遗老
随着中国东北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昔日的汉奸头目郑孝胥在日本主人眼中的价值和作用也开始逐渐减弱，郑孝胥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了。
从日本回来后不久，郑孝胥就发觉了自己所受的冷落，除了在一些日本指定的文件上签字和接待日本“友人”来访外，他已经没有其他的公事可做，闲暇之余他只能讲一讲“王道”，练一练书法。1934年南次郎接替菱刈隆德职务后，他还想靠着这位“老朋友”的支持，继续巩固自己在政权中的地位，但他发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
1935年5月，溥仪访问日本归来，“日满一体”的体制彻底建立，日本侵略者也决定要这位“总理大臣”下野了。5月3日，南次郎找到郑孝胥商谈内阁改选的问题，日本方面提出，现政府全体辞职，并推荐蔡运升为国务总理。5月21日，根据日本当局的旨意，郑孝胥向溥仪辞去了“总理”的职务，只是总理一职改由张景惠继任。
三年前，郑孝胥在日本人的扶持下登上了“总理”的宝座；三年后，还是在日本人的指示下，他主动下野了。
就在他辞职的那天晚上，他对儿子郑禹说：“吾忆平生，辞边防，裁督办，抵上海，一乐也；以上出德医院，入日本使馆，二乐也；今满洲建国，任事三年，辞总理，三乐也。从此以后，终不入官，乐亦足矣！”此时的郑孝胥已经有点无可奈何、强作欢颜的味道了。
郑孝胥退职的时候溥仪还给了他一笔丰厚的退休金，抑或是安抚费，有建国恩赏金公债四十万元，国币二十万元。即便这样，郑孝胥仍然是耿耿于怀，他曾经这样对人说：“此次如果以蔡运升为总理，满洲人必定相信日本人是举贤任能，但如果以张景惠威总理，则大家必定怀疑这是利用张没有什么见识和能力而已。以蔡运升为总理，以品川主计为总务厅长，日满相亲就再也没有遗憾了。”只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完全被主子一脚踢开的奴才了，这些也就只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牢骚话罢了。
一段时间的挣扎过后，郑孝胥只得乖乖地过起了傀儡遗老式的生活，整天除了大讲“王道”和作诗写字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无聊之余，他还想过“退隐南归”，并且还专门做了一首诗：“自诩知微且见几，聊将聚饮卜南归。江湖粗办鱼羹饭，所幸君恩听拂衣。”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个赋闲在家的汉奸还不失时机地讴歌日本的大举侵华为“伐罪吊民”，并梦想将要和皇帝一起打回关内，重新“收拾旧山河”。
这也许是郑孝胥最后一个“雄心”了，此时的他由于年老体弱，已经成为家中的一具枯骨。
1938年3月28日，这个自命不凡、为了功名利禄奔走一生、为了恢复大清不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鹰犬的郑孝胥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时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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