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失意，投身农学与教育
处于清朝末年的罗振玉本来也想通过读书科举走上仕途，以光耀门楣、报效国家，无奈在经过童试取得秀才的功名后，他便屡试不中，在科举的路上止步不前了。好在随着清末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挽救国家危亡思潮的普遍传播，中国人开始接触并积极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和科学技术，很快，新式学堂教育就逐渐开始替代中国传统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学习内容的私塾式教育。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罗振玉得以从科举的樊笼里跳出来，开始思考中国社会落后的深层原因，同时对西方的科技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关键在于教育不振，人才匮乏；在于农业落后，百姓贫穷。于是他立志要从农业和教育两方面入手，自己开辟救亡图存之路。
在封建社会，农为邦之本，文人不仕而农的也是大有人在，罗振玉首先也是投身于农业的发展。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和朋友一起创立了农学会，这是一个以宣传农业科学知识、介绍引进西方农业科学技术为主要任务的团体组织，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学术性团体之一。学会成立之后，在罗振玉的带领下，他们购买欧美及日本的农业技术书籍，将之翻译成中文后在社会上进行宣传，以达到为我所用的功效。为了扩大宣传范围，增强宣传效果，1897年5月罗振玉又创办了《农学报》，这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农学刊物，罗本人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编，梁启超为报纸作了“发刊词”。以《农学报》为主要阵地，他们在翻译介绍西方农业科技知识的基础上，还开始总结我国传统的农业成就，可谓中西并包，一时间影响甚大。后来，这份报纸更是被称作当时农业的“百科全书”，内容也涉及到了中外农林牧副渔等诸多方面，罗振玉本人也在上面发表了近四十篇有关农业技术的专业性文章。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光绪皇帝颁布的“定国是诏”中特意提到了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会”，这让原本无权无势的罗振玉兴奋异常，更重要的是他的名声逐渐被社会上层所耳闻，这也为他以后转入政界积累了不可估量的政治资本。
罗振玉投身学堂教育实践是从创办东文学堂开始的，而创办东文学堂则是农学会出于培养翻译人才的需要。1898年，罗振玉经与日本人藤田丰八协商后，决定由农学会筹集经费，由藤田负责教学，在上海成立东文学堂，学堂招收各地学生入学。学堂的课程除了日语外，还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普通课，且都是用日语进行授课。而近现代史上另一位有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就在这个学堂学习过。王国维在这里不仅学习了日语，还跟随日文教习老师学习了英语，并且接触到了康德等人的哲学，可以说，进入东文学堂学习使他走向学者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随着农学社、《农学报》和东文学堂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实干家”。1900年秋，罗振玉接到了张之洞请他立即去武昌就任农务局总理的电报。
这个所谓的武昌农务局其实成立也不过三年，下面也有一所农务学堂，分农蚕两科，同样也是聘请的日本人担任教习，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学堂面临着关闭的危险。张之洞听闻罗振玉在上海搞农业教育很有一套，遂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了发了上面的那封电报。而罗振玉也立即答应了张之洞的请求，很快就赶往武昌上任了。其实罗振玉心里明白，这是自己转入仕途的良机。
罗振玉到任后，首先从整顿学堂的学风着手，对师生提出约法三章，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学生和译员则也都严格按照规定予以处置。由于学堂平时的课程中日语课的课时比较少，因此学生的日语水平普遍比较差，甚至两年多下来都不能直接听日籍教员授课，而学堂里的译员所翻译的讲义又有很多不通或不对之处，这就严重影响了教学的效果。对此，罗振玉在请示过张之洞之后，直接辞去了这些不称职的译员，从上海请来王国维和樊炳清担任翻译。这两位都已经在东文学堂接受了系统的日语学习，对于农业课程方面的翻译早已是得心应手，所以很快就和教员默契地配合起来。其实按照罗振玉的想法，翻译都只是暂时的，以后随着日语课时的增多，翻译制度便逐步废除，令学生直接听日籍教习授课。如此这般，这个本来濒临关闭的武昌农务学堂很快就步入了正轨，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这就不得不让张之洞对罗振玉刮目相看了。
1901年，罗振玉更是亲自赴日考察教育，回国之后则先后担任两粤教育顾问和江苏教育顾问，并且在苏州创办了江苏师范学堂，在学堂的办学过程中罗振玉提出要注重对学生实施德智体全面教育，这个观念在今天都还没有过时。而这个江苏师范学堂就是现在苏州中学的前身。
如果说没有晚清政治的风云变幻，如果说他没有被卷进政治的风潮中，也许在后世的眼里，罗振玉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和教育家，是一个对民族教育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只是，历史经不起假设。
以遗老追随逊帝溥仪
就在罗振玉全身心投入到民族的教育事业中的时候，他所忠心效忠的大清王朝也在动荡不安中逐渐走向了末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的末代皇帝溥仪，在登极仅3年后就被推翻，被迫退位，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党人成立的中华民国。
清朝灭亡的时候，罗振玉其实也不过是学部（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的一名参事，他的好友王国维也只是学部图书馆里的一名工作人员，按理来说，大清的存亡对他们的生活都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两个人都受儒家正统的影响很深，他们都从内心里忠于清朝，忠于皇帝。因此，在辛亥革命后，不忍看着大清覆亡的他们相携东渡，去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罗振玉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但他时刻注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时刻注意着紫禁城里的小朝廷。
尽管被迫退位，但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是给清王室很多优待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还允许溥仪住在紫禁城，因此紫禁城里俨然还是一个有皇帝、有大臣、有宫女、有太监的小朝廷。而住在这里的人也都不甘心大清国就此灭亡，他们都在等待时机复辟，溥仪就曾经发过誓：“有我溥仪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为此他不惜投靠日本，开展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
在大清国的“复辟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要数1917年前后发生的张勋复辟了。当张勋率领着他那三千“辫子军”进入北京城，将已经退位了的溥仪又重新扶上皇帝宝座的时候，那些清朝的遗老们一度以为大清真的又“活”过来了。当时远在日本的罗振玉和已经回到上海的王国维在听说此消息后都是兴奋异常，他们的心中又看到了大清的希望。
在这段时间两个人来往的书信当中，除了学术之外，谈得最多的就是时局，他们关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关注盛宣怀、康有为、徐世昌，关注各省的纷乱、日俄协约的缔结，关注银行风潮、外汇比价。但是他们最为关心的还是那个小朝廷，还是他们心中的那个皇帝。
只可惜他们心中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很快就随着张勋复辟的失败而熄灭了。之后便又是一段沉寂。在这段沉寂里，罗振玉终于决定要自己行动了。
1919年春，罗振玉自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后来又辗转至天津，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参加者多为清朝遗老，他们聚在一起，仍然是要等待清王朝的复辟。然而就在回国后不久，他就被升允和陈宝琛推荐给了溥仪。
升允曾经是清朝的陕甘总督，清亡后也成了一个铁杆的遗老，他和罗振玉是在日本认识的，当时两个人在一起经常交流复辟清朝的见解，两个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都认为可以依靠外国的势力实现复辟。而溥仪对罗振玉也是早有耳闻了，他的学识、到日本的经历，以及对清王室的矢志不渝，早已经博得了溥仪的赏识，因此一经升允和陈宝琛推荐，罗振玉很快就被重用，并特准其遇事可随时上陈“皇帝”。
罗振玉任的是“南书房行走”，初到溥仪身边，他主要做了五项工作：
第一是清点宫中器物。就在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入宫后不久，溥仪便开始清点宫中的财物，而罗王的主要工作就是清点字画古玩等文物。在清点的时候，将每一个清点过的字画上面都盖上一个“宣统御览之宝”的印章，同时登记上帐。关于这项工作，后人对罗振玉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又以贬居多，就连溥仪本人对这件事也颇有些微词。原来，趁着在宫中清点文物的便利，那些遗老们都以此为生财之道，纷纷将宫中的物品偷运出去卖掉。罗振玉自然也不例外，据记载他曾经以1.3万元购得内阁大库中的档案，在挑拣了精华部分后，将其余的以1.6万元转卖给李盛铎，而李则又以1.8万元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溥仪也曾明确说过罗振玉靠偷卖宫中文物得到不少好处。正因如此，尽管他对溥仪一直是忠心耿耿，但溥仪此后却一直无法信赖他。应该说，对名利的追求已经使他在小节有亏了。
第二是随时向溥仪上陈自己的复辟大计。其实罗振玉所谓的复辟大计，其重点和核心就是寻求日本方面的依靠，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实现复辟。
第三是与日本人积极联系，寻求依靠。在最初，溥仪的那些股肱们只与日本公使馆打交道，后来他们逐渐发现了日本军队的价值，而与日本军队建立关系的重任就是由罗振玉和郑孝胥负责的。1924年冯玉祥要逼宫，当冯军接管内城守卫的时候，罗振玉曾冒着生命危险去天津向日本军队求救。他到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日本的司令官让他去找段祺瑞，而这时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住转来的郑孝胥的求援电报。于是，迫于日本方面压力，段祺瑞发出了一封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罗振玉看到那个电稿，知道段祺瑞会出山相助，心里自然踏实许多，但并不能完全放心，于是他又要求日本司令部出面“保护”。日本司令部则答复说北京的竹本大住会有办法。原来，根据日本司令部的指示，竹本大住已经安排了骑兵在溥仪的住所附近巡逻，如果国民军对其有什么异样举动，日本军队将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如此这般，溥仪如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悬着的心又掉了下来。而这次罗振玉则多少也挽回点他在溥仪心目中的形象了。
第四是帮溥仪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比如在1924年11月他和柯劭忞商购振褡胡同盛昱之屋，以作为溥仪的临时“行在”。另外溥仪还经常让他代拟诏书，如溥仪赐给军阀张作霖的诏书，就是由罗振玉代拟的，在这封诏书上溥仪向张说明了自己的行动意图：“予数年以来，困守宫中，囿于闻见，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惟筹备尚须时日。”并且准备“先往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按理说，溥仪的行动应该是属于机密，能让罗振玉拟这样机密的诏书，也说明了罗在小朝廷中的地位的提高。
与郑孝胥之间的“主子”争夺战
郑孝胥和罗振玉基本是同一时候来到溥仪身边的，也是基本同时成为了溥仪身边两个重要的“宠臣”，所以，这两个“宠臣”之间自然要发生争夺主子的明争暗斗。而溥仪也是在这两个“宠臣”之间来回摇摆，以达到他所希望的“平衡”。
在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他身边的股肱们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重新向国民政府争取优待条件、搬回紫禁城，这主要是以溥仪的父亲为首的一帮王公大臣们；而另一派则主张“出洋”，即出逃到海外，在海外组织力量，这一派以郑孝胥和庄士敦为代表。后来国民政府的门禁稍微放松后，罗振玉也是主张溥仪立即逃到海外。而想要逃到海外，就必须先要在国民军的严密监视下让溥仪从北府（溥仪搬出紫禁城后住的地方）逃到东交民巷。就在这帮人积极筹划的时候，郑孝胥带来了冯玉祥的军队要进一步向溥仪下手的坏消息，消息传来溥仪被吓得心惊胆战，就在这时罗振玉也从日本方面带来了消息，说日本人得到情报，冯玉祥和“过激分子”已经占领了颐和园，这一两天就要对溥仪有不利行动，因此他建议溥仪立即到东交民巷躲避。
按照计划，本来是由庄士敦带领溥仪躲到东交民巷的一家德国医院里的，但在行事过程中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溥仪的父亲知道了此事。为了防备醇亲王带人来阻止出逃计划，庄士敦临时决定去和英国使馆交涉，想让溥仪暂避在那里。没想到庄一去便没有音信，危急之中，郑孝胥来到了惊魂不定的溥仪面前。于是，在郑孝胥的努力周旋下，溥仪得以安全地进入日本使馆。
郑孝胥对这次帮助“皇上”安全出逃是颇为得意的，事后他甚至还赋诗一首表达心中的愉悦。而他的对手罗振玉却压根就没赶上，其实如果罗振玉利用和竹本大住的关系，是完全有能力将溥仪安排进日本使馆的。两个人首次交锋郑孝胥略占上风，从此两个人之间争夺主子的斗争越发表面化了。
用溥仪自己的话说，在日本使馆中他的两个“宠臣”以自己为目标的争夺战“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而这次是以郑孝胥的失败和罗振玉的胜利而收场的。
原来，郑孝胥向溥仪拍过胸脯，说凭着他和段祺瑞的关系，一定可以把清王室的优待条件恢复过来。而且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师半友，有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但是段祺瑞许下的空口诺言却是迟迟不能兑现，这让溥仪颇为不满，而郑孝胥自然也就十分尴尬。而溥仪身边也就有了对郑孝胥的“微词”，首先对其表示不满的是升允，他在溥仪面前直接说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等等。经过这些负面的宣传，溥仪很快就对郑孝胥冷淡了下来，而对罗振玉又增了几分好感。
罗振玉倒没有在溥仪面前十分激烈地攻击郑孝胥，但他知道如何用适当的方式将自己的功劳告诉给主子，以致到后来在溥仪的心目中，他才是那场风险中救驾的大功臣，而郑孝胥不过是个冒功取巧的小人罢了。据罗振玉自己说，段祺瑞从天津发出了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是他活动的结果；日本人准备迎接溥仪入军营躲避，也是他找竹本大住商量的结果；北府大门前国民军的撤走，更是他找国民政府交涉的结果。再加上他一直主张溥仪“东幸”，这也正中溥仪的下怀，所以越发受到重视了。
眼看对手逐渐受到宠幸，郑孝胥的心里不是滋味，终于有一天他非常郁闷地向溥仪请假，说要回到上海料理私事，其实这也是在试探他的主子，没想到溥仪连挽留的话都没有说一句，很“爽快”地批了他的假，一气之下郑孝胥真个跑回了上海。
后来溥仪由北京到天津，也是罗振玉一手安排的。他向溥仪禀明，出洋的事情最好到天津去做准备，在北京由于耳目众多很是不便。溥仪自然听取了他的意见，先是派人去天津的日租界买了所房子，即张园，随后便在罗振玉父子的陪同下动身赴津了。到了天津，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的军官们都亲自来迎接，而这些功劳，自然也算在了罗振玉的头上。
只是到现在还不能说罗振玉就取得了和郑孝胥“主子”争夺战的胜利，因为讲到“玩政治、耍权术”，他还是稍逊于他的对手的。
虽然罗振玉在帮助溥仪从北京逃到天津方面有一定的功劳，但是前面已经提到，罗振玉在做人的小节方面一直是有亏的，因此溥仪身边的其他遗老、遗臣们对他颇有些不齿，即使郑孝胥不在溥仪身边，他仍然没能实现自己寄托在溥仪身上的政治愿望。
在到达天津之后，溥仪身边的大臣又分为两派，一是以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主张返回北京紫禁城，继续争取恢复优待条件；一是以罗振玉为首的“出洋派”，主张去日本为复辟寻求帮助。不过随着北京局势的日益恶化，“还宫派”的希望逐渐破灭了，因此这段时间罗振玉异常活跃，积极策划溥仪东渡一事。然而就在这时不断传来的“闲话”让溥仪对罗振玉越来越不放心了，以致后来当他积极主张溥仪去旅顺、大连的时候，溥仪却一反往常急切要出国的态度，反而听取了陈宝琛一伙的意见，决定暂缓离津。正因如此，罗振玉便对陈宝琛怀恨在心，甚至不惜对其栽赃陷害。
有一天罗振玉拿着溥仪曾经赐给陈宝琛的一副对联来到溥仪面前，开始还假惺惺地说：“臣罪该万死，不当以此扰乱天心，然而臣若为了私交，只知隐恶扬善，则又不忠不义。”接着便告诉溥仪说这“宸翰御墨”是在街头的小市上发现的。溥仪知道后心中自然是大为不快，只好挥挥手，让罗振玉离开。可以说此时罗德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了。
只可惜他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他没想到胡嗣瑷知道了这件事，并且立即到溥仪面前替陈宝琛担保，说是有人在陷害陈，就差没点名道姓地说是罗振玉了。胡还告诉溥仪，朝中有某些人专门喜欢收买敌对者的仆役，然后干些卑鄙的勾当，此时溥仪才幡然醒悟，恨自己错怪了爱师。
就这样，罗振玉一步步又失去了他原先得到的地位，而他的对手郑孝胥此时却又回到了溥仪的身边，并且越发如日中天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罗振玉虽然喜欢耍一些小聪明、小手段，但其实他并不懂政治，更多的时候他的那些小聪明都是适得其反。溥仪对他彻底疏远，也源自于他自己的一次手段。
1927年下半年，罗振玉曾不断向溥仪建议，说虽然天津的日租界比较安全，但终究是鱼龙混杂，而日本司令部则提供情报说革命党的便衣已经混进来了不少，随时有可能危及圣驾，所以最好还是“东幸”，不妨先到旅顺，旅顺那边恭亲王已经有了妥善的筹备，日本军方也愿意协助，担当护驾之责。在听了罗德不断劝说后，再加上溥伟的来信，溥仪最终不顾陈宝琛和郑孝胥的反对，准备跟随罗振玉北上了。
就在要走之前，溥仪决定见一下日本总领事加藤，于是让郑孝胥去请。但是加藤在得知溥仪一行要去旅顺的消息后，却说需要先请示东京。这就让溥仪感到纳闷了，因为据罗振玉说日本司令部对溥仪去旅顺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总领事却为什么还要请示东京？还没等溥仪说出心中的疑问，加藤又问溥仪去旅顺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溥仪只好愤愤地说明现在的局面对自己很不利，尤其是根据日本司令部提供的情报，现在革命党人正派便衣四处活动。让溥仪没想到的是加藤竟说司令部方面的情报是谣传，大可不必相信，并向其保证安全问题由总领事馆负责。这次谈话中，溥仪觉察到了日本方面司令部和总领事馆的不协调，于是他再次找来罗振玉向其核实司令部方面的态度。罗振玉仍然咬定司令部的情报是非常可靠的，要溥仪出于安全考虑抓紧“东幸”。
不久，溥仪的住处就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枪击案。说它离奇，是因为这都是夜里放的空枪，而放枪的人在被抓后却发现是个日本人，而并非所谓的革命党便衣。第二天有人告诉溥仪，这个日本人名叫岩田，是日本黑龙会分子，日本警察把他带到警察署后不久，就被日本司令部来人把他要走了。于是溥仪的心中明白了几分：无论是先前罗振玉所说的“情报”，还是岩田的两记空枪，都是日本司令部给溥仪制造的恐怖气氛，目的只是想让他早日走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内，而这个过程中，罗振玉和日本司令部都是互相利用对方以达到占有溥仪的政治目的。
事后溥仪也请来郑孝胥、陈宝琛来分析，郑孝胥说：“看起来，日本军、政两界，都想请皇上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加以保护。他们虽然不合作，却也于我无损。不过罗振玉做事未免荒唐，他这样做法，有败无成，万不可过于重用。”陈宝琛也说：“不管日军司令部也罢，黑龙会也罢，做事全不负责任。除了日本公使和总领事，谁的话也别听！”有了这次教训，溥仪只得乖乖地听话短时间内不再要求离津了。
从此，溥仪对罗振玉也不再感兴趣了，他输掉了自己全部的政治资本。第二年，他便卖掉了天津的房子，跑到了大连。
“满洲国”“监察院长”的不甘
虽然在政治上遭到惨败，但是罗振玉并没有放弃，他虽然选择暂时离开溥仪，但是一有机会他还是要回来，回来继续着他的复辟大业。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给天津的溥仪带来了希望，他越发倾向于借助日本军队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复辟大业了。于是他开始积极地派人与日本关东军取得联系，而此时的罗振玉凭借着自己和日本军方的关系，又开始活跃了起来。
在事变发生后仅十二天，罗振玉就将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派来的代表上角利一带到了溥仪的面前，一块带来的还有东北保安副司令张左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一封信。这个熙洽是溥仪的远支宗室，他趁他的上司张左相回家奔丧，擅自做主开城门迎降了日军，于是他写信给溥仪，让溥仪不要错失良机，立即到东北主持复辟大计，并向溥仪保证，只要溥仪一回沈阳，吉林立即宣布复辟。
罗振玉等溥仪看完信之后，又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接着又大讲了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相助。按照罗振玉的说法，东北全境的“光复”指日可待，东北的三千万子民盼着皇帝回去。按照溥仪后来的回忆，罗振玉当时是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溥仪后来称他有着“吕不韦式的热衷”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
熙洽的信，再加上罗振玉的鼓动，溥仪着实有点动心了。但后来陈宝琛、胡嗣瑷等人对罗振玉仍然很不放心，于是竭力劝说溥仪暂缓答应，还是先观望一阵再说。而担心罗振玉前来抢功的郑孝胥自然也是不想让溥仪随罗东幸。无奈之下，罗振玉一行只得无功而返。
只是后来等溥仪派去东北打探消息的人回来，才证实这次罗振玉并没有骗人，日本军队已经控制了东北，并希望溥仪到东北去“主持”大局。而且就在罗振玉走后不久，郑孝胥就开始忙着张罗溥仪离津的事儿了。
溥仪在东北的第一站是辽宁的汤岗子温泉。在他踏上东北的那一刻起，他的两个臣子郑孝胥和罗振玉便又开始了对他的争夺战。在汤岗子的翠阁旅馆里，负责为溥仪接风的罗振玉，他在向溥仪请完安后立即嘱咐道，他正在和关东军商谈复辟建国事宜，而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皇帝达到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自己外别人也不宜抛头露面。实际上罗振玉是在控制溥仪，他想把溥仪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好向日本人邀功请赏，一旦复辟成功，至少可以达到官居首辅的目的。
但是当一行人到了旅顺之后，情况就不能再像罗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了，他的对手郑孝胥父子突破了他的封锁，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更加出乎罗振玉意料之外的是，日本关东军方面居然撇开了他，请郑孝胥前去会谈。原来，罗振玉自恃手上有溥仪这张王牌，在谈判的时候一上来就坚持要大清复辟，而日本人对所谓的复辟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此刻所宣扬的是“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在关东军眼里，郑氏父子远比这个只知道嚷着要复辟的罗振玉灵活许多，因此十分乐意跟他们谈判，就这样，本来是罗振玉带来的上角利一很快成了郑孝胥的朋友，成了联系郑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
就这样，在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中，罗振玉还是略逊一筹，输给了郑孝胥。
1932年初，在郑孝胥父子和关东军的共同策划下，溥仪很不情愿地坐上了“满洲国”执政的位置，而郑孝胥则心满意足地坐上了“国务院总理”的宝座，一干就是三年。在“建国”初的职务任命中，罗振玉只是参议府的一个参议，可与他的“理想”可谓相去甚远。就在“封官”后的第二天，罗振玉就到溥仪面前想要辞掉这个不称心的官职，溥仪对他作了礼节性的挽留，他却说：“皇上屈就执政，按说君辱就该臣死，臣万不能就参议之职。”可谓是冠冕堂皇。后来溥仪为了安抚这个“老臣”，便让他做了一任“监察院院长”，另外兼了个“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的闲职，但他终究是心有不甘，更何况是供职于他的老对头的手下。于是，在1937年任期满后，他就跑回了大连，在那里他度过了最后的一段岁月。
其实从学术上来讲，罗振玉和王国维一样堪称是国学大师。他和王国维曾共同创立“罗王之学”，他们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一千余年，取得了让世人惊奇的卓越成果。他在学术上可谓识断过人，颇有开创之功，但是辛亥革命后的他一直以大清遗老自居，追逐名利，涉足党政，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其一段出仕伪满的不光彩的历史更让其背上了汉奸的骂名。最终，一个“卖国汉奸”毁掉了一个“国学大师”，惜哉！
张人骏：愤怒的爱国逃兵
前清两江总督张人骏是个爱国者，特别是爱大清。民国后，他一听到关于革命党人的事情就拍案而起，一听到关于前清的事就泪水横流。许多人都认为他迂腐不堪，为一个腐朽透顶的王朝始终挂起灵魂之钟，对已经到来的大形势视而不见。可谁又知道，他是个大清逃兵呢？民国后他所承受的一切痛苦，都来源于那次逃跑。
坐着箩筐逃跑
辛亥革命发生前，张人骏是两江总督。武昌起义一爆发，许多人都要求，张人骏该坚决与乱党死拼到底；许多人都认为，如果不能阻止革命党人，就该自杀殉国。可惜，张人骏两样都没有做到。
当时，武昌发生起义，在江南的张人骏、张勋等人对新军防备严密，在他们眼里，这些人都是不稳定分子。（因为武昌起义就是新军发动的）。从防备开始到进攻：将新军子弹收缴，又收新军炮6挺、机关枪6门。与此同时，将驻浦口的稳定分子江防军调入南京，一人得500颗子弹。
新军很恼火，跟江防军比起来，自己成了后娘养的了。天下已欲成纷乱之势，又有人把他们认定是后娘养的，他们当然不肯逆来顺受。每天都坐在一起讨论效仿武昌，准备武装起义。张人骏、张勋摸透了他们的用意，就狮子山北极阁高架大炮数尊；水路又于三叉河要道架大炮一尊。两处的新军没有子弹，只好生闷气，无计可施。
这个时候，是必须要有人跳出来的。跳出来的人叫徐绍桢，原是清政府的新军第九镇统制。张人骏先是找到他，希望靠他在新军中的影响力将新军这一不愤潮流平息，但徐不同意。首先是他想不出平息的好办法，另外则是，他当年是奉政府之命，编练新军，现在他也是后娘养的一个。
张人骏见拿不下他，只好采取另一种办法。把新军5000人调出南京城，移驻城南60华里的秣陵关附近。他认为，只要这群不安定分子出了南京城，没有枪没有炮，他又不给造，自然就不成气候了。
可就在这样的“认为”之下，南京战役打响了。
徐绍桢在秣陵关呆着无事可做时，上海的革命党人柏文蔚来到南京。革命党人本想先在上海发动起义，但形势不允许，所以只好转到南京，柏文蔚的目的就在于此。经过和新军商量后，柏文蔚知道，这些人之所以不敢起义，是因为没有枪没有炮。
柏文蔚找到徐绍桢，希望他能领导反正，打响第一枪。徐绍桢认为，赌命可不是闹着玩的：“余老矣，汝辈青年，万不可叫我做难题。”
柏文蔚并非是不怕虎的牛犊，他当时的任务就是让别人做难题的。经过他的反复劝说和当时形势，当时的形势是，继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省纷纷响应武昌起义之后，11月初，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只有江苏省的南京尚控制在张人骏手里。可以说，南京城此时就是一座孤城。但徐绍桢还不是不想打响这第一枪，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我老了，这道难题我解不开。
可随之而来的事却让他必须要解这道难题。先是，南京城中的张勋派人来监视他，接着是有消息称，张人骏已经派出刺客，人数至少在百人来刺杀他。
徐绍桢是老了，可的确不想就这样被同僚杀死。别人既然不仁，他不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11月8日，他所带领的第九镇7000多人誓师起义，分三路进攻南京城，但因子弹太少，守军工事坚固，进攻未能奏效。
11月9日，革命军打完最后一发子弹，退往镇江。
张人骏和南京城的一位将军铁良与张勋还没有来得及杀猪宰羊庆祝胜利，江苏周边的革命党与徐绍桢抱成一个团，再次攻击南京城。
此次来攻，张人骏等人冷汗直流。革命党人如同打了鸡血，奋勇向前，26日，南京城外制高点大多为徐绍桢攻取。27日，革命党人开始攻南京城。
战斗很是激烈，张人骏事后回想起来，都哆嗦不已。
28日，革命党人开始攻城。中路浙江军向朝阳门发起攻击，左路江苏军进攻雨花台。张人骏等人在天堡城发炮轰击攻城革命军，顽强抵抗。革命军被顺利击退。
张人骏还没有缓过半分气来，革命军又进攻天堡城。另以一支部队进攻雨花台，作为牵制。在此之前，张人骏就预料到革命党人会这样做，他和张勋商量完毕，就把天堡城武装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原本，位于紫金山半山腰的天堡城就属于地势险要之处，张人骏又在上面筑了几座炮台，有炮10余门，机关枪4挺，由江防兵一营和旗兵400人防守。
11月30日这天，革命军向天堡城发起攻击，张人骏命令士兵死守。但他忘了，革命党人是不怕死的，在屡屡受挫后，革命党人玩起了敢死队招数。他们组织了敢死队，以一路从正面进攻，另一路从侧背进攻。第二次攻击开始后，敢死队勇猛冲锋，各军相继跟进。张人骏的军队明显不支，因为对方的任务是死，而他们却不想死。于是，他们只好投降。
革命军一下就控制了这一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后，即于次日凌晨用缴获的大炮向朝阳门、富贵山、太平门等处轰击，连连命中目标。此时，雨花台也被革命军攻占。南京城处在革命军火力威胁之下，城内清军军心动摇。
张人骏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本来，他以为靠着张勋的兵力是完全可以守住南京城的。但现在，事实摆在眼前，南京城丢了。作为两江总督，丢城之罪是要杀头的。他有很多时间选择抽刀自裁，但在房间里转了几个圈后，他做了两件事，惟独没有抽刀。第一件事是派美籍传教士马林出面与革命军接洽谈判，第二件事是，让手下准备了一箩筐，趁着夜色，从南京古老城墙缒下把自己放了下去，跑到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兵舰中等候消息。
消息是坏的！
革命党人坚决不同意任何谈判，于是，就在这年的12月2日，革命军进入南京城，用革命党人的说法是：南京光复。张人骏的说法是：江宁失守。
后人从张人骏在革命军进攻南京城那段时间写给家人的信里看到了另外一个他。在信中，他说，乱党不可能进南京，因为有他在，南京就在，除非他不在了。
这意思很明显，他对家人说，自己要么做功臣，要么就做烈士。
并且，这种思想不仅是在他的家书中体现，据后来张勋回忆说，张人骏在革命党人攻南京时，激动万分，要誓与城共存亡。可城真的亡了，他却坐着箩筐跑了。
辛亥革命时期，清朝官员投降的不少，逃跑的也不少，但像张人骏逃跑，就让人有几分叹息和疑惑了。因为看他的生平，他的确是不能逃跑的。
对大清，拱手忠贞
当我们查看张人骏的官场路线图，会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晋级图，一步一个脚印，左脚是忠贞，右脚是敬业。张人骏（1846—1927），字千里，号安圃。直隶丰润人。1846年，19岁的他中同治甲子科举人，1868年中同治戊辰科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庶吉士，曾出典四川副考官转召谏，以兵科、户科、吏科给事中掌广西、湖广、山东、四川各道监察御史。在京居官长达30年的他没有任何绯闻，别人给他的永远是正面的不能再正面的评价：“为人凝重，操履端洁，察史颇严”。官科道时，正值张人骏的堂叔张佩伦因马尾海战失败被贬，他因此谨言慎行，缄默言事，名不得彰。
光绪中叶，张人骏由京官外放，先任广西桂平梧州盐道，继而先后任广西、广东、山东布政使，再升曹运总督。1901年11月7日，在清廷命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直隶总督的同时，张人骏在漕运总督的位置上获调山东巡抚。上任不几天，德国驻烟台领事就连梓要求开办沂州、沂水、烟台三处矿务。张人骏咨外务部核准，两个月后始允许德国公司在以上三处先行查勘。此后，又再准其查勘诸城矿区。1902年5月28日，张人骏调任河南巡抚，他的山东巡抚职位，由直隶布政使周馥接任。
从河南巡抚开始，张人骏后来依次出任了广东和山西巡抚，而后再次回到河南巡抚的位置上。1907年7月，张人骏实授两广总督，1909年5月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两个月后农工商部奏议筹设南洋劝业会，树各省之模型，张人骏出任该会会长。
如果不是他对大清的忠贞与对本职工作的勤奋敬业，他如何能做到两江总督这一高位上？要知道，两江总督这个职务非同一般的。在清朝，两江指的是江南省（今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和江西省，是清王朝的财赋重地。从康熙四年（1665）到宣统三年（1911），此职位上有影响的计80余人，98任，历247年。林则徐、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沈葆桢等人都曾当过这个官职。这些人在大清历史上可谓鼎鼎有名，张人骏如果没有些本事和对大清的忠心，如何会做到这个位置？
事实上，从时人和当时皇帝与后人的评价里，我们都能得到信息，张人骏最大的特点是除了保国便是忠君，对满清皇帝忠贞不二的。
后来他在青岛时，有人告诉他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要来青岛，他当即就跳了起来，抽刀砍在桌子上说：“就是这个人乱我大清，他若来，我就叫他站着来，横着出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他坐着箩筐逃跑后五年的事情了，他始终不能平和地看待民国和民国人物。事实上，满清王朝的垮台让他始终伤心不已，后来，亲家袁世凯（袁世凯的长女伯祯是张人骏的儿子媳妇）当了洪宪皇帝后，他大哭，而且几乎就是想要马上死去的样子。
《陈赣一？新语林？卷三方正》记载这件事时说，“宣统逊位，张安圃（人骏）甚哀感，涕泗满襟。及项城（袁世凯）僭号，几失声而哭，朱经田（朱家宝）劝止之，张曰：‘公为民国疆吏，余乃清室故官，喜忧不同，啼笑自异。’”朱大窘。由此可见张人骏对满清政权的一片忠心。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张人骏对大清的忠贞。这件事记载于著名作家张爱玲的散文《天才梦》中，张爱玲幼年居津时，常去看望这位堂伯叔，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这个满清遗老就是张人骏。
既然对大清这么忠贞，为什么要坐着箩筐跑掉呢？满清政府丝毫没有亏待他，帝制时代，皇帝不亏待臣子，臣子就必须要在危难之时死掉，这是传统，也是衡量忠臣的最基本尺度之一。即使是在辛亥革命满清要员都逃跑的前提下，张人骏也不该逃跑。
可他终究是逃了，在日本军舰上呆了几天，当听说南京城彻底失守后，他走上岸，去了上海。到上海不久，次年一月抵达天津，恳请朝廷罢黜其职，此时的朝廷已经明存实亡，又怎么可能罢黜一个逃跑的官员呢？张人骏上表请辞时的心情肯定很复杂，不等到朝廷下令，他就去了青岛。
在青岛，张人骏的脾气开始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原本很温和的一个老人家，变得狂燥，敏感，很多人都把他视为一个古怪的老头。
古怪自有原因
据说，张人骏的移避青岛，和与其有儿女姻亲的袁世凯的“屡征”有很大关系。《胶澳志》里的一班半路出家的史论者相信，最后避居青岛，正是张人骏对袁世凯的政治召唤的含蓄回应。可他最后还是没有认同皇帝袁世凯。
青岛本是满清皇室贵族从事帝制复辟的重要基地。清王朝被推翻后，皇室贵族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有计划有目的地逃亡青岛。现存资料记载说，寓居青岛且与恭亲王溥伟有密切联系的满清贵族、前清遗老就有：吴郁生（前军机大臣）、张人骏、吕海寰（兵部尚书）、刘廷琛（北京大学堂监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等人。张人骏很快和一些相同命运的同道成了朋友，聚会、喝酒，听听音乐，谈谈文化，偶尔对往事回忆一下，大清国的一切就在这些人之间蔓延开来。在这个时候，只有张人骏不说一句话。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问他如何不说话，他起身就走。至于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
当时在青岛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写过一本关于这些遗老的文章，在介绍张人骏时，他白描这个落魄的前两江总督时，用了这样的句子：“形容消瘦，留着长长的指甲”。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老头。卫礼贤记载说，张人骏在和别人划拳的时候，总是装出一副张开手指的样子，然后来个狡猾的停顿，就像蜗牛从壳里探出身子。通常是在对手出完之后，他才报出自己所出的拳。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形容消瘦，留着长长的指甲”的老头不但不狡诈，反而非常可爱。跟他划拳的人慢慢的都知道了他这个“无赖”手法，总是突然就揪住他，或者在划之前讲好规矩，这个时候，张人骏坚决不玩。但没有他参与的游戏，少了许多热闹。大家只好让他耍赖。
他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卫礼贤说，张人骏的酒量极浅，一旦受了酒精的影响，总是变得酷爱争吵甚至尖刻恶毒。有一次，传教士讲了一个中国庸医的故事，当尴尬的故事结果一出来，平时也行医的张人骏已勃然大怒了。这个细节后来成了后人记忆张人骏青岛行状的一个经典场面。
即使不喝酒，张人骏也经常会暴怒，据卫礼贤分析说，这很可能跟他那次坐着箩筐跑下南京城有关。看来，张人骏始终不能对自己的逃跑简历释怀。
许多在青岛的遗老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古怪的老头，每每谈论一件事很开心，当大家都在笑着准备继续往下说时，张人骏就突然绷起脸，然后一句话不说，独自走掉了。
如果我们记忆犹新，就会发现，张人骏当初任山东巡抚的那一年是1901年，而到青岛的这一年是1911年。从山东巡抚到两江总督，再回到山东境内的德国保护地，他正好花费了10年时间。但是，10年后无奈移居青岛的窘迫，却是他当年从袁世凯手中接过山东巡抚职位时所不曾想到的。
由于他是个清官，在青岛的岁月，他并不开心，在精神上毋庸质疑，在物质上更是雪上加霜。庆幸的是，遗老们很多，都仿佛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过来的同伴，张人骏得到每个人的救济颇多，使得他在青岛的岁月还不至于达到落魄境地。但他活得很憋屈。
因为似乎在他眼里，没有一个遗老可以在忠贞上与自己相比，虽然许多遗老们都在计划复辟，开始复辟。但在他看来，大清无论归来与否，都会存在他的心中。
但是，正是这样的思想使他痛苦非常。他当年逃跑了，是个逃将，他对不起大清。这是他一生都没有扭转过来的思想。
如果没有一件足以把他的灵魂震撼的事情发生，他可能会永远活在痛苦中。1914年，让他没有时间忏悔逃跑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德国无力东顾之机侵占青岛，张人骏对日本人没有好印象，只好携眷属跑到天津寓居。
与日本人的恩怨
确切地说，张人骏是与日本人有仇的。日本人自然也不会忘记这个大清官员，如果不是他，他们早已经得到了东沙群岛了。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占了台湾，野心勃勃之下，日本人又把目光瞄向了东沙群岛。此处因经济、交通和军事的重要性，使得日本人恨不得立即就把它拿下。1901年夏天，一个日本商人叫西泽吉次的在南海遇风，苍天无眼，他居然没有死掉，反而被海水冲到了东沙群岛的东沙岛，此人见这里鸟粪资源丰富，就取样回台湾化验，结果令西泽欣喜若狂，认为大大地有利可图。
1902年，这个日本商人窜到东沙岛窃取鸟粪，弄回台湾出售。事实上，国家领土不可侵犯当然也包括鸟屎，此时，张人骏正担任两广总督，他注意到了总跑到岛上拾鸟屎的日本人，不久，他就派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前往勘察，在东沙岛树碑宣示主权，又命海院总办刘冠雄，在东沙岛设立旗台，派水师驻守。
但西泽吉次已经被鸟屎蒙住了双眼，在1906年和1907年，他又两次进入东沙岛，窃取鸟粪资源。1907年这一年，他纠集了120人，乘“四国丸”来到东沙岛，驱赶我渔民，拆毁我庙宇，并把中国人坟塚百余座掘开，取骸骨焚化后推入水中。这个丧尽天良的人又在岛上建起码头和小铁路，悬挂日本国旗，竖牌声称占据“无主地”，并把东沙岛擅自改名为“西泽岛”，东沙礁改名为“西泽礁”，企图长期霸占。
张人骏如果服软，那他就不是张人骏。他对日本人的这种侵略行经切齿非常，在1908年初，他两次派出“飞鹰号”兵舰前往东沙群岛调查，了解日本窃据东沙岛的来龙去脉。当他得知鸟屎有着很好的经济价值后，立即向日本驻广东领事赖川浅之进交涉。
赖川可以称为无赖，在他开来，事已至此，就不必难过，张人骏当然不能认可他的安慰。赖川就说，谁知道你岛上有没有神庙呢，谁知道岛上有没有坟墓呢，这本是无可对证的事。张人骏对这无赖嘴脸无计可施，就从主权问题入手，指出西泽吉次是违反法律的。
赖川对中国文化倒有些了解，说，你们中国志书多详陆地之事，于海中岛屿常常疏略，所以，我认为，东沙岛是“无主荒岛”，“倘中国认为该岛为辖境，须有地方书志，及该岛应归何官何营管辖确据”。
张人骏立即就给他列出证据：一、据当时水师提督萨镇冰所派“飞鹰号”兵船管带黄钟英报告，岛上旧有中国渔民所建大王庙等，被日人西泽吉次毁去，但基石虽被挪移，庙宇原地尚可指出。二、据渔商粱应元禀称：“光绪三十二年（1906），忽有日人多人到岛，将大王庙一间拆毁。查该庙系该处渔民公立之所，坐西北，向东南，庙后有椰子树三株。现在日人公然在此开挖一池，专养玳瑁。前时该庙之旁，屯有粮食伙食等物，以备船只到此之所需，今已荡然无存。”三、张人骏等详查历史文献发现，王之春著《国朝柔远记》、英国海军海图官局编《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以及中国和英国出版的一些地图，都记载东沙群岛属广东管辖，并非什么“无主地”。
赖川仍旧不肯承认，但心上已经承认了。1909年3月19日，张人骏郑重声明东沙岛是广东属地，要求日领事谕令日商即行撤离。赖川浅之进在证据面前哑口无言，只好承认赔偿中国渔民损失，向清政府补纳税款，将东沙岛归还中国。
张人骏趁热打铁，派出水师提督李准和副将吴敬荣、刘义宽等，率兵170人分乘“伏波”、“深航”诸舰，勘明东西沙岛屿，并于永兴岛升旗鸣炮，公告中外，重申南海诸岛为中国领土。
这是一份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赞歌！
这可能是张人骏唯一一首让后人称赞的事情，民国后，张人骏和许多遗老一样，默默无闻，终老一生。
1914年，当他退居天津后，无所事事，已经找不到人划拳了，就开始以诗文书法娱老。张人骏在天津的居所在今天的湖北路1号。由于张人骏为官相对清廉，因此生活很潦倒。其天津旧居外表高墙阔大，内院其实很是逼仄。
1927年正月初七，“家无余财”的他在天津逝世，终年81岁。他死后，逊帝溥仪亲自到张宅吊唁，并谥名“文贞”，与李鸿章的谥号“文忠”相映成辉，反映了清廷对这位三朝老臣的盖棺论定。更是让人觉得，大清是真的完了，连这样的逃将都以“贞”字作为赞语。
张人骏是爱国的，从他保卫东沙群岛就能得到证明，他更是爱大清的，因为在民国，一旦听到对大清不利的消息，他就泪水横流。但他在南京城，本可以用自杀来完成他的忠臣之名，可并没有去做。
这遂成了他一生不能释怀的事，后来溥仪谥他名“文贞”，算是原谅他了，可他自己不能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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