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七次投考乃中，初懂挺经

    实事求是地说，曾国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草根”。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他的老家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兴乐乡荷叶塘二十四都神冲白杨坪，即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在今天也还只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小山村。

    曾家是一个世代务农的农民家庭，家境一般，朝中无人，没有背景，也无甚财富。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小地主。

    在这样的家世和背景下成长，最终能出将入相，权倾天下，并使自己的家族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家族，曾国藩付出的努力必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多少次是“挺”过来的，也只有曾国藩自己知道。而他的“挺”，甚至“挺经”，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挫折和成长中逐渐形成的。

    曾家以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与当时所有的中国家庭一样，父母都期望自家的孩子能科举入仕，跳跃龙门，从此光宗耀祖，为家族争光。因而，曾家对孩子们的学业，还是相当看重的。但是世代以来，曾家并未有不世奇才，大都学业平平，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四十三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如果没有曾国藩，估计僻处于荷叶塘的曾家，也不过是中国千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籍籍无名。但是，曾国藩的出生，使这个家族彻底改变了。

    清嘉庆十六年（1811）农历十月十一日亥时，曾国藩出生于荷叶塘。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曾竟希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早晨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子。”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

    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

    也真是巧得很，曾国藩自小就生有癣疾，全身白屑如鳞，真应了蟒蛇投胎的梦。

    更奇特的是，随着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之一天一天地扩大，奇痒无比，痛楚异常。曾国藩在日记和家信中多有提及，苦不堪言。

    还有更奇的，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却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更奇的是，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当地的人们更相信了曾国藩有神灵护佑，确实是大蟒传世投胎的传说。

    就这样，巨蟒入梦，疥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不仅曾家人相信，这个新添的男丁绝非凡人，将来定会封侯拜相，光耀门庭；当地人更相信，曾国藩绝非池中小鱼，而是蛰伏的卧龙，终有一天会飞黄腾达，直达云端的。

    然而，或许真如孟子所言：“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少年时代的曾国藩，并未显出多少超出常人的地方来。

    最显着的就是读书。

    曾家人读书，似乎都不算太聪明，都是靠的笨功夫。

    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玉屏很早就希望曾家通过读书来光耀家门。曾玉屏虽然读书不多，但很有见识，非常明白对于像他们这样的“草根”人家，要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唯一的方法就是读书。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作为家里的长子，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自然就成了曾玉屏的希望所在。尽管老人家的期望很高，无奈曾麟书天性钝拙，书读得并不好，屡考不中。还好曾玉屏对儿子的要求是四个字——坚持到底。

    曾麟书参加了十五次童子试，每次都满怀希望，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名落孙山。儿子出生后，各种异象的显示，使曾麟书也相信，儿子定非常人，一定可以超过自己。于是有意好好栽培儿子，开始开馆授徒为业，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督教自己的儿子读书。于是，曾国藩在五岁发蒙，曾麟书在他七岁的时候开始给他课读，一直到曾国藩十五岁。

    道光四年（1824），十四岁的曾国藩平生第一次随父亲赴省城长沙应童子试，这已经是曾麟书第十六次参加童子试了。这一次，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曾氏父子，父子双双落第。

    未几，父子再次赴考，这次老天终于开眼，虽然曾国藩落第，但曾麟书“得补县学生员”，获得了一个俗称“秀才”的名号。有了这个名号，也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功名。有这个名号就可以进入士大夫阶层，同时享有免除徭役、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这个时候，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了。

    此时，年少的曾国藩也已经尝到了两次不中的滋味。但有十六次不中的父亲在前面为他做好了不气馁、不抛弃、不放弃的榜样，曾国藩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学会坦然接受这样的不顺利，学会了“挺”和“忍”。

    为了能让儿子的科举之路平坦一些，道光十年（1830），曾麟书送二十岁的曾国藩离开家乡到衡阳双桂书院读书，师从汪觉庵。汪觉庵是衡阳名士，桃李无数。曾麟书相信在这位衡阳名士的教导之下，儿子一定会有一番成就的。

    之后，曾国藩又拜当地另一名士欧阳凝祉为师。在汪觉庵、欧阳凝祉两位老师的着意栽培下，年轻的曾国藩学业大进，为人处世也更为稳重老成。并且立下了“做人就做圣贤人”的宏大志向。他为自己立定读书的终极目标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他对自己抱有很大的决心。

    曾国藩经常以诗言志，在自己的一首《感春六首》中就十分自信：“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相信自己，终会有迎来九州岛震动的一天，他更深信自己，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然而，生活永远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曾国藩壮志在心，梦想远大，而现实却远不是那么回事，永远那么残酷。前前后后，考了五次秀才，却都未能中。这个打击也不算小了。但他还是像当年许许多多如他父亲一样执着的读书人一样，坚决地在科举的路上跋涉，不敢气馁。因为真正想要跳出“农门”，走出山村，一飞冲天，飞黄腾达，只有科举入仕这条唯一的路！也就是在这样漫长的科举路上，曾国藩对于“挺”字，有了更深的了解。

    道光十二年（1832），是农历的壬辰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

    “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一生耿耿于怀，并且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还把这一次当作是平生“四堑”之一，引为平生之耻。可见这一次的“学台悬牌”对于年轻的曾国藩来说，打击很大。

    但是，已经成人的曾国藩不再如年少时的幼稚和懵懂无知。虽然他把这一次“悬牌”引为平生奇耻大辱，却没有把这种耻辱放在脸上，而是强压在了心底，靠自己的顽强心劲“挺”了过去。不过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发愤努力，以雪此耻。他回到家塾“利见斋”后，闭门不出，咬牙发愤。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居然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的1834年，曾国藩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1835年，他就中了举人，到1838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七次投考，才最终考中！七次的失败经历，在曾国藩年轻的心中划下了深深的刻痕，但这不是伤，而是让自己一步一步走出失败的台阶，是自己懂得“挺”对人生意义的开始。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给四位弟弟的信中总结说：“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唯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

    七次投考不中，却很少灰心丧气，也不怨天尤人，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挺住压力，力图精进，终于得以成功。这让曾国藩开始真正懂得，很多事只要“挺一挺”，就会改变，就会发展，就会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不能挺一挺呢？有什么事是不能“挺”的呢？又有什么困厄险阻是“挺”不过去的呢？

    2.入仕京城，“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

    自从经历七次投考才中的磨砺之后，初懂挺经的曾国藩开始慢慢懂得了挺的意义，也开始学会了凡事都先“挺一挺”。

    因为他知道，好多时候，不论多难，“挺一挺”，就会由逆而顺，由难而易，让一切都变得不同。并且在不断的强撑和硬挺之中，他不仅对“挺”有了更深的了悟，也使自己在不断的“挺立”中意志更加顽强，信念更加坚定，并且通过“挺”的磨炼，让自己离“内圣外王”的理想更近。

    这在他做京官期间，因为经济困窘而不得不“撑起两根穷骨头”，硬挺住一切困难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1838年4月，道光皇帝在保和殿举行殿试，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不仅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没有出一个进士的历史，也是荷叶塘的农家小子正式入仕成为京官的开始。

    然而，“长安居，大不易”，虽然贵为京官，但曾国藩的生活却全然不是想象中的锦衣玉食，财大气粗，反倒经常是囊中羞涩，疲于应付，甚至靠借债度日，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的京官生活状态的话，那肯定是“窘”。窘到什么程度？不仅没有能力为荷叶塘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提供半点帮助，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依靠借贷度日！虽说不至于穷困潦倒，大多数时间也总处于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的境地。

    清代官员的俸禄原本就很低，像曾国藩这样的新进翰林的七品京官年俸不过四十五两。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有九十两，再加上“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全部相加，一年总薪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而翰林院更是举世皆知的清水衙门，基本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作为清水衙门里的一个官场新人，自然只会更“清水”了。但是，工资虽少，派头却不能少，各项人情往来、应酬开销以及租房、服装、饭食、请客，固不可与平常百姓一般，务必要与地位相符，因而入不敷出就理所当然了。

    其实对于做翰林这样的京官要忍受清贫，曾国藩不是没有准备的。进京为官前，曾有一年时间专门“拜客”，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寒门学子们考上大学之后的“摆酒席”，其目的就是收受贺礼，接受捐赠，筹措费用，以备进京之后的用度。

    曾国藩通过“拜客”从亲戚朋友、地方官员及各种店铺中大概收受贺礼近两千两银子，算是很大的一笔了。但进京的头两年便已将收受的两千两白银全部花光，此后借钱便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道光二十一年（1841）底，曾国藩找人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闯过年关。到第二年年关时，欠债已经有四百两。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到他离京时都未有改观。曾国藩升上二品大员后俸禄提高了好几倍，达到了年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禄米一百五十五斛，也丝毫未能改变他的困窘之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光三十年（1850）底，欠债更是高达一千两白银。日子越过越穷困，家书中多次提到“借”、“欠”、“窘”等字眼，其捉襟见肘的艰难情状，跃然纸上。

    在这一时期，曾国藩的经济状况确实相当窘迫，常因无能寄钱回家尽赡养家中大人之责而“愧悚”，却又无可奈何。再穷再难，也不能失了京官的排场，更不能失了曾家的尊严，曾国藩只能咬牙硬挺。

    没钱寄回给祖父及父母大人以作仰事之资，心中愧悚，就多写家书，多祈求祖父及父母的原谅和理解，而且想尽千方百计，能寄一分就寄一分。对于自己的那些亲戚，特别是有大恩于自己的几个舅舅，虽有心相报，却无力提携，除了硬挺着忍受内心的愧疚，暗暗期许以后厚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苦楚和愧疚，也只有曾国藩自己知道。人前的风光，永远不及人后的硬撑更让人刻骨铭心。

    其实曾国藩非常看重亲情，对家乡的人和事也关心尤甚。但他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虽然“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而原因竟然是筹不起路费！

    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还是因为太穷了，攒不够回家的路费，才不得不一次次收回回家的脚步！

    不仅没钱寄回家奉养大人，接济亲戚，没钱回家，甚至连自己的生活也是困窘有加，艰难度日。甚至连买件像样的衣服的钱都没有，经常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衣服。据说有一次还被道光皇帝发现了，以为曾国藩故意装穷，其实皇帝哪里知道，曾国藩哪是装穷，那是真穷。他做京官时添置过的最贵重最奢侈的衣服不过是一件天青缎的马褂，轻易舍不得穿，唯遇庆贺及新年时偶尔穿一下。一直到他去世，这件马褂都还和新的一样。

    对于爱书成痴的曾国藩来说，没钱买书也是一大折磨。读书人没有不爱书的，这似乎没有特例。

    曾国藩也是一样，标准的书痴。在他进京应试回乡时，经济上十分窘困，没办法只好借路费回家。但是船到金陵，曾国藩却在书坊书市间发现了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但如果买了书他就没有盘缠回家了，可是不买这套书又实在心有不甘，怎么办？权衡来权衡去，最终他还是买了这套书，一路上随舱而卧，以衣服顶补勉强吃饭，这才回到家。可见他是相当爱书的。在京城时也是这样，不管多么没钱，但碰上心仪的好书，他还是要买的，而且高兴不已。

    要说没钱寄给家中，没钱回家，没钱买奢侈衣服，没钱买书，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应酬和各种各样的“随礼”，对于靠借钱度日的曾国藩来说，这才真是要了命了！

    京城仕林当时酬酢成风，应酬频繁，聚宴欢饮，是时尚更是潮流。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当时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要是别人请客你不去，你也不宴请别人的话，你就根本算不上这个京官圈子里的人，也就没人把你当回事。

    这对于前程来说肯定不妙。因为对于新晋的京官而言，往来酬酢、人情支应正是结交人脉、扩大势力和影响的重要途径。因而，应酬、人情必不可少，而且非常必要。但繁重的人情开支和各种应酬，着实让曾国藩不堪其累，不堪其扰。

    曾国藩在这个时期的应酬可谓五花八门，简直可以概括为“多、滥、杂”。老乡、同僚、上司、下属、外官、京官、友朋、亲戚、师长、名流……凡是能攀上关系的，基本上都有往来。有的是主动找曾国藩的，有的是曾国藩主动找的，往来酬酢，打点送礼，白天陪玩，中午陪喝，晚上陪谈，有时还通过“交流”、“慰问”、“看望”等方式小聚，不醉不归。必要的应酬、不必要的应酬、装点门面的应酬、真心诚意的应酬、随心所欲的应酬，多不胜数。

    比如，根据曾国藩的日记统计，仅在道光二十一年的二月，从初一到二十三日，共应酬了七十五次，平均每天超过三次；而这一年的十一月，曾国藩在二十九天里共应酬了一百零九次，平均每天近四次，每天喝酒吃肉、吃饭闲聊，不是请别人，就是别人请，用一句时髦些的话来说，就是“每天不是在应酬中，就是在去应酬的路上”。

    尝过应酬滋味的人想必都知道这种滋味不好受。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伤害身体！大酒大肉、大吃大喝、胡聊海侃，什么正事也干不了。

    要是仅仅吃吃喝喝也就算了，更让人头痛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情。民间有谚语说“人情是个债，头顶锅儿卖”。人情往来，再没钱，卖了锅也得充这个面子，这就是中国人的人情理念。最重传统的曾国藩当然不会例外。但是，庞大的人情开支只会让他的经济状况窘上加窘。

    道光二十一年，是曾国藩进京的第三年，拿的工资是一年四十五两年薪，补双薪再加杂七杂八，不超过一百二十五两，而应酬支出就花去一百一十两，差不多九成的工资被吃了喝了送了，他不差钱才怪，不借账才稀奇！

    之后虽然曾国藩经过七次升迁补为内阁大学士、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享受“副部”待遇，“跻身卿贰”，但其俸银也不过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收入和以前相比很不错了。但是，随着官位的升高，交际更多，档次更高，排场更大，开支自然也水涨船高。人情应酬开支一年早已远超一百两，再加上雇车马的交通费用、租房费用、仆从费用、文房书籍购置费用、生活费用、养家费用等开支，对于曾国藩而言，还是“赚的没有花的多”，经常“月光”，经济困境并未缓解多少，还是只能天天在为钱操心之中，还是时时在到处借钱，以支应人情，奉养老人。从这期间的家书中，大多依然还是困窘、借钱之说。

    如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1849年9月1日）与诸弟书中说“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十一月份与诸弟信中又说，弟弟想买鹿茸，虽然有人到了长沙，这回买不了了，因为没钱！等我手头稍宽松点，就马上买了带回来。到1850年底，他已经借银高达上千两！

    1852年，他终于赢得一个任江西乡试主考官的肥差，正常所得估计也足够还清所有欠款的，但还未到江西即惊闻母逝，不及回京就从安徽直赴湖南奔丧。京城中事，让儿子纪泽署理。从他1852年9月9日给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他依然欠债很多，而且因为全家要回家奔丧，却苦无路费，只能教儿子“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十多年京官当下来，居然连回乡奔丧的路费都没能攒下，不得不开吊筹措，而且筹措不齐还得借！估计在清朝的京官中，这样的委实不多。

    这好像有些难以理解。为什么官越做越大，钱还会越借越多呢？按我们当前的思维来说，这样大的京官还能差得了钱？送钱的不知有多少上赶着来哩。随便收点，不违规不违法不违纪，做个清廉京官，也不至于要借钱度日啊？

    但事实却当真是在京十四年间，曾国藩一直在靠借钱苦苦支撑，强力硬挺。也许要摆脱窘境，富裕起来，对于已是二品大员的他来说，确实不是难事。但“当官发财”，绝非他的志向，“当官不要钱”才是。

    三十岁时，曾国藩就发下誓言，他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岁，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林，予不食言”，所以，无论经济多么困难，手头多么紧，多么为一文钱为难，为自己不能寄钱回家尽孝心而难过，他宁愿硬挺强撑，也绝不放纵自己的私心，违背自己的誓言，而是不管多难，都硬挺强挺。

    这种“挺”劲儿，也许从外表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实际上，却是最难的。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十几年如一日，天天为钱发愁，为柴米油盐养家糊口操心，这困心横虑的日子，要挺过来，着实不易。要是一般人，早就缴械投降了，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誓言，统统丢一边，且先想尽办法捞钱，让日子红火起来再说，最起码不至于长年借贷。

    但是曾国藩没有这样，虽然天天处于窘境，但从未食言以官位谋私利，从未因困窘而纵容过自己的贪心，从未放弃过自律自省，再穷再难也咬牙挺着，坚守底线，恪守廉洁。甚至对于自己做梦梦到别人得利而有艳羡之心也招来他自己的痛骂——“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情愿十几年在缺钱、拮据中硬“挺”，从来不让金钱腐蚀自己的内心。

    这不仅使他养成了一生都节俭自律、不贪不污的品行，更使他在这种硬“挺”的过程中磨炼了自己的意志，砥砺了自己的精神，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和信念硬是挺过了经济上的这一段最大的艰难，也正是在这种日日为金钱发愁，却又绝不允许自己被金钱左右的斗争中，曾国藩挺过了人性的贪欲，挺过了内心的挣扎，为后来成为“内圣外王”一完人和成就“匡济天下”的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很多年以后，在咸丰九年（1859）的十月，曾国藩自撰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或许是对自己那一段京官生涯中的拮据和强挺最真实的总结和感慨。

    3.无兵无饷办团练，咬牙坚挺

    一说到曾国藩，就必然会说到湘军，因为湘军是曾国藩一手所创，也是曾国藩一手而兴，可以说无曾国藩就无湘军。但其实，也是湘军成就了曾国藩，要是没有湘军，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个建绝世奇功、立不朽威名的曾国藩。

    然而，湘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无规无矩的乡勇到所向披靡的劲旅，经历了多少困境，挺过了多少危难，也只有曾国藩最为清楚。

    1852年6月，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乡试的主考官，离京赴任。刚抵达安徽还未到江西就任就惊闻母逝，曾国藩匆忙卸任回湖南为母守制。而此时，正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率领的太平军日渐壮大，节节胜利之时。

    从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金田村举起义旗以来，太平军攻城略地，势如破竹，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一直从广西打到了湖南。而当时清廷的主力绿营兵却因为多年养尊处优，早已失却战斗力，除了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

    1852年6月，太平军闯进了湖南的南大门。绿营兵节节败退，州县连失，两个月时间，太平军已相继攻克永州、道州、江华、永明、宁远、蓝山、嘉禾、桂阳州、郴州等府州县，8月16日，太平军攻占郴州，杀死知州孙恩保，已经逼近长沙城下，眼看长沙即将不保。朝廷震怒，下诏罢免湖南巡抚骆秉章、提督余万清，任命江苏人张亮基为湖南巡抚，鲍起豹为提督，重新布置长沙防务，务必守住长沙。

    此时，长沙城中除了湖南新宁人江忠源带出的五百楚勇堪称劲旅之外，八千绿营兵如同乌合之众，根本不足以抵挡势如破竹的太平军。但江忠源却非泛泛之辈，虽属布衣，却熟知兵法，心怀天下，且为人任侠仗义，为保卫家乡不惜带勇出广西与太平军作战，并屡建奇功。新巡抚张亮基又请来时称“今亮”的左宗棠入幕筹谋，定下守城大计。激战之后，终于太平军退走，长沙城保住了。

    此役以后，不仅新巡抚张亮基觉得乡勇比绿营兵更勇猛更可靠更能打仗，连朝廷也觉得利用乡勇剿匪御敌、保境安民，实在是好处多多，因而开始筹划在湖南练乡勇，以剿匪御敌，保境安民。可是，谁来当此大任？

    说也奇怪，此时上自朝廷重臣、下至湘乡本地的乡绅士子，以及湖南巡抚、州县郡官，居然都把目光齐齐地投向了一个人——那就是正回到老家为母丧守制的曾国藩！于是，张亮基诚心相邀，左宗棠鼎力推荐，郭嵩焘极力劝说，京城更是有曾国藩恩师唐鉴的密荐，大臣肃顺的引荐以及恭亲王的力荐，朝廷经过多方考察，也觉得从资历、地位、才干和威望等多方面衡量，曾国藩的确是上上之选。

    1853年1月21日，咸丰皇帝下旨，命令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为酬君恩，为兴家族，为匡时政，为展大志，曾国藩决定“墨绖出山”，创办团练。

    然而，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想要练兵御敌，谈何容易！这当中的种种艰难，也只有像曾国藩这样具有“打落牙和血吞”的意志，不屈不挠、坚忍有恒的人，才能咬牙挺住一切困难，终得成功！

    当时的曾国藩，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此时曾国藩的真实写照。

    一是无官无职。当时的曾国藩，自己就是个“三无人员”——无名分、无官职、无地方。皇帝下旨只说让他“帮办”，怎么帮、怎么办，无一字明示，却又不好去问。

    二是无名无分。由于长期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因此，对于曾国藩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帮办”，外界讥嘲者多，不服者众。

    三无经验。招募乡勇，抗敌保民，无经验可借，无教训可鉴，无先例可循，更无榜样可效，全部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做一步定一步。

    四无人才。凡做大事，人为第一，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一班有能、有才的人鼎力相助，如何能成大事？

    五无任何供给和保障。这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困难。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可当时国库空虚，正规军绿营的军饷都不足，朝廷哪有钱养这些乡勇？

    六无靠山无背景。背景和靠山对于官场的重要性不必多说。

    然而，这些在别人面前根本克服不了的困难，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在曾国藩这里，凭借他强大的“挺”劲，居然全被一一克服！那些艰难险阻、排挤掣肘都在曾国藩的咬牙“坚挺”中一一瓦解，成功终于展开了一丝笑颜，一支必然将光耀军史的全新队伍——湘军，终于练成！

    咬牙坚挺，几乎是曾国藩面对困境时最常用的方法。但也正是因为他敢挺、愿挺、能挺，敢于面对一切危局，才最终挺过艰难，挺过屈辱，挺过险厄，挺过一切波折。

    也只有挺住了，才能等来机会；挺不住，就会把到手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

    一个人如果不能挺，不能忍，成功也就不会属于他。曾国藩最明白这个道理。他曾经总结自己一生的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给儿子的信中，他也说，“能度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故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并把这总结为一句话：“凡事皆有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这是他传授给儿子的成功心法，更是他从磨难中得出的最有用的经验。

    所以，凡遇困境危局，他总是挺字当头，不惧不畏，隐忍坚强，咬牙支撑，一直到熬过困境危局，一直到看见云开日出！

    4.屡遭唾骂，顶住舆论力挺

    凡读书人，名声气节高于一切。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宁要名声不要生命的士人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曾国藩是儒学名门、理学大家，对名声的重视更重于别人。他曾说过：“然君子爱惜名声，常存水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可以想见，如果名声被损，于曾国藩而言，必然是痛苦至极。

    然而，为了匡时济世，为了报效皇恩，施展抱负，曾国藩却屡遭唾骂，数领恶名。如“曾剃头”、“曾屠户”、“忘恩负义”、“卖国贼”等等。但素来将名声看得比生命更重的曾国藩却顽强地顶住了这些舆论，置名声于不顾，只为报朝廷隆恩，安天下黎民，顽强地挺过了那些最让人糟心的日子。

    当初在长沙，除了“帮办团练”募兵练勇，曾国藩在长沙的另一个任务是“搜查土匪”维持治安。当时的湖南匪患严重，各种会党层出不穷。除太平军外，还有串子会、天地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各路会匪，烧杀抢掠，扰乱乡里。

    曾国藩对土匪毫不留情，实行严刑峻法、重典重惩的“治安严打”政策。到任伊始，即发布《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宣示要严办四种人：

    一、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由地方团练首领、宗族长老“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

    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

    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即吃大户），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

    四、聚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衙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审案局”里对于这四种人，毫不讲情，甚至不惜办成冤假错案，也以严惩为准，绝无半点姑息。凡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都解到审案局听候发落。

    审案局不遵循正常办案程序，一干人犯都是“闻信即提来”，并不通知各级司法部门，哪怕是有功名的举人秀才，也不给半点特殊。提来后，讯问从快，量刑从严：重的砍头，次则杖毙，再次也要抽上几百鞭。“……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实时讯供，实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相当于后来戴笠的军统局。

    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而且为了立时改变当时的治安状况，曾国藩不惜破除惯例，触犯潜规则，连有功名在身、可免除责罚的秀才也让其站站笼、游街道，致使秀才屈辱而死，学政、里长俱皆愤而责斥，但曾国藩依然我行我素，并放言“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四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一百三十七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两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鞭子抽成重伤上千人。审案局几乎每天都在杀人。

    不仅自己大开杀戒，曾国藩还鼓励地方官和乡绅大力剿杀土匪。如蓝山知县张嗣康在两年任期内，仅清乡就杀戮群众数百人；自称“秉性慈善”的宁远知县刘如玉，在三年之中“实共杀匪一千二百四十七名”。不少地区的秘密会党宗教，遭到了严重破坏，骨干力量或者被杀，或者外逃，剩余的则藏匿不敢活动，一时之间倒真有了境泰民安的景象。

    长沙、宁乡一带，当太平军再度入境时，回应的力量微乎其微。曾国藩的“霹雳手段”收到了成效。

    滥施刑罚、动辄杀头等“严刑峻法”也为曾国藩赢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但曾国藩不管不顾，坚持自己“治乱世，用威典”的办法，也不在乎“曾剃头”的恶名。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既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坚定地表明了自己要严酷到底的决心。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治安大为好转，匪患渐次肃清，湖南境内竟然在半年时间内成为全国匪患最少的地方。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老百姓和社会舆论都激烈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传遍湖南全省。

    后来，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中，屠杀更为惨烈，每一次打下城池，都会有一次残酷的屠杀。

    如咸丰八年（1858）四月，曾国藩治下李续宾部攻破九江，将城中近两万军民全部屠杀，李续宾的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描述“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城内军民）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国藩弟弟曾国荃部攻破安庆，数万安庆军民被屠杀。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目睹了这次惨祸：“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髫龄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曾国藩的亲信李榕也称：“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

    屠城最甚者莫过于攻陷天京之后。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古称金陵，即今南京），那更是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屠城、焚烧城后，金陵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

    正是因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杀人太多，金陵人又称他为“曾屠户”。据说，后来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屠户来了”，小孩都不敢再哭了。可见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杀人如麻的恐惧和痛恨。

    曾国藩也一直背着这些恶名行于世，至死都未能洗脱掉。

    实际上，也是曾国藩根本就没想洗脱。早在长沙被人唤作“曾剃头”时，就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说他背这样一个恶名“冤得很”。但他自己认为，能肃清匪患，上安皇上之心，下抚黎民之惧，哪怕背这样的恶名也是值得的。他曾对友人说，乱世就要用重典，只要长沙的治安、湖南的治安好了，哪怕大家说我曾国藩是“武健严酷”，我也认了。

    后来曾国藩又多次得封恶名，如因剿灭太平军而被称为“刽子手”，因处理天津教案被骂为“卖国贼”，还有“忘恩负义”、“虚伪小人”等骂名。虽说他心中自觉冤屈不已，也只能不管不顾自己的名声了。

    特别是“卖国贼”之骂名，千秋以下，都会为人唾骂。但以当时情形，“天津教案”一事，唯议和是完策。曾国藩也是左思右想才想出的万全之策。不在局中之人，又如何能理解他的苦心孤诣。

    但众议难挡，讥骂无情，最重声名的曾国藩心中又哪能真的安如泰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件事成为他心中最大的伤痛，也成为他人生中至为屈辱和伤心的一件事。

    但是，他还是挺了过来，没有被这些清议和唾骂击倒，而是不管什么样的舆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只要是为国为民有利的事，他就坚持做到底，坚持挺到底！至于个人名声，只能置之度外。

    5.国危时艰，挺身而出

    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曾国藩的“挺”理解为咬牙坚持、强自支撑、不低头、不趴下的话，那就大错全错了。

    曾国藩所说的“挺”，绝不只是坚持，只是咬牙，只是强撑，只是硬挺，他的挺还有傲然挺立、不屈不挠的坚毅，还有正气浩然、凛凛难犯的威重，更有挺膺负责、勇挑重担的勇气和挺身而出、舍我其谁的胆魄！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能建奇功于当世、传美名于万代，正是因为他的那种不畏不惧、敢于担责的勇毅，使他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咸丰登基之初，就遇到了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如火如荼，不多时东南半壁几欲不保，已安享二百多年太平的清王朝遭遇了最大的危机。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国藩此时已在京城做官十多年，虽然居二品大员之位，历任五部侍郎，却并未为国出多少力。而此刻，他认为正是自己报国的机会来了，于是向皇帝上书言事，以尽臣之本分。

    咸丰元年（1851）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该奏疏批评咸丰皇帝办事务于琐碎而疏于远大、徒尚文饰而不讲实效、厌薄恒俗而滋生骄矜等三大缺点。咸丰皇帝于此疏大为不快，几乎全盘予以拒绝。好在咸丰并未责怪他，只批评他“迂腐欠通”，同时也肯定他“意尚可取”。

    这件事并未对曾国藩的报国热情产生影响。任兵部侍郎期间，他再次上呈《议汰兵疏》，指出对付太平天国必须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绿营兵是一支不能打仗的军队：“吸食鸦片、聚开赌场……无事则激乎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曾国藩主张裁兵五万，学戚继光的练兵办法，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以消灭太平军。

    这篇奏疏闯了大祸，惹怒京中权贵，两月之后，曾国藩被皇帝由兵部侍郎调署刑部侍郎，连议军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但是曾国藩没有就此消沉，忘记自己匡时济世的大志和为国为民的责任。凡当尽力、进言之时，则当仁不让，勇于陈疏。

    咸丰二年（1852）二月十八日，又拟就一折《备陈民间疾苦疏》上奏，痛陈民间三大疾苦：一为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为盗贼太多，良民难安也；三为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

    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清晰可见。但是，曾国藩这道《备陈民间疾苦疏》还是没有起到他希望有的作用。之后曾国藩就被派去江西主考乡试，在赴任途中闻其母丧请旨丁忧，回到湘乡荷叶塘老家。

    这时候，太平军节节胜利，从广西直逼湖南，攻破道州，会攻长沙，湖南官场一片混乱。新任巡抚张亮基经左宗棠力荐，请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帮办团练，咸丰遂于1852年11月降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久有治国平天下宏图大志的曾国藩接此旨后，并未多作考虑，即抛开为母守丧三年的愿望，选择了为国尽忠而不能为母尽孝，在国危时艰之时，挺身而出，墨绖出山，开始了帮办团练、组创湘军的旅程，开始真正跃身于时代的激流，自任砺柱，大干起来。

    其后，不论是在与太平军十几年的对峙还是与官场旧习的不断斗争之中，又或者是在剿捻平匪之时，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都是当仁不让，不计名利得失，以舍我其谁的胆识和气魄，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担起了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

    这种不计得失、挺身而出、甘赴国难的“挺”字精神，正是曾国藩之所以被人称为“完人”的关键所在。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中，这种挺身而出的“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同治九年（1870）六月二十一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幌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

    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两名神父、另外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两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天津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此为当年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

    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大有一触即发、宣战开战之势。天津乃至全国的民众，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无法无天和欺压人民早已忍无可忍，这件事又触及了文化和道德的底线，是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天津民众群情激愤，聚集不散，大有不雪前耻、不惩洋人誓不罢休之势。

    而以当时当情而言，这种局面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一旦双方闹僵，真的开战，只会让已经积弱积贫的大清朝和人民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也正是在此国危时艰之时，曾国藩再次临危受命，从直隶总督任上直赴天津，处理教案一事。

    这个时候，已经五十九岁的曾国藩由于长年辛劳，沙场征战，加之癣疾在身，日夜不能安睡，衰老得非常明显。右眼此时已经失明、肝病也日重一日，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五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五月二十一日，他上折向皇上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

    然而，六月二十一日即发“天津教案”，朝廷环顾无人，只能又派他去应对时艰。六月二十三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处理教案，要他“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按说，如果曾国藩有意不去的话，是完全可以的。他年岁既大，又有病在身，推托的理由很多。如果从个人名利来说，他已经成就了平定太平天国的绝世奇功，声名显赫，而且官至极顶，荣宠当时，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功劳来锦上添花。而且曾国藩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处理天津教案，哪里会有功勋可建？不管怎么来处理，只怕都会毁掉一世英名，背上千秋骂名。

    因为当时上层媚外，下层排外，讨好上层，下层骂，讨好下层，上层怒，谁去都是背黑锅。当时外国人正想找借口开战，以便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利益，民众正期望官府能伸张正义，打击洋人，扬眉吐气。不管怎么处理，骂名终归是自己的。

    然而，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挺身而出，在国危时艰之时，当仁不让地把这个最难处理的烫手山芋接在了手里。

    当时清廷积弱积贫，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从国家利益而言，他是不得不忍辱求全而勉为其难地去与洋人周旋，与民众使心计，以使达到西太后所希望的“以顺舆情而维大局”。最后，他不得不考虑当时局势和国力，为避免更大的民族悲剧而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十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几近身败名裂。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清史稿》）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

    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曾国藩自己也深为苦恼，“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声名尽毁，抬不起头来。但又有多少人明白曾国藩这种忧国忧民之心呢？曾国藩对于“天津教案”自己身败名裂一事，并不多作辩解。只在后来与人信中，说到此事，才剖白心迹：

    ……敝处所办，盖亦偏于衡势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论之腾，亦无足怪。吾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连祸结，累世穷年而未有已。今西南未靖，沿海战事毫未议及。各省绿营兵一无可用，勇丁唯淮勇器械较精，气势较壮。然劲者亦不满二万，能防御一国，未必能遍防各国，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而诸国合纵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故鄙人尝谓今人外夷与汉之匈奴、宋之辽金迥别，实不敢以全局付之尝试，又安肯以津民一朝之忿，贻国家无穷之忧？唯曲全邻好而不忘防御，乃为完策。

    可以看出，曾国藩委曲求全、迎合洋人，不惜身背“卖国贼”之恶名，不过是在国危时艰之时，为国分忧而已。

    以当时情景、当时国势而言，“能防御一国，未必能遍防各国，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曾国藩的处理未尝不是上上之策！为国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又何曾顾惜名声，怕担罪责？

    可见，曾国藩的“挺”，不仅仅是强挺、硬挺、坚挺，还有挺身而出、挺身入局的含义。

    曾国藩曾说：“天下的事，只在局外呐喊，总是无益；只有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的可能。也才能真正以全局的观点来烛照处理事情的方法，左右权衡，上下兼顾，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完策’，把事情处理得尽善尽美。”

    只在旁边呐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是将“发一谋，举一事”的“挺”外延至察天下之势，担天下之责，躬身入局，参与进去，当仁不让，舍我其谁。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正是曾国藩所说的“挺”的另一层含义。而这样的“挺”，才是大丈夫的本色，真英雄的注脚，这样的“挺”，足以让任何骂名逊色。

    6.一切困厄险阻，皆从“挺”字而解

    曾国藩一生，着实比别人经历得更多，经受得更多，委屈困顿、惨痛绝望之时也更多。但这所有的一切他都“挺”过来了！“挺”是曾国藩一生最为重要的为人为官精髓。

    凭借一个“挺”字，他在困厄中觅出路，咬牙坚挺；在逆境中求奋进，苦苦硬挺；在病痛中苦争斗，日日强挺；在诋毁中求保全，低眉曲挺……

    最终，他挺过了一次又一次人生的险难，挺过了一次又一次官场的困厄，挺过了长沙之扰、武昌之困、南昌之围、祈门之险，挺过了父母弃养、兄弟去世、朋友投敌、儿女早逝，挺过了朝廷猜疑、同僚妒嫉，挺过了功高盖主、皇位诱惑，挺过了自己的“心魔”和“劣习”，最终成为“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因为“挺”，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险难，遭逢多么大的变化，一切困厄不再是困厄，一切险难也不再是险难，一切困境都能无所畏惧，一切险难都随之而解。因而，有很多人都认为，曾国藩作为封建士大夫最后一位“完人”，其精神、人格和成功的精髓，都不过是一个“挺”字。

    曾国藩对自己的“挺”功也颇为自得，据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湖南同乡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记载说：“尝自称欲着《挺经》，言其刚也。”可见曾国藩确实是想写《挺经》的。至于《挺经》的内容，则估计不仅仅是“刚”。

    民国时期，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这样分析：“曾文正自言欲着《挺经》，世多知之，此其刚处。自作《墓铭》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盖晚年受尽谤毁困难，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语，此其柔处。《挺经》之刚，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虽刚实柔。”这个说法可能更为真实。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他刚出山的时候之所以处处碰壁，主要是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的道理。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应当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顺利办事。这，可能才是他所欲写来的《挺经》的真正意蕴。

    可惜的是，因为曾国藩诸事缠身，未等写出这部挺经，就仙逝而去。因而，后人对此附会很多。

    一种说法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在所着《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一次李鸿章与其闲谈时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

    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一早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但时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正挑着菜担，在水田塍上与一个挑京货担子的人对峙着，彼此皆不肯让。老翁赶上前婉言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就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以过去，岂不是两便吗？”

    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站在水田里，恐怕担子会浸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大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但我担中是京广贵货，万一进水，便是一文不值，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劝让不过，乃挺近就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如何？”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过意不去，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第一条。

    李鸿章说完，吴永觉得“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后来冥思苦想，觉得这是说“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之意。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后人不得而知。

    不得而知的原因，是曾国藩根本就没留下这么一本书！或者是仅仅有腹稿，或者是还有草稿，但未及誊录，曾国藩便去世了，书稿就没有传下来。

    不过，从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里面的记载来看，曾国藩有“挺经”心法，则是确实的，而且似乎只和他最得意的弟子李鸿章谈论过详细的内容。可惜老师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篇巨着。李鸿章一直想完成老师的这个愿望，把老师的《挺经》整理付印，却也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

    另一种说法是：曾国藩自己讲自己有一部不传之秘的神奇兵书叫《挺经》，共有二十四条经文，唐浩明在《曾国藩》一书中对此有详尽描述。其第一条倒是和李鸿章讲的老翁的故事是一样的，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以至于很多后世附会的《挺经》版本中，常将此作为《挺经》开宗明义第一条。不过可惜的是，后世《挺经》，皆为附会之语，不足为信。

    不过，虽然此书未成，于后人损失严重，但对于曾国藩的一生而言，这“挺”字功夫，确实益莫大焉。一生困厄，无穷险难，无不因“挺”字而解。

    “挺”，就是遇到逆境，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遭遇困厄，不低头，不趴下，不畏惧，不退缩，而是挺直腰杆，迎难而上，强力支撑，不屈不挠，并在艰难险厄中想尽一切办法扭转一切不利的局面，跳出困境险厄。他多少次抗旨不遵，多少次自杀不遂，多少次打脱牙和血吞，多少次山穷水尽，都因“挺”字而解。

    挺是刚直，是勇毅，是坚忍，更是胆魄。是当仁不让的气概，也是挺身而出的勇气，是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执着，更是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坚忍。“挺”字当头，一切困难都将不再是困难，一切险难都不再是障碍；“挺”字当头，胆气横生，平添气概，又何惧任何险难困厄？只要能挺住，一切都将会不一样！

    这是曾国藩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他一次又一次摆脱困境的第一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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