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人贵有志，人无志不立。有志吞吐江海，无志空长百岁。

    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都是被志向照亮的，没有志向的人很难取得成功。因为没有志向就没有人生的方向，就没有目标，就会茫然无所从。王阳明说得好：“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志向不确立，就像没有舵的船，没有嚼子的马，没有方向，随波逐流，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

    所以，立志，是成功人生的第一基础。大凡有所成就之人，必是素有壮志之人。

    曾国藩也是一样。他虽然出身平凡，僻处山乡，但志在天下，心在江海。他对立志看得非常重要。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有他明确的志向。

    他一贯强调“以立志为本”，他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因而自小“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坚忍立志、宁折不弯、一往直前，这正是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的根基所在。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志向的高低，决定他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曾国藩深知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不仅反复向他的弟弟及门生灌输立志的重要，要求他们志当存高远，而且还经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励志”之语非常多。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六日与诸弟书中说：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的弟弟写信给哥哥，我们在家里一边干农活，一边还要料理家务，读书的环境不好，我们想到一个专门的学校，以便有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曾国藩回信说得很明确：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唯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此诸弟勉之而已。

    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弟弟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其中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成为湘军的一代名将。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的六弟国潢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满腹牢骚。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曾国藩对此事发表了一番议论，他在家书中说：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乏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讥笑弟弟志向不高远，曾国藩是有资本的，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树立了人生的远大志向。他的志向就是“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的宏远，是“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的气概，是“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诸葛”的决心，是“为官绝不求钱财”的清明，而绝不是“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他的志向，随着他的学习而在不断地改变，不断地完善，也在不断地高远起来。

    两年后，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与诸弟书中，他再次对弟弟说了立志对于人生和成功的重要意义：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能自立坚卓之志，那么要做圣贤豪杰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孔子说过“我想要仁，仁就来了”，如果我们想做孔孟一样的人，那么我们日日夜夜都会向孔孟学习，别人又怎么可能左右我呢？要是自己没有志向，即便天天与尧舜禹汤住在一起，那最终还会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人之所以能为孔孟，能有所成就，关键不在于别的，而在于自己。只要自己有一个坚卓高远的志向，又何事不可为？成为圣贤豪杰都不在话下，那么，又有何险难迈不过、有何困境挣不脱、有何挫折会害怕呢？

    2.立高远之志，脱井底之困

    实际上，曾国藩的大志向，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慢慢树立，一点一点修正，最终才以天下为志的。

    虽然曾国藩一出生就伴随着神秘的传说，但实际上他早年表现实在平常，不论是从相貌、智力还是其他方面，都并未显出超人之处，更别说人臣之相。

    他自己经常说自己鲁钝，在《五箴》自序中坦言“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承认自己智力只不过是中等之资。梁启超虽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也说他“在并时诸贤中称最钝拙”，但他乡试考了七次才中秀才，会试三次才中三甲，这都足可以证明他确非天资聪颖之人。

    在他的家乡有一些传说，说曾国藩少时背书背得慢。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想去曾公家里偷东西，恰好曾公在背书，就蹲在房梁上等，等曾公背书背完了就下去偷东西。只见曾公摇头晃脑在那儿背，背了好多遍却还是背不下来，小偷很着急。小偷也想快点偷完东西回家睡觉啊，但曾国藩还在一遍又一遍地读。

    最后小偷实在是等不了了，从房梁上跳下来，大声把那篇文章背了一遍，说了句：“这么笨还读什么书啊！”然后扬长而去。

    只有一次，据说曾国藩被赞为奇童。

    当年只有九岁的曾国藩跟着父亲到县学，一先生出“君子保身”让曾父来对，曾麟书答以“小人有母”，曾国藩却在一旁应声对作“帝乙归妹”，被赞为奇童。不过也有说这是他弟弟曾国荃的掌故。除此之外，少年时代的曾国藩，还真是数不出来多少奇异之处，似乎跟他的蟒蛇转世传说都有些不太搭。不说考了好多次乡试未中，其志向也不过是想好好学习，最终考个功名，光宗耀祖而已，更无流芳后世的惊人之语。因为那个时候的曾国藩，眼界不宽，学识不高，年纪不大，阅历尚浅，智力一般，僻处于村间乡野，直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天下不过井口之大，何曾有大志可立？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和学识的增长，特别是得遇名师良友的指点和提携之后，曾国藩的志向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高远宏大。

    二十一岁那年（1832），是曾国藩树立大志向的开始。

    这一年，他的父亲曾麟书让曾国藩离开家乡到衡阳汪觉庵所办的唐氏家塾念书，汪觉庵本是衡阳名士，学养深厚，对曾国藩又不乏青眼，从而使曾国藩受益匪浅，进业迅速。后来又回本县涟滨书院学习，得当地名士欧阳凝祉的指点。

    据说一开始，欧阳凝祉是很讨厌曾国藩这个门生的。因为曾国藩长相不雅，身材瘦小，体格也弱，一双阴骘的三角眼，更是表现出一副难登大雅之堂的形象。按《麻衣神相》的说法，这种人将来不是无赖便是恶霸，绝难有什么正果可成。而且，曾国藩生了一身癞皮癣，天天痒，天天搔，经常是白屑纷飞，血污满身，很是令人厌恶，弄得与他在一起学习的人都很烦。

    但很快，欧阳先生就喜欢上了曾国藩。因为曾国藩的一首诗，他从这首诗中看出了志向远大的曾国藩绝非凡人，日后定大有作为。这首诗就是曾国藩的《小池》：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

    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

    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欧阳凝祉见此句大为讶异，不觉对曾国藩刮目相看。越仔细观察越发现曾国藩身上的诸多优点。他发现曾国藩不仅志大品高，做人有礼有让，做事也明明白白，尤其是自律、自制能力很不一般，而且奋发上进，其识见和悟性均高于同龄的学生。欧阳先生看到了曾国藩比外貌更重要的内涵，自然对他另眼相看，而且相处愈久，愈觉得他与众不同，前途不可限量，因此主动将闺中长女玉英许配给了曾国藩。对他的提点自然更加用心。

    涟滨书院的山长刘元堂，见到曾国藩的这些诗文，也叹赏不止，认定曾国藩必成大器。因而也时常点拨于他，这更让曾国藩开始立下高远的志向。

    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曾国藩，足迹也从未踏出过湖南。二十四岁中举人之前到过的地方仅有长沙、衡阳等地。从未走出连绵群山的曾国藩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时文，见闻有限，眼界狭窄，孤陋寡闻，学问根基也比较肤浅。加之除了几位老师外，在家乡的同辈人当中，他也没有结识到更多高朋良友，能对他的人生道路有所影响。他只能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金榜高中就是最大的理想，因为科举考试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出路。坐井之蛙，哪知天空广阔，江海无边？

    道光十八年（1838），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入京为官，这一步，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第一步，更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因此，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当官绝不为钱”的誓言。他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林，予不食言。”此誓既立，他一生都践行如故，从未逾越自己的誓言半步。哪怕是在极度拮据之时，也从未动过捞钱的念头。

    也是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有志于学”的志向。初到京城，曾国藩读了大量的书，因为入了翰林，所以很希望自己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翰林院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五门，手钞笔摘；加上他在京都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问时日，因而学识大进。特别是那些良师益友，对他的志向和情趣，影响尤深，大大提升了他的境界和眼界，识见大进，开始摆脱井底之困。

    因为有了高远的志向，曾国藩才不再是湖南乡下荷叶塘中苦读的乡下孩子，也不再是只看到乡下山水的无识之士。

    到了京城之后，他在京师结交了许多名流学者，其中有的成为他生平好友，有的则成为他日后事业发展的引路人，还有的对于他的文学造诣很有帮助。而从京城结交的这些良师益友那里，曾国藩明白了个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他以“学做圣人”作为人生目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

    从而，使曾国藩跳出了个人的狭小世界，终脱井底之困，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俗话说得好，“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因为其志高远，眼界也自然不一般，不再是坐井之蛙，而是山顶的雄鹰。所谓“坐井之蛙只有一孔之见，登山之人方知天外有天”，志向立得高了，世面见得广了，眼界、心胸自然也会不一样，所忧所虑也必然不再是一人一身之忧虑，所思所想也当然不再是一时一地之所得，而是放眼江海，心怀天下，从此不再有井底之困！

    3.先“涤生”后“国藩”，两次改名明志

    曾国藩立志，不像很多人停留于口头上，他是为之付出了实际行动的，两次改名就是其行动之一。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乳名宽一。也有说字居武，取“曾子居武城”之义。

    小时候在荷叶塘，村人及长辈都叫他“宽一”、“宽仔”、“宽伢子”。曾氏一族，本是山东嘉祥孔子主要门徒之一曾子曾参宗圣的第七十代孙，后曾家从山东嘉祥先后迁至江西吉安、湖南茶陵、湖南衡阳唐福、湖南衡山白果，最后才迁到湖南湘乡荷叶塘定居。在曾子后人中的辈分为传字辈，故又有一个本族的派名叫“曾传豫”，但他最响亮的名字还是“国藩”和“涤生”，名为“国藩”，字“涤生”。而这个字和名，都是后来改的。

    道光十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学习，受欧阳凝祉的指点。这是曾国藩走出荷叶塘老家的方寸之地，第一次跟随名师，接触新思想，这对于年轻的曾国藩而言，在思想和境界上，都是一次突变。

    这个时期，曾国藩所读的书，所接触到的思想，所受的师长的教诲，都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这让曾国藩对自己过去的浑浑噩噩愧悔不已。他夜读《了凡四训》，对了凡的观点更是佩服有加，于是取袁了凡之“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把自己的字改为“涤生”，表明自己要从今日始，涤旧布新，重塑新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这个新生，就是他在志向、人格和追求上面的全面开始。

    事实上，曾国藩自打到衡阳读书之后，其志向和面貌都焕然一新，不再是从前荷叶塘那个半耕半读的农家书生，也不再是只会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一次又一次走进科举试场考功名的寒门学子，他已经渐渐成长为一个心忧天下、心怀大志的有志青年。改名正是他改变志向、心怀远大的一个表现。虽然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考中，但其志已隐隐有大家之气。如道光十五年（1835），二十五岁的曾国藩在生日这天，有感而发，写下一首志向远大、气势如虹的好诗：

    乙未岁暮杂感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竞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气吞云梦”、“铲平君山”、“斩蛟屠鲸”，这样的志向，早已不是荷叶塘中人可语！这首诗也被很多研究曾国藩的学者认为是曾国藩自身大变的真正开始，也是明昭志向、预示以后立下不世奇功的一个旁证。

    对于改名涤生以明志之事，曾国藩道光二十年六月日记中有一条专记此事，可以看出他改号的真正含意：

    忆自辛卯年（道光十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熟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谈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储蓄，可以借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谨记于此。六月初七夜记。

    可以看出，他自改名号，为的是“困知勉行，无失词臣之体面”，并能“以文章报国”。这是二十岁时改号的志向。而十年过去，他仍在自省，惕励自己，以远志自勉。三十一岁时，他在致诸弟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修业，为的是什么？不外乎上为君上分忧，下为百姓安境，中为己身大展鸿抱，以伸大志而已。

    如果说曾国藩的第一次改名是自省自励、修身自奋、求志以伸的话，那么他的第二次改名，就更加明明白白地表明了自己高远的壮志和内心的期许：要做国之藩篱！不过，据说这个名字并非他自己改的，而是他的座师穆彰阿帮他改的。正好合他“澄清海内、藩卫国家”之志，于是欣然从命，从此便改为国藩了。

    据史料记载，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在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不久后又在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为“同进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当时的主考官，正是当时的朝廷重臣穆彰阿。

    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一时权倾内外。同时他也是个极爱才的人，最喜欢招揽人才到自己的门下。《清史稿》记载他“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所以一见到有才华的曾国藩，穆彰阿自然有意延揽。

    据史料记载，主考官穆彰阿一见曾国藩的文章就非常喜欢，当即给曾国藩一个第三名。名单呈给道光时，穆彰阿又特地将曾国藩大为赞赏一番，道光皇帝一边听穆彰阿吹捧，一边粗看了一下曾国藩的文章，颇觉有意思，就用朱笔画成了第二名。

    曾国藩就这样顺利地入了仕途，他十分感激这位主考官的知遇之恩，当晚就去拜见恩师。穆彰阿接见曾国藩时很是热情，他先是大加夸奖一番，然后从古之立大事者不光靠的是天分说起，勉励曾国藩要一生勤于治学，不可懈怠，日后定会大有作为。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热血沸腾，他看到了这位恩师对他寄予的厚望，他眼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声音说：“大人的知遇之恩门生永远铭记，牢牢记住您今晚的教诲，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这时候，穆彰阿才问曾国藩，“子城”这个名字是谁取的？曾国藩说是祖父取的。穆彰阿觉得“子城”有些小气，就说要给他改个名字。曾国藩自然喜出望外，遂赶紧说：“请中堂大人赐予。”穆彰阿注视曾国藩良久，郑重其事地说：“足下今为翰林，我朝宰辅之臣大半出于此地，足下切莫以一名士才子自限，而要立志做国家的栋梁之才。老夫想足下当改名为国藩，取作国家藩篱之意。足下以为如何？”曾国藩连连点头、万分感谢，当即离开座位，在穆彰阿面前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自此之后，曾国藩不仅开始正式启用“国藩”为名，而且时刻以“澄清天下、藩卫家国”为志。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做京官的十多年中，处处以国为先，以君为上，为国为君，竭尽所能，日夜兢兢。在京城为官，他交朋结友，访贤拜师，虚心求学，沉心读书，关心国事，不断进言，以伸其志。不仅在京城同乡、同年及同僚中留下了相当好的名声，即便是在皇帝和朝中重臣心目中，也都留下了“好学上进”、“足堪大用”的好印象。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曾国藩学问和识见飞速提升的时期。这期间他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所订“课程”十二项中，专门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等。可以说，京宦十二年，是曾国藩后来实现自己的志向，成为一代大儒、一代圣贤、一代伟相、一代名帅的坚实奠基期。

    4.连升十级，仍思进取

    曾国藩在京城的仕途，可算是相当顺利。所谓“十年七迁”，一直为人所称道。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十年七迁”、“连升十级”的。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所谓庶吉士，又叫庶常。其名称源自《书经·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

    庶吉士虽然前途远大，品级却并不高。按清朝的官员制度，只能算是“从九品”，属于官员等级中的最末等。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也就是每品有二级。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作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庶吉士因为是实习生，只相当于从七品。

    曾国藩的第一次升迁，就从从七品进到了正七品。1840年4月17日，散馆。钦命题“正大光明殿赋”，以执两用中怀永图为韵，诗题赋得“人情以为田”。取列二等第十九名，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为正七品。

    第二次升迁是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之后，而且是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三岁。

    三月初十日，皇帝在正大光明殿考试翰詹，钦命题《如石投水赋》，以陈善闭邪谓之敬为韵。《烹阿封即墨论》，诗题赋得《半窗残月有莺啼》。钦定一等五人：万青黎、殷寿彭、张芾、萧良城、罗衍。曾国藩考试成绩为二等第一名。十四日引见，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一下子升了三级，由正七品升到了从五品。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1843年4月22日）给祖父的信中，详细说到了这次考试和升官的情形：

    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孙初闻之，心甚惊恐，盖久不作赋，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大考，到今仅满四年，万不料有此一举，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悚。孙与陈岱云等在园同寓。初十日卯刻进场，酉正出题目另纸敬录，诗赋亦誊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场者三人（邵灿，己亥湖南主考；锡麟；江泰来，安徽人），病愈仍须补考。在殿上搜出夹带，经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名如山（戊戌同年）。其余皆整齐完场。

    十一日，皇上亲阅卷一日，十二日钦派阅卷大臣七人，阅毕，拟定名次进呈。皇上钦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孙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另有全单。十四日引见，共升官者十一人，记名候升者五人，赏缎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赏缎）。孙蒙皇上格外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讲，十七日谢恩。现在尚未补缺，有缺出即应孙补。其他升降赏赉，另有全单。

    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雍正二年）唯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道光十三年）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孙学问肤浅，见识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唯当竭力尽忠而已。

    从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此次连升三级，还是颇为自得的，因为“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并孙三人而已”，而且是一下子由正七品升到了从五品，一夜连升三级，更是少有，难怪他现得意之色。

    不久之后，第三次晋升。这一年的六月，钦命曾国藩作为四川的正考官，赴四川监考。十一月二十日，回京复命，又升一级，充文渊阁校理，为正五品官职。当年十二月初七日，转补翰林院侍读，不过不算升迁，还是正五品官职。

    第四次升迁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这年三月，三十五岁的曾国藩被钦点为会试考官，“荐卷六十四本”，湖南这一届考得相当不错，曾国藩在为长沙馆题名时写了一副对联“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传为佳话。五月初二，被授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为正五品。次日具折谢恩，召见于勤政殿。

    六月，第五次升职，转补左庶子。当年十二月十二日，补日讲起居注官。

    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六次升迁，充文渊阁直阁事，为从四品。

    一年之内三次迁升，这在翰林院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可见当时曾国藩在道光皇帝心目中还是相当有地位的。

    经过六次的迁升，曾国藩由从七品升到从四品，这中间恰好六个台阶，一次升一级。这样的速度已足令人惊讶了。但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升迁在后面。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再次奉旨参加翰詹大考。钦命题《远佞赋》，以清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诗题《赋得澡身浴德》。得了二等第四名。照说成绩并不算好，但道光皇帝还是相当赏识他。奉旨记名遇缺题奏，赏大卷缎二件。六月二日，曾国藩第七次升迁，并且连升四级，由从四品直升从二品，被授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位列卿贰，跻身大员，一夜之间，改头换面！

    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七岁，是他入仕的第十个年头。曾国藩完成了十年七次升迁连升十级的官场奇迹。三十七岁而至二品，是湖南绝无仅有的第一人；而中举十年就能升至内阁学士者，全国包括他一起，也不过三人。曾国藩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传奇！这就是所谓的“十年七迁”、“连升十级”。

    对此，曾国藩虽然一贯行事低调，言语谨慎，但还是忍不住自我表扬了一次。在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与诸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六月二日，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泽，予得超升内阁学士，顾影扪心，实深惭悚。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实不及彼二人远甚，以是尤深愧仄。

    其后，曾国藩虽然品级没有再晋升，但历任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五部侍郎，最多时一身兼任三部侍郎，可见皇帝对他的欣赏和信任，可谓重权在握，前途无量。

    在这样的顺境中，一般人都会沾沾自喜、骄矜自许或是洋洋得意、自狂自傲了。官至二品，前途无量，皇恩深重，臣僚钦敬。即便再努力，也不过再升两级，就到达顶峰，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还需要每天兢兢惕励、克己奋进吗？好好享受这样的生活，好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才是正理。

    但是，曾国藩从来没有这样想，他的志向、他的目标、他的坚忍、他的奋进以及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都不允许他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和懈怠。

    曾国藩知道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什么意思，越是安逸的环境其实越能消磨人的斗志，越能磨灭人的激情。如果耽于安乐，最终必然被困于安乐，甚至死于安乐。

    所以，这个功成名就的湘乡青年，并未陶醉于人生得意的风光时刻，而是竭力地寻求冷静和淡定，追求自己心中的大目标、大志向，日思进取，而不是让自己困守于安逸的生活之中。

    入京十二年，他一直兢兢自勉，刻苦努力，从来没有想着享受安逸的生活，而是时时奋进，一心向学，见贤思齐，奋起直追。在《曾国藩年谱》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刚中举人，年谱中说他“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读书自为课程，编摩记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曰‘过隙影’，曰‘馈贫粮’，曰‘诗文钞’，曰‘诗文草’”。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为了对自我改造的过程有迹可循，他开始书写日记，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和所读之书，名曰《过隙影》，并终生不辍。

    道光二十二年，他升任翰林检讨，“公益致力程朱之学，同时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序、仁和邵公懿辰及陈公源衮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其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言。每日必有记录，是为日课。每月中作诗、古文若干篇，是为月课。凡课程十有二条：一曰主敬，二曰静坐，三曰早起，四曰读书不二，五曰读史，六曰谨言，七曰养气，八曰保身，九曰日知所亡，十曰月无忘所能，十一曰作字，十二曰夜不出门”。

    也是在这个时候，由于曾国藩的名声好，学问高，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出任武会试正总裁，录取六十四人。又出任殿试读卷大臣，新科名士如李鸿章、郭嵩焘和李宗义都成为曾国藩的门生，为曾国藩筑起了丰厚的人才基础。

    在升官的顺境中，曾国藩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己的志向和理想，克己自律，进德修业，使自己时时保持清醒，从而不让自己为安逸和顺境所困住。

    他一贯以谦虚谨慎为立身之本，他说：“盖天下理，满则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所以，不论是连升四级，还是三十七岁升至二品，“本朝未尝有第二人也”，即便是对兄弟，他也不曾沾沾自喜，反是“顾影扪心，实深惭悚”，想到的不是骄傲自满，而是惕励自省。

    这样的处世之道，自然会让他面对任何事情时，都能冷静而清醒地面对，绝不至于被顺境所困，被安逸所败。

    5.内外兼修，“内圣外王”是这样炼成的

    “内圣外王”是儒家人格和思想的极致。

    所谓“内圣”，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要在自己的内心做一个圣人，意思是人要修身养德，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外王”，字面上理解，就是对外施行王道，也就是儒家所推崇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内圣外王”通俗地讲，“内圣”就是修身；“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但是，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因为这需要极强的毅力，极久的恒心，极高的自省自制力，经过长久的修行，才能成为世人的精神模范，成功“立德”；还需要举世罕见之奇才，千载难逢之机遇，才能完成大事业，立不世之奇功，做到“立功”；更需要世所无匹之学识，孜孜不倦之勤奋，勤学苦读，着录不辍，才能为后人留下学说和思想，做到“立言”。

    天赋异秉、超凡入圣的人并不少见，要做到其中一个“不朽”也不算太难，但同时要求一个人做到“三不朽”，实在是难上加难。不说人生苦短，也不说天赋有限，仅仅是机遇，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滔滔而下，真正做到了的，有人说只有两个半，即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半个）。即便是半个，曾国藩也位列其中。但很多人还是认为，曾国藩就是一个“完人”！

    曾国藩为什么能成为“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完人？因为他立志要做这样的人，他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明确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这一志向：“吾有志学为圣贤”，这样的志向，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自省、自责、自胜、自强的圣贤之路，使他每一天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内外兼修，苟日自新，既“进德修业，克己自律”，又“专志于学，勤于着录”，更重要的是，历史给了他一个立下不世奇功的最好机会——剿灭太平军，这样才使他最终世所罕见地完成“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成为“内圣外王”的“完人”。

    “进德修业”，是曾国藩成为“完人”的重要前提。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给其弟的信中就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在曾国藩看来，“科名者，食禄之阶也”，“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

    “进德”，也就是通过自我的修炼来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达到“内圣”的境界。曾国藩认为内圣“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

    慎独，就是做事情不管有无监督或制约，都要秉持原则，不存侥幸，自觉为善，循理而行，这样才不会形成什么隐患；主敬，就是做事要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求仁，就是要培养爱心，要有民胞物与、大公无我的胸怀；思诚，就是对人要有诚信，做事要专注。曾国藩的修身进德，正是从这些方面入手，坚持有恒，日日勤修，以圣贤为榜样，向圣贤靠近。

    三月十四日写给儿子的《与纪泽纪鸿书》中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前四字是内在功夫，后四字是外在功夫。”年近花甲，他却依然在默省，在修炼。正是在这样逐日检点、事事检点的自律自省中，坚持有恒，才使他日进日精，不断完善，最终“内圣”有成，并外化为王，走向了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辉煌。

    他是做官的道德楷模。曾国藩毕生勤于政事，清正廉洁，住不尚奢，衣不尚新，食不尚精，几只旧木箱随他辗转南北。他肃贪官、严吏治、倡学风、开书局、办工厂，官德官声，可圈可点。功绩就不说了，只说他的清廉，就足为后世效法。

    曾国藩做官几十年，不管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宫廷掌印，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发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说到做到，不管是初到京城的穷困窘迫之时，还是后来身居高位的富足显贵之时，他都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职权来得半文钱的利。也从来没利用过生日或是其他的名目敛过半分钱财。反是日记中常有谢客拒礼的记载。“是日，余五十四生日，谢绝诸客，唯家中儿女辈庆祝。”“是日贺节者皆辞不见。”他去世后，家中留下了一万八千两银子，没有田地、房产及其他，是他的全部家当。听起来虽然还不少，但如果一比较，他的清廉就非常突出——李鸿章去世后留下的是四千万两银子，土地二百七十多亩。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曾国藩官至一品，而且总督两江、直隶，从二十八岁中进士始居官三十多年，却不过一万八千两遗产，其清节可以想见。据说他死后五年，因家人病重看病花不起钱，长子曾纪泽实在没有办法，就向左宗棠开口，通过左宗棠向曾国藩曾经的下属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事后非常感动，送给曾纪泽三百两白银，还在家书里面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表里如一、清廉非常的官场楷模。他所秉持的居官之道——清廉、勤俭、谦逊、耐烦、谨慎、稳适，以及应戒昏、戒傲、戒贪、戒诈等，正是后世官场的圭臬。所谓“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学岩”，曾国藩确实是官场的楷模。

    他也是齐家的典范。曾国藩注重家风的培育和子弟的教育，不管公事多忙，战事多紧，他从来就不吝惜写家书，他一生写给祖父、父母、几位弟弟和儿子纪泽、纪鸿的家书，共有三百三十多封，二百多万字，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而且家书里包含了治家、修身、劝学、理财、济急、交友、用人、行军、旅行、杂务等各个方面，几乎是立身处世的一部百科全书。

    曾国藩最注重家庭和睦。“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话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融融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曾国藩齐家理论以“和”字为中心，铺陈开来，总结出齐家的八个“本”字格言，作为家训，要求众子侄谨记，作为治世、治家之训。他在家书中说：

    “家中兄弟子侄，唯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

    后来，曾国藩继承家教衣钵，为之编成顺口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曾国藩尤其反对奢侈，主张勤俭持家，他自己也是勤俭的典范。曾国藩的生活非常俭朴。在两江总督衙门里的卧室陈设异乎寻常的简陋：床上铺的是草席，被子是乡村土织布。在穿衣方面，曾国藩从来不追求绫罗绸缎，越贵越好，相反地，平时都是穿着家里人为他织的土布衣服。他的马甲上打着补丁，连当时的寒士都不会穿这种马甲。曾国藩家中置有棉花车，每天家中都传出纺织声，时常让家人也要勤俭，不要忘记祖训，他认为“唯俭可以养廉洁，唯勤可以生明”。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其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

    在吃饭方面，更是简单。人们常常称他为“一品丞相”，一来是因为他官至一品，二来是他每天吃饭只有一道主菜，多半还以豆腐为主，吃得很简单。家中的厨房里也从来没有火腿、鲍参等名贵食材，甚至连酒都很少有。他们家来客人了，都是临时去买一两斤来喝。以至于他晚年的秘书赵烈文都不得不感叹：“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

    居住上，曾国藩更是反对大兴土木，建造豪宅。曾国藩在湘乡的旧宅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看起来有点破落的感觉，随着曾门兄弟发达之后，人丁日渐兴旺，亦经常会有客人登门拜访，在此情形下，旧屋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1865年，九弟曾国荃出资七千串铜钱将旧宅改造一新。本来这样做对于他们的身份来说并不过分，但曾国藩得知后却非常生气，他更一怒之下，发誓绝不踏进新宅半步。他认为九弟“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并说入住新屋很容易，但是搬出来就很难，此种做法没有为子孙后代做出好的表率，贻害无穷。

    他还经常告诫众子侄，兴家之道，不外乎男女人等持家待物，勤劳节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虚谨慎。败家之道则反其道而行之。轻视傲慢师长，讥讽别人之短长，这就是骄气。由骄而奢侈，而淫逸，而放荡，以至于无恶不作，这都是由骄气引起的。要稍有所成，必须戒除这个恶习，努力剔除其骄傲，长辈首先要做出表率。此外，还要兄弟友爱，交友谨慎。

    他更是治国的功臣良将。他积十几年之功，最终打败太平天国，挽救了风雨飘摇中的大清江山，立下了不世奇功；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并成为晚清解放思想、力图开放、“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开一代先风，铸全新世风。

    而这一切，无一不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所决定的。他立志要做“内圣外王”一完人，于是痛下决心，数十年的修炼不止，终于成就了自己的壮志，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并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事业，真正成为万世景仰的“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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