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败于岳州，退兵以图再起

    如果仔细研究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的战斗史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很多情况下，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都是先败后胜，败了再胜，一败一胜，胜败交替。

    每一次的胜利之前，似乎都需要无数的败战来做铺垫，好像没有败就不能胜一样。当然每一次的败之后，也必然会有一个反扑，取得胜利，并且就在这样的一胜一败的反复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其实不是曾国藩和湘军故意为之或是真正与太平军实力相当，只能做拉锯式的战争。而是曾国藩及湘军那股不服输、不认输、不愿输的“劲儿”在起作用。

    湘军创建之初，经验不够，兵力悬殊，吃败战本不算稀奇。要知道当时的正规军绿营兵更是败战不断，几无还手之力。但湖南人不怕死、不服输的倔强性格，让他们绝对不愿意甘心败绩，甚至一败涂地，他们刚硬强挺的性格，注定他们会卷土重来，并且不胜不归。所以，即便湘军初战时，一败再败，但胜利也是一来再来。

    比如初战岳州，小胜后即大败，出师不利，损兵折将，但他们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徐图再起。

    在衡州经过五个月的招募和扎实操练，湘军迅速壮大，成为一支拥有一万多人、纪律严明、军威齐整的劲旅。

    而这时，太平军却更为强大，以不可阻挡之势强势进攻。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攻克金陵，斩杀守城将军祥厚，驻守金陵的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也被斩杀，太平军以百万之师进驻金陵。

    几十万清军见此阵势，不战而败。太平军于是定都金陵，正式建立太平天国。随即分兵北伐和西征。西征军共五万人，兵分两路，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将庐州攻克，时任安徽巡抚的湘军名将江忠源因不愿落入太平军之手而投水自尽；咸丰四年（1854）正月十五日，西征军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曾国藩的座师吴文镕在这场战役中战死。

    接着，西征军又一举将武昌攻克，并于咸丰四年正月再次进入湖南，接连攻占岳州、宁乡、湘阳等地。太平军直接威胁着湖南省会长沙。清朝政府陷入慌乱惊恐之中。

    此时绿营兵兵力弱化，无力迎战，不得已，咸丰帝诏命曾国藩立即调动他的湘军，前往武昌，以缓紧张局势：“此时唯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贼之吭。此举关黎南北大局，甚为紧要，该侍郎应能深悉紧急情形，兼程赴援也。”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起，曾国藩带领水陆两师一万多人雄心勃勃地进行“东征”，临出发之际，还发布了着名的《讨粤匪檄》。大军从衡州出发，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其威猛整齐之态，非绿营兵可比。这正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来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坚韧自励、艰苦训练的结果。大军只在长沙驻扎两天，即开赴岳州。

    当时石达开的堂弟石祥祯守卫岳州城，领有三万人马。曾国藩率领军队行进，当走到离岳州城还有三十里远的时候，探马来报，说岳州城里太平军已经消失了踪影。曾国藩心里十分高兴，以为太平军一定是对湘军的声势感到害怕，所以就望风而逃了。这样，曾国藩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岳州城。初战告捷后，曾国藩立即就将功劳报给了咸丰帝。

    太容易得来的胜利来得快去得更快。被首战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曾国藩和湘军，很快被太平军的反击打得无还手之力，岳州被太平军攻占。而且，当时正逢岳州一带狂风大作，掀起了洞庭湖汹涌的波涛，泊在水面上的湘勇水师根本无法对付如此的大风大浪，士兵溺死众多，船只损坏更为严重，战船、辎重船漂沉二十四艘，撞伤数十艘。五千水师几乎全被击垮，根本不可能再对抗强大的太平军。

    曾国藩审时度势，不敢进行长时间的战斗，只好带着随从自岳州城中仓皇出逃。幸好水师船只前来接应，跑到船上的曾国藩才逃过了此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命令部队暂时退回长沙。

    曾国藩给皇帝连上两折，一为《岳州复失水勇退回长沙防剿折》，二为《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请求皇上降自己落败之罪，同时也说明了出师不利的原因。咸丰皇帝严厉指斥了曾国藩，同时又给了他将功赎罪的机会。说他“曾国藩统领水陆诸军，调度无方，实难辞咎，着交部严加议处”，同时又让他继续带兵攻敌“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克复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迟误”。

    曾国藩接到上谕，心情略宽，那股子不服输的豪气又冲上来：我就不相信我所创建的湘军就如此不堪一击，不能与太平军对峙，不能灭了贼匪！一战即败又如何？总有一天，要灭了太平军，扬湘军军威，为自己争一口气！他这时只想着一件事情：如何抓住时机，将所有的太平军全部消灭，一雪战败之耻，二争湘军之志气！

    于是，曾国藩决定忍辱负重，暂时放下此次大败的阴影，带领湘军在长沙休整，重振军心，以图再起。这种不服输的性格，也是曾国藩困不住的内在动力。

    2.二败于靖港，宁死也不服输

    尽管曾国藩打败太平军的决心很大，然而，一路凯歌高唱的太平军根本不给他休整的机会。太平军决定乘胜攻取长沙，并剿灭曾国藩的湘军。于是决定水陆并进，分两路先攻离长沙九十里的湘潭和五十里的靖港，以期克定两地，消灭湘军，再攻长沙。曾国藩和湘军未及喘息，就不得不再次面对太平军的猛烈攻击！

    靖港地处湘江西岸，距省会长沙五十里，水路畅通，帆影不绝，曾为湖南四大米市之一，商贾云集，市场活跃，为境内第一繁荣集镇，有“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之景象，是个很繁华的古镇，更是进入长沙的要冲。曾国藩把各路水军布置在靖港外围，建好坚固的炮台，严防死守，决计一雪前耻。

    由于曾国藩守势甚严，太平军转而攻湘潭。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太平军大将林绍章率领着七千人马进攻湘潭，湘潭城内五百守兵早惊吓不已，全都不战而降。于是太平军毫不费力就攻克了湘潭。

    湘潭失守，湖南巡抚骆秉章焦急万分，他赶忙亲自去找曾国藩，希望他能够把湘潭夺回来。但曾国藩因为求功心切，并不想去夺湘潭。他想朝廷给他的命令是要他克岳州、援武昌，湘潭之失，与他并没有多大关系。

    岳州之败，他忍辱退回长沙，已经颜面尽失，此次如倾巢对付湘潭的太平军，胜利了倒还可以，如果失败了，那湘军以后如何立足？况且太平军分兵攻打湘潭，就必然会在岳州一带造成军势上的弱势，若能乘虚越过岳州，前往武昌，那么会比夺回湘潭要有意义得多。因而，虽然幕僚们都力主先攻湘潭，但曾国藩还在犹豫。但这一犹豫，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长沙乡绅密告曾国藩，说是靖港内贼寇数百人，可以一举取下靖港，曾国藩动心了，于是率领大小四十多只战船，水陆两师五千多人浩浩荡荡向靖港进发，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正是太平军意图消灭湘军的一个圈套。

    靖港位于湘江、资水交汇的地方，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经设置了铜官，所以才有“铜官渚”的称号。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坐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想一举拿下靖港。

    可是，在进入靖港之后，街上连太平军的影子都没发现。正在纳闷之际，他们就遭到了一阵密集炮火的攻击，部队立即就乱了阵脚。这时，埋伏在铜官山的两万太平军才从山上直奔下来，将湘军吓得溃不成军。

    与湘军同来的团丁还没有和太平军兵刃相接，便望风而逃，带动湘军陆师也向后奔逃。因为中了敌人圈套而气恼万分的曾国藩见部队不战自溃，感到无比气愤，便离船登岸，来到浮桥桥头，插了一面旗帜在那里，手执宝剑，高喊：“有退过此旗者斩！”

    但是，湘勇们为了求生，根本就顾不得自己的统帅说了些什么，他们仍纷纷后退，并为了抢过浮桥逃命而争先恐后。由于争抢过于剧烈，结果浮桥桥板毁坏，桥上人因此跌落水中。看到陆师溃不成军，水师便不等号令，纷纷升起船帆，四散逃去，一边还胡乱地朝岸上开炮。

    曾国藩见战事已经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便混在侍卫从中匆匆上了拖罟，盲目地随着溃退的战船往后退。

    不料，天公不作美，西南风突然刮了起来，本来水流就十分湍急的江面，这会儿要想逆流行舟更是不可能。曾国藩眼见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耳边又听到有人到处在喊“活捉曾剃头”，心中想着此次败绩真是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又想自己自衡州出师以来，与“长毛”打的两仗，都以惨败告终，辛辛苦苦训练了一年、期望建不世之功的湘勇，竟是如此不堪一击。曾国藩灰心至极。

    “活捉曾剃头”的喊叫声从后面铺天盖地压来，似乎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了。他想要是今天真被贼寇活捉，很有可能被他们抽筋、剥皮、点天灯、五马分尸、剜目凌迟、枭首示众！“不行！我堂堂朝廷二品大员，岂能受贼寇的侮辱，还不如自己一死干净。”曾国藩下定自尽的决心，便步出船舱，两眼一闭，就向湘江的激流旋涡中跳去，眼看就要葬身激流之中。幸好，身边的一个侍卫眼疾手快，从船尾座舱中跳了下来，直扑旋涡之中，一把抓住了曾国藩，将他拖上船去。

    苏醒后的曾国藩还是无精打采，又羞又愧。觉得自己一败再败，上愧皇上天恩信任，下愧死难将士，自觉无颜有生，死志不绝。

    特别是正在他失魂落魄的时候，湖南官场却为祝贺贪官陶恩培荣调山西布政使而大办盛宴，官僚们酒足饭饱之后，把陶恩培送到江边上船。这个码头离湘军大本营近在咫尺，却没有一个官员顺便去慰问刚刚吃了败仗的湘军。

    曾国藩本就被失败笼罩的悲凉心境，又惨历世态炎凉，心中除了耻辱，更多的是灰心。于是，他写好了给皇帝的遗折，称：“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臣于初二日，自带水师陆勇各五营，前经靖港剿贼巢，不料开战半时之久，便全军溃散。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缺廷，即于今日殉难。论臣贻误之事，则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则万古不肯瞑目。”还让弟弟曾国葆为他备好了棺材，下定了以死殉国、殉湘军的决心。

    从出山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立定了一个志向：“一不要钱，二不怕死。”“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以死殉国”对于他来说，都是最好的归宿，因而他不会在乎死，更不会怕死。如果一死可以表忠心，一死可以殉国难，一死可以雪耻辱，他都愿意慷慨赴死。

    要不是左宗棠突然到来，而且毫不留情地对曾国藩一番怒斥，可能曾国藩就真的杀身成仁，以死殉国了。

    左宗棠上船一见曾国藩蓬头垢面、委顿不振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又见他又是买棺材、又是上遗折，一副赴死的样子，更是怒不可遏，大骂道：“好你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曾涤生，你大丈夫不做，却要做愚夫村妇。你一死何足惜，真丢了湖南人的脸！湖南人有几个人服过输？有几个如你这样，打个败战就寻死？你若真的死了，我要鞭尸扬灰，劝说伯父大人不准你入曾氏祖茔！”

    左宗棠看曾国藩还是不动，又说：“你我都是湖南人，湖南人岂能轻易服输，岂能就此败退？孙子云：‘善胜不败，善败不亡。’经得起失败，才会有胜利。失败不可怕，怕的是败后一蹶不振，缺乏不屈不挠的气概。今日靖港之败，安得不是日后大胜的前奏？此刻溃不成军的湘勇，异日或许就是灭洪杨、克江宁的雄师！”

    左宗棠还拿出了曾国藩父亲转来的家信。信中说：“儿此次出，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而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哭尔。”

    父亲的这几句话，加上左宗棠的怒斥，恰如当头棒喝，让曾国藩从赴死的决心中豁然而醒，是啊，我这样不明不白地自杀，有什么用？我就这样服了输、怕了反贼吗？我就这样一败涂地、不报仇雪恨了吗？他想起祖父经常教他们“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话，血液中那种湖南人的硬气又涌了上来，那种隐忍坚定的执着让他一下子站起来，抓住左宗棠的手，激动地说：“国藩一时糊涂，若不是吾兄这番责骂，险些做下贻笑万世的蠢事！”

    曾国藩遂又坚定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且先忍住这份屈辱，暂压心头的愤恨，等来时重振旗鼓，再图机会，猛击敌寇，再雪此耻！曾国藩决定把靖港惨败的那一天，当成湘军将士雪耻报仇的纪念日。他没向皇上发遗折，而是重新招兵买马，造船配械，准备再与太平军死战。

    而此时，曾国藩的爱将塔齐布却在湘潭取得让人意想不到的十战十捷，将林绍璋的太平军给打败了，从而一举收复湘潭，太平军死伤几千人，湘军所取得的胜利很快将他从失败的阴影中拯救了出来，曾国藩对于湘军的信心大增！也对自己能够坚持下来，忍下一切屈辱，感到庆幸，同时也对“忍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梁启超说：“凡古能成大事者，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强。”曾国藩能够战胜失败，走向成功，就在于其之坚忍。在曾国藩看来，忍，不仅仅是忍耐，是忍让，更是忍辱，是忍而有为，忍而奋进。

    只要不服输就能不怕输，输了只要忍得住，守住自己，徐图再起，就一定可以等到胜利到来，等到云开日出，等到报仇雪恨，等到功成名就！

    3.三败于九江，重振信心从头再来

    经过了靖港之战的失败和湘潭之战的胜利，曾国藩吸取了不少经验，同时也得到了许多教训，对湘军进行了重新整顿，用有生气的兵员代替素质较差的兵卒，同时赏功罚罪，使湘军又焕发出原有的生机。

    胜利也接踵而至，竟然相继攻克常德、澧州，并在咸丰四年六月，再次攻占岳州城，终于一雪上次岳州失利的前耻，这让曾国藩感到一些欣慰。之后湘军水师又相继攻克城陵矶、蒲圻及湖北境内的沿江重要港口，塔齐布、罗泽南率领的陆军，在八月下旬又攻下了武昌远郊的纸坊，并攻下武汉。湘军一路凯歌高奏，无限风光，屡攻屡克、屡战屡胜的他大有一鼓作气将金陵拿下的气势。

    然而，大败后大胜、大胜后大败，似乎成了湘军和曾国藩的宿命。在接下来的九江之战中，曾国藩又遭遇到了一次重大失败。

    九江是长江上的重镇，对于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金陵）的保护作用非同小可，因此，洪秀全极为重视保卫九江。派大将林启容领一万人马严密把守九江。为了确保在战斗中不把九江丢掉，洪秀全又命令翼王石达开带领四万人马奔赴九江增援。而当时湘军只有水陆共两万人马驻扎在上游离九江十里远的竹林店，因为最近的连连获胜，加之水师装备精良，故虽湘军的兵力并不如太平军，曾国藩也并不怯阵。

    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师在九江重镇湖口江面开始了一场搏斗，太平军水师失利，掉转船头驶向鄱阳湖。湘军水师的二百艘舢板便全数出动，全力追踪到湖中。却不知石达开早已布下阵势，太平军船队将鄱阳湖进入长江的出口封住，炮弹齐发，湘军水师只得退向鄱阳湖的湖心。

    如此一来，湘军水师便被截为内湖和外江两股，不能相互接应，给湘军水师造成了致命伤。太平军趁机猛攻，九江守将林启容与小池口大将罗大纲带领数十只小船入江，趁着昏暗的夜色，冲入湘军船帮，进行火攻。湘军水师船只火焚水沉，溃不成军，连曾国藩的帅船也被对方围困俘获。

    曾国藩既愤又惭，无地自容，又投水自杀。但天不灭人，恰逢水师统领彭玉麟驾驶舢舨路过这里，于是就救他上船，送上岸去。

    曾国藩在岸上遥望浩浩水波，想到竭尽心血惨淡经营而成的水师，竟如此损于一旦，心如刀绞，痛不欲生，决意策马赴敌而死，惊得罗泽南、刘蓉紧紧抓住马缰不放，经过好一番拉扯劝解方才作罢。

    有很多人认为，曾国藩也算不得完人，因为他受不了挫折，一遇挫折就想自杀，前后竟有五次自杀的经历，可见其心理脆弱。而世之成大事者，莫不是心理强大、敢于直面失败和挫折之人。其实这是对曾国藩的一种误解。

    以当时当情来看，不论是靖港之败还是九江之败，其败之惨，已无复加。靖港一战，水师几近全毁，而九江一败，更是几欲涂地！湘军子弟尽亡，炮船俱损，曾国藩苦心经营、对之抱以很大期望的湘军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兵败师毁怎能不使之痛心疾首？

    对于像他这样一位以天地为己任，时盼为朝廷分忧、为百姓造福的圣贤心思，看到自己出师不利，惨败如此，又怎能不愧悔难当、无颜以生？同僚和官绅们的处处刁难、嫉妒，时人的挖苦、讥讽又怎能不使之羞愧难当？朝廷对他的猜忌、防范，又怎能不使之心寒不已？一系列的失败和打击，一系列的挫折和讥嘲，使他尝尽世态炎凉，历尽艰难辛苦，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难以承受。

    当郁积在心头的这些不顺之事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强烈到无法阻拦的绝望，必然使他产生轻生念头。

    但曾国藩毕竟不是普通人，他有着顽强的意志，更有着执着的性格，他血液中那种不怕输、不服输的强悍，使他能很快走出失败的阴影，摆脱自杀的消极，重拾信心，重燃激情，以“打脱牙和血吞”的无敌坚忍，终于摆脱了失败，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曾国藩后来回忆他的人生历程时这样说道：“吾初起兵，遇攻危，则有死心。自吾去祁门，而后乃知徒死无益，而苛生之可以图后功也。”

    可见他经历过两次大败两次自杀之后，终于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唯“苟生之可以图后功”，故从此死志已绝，而斗志重生。

    因而，自此以后不管什么样的艰难困境，曾国藩都能以超人的意志和无与伦比的坚忍，扛过去，最终成就的，就是立下天地大功的一“完人”！

    4.祈门受困，坚守到最后一刻

    1858年7月1日，曾国藩再度出山，相继迎来了事业中最为辉煌的时期。1860年6月10日，咸丰皇帝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8月10日，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办理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各军均归节制。终于授予了他一个实实在在的官职。

    在此前后，湘军在对太平军的战事中逐渐取得了主动。然而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困局之中。

    1860年7月28日，曾国藩留曾国荃等继续围困安庆，自己率湘军万余人渡长江入皖南，把中军大帐设在了祁门。九月下旬，太平天国发动了以救援安庆为目的的第二次西征，所采用的策略仍然是“围魏救赵”：由陈玉成部在长江以北西进，李秀成等部在长江以南西进，两军并进，直指武汉，以迫使湘军从安庆地区撤军回救。九至十月间，南路部队杨辅清、李世贤部相继占领宁国府、徽州府城。十一月，忠王李秀成的主力部队由江苏进入皖南，兵锋直指祁门地区，大劫难的阴影笼罩在祁门大营上空。

    祈门是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处于崇山峻岭之中，一条官道从县城穿过，东连休宁、徽州，南连江西景德镇，还与浙江联系紧密，扼地势要冲，当兵家之险地。

    然而祈门虽然位置重要，却远非屯兵之地。因为祁门除了那条通往景德镇和徽州的大道外，就只剩下一条小道通向边上的两个小镇，而城前的那条小河河水极浅，将它作运输军需之用是不可能的。水师无法停泊，只好停靠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长江，运兵运粮都不方便。而且“环祁皆山也”，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湘军大营驻扎于斯，特像瓮中待捉的鳖。一旦太平军把大道封锁包围，那么总督衙门将会受灭顶之灾，曾国藩就只能等着被捉了。

    因此，曾国藩身边的诸多幕僚对他进驻祁门都大加阻止，一致劝他前往相隔不远但更利于攻守、进退自如的东流。其得意弟子李鸿章更是直接建议：“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

    但是，皇上已经知道了曾国藩驻扎祁门的事情，如果轻易改变，既有欺蒙之嫌，对于两江总督至高无上的威严也是一种损害，而且大敌当前，忽移大帐，恐扰乱军心，断不可立即移师他处，因而虽然曾国藩也深感此地甚险，却还是执意不动，坚守不移。对于幕僚们不停的劝告，他甚至有些恼怒：“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幕僚们也不好再劝，只能听他的。

    曾国藩集结在祁门附近的部队，有鲍超一军六千人，朱品隆和唐义训部两千人，杨镇魁部一千人，以及从湖南调来的张运兰部四千人，共计一万三千余人，兵力远少于在皖南的太平军。而此时在他身边的仅有三千人，因此，祁门大营中的人免不了一夕三惊。

    曾国藩仔细研究后发现，要保祈门，必先守住祈门东面的徽州城。只要守住徽州，就扼住了陆路的咽喉，太平军不能从官道来袭，可保祈门安稳无虞。于是曾国藩派了自己颇为信任的李元度去守徽州。

    李元度和曾国藩的交情不一般。曾国藩组建湘军跟太平军作战的初期遭受多次打击的时候，李元度就一直伴其左右。从咸丰四年到咸丰十年这六年是曾国藩一生中的低谷时期，身陷困境，但李元度始终不离不弃，与曾国藩一起吃苦，度过了这段艰难岁月。

    对于当时长期陷在困境里的曾国藩来说，李元度的这种支持与忠诚比什么都要可贵，因此，曾国藩对李元度是非常感激的。李元度很有才华，特别擅长诗词曲赋与对对子，有“神对李”之称。他所写的《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评价道：“当时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巨着，这部书一定会风行海内，传之不朽。”曾国藩是非常欣赏和信任李元度的。

    但偏偏是这个曾国藩最信任的李元度，冒进蛮干，好大喜功，守城不到一天，就把徽州丢了！

    八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十余万人把徽州城围得严严实实，并趁夜色对徽州城发起猛攻。李元度眼看无法守住徽州城，便只好带着一帮残兵败将逃离了徽州城。羞惧交并之下，竟不敢回祁门复命，而在外游荡一个多月。曾国藩闻讯大惊，忧恨交加，整晚难以成眠。既恨李元度的不争气，更忧祈门将会陷入危困之中。他知道，又一次危险来了。

    徽州被攻陷后，兵分三路的十几万太平军长驱直入，直扑祁门大营，祁门因此断了粮草，并且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当时祈门大营只有两千多名守兵守卫，另有一万多官兵都是打了败仗而退下来的。外无援兵可求，内无守兵可派，两江总督成了真正的瓮中之鳖，情势异常凶险，几无活命的可能。

    除了有城边的榉根岭和羊栈岭两座山岭可以赖以防卫之外，祈门已经没有其他的屏障了。此两岭离县城极近，如果这两个地方被攻破，那么祁门也就守不住了。

    曾国藩在总督衙门，经常能够真真切切地听到从榉根岭和羊栈岭上传来的枪炮声。太平军的救援部队又把前来援救的各路部队完全挡在外围，因此曾国藩感到十分焦急。好在守卫榉根岭和羊栈岭的张运兰部依靠所占据的地理优势拼死抵抗，所以，太平军一时之间还不能把这两个地方攻下来。而一旦突破这两个守地，祈门也就不存在了。

    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劝他尽快从祁门撤退出去，太平军大军已经攻到离祈门二十里远的山岭前。但此时此刻，一个两江总督又怎能从战场上逃走呢？

    曾国藩身上那种不怕死、不怕输的劲头又来了，死又如何？为国尽忠，死得其所，逃走才是真正的有辱声名，贻笑千年。这样一想，曾国藩反倒安定下来，每天还是按部就班地办公，不过是暗暗准备好了宝剑，只等祈门营破就举剑殉国。

    但是，曾国藩命不该绝，正当最危急之时，湘军另一首领左宗棠于江西景德镇一带大败太平军，威胁着围祁门太平军的后路，迫使其撤围而去，同时爱将鲍超带领大军赶到，于二十日、二十一日大破太平军，把太平军从羊栈岭赶了出去。祈门之围顿解！

    曾国藩在祁门驻扎了十个月，其间凶险万状，屡遭败绩；曾国藩在家书中用“奇险万状，风波迭起”形容这段时间的凶险。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以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但他坚守不退，直到最后一刻。

    这一次，虽然算不上大败，最终是绝地反击，反败为胜，解了困危，但曾国藩不仅坚守到最后一刻，而且再次决心以死尽忠，可见他绝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在他看来正如“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一样，理所当然。

    正是他这种不计后果的“蛮劲”、不计得失的“拼劲”、不计祸福的“闯劲”、不计性命的“倔劲”、不怕失败的“执着劲”，使他面对任何困境都能迎头而上，坚持、坚守、强撑，终于撑到了最后。

    5.不管多少失败，也不轻易低头

    成功者在通向成功之路时，往往不是一帆风顺，都会遭遇一次次的失败。

    曾国藩则更是一败再败，败不胜败。特别是创建之初，更是败仗累累，输得“惨不忍睹”。闻名天下的大败就有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九江之败、祈门之败、南昌三败、三河大败……小败仗则更是数不胜数，不计其数。即便是在成功克定金陵，完胜太平军之后，在剿捻之战中，还是败战不断，而处理天津教案，更是曾国藩人生最大的败笔。

    但是，不管多少失败，不管多少挫折，曾国藩都扛过来了，从一次又一次的困境危局中走了出来，有时甚至是绝境，也没有能真正困住他，每次山穷水尽处，总有柳暗花明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曾国藩屡败屡战、绝不轻易低头的精神！

    湖南人的性格中都有一种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的特点。这是因为湖湘之地远离中原发达地区，地僻民穷，其地理自然条件比中原地区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中，铸造了湖南人倔强、执着的地方性格和独特民风。从曾国藩一生的不凡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具有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人。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涤师复来久谭，自言：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员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又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为一笑。”这两段话，很好地表现出了曾国藩争强好胜、倔强不屈的形象。曾国藩在京师做翰林时，对学问、文章、书法下了很多功夫，也有了一定的成就。对于这些领域中当时领京师风骚的梅曾亮、何绍基，曾国藩心里不服气。这并不是自视清高，而是一种睥睨天下的傲然，不愿服输的倔强之气。他在致九弟书中也教导弟弟要有这种“倔气”：“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作为湘军的创建者，湘军的头领，曾国藩身上那种湖南人特有的“不服输”、“霸得蛮”、“倔得很”的坚忍性格，也带动了湘军将士。这让这支强大的军队也形成了鲜明的湖南特征——不怕死，不怕输、不认输、敢争胜。这样的特征让他们无论面对多少失败，陷入怎样的困境，也绝不会服输，更不会退缩，而是挺直刚强，宁折不弯，奋斗到底。因而，不论多少败战，不论多艰难的危局，他们都不会被困住，更不会被击倒。哪怕是在极为艰难、极为危困、极为伤心、极为凄惨之时，他们也不曾低头！

    比如三河惨败，不仅七千湘勇葬身，还有曾国藩的骨肉兄弟曾国华战死，爱将李续宾也阵亡。

    当时，曾国藩意图攻下安庆，然后向金陵挺进，于是派曾国华和李续宾率七千精锐赴安庆进攻。这是一支一直被誉为所向无敌、常胜不败的精锐之师，仅在八月间就接连攻下了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县，这些地方都在庐州附近。庐州是清政府在安徽的临时省垣，就在几个月前被太平军攻克，朝廷几次下令当时的安徽巡抚将庐州夺回，但一直都没有成功。李续宾、曾国华就想拿下此功，再赴安庆。但若攻打庐州，势必应该在短时间内完成，因为李秀戍、陈玉成所率的十几万太平军就驻扎在庐州附近，如果他们二人带兵回来增援，不过三五日的路程。因此，如果要攻打庐州，是非常冒险的。但李续宾、曾国华建功心切，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咸丰八年十月，李续宾、曾国华率军攻打三河。三河是庐州边上的一个小镇，是太平天国的一个粮草基地，对太平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地形奇特，易守难攻。而且为保证粮草安全，太平军还筑了九个坚固的堡垒在镇外防守。在外围经过几天的战斗，将太平军的九个堡垒全数攻破。

    正当三河城眼看就要被湘军拿下时，李秀成、陈玉成亲率十二万太平军赶到三河城增援，将湘军团团包围。自半夜至第二天中午，仅用半天时间，太平军便在三河城消灭了六千多湘军，连李续宾、曾国华也都身死沙场。

    三河之败是湘军组建以来所遭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靖港、九江之败虽然惨重，但还没有严重到在一场战争中死亡六千多名土兵，也从来没有过至亲的亲人死在战场！这一次对曾国藩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曾国藩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良将顿失，骨肉永别，曾国藩心中的惨痛，超过任何一个人。

    曾国藩的建昌军营上自将官，下至勇丁，几乎人人都与三河阵亡的人员有联系：或为亲戚，或为朋友，或为乡邻，或为熟人。消息传来，各营各哨一片悲伤，将帅兵士自动焚纸燃香，挂起招魂幡，军营上下，蒙着一片阴霾。而对于这七千湘勇的老家湘乡县，更不知有多少人家正在举办丧仪，有多少寡妇孤儿在哀哀欲绝。湘乡县的悲痛，将十倍百倍地超过建昌军营。

    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击倒，几天后，曾国藩从痛苦中清醒过来。“好汉打掉牙和血吞”，重振军威，报仇雪恨，才是大丈夫之所为。下令军营中所有招魂幡一律烧掉，不准再谈三河失败的事，全军上下，同仇敌忾，一切都按原计划，为攻打安庆做好全力准备。

    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因为失败可以为下一次成功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增加下一次成功的概率。然而，很多人没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意志力，无法在遭遇困难或者暂时失败的时候，及时调整心态，重拾信心从头再来，而是产生了畏难情绪从而退缩了。

    但曾国藩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生经历的败战实在是太多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不仅没有击倒他，反而更加磨炼了他的心志，强化了他的毅力，心理变得更为强大，也更加激发了他骨子里的倔劲，激发了他不认输、不服输的执拗。他每一次都能从失败中站起，从困境中走出，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怕输、不服输、屡战屡败仍然能屡败屡战、不屈不挠、不退不缩的精神和意志！

    说到“屡败屡战”这个词，正是曾国藩骨子里那种不认输、不服输个性的绝佳写照。这中间还有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

    自衡州出师后，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交锋，屡战屡败，了无胜绩。当初曾国藩曾经上书皇帝，批评绿营军无能；长沙练勇期间，他也多次抨击绿营军不行。而今自己组建的湘军也同样战败，他顿感“无颜见江东父老”，心灰意冷，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及至靖港惨败的消息传到长沙，一时间满城风雨。有人幸灾乐祸，极尽嘲讽之能事；有人落井下石，主张弹劾曾国藩，撤销湘军。官场上，飞短流长；社会上，闲言碎语。面对这一切，曾国藩如坐针毡，愧愤难当。

    作为一个败军之将，曾国藩必须要给对自己寄予厚望的晚清政府一个合理的交代，可是在当时看来，屡战屡败的他几乎很难逃脱清政府的惩罚。他看着幕僚草拟的奏折，上面如实地写下了岳州等地接连吃败仗的情况。当看到奏折中“屡战屡败”一句时，曾国藩灵机一动，拿起笔将“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后，对曾国藩虽败犹战的精神非常满意，称他是一个“对朝廷忠心耿耿、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大英雄”。令其重整旗鼓，继续战斗。

    不过是改了一个字，为什么皇帝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很显然，这不仅仅是文字游戏，“屡败屡战”突出的是一个“战”字，说明战者勇猛，次次战败，但是次次重来不肯认输；“屡战屡败”突出的是一个“败”字，说明战者无能，次次战败，只会让人觉得失望；“屡战屡败”传达给人失败和痛苦的感觉，而“屡败屡战”则带给人希望；“屡战屡败”，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无能和无助；“屡败屡战”使人能看到一个人坚忍不拔的恒心和毅力，即使失败也不灰心，不气馁，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精神，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执着与不屈。所以，皇帝才能龙颜大悦，不加申饬追责，而是宽勉褒奖，以励其志。

    从“屡战屡败”到“屡败屡战”，曾国藩不屈不挠、不退不缩、“不怕败”、“败不馁”的形象跃然纸上。这四个字也是曾国藩的座右铭，是他之所以迭遇大挫，却依然能翻身再起，不论多么困顿，也一样可以脱出困厄的最大法宝。

    在军事上来讲，强敌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关键在于是否敢于向前，以屡败屡战的精神去挑战强敌。有时候，强手与强手的对决，不是单纯的实力比拼，还有胆量的对决、意志的对决。毫无疑问，曾国藩的意志力非凡，几乎无人能比。尤其是他多次战败、几次自杀未遂，其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他能够战胜自我，调整情绪，蓄气长志，从头再来，足以见出他的这种不怕输、不认输、不屈服、不退缩的精神和意志。他说：“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荼然自馁也。”也正是这种“不可荼然自馁”的不怕死、不认输、不屈服、不退缩、屡败屡战的精神，让曾国藩一次又一次地跳出困境，走出失败，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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