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刚柔并用，以柔弱胜刚强

    曾国藩从一农家子弟而直上庙堂之上，以一文弱书生而领百万雄兵，由一资质鲁钝之人而成学问大家，一生数历险境、屡遭厄难，却总能化险为夷，可见其绝非常人。那么，他有哪些非常之处，总能让他脱离险境，突出重围呢？刚柔之道，其实就是他至为重要的一种智慧。

    曾国藩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进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则断不能久。”

    他倡导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告诉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刚柔相济。过柔很容易被人欺负，过刚又很容易折断。这是他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他越到晚年越圆滑世故、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秘密。

    曾国藩在“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祖训下靠着好学与坚持，得以学有所成，成为翰林公，甚至创办湘军，鏖战太平军，都是凭着一股刚强牛劲，硬挺下来的。因而年轻时的曾国藩，以刚坚强硬为旨，从不曾服输、弯腰、胆小、懦弱。但是，经过无数次的打击和挫折之后，他对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有了更深的理解，因而处世心境和态度也由之一变。

    他早年读过《道德经》，从小便能够倒背如流。《道德经》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教益。类似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格言，他深以为然，且笃信谨奉，而对于老子关于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的主旨，则不能接受。那时的曾国藩一心一意信仰孔孟学说，要以儒家思想来入世拯世。对自身的修养，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对社会，遵奉的是“以天下为己任”。靠的是这种持身谨严，奋发向上，关心国事、敢于任事的精神，才赢得了君王的信赖，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扶摇直上。

    他认为只要己身端正，刚直劲厉，就可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谁知完全不是这样，在严酷的现实中，越是刚强凌厉，越是处处碰壁，事事不顺，以至于多次受同僚折辱，几次兵败自杀。特别是兵困江西时，四处受牵制，心情低落得连他一直信奉的“坚忍”也无力助他再挺下去，最终瞅了个父丧的机会逃了出去。

    当他蛰伏老家，再拿起《道德经》看到老子的“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时，发现他对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竟片面理解了。其实柔弱也能胜刚强啊。曾国藩想到这里，兴奋地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种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自己成功之路的损害，大大地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越是对方锋芒毕露，越是要柔弱退让，方能显出自己的理直气壮。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决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再出山时，不论是做官、处事、做人、带兵，都表现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柔软。最明显的就是他主动向左宗棠示弱，终于重修旧好的事例。

    左宗棠本是个狂傲不羁、性情爽直的刚烈之士，曾国藩不待皇上批准，匆匆回籍奔丧的事，引起左宗棠大为不满。他肆口谩骂曾国藩自私无能，临阵脱逃。左宗棠是个从不掩饰情感的人，情绪一上来，就不顾一切。骂得最起劲的时候，他甚至把这个曾令他佩服的老友说得一无是处，连曾国藩多年自我标榜的忠敬诚信，也被他一概斥之为虚伪。

    左宗棠如此带头攻击，一时间长沙官场哗然和之，给蛰居荷叶塘守丧的曾国藩极大的刺激。他本已身心憔悴，经此打击，更添一重痛苦。曾国藩恨死了不念旧情的左宗棠，也恨死了不明事理的长沙官场，发誓永不与左宗棠说话，也永不与长沙往来。

    然而，既然自己复出，怎能不与左宗棠说话？已经大彻大悟的曾国藩，对左宗棠一年前骂他的所有的话都可以不再计较，唯独对“虚伪”二字难以释怀。他一生最恨别人虚伪，想不到这个最招他厌恨的字眼，竟然由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加于自己的头上，如何不令他气愤伤心！但是，深研黄老之术的曾国藩这时已经明白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至理，况且以左宗棠的刚烈性格，自己不示弱，他又怎么会低头？他决定用自己的示弱来向左宗棠示好。

    于是，曾国藩不带随从，不坐官轿，灰衣小帽，独自一人，亲赴左宗棠家门，专程拜访他。这还不算，又专门拟定一联，“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自认其雌，示弱于左宗棠，让左宗棠感受到了他的诚意，终于前嫌尽释，重归于好。左宗棠也送他一联“集众思，广忠益；宽小过，总大纲”。自此二人“相期不负平生”，同心若金，共同为讨伐“洪杨”而努力，并夺得天下至功。

    什么是刚？所谓刚，就是秉天地阳刚之气的进取精神、拼搏精神、竞争精神、冒险精神、积极奋进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人生在世，一事无成。曾国藩秉承的“刚”，就是只要选定一个目标，就要咬牙做下去，坚忍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甘休。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失败、打击、耻辱，都“打脱牙和血吞”，默默忍受，埋头苦干。

    那么柔是什么呢？柔是秉天地阴柔之气的退守、养怡、收敛、随和、顺适和自我保护。曾国藩所奉行的柔，不是柔弱无骨，不是低头敛眉，更不是懦弱无能，而是顺适，是退守，是暂时地顺伏。柔也可克刚，可见“柔”是一种比“刚”更为强硬的手段。

    然而，大柔非柔，至刚非刚。真正的刚柔并济是刚柔适度，恰当应对。作为一个官场中人，要立于不败之地，又一定要学会刚柔相济，而且还要刚柔适度。刚柔相济是刚和柔之间的结合，是刚中含柔，柔中见刚。这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曾国藩的一生，虽有不少坎坷，历经无数挫折，却终能化险为夷，化危为安。

    2.审时度势，以时势定进退

    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不是一味地忍让到底，而是有忍有发，有进有退，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审时度势，刚柔并用，从而让自己进退得当，脱出困境。这在很多事上都体现得很清楚。

    曾国藩做京官时，口碑绝佳，名声日隆，及至赢得皇帝赏识，连升十级，并在回乡之际，获得重任，潇洒地摆脱了许多翰林只能半生做个“清要词臣”的宿命，靠的就是会审时度势，会抓住机会，当进则高歌猛进，当退则偃旗息鼓的灵活应变功夫。

    咸丰帝继位的时候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特别想有所作为，所以他命令朝廷所有官员要对朝廷的未来大业提意见。这个时候，曾国藩觉得机会来了。

    当时很多人是不敢提意见的，即便有些大臣写谏言，多半也是一种类似于吹捧、恭维的语言。而曾国藩与别人不同，他以知识分子那种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支撑着他，度时而动，趁势而起，连续上书数疏，积极响应皇帝的诏命。而且大胆放言，甚至直指圣德背后所存在的一些社会流弊，言辞激烈，引起朝野上下的轰动，让大家都知道了曾国藩敢言，连皇帝也看到了他的忠心和敢谏，虽然看到这样的奏疏很生气，但还是表扬他“意尚可取”，不仅没有怪罪他，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曾国藩的胆识智慧。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笨，说一个人不会做事，就会说他“不知进退”，这样的人是难以成功，也很难摆脱困境的。因当进时不进，必然失去机会，当退时不退，必然会碰得一鼻子的灰。因而善于审时度势，懂得适时进退，是摆脱困境的最高招数。

    咸丰十年，洋人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途中，他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持。鲍超是湘军大将，作战勇猛，是曾国藩的一位得力助手。当时，太平军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如果按咸丰帝谕旨，让鲍超带兵北援，无疑削弱了对抗太平军的战斗力。另外，一旦鲍超前去支持，清廷肯定会把鲍超及其所带湘军交由胜保统一管制。胜保是一个对湘军极为仇视的人，鲍超一旦归于其麾下，处境定会很危险。但北援一事又关系到“勤王”，故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

    曾国藩对待此事既不置之不理，又不立即行动，而是采用了李鸿章的办法“按兵请旨，且勿稍动”，不几天，朝廷与洋人议和，危困顿解，也就不用曾国藩派鲍超北上，保住了湘军大将。

    特别是他为父丧不等圣旨即自行回家守制一事，也可以看出他并非什么事都忍让到底，而是有自己的主意，该断则断，该进则进。虽然这件事让他闲居了一年多，更让他被削掉兵权，去职开缺，但也让他更明白了“进退得宜”的真谛。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因父丧抛开一切军务，请旨回家守制。这原本是以退为进、以此要挟朝廷能给他一个总督的官位，给他真正的实权。当然这不是为了个人争地位，主要是为湘军争权力，让自己和湘军不再处处受掣肘，处处受排挤，困守江西，什么也干不成。按照清朝的惯例，曾国藩带的兵如此之多，作战力又远较八旗、绿营为强，立下的军功又如此之大，授巡抚，功赏过薄，不足塞其欲壑；若授予总督，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又为朝廷所不甘。因而朝廷干脆顺水推舟，不仅准了他的守制请求，而且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削除了他的兵权。

    这一结果实在是曾国藩不曾想到的，更是湘军将士也没有想到的。他们对曾国藩受此待遇，都心怀不满，也不可能受别的将帅的指挥。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如1857年春，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军诸将待以客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

    曾国藩自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无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彝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央，愧惶憧忧，不能摆脱”。

    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四个月，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冲动举动，让自己去职失权，时时期待着朝廷能再次起用他。他也一直都深刻地反省自己，没有掌握好进退之“度”。到晚年时，他更是深刻检讨了自己当时的“不知进退”，以警醒后人。从这件事上他也顿悟到做事只有审时度势，才能让自己远离危困，处处顺利。

    终于，他的期待有了结果，朝廷任命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南军务。这次他不再有任何推辞，一刻也不耽误，马上起程赴任，而且在第一时间给皇帝上了谢恩折。皇帝表扬说：“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与朝廷一场暗战告一段落。

    参江西巡抚陈启迈一事，也可见出曾国藩深谙审时度势、适时反击的一面。

    陈启迈，湖南人士，与曾国藩是同乡。不仅如此，他与曾国藩还是同榜进士，后在翰林院与曾国藩同事。二人渊源如此深厚，按常理，即使曾国藩的主力部队不在江西，如果需要帮助，陈启迈也应尽绵薄之力才对。然而，此人并不念及旧情，尽管曾国藩派军力保其管辖省稳定，他也不想出力帮忙，还处处牵制，时时掣肘，令曾国藩在江西被捆住手脚，根本施展不开。陈启迈的做法的确不通人情，不合事理。

    此时，湘军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驻守，防范太平军，可见湘军在当时对清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俨然朝廷支柱。如果曾国藩此时向清廷提出要求，只要不过分，清廷岂有回绝之理？曾国藩本想与陈启迈商议，尽快解决军饷问题。可谁知陈启迈不识大体，竟公然与曾国藩唱起了对台戏。

    曾国藩已屡屡让步，而目前形势又如此紧张，不由愤慨。他立即撰写一折，向清廷陈述陈启迈罪状，请清廷惩之。清政府为了安抚曾国藩，罢了陈启迈的巡抚之职，并严厉惩罚了被曾国藩参劾的一干人等，为曾国藩和湘军出了一口恶气。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

    曾国藩一生中几进几退，但每次面对困境时他都能冷静面对，从容找到出路，这与他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变、善于进退大有关系。

    3.临危不乱，才能在困境中进退自如

    天地万物，变化无穷，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如何应对变化是一门大智慧。

    应变之术，关键在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在于遵循大势，掌握主动。通变化之术，才能遨游天地，无往而不利。特别是面对困境之时，应变神速，临危不乱，才能真正摆脱困境。要不然，就会惊慌失措，忙乱无绪，最终只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当上了翰林院检讨，为大清编纂国史。尽管此时他已官至七品，有俸禄银饷，但是除去借支及日用开销已所剩无几，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况且曾国藩又是个极孝顺的人，薪俸饷银基本上都用于养家糊口、孝敬父母、帮衬兄弟了。自己虽然贵为京官，但生活极尽俭朴。为了使自己的官服多穿些时日，他还专门在袖口打了补丁。谁知就是这个补丁，还差点让他陷入困顿之中。

    据说有一天，道光帝突然造访翰林院，众大臣便立即跪倒一地。道光帝翻了翻眼前的日课，随口一问：“曾国藩，有什么新作啊？”

    曾国藩马上跪上前来，大声说：“微臣曾国藩给皇上请安！”

    道光帝细细打量跪着的曾国藩，只见他身穿一件补了两个大补丁的旧官服，显得极为寒酸。道光帝想到前朝那些为在皇帝面前表现得节俭而故意穿旧官服的官员，以为曾国藩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节俭而故意穿成这样，心中十分不悦，便不高兴地说：“曾国藩，你身为翰林七品检讨，不仅要学仪天下，还要威仪天下。你穿得这么破破烂烂，成何体统？”

    曾国藩一听，知道皇帝是怀疑自己故意装穷了，这可真是冤哪，但又不好明说自己确实是没钱，好歹也是京官，俸禄虽少，但买件衣服总还是够的，而且这样的职业形象，也确实是会给皇帝丢脸。皇帝哪里知道出身寒微的人做京官的苦处。但怎样才能消除皇帝的不高兴呢？幸好曾国藩急中生智，应变神速，一刹那就想好了答词，于是马上跪下，解释道：“皇上圣明！微臣把袖子打上补丁，是为了要写字时可以减少摩擦，延长衣服的寿命，这样就可以挤出一些钱来接济家乡的贫困子弟，为他们购置一些书籍笔墨。”

    “哦，原来是这样。”皇帝果然消了怒气，说，“你对你家乡倒是情谊深长啊。”

    曾国藩的灵机一变，居然在皇帝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人年轻虽轻，却重情重义，不忘根本，宁愿自己节俭也为乡里效力，是个不错的人才。曾国藩在京城能顺风顺水，十年七迁，三十七岁做到二品大员，与道光皇帝对他的这个好印象密不可分。

    善于应变，还表现在曾国藩的临危不惧、临难不慌上。比如在祈门时，虽然险难重重，危机四伏，曾国藩实际上比谁都更着急，甚至再次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表面上，他仍是波澜不惊，从容平静。一些僚属和小吏已经觉得祈门危在旦夕，都在偷偷地密谋逃跑。曾国藩装作没看见一样，白天他照旧批文、发函、见客、下棋、读书，安之若素，稳如泰山。

    十二月十三日，太平军又突破两道防线，攻占了东山制高点，架起大炮向清营猛轰。曾国藩闻听，面无人色，因为他知道，祈门三面环山，千仞万堑，插翅也飞不出去了。唯一可通行的那条大道，也已被太平军封死，而且，太平军正在步步逼近。曾国藩合计多时，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空城计”。根据眼前的形势，何不大胆一试，傍黑以前，他传下令箭：把各哨卡的官兵撤掉，埋伏到中军大营的两翼；把所有的营门大开，虚张灯火。众将不敢违令，一一照办。曾国藩自己则面烛独坐，神情安闲地照常办公。

    此时太平军离祈门不过二十里。李秀成连破清军十三座大营，抢占了多个高地，战事进展得十分顺利。天黑时，命各军稍事休息后，又集中兵力向山里进攻。可是他一看到祈门大营的情景，就有些不敢前进了。只见清军所有的营门都敞开着，既无哨兵也无守军，稀疏的灯光散落在山坳里。偌大的营盘，死一般寂静。李秀成看罢多时，起了疑心：曾国藩耍的什么鬼名堂？看形势，清军并不多。据可靠的消息说，他们的精兵都摆在安庆、太湖一带。活捉曾国藩，端掉他的老巢，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又一想：曾国藩奸狡异常，善会用兵，绝不会“棋胜不顾家”。倘若一着棋走错，岂不落个前功尽弃？李秀成决定暂时不进攻，观察观察再说。谁知这一等，等来了大将鲍超，一举击退太平军，太平军撤离祁门，改路奔西面去，祈门之围解除。

    这种善于应变、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也只有既能通变，又能守稳的人，才办得到。

    曾国藩说：“人常有变，因不得不变。人生变幻莫常，何以从喜誉恶毁间获得变法是一机巧。”他一生遭受毁谤无数，唾骂无数，挫折无数，困境无数，他都能应时而变，顺势而为，让自己立于不败，无不因为他的“变术”。

    他的变，是方式上的变，行为上的变，更是思想上的变，灵魂深处的变。他的知交好友欧阳兆熊说他一生有三变：

    文正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掺以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更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辞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干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着《挺经》，言其刚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言“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可知其趋向矣。

    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个精通变术、善于应变的人。曾国藩一介书生，赴考中第，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可谓变化万端。又儒冠带兵，十多年恶战不休，几起几落，更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变幻动荡中，或因自身刻意追求，锐意进取；或迫于时势动荡，以变应变，不论多么险难之境，他能一次又一次脱困，都与他的善于应变密不可分。

    曾国藩说：“变乃生之大法。”一个“变”字，在他的身上被运用得轻轻松松、自由自在、洒洒脱脱，一切的困境危局都在他的“变”中化为乌有。“变”不是阴险狡诈，不是使奸耍滑，而是急智巧思，是机谋策略。没有变招的人，很难立身于世；没有变术的人，根本成不了赢家。曾国藩精通应变之术，并以之为处世立身的利器，才终于能游刃官场，纵横天下，并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4.善用妙计良谋，方能解除危境困局

    《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意思是说，用兵打仗是一种千变万化、出其不意之术，需要运用种种方法欺瞒敌人。所以，明明能征善战，却向敌人装作软弱无能；本来准备用兵，却伪装不准备打仗；要攻打近处的目标，却给敌人造成攻击远处的假象；要攻打远处的目标，相反却伪装作要在近处攻击；敌人贪心就用小利来引诱他上当；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实力雄厚就要谨慎防备；敌人强大就暂时避开其锋芒；敌人容易冲动发怒，就设法挑逗他，使其失去理智；对于小心谨慎的敌人，要千方百计骄纵他，使其丧失警惕；敌人安逸就设法骚扰他，搞得他疲劳不堪；内部团结的敌人，要设法离间他，让他分裂。在敌人没有准备时，突然发起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凡此种种，是军事家用兵取胜的奥妙，只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是无法事先传授的。

    作为一个熟读兵书、又饱经战事的儒将，曾国藩对这番话再熟悉不过了。更深谙用兵打仗不仅仅是斗勇，更是斗智。战事如棋，千变万化，只有把计策智谋运用恰当，才能占得先机，处于上风，赢得胜战。

    在与太平军十多年的争斗抗衡中，曾国藩也经常面临惊心动魄的险境困局，但他懂得用一些计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从而取得了许多胜利。比如夺武昌，先使“美人计”意图瓦解太平天国年轻大将石祯祥，又使“木马计”打入太平天国内部做内应，终于拿下武昌城；再如为了整治军威，仿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忍痛杀了金松龄；为鼓励士气，赏赠特制的腰刀；与皇帝打太极，破解“勤王”的难题；还有为士兵发厚饷等，都显示出了他高超的智谋。

    曾国藩带湘军攻打武昌，三路人马合围，却久攻无果。二十来天过去了，还没有什么进展。武昌城大，两万人马根本就不能把城围死，城内的太平军依旧可以从外面获取粮草。湘勇攻了几次城，都被太平军打退。

    战事越拖越长，使曾国藩苦恼不已。而且据探报，翼王石达开正在驰援武昌，不日将到。石达开可是着名的硬将，他来到，这仗更难赢了。湘勇全都集中在这里，这一仗若再打败，那就彻底完了。为筹谋攻下武昌之策，曾国藩一夜不寐，时而躺在床上，时而披衣徘徊，拿不出一个好主意来。

    后来他与刘蓉、彭玉麟他们一策划，强攻既然不行，那就智取，定下了几条计策。先是让丢失了武昌的湖北巡抚青麟伪装成湘军大将的俘虏，带了一班人进城去向太平军献俘，顺便就把几百湘军士兵带进了城，潜伏下来，只等攻城时机一到，就做内应大开城门，放湘军进城。一个漂亮的“木马计”完成。

    这还不算，曾国藩和水师头领彭玉麟等，又定下了一个“美人计”。当时守武昌的太平军首领是年轻将领石祯祥，他是翼王石达开的从兄，不仅武艺高强，能征善战，而且极具指挥才能，是太平天国的得力猛将。为了攻下这块硬骨头，彭玉麟和鲍超找了一个姿容美丽的妓女，扮成彭玉麟的妻妹，在酒桌上勾引石祯祥，石祯祥果然上当，爱上了如花似玉的妓女。“美人计”也告成功。

    然后又侦测到武昌城内原先建有地道，如果从地道偷入城内，运送一些湘军进城，以做内应，那么破城则更有把握。

    就这样，三计齐下，武昌城一举攻破，曾国藩也不必再为攻城而日日烦心了。

    对于带兵将帅而言，严明的纪律超过一切。如果不能做事“令行禁止”，再强的部队也是一盘散沙，也不可能打胜战。故而曾国藩对于部队的纪律极为重视。只有服从命令，上下一心，团结共进，才有打胜战的可能。所以曾国藩不惜用大力整治军纪，以显军威。

    咸丰三年夏天，太平军西征进攻南昌，在江西与“长毛”作战的江忠源和江西巡抚张萧向湖南求援。曾国藩派罗泽南、朱孙诒、金松龄率领三千多人前去救援。

    谁知在战场上，罗泽南泽字营冲锋在前，中了敌人的埋伏，死伤几十人，罗泽南手下的骨干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阵亡，而同去的龄字营士兵却不管不顾，不予援手，只顾自己逃命，造成罗泽南营的重大损失，后面的部队主将便是金松龄。

    说到金松龄，这人也是一名悍将，能征善战，而且还与曾家有旧，交情匪浅。可是，他犯了大忌，置自己的袍泽兄弟于不顾，这最让曾国藩不能容忍。败不相救的情况在清军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见不鲜，也的确是清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军之所以会有这种积弊，是军队的将与兵之间、将与将之间、此军与彼军之间的统属性太差，没有形成“万人一心”的形势。绿营军本身就是“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将与兵不熟悉，将与将也不和睦，造成“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太平军之所以接连胜利，全在内部团结，誓同生死。曾国藩期望的，就是自己的军队能像太平军一样团结一心。谁知道金松龄把这种陋习带到了湘军营中。如果不对此事严加处罚，今后湘勇就会步绿营的后尘，后果不堪设想。金松龄见死不救，罪不可赦。虽然求情的人众多，但曾国藩还是决定杀一儆百，严惩金松龄，肃清这种不正之风，于是忍痛挥泪杀了金松龄。

    虽然曾国藩心中也十分不忍，但杀这一人的效果是明显的。经过金松龄事件之后，湘勇犹如铁桶一般，牢牢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军队。

    为了使湘军更具战斗力，曾国藩还采取了“一手褒、一手贬”的计策，整肃湘军纪律，激发湘军士气，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褒是赏赠作战出色、不怕死、勇猛向前的将士特制的腰刀，以示最高荣誉。

    由于岳州和武昌、汉阳的攻克，湘勇的大小头目都升了官。胡林翼升为湖北察使，罗泽南升为浙江宁绍台道，彭玉麟升为广东惠潮嘉道，杨载福擢常德协副将，鲍超擢参将，李元度、李续宾、王鑫等营官及郭嵩焘、刘蓉、陈士杰等幕僚都有迁升。

    湘勇官兵打仗立了功，可以按朝廷规定升官晋级，这是出自天恩。曾国藩想，还必须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个人对部属的奖励和赏识。用什么方式呢？过多地发赏银，他觉得有违于自己“不怕死，不要钱”的誓言；拜把结兄弟，这是山大王的行为，他又鄙夷不屑为。曾国藩想了很久，终于想出赠送腰刀这个好主意。武职不用讲了，即使是文职，既然在军营效力，就要有尚武精神。以个人名义赠送腰刀，既表达了自己与对方的特殊感情，又是鼓励湘勇的尚武精神。第一批受刀者，人数要少，仪式要安排得异常隆重，使他们感到无上的光荣。这把亲赠的腰刀，今后要成为湘勇官兵人人企望的最高奖赏。

    于是打造了五十把精美的腰刀，刀面正中端端正正刻着“殄灭丑类，尽忠王事”八个大字，旁边是一行小楷“涤生曾国藩赠”，边上还写有编号，曾国藩特意挑了一个艳阳明媚的日子，举行授刀仪式，能够得到第一批腰刀的下属，都是英勇善战或者足智多谋的人。这一举动大大激励了湘军将士的士气，也使他们更愿意听命于曾国藩。

    一手贬，就是总结这几次大战的经验，对于能战能防，临败不溃的队伍和官兵，予以嘉奖，对那些溃败之营，尤其是靖港之战不听指挥，拼命逃跑的官兵，上自营官，下至伍卒，一律裁撤。第一个拿来开刀的便是曾国葆的贞字营。这个营在靖港战役中最先溃逃，除了五十余名跟着曾国藩败退的勇丁外，包括曾国葆在内，一律开除回到原籍。全军共裁撤三千多人。裁撤整顿后的湘军共有陆师二十营、水师二十营。水陆师各设统领两人，陆师由塔齐布、罗泽南充任；水师由彭玉麟、杨载福充任。塔、罗、彭、杨都听调于曾国藩。湘勇的建制更加健全，战斗力也就得到了大力提高。

    其实不仅仅是带兵，在为官、在处事上，曾国藩也是一个运用计谋的高手。有很多计谋丝毫不露痕迹地就达到了目的，解除了困境，实在算得上是用计的高手。

    曾国藩率部攻克南京之后，湘军人数达到十几万，十来个省份总督、巡抚都出自湘军系列。对于功高震主的曾国藩，当时的清廷肯定是如履薄冰。为了避免兔死狗烹的历史性悲剧，曾国藩决定自剪羽翼，主动提出裁撤百分之九十的湘军。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则朝廷一时拿不出数额庞大的饷银，导致很多兵士闹事；二则这些骁勇善战的湘军多年没有种地，日益变得骄横跋扈，遣散后很可能落草为寇，贻害百姓；三则当时天下仍是烽火连天，清廷需要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曾国藩为了巩固自己集团的势力也需要一支军队。

    这个难题，让曾国藩的一个巧计，一切便迎刃而解。

    曾国藩联合当时的七位总督，上书要求将湘军的三万长江水师改编为正规海军。将临时招募的团练改制为国家军队，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考虑到清朝在历次海战中的惨败教训，以及确立海防力量在当时的战略意义，这个建议被接受了。既然新设立了一支军队，自然需要新设立很多高级军官。

    于是，湘军中的精英分子被选拔担任海军的统领、提督、总兵等实职。此外，曾国藩还接受了下属的建议，以大衔借补小缺，将湘军中大量记名参将、记名游击等下派担任实职的千总、把总。这一方案既解了清廷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又稳定了军心，还为湘军保留了实力，可谓一石三鸟，诚为妙计。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各种妙计良谋不计其数，这些智计良谋帮他越过无数官场的险滩，摆脱无数人生的困厄，也是他善于审时度势、善于随机应变的一个绝佳证明。

    5.凡事求稳慎，方能稳操胜券

    曾国藩最看重的是稳沉、稳当、稳定。怎样才能做到稳呢？须慎重、安详、和缓。“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详，为处事第一法。”不管什么事情，都需要从容不迫，安详和缓，喜怒不形于外，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才能真正直面困境，脱出困境。

    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愿速进，而是事事考虑长远，稳中求成。

    咸丰七年，曾国荃刚刚建吉字营攻打吉安时，曾国藩就一再劝告他：“到吉安后，专为自守之计，不为攻城之计”，“无好小利，无求速效”，“不求近功速效”。

    同治元年三四月间，业已攻占了安庆的湘军，夹江而下，连克数城。刚刚获得浙江按察使衔的曾国荃率部渡过长江，于五月初进抵周村，距金陵只四十里。太平军在天京游击，可说已是兵败如山倒。曾国藩接到这一连串战报，又喜又惧，连连写信给曾贞干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又对曾国荃说：“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

    曾国藩认为世事变幻莫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只有稳慎之人才能防微杜渐，化险为夷。而要做到稳慎，必须有耐性，戒骄躁，时刻如履薄冰。

    曾国荃后来打退了李秀成赴援天京的大军。在雨花台立定了脚跟，并且已经合围金陵，眼看金陵不日即破，但曾国藩还是很担心这位急功冒进的弟弟蛮干。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

    一个多月后，曾国荃就带领湘军攻破金陵。曾国藩的这些叮咛，不过是针对曾国荃急功贪利的特别告诫，但同时也说明，曾国藩时时都特别重视“稳慎”二字。他对于稳慎之人，也极为看重。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着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更能脱出困境。因此，曾国藩最重稳慎，认为凡事不可过急，“当安详和缓以处之”。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对于“兵贵神速”、“先发制人”的战术，曾国藩并不以为然，反倒对深沟高垒、以期长远的后发制人术，推崇有加。他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因而对安详和缓之人、稳慎从容之事，尤为赞同。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

    当初他在家守母孝时，张亮基、郭嵩焘、郭昆焘、胡林翼都力劝他出山，应皇命办团练，但曾国藩左右踌躇，思虑再三，还是具疏力辞，不愿出山。也正是出于“稳慎”。因为他觉得自己出山准备不充分，自己一介书生，对于兵法战事，也不甚了了，出山带兵，并无十分的把握，所以一直力辞。他对出山的各种担心，可以从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写给刘蓉的信中看出来，迟迟不赴团练局的真正原因：

    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暗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绖！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绖，显干大戾。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

    曾国藩还是一个十分务实、稳慎的人，他深知自己讲理学、佐朝政尚可称职，而对于兵法阵战、练兵打仗可以说是个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关天的事，与写写文章不同。尤其是现在朝廷让地方乡绅自筹饷项，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贫寒之家，拿不出银子，就招不到兵勇。因此，宁愿不出山。

    不独用兵，做事，为人，曾国藩也认为安详和缓为至要。他对儿子的教导也以和缓、稳重为至要。他教导儿子说话不要太快，举止不可太轻。与人答话的时候要沉吟片刻才说出下一句话，不让他的儿子去抢话说。这样，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中规中矩，也掷地有声。走路也不可太过轻飘，而应当持重稳当，这样才能让人见出你的威仪。

    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他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泽儿看书天分高，而文笔不甚劲挺，又说话太易，举止太轻。此次在祁门为日过浅，未将一‘轻’字之弊除尽，以后须于说话走路时刻刻留心。”

    作家唐浩明在长篇小说《曾国藩》中，对于他教儿子的这一段有很好的描述。当时他的大儿子曾纪泽刚来安庆营中，父子俩还没好好说说话，这天晚饭后，他把儿子叫到书房来，父子俩进行了愉快的谈话。末了，儿子行礼退出。这时，曾国藩叫住了儿子。小说中这样写道：

    “甲三！”曾国藩叫住儿子，“我在信中一再跟你讲，你的毛病在举止太轻，语言太快，要你举止稳重，发言切讷。今夜你的发言倒还可以，但走路仍是轻飘飘的，一点都没有改。”

    纪泽垂手低头，接受父亲的教训，曾国藩盯了一眼儿子身上穿的衣服，又说：“你这身打扮也太鲜丽了，明日要换掉。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方可望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我现在忝为将相，所有衣服加起来值不得三百两银子，你们兄弟要谨守我家世代俭朴之风，这也是惜福之道。懂吗？”

    “懂！”纪泽恭恭敬敬地答。

    “去睡吧！”曾国藩轻轻地对儿子一挥手。

    他是想从说话、走路来锻炼儿子的稳重和缓之气，也足可以看出他对于安详和缓、稳慎厚重的推崇和重视。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的家书中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他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教导儿子要立“坚卓之志”，多读书以变换骨相，而且再次告诫“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可见他是真的期望儿子能改掉急躁轻飘的毛病，变得厚重、和缓、稳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面对人生长路中那无处不在的艰难险阻、险厄困境，才能不急不躁、不慌不忙，才能思虑周全，安然脱困。要是冲动、鲁蛮、感情用事，势必坏了大事，成不了大器，陷入困境就会被一困到底。这肯定是曾国藩最不愿意看到的。遇事安详、和缓，才能审时度势，慎重考虑，才能全盘规划，四面周全，才能奋发进取，徐图自强，才能摆脱困境，有所作为。这是曾国藩一生的经验精粹，也是他一生历尽风波劫难却总能稳如泰山的重要秘诀。

    6.不做以卵击石式的无谓牺牲

    聪明之人，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先审时度势，左衡右量，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思虑周到。若实力悬殊过大，却不管不顾，一味拿鸡蛋去碰石头，不懂得蓄势，不懂得藏锋，不懂得保存实力，只会让自己落得个一败涂地、一路完败的结局。

    所以，羽翼未丰时，切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炫耀张扬，而应当谨慎小心，仔细权衡，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不做无谓的牺牲。

    曾国藩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曾经说过：“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所以，当自己羽翼未丰时，他宁愿抗旨与皇帝抗争，宁愿背负见死不救的骂名，也绝不做以卵击石的无谓牺牲。

    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如狂风般进攻湖北。太平军连克数城，进至蕲州、黄州一带，武汉危急，咸丰皇帝坐立不安，听说曾国藩已经练成水陆两师，于是紧急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炮船前去支援。

    但曾国藩没有头脑发热，更没有被这个看似难得的机遇冲昏了头脑，更没有贪图美名，轻率冒进。他仔细分析了战局，决定上疏陈情，拒绝出征。

    因为太平军不仅兵多将广，而且训练有素，加之正是气势如虹、难挡其锋的时候，以自己这刚刚练成的一万多人去与号称百万之众的太平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绝无胜之可能。

    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

    于是上书给皇帝：“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船炮未备、兵勇不齐”，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但局势实在危急。1853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庐州（现安徽合肥市），清军溃不成军；转年二月，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土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皇帝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催促曾国藩速赴救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可见咸丰皇帝是真的急于让曾国藩出征以解燃眉之急，连这样的激将法都使出来了，但曾国藩并未为其所动，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小心翼翼地推托，提出四省共同防御的建议，并说湖北黄州有太平军，援兵无法很快到达安徽境内。认为庐州确实为燃眉之急，但论天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如果能够保住武昌，就可以控制金陵上游，巩固荆襄门户，沟通广东、广西和四川的饷道。

    所以，目前应集合湖南和湖北的兵力，水陆并进，以追为堵，不使太平军的船队驶回武昌。最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终于可以保存实力，不必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了。皇帝的激励和理解也使他更加致力于湘军的强大，勤练水师，以求尽快赴战场与贼逆抗衡。

    可见曾国藩是相当谨慎、冷静、理智和聪明的。试想，如果当初曾国藩贸然出征，一万多初经训练的湘勇送上惯于征战的太平天国军队面前，能否剩下几人，殊难知之。全军覆灭倒是不会在意料之外。

    那么，这样的行为，与把一万多湘勇拿去送死又有何异？别说后来与太平军相抗十余载，并终于攻下金陵灭了太平天国，并将湘军的威名扩大到人人皆知，甚至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只怕是连湘军的火种也留不下半丝半毫！可能连曾国藩自己如何死法也不知道，何来后来的“完人”呢？所以，遇事谨慎小心、审时度势是相当重要的。

    对于胸有大志、目光长远之人来说，一时一地之争远不如天下全局重要，一城一池之失也远不如保存实力重要。如果明知是送死还偏去送，而且不仅自己送死，还搭上几万将士的性命，那就不是鲁蛮，而是野蛮，不是轻率，而是轻生。作为掌兵统将的首领，这种鲁蛮和轻率更是大忌，因为一不小心，就很可能全军覆灭。即便情势再急，也不能感情用事，冲动而为，这样才能真正保持住实力，坚持到最后，取得最后的成功。

    曾国藩不想以卵击石，让刚刚成形的湘军毁于一旦，不惜抗旨不遵，更不惜摒弃师友私人情谊，背上绝情负义的骂名。

    其实早在咸丰皇帝下旨让曾国藩赴援湖北之前，曾国藩已接到当时的湖广总督、曾国藩的恩师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求救信。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于公于私，都有救援之责。

    但是，曾国藩仔细审视情势，此时断非出兵之时。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不可草草发兵的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自然知道轻重缓急，虽自度必死，他也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持，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分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不久之后吴文镕战死沙场。

    对于门生兼挚友江忠源的求救，曾国藩也一样没有冲动冒进，拼死去救，最终江忠源自杀殉国。1853年11月，太平军直入安徽，攻打庐州。江忠源被太平军围困在庐州，弹尽粮绝，情况万分危急。江忠源写信向曾国藩求救，咸丰皇帝也诏令曾国藩迅速出兵。可是，曾国藩按兵不动。他的下属王錱主动请缨，带兵去救江忠源，也被曾国藩制止。湖南巡抚骆秉章命江忠源之弟江忠浚与刘长佑率一千楚勇火速增援。江忠浚与刘长佑率部奋力搏杀，由于兵力薄弱，无法靠前，受阻于城外五里墩。援军总计十余支，筑营四十里外，观望不救。陕甘总督舒兴阿兵有万人，畏缩不前。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平军炸塌水西门城墙，并乘势杀入。城内兵勇抱头鼠窜，乱作一团。江忠源知大势已去，引刀自刎，为部下所阻。转战至水闸桥，身受七伤，投古塘而死，时年四十二岁。

    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两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江忠源，不仅是湘军的创建者之一，更是湘军早期最为优秀的将领，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且与曾国藩交情深厚。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江忠源的死，无疑折了曾国藩的臂膀。但他又确实不能去救。当时很多人对于曾国藩的行为不太理解，骂他绝情负义，只有他自己知道，确实是情非得已。

    史学家们对曾国藩抗旨不尊、见死不救不但没有微词，还对曾国藩不顾朋友私情，顶住皇帝和朝廷的压力拒绝出兵赞不绝口。认为曾国藩具有远见卓识，识大体顾大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是真正的帅才。这样的评价，或许才是最中肯公正的。

    也正是有这样一位理智、绝情的统帅，湘军才没有做以卵击石的蠢事，保存住了实力，最终得以壮大，得以成功。

    7.善于把握机会，才能摆脱困境

    曾国藩很善于在困境、危难、“大变局”中审时度势，抓住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机会，趁势摆脱困境，逆势而行，成就自己。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的一生也许会平淡得多，悠闲得多，也安稳得多。当然，也很难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功绩，更难以成为“完人”。最起码，在立功这一点上，就无可指靠。只有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于一身，从而达到为师、为将、为相的所谓“完人”。

    有人说，是太平天国起义“成全”了曾国藩，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恰证明了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变局”、善于从危难中把握机会的人。

    太平天国起义对于当时的清朝政府而言，破坏力是相当大的。不仅兵势威猛，气势如虹，兵锋所指，锐不可当，从广西一路北上，占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大有席卷全国之势，让清朝政府惊心不已。而且清朝的正规军绿营兵、八旗兵，因为长久的和平状态，早已失去了战斗力，太平军一触即溃，根本无力抵抗。这时候，刚刚继位的咸丰皇帝想到了办一支全新的军队出来，那就是团练。

    所谓团练，又称乡兵、练勇、乡团、民壮等，是地方乡绅自行筹办的临时性武装组织。作为正规武装的一种补充，团练负有守卫家乡故土之责。因为太平军一路攻占，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很大，因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农民和乡绅自己组织起来，抵抗太平天国。

    这时候，正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就成了湖南办团练的最佳人选。中国近代历史的汹涌河流，也因曾国藩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拐了一个大弯。

    咸丰帝当时令其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共一百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见敢于任事者少之又少。而曾国藩也把握住了历史赐予给他的这个最好的机会，趁势而起，不仅练出了一支名震天下的劲旅，也让自己立下平定天下的首功。

    曾国藩能够脱颖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机遇与幸运，但更多还是在“人为”——善于审时度势，善于把握机会，善于看清时势，善于趁势而起！

    特别是在江南大营溃破后，大变之中，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抓住了难得的机会，不仅使湘军自此摆脱了从属的地位，一跃而成为追剿太平天国军的主力，也使曾国藩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权力——总督两江。

    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可以说是清政府追剿太平军的大本营。1853年3月27日，即太平天国占领金陵并把金陵作为自己的都城，命名为天京后的第八天，时任广西提督的“钦差大臣”向荣已经在金陵东郊朝阳门（现中山门）门外的孝陵卫建营筑垒，称为“江南大营”。向荣也是太平天国的老对手，从广西一路追剿太平军到金陵；1853年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1854年下半年，由于琦善病死，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任江北大营统帅。

    这两座大营，可以说是清兵追剿太平军的最重要的基地，南方清军的总指挥部。从建成开始，一直是太平军的眼中钉。1855年4月2日，太平军由大将秦日纲率陈玉成、李秀成、吴如孝等人乘夜从金山渡河，直杀江北大营，太平军又从紫金山杀出两路兵，猛扑山脚的清军兵营。混战之中，秦日纲又有一支别动队四千多人从灵谷寺翻山进攻清军马队大营。合力进攻之下，杨秀清大开洪武、朝阳诸门，把门外清军营垒数十个一一攻毁。太平军数军合力，直杀孝陵卫向荣的江南本营，参将陈明志等人被打死，清军溃散。向荣见势不妙，拍马窜向淳化镇方向，江南大营第一次被太平军攻破。

    之后，在1856年和1857年两年中，清军连克武昌、汉阳、湖口、九江、扬州、镇江、瓜州等天京上下游重镇，重建江北、江南两座大营，江南大营由和春坐镇，再度围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金陵）。

    咸丰十年正月间，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三王为解天京之围，策划了一次“围魏救赵”的大的军事行动。五月，李秀成、李世贤由苏南率军进入浙江，大兵猛压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慌忙向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求救。和春派总兵张玉良带兵两万，由江宁赶救杭州。张玉良走到半路，李秀成、李世贤带兵离杭北上，猛扑江南大营。

    此时，陈玉成率皖北之兵强行渡江。两军会合，数日之内连破江南大营外围要地高淳、溧阳、溧水、句容、秣陵关。江南大营被包围了。和春、张国梁分头拼死抵抗。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九昼夜，江南大营彻底崩溃，天京之围顿解，李秀成、陈玉成围魏救赵之计获得全胜。太平军趁势南下，和春、张国梁节节败退。张国梁死于丹阳，和春毙命于浒墅关。七万江南绿营兵，除张玉良部二万人外，至此全部瓦解。两江总督何桂清也顺势逃得不见踪影。

    江南大营瓦解，曾国藩心中却隐隐生出一丝快意：江南大营的瓦解，或许将预示着湘军的转机！

    由于朝廷对汉人的防备心理，曾国藩的湘军一直到现在都没名没分，也并未得到重用，曾国藩也永远只是一个侍郎的身份，虚衔领兵，不仅军饷要靠自已筹，而且军队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江南大营这次彻底溃败，和春死，桂清逃，绿营兵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目前要再与太平军作战，唯湘军一支劲旅。这就是大变局中的绝佳机会呀。

    实际上不仅仅曾国藩看到了这一点，曾国藩的诸多幕僚、朋友、老乡、从属，也都看到了。

    第二天曾国藩就接到正驻军宁国的李元度的信。李元度向他报告江南大营溃破的情况，并捎上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和春死，桂清逃，东南大局，天意将属于谁？”

    而左宗棠更说得直接：“江南大营早已千疮百孔，腐臭冲天。当将官的莫不锦衣玉食，倡优歌舞，士兵则多抽鸦片，嫖赌成风，士气溺惰，军营糜烂。这两年来，何桂清每月给它十多万两银子的接济，想利用它来做个中兴名臣；朝廷则受何的欺骗，以为江南大营是抵抗太平的干城，反倒将湘勇视为可有可无。不要说在前线打仗的弟兄们不服，就是留守人员都怄了一肚子气。真正是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呀！现在江南大营彻底覆没，将使朝廷从此清醒过来，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胡林翼也给曾国藩传信过来，不仅从江南大营的倾覆中看到了湘军的未来，还建议曾国藩让曾国荃速围安庆。

    李鸿章也专门来与曾国藩分析当前局势，认为“江南大营的溃败，不是坏事，是好事。因为皇上从此将会对绿营失去信心，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湘勇身上”。这就是湘勇的转机，更是战事的转机。

    果然，几天之后，皇帝命曾国藩总督两江的圣旨就到了，曾国藩终于得到了实权，而湘军也终于成为抗击太平军的主力，开始成为名正言顺的正规军。

    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害的人，也是最善于随机应变、进退得宜的人。因为他们明白，越是“变局”之中越是隐藏着无尽的机会。因而，即使自己身陷危局，也能从容应对，抓住时机。曾国藩的成功，就是绝佳的案例。他能跳出困境，走出危局，获得成功，正是因为看清了大变局中的形势，因时而变，随势而动，抓住了那些难得的机会，最终成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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