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坚忍，曾国藩居官第一要义

    坚忍不拔，有耐性，这是曾国藩做官的第一守则，也是他一生虽然起起落落、困境不断，却总能突破危局、超越困境的重要秘诀。

    曾国藩的坚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一生当中，咬牙坚持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不管什么样的屈辱，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在别人眼中过不去的坎，翻不过的山，在曾国藩这里，都能忍过去。这种气质和品行似乎在他年轻时就已经形成。

    清代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了曾国藩能忍的一个故事：

    曾国藩还未闻达时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他与另一书生同居一室，虽受百般轻侮也能忍气吞声。那个书生性情怪僻。曾国藩的书桌离窗有数尺，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个书生发怒道：“我的光线都是从窗中来的，你这一搬把我的光都遮住了，我读书都看不见了。”曾国藩说：“那我的桌子放在哪里？”书生指着床侧说：“放这里。”曾国藩就听他的放在了床边。半夜里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了，还扰人清睡！”曾国藩便无声默念。

    从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能忍、会忍，把一切都放在心中，而不是喜怒形于色的人。但是他的这种忍，不是懦弱，也不是畏惧，而是隐忍，是在忍耐中自强，在忍耐中奋进。其本身性格中的坚定、执着和激情，又把他的这种忍变成了努力向上的动力，因而才能受难受之气，忍难忍之事。

    他常给朋友、家人讲，湖南人有一种坚忍之志，而一个人一旦有了这样的忍性和坚定，还有什么事做不成，什么境界达不到呢？因为具备这种坚忍的性格，尽管他一生中遇到困难无数，但曾国藩都能够坚持到底，忍耐到底，最终让胜利属于自己。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奉命“剿捻”。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捷的特点和僧格林沁败亡的教训，曾国藩逐渐确立了“河防”的战略。

    第二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徐州与刘铭传商定了“河防大计”，计划利用大江大河的天险地利，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先限制捻军的行动，再进行分段防剿，慢慢缩小包围圈，直至最终消灭之。但曾国藩最终无功而返，完败而归，朝廷怪罪，同僚议论，兵士怨怼，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曾国藩一人身上，都认定他所定下的“河防大计”不够好不成功。

    而实际上，曾国藩被免职后，李鸿章带领淮军击退捻军，用的仍是曾国藩的“河防大计”。曾国藩知道自己失败不在于“剿捻”的战略失误，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主要是清政府不愿把“剿捻”之功再授予这位已扑灭了太平天国的大功臣，以免其功劳太高，将来难以驾驭。但曾国藩什么也没说，也全部忍了。

    曾国藩常提示自家兄弟：“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兄在外年余，唯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突出地体现了他的“忍让”功夫。

    同治元年（1862）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事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所部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有多人死亡，士气低落。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然而，此刻由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却为保镇定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扣下应发给湘军的五万两厘金自用。这不啻使曾国藩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郁的心情。

    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们无不大骂沈葆桢忘恩负义，因为沈葆桢是曾国藩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的，而且他这个巡抚还得归曾国藩这个总督来管。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湘军大营所有人都气愤填膺，大骂沈葆桢。

    一众幕僚及曾国荃都主张上奏弹劾沈葆桢，告他防守不力，丢失城府，吏治无方，劣幕操纵；弹劾他不顾大局，断绝湘军供饷，造成金陵围城军的困难，后果难料。一定弹劾得他丢官回家去。

    曾国藩听了大家的议论，也准备据此好好参一下沈葆桢。以现在自己的身份，以朝廷亟待让湘军攻下金陵的迫切心情，以江西丢失的城县，以沈葆桢的不顾大局，参掉一个沈葆桢太容易了。然而，他思忖再三，又冷静下来，想到沈葆桢是自己一手保荐的，又是自己节制下的巡抚，因为军饷问题而告自己手下的官员，也太没有涵养。再说了，目前是九弟曾国荃围困金陵，只待城破，这大功便无别人的份。谁都眼红，曾国荃锋芒毕露，已是众矢之的了，若再为他争饷，必然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思前想后，他放弃了弹劾沈葆桢的念头，决定还是以忍让来处理这件事。

    好多人都为曾国藩鸣不平，但曾国藩觉得忍让一下也没关系，后来他还解剖自己，认为自己忍字功夫还是不够。

    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问题上，曾国藩的宽容和忍让，为他和曾国荃减少在官场的矛盾，集中更多的精力处理政务、对付外敌提供了保障。

    他的忍，更是坚忍。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寄客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真心帮他的忙。那几年曾国藩艰难异常，是大家公认的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要不是他的坚忍，不是他能忍而且不馁，哪会有后来的惊世奇功。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叶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在这一时期，曾国藩进行了最深刻的反思，其中对“忍经”琢磨最多。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依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跳出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困境。

    忍耐其实是一种智慧。事实上，一切能忍、会忍、善忍，才能戒骄戒躁，不忮不求。曾国藩说：“傲为凶德。”做官多讲气节，由于过分强调，以至于流于傲慢而不自觉。每当遇到屈辱，就不忍耐。由于过于骄傲，造成君臣不和，朝廷纷乱必为祸害。由于不懂忍耐，造成同事之间的矛盾，彼此相斗相争，冲突不断。所以，只有坚忍是居官的第一要义，能忍能让，能屈能伸，能进能退，才是居官不败的要诀。

    为官不能忍，必不能成大事。官场本身就是变化莫测的，辉煌也许只是暂时的。用一颗张扬的心去面对官场，这样的日子是不堪想象的；只有能用隐忍、克制、收敛的心去面对的人，才能真正吃透官场，傲立官场，驰骋官场。

    所以做官要修养心性，要“忍得住，耐得烦”，学会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妙周旋中攀升，当退则退，当进则进，进退有度，能屈能伸，才能永远立于不败。这才是曾国藩一生有起有落却平安顺达、有荣有辱却安然无恙，困境重重却总能化险为夷，危局无数也总能安然脱出，大功得以成，大德无以伤，并最终成为千古一完人的不二法门！

    2.凡事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耐烦，也是曾国藩为官、为人、处世、处事的一大守则。他常说“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若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不论做官、做人、做事，“忍得住、耐得烦”都是曾国藩信守的人生原则。

    所谓耐烦，本是湖湘方言，意思是有耐心，能忍耐，不急躁、不怕麻烦、不怕烦闷，还有做事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意思。

    湖南人说这个人“耐得烦”，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稳得住脚、沉得下心、忍得住累、耐心、细致、认真的人。这样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遭遇什么样的险难，都能安然自处，平安度过。曾国藩对此认识很早，而且一直都是个很能“耐”的人。

    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曾国藩的故事。

    曾国藩刚进京时，去拜访同乡前辈，天下起了大雨。到达前辈家时，已全身从头到脚全淋湿了，前辈却不在家，家中丫鬟请他坐在厅中等。谁知这一等就等了三个时辰。

    眼看天色已晚，曾国藩只好先行告辞。当天整个下午下着大雨，曾国藩在椅子上坐了三个时辰，椅子周围都湿了一大圈，唯独两个鞋印干而清晰。因为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了三个时辰。

    他刚走，那位前辈就回来了。一见到客厅中的脚印，又听说他竟然等了三个时辰，大吃一惊，这一定是三个时辰都一动未动，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必须要是心性坚定、个性稳定、不急不躁、能够持之以恒的人才有可能。而这种安定沉稳、坚毅的个性，也必是个人后天修养而来。如果连坐都能如此安定沉稳，不急不躁，由此推之，将来何愁不能官拜将相？这位前辈急派人去把曾国藩追了回来。

    曾国藩的“耐烦”，在同僚中也是尽人皆知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国藩有一位叫黄延瓒的朋友放到外地做了地方官。地方官的特点是，案牍律例，各种杂事，不胜其烦。临别之时，曾国藩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

    弟有一言，奉吾兄于数年之内行之者，其曰“耐”乎。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矣。

    黎庶昌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为人笃学朴讷，天性肫挚，志趣远大，不事矜饰，很受曾国藩赏识。在曾国藩的帮助下，黎庶昌做了江苏吴江县的知县。但黎庶昌到任后，却遇到了政烦俗敝、盗贼纵横、上几任积欠的漕尾钱粮达到五千余石的难题，即使挪垫公款，也无法堵上这个窟窿。黎庶昌因此非常郁闷，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曾国藩知道后写信劝告他：

    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烦琐，亦磨砺也。吴江征收之难，风俗之悍，皆为大府所深悉而曲原。无事忧谗畏讥，尚希振作精神。遇有烦难之事，耐劳耐苦，徐听事机之转，则所在皆坦途矣。

    曾国藩在信中又说：

    但望少安毋躁，以待事机之转移。慎勿操之过蹙，便觉度日如年，徒损襟怀，而于事仍无济。如能守一“耐”字诀，久之自履亨衢。

    也是用的一个“耐”字诀，希望他不烦不躁，耐住性子，忍住烦琐，走上顺畅大道。

    李鸿章出来带淮军的时候，曾国藩也专门嘱咐他，要想带好兵，就要把握住两条：“第一贵在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第一就是要忍得住别人对你的挑衅和侮辱，耐得住烦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第二条要处理好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可见耐字功夫确实是当官、做事、为人之至要。

    曾国藩认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耐得烦”。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妙周旋中攀升，都需要一份耐劲。如果耐不得烦，守不住穷，安不下心，那么，就会诸事不顺，时陷危境。这于做官、做人、做事都是不利的。这其实也是曾国藩的经验之谈，因为他就曾经历过因“不耐烦”而引发的严重后果。

    咸丰七年春天，在江西瑞州城外大营中的曾国藩，正是内外交困、艰辛异常之时，不仅战事不顺，江西各方调谐艰难，自己又无实权在手，实在举步维艰。恰在此时，接到父亲去世的讣告。心中既伤心老父弃养，更烦忧自己眼下诸事纷乱，实在没心情再忍耐下去，于是奏报丁忧并陈请开缺之后，未等清廷下达谕旨，就擅自委军回到老家荷叶塘守制去了。

    这对于当时正统领大军对敌作战的曾国藩来说，是相当错误的做法。一个大军统帅，置军情于不顾，甩手就奔丧回家了，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任何皇帝都不会允许的。军务不同于寻常政务，它更为紧要，更为严肃。若军务需要，即使父母丧亡，也可不令前敌将帅回籍的。正在家奔丧守制者，若遇有紧急军情需要，还得夺情赴军。因为“忠”比“孝”更为重要。比如曾国藩母丧期间的墨绖出山，就是这种情况，但这一切，都要听凭朝廷的定夺。无朝廷命令而擅离职守，本该获咎。好在有朋党大员们的说情，清廷才没有追究，并赏三个月假，让他在家治丧。

    其实曾国藩之所以“甩手”的本意，是“欲擒故纵”之计，趁父丧想就此要挟朝廷给他实实在在的权力，才能真正调兵遣将，以对强敌，不然只能在江西处处受牵制，事事不顺利，剿匪势必遥遥无期。但曾国藩这盘棋却下错了，因为太急躁，没能“耐烦”而冲动地扔下军务跑回了老家，虽然皇帝没有过分追究，却也就此把他雪藏了，不理不睬，不闻不问，这一待，居然就在家待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这一年多，他待得并不安稳，表面上读书守孝安心闲适，实际上心中却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因为他不顾军政要务，不等皇命即擅自归家，朝中官员弹劾不断，湖南官绅也对他此举颇有微词。连他一手推荐提拔的左宗棠也大骂他不该丢下国事而奔丧事，舆论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既恼恨自己没能“耐得住烦”，又急躁“欲进故退”“欲擒故纵”计策的落空，使他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言，要是皇帝一直这样雪藏，不理不问，那他岂不是要就此终老吗？那不仅自己的一腔抱负无处施展，这么多年在湘军和剿匪上耗费的心血，那不也白废了吗？

    曾国藩既有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性情也变得粗暴起来。他深悔自己没能耐住，才让自己困守在老家，无所事事，心乱如麻，却又无可奈何。每天研究黄老之术，以使自己能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

    当咸丰皇帝再次命他出山时，他便顺从多了。见梯即下，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应命，并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同时他对人对事也完全改变了态度，不再强势硬挺，而奉行刚柔之道。比如低下身架与左宗棠重修旧好，与江西官绅相处也不再似往日咄咄。终于事情变得顺利起来。

    他自己总结说：“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之后他对“耐烦”二字更加用心。告诫自己处事要有耐心，要平心静气。“一经焦躁，则心绪少佳，办事必不能妥善。”时时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的性情，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让自己从容平静，心平气和，方可处变不惊，稳如泰山，各种事情才能处理妥当，才可以冷静理智地面对困境，想法脱困。

    曾国藩的“耐”字诀，更强调的其实是困知勉行、努力发奋的意思，只要能熬得住，挺得久，忍得远，耐得烦，打得通，过得去，便是好汉，便是成功。同治五年正月，他在给正在练字的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造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这正是“耐烦”二字的真谛。

    曾国藩一生，一直在耐烦二字上下功夫，凡事都告诫自己要耐得住烦，要守得住心，要忍得下性子，控制自己，强迫自己，认真、仔细、稳重地处理一切事情。不但当官要耐烦，做人、做事、处世、修身、学习、练字……做任何事都要耐烦。耐得烦，才能忍得住，忍得住才能守住心，守住心才能静下心，静下心才能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得妥当服帖，恰到好处，才能让自己轻松脱困，变逆为顺。

    3.胸怀都是委屈撑大的，受得了辱才解得了困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练兵统兵，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练成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最终战胜十倍、百倍于己的太平军，立下千古奇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那种能屈能忍辱的负重精神。

    早在练勇之初，长沙官场上的各种排挤和侮辱，就足以将他打得趴下，站不起来，甚至永世不得翻身。但曾国藩并没有被击倒，而是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以坚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最终练成一支威名赫赫的湘军。

    曾国藩练勇之初，其实就没有想过要带一支“团练”，一支啥也不会只会打架的“乡兵”，他一开始一心想的就是要带出一支强悍的“新军”，一支劲旅，绝不是只会守守家园的“团丁”。在给当时的巡抚张亮基的信中他直截了当地说：“唯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弦……难可遽镇也。”他要改造“团练”，要把团练带成正规军。因“改图之速”，更要“立竿见影”，所以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

    但是，和湘勇们在一起操练的“兵老爷”绿营兵们受不了了，这些平日里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哪受得了这个苦，上自提督，下至兵士，都对曾国藩怨恨不已。后来在提督和教官的挑拨下，绿营兵和湘勇时生摩擦。先是辰州兵挑起事端，又有永顺兵与湘勇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势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常打群架。

    当时的湖南提督，名叫鲍起豹，他对曾国藩很不满意。湘军操练很辛苦很严格，而提督管的绿营军则是吊儿郎当，战斗力极差。相形之下，就有了是非。民间普遍认为湘军好，绿营兵差，话传到鲍起豹耳中，他认为湘军的存在是在寒碜绿营；而且湘军工资比绿营高。湘军普通士兵月薪为四两二钱，比绿营兵高出百分之四十，为此，鲍起豹心里不平衡，绿营兵心里更不平衡。两支军队又时常在一起，统一操练，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士兵都喜欢赌钱。有一次，湘军与绿营兵聚赌，因为口角引发械斗，湘军士兵打了绿营兵。鲍起豹就要将湘军士兵提去处罚，曾国藩没办法——手下打伤了人，且犯了赌博，只得将肇事士兵送去绿营挨军棍。绿营毕竟是清政府的正规军，作为“团练”的乡勇，最多算是庶出的子嗣，唯有忍气吞声的份。所以曾国藩只能在忍气吞声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视忍耐本身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又有一次，湘军操练，同场还有绿营兵，不小心，湘军一枪打了绿营的一个勤务兵。鲍起豹就对曾国藩说，你把走火的士兵找来，捆到绿营，打上三百军棍！三百军棍是什么概念？至少把人打得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团练不是国家正规军，手下既然伤及正规军，自然得按民人袭击军人的法条进行处罚。只是，真把人送过去，曾国藩很难受。没办法，最终还是送过去了。至于平时，绿营欺负湘军的事例亦不少，哪怕是曾国藩的亲兵，也常被打骂。

    有一回湘勇哨官鲍超和塔齐布带着几个勇丁在长沙城中闲逛时，受到绿营兵的讥讽，塔齐布和鲍超毫不退让，双方矛盾激化。这几个绿营兵气极回营，添油加醋，极言湘勇欺人，于是鸣号列队，大张旗鼓地来打架，这回下手更狠，打死了人。曾国藩以为，可算找到机会立威了。他对鲍起豹说，你得把肇事绿营兵捆过来，由我依法处置。依法，这个绿营兵就是死罪。曾国藩对绿营兵仗势欺人的行为早就不满，于是郑重地发公文给提督鲍起豹，明确要求逮捕肇事士兵。

    鲍起豹二话不说，还真就把人五花大绑地送到了曾国藩的审案局。但实际上却派人四处散布曾国藩要严惩打架的绿营兵的消息。两队打架常有的事，却为何只惩罚绿营兵？绿营兵的愤怒一下子被点燃，聚在一起冲向塔齐布的住所，一顿打砸抢，亏得塔齐布躲在草丛中才幸免此劫。

    这群绿营兵砸了塔齐布的房子后，又冲向曾国藩团练大臣公馆，挥舞刀枪找曾国藩算账，甚至有人咆哮要杀死曾国藩。曾国藩没料到绿营兵会如此丧心病狂。曾国藩被堵在屋内，进退不得，只得派人向巡抚骆秉章求救。可是，骆秉章更是只老狐狸，明明只一墙之隔的两个衙门，却一直让绿营兵闹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才来到审案局，且不仅没有惩罚那些绿营兵，还当着曾国藩的面给他们松绑，向他们赔不是。还要求曾国藩放人。走投无路，曾国藩无奈，只好放人。这是很屈辱的一件事情：当着那么多无知无识的乱民乱兵，堂堂二品大员、钦差团练大臣，明明有理却不得不低头，还做声不得。只能“打脱牙和血吞”，生生地忍住。

    这件事过后，一连好几天曾国藩都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想着自己身在热孝之中，却能夺情出山，无非是想匡时济民，上报君恩浩荡，下为黎民造福，也为自己一展鸿抱。却不想到长沙的这七八个月来，事事不顺心，处处不如意，每天困心横虑，隐忍硬撑，实在疲累之极。他细细分析之后，终于看清，长沙不是做事的地方，官场暮气沉沉，绿营积习难改，他们什么正事也干不了，而曾国藩要是想干一点事出来，他们则会处处使绊，时时掣肘，根本不会让你干成事，如果死守这里，只会被他们困住，终将一事无成。因而，长沙绝非久留之地，必须离开长沙。

    1853年8月13日，曾国藩给朝廷上《移驻衡州折》，请求到衡州练勇，并保衡州安宁。皇帝准奏。于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勇带着屈辱脱出长沙这个牢笼，奔向衡州。不想从此摆脱了一切掣肘，安心练兵，终于开启了湘军的辉煌之旅。当然，其中的艰辛过程又非三言二语可以道尽。但是，凭着曾国藩一贯的坚忍和恒心，经过五个月的苦练，终于练成一支一万多人的湘军，声威大振，并从此步入了自己的辉煌人生。

    1854年2月，太平军围湘潭，朝廷调湘勇征剿，曾国藩统率着军容整齐、军威肃穆的一万七千名水陆全师，浩浩荡荡开进长沙，军容之盛，军规之严，立时把萎靡不振的绿营比了下去，湘勇终于扬眉吐气。这正是曾国藩愤走衡州之后五个月中“打落牙和血吞”、咬牙坚挺的结果！在湘潭激战中，湘勇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激烈作战，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取得了清廷在与太平军对战中真正的第一场重大胜利。有力地证明了湘勇的作战实力，朝廷对此褒奖有加，这算是为曾国藩这一年多来的咬牙坚挺缔造了一个完美的结果。

    后来他对幕僚谈起往事时，感叹地说：“起兵亦由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命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见要不是当时情势所激，要不是他那种不服输的倔气，哪会有后来的曾国藩！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对一切的挫折和困境，他不是怨天尤人，不是服输退却，而是打脱牙和血吞，绝不服输，而是咬牙坚持，忍辱负重，徐图自强。他虽是一介文人，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与枭雄的完美结合体。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受过的委屈数不胜数，经历的挫折也不可谓不多，打过的败仗更是数不胜数，甚至无数次身陷绝境。也正是因为这些委屈、这些挫折、这些败仗，才使他养成坚忍卓绝、傲视富贵的坚忍性格。“坚忍”不仅使曾国藩树立了“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信念，同时也使他成为晚清历史上一等一的人物。

    4.蛰伏老家，身入困顿专心黄老

    1857年2月27日，正在江西南康大营的曾国藩与弟弟国华、国荃收到父亲在老家病逝的讣告，悲痛难抑。曾国藩马上给皇上拟了一个《回籍奔父丧折》，决定回家奔丧：

    微臣服官以来，二十余年未得一日侍养亲闱。前此母丧未周，墨襄事；今兹父丧，未视含殓。而军营数载，又功寡过多，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赎之罪。瑞州去臣家不过十日程途，即日奔丧回籍。

    曾国藩想到目前局面，处处掣肘，硬着头皮顶下去，日后会更困难，无故撒手不管，上下又都会不许，不如趁此机会摆脱这个困境，把这副烂摊子扔给江西，给朝廷一个难堪。这水陆二万湘勇，除开他曾国藩，还有谁能指挥得下？到时，再与皇上讨价还价不迟。曾国藩觉得以此时之境遇，是越早离开越好，决定不待皇上批复，当天即封印回家。

    原本是暗含了赌气和要挟的回家守制，使的是“欲擒故纵”之计，却不想皇帝将计就计，真的答应了他开缺回家在籍守制的请求，而且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像把他忘了似的，就让他待在家里，读书、守墓、尽孝，再也不管他了。

    这一段时间，原本以为离了自己就没人指挥得了的湘勇，却捷报频传。先是收复蕲水、广济、黄梅、小池口，接着水师外江内湖会合，夺取了湖口，打下了梅家洲。四月，又一举攻克九江城，林启容的七千名太平军全军覆没。为此，官文、胡林翼赏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赏加巡抚衔，杨载福实授水师提督，彭玉麟授按察使衔，均赏穿黄马褂。消息传来，曾国藩又喜又愧。喜的是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勇，建立了如此辉煌的战功；愧的是自己过去自视太高了。这一年多来不在前线，湘勇水陆两支人马在胡林翼、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的指挥下，反而打得更好，而自己只能守在老家，一无所事，一无所成。曾国藩心绪如麻，纷纷乱乱，不知如何是好。脾气也变大了，性情也变暴躁了，每天气郁难平，非常苦闷，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吐过血，身体、心情都到了最坏的时候。

    正在他骨瘦如柴、一蹶不振之时，弟弟国葆给他引荐了一个看病很厉害的丑道人，丑道人给他开的方子却是只有一个“静”字和“岐黄治身病，黄老医心病”的提示，并送给他一本《道德经》。曾国藩回到荷叶塘，关起门来，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读着《道德经》。重读之后，他才觉得这不过五千言的书真是字字在心，句句入理，与过去所读时竟大不相同。

    曾国藩深有感慨，总结出了一句话：“大柔非柔，至刚无刚。”所谓“大柔非柔”，是说一个柔和的人，并不代表柔弱。而“至刚无刚”，是指内在刚猛的人，并不需要给人一种刚硬的感觉。也就是说在处理和别人的关系时，一定要表现出柔和的一面，不要显得过于刚硬。

    在守父丧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曾国藩多读黄老之书，终于大彻大悟，完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个转变，即从程朱之学转化为黄老之学。他通过对自己出山办团练五年以来遭遇的种种不利、挫折、失败的回顾，终于看出自身的弱点及方法和处事手段上的不足，如不能太自信、太强悍、太霸道、太不顾别人，也不能一味单干蛮干，一味刚强冒进，也不能一人得尽天下功劳美名，终于领悟了老庄关于人生渺小只能顺应自然的理念，又从切肤之痛中懂得了柔弱胜刚强的深远意义。黄老之学解开了他心中的疙瘩，帮助他走出困境。同治元年的一则日记，记录了他的这一大转变：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年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着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

    他的这一转变，以后的事情就顺利多了。再次出山时，他即显出了乖巧。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紧急，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便乘机奏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得命即赴任，丝毫没有耽误。

    事实上他确实是“迥不相同”了，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从此大大提高。他对人对事完全改变了态度，摒弃了强势硬挺，而奉行刚柔之道。比如低下身架与左宗棠重修旧好，与江西官绅相处也不再似往日之咄咄，而是处处委曲，时时迁就。

    终于，一切事情变得顺利起来。守父丧以前在江西遭遇的种种掣肘、牵制、拦路虎、绊脚石甚至钩心斗角、相互倾轧，都在他的变化和迁就之下，开始一点一点地缓和，阻力变小，事情变顺，江西之困不复存在。曾国藩又一次用自己的智慧和耐性，漂亮地脱出了困境。

    5.耐得住困顿，才能跳得出困境

    其实人生在世，无论是天纵英明、占尽先机，还是愚妄懵懂、一无所有，要想有所作为，成就事业，都会遇到想不到、数不清的重重困难，各种险厄危难、痛苦艰辛。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才会发出“世无艰难，何来人杰？”的感叹。因为他比其他人经历了更多的困境，就比其他人更了解危难。在一次又一次与困境和危难的艰苦搏斗中，他也就比别人有了更多的感悟和心得。

    而坚忍、耐烦、能屈能伸、能忍能退，都是他一次又一次跳出困顿的秘诀。忍得住艰难才能超越艰辛，耐得往困顿才能跳出困境，特别是那些几无可忍、几无能耐之处，能忍得住、能耐得下，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杰”，也才能收获最终的成功。

    比如他在京为官的十几年中，不论官做到多大，都从来没有富过，一直在借钱度日，为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柴米油盐发愁，其困窘也是非常不好过的，但他守住了贫穷，耐住了困境，严守自己发下的誓言，不管多困窘，也绝不拿半分不该拿的钱，甘于清贫，克勤克俭，从根本上堵住了自己的私心杂念，才不至于掉入欲望的陷阱。要是他耐不住这种困顿，放松自己，捞钱贪腐的话，势必早在京城就被金钱所困，失德失威，可能最终连性命也不保，更别指望有后来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

    很多时候，困境其实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有恒心、有毅力、能忍住、能耐烦，坚持忍耐，在忍耐中完善自己，在忍耐中寻找机会，在忍耐中等待机会，把困境当成我们历练、磨砺、完善自己、为下一步的奋起所必须做的准备，那么，困境也就不再会是困境，不论多么困顿，也终会跳出困境，最终成功。

    像曾国藩受长沙之辱，历尽冷眼和排挤，受尽折辱甚至欺凌，但他都忍住了，把这一切当成没事一样，上奏皇帝时都没把这些说明，而只是说为了便于更好地肃清匪患，才移师衡州的。“打落牙，和血吞”，耐住这一切，只为了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出一支强大的精锐。事实上，他的忍耐卓有成效。经过五个多月的全力训练，最终建起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精锐部队，出战之初就赢得了湘潭大胜。

    湘潭之战，为出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愤走衡州募兵练勇，也成为曾国藩后半生事业的真正起点。

    “在忍耐中等待机会”是一句最能体现曾国藩心境的箴言。当处境牵制重重、内外交困、险恶难当时，唯有忍耐，唯有蛰伏，唯有忍气吞声、忍辱负重、自励自强、积蓄力量、壮大自己，并等待和寻找一个最佳的出击机会，才能让自己跳出困境，赢得最终的胜利。

    其实不仅仅是在长沙受辱之后，曾国藩耐住了困顿，并以强大的耐心和韧劲摆脱了困境，迎来了曙光。在他遭遇到很多困境时，之所以能够不被困住，其实都是他坚忍、耐烦的结果。

    靖港之败的消息在长沙传开后，人言籍籍，纷纷指责曾国藩无能。布政使徐有壬尤惊恐万状，绕室徘徊，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止息。他与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请求弹劾曾国藩，并且罢遣湘勇。只因骆秉章认为此举不妥，才罢了此议。本来，曾国藩办团出征，因触犯了某些官僚的尊严和权益，常遭讥讽，他在家信中诉苦说：“今年（指咸丰四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自靖港之败后，“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朝野唾骂，“为通省所鄙夷”。即使是他的至交好友，也不得不避嫌而远。他邀请郭嵩焘专办湖南不久亦设辞归捐输，郭嵩焘“引嫌避怨”，不肯与他共事；他勉强邀请刘蓉来省，刘蓉不久亦设辞归去。他写信给诸弟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云仙等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现除李次青（元度）外，诸事皆兄一人经手，无人肯相助者。”他的萧条孤苦可谓至极。但他没有倒下，以越拔脱俗的忍功，硬生生把这些扛了下来。

    三河惨败，使湘军中被誉为“所向无敌，立于不败之地”的李续宾部六千多人全部被歼，弟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胡林翼哀叹道：“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曾国藩更是日夜忧伤，伤心不已。不久军营又染上瘟疫，“行军数日，长夫病困，锅、帐、弹药、沿途抛弃”，大大减弱了江西省内湘军的战斗力；他自己“因久住建昌，无所作为，欲拔赴湖口，又恐闽贼来窜抚、建，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加之江西官场倾轧，也使他“公愤私戚，意绪瞀乱”。凡此种种，使曾国藩异常郁闷。但是，曾国藩仍然是镇定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坚持着，忍耐着。

    还有蛰伏老家的孤苦无依之时，追剿捻军无功而返的落落寡欢之时，天津教案之后的舆论滔滔之时，他都是以忍耐为法宝，凭忍耐而熬过那些困境的。

    俗话说得好：忍得一时之气，可免百日之灾。儒家与道家虽然“道不同”，但是在“忍耐”这个问题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孔子以为“小不忍则乱大谋”，道家则认为，忍耐是使自身远离灾祸的法宝之一。集儒家的深邃与道家的机敏于一身的曾国藩认为，忍耐是让自己仕途通畅、青云直上的法宝。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与攻击，多于来自大敌太平天国军的真枪实弹。他的幕僚赵烈文总结说：“（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因为与官场作战自是与太平军作战不一样，不是直来直去，真刀真枪，而是需要策略，需要方法，需要忍耐，需要坚守。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许多方正之士都被这些所谓的“世俗文法”磨得一事无成，困在传统和世俗之中，无力自拔。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这与他能屈能伸、坚忍耐烦密不可分。总结生平，曾国藩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因此鼓励他弟弟在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化被动为主动，以扩展心胸、增长本领，击退所有的挫折，摆脱一切困境。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当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遇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诚为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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