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天下为笼，雀无可逃

    我们常常会钦羡历史拐角处那些关键人物的好运气，因为他们不管遭遇多大的险难，发生多大的灾祸，即便是在千钧一发、生死攸关的时刻，也总会有人及时上前，施以援手，奋力搭救，让他们摆脱险境，脱离困厄，让他们总能在山穷水尽之时、穷途末路之后，依然可以昂然奋进，再写传奇。

    然而，真的是上天特意眷顾、好运特别照拂吗？非也！说到底，不过是他们身边有着大量的人才，既忠心耿耿，又奇技在身，这些人才随时随地都在他们身边，当他们迷茫失措时就为他们指点迷津，在他们身处困境时就为其奉献奇策妙计，在他们危险万端时也会奋不顾身飞身营救，有这样的一群人才在身边，他们当然会逢险即避，遇难成祥，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无论一切危途困境，对于他们来说，都能轻松越过。

    这就是人才的作用。

    古来成大事者，无一不是极为重视人才、四处招揽人才、善于运用人才的高人。比如那个流传千古的孟尝君，正是因为有宾客三千，才能在生死关头从容出逃，善于用人者，鸡鸣狗盗之辈，也能将其变为翻越险难的英雄。

    曾国藩也是一样，他能一次又一次摆脱困顿，扭转危局，也是全赖于他善于招揽人才、善于鉴识人才，而且知人善用，用人所长，使他的周围集中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智谋、文章、兵学、法学、武器、船舶，甚至武功高强的侠客……这强大的“人才库”正是曾国藩摆脱困顿、扭转危局最强大的武器。曾国藩每到山穷水尽之时，都是亲信随从为其指点迷津，助其渡过难关，摆脱困顿，并最终成就了他的不世奇功。

    为什么曾国藩能有如此强大的“人才库”？这正是他重视人才、四处延揽人才的结果。

    曾国藩初创湘军时，正是最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但从哪里得到这些人才呢？曾国藩的观点是从天下找，他引用庄子的一句话，“以天下为笼，雀无可逃”，就是要把天下作为自己网罗人才的范围，而不是局限在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或是沾亲带故的一些人身上。

    所以，他的人才来源非常广泛，不独一地一处之人。他的幕僚中就籍贯而言，在薛福成所提到的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自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事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

    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保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如吴汝纶，原本是京官，曾国藩认为他于古文一学将大有成就，因而劝其放弃京官，专心学问，因而他入幕后，不做任何实务，只是一心读书，后果然成为一代古文学家。

    曾国藩在求才时，可谓千方百计，只为才许，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或求人推荐，反正是只要哪种方法管用，就用哪种方法来招揽人才。

    一是以情相邀。如对刘蓉、郭嵩焘即是如此。刘蓉、郭嵩焘与曾国藩不仅有同乡挚友之谊，还有三拜结义之兄弟情分，因而，他们三个人是感情最为真挚、情谊至为深远之人。而且刘蓉和郭嵩焘都有大才，正是曾国藩做大事的股肱人才，故而曾国藩用尽方法，把他们揽在身边。

    曾国藩写信力邀刘蓉入幕，信中诙谐地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焘）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相观。所以曾国藩说不能让郭独自晏然。刘蓉即赴曾国藩幕，郭嵩焘也随即来到。曾国藩等于为自己找到了左膀右臂。

    二是悉心访求。曾国藩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办团练之始，发布《招某绅耆书》：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会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可以克服呢？

    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照样以招贤纳士为要，他发布的“告示”中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

    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量才录用，如有举荐贤才奇人，除赏赐银钱外，酌量褒奖。

    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

    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张榜“招贤”，感到这是一个进言的机会，便赶写了一篇《上曾侯》的万言书，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改、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项建议，并在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实施方法。全篇呈词条理清楚，文笔流畅，曾国藩大为嘉许，不久便召见他。在谈话中，发现他见识不凡，便特邀他加入幕府，薛福成不仅成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也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

    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他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等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

    三是多方推荐。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就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的；李善兰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随后李善兰又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互相推荐，以类相聚，正是曾国藩吸引人才的一大特点。如在京城时，其好友吴廷栋推荐了方宗诚，方宗诚又推荐吴汝纶。这样一拨一拨的人来推荐，相互吸引，这也是曾国藩在人才举荐中的独特之处。

    曾国藩网罗人才讲究“以类相求，以气相引”。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类的人更容易进入彼此的“气场”，所以曾国藩延揽科技界的人才容闳时就说过，一定不能让武官同他谈话，因而他找数学家李善兰写信，这样更容易获得容闳的信任。这也是曾国藩网罗人才的一大特点。

    四是主动投效而来。像李鸿章、李元度、杨载福等人才，都是主动投效而来的。李鸿章是早在京城时就以“年家子”的身份投靠了曾国藩做门生，以师礼而执。后来，又主动前来投奔入幕，也深得曾国藩的器重，并直荐他做了浙江巡抚，后来李鸿章一切的成就，可以说都是从曾国藩而来的。

    李元度也是湖南人，举人出身，文才无双，有着作《国朝先正事略》一书。与曾国藩交情匪浅，情谊厚重。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李元度就上书给曾国藩，痛陈利害，曾国藩非常赞赏。于是多次恳请李元度来衡共事，请他“临危受命，同为东征之役”，经过曾国藩多次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

    还有的主动投效之人或是仰慕曾国藩的人品文章，或是感激曾国藩的知遇之恩，甘心情愿受其驱驰。如大将鲍超，就是感激曾国藩的搭救之恩，塔齐布感激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曾国藩常说人才要“以气相引”，气就要靠自身道德操守的修为来吸引更多道德修养好的人到自己的身边，这就叫“以气相引”。

    通过这些方式和手段，曾国藩为自己网罗了大量人才，天下人才，几近搜求毕尽，真算得上是“雀无所逃”。因而曾国藩手下人才济济，队伍越来越壮大，力量越来越雄厚。

    2.坚守交友原则，才能遇到真正的良师益友

    曾国藩比谁都明白，要想成就事业，人才是多么重要。

    曾国藩爱交朋友，但绝不是见人即交，不分良莠，而是只交贤德、可交之人。曾国藩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交友确实是相当慎重的。他有一个着名的交友原则——“八交九不交”。八交是“胜己者；盛德者；趣味者；肯吃亏者；直言者；志趣广大者；惠在当厄者；体人者”。九不交是“志不同者；谀人者；恩怨颠倒者；好占便宜者；全无性情者；不孝不悌者；愚人者；落井下石者；德薄者”。

    概括地说，曾国藩交友有四大原则：

    一交有忠肝义胆、侠骨柔情者。比如结交江忠源便是如此。江忠源也是湖南新宁人，在北京科举时经郭嵩焘引见，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有血性、有胆识，而成为好友。江忠源的血性肝胆，曾为扶朋友灵柩回乡而放弃考试，曾国藩很为佩服。曾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节义死。”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得力干将，并因兵败自杀而死。

    二交胸有大志者。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胸怀壮志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成为亲兄弟一样的朋友关系。像左宗棠、胡林翼这些心胸宽阔、志向远大的人，都是曾国藩乐于结交的人。

    三交学养深厚者。像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儒，不仅是曾国藩愿执师礼的前辈，也是曾国藩最愿意结交的真正大师。曾国藩说到底还是文人出身，一介书生，总希望能在学问上找到一些意趣相投之人，而那些学问深厚、有真才实学的人，正是曾国藩最想结交之人。刘传莹是曾国藩的好友，他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交往中大大弥补了曾国藩在古文字上的不足；罗泽南是一个“忧所学不能拔俗，忧无术以济天下”者，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信中表示敬慕之意。

    四交品德高尚者。在曾国藩看来“相交可知人”、“习俗可染人”。曾国藩极为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只有那些道德高尚、行为检点的人，才能入曾国藩的眼，才会被他看得起，才会主动结交。他说：“若果威仪可测，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对于那些品德不高、志趣低下的人，曾国藩是不会结交的。所以，在他周围，都是一些正人君子，淫邪昵狎、行为猥琐之人，都不可能成为曾国藩的朋友。所以，他瞧不上胜保，不结交肃顺，也不屑于鲍起豹、何桂清、向荣之流。所以，他结交的人都是他信任的人，都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这些人，成为曾国藩事业大厦的有力支撑。

    可见曾国藩交朋结友是相当严谨和苛刻的，绝不是什么人都结交，更不会因财交、因利交、因势交，而只与义气相投、正义在身，人品、道德、学问俱优秀之人交。这样的人，一见就会成为莫逆。比如他与刘蓉、郭嵩焘、罗泽南的交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生于湘乡县乐善里儒阶庄（今娄底市娄星区茶园镇儒家庄），极具才华。刘蓉生长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不愁衣食，聪明好学且发奋用功。为人淡泊名利，于科举、官场事没有什么兴趣。不求虚名，而讲究真才实学。其学识早年传遍湘乡内外，文人士子均刮目相看。

    曾国藩与刘蓉的结交不是偶然的，除了情性相投，志趣相同外，也因为刘蓉做学问的路子与曾国藩非常相似：也是攻程朱理学，同时又讲经世致用，都富有才华。他们相识很早。据黎庶昌所作《曾国藩年谱》称：“道光十四年（1834），公二十四岁，始见刘公蓉于朱氏学舍，与语大悦，因为留信宿乃别。”曾国藩对于刘蓉的才华极为赞赏，曾戏称刘蓉为“卧龙”，因而刘蓉也有“小亮”之称——就是当世小诸葛亮的意思。并由此而引出湖南的“三亮”之说。所谓“三亮”，就是“今亮”——湖南湘阴县的左宗棠，“老亮”——湘乡双峰县的罗泽南，以及“小亮”刘蓉也。三人都是有“卧龙”之才的人物。

    曾国藩和刘蓉在一起时，经常彻夜长谈，即便是各奔东西时，也不断通信。通信的内容除切磋学问外，凡古今政治因革损害得失利病与风俗及人习之盛衰，都列入讨论范畴。二人的交情相当深厚，而且从未淡化过。刘蓉对考科举、入仕途没有兴趣，当曾国藩在京城入翰林之后，刘蓉还是布衣，但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疏远。

    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二人再见于长沙，此时郭嵩焘来会。三人相见，深感意气相投、志趣相同，遂结拜为兄弟。这时候曾国藩最大，二十七岁，刘蓉二十二岁，郭嵩焘只有二十岁。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之后，非常思念远在家乡尚未中秀才的刘蓉，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基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此时的刘蓉，才学之高，在曾国藩眼中，就非同一般，把他比作“卧龙”，还写了一首《怀刘蓉》的诗：

    我思竟何属？四海一刘蓉。

    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

    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

    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刘蓉虽未入仕，但在曾国藩的眼中，他比那些考取了功名、入仕为官的人高明得多，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如霞仙今日之身份，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份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并不以功名有无、高低来看待刘蓉，而是以才学的高深来对刘蓉予以评价和肯定。

    后来曾国藩回乡，创办湘军，多次邀请刘蓉来协助自己，但刘蓉无意功名，只愿做闲云野鹤。但每逢曾国藩有要事相商或是重大决策时，刘蓉都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咸丰四年，正是湘军处于低谷时期，也是急需用人之际，曾国藩怀着求人急切之心写信给至交好友刘蓉与郭嵩焘，请他们立即出山相助。刘蓉是个实心实意、顾全大局的人，他和郭嵩焘相继来到曾国藩身边，跟随曾国藩左右，为曾国藩排忧解难，共同筹划有关练兵、集饷等大政方针。

    在湖南时，除了刘蓉、郭嵩焘等几个有限的朋友外，曾国藩的朋友少之又少。朝夕过往不过是些鄙儒，其中甚至还有“损友”。他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说：“兄常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大多故也。”全是损友，不仅学不好，于自己进取无益，甚至还会学坏，反倒会损害自己的德行和学问，这样的地方如何能读书呢？

    但是到了京城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京城群贤毕集，精英满眼，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势、擅长和技能，志向、眼界和胸怀都非湖南乡下的“鄙儒”或“损友”可比，这让曾国藩心境大好，更广结八方，见贤思齐，学习不辍。

    在京城时，由郭嵩焘引见，曾国藩又认识了江忠源。江忠源因有血性、有胆识，为人任侠仗义，被曾国藩视为必诚必信之人，京中绝无仅有的人才。后来，江忠源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为湘军早期的发展、威名和胜利，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罗泽南与曾国藩同是湘乡县人，学问博广，为人却侠肝义胆、尚意进取，毫无腐儒气。他对程朱理学研究颇深，道德学问冠绝乡里。但他的人生却并不顺利。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妻子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却依然振奋昂扬，“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对他十分敬重，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太平军攻入湖南后，罗泽南在家乡率领自己的学生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后来成为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基本力量之一。罗泽南不久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死，他的学生李续宾、李续宜等，后来都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

    曾国藩结交的这些有志之士、有为之人，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是在许多危难之处、困厄之时，成为曾国藩脱出困境的最大力量。

    结交朋友，看似是很私人的一件事，实际上，却关系巨大。不仅事关自己的人生、事业和一切，对于身居高位、大任在肩的人而言，结交的这些朋友甚至会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结交的全是贤德、有志、有才、有为之人。曾国藩所交的朋友对他的人生和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键时刻，有人为他出谋划策，危难之时，有人为他两肋插刀，从各个方面帮助曾国藩建功立业。正是这些人，为他撑起了事业的大厦，缔造了末代中兴的大好局面，更为他挡住了许多艰险，摆脱了许多困厄。

    3.《冰鉴》识人，公心用人

    后世传说曾国藩一生曾有十三套绝学，流传下来的却只有两套——《挺经》和《冰鉴》。而《冰鉴》正是识人、鉴人、知人、用人的绝学。

    这种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曾国藩识人、鉴人、知人、用人，确实有他一套独特的方法和技巧，并且极具效应。

    据说有一次，门生李鸿章带着三个年轻人去见曾国藩，请他给三人安排职务分派工作。不巧，曾国藩有饭后千步走的散步习惯，他们到的时候曾国藩正好不在。于是，他们就只好在院子里等候。

    不久，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上前禀报来意，请老师当面考查三人的能力。

    曾国藩挥了挥手，示意李鸿章噤声，自己则悄悄走进了庭院。只见庭院之中，立着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人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看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而第三个年轻人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

    看完之后，曾国藩才召见他们。经过交谈，曾国藩发现，那个曾不停地打量客厅摆设的年轻人谈话最投机，那个人很会说话。相形之下，另外两个人的口才就不是那么出众了。一位有些沉默寡言，而看云的那位年轻人，虽说得少，但言语切直，直指要害，个性毕露又不失见地。

    于是曾国藩给他们三人分派了不同的工作。口才不错而且很会言谈的那个人让他领了个虚职；沉默讷言的那位去负责后勤军需部；看云的那位被派去军前效力，并且叮嘱左右，可以重点培养。

    李鸿章很不理解老师的这番安排，按他的想法，应当是那位口才好的能担大任，于是请教老师这样安排的奥秘。曾国藩也不隐瞒，据实以告：“那位口才好的年轻人虽说与我说话看似很投机，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投我所好，可见是个表里不一、善于钻营的人，不足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规规矩矩，谨小慎微，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只能做个踏踏实实的小吏；而看云的年轻人却气度非凡，在庭院里等待了那么长时间却不焦不躁，就从这份从容淡定便可见少有的大将风度，而且他并不刻意奉承，而是不卑不亢，而且极有见地，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李鸿章听了大为叹服。而且，事实也恰如曾国藩所判断的那样，三个人果然各有出路，看云的年轻人就是后来的淮军大将刘铭传。他在三十六岁封爵，为淮军的重要将领。光绪十年（1884），中法越南战役中，刘铭传统兵到台湾，与法军在基隆、淡水一带苦战，结果大败法兵，并成为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在台六载，修筑铁路，兴办实业，种种政绩，遗爱在民，深受敬重。

    可见曾国藩的相人术确实非常精准。他善于观察人、鉴别人、考核人、判断人，是从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曾国藩无时无地不注意观察人才，并将其优缺点一一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参考使用。

    此外，曾国藩还经常设置不同的情境来考验对方，以找出真正沉稳内敛、德行佳的人才。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有“谈相”一文，记载道：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于文武员弁来谒者，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然接见一人，每于其才之高下，德之浅深，福之厚薄，往往决之而终不爽，以是负知人之鉴。

    其实这才是曾国藩知人识人的秘密。曾国藩手下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花名册，他每见一个人，每和一个人交谈，都会详细地询问这人的家乡、亲人、出身、家庭情况，在哪里参过战，在哪里做过官，现在任什么职，并仔细观察，同时详细地记录下这个人的一切信息，包括家庭、性情，并做出自己的判断。正是这些详细的资料，使他能对手下的人才做到心中有底，量材施用，并且准确判断。

    对推荐而来的人，曾国藩都会亲自召见，并且见面时会记录下来人的一切信息，并在名册下面填注评语。如有一个人叫周甫文，曾国藩给他的评语是这样的：“面色正派，初次当差，汗出不止。”因为这个人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高级领导，所以汗出不止，一直在流汗。可见胆识一般，只能当个小差，曾国藩派了这个人去当差。

    有一个候补知县叫陈德明，曾国藩给他写的评语是：这个人鼻歪、眼大，下面写了“心术不正”，后面还写了“精明能干”，后面还有几个字——“颇放肆”，可能是在他的面前不是很规矩的样子。曾国藩画了一个三角，表示这个人是不能用的。被他接见的人，他都会画上一个特殊的标记和符号，三角、圆圈、点或竖四种符号。画三角的，是不能用的人；画圆圈，是能用的人，如果画上两个圆圈，那就是最好的人；如果画上一竖或一点，就是这个人一点儿也不能考虑，如同打入冷宫一样。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鉴别、考查人才的理论及方法。在《用人三策折》中，曾国藩把具体考查人才的方法归纳为“询事”、“考言”、“奏折”、“诱迫”四法。

    他主张对人才宜“留心察看，分别贞邪”，相貌、言语、举止、行为。以“考言”为主，看一个人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之外，还要考查人的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查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曾国藩选人才不喜欢用官气重、夸夸其谈的人，并以“德大于才”为用人第一要旨，对此他有过精辟的阐述：“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曾国藩识人最重要的是“德、识”为主，“才、学”为辅，这是他识别人的一个总原则。此外，曾国藩还提出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各方面入手来“相人”。曾国藩在日记里说，一个人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蓄是贵相。为什么说端庄厚重是贵相？因为端庄厚重的人，表明他懂得敬畏，一个有敬畏感的人就不至于放肆无忌，思虑就会深远，处事不至于鲁莽，说话就会谨慎，交际不至于随便。自己有敬畏感的人，往往别人也会敬畏他。得罪的人越少，自然也就远离祸端。端庄厚重不是装出来的，是修身修炼出来的功夫。

    谦卑含蓄也是同样的道理。谦虚能容，表明他谨慎、大度，能容纳他人的优点和缺点，不会随便指摘他人。含蓄就是低调做人、低调处世，放低自己的身价、姿态，不张扬，不张狂。处卑而望高，登高必自卑，这样的人自然懂得脚踏实地的道理。必然身处尊荣，显而达贵。

    但仅仅有人才还不够，关键的关键是要把人才用好，用到位，才能真正发挥人才的作用，成为自己的羽翼，为自己赴汤蹈火，解危济困。

    曾国藩的用人之要，不外乎他自己总结出的八个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一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查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曾氏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时极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人才。

    慎用，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国藩最善于量材施用，“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不管什么样的人才，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且只要是人才，有一技之长，想尽千方百计他也会网罗到自己的门下的，让他们人尽其用，各展其能。

    慎用，最慎的是被情感遮住了眼睛，犯任人唯亲的大忌，而曾国藩一生从未犯过此忌。因为他用人全出自公心，只看才能、德行，而不论亲疏、远近。这一点与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和曾国荃都不相同。曾国荃用人最讲亲故，一般未超过家乡十里，像萧浮泗、李臣典；左宗棠用人不拘一格、无所限制，“擢拔不论层级”，却有些凭意气，喜欢的就重用，不喜欢的则不太愿意用心栽培；李鸿章用人，则和曾国荃有些相像了，重亲情重乡情重故情，任人唯亲，所以常常有用人不当之处。但曾国藩用人，唯才是举，量材施用，而且用人极讲究，绝不因人废公，徇私滥用。

    曾国藩的家族人丁兴旺，亲戚甚多。同时，他本人出身科举，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又屡当考差，同年同窗、门生故旧更是遍及天下。因此，他的官位越高，求他办事、希望沾点光以及来投奔的人越多。虽然曾国藩求贤若渴，但始终坚持唯才是举，非才不用。

    但是，即便再亲密之人，真正有才，曾国藩也绝不忌讳举荐和重用。如自己的几个弟弟曾国华、曾国葆、曾国荃，都曾担当要职，特别是曾国荃，曾国藩不仅对他一直爱护有加，而且一直委以重任，而曾国荃也从未有负期望，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不管时局多么困难，情势多么危急，都一直是兄长最为依赖和最可以依靠的后备军。

    勤教，就是善于磨砺、促其成才，也就是培养人才。曾国藩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不可动辄说“天下无才”或“无人可用”。曾国藩从长期实践中归纳出培养人才的方法，主要有“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教诲之法即教训、教导；甄别之法即对能力、品质考核鉴定；保举之法即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人，使其得到提拔任用；超擢之法即超级提升。

    严绳，就是严加督责、清慎诚戒。曾国藩律己甚严，“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对待下属也是严加督责，使下属都能“循循于规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对幕僚言传身教，要求属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对属下的管教，能区别不同对象，不同对待，或者以勉励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则是“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凡手下将领来拜见，曾国藩总抽时间接见，并谆谆训诲、告诫他们对上要精忠报国，对下要力戒骚扰百姓；平时，他也经常以书信、饭前闲谈的形式对手下提些要求。因此，属下从士兵到将领，无不将他视为楷模。

    人都是情感动物，而且中国人最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曾国藩千方百计吸引而来的这些人才，呕心沥血培养的这些人才，大公无私举荐的这些人才，都对曾国藩怀有知遇之恩、师授之恩、举荐之恩，岂能不尽忠尽事、唯命是从？当曾国藩有危有难、有险有厄，岂能会坐视不管、冷眼旁观？

    这就是为什么曾国藩一生困厄无数，但每一次基本上都能安然度过，而且每一次都能绝地反击、逆袭成功的最大秘密。

    4.有一种朋友叫对手

    入过曾国藩的幕府成就最高的，莫过于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而其中又以左宗棠最是桀骜不驯、锋芒毕露，而且也是左宗棠与曾国藩分分合合，不和谐的音符最多。

    因而后人总以为曾、左二人之间必定不和谐，却不知道他二人实际上是惺惺相惜。也幸好有左宗棠这样一个性格爽直的“大炮筒子”般的“诤友”在身边时时痛骂责备几句，使曾国藩的人生更为稳慎，而在紧急关头，左宗棠也曾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

    即便两人之间是外人认为的恩怨不断，也是因为左宗棠对曾国藩抱持着一种“羡慕嫉妒恨”的“瑜亮情结”，二人争来斗去，实际上却是互相激励，互相竞争，既是朋友“同心若金”，又是对手“攻错若石”，并最终让二人都成就大功，攀上人生的顶峰，真正做到了“相期不负平生”。

    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情谊，可以追溯到咸丰二年。那时候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中当师爷，曾国藩丁母忧回湘乡老家。因为皇帝一纸办团练的命令，让他们聚在了一起。

    初次见面，左宗棠谈长沙防务，指手画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让曾国藩对这个虽然初次见面却早已大名在心的人很为欣赏，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切要，令曾国藩颇为叹服。

    而左宗棠也深为曾国藩身上那种清新质朴的风气所感染，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更无腐儒作风，而是敢于担当，“正派”、“敢任事”的作风尤其令左宗棠对他刮目相看。

    在晚清政坛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的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像曾国藩这种视家国事为己任的官员，让素有大志的左宗棠有相见恨晚之感。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可见他对曾国藩印象很好，只是觉得曾国藩可能才能不及自己。这也恰恰是他两人后面恩怨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左宗棠平常自视甚高，以“今日诸葛亮”自比，自称“今亮”，对于一般人，还真是不放在眼里。加上曾国藩为人稳慎，不喜自夸，出言不多，可能会让他觉得“才具稍欠开展”。然而，左宗棠再怎么才高八斗，却只是个举人出身，未能金榜题名，长街走马；但恰恰是被他认为没有什么才气的曾国藩却能科举顺利，年纪轻轻就入金殿、点翰林、当京官，年纪只不过比他大一岁，却早已是二品大员，声名显隆，自己却不过是个师爷，这些，左宗棠心中估计嫉妒还是有的。

    况且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对此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辞辛辣，令人不快。

    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据说还有一次，曾国藩开玩笑作了一联：“季子才高，与我意见常相左”，联中嵌入了左宗棠的名字左季高，左宗棠却毫不示弱，迅速对一联：“藩臣卫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还是不愿输一点点的劲头。但二人还是甚为投契。自此后，书信往来，互帮互助，情谊日深。

    不久之后，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曾国藩在湖南也寸步难行，处处碰壁，一怒之下出走衡阳，独力创建湘军。这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但被左宗棠一口拒绝。这除了左宗棠认为曾国藩“才具不佳”不足以驱驰自己以外，可能嫉妒心也占了一些原因。后来左宗棠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府中当了幕僚。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不料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

    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见曾国藩死气奄奄，毫无生气，不觉生气，痛责曾国藩“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怎么对得起老父期望？经左宗棠一番“痛责”，曾国藩也认为自己太过悲观，所做失当。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曾国藩终于重振信心。

    要不是左宗棠的这一顿痛骂，或许当时死志已绝的曾国藩真的自杀成功了，那么也就没有后来的天下大功，更不可能有后来的曾国藩了。所以，曾国藩对于左宗棠，还有一层感激之心。

    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曾国藩对于左宗棠之才，推崇备至。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但左宗棠对于曾国藩，却不仅不似曾国藩对他的敬重，骨子里总是有些不兼容的意味，甚至还做过落井下石的事情。咸丰七年前后，身困江西的曾国藩正处于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由于手中无权，又要为湘军筹饷筹钱，伤透脑筋，处处受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几乎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军中大帅，曾国藩此举确实有失妥当。但他的一干朋友都对他此举表示理解，并给以安慰，甚至咸丰皇帝也未深加指责，给他准假三个月。只有左宗棠给他一顿没头没脑的指责，说他委军归家，不忠不义，不负责任，还挖苦他用兵无能，把曾国藩批了个一无是处。

    如果仅限于此，倒也罢了。除了写信责骂曾国藩之外，左宗棠在公众场合对曾国藩更加肆无忌惮地大加讥弹。“一时哗然和之。”都认为曾国藩不诚不忠。这恰恰是曾国藩最不能忍受的。

    多年之后，他向人谈起与左失和的始末时，还咬牙切齿地说：“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曾国藩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应对方法，就是任由左宗棠怎么说怎么写信，都不再搭理他，采取“三不主义”——“不理睬、不辩解、不应对”，二人自此断交。

    但是，同为当时清政府梁柱的两个人，不可能真正绝交到底。随着战事的激烈和局势的紧张，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只有重新请曾国藩出山，才能取胜有望。于是在胡林翼的协调下，左宗棠替骆秉章起草奏折，与胡林翼一起，请朝廷起用曾国藩。曾国藩闻名即起，立即起程赴任。

    经过一年多的反思，曾国藩处世方法大变，一改过去的刚硬而变得圆通和气，他到了长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拜访左宗棠当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长沙与左宗棠一周之内数次深谈，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终“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俗话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帮人就是助己”，此言不虚。曾国藩重新出山后，一切开始变得顺利起来。

    曾国藩离世时，左宗棠从千里之外的西北战场专门送来了他署名“晚生左宗棠”的挽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考察曾国藩和左宗棠半生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其实不过是一对惺惺相惜的对手展开的一次又一次的竞争和合作。

    正是在竞争和合作之中，他们不断地让自己进步、强大、完善，各自施展平生最大的本事，舞出了最好的自己，也舞出了一段非凡的历史，成就了两个人的辉煌人生，果真做到了“相期不负平生”。

    我们常常说，成功需要对手，越是伟大的成功越需要伟大的对手。有对手才有方向，有对手才有动力，有对手才有差距，有对手才有坚持，有对手才有辉煌的成功。因为对手使我们更加谨慎，对手使我们不敢懈怠，对手使我们持续完善自己，对手让我们时时惕励，从不放松。

    特别是像左宗棠这样既是诤友又是对手的人，不仅是竞争的劲敌，更是合作的佳选，既能痛责我之过，亦能救援我之困，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这样的人，正是成大事最重要的助力。

    5.有幸遇到知己，人生如虎添翼

    曾国藩的强大团队羽翼中，胡林翼无疑是一个非常关键、特别重要的人物。

    胡林翼不仅在湘军草创初期就与曾国藩携手合作，成为湘军的主帅之一，而且更是湘军壮大路上最得力的推手。在他的带领下，湘军从一万七千人迅速发展到七万多人，而且屡立战功。他亲带湘军攻九江、破武昌、援江西、图江南，会同曾国荃攻安庆，为湘军剿灭太平军获取不世奇功，立下了巨大功劳。

    他不仅是曾国藩的知心挚友，更是曾国藩一生的福星，时时处处，都在维护、帮助和支持曾国藩，不仅保证了曾国藩大军的粮饷和后勤，为湘军出谋划策，多方计谋，更是在曾国藩最困窘最落魄的时候，处处施以援手，帮助曾国藩脱困。可以说，曾国藩和湘军的壮大和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胡林翼的支持和帮助。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之，湖南益阳人。官至湖北巡抚。其人聪明异常，能文能武，懂经济，善理财，会管理，其心胸更是开阔雄伟，其忧国忧民之心，更是无人能及。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均为“同治中兴”三大名臣。要不是英年早逝，其成就必在曾、左之上。其时人及后人的评价都甚高。

    在晚清，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曾国藩在奏议中称赞“润之（胡林翼）才力过国藩十倍”，认为胡林翼之功在于“变风气为第一，而荡平疆土二千里次之”。曾国藩还赞胡林翼“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吏治之精，无善不备，无日不新，同时辈流，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其评价之高，在曾国藩论人之语中，是绝无仅有的。

    胡林翼和曾国藩的交往，最初是在京城。胡林翼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胡达源曾是探花郎，一直在京做官，因而胡林翼年轻时颇有公子习气，放荡不羁，寻花问柳，目空一切。但他聪明异常，二十五岁即中翰林。曾国藩庶吉士散馆时，胡林翼是翰林院编修，但他因为在江南乡试时受作弊事件牵连而被降级调用。二人并无多少交集。第二年，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病逝，当时曾国藩管理长沙舍馆事，作诔词相悼。灵柩返乡时，曾国藩又亲往送行。多年后，曾国藩母亲病逝，胡林翼也赠以厚赙。

    二人更为深入的交往并成为知己，是因为剿灭太平军。胡林翼因家变回乡后一改往日作风，开始走上正途，于是捐了个官职，被派到贵州安顺县当了个小小的知府。但安顺这个小地方当时却是个匪患严重的地方。

    胡林翼年轻时究心兵略，对军事素有研究，此时刚好派上用场。他一到安顺，就以肃匪为任，并不辞辛苦，深入民间，查访民间疾苦；不顾危险，探访匪穴，查清匪患真相；并大力训练民兵，剿匪灭匪，卓有成就，因而官声极佳，还以知兵名天下。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的前三年内，因为剿匪安民有功连升三级，官至贵东道员。

    曾国藩奉旨办团练后急需各方人才，非常想胡林翼来协助自己，写信对胡林翼表达自己的求才心情。当时，湖北受太平军攻击，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调曾国藩不成，奏调胡林翼，胡林翼带黔勇急驰湖北援救吴文镕，但到达湖北通城时，吴文镕已战死，胡林翼只好停在当地，处于进退失据之境。

    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奏请清廷，留胡林翼在岳州附近会攻太平军水师。于是胡林翼正式并师于湘军，隶属于曾国藩部下。这样一个人物的到来，曾国藩自然感到喜出望外，对他十分倚重，先后携战湖北、江西，并屡屡向清廷力荐。

    1854年4月，清王朝就把胡林翼调至湖北任巡抚，他带领湘军连续作战，连连获胜，扭转了当时的被动局面，他的名声，在江南大震。湘军在胡林翼的手上发展迅猛。在他担任湖北巡抚以前，湘军只有不到两万人。而自从他在湖北开始编练部队以后，四年时间里，湘军部队的总数增加到了七万多人，远远超过了过去曾国藩所统率的部队规模。并多次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打败石达开和陈玉成，最大的胜利是收复武昌。

    后来的安庆之战也是因为采纳他的策略而取得成功的。胡林翼也因此成为湘军中仅亚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并深得湘军将领的热爱。当然胡林翼从此也成为曾国藩知心的密友和最强有力的后盾。

    可惜的是，天不假其年，1861年9月30日，胡林翼因病呕血死于安徽军中，年仅四十九岁。谥文忠，追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

    不论从国家、从湘军、从私心还是从友情而言，胡林翼的离世，对于曾国藩都是相当大的打击。痛失如此良友，曾国藩伤心不已。可以说，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胡林翼是唯一一个最合得来、谈得拢、从来没生过嫌隙，且同样志高才大、公心为国、成就也几乎相等的朋友，更难得的是，还是对曾国藩的事业帮助最大的一个朋友。

    正是与胡林翼的齐心合力、珠联璧合，才有同治中兴的局面兴起，也才有湘军的大功告成，有曾国藩的功成名就。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胡林翼不仅是曾国藩难得的挚友，更是一生的福星。好几次脱困出危，都有赖于胡林翼的援手。

    当曾国藩客寄虚悬于江西，处境非常困窘之时，把握湖北全权的胡林翼千方百计地救济他。当时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筹饷非常困难，而饷匮又怎能养兵作战？胡林翼就每月协济曾军三万两的饷银。曾国藩能在江西坚守那么久，全赖胡林翼的倾力支持。

    曾国藩为脱江西之困，借父丧回了老家荷叶塘守丧。原本也不是真的想就此撒手不管，过闲云野鹤的日子，不过是使使性子，向皇帝和朝廷证明一下实在是境遇不佳，艰难非常，希望借此惹得皇帝注目，给他一些实权，好让他在江西的日子能好过些而已。可惜的是，本就对他不太放心的皇上不仅不如其所愿赏个实职给他，反倒干脆顺水推舟，准他在家守制。这一守，就守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曾国藩未困于江西的官场倾轧，却困在了自己的心结上。眼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湘军势力增强，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光，自己却无从调控和指挥，甚至连掺和进去的资格也失去了，只能闲居乡下，作壁上观，那种煎熬，对于曾国藩这种一心想报国立功的人而言，更甚于一切困境。但是没办法呀，皇帝已经命令他守制了，他就只能安心守着不能再管其他。

    这时候，是胡林翼伸出了援助之手。胡林翼请与自己关系非常的官文上奏朝廷，请给曾国藩实职，自己也上奏分析局势，并奏请曾国藩出山。最终皇帝允准，并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之职。如果不是胡林翼极力向朝廷争取重新起用曾国藩，也许曾国藩就此被朝廷遗忘在湘乡荷叶塘，只能在美丽的荷塘风景中终老一生，也未可知。所以，此番援手，非同一般。

    曾国藩到任后，胡林翼给予的支持更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也做不到的。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继续带领湘军与太平军苦战。胡林翼治辖下的湖北省，给予了最慷慨而坚决的财力支持，胡林翼苦心理财，广设财源，源源不断地提供巨额粮饷军需给曾国藩的湘军，使曾国藩能专心战事，不必像在江西时那样为饷银操心。

    咸丰九年，有人建议略减支持曾军数量，胡林翼坚决不允，说：“此万不可行之事！涤公忠义冠时，斧柯未具，专恃鄂省之饷。”无论如何，供给曾国藩湘军的军饷“不可丝毫欠缺”！为了加强曾国藩的权势，供其所需，应其所求，胡林翼真是无所顾惜，以至将自己的精锐霆字营六千多人和礼字营两千多人慷慨拨归曾国藩。不仅如此，胡林翼千方百计地为曾国藩谋取疆吏之权柄，因为他知道在当时当情之下，只有曾国藩的湘军能荡平海内，清除匪患，因此极力促成曾国藩一身“任天下之安危，掌三江之兵事”。他不但保证湖北的协济，并且还利用自己作为一省巡抚的名望、地位，经常出面向四川、陕西、山西等省为曾军催促协饷。

    严格地说，胡林翼此举并非全是为曾国藩考虑，也并不是出于私心和与曾国藩的情谊，他只是为国家、为朝廷大局所想。但对于曾国藩和湘军而言，经过无数次官场倾轧和明争暗斗，经历过无数次孤立无援、独力支撑的险局之后，这样的无私支持是多么重要，多么难得，多么深重的情谊！因而胡林翼去世后，曾国藩感叹：“从此共事无极合心者矣！”说靠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有今日，诚令人念念不忘”。

    所以说，有胡林翼这样的挚友，与自己同心协力，共效国家，时时处处维护自己，维护湘军，曾国藩等于给自己插上了双翼，不仅让自己和湘军飞得更快，跑得更远，也让自己身处危境时，能轻松脱困。胡林翼这样的大盟友，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大的福星。

    6.门生、好友和猛将，都是事业最强大的支撑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拥有当时最得力的人才。曾国藩最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应用，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曾国藩说过“办大事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他一生的主要精力，也放在了寻找、发现、培养、提拔人才上。

    他的幕府是清代最大的幕府，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优秀的人才，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打开了全新的局面，也为曾国藩的事业提供了最强大的支撑。像他的门生、好友、一手提拔起来的猛将、一手带出来的兵勇，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基础，更是他一次又一次脱困的最大资本。

    古人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借助人才的力量，达到事业的成功，正是曾国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等人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朋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从理学名家唐鉴、倭仁外，其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大功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

    到咸丰末年，曾国藩周围团结着大批良将谋士，胡林翼、李续宾和李续宜兄弟、彭玉麟、杨岳斌、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鲍超等人，都手握兵符，威震一方。能打败太平军，正是靠这些得力干将的全力支持。曾国藩说：“制胜之根本，实在于人而不在物。”这实在是入木三分之论，也是曾国藩之所以成就天下大功的根本。

    比如他最得意的门生李鸿章，不仅成为曾国藩的衣钵传人，成为淮军的首领，更是继曾国藩以后朝中足可依恃的有为之臣，同时也是多次助曾国藩脱出困境，解危除难的“贵人”。

    咸丰九年初，李鸿章至江西曾国藩军营，加入湘军幕府，正式成为曾国藩的高参之一。而且他不仅带来了他的智慧的头脑，还给曾国藩献上了一份厚礼——安徽全省八府的详细地图！要知道这份礼可不简单，那是李鸿章在安徽几年亲自组织人员到实地勘察之后详细描绘出来的，天下再无第二份。而且详细到每一个村庄山头，每一条大路小路。曾国藩拿到这张地图，百感交集，要是早一些有这张地图，曾国华、李续宾和七千湘勇，又何至于丧生三河？

    不久，李鸿章一个小小的计策，又帮恩师解了大围。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在天津吃了僧王僧格林沁一次小亏之后，以此为借口借机进犯，僧王不敌，联军一路进击北京，咸丰帝吓得逃往热河，出逃前飞诏命曾国藩，指名要鲍超率湘军万名，“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国君之急”。

    此时正当皖南战事吃紧之际，湘军正在全力攻打安庆，太平军西征势头很猛，鲍超又是湘军主力，正对抗太平军的精锐陈玉成部。一旦抽调北上，江南战局不堪设想。然而，联军已兵临城下，违旨不北上勤王，显然是不行的，也不合曾国藩本意。可鲍军入卫，万名精锐白白落入胜保之手，再回湘军几无可能，怎么办？这道谕旨真是令曾国藩左右为难。

    对此困境，李鸿章帮恩师想了条妙招，就是“按兵请旨，且勿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因为明摆着朝廷是要议和的，或许大军还刚到半路，议和已经成功，朝廷之危顿解，再北上没有意义。不如给朝廷上奏，请旨问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个人中究竟由谁带兵北上合适。在信件往返的期间，若形势缓和，则免了长途奔波之苦；若形势趋紧，再行北上不迟。

    曾国藩觉得李鸿章这个“按兵请旨”的主意极好，于是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奏疏在路途往返之际，已历月余，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谕旨再下。

    曾国藩巧解援兵之困局，完全是李鸿章的建议。李鸿章一个小小的计策，就解了曾国藩一个大困局。曾国藩不得不佩服这个比他小十二岁的门生的见事之明。在湘军主要将领中，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无一人有李鸿章这样洞察全局的清醒、机巧应变的手腕！

    所以，曾国藩才对李鸿章全面授权，多次提拔、举荐，让他创建淮军，扶他坐上督抚之位，为的也正是希望李鸿章成为自己和湘军的一个最强大的盟友和后盾。事实上他的目的达到了。曾国藩若没有李鸿章及其淮军的支持，他的事业就很难继续下去，他的影响也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深远；而李鸿章如果没有曾国藩的发现、培养和扶持，更不可能走到清政府的最高层，主持晚清的政治、军事、外交三十年之久。师生二人互相呼应，相得益彰，把事业推向了巅峰。

    再如曾国藩好友兼幕僚郭嵩焘，也是曾国藩一个强有力的股肱。1852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正是在郭嵩焘的苦劝下才出山的。当接到张亮基的力邀和咸丰皇帝的命令后，守制中的曾国藩仍在犹豫不决。这时候郭嵩焘正好来为曾母吊唁。两位好友秉烛畅叙，曾国藩说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郭嵩焘话说得情真意切，道理也冠冕堂皇，掷地有声，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去做曾父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复与曾麟书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麟书觉得很对，自古忠孝不可两全，而且国为大家为轻，为国尽忠固可弃孝不顾。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勉强答应下来，但心中还是犹豫不定。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昆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曾国藩说，除非你二人来帮我，我就墨绖出山。郭嵩焘答应了。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就“中兴”之业，他劝其出山的功劳最大。

    后来郭嵩焘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在京城得到皇帝的召见，向他征询对天下大局的意见，郭嵩焘谈了很多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如讲求吏治、认真办事等，还大肆吹捧了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王錱等湘军将领，虽然只字未提湘军首领曾国藩，但弦外之音，咸丰帝自然听得出。这次召见，咸丰帝对他非常满意，当天就发下谕旨，命郭嵩焘在南书房行走。这等于是湘军在天子身边安插了一个眼线，益莫大焉。虽然时间很短，但对曾国藩和湘军也还是大有用处。郭嵩焘后来在湘军中专事筹饷，为曾国藩出了很多力气，办了很多大事。

    还有曾国藩最器重的猛将鲍超，更是曾国藩的最坚实有力的臂膀。而且多次救曾国藩于险境，为湘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鲍超是四川人，身材短小精悍，性情却十分豪爽。在湘军中，他与多隆阿齐名，号称“多龙鲍虎”。多隆阿熟习军事，有勇有谋，攻守有方。鲍超是后起之秀，勇猛绝伦，能战能胜，功勋显赫，二人可谓不相上下，都是曾国藩最得力的大将。特别是鲍超，更是曾国藩最忠诚、勇猛的良将，几乎战无不胜，而且他也是湘军中的福星，不仅救过左宗棠，救过胡林翼，也多次救过曾国藩，助曾国藩脱于危难，是曾国藩最倚重的大将。

    鲍超虽然不识字，却绝非莽夫，而是颇具心计，打仗不仅勇猛，更善于指挥，善于激励。咸丰九年十二月，鲍超率三千人驻小池驿，助攻潜山。陈玉成率兵五万来援，连营百余里，修堡数百座，将霆军围得严严实实，准备全歼湘军最威猛的霆字营。除夕日，霆军外出砍柴的一队炊事兵被陈军俘虏，这是两军对峙半月以来陈军首次军事行动。警报传到中军帐，鲍超沉吟片刻，传令：晚餐聚饮，并召戏班来唱戏。入席后，戏班曲目都是“英雄征战沙场胜利凯旋”的故事，看得一干士兵都血脉贲张，豪气干云。

    待到酒酣时，震耳金鼓之声一下变为“丝管清幽之曲”，鲍超以此为背景音乐，起立大声问：“大家说说，白天我营被俘之人现在怎么样了？”忽然这么一问，众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有人大着胆子说：“肯定已经死了。”鲍超又问：“死了？那么是毒死呢，勒死呢，还是被砍死呢？大家说说，怎么个死法爽快一点？”这一问，问醒了众人，是啊，当下被太平军团团围住，不就是一个死吗？当然找个最好的死法。

    立时便有人站出来，大声说：“吾诚死！吾拼一死冲贼，或贼死，吾犹可不死！”鲍超拊掌大笑，说声：“好男子！”又说：“营中兄弟三千人，战而乐者，老子跟他一起去；怯而伏者，可以就地退伍，老子与他喝一杯离别酒！”随即吩咐各营统计欲战欲留人数，结果无一人愿留营。于是，鲍超大喊一声，趁天色未明，三千霆军一齐冲出营门，专挑敌营驻军密集之处，齐心猛冲。

    这一招十分高明。若冲击人少处，反倒会让援军立时赶到，再次组织包围，自己前功尽弃，徒劳无益；而冲击人多处，敌军仓促接战，易致奔逃，一旦敌军奔逃，则阵脚大乱，反不易迅速组织包围。果然，一冲之下，陈军“大溃，相率奔避”，霆军成功突破陈玉成铁桶似的包围圈，打乱了陈玉成的部署，同时也打出了霆字营的威风，甚至到太平军一见到霆字营的旗帜就胆寒的地步。

    咸丰十年，曾国藩、胡林翼规划安庆战役。曾国藩进驻祁门，与太平军争夺皖南。八月太平军大将黄文金、李秀成对祁门形成包围之势，而且已经进犯到祁门大营，曾国藩势单力孤，已下了必死的决心了。而此时休假归来的鲍超刚到休宁。他听说了曾国藩大营的危险情势，一天之内驰奔百余里，并且一路与太平军交战，连战连捷，把太平军逐出山岭，解了祈门之围，等于救了曾国藩的命。此战后，鲍超更是威名大震，勇冠三军，朝廷赐号“壮勇巴图鲁”。

    咸丰十一年正月，曾国藩奏请以鲍超的军队为江、皖游击师。陈玉成与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夹攻湘军时，又是鲍超渡江救援，大破太平军于赤冈岭，生擒太平军主将刘玱琳。刘玱琳部是陈玉成全军的中坚。曾国藩对刘玱琳也十分敬畏，称其为玱琳先生，足见其对围攻刘玱琳一事的重视！拿下刘部，安庆就在掌握中了，可见鲍超之功，冠压三军。

    还有多隆阿，也是曾国藩手下大将，作战威猛，战功赫赫。但是，他二人却总是不甚和谐。曾国藩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便多方从中调和，使他二人能扬长补短，把威力发挥到最大。

    曾国藩曾对多隆阿说：“鲍超粗鲁骁勇，不是良将，蒙你的保护才有今天。鲍超的功劳，就是你的功劳，望你今后还要好好照顾他。”而反过来他又对鲍超说：“多公（多隆阿）说你有勇无谋，你要多多努力，堵住别人的嘴，别让别人说闲话。”在一次战斗中，太平军的各路人马铺天盖地而来，鲍超兵少欲退，曾国藩派人骑马飞驰送信告诉他：贼冠虽然很多，但初来乍到并不可怕，你要学习胡林翼等人的忠勇谋划，把生死置之度外。你的英名已为世人所知，你要好自为之。鲍超读信后，信心为之大增，他重整旗鼓，奋力杀敌，终获全胜。

    曾国藩对鲍超既极度信任，又十分关心，鲍超可算是曾国藩在湘军中最信任的人之一。在《曾国藩年谱中》，鲍超的名字出现过八十四次，比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沅甫）名字的次数还多一次，在《曾国藩事略》中则出现三十三次，可见鲍超对于曾国藩一生事业的重大作用。

    后世有人评价说，曾国藩的成功实际上是用人的成功，他的一切事业、功绩都是因为选对了人、用对了人，有一个庞大的团队为他的事业奋斗。这话也许过于绝对，有所偏颇，但不无道理。晚清着名外交家薛福成曾是曾国藩的幕僚，他曾十分感慨地说：“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语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而曾国藩正是“举天下之才会于一”而“平定天下”的人。不论是好友，是部属，是幕僚，还是其他的人才，在曾国藩的手下，都能做到人尽其用，都是曾国藩成就大事的最强有力的支撑。这才是他最高明的地方。

    7.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可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自家人永远是最靠得住的。特别是遭遇困境危险之时，亲兄弟、父子兵总会义无反顾、义不容辞、不顾一切地施以援手，全力救助脱出困境。可见亲兄弟，不仅是最强大的羽翼，更是最可靠的救星。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想要成就大事的人，势必要培养自己最可靠的亲信，而亲兄弟必然是理所当然的最可靠的亲信。

    从很大程度来说，是曾国藩成就了他的几个弟弟和他的家族，但同时，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就也依赖于几个亲兄弟的全力支持，他最强大的羽翼、最靠得住的盟友、最能依恃的力量，任何时候都不离不弃全力支持他、扶持他、关心他、爱护他，一次又一次助他走出困境的，正是他的几位兄弟。

    曾国藩兄弟姐妹九人，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最小的“满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在兄弟五人中，曾国藩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比曾国藩小九岁，族中排行老四，曾国藩称为“四弟”；三弟曾国华，字温甫，比曾国藩小十一岁，族中排行老六，曾国藩常称“六弟”，因曾麟书的弟弟曾骥云无子，国华被过继给叔父；四弟曾国荃，字沅浦，比曾国藩小十三岁，族中排行老九，曾国藩称为“九弟”，因在湘军中威名甚重，被尊为“九帅”；五弟曾国葆，字季洪，比曾国藩小十七岁，后改名贞干，为最小的弟弟，曾国藩称为“季弟”。

    曾国藩对兄弟姐妹的情谊之深、教诲之勤、关心之切，近世几乎无人能及。这在他的家书中一览无余。特别是对于几个弟弟，他更是不厌其烦、不厌其细、不顾一切、毫无私心地指导和关心他们。在北京任职的十三年中，他每次写家信，都要对兄弟的学业予以指点，并从交友、读书、习字、处世、为人等各个方面悉心指导，甚至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苦心孤诣只希望弟弟们也能学有所成，成就一番事业，光宗耀祖。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想到过要把兄弟们也培养成自己的羽翼，因为那时候不仅弟弟们还小，他自己也还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还困守京城，做着个并无实职的翰林。但他对兄弟们的爱却出自至诚，出自真心。

    几个弟弟先后到京师求学，不仅一切开支都由曾国藩承担，而且时时尽心指导他们的学业。在他的教导下，兄弟几个虽然不如他那样名满京城，但也都学有所进，不负栽培。兄弟们不仅对这位威重一时、名满京都的大哥敬仰有加，也感激在心。

    当曾国藩创建湘军并且统率湘军与太平军鏖战时，弟弟们也先后投身其中。

    最早来到军中的是季弟曾国葆。

    当年曾国藩从荷叶塘出山应邀到长沙时，带的就是这位最小的弟弟。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甚为喜爱，称“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喜可爱”。在最初湘军草创时期，这个虽然年纪不大，但颇有机心的弟弟无疑是曾国藩最得力也最信任的帮手，很多机密事情都有赖于这个弟弟去办。所以也可以说，曾国葆也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他还帮曾国藩推荐了几位大将。

    当时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彭玉麟都是曾国葆的部下，但他向曾国藩推荐彭、杨二人“英毅非常”，而“己愿下之”。咸丰四年三月，湘军兵败岳州，曾国葆承担失败责任，被曾国藩在长沙整军之时裁撤回乡，“黯黯归去”，并且在老家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杨载福、彭玉麟成为湘军水师的领袖人物，为湘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且都升职很快，成了总督、尚书一级的高官，他们的“老上级”曾国葆却还在家里赋闲。

    三河之战，曾国华、李续宾战死，曾国葆深感震惊，也激愤难平，于是再度出山，誓为哥哥报仇，并一直跟随曾国荃率军打到金陵城下，成为曾国藩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主力。曾国葆持重稳慎，比曾国荃的胆大妄为更令曾国藩放心，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曾国藩叮嘱了一番曾国荃后还不放心，还得听听这位季弟的话，才能真正放心。

    正是因为有曾国葆在军中，曾国藩才对吉字营更放心，才敢真正把打下天京的重任交给曾国荃的吉字营。可惜的是，曾国葆却没有等到攻下天京。在与天京城下的太平军经过四十六天的大决战之后，由于军中瘟疫盛行，曾国葆不幸染病，病死于军中。没有等到曾家最光荣的那一天的到来。

    第二个来到军中效力的是六弟曾国华。

    咸丰六年，石达开兵犯江西，江西战局十分危急，在曾国藩“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之际，曾国华奉父命出来帮助兄长。当时曾国华到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处求援。胡林翼拨五千人马交给曾国华统率，他不负众望，连克数城，在军事上崭露头角，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

    兄弟两人在南昌相见后，“喜极而悲，涕泣如雨”。后来曾国华又随其亲家、湘军大将李续宾转战赣皖，赞襄军务，并且把这支军队打造成为曾国藩湘军中的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遗憾的是，由于曾国华性烈自大，急功冒进，在三河之战中，他与李续宾一起全军覆没，兵败身亡，尸骨无存，曾国藩为之恸哭伤痛，并写下《母弟温甫哀词》一文，追忆往事，痛祭亡灵。不仅仅是因为手足情深，更因为自己痛失股肱。

    第三位到军中效力的是曾国荃。他不仅是湘军大帅，湘军主力吉字营的统帅，更是曾国藩立下不世大功最重要的攻坚力量。

    曾国荃在曾氏兄弟中最负才气。《清史稿》称其“少负奇气”。五岁即入其父所执教之私塾，十六岁进京在曾国藩身边学习，不仅对这位哥哥敬如神明，也深受哥哥为人、处世、为官、求学风气言传身教的影响，加之湖湘文化独特的理学传统和经世风气，使曾国荃成长为一个以治国经邦为己任的有志之人。但是他的科举之路却很不顺意，咸丰二年，曾国荃被举优贡。所谓优贡，其实就是没考上举人、进士，但成绩又不错的那些读书人，相当于今天的“因考试失利而落榜的人员”，朝廷怕错失人才，便由地方每三年挑选优秀者送到礼部，称为优贡生，作为朝廷的备用人才库。

    曾国藩早就看好这位很有天赋的九弟。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在京住了一年的曾国荃离开北京，曾国藩送到城外卢沟桥，作诗为别。诗中写道：“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这里的“辰君”、“午君”、“老沅”分指他的三个弟弟，而老沅就是指国荃，他字沅浦。东汉末年马谡兄弟五人，字里均有一个“常”字，其中一位白眉毛的最为优秀，所以当时人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曾国藩此诗，明明白白表明在他的心中，自家五兄弟也是曾国荃最优秀。

    曾国荃果然不负所望，虽比幼弟国葆涉身军旅晚得多，但一鸣惊人，迭克名城，成为湘军后期的得力大将。他招募的一支湘勇从攻打江西吉安府开始，所以称为“吉字营”。攻吉安、克安庆，曾国荃率部下立首功，特别是安庆一战，关系全局，中外瞩目，陈玉成亲自率军救援，也未能打破曾国荃包围安庆的营垒。曾国荃如铁桶一般的围城战法，为他赢得了“曾铁桶”的称号。

    在湘军东征中，他率军转战湘、皖、赣等省，立下不少战功，也因为战功赫赫，升职奇快。曾在“半年之里，七迁其职”。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第二年春天，皇上亲诏任其为浙江巡抚。

    攻克安庆、拿下天京后，清除了清王朝最大的隐患，成为最终平定太平天国的最大功臣。与其兄同日封爵，人们评说“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这个评价算是非常中肯的。但是，功高震主，祸已不远。曾国藩为保平安，不得不自剪羽翼，裁撤湘军，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位功大于天的九帅。曾国荃不得不称病辞官，归乡自保。

    曾国藩死后，光绪元年（1875），曾国荃再次出山，先后历任陕西、山西巡抚，陕甘总督，继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1889年被封为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太保衔，他的人生位置也由此达到了顶点，一时间可与其长兄曾国藩相提并论了。1890年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清政府闻信，追谥他为“忠襄”。

    在曾国藩所仰仗的兄弟中，曾国荃不但最晚去世，也是出力最大的一位兄弟，是曾国藩一生事功最大、最有力的支持者。但若是没有哥哥曾国藩的提拔和重用，没有太平军这个强大的对手，或许他的一生将暗淡无光，很难会有后面的成就。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曾国荃的吉字营作为曾国藩最重要的主力和最心腹的依靠，在攻城略地中发挥特殊作用，那么在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艰难时势中，曾国藩很有可能成就不了一生的事，建立不起自己独一无二的功勋。这样的兄弟，不仅当时的官场无人可比，在近代中国也是无人可比。这样的互为羽翼、互助事功、并终成大业的兄弟，在历史上也是绝少能有。

    五兄弟中，讲读书打仗、建功立业，以老二曾国潢天分最低。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而自告奋勇，在家主持家务，把曾家的“后院”建设得井井有条，尽心尽意服侍父母、赡养老人，扶助后辈，并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为其他几位兄弟在外征战减去了后顾之忧。这对于最讲孝道的曾国藩而言，更是最大的帮助和支持。

    可见，亲兄弟更是曾国藩事业成功最强大的羽翼，也是最可靠的支撑。有这样的心腹和亲信在身边，还会害怕什么样的困境呢？

    8.知人善用，把困境一次次踩在脚下

    曾国藩不仅善于知人、选人、拉拢人、凝聚人，更善于用人。着名学者许倬云说：“曾国藩在培养人才和应用人才方面不亚于诸葛孔明。”

    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己的长项，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只有吸纳各种各样的人才，“集众人之长，补一己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己之功”，“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而他多次脱出困境，正是他知人善用，利用了大家的力量的结果。

    曾国藩选人，不拘一格，广收泛罗；而用人，却相当谨慎，不仅要从德、才、贤、能等多方面来考虑这个人适合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还要从一个人的性格、特点甚至个人背景等方面，来认真衡量，量材施用，以便人尽其才，把每一个人才的作用都发挥到最大。所以“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这才是他以书生之力，收天下贼兵的最大秘密。

    流浪汉出身的鲍超为人很鲁莽，但是他有一身好武艺，性子也憨直可爱，忠义诚勇，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就把他招募到了自己的营中，并让他在湘军水师里当了营长，帮助训练水师。湘军水师在鲍超的带领下，战斗力大增，屡建奇功。曾国藩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嘉奖鲍超。鲍超也因此由一介武夫而身入仕林，封官加爵，光宗耀祖，并因战功显赫而获得“壮勇巴图鲁”的称号，在满文中意为“勇猛的英雄”。而鲍超更是以自己的巨勇善战、威猛无敌及无限的忠义来报答曾国藩，一次又一次救曾国藩于险难，一次又一次助曾国藩脱离困境。所以后人评论：“非曾国藩之明，不足以服鲍超；非鲍超之勇，不足以平乱。”曾国藩任用鲍超是曾国藩因知人善任而获得成功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而彭玉麟则是曾国藩知人善用的一个明证。而且是为自己所用、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解围脱困的左膀右臂。

    彭玉麟和杨载福通过曾国葆的推荐，被曾国藩任命为水师的内湖和外江的统帅。正是他们二人奠定了湘军水师冒死冲锋的顽强作风。这也是除了曾国荃的吉字营以外，曾国藩亲手创建起来的最信任的嫡系军队，也是多次帮曾国藩力挽狂澜、救危于险、脱厄于困的最得力的一支亲信军队。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湘军水、陆两军练成，从衡州出兵北上。水师共有五千人，以褚汝航任总司令，彭玉麟和杨载福等人任支队司令。彭玉麟踏上征途，不久就在最为关键的湘潭战役中，以他周密的谋划，大胜而归，不仅使湘军平安度过了生死关头，也使几近自杀的曾国藩重燃信心。

    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在江西陷入绝境，彭玉麟正率领水师在湖北与胡林翼的陆军并肩作战。曾国藩实在太需要帮手了，于是密信彭玉麟，请他来江西统领陷在鄱阳湖的内湖水师。彭玉麟领命即从湖北向江西进发，但是由于太平军封锁了道路，哨卡密集，他无法从水路前行。于是改道陆路，急向江西进发，甚至不惜单身犯险，破衣草鞋，化装成乞丐，徒步行走七百多里，终于到达南昌，出现在曾国藩的眼前，曾国藩大叹彭玉麟有“烈士之风”，为其行为唏嘘不已。而彭玉麟此来，也成为绝境中的曾国藩无论是从精神还是从力量上的最大支撑，不仅陪伴着曾国藩度过了江西的艰难岁月，也为水师的重振雄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实在湘军中像鲍超和彭玉麟这样既受到曾国藩的重用、又为曾国藩立下大功的人大有人在，如塔齐布、杨载福、黄翼升、李鸿章，这正是曾国藩知人善用的一个绝佳的注脚。

    “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这句名言就是曾国藩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于身边的每一个人才，他都尽其所长，量材施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特长，并使他们总能在自己最为关键的时刻，奇兵突出，救助自己脱出困厄。

    曾国藩懂得人才对于建功立业的关键性意义，更懂得量材施用对于成就大业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极为注重搜罗人才，培植亲信，强健羽翼。在自己身边网罗了大量的人才，如黄翼升、塔齐布、鲍超、彭玉麟、杨载福、赵烈文等人，他们也许出身卑微，也许貌不惊人，但都奇技在身，智谋、文章、兵学、法学、武器、船舶等各领域皆有人精通，最终在湘军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并使这个智囊团成为自己摆脱困顿、扭转危局最强大的武器。所以每到山穷水尽之时，都有亲信随从指点迷津，猛将奇兵奋力来救，帮他渡过难关，摆脱困顿，并最终成就了他的不世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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