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意思是说,君子有才能但不使用,而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因为很多事情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非常好时,才能真正成功。
很多时候,即便身怀绝技异才,也不要轻易显露,甚至要把自己的才能藏起来,才能真正把事情办成。曾国藩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的一生做任何事情都相当谨慎和稳慎,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是不会轻易出手的。因为那样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
咸丰三年,曾国藩初建湘军时,他很有野心,根本没想过只是带一些乡兵团勇,只限于保卫乡梓,就想为国为家练出一支强大的劲旅。
所以,初到衡州,他就招募了一万多人。他把自己练勇万人的情况告诉了自己信任的老乡江忠源。这将是自己一招制胜、一雪长沙之辱的本钱。但江忠源并不知道曾国藩“藏器于身”的本意,为了向皇上说明剿灭太平军大有希望,不知深浅地立即向清廷据实上奏,以证明还有比绿营更可靠的军队,结果湘军刚刚练成,船炮未齐,兵马未全,就被皇帝多次下旨,征调出征。
这个时候,正是湘军最脆弱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极有可能全军覆没,所有心血毁灭殆尽,绝不可轻举妄动。曾国藩不得不冒着丢官甚至丢命的危险,三次抗旨,不肯成行。结果江忠源守庐州只等到一千新勇援救,在太平军强攻下兵败自杀。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也因曾国藩未及时救援而战死沙场。
也许从私人情感上来说,曾国藩此举过于绝情,但如果从后面的湘军的发展和剿灭太平军的功绩来说,曾国藩当时抗旨不遵无疑是对的。当时湘勇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以这初初练成之一万多人与当时太平天国的百万雄师相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湘军必然全军覆没。
这不仅于曾国藩不利,于湘军不利,更于朝廷不利,于国家不利。因为如果这支军队也被太平军灭亡的话,那么太平军势必长驱直入,直捣京城,那么国破家亡,也就在所难免。与其最终导致那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倒不如先稳住这支军队,保护这颗火种,待时机成熟,再行出师,打退顽敌。
俗话说,“聪明外露者德浅,词华太盛者福薄”,这件事之后,曾国藩更加谨慎小心,更加深藏不露,从不轻易泄露自己的任何想法和计划,因而让很多人觉得他城府太深,高深莫测,甚至有很多人极不喜欢他的这种性格。
像左宗棠,原本就是个锋芒毕露、爽烈非常的人,所以与曾国藩这般城府深藏的人,总是格格不入。但事实证明,恰恰是曾国藩这种有城府、有机心、稳慎小心、深藏不露、藏器于身的人,更容易成就大事,更容易避开险难,平稳越过所有的险滩和急流。
所谓“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就是要学会审时度势,学会衡量自己的力量,如果时机不对,就要学会藏器,找准时机再出手,才能有最多的胜算。如果自不量力,蛮干妄行,必然会招致厄难,让自己陷入险境,这是一向稳慎的曾国藩所不能允许的。
所以,他做事一向以稳为主,锋芒少而犹豫多,以至于被周腾虎和李鸿章说成“懦缓”。周腾虎说曾国藩“懦缓不及事”。
有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曾国藩病在“懦缓”,即胆子小、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曾国藩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这个毛病,他说“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懦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其实是很多儒士的通病,他们就喜欢办事厚积薄发,后发制人,反对激进,崇尚稳慎。
曾国藩用兵,就以稳慎为重,极力反对“浪战”,也就是轻率作战,不审时度势,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管大小,不知敌我不明情势,见仗就打,就是浪战。唐代杜牧在《罪言》里说:“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这也是他的经验总结。
湖口之役中,曾国藩部轻率冒进,水师轻便战船孤军深入鄱阳湖,与江内大船相分离。石达开命令将湖口牢牢关锁,使湘军水师内外的联系中断,继而用小划船围攻大船,使湘军大败,曾国藩座船被围攻,他身边的几个幕僚被杀,幸好罗泽南来救,才匆忙逃至罗泽南营中避难,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家书、奏章等文案全被缴获。这一战,兵亡将溃,水师尽覆,座船被俘,船没粮失,损失惨重,对曾国藩的触动极大。此战之后,曾国藩尤其反对浪战。
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因为这种“浪战”,根本就没有把握。曾国藩指出:“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而且不管是输是赢,浪战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士卒不仅会因浪战而疲困,而且小战打得太多,拖得兵卒俱疲,影响全军的斗志。与其天天小战,不如坚而守之,蓄积斗志,看准时机出战,才可一战而胜。所以,他要求兵卒养足精力,看准时机,待机而动,才能胜利。
这其实也是一种“藏器”。打仗是个很要小心谨慎的事情,不能马马虎虎,不能随随便便,而是要慎之又慎。必须事先要有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全局考虑,知己知彼,没有把握仗绝不打。只有准备充分后全力进攻,才能一鼓作气,全胜而归。即便是情势不利,也不能随便撤退,而是要努力坚持,才能获得胜利。
一个人的锋芒往往被认为是才干显露在外,有才干固然是好事,是获取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之中,只有显露出才干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但若时时处处都要显露就会伤人。
因此,露才一定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否则只能招致妒忌和打击,最终导致自己做人做事处处遇碍。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曾国藩能够获得成功也正是因为他深谙藏锋之理。
2.困境中须藏锋蓄志,敛芒静守
锋芒本意是指刀或剑的尖端,总是最先被别人发现,也最先触到别人。这很像一个人身上的才华,总是最显眼、最招人眼球,要是展示得好,就能像沙粒中的金子,让人一眼就看到你身上的闪耀;但要是过分展示,那么就极易招来嫉妒、愤恨,引来迫害,因此显示自己的锋芒时应该小心谨慎,有时应该将其收敛在剑鞘里。
特别是在困境之中,藏锋敛芒就更为重要。因为身处困境之时,只有藏锋才能蓄志,敛芒才能静守,才能平安度过危难。如果明知险难重重,无以摆脱,还要锋芒毕露,那很可能把自己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所以,真正聪明的人,更应当藏锋蓄志,敛芒静守,才能自保。
对于那些心有大志、偶入困境的人来说,在困境中藏锋敛芒,不仅是为求自保,更是为了蓄志,为了摆脱困境,为了留住自身,以图再起。比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装疯卖傻,甚至为吴王“尝粪”,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隐藏至深,不露丝毫,才终于有了后来的越国复兴。所以,身处困境,就要学会藏锋敛芒,先求自保,再求奋进。
困境,为人生一种际遇。易经曰:“潜龙勿用。”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身处不利的处境时,就应当藏锋显拙,敛芒隐忍,以待时机。曾国藩比谁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身处困境中的他,非常懂得藏锋蓄志,敛芒自守。
在江西的困顿非常中,曾国藩以父丧为由,逃回家中,在四面楚歌、纠结徘徊的困境之中,在酷热难当的荷叶塘家中,曾国藩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更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了深入的反省。以前的种种经历不断缠绕在他心头,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渐渐地,曾国藩开始想通了,开悟了。
他想到,以前在官场之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除了别人的私心,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脾气过于刚直,态度过于强硬,做事过于认真之故。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一直到出山办团练后,他的这种刚直性格还没有改掉多少。在长沙,他大刀阔斧地成立了“审案局”,一味以刚直办事,凡有罪之人,不论是谁也绝不讲半分情面,甚至不惜越权处事,到处抓人,严刑峻法,抓到就严厉惩处,不仅使普通老百姓大为不满,送他一个“曾剃头”的恶名,也使长沙当地官绅相当不满,以至于处处挤对他、排挤他,处处给他小鞋穿,以至于他最终都没法在长沙待下去,只能愤走衡州。
在江西几年,也是因为过分刚直,不懂得藏锋敛芒,而是锋芒毕露,以至于人缘关系相当艰难,到处都有人使绊子,举步维艰,梦魂皆惊。
当他翻阅旧日信稿,读到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时,这种观念更加清晰。当时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自己理直气壮,但此刻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曾国藩的自称)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仍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信件,寄给自己的上级,巡抚骆秉章,又怎么能怪人家巡抚批评指责、不加帮助呢?
当时骆秉章回信批评他刚愎自用,说他:“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当时听了这话他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何及。”
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又何尝不是如此?时时居高临下,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自己。
经过反复自省,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切的不顺利、一切的困境、一切的险难,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锋芒而起的呀!于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抛开了一切的政务,甚至连湘军的事也不再过问,并且坚守在荷叶塘,哪里都不去,一心一意研究黄老学说,潜心反思自己前半生的对与错、进与退、得与失、刚与直、方与圆,终于大彻大悟!
困守在荷叶塘的这一年多,被曾国藩称为“大悔大悟”之年,大悔大悟之后的结果是大改大变。之后的曾国藩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而是变得圆融、通达,可亲可爱起来。
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确实不同了。再出山后的曾国藩变了,变得大家都几乎不认识了。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圆柔多了,不管对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似以前的咄咄逼人、刚烈直接。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咸丰八年正月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拙直:“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
出山后他不仅大小官吏一一拜到,还专程青衣小帽独自登门拜访曾因他归家守制而大骂他的左宗棠,并谦恭地向左宗棠求字示好。在出征前特地向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语气谦恭。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不管什么样的虚模假式他也照样走一遍,对那些他以前根本看不惯的官场丑行,他也设身处地从别人的角度来理解和体谅他们,一改以前的“直陈”和“痛批”,而以包容和理解为主。总之他开始“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他自己也说自己的人生哲学是“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果然这一套非常有用,再次出山的曾国藩从此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正是这一次的大变,清除了他成就大功路上最大的障碍,从此以后,他的路越来越顺,天下归依和景仰的人越来越多,帮助和支持自然也越来越多,终于,攻下天京,大功告成。
屈是为了伸,藏锋是为了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则会招架引祸端。熟谙伸屈之道,懂得藏锋蓄志,是曾国藩在官场上所历练出来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跳出困境的秘诀之一。
3.发愤努力是度过困境的不二之选
曾国藩一生经历的困厄实在不少,但他从来没有被困厄打倒过。虽然起起伏伏,有荣有辱,也曾扶摇直上九霄,也曾失足一落千丈,甚至徘徊在生死的边缘,然而他却从来没有一蹶不振过,也很少耀武扬威过。这不仅因为曾国藩这个人一生稳慎,不喜张扬,更因为他坚忍有恒、懂得自强。
不管多么荣耀之时,他都有一种警惕之心,“盛时常作衰时想”,提醒自己不可自傲自狂,而是谦虚谨慎;不管身处怎样的困境,他都会咬牙坚持,徐图自强。因而他习惯了在自己人生的高潮时自警自励,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发愤努力,填平谷底。
所以,虽然他的一生与大多数人一样起起落落,却绝少大起大落,在人生的险滩急流和波峰浪谷中,曾国藩享受了难得的平稳。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每当他身处困境时,他不是消沉,不是绝望,而是发愤,是努力,是自强自励,超越过去,超越自己。
1854年,曾国藩遭遇靖港大败之后,忍辱回到长沙,不意却受到长沙众多官员的参劾。虽说当时他也曾悲观到了极点,甚至密令弟弟曾国葆买来棺材,准备自杀以谢丧师败北之罪。但塔齐布的湘潭大捷迅速扭转了湘军的不利局面,使得咸丰皇帝对湘军刮目相看,救了曾国藩一命。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困守长沙,但曾国藩不再消沉,而是总结了战败的经验,开始了湘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整顿,以图再起。长沙整军,他将在战斗中溃散的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不勇敢、不拼命的也一律遣散,仅留下敢战、勇猛之士,连他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裁撤之列。然后重新添募新勇、扎实操练,又修补战船,补充给养,经过一系列的休整、补充后的湘军,战斗力大大提高,蔚然有了一支劲旅的模样。
不久之后,湘军重新发动攻势,经岳州城陵矶和武昌两次大战,给太平军水师以毁灭性打击并夺得上游重镇武汉,使咸丰帝高兴异常,把剿灭太平军的希望放在了湘军身上。接着湘军继续向下游进攻。田家镇一战,再次取得大捷,湘军再给太平军水师以重创,使其基本瓦解。湘军陆师乘胜连陷湖北广济、黄梅,兵临江西九江城下。从此全面奠定了湘军作为太平军克星的重要地位。
他的这种越是困境之中越是砥砺自强、发愤努力的倔强性格,不仅表现在他自己的人生境遇中,更表现在他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处理上。
毋庸讳言,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国家和民族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之时。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政府第一次受到自己版图以外的强烈冲击,天朝上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岛夷”英国。接着就划分通商口岸,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所有的耻辱一下子全降在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清王朝头上。
政治腐败,内外交逼之下,民不聊生,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的起义风起云涌,使大清国这艘旧船飘摇不定。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更把它推到了覆亡边缘……这是清王朝所面临的空前困局。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作为一个心怀“澄清海内之志”、忧国忧民的国家栋梁,曾国藩自然而然把他自己这套自立、自强的应对困境的方法和经验施展出来,应对国家和民族的危难。
1840年,外国列强靠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有识之士洞开了一扇强兵富国的大门。曾国藩作为当时最具远见卓识的人物很早就看到了先进的技术和武器的重要性。
其实湘军的对手太平军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咸丰三年,太平军就已经与洋人联系,购置了大量新式武器。特别是年轻的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都以务实的态度与洋人加强交往。忠王李秀成手下有近百个洋人,其中最着名的是后来写成《太天国亲历记》的呤唎,他专门从事为太平军采购武器的事务,后来还以一艘非常先进、火力很强的战舰“飞去归来号”为核心组建了太平军舰队,对湘军水师构成了很大威胁。
这让曾国藩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先进的战舰对海军来说必不可少,也是能否战胜太平军的关键。除了向洋人购买先进的武器之外,曾国藩还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人才,筹划自己生产先进的武器。
在咸丰十一年秋,湘军攻下安庆。三个月后,同治元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
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轮船上面。当安庆军械所刚一创办,他就任命幕客徐寿、华蘅芳试造轮船。当徐、华终造出一艘还不怎么完整的轮船“黄鹄号”时,曾国藩欣喜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主,彼不能傲我有所不知矣!”
后来,他又大胆任命留美博士容闳负责购买机器,设立上海机器局。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等人加入了兴办洋务的行列,洋务运动开始了。虽然它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内忧外患的危局,但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之旅。
所以容闳后来说:“自器归国以来,中国国家已筹备千百万现金,专储此厂,鸠工制造,冀其为好望角以东之第一良好机器厂。故此厂实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文正之高识远见。世无文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
除了制造局,曾国藩还设立了翻译局、同文馆、科技局,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以使积弱积贫的中国能迅速振兴。曾国藩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浩机械船炮的外文书。
同时,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他力倡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后来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很多风云人物都是留学归来的精英。
可以说,如果没有留学制度,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还会延迟许多年,而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无疑将会越来越大,中国的自强自立还会多走许多的弯路。可见,曾国藩这种越是在困境之中越是要砥砺自强、发愤努力的精神,不仅仅是个人对待困境最应该怀抱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出困境的法宝。
4.忍小图大,困境中要学会静心等待
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旦身处困境,总是难免会沮丧、消沉、悲观、绝望甚至情绪失控,走向极端,这其实是不值得的。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困境只是暂时的,每一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遭遇无穷的困境,如果一遇小挫,一遭困境,即万念俱灰,一蹶不振,那么又怎么会有将来呢?这其实也是曾国藩经历过数次挫折之后,悟出的道理。
当年在长沙办团练,“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办审案局,也把长沙乡绅官僚尽数得罪,与绿营兵更是水火难容,曾国藩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如果当时一味强硬对抗,估计只能是曾国藩的团练还未成形就要夭折,曾国藩希望打造劲旅、澄清海内的志向也会落空。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那么为什么不能忍这一时之气,发愤努力,静心等待,等大军练成,再图志向呢?于是曾国藩“打落牙和血吞”,移师衡阳,再练新军。这一忍,不是退一步天地宽了吗?
小不忍则乱大谋,曾国藩深知其理。特别是身处困境之时,静心忍性更是跳出困境的要诀之一。
祈门之困,对曾国藩来说,也几乎是绝境。但曾国藩也以超凡的毅力和定力,忍小图大,一直坚挺不退,三次遭逢绝境,却最终三次绝处逢生。
1860年6月,曾国藩和胡林翼打算攻下安徽,定下计谋包围了安庆。为便于指挥,曾国藩将大营移至皖南祁门。祈门实际上并不适合驻军,易攻难守,很多人劝曾国藩移师东流,更便于防守,更安全。但曾国藩已经上奏朝廷,如果此时移驻他处,不仅会有一个欺君罔上的罪名,还可能涣散军心,扰乱战局,切不可因小失大,为自己的安危着想而不顾大局。所以,权衡之后,曾国藩决定还是坚守祈门。
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带两万人“突由羊栈岭窜入,图解休宁之围,断鲍、张两军粮路”,羊栈岭距曾国藩祁门大营仅六十余里,祁门防守兵力单薄,曾国藩大营内仅有三千余人,而太平军却是人多势众。当时,曾国藩料定难以活命,连遗嘱都写好了,向弟弟曾国荃和曾国葆妥善安排了后事。但是李秀成的大军被湘军悍将鲍超、张运兰击败,被迫退出羊栈岭,使曾国藩绝处逢生。但仅仅半个月后,危机再次降临。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门地区发动进攻,曾国藩的大营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绝境之中。他在家书中说:“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可见当时情况已十分危急。后来,曾国藩急调悍将鲍超救援,击败了太平军,恢复了粮道,暂时度过了危机。但祈门之困远未全解。
1861年3月起,太平军连续对祁门大营发起进攻,多次击败湘军的抵抗,进至离祁门仅仅二十余里的地方,这次曾国藩处境更加危险,他连自杀的宝剑都准备好了,甚至做好了一切准备,单等太平军攻入大营即以身殉国,绝不做俘虏。但是,上天似乎特别眷顾那些能忍能挺、坚持到底的人。恰在此时,湘军另一首领左宗棠于江西景德镇一带大败太平军,并包抄祁门太平军的后路,迫使其撤围而去,曾国藩再一次化险为夷。
然后,曾国藩从容地移师东流,既使帅府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又上奏了朝廷,更重要的是稳住了军心,奠定了打败太平军的良好基础。
很多困境,其实只要我们坚持,就能熬过难关,度过险难,安然脱困。所以,面对困境,只要有耐心,有忍劲,有恒心,有毅力,不畏惧,不退缩,坚持到底,就能最后把胜利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曾国藩主持的所有战事中,其中最难以坚持的战事发生在天京城下。当时的曾国藩已经与太平军交战近十年,他已经占领了安庆,把安庆以西几乎所有的太平天国士兵全部挡了出去,只剩下孤城天京里的太平天国。
为了全歼天京城里的太平军,一举拿下天京,曾国藩设计了一个“五路合围”的战术,就是把湘军分成五路,共同围城。但是弟弟曾国荃急功冒进,不等另外四路大军准备好就孤军深入,一下子冲到天京城墙边的雨花台下,直接与太平军对峙。
四路大军一看曾国荃的大军先上去了,头功肯定是他的,因而都不再配合。曾国藩这次是真的着急了。因为仅凭曾国荃的吉字营,根本不可能围住天京,而且曾国荃过度深入,已经与其他湘军无法接应,一不小心,就极有可能被城内的太平军歼灭,这不仅会使自己失去兄弟,失去羽翼,更致命的是会让合围天京的计划落空,甚至导致剿灭太平军的谋划也毁于一旦。
整整半个月的时间里,身在安庆的曾国藩都几乎彻夜难眠。到处求人支持曾国荃,可却根本调不动。他实在对弟弟不放心,迫不得已,他沿着安庆顺江而下到天京去考察。当他发现曾国荃安营扎寨比较结实,壕深垒固,军容整齐,士兵斗志旺盛时,才稍微放心。
然而,被包围的天京城池太坚固,始终无法攻下,这么一围就是半年,其间,不仅多次交战,吉字营还遭逢瘟疫,损兵折将无数,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病死于瘟疫中。但是,不管多么艰难,多么危险,他始终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包围住天京城。最终,天京城破,天下第一大功理所当然地被他们兄弟夺得。
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逆境,所谓不如意事十八九,可对人言无二三。悲观绝望,自暴自弃,只会让自己无力跳出困境,这只证明你承认自己无能,表明自己意志薄弱、缺乏勇气,也是自甘沉沦、自我毁灭的开始。用悲观自卑来对待挫折,实际上是帮助挫折打击自己,是在既成的失败中,又为自己制造新的失败;在既有的痛苦中,再为自己增加新的痛苦。
所以,在困境中,不要屈服、不要后退、不要动摇,在困境中静心等待,在等待中坚持,在坚持中守候,终会等到云开日出,等到胜利在望!
5.不得已时,装装糊涂也无妨
乾隆时期的大文豪郑板桥说过:“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这是郑板桥书写“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后加写的小字说明。“难得糊涂”这四个字也被无数成大事者引为圭臬,甚至当作座右铭谨奉恭行,只因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恰恰是人生圆融的诀窍。
世间聪明人多如牛毛,但是真正懂得收敛自己的聪明、运用自己的聪明、当聪明时聪明、不当聪明时就不聪明的人,却寥寥无几。因而天下聪明人多矣,成功者却屈指可数,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由聪明而转入糊涂太难。可见真正懂得由聪明而转入糊涂的人,才是真正能成大事者。
曾国藩不论是学问、道德、文章、为人、处世、做官,都趋于化境,还说自己“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长处”。又说:“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坦承自己天赋不高,并不聪明,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藏锋蓄志的表现,一种装糊涂的方法。
道光年间,与曾国藩十分要好的陈源衮,性情和曾国藩差不多,对于很多看不顺眼的事情,都想给予纠正,为此得罪了很多人。曾国藩曾写信告诉他,看事情太明白,太苛刻,不是一件好事。要学会装糊涂,才能保全自身。他很欣赏李续宜的深藏不露,教育弟弟也要学会:“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强调说:“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
其实,曾国藩的这一番话,是从自身的经历领悟得来的。当时,曾国藩饱受皇上的猜忌,因为他每每做事,都喜欢较真,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就上奏皇上,希望皇上能够纠正。
可是问题没能解决,反而得罪了很多人。甚至办团练以后,刚直脾气不改,照样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不给面子,让他周围的人都生气不已,以至于小鞋不断,绊子重重,让他事事不顺,举步维艰,在江西时更是困厄重重,几乎不振。后来曾国藩深刻地反省了自己,觉得是自己太过认真,导致遭到官员们的排挤。所以在以后做事时,他学会了装糊涂,对很多事情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咸丰五年,胡林翼在帐内宴请刚从江西来湖北的湘军将领罗泽南、刘蓉。落座之后,胡林翼举杯敬酒,说道:“罗山(罗泽南)先生、刘蓉先生都是林翼的师长,弟子在这里执酒奉师,今后还望夫子多多教诲林翼。”说完,一饮而尽。
论年龄、官职、学问及地位,胡林翼都明显高于这二人,他这样自降身价,只是为了笼络罗泽南和刘蓉,因为罗泽南手中有兵勇。不仅如此,对罗泽南的得意弟子李续宾、李继宜兄弟俩,胡林翼也是千方百计笼络,甚至可以说是用尽心机、处心积虑:胡林翼知道李氏兄弟家境并不富裕,但都很孝顺,于是将两人在家无人照顾的老母接到自己署中,奉养在侧,礼敬有加。
这种不太合情理的礼遇,让李氏兄弟非常怀疑胡林翼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讨好他们的。但曾国藩肯定地回答他们说:“胡林翼对别人或许是权术,对你们兄弟俩,那绝对是真心真意,真情相对。”其实对胡林翼此举的目的,曾国藩洞若观火,但他看破了却不会点破,而是装糊涂,极力为胡林翼掩饰。这对于一贯奉行“拙诚”的曾国藩而言,是很不容易的。只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装装糊涂是相当重要的。不然,胡林翼此举只会惹得李家兄弟的反感,只会影响胡林翼和湘军的将领的关系。
结果,曾国藩的“装糊涂”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胡林翼得到了罗泽南、刘蓉和李续宾兄弟的认同,与湘军几位大将融为一体,为日后湘军的发展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其实曾国藩是很善于藏的。很多时候都会隐藏自己的内心,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曾国藩城府深,高深莫测。实际上这与他的谨慎小心和善于隐藏密不可分。特别是在困境中,曾国藩更善于藏,善于隐,善于装糊涂,从而让自己避开危险,摆脱困境。
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和他的吉字营抢得最多,但为了安抚这些出生入死几十年的湘军兄弟,曾国藩也装了一次糊涂。因为他知道,这些湘军士兵,提着脑袋与太平军死战十几年,就是为了打胜后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但胜利之后朝廷能给多少赏赐?特别是对于那些前线的小兵小卒,流血拼命是他们的事,而论功行赏却很少有他们的份儿。这时候他们抢点就抢点吧,也算是对他们十几年出生入死的补偿。要是真的什么都得不到,说不定又会来一次“哗变”,又一次危机。还不如装装糊涂算了。
特别是在大功告成后,曾国藩功高震主却又无力改变,让曾国藩进退不能、困心不已的那段时间内,曾国藩更是把糊涂装到底,才最终脱离了困境。
剿灭太平天国后,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伯爵,世袭罔替,赐双眼花翎,他的湘军弟兄们也各有所得。然而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这一切只是表面上的荣耀,他们暗地里所面临的是无数汹涌的“旋涡”。这些“旋涡”有的来自清廷内部的满汉矛盾,朝廷担心他功高震主,图谋不轨;有的来自湘军集团内部,不少兄弟可以共患难,但是难以享荣华,为名利而争夺不休。表面上荣宠之极,实际上却是危险万端。
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危险正在向他步步进逼。虽然表面上清王朝和曾国藩都还是一团和气,朝廷该奖励的奖励,该给的都给,实际上却是暗流汹涌、危险重重。这其实也令曾国藩很是灰心,原以为大功过后必然大荣,却不想十几年孜孜以求的剿灭太平军真的实现的时候,却是大祸将至的险境!因为他拥有一支只属于自己的庞大军队,这对于朝廷来说,无疑是不亚于太平天国起义的一个巨大威胁。这一点,曾国藩自然也明白不过。所谓“看破不能说破”,曾国藩只能装糊涂,一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对朝廷的举动佯作不知,一味装糊涂,只是暗地里开始了开脱自己、摆脱危险的动作。
曾国藩先是于当年就恢复了科举考试,大举选拔江南人才,随后在南京建立旗兵营房,并请北京的旗兵来驻防,然后让攻下天京功劳最大的弟弟曾国荃开缺回籍,最后就是众所周知的裁撤湘军四万人,自剪羽翼。做完这些,他才终于吐出一口气,才感觉到压在头上的重重危机慢慢消散,他知道自己终于摆脱了重蹈历史上上演了无数遍的“狡兔死,走狗烹”的覆辙的危险。
可见,有时候装糊涂也是很有效的,特别是对于身处困境中的人而言。聪明容易,难得糊涂,真正懂得糊涂妙处的人,善于把聪明变成糊涂的人,越是在困境中越会转圜,越会变通,越会装糊涂,也就没有什么样的困境能困得住他了。
6.困境中要学会借用别人的力量
一个人要想成功,除了具备良好的品德、成就大事业的能力,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特别是在困境中,有时候只需别人轻轻一拉,就极有可能改变局势,脱离困境,乘势腾云。
曾国藩当年考试并不顺利,先后两次赴京都铩羽而归。第三次赴京会试,终于榜上有名,却不过是第三十八名,殿试考试才得三甲第四十二名。根据惯例,他这种成绩只能分发到各部任主事,或到各地去任县令,这对一心想进翰林院的曾国藩而言,和没有考中几乎没什么差别。心灰意冷,连朝考也无心参加,打算收拾行李回家,期待来年再考。
“咱们走吧,回老家!明年再考吧。”曾国藩边收拾行囊边对一同来考试的同乡说。同乡对曾国藩这么快就放弃很吃惊。因为“朝考”还没考,怎么能就走呢?如果这次考试十分出色的话,仍有进翰林的机会呀。
曾国藩知道,朝考的机会比会试的机会更加渺茫,自己的成绩不过是三甲,绝对进不了翰林,而且自己不过一农家子弟,一无靠山,二无钱财,除了期待来年考好一些,还能怎么样?但同乡认为,求求人或许还是可以的。但求谁呢?曾国藩想到了同乡劳崇光,他在京做御史,而且对曾国藩极为赏识,或许求求他还会有希望?
劳御史早就看出曾国藩考得一般,但其气度、学识和秉性,绝非池中之物,不如趁现在他困顿之际拉一把,做个人情。于是给他出了个妙招:行卷!
所谓“行卷”,原是从唐代就有的古风。应试举人为增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名次,将自己平日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有地位者,以求推荐,此后形成风尚,即称为“行卷”。劳御史让曾国藩把自己写得好的诗文抄下来,散发给朝中显贵,以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一个好印象,让他们推荐一下。
曾国藩茅塞顿开,朝考一结束,曾国藩顾不得吃饭,就火速把自己场中的诗文请人誊抄十份,经劳崇光帮助转送到那些爱才惜才又位高权重者手上。当然,阅卷的主考官自然是少不了的。果然,湖南士子曾子城(曾国藩当时的名字)的文章出色竟然在京城流传开来。
军机大臣兼朝考的主考官穆彰阿十分赞同曾国藩的文章的观点,曾国藩的诗文句句讲到了这位军机大臣的心坎里。穆彰阿利用几十年的“衡文大权”——也就是选官大权为自己网罗了很多才气非常的“门生”。所谓“门生”,并非他真正教过的学生,不过是由阅卷、主考官手下产生的进士等功名者,都视考官为终生不改的“恩师”,自己是考官永久的门生。但这种关系比真正师生更亲密。穆彰阿正需要青年才俊到自己的门下来,曾国藩无疑是他最赏识也最可靠的人选,他当即给曾国藩一个第三名。名单呈给道光皇帝时,穆彰阿又特地将曾国藩大为赞赏一番,道光皇帝一边听穆彰阿吹捧,一边粗看了一下曾国藩的文章,颇觉有意思,就用朱笔画成了第二名。
就这样,曾国藩的成绩就由殿试的三甲第四十二名,一跃而成为朝考一等第二名,进入翰林理所当然了。
要不是善于利用人际关系,借用劳崇光和穆彰阿的力量,一无钱财、二无背景的农家小子曾子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四十二名一跃而成为第二名,顺利进入翰林。所以,曾国藩在走投无路的困境内下想到的这一招还是非常管用的。
不仅如此,穆彰阿还对曾国藩在觐见皇帝、升官晋爵的关键之处直接指点扶植。有一次,皇帝要召见曾国藩,但是,却让他在一个偏殿内等了半天,又说第二天召见。曾国藩大惑不解,就去求教穆彰阿。久居宦海的穆彰阿马上知道了皇帝的意思,原来是想考查一下这个年轻的翰林公的观察和记忆能力嘛。于是穆彰阿以四百两银子贿赂偏殿的公公,让他把当时殿内所挂的那些“历朝圣训”全部抄下来,让曾国藩一条一条背熟了。果然第二天皇帝一见曾国藩就问昨天在偏殿里都看到了什么。曾国藩当然是如数家珍,一条条答来,全不费力气。这让皇帝大为惊讶——原来此人真的不简单哩。从此对他高看一眼,曾国藩的官运也就一路顺畅了。
可见,困境之中确实有必要学会借用别人的力量。民间有语云“一根筷子易折,十根筷子难断”,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众人合力则力大无穷。善于利用别人的力量,当然更容易脱离困境。
所以,曾国藩后来创建湘军,对抗太平军,就特别注意网罗人才,注意借用大家的力量,像早期借用罗泽南、江忠源的力量为湘军壮大声威,借用塔齐布的力量树立湘军的品牌,借用胡林翼的力量,使湘军迅速扩大,终于使湘军走出了最初的困境,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要想使自己从困境中走出,办法多种多样,不过是要针对自己所处的是什么样的困境,自己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利用而所用的办法不同而已。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困境,我们都不能失去信心,不能悲观绝望,而应当自励自强,想方设法让自己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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